当时，我已经不再有我在利亚平夜店体验过的那种怜恤别人而讨厌自己的感觉了。我一心一意要实现我所发起的事业，即为我在这里遇见的那些人做好事。真怪！行善，给穷人金钱，似乎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应能引起对人的仁爱之心，然而结果却相反，这件事在我心中激起了对人的反感和谴责。就在第一次走访的晚上，发生了一幕与利亚平夜店完全相同的场面，但这个场面并没有对我产生像在利亚平夜店一样的影响，却激起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感觉。
这事是从我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应该立即予以帮助的那种不幸的人开头的。我发现了一个两天未吃东西的饥饿的妇女。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套非常大的几乎是空荡荡的寄宿客房里，我向一个老太婆打听这里有没有穷得没饭吃的人。老太婆想了想，对我说了两个，然后好像又记起了什么似的。
“嗯，这里像是就躺着一个。”她一面说一面向一张躺着人的床铺张望。“就是这个女人，我说，她真的没吃的了。”
“真的？她是什么人？”
“本来是卖淫的，现在没人要了，就没地方挣钱啦。房东一向都可怜她，现在要撵她走……阿加菲娅，阿加菲娅！”老太婆喊道。
我们走上前去。床上好像有个人欠起了身。这是个头发斑白而蓬乱、瘦得像具骷髅似的女人。她穿着一件肮脏而破烂的衬衫，两只眼睛亮得特别，却又凝固不动。她呆呆地失神地看着我们，用一只削瘦的手拉过身后的短上衣，以便遮掩从破烂的脏衬衣中露出的瘦骨棱棱的胸脯。她像狗一样吠了起来：
“什么事？什么事？”
我问她生活得怎么样。她过好久还没听懂，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要撵我走。”
我问她——这些话写来实在惭愧——我问她，她是不是真的没吃的了。她仍然不朝我看，依旧用那种狂躁的口气很快地说：
“昨天没吃，今天也没吃。”
这个女人的神情打动了我，但完全不是像利亚平夜店的情况那样。在那里，我由于怜恤这些人而立即为自己感到害臊。在这里，我却为终于找到了我所寻找的人——饥饿的人——而感到高兴。
我给了她一个卢布，并且记得我很高兴有别人看见我这样做。老太婆看见之后也向我要钱。给钱对我来说是那么愉快，以至于我对需不需要给钱已不加分辨，也拿钱给了老太婆。老太婆带我走出门外，结果站在走廊里的一些人也听见了她谢我的话。大概是我打听穷人的那些问题勾起了人们的期待，因此又有几个人紧跟着他们走来。还在走廊里他们就开始向我要钱了。在要钱的人里有几个显然是酒鬼，他们在我心中引起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但我既然给了老太婆，也就没有权利拒绝这些人，因此我又开始给钱。在我给钱的时候，又继续不断地走来一些人。所有的房间都发生了骚动。楼梯的回廊里涌出了许多人来跟着我走。当我走到院子里的时候，从一道楼梯上飞快地奔下一个男孩，边奔边推着别人。他没有看见我，很快地说了一句：“给了阿加什卡一卢布。”这男孩下楼以后也加入了跟在我身后的人群。我走到街上，各种各样的人都跟在后面向我要钱了。我分光了零钱，走进一家开着门的小铺，请一个商人替我兑开十个卢布。这一来，情况就变得和在利亚平夜店一样了。立即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混乱。许多老太婆、贵族、农民、孩子都挤在门口伸出手来。我把钱给了他们，问了几个人的生活情况并且记在本子上。那商人把皮大衣的毛领子竖起来，像个木头人似的坐着，不时朝那群人瞥上一眼，然后又将目光转向一旁。
在利亚平夜店，人们的赤贫和屈辱曾使我胆战心惊，我曾觉得自己对此有罪，觉得有愿望也有可能变得好一些。可是现在，这一模一样的场面却对我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我所体验到的首先是对这些包围者中间的许多人的反感，其次是为那些小店主人和管门人对我的看法感到不安。
那天回到家后，我的心情十分恶劣。我觉得我的所作所为很愚蠢。然而正像内心混乱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我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自己发起的这件事，仿佛丝毫不怀疑它会成功。
第二天我又独自去看了被登记入册的一些在我看来最为可怜和在我看来最容易帮助的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没有帮成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要帮助他们原来比我想象的困难得多。不知是因为我不善于帮助还是无法帮助，我仅仅把这些人挑逗了一番，实际上却一个人也没帮成。在最后一次走访之前，我还到勒然诺夫公馆去过好几次，但每一次都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讨钱的人群把我团团围住，而我在人堆里完全慌了手脚。我觉得任何事都不可能办成，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多了，于是我又为他们竟有如此之多而对他们产生了反感。非但如此，连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令我反感。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对我撒谎或者没有说出全部真情，而只是把我看做一个可以从中捞钱的钱包。我常常觉得，他们从我手里诈去的那些金钱不会使他们的处境得到改善，而只会恶化。我到这个地方去的次数越多，和那里的人打的交道越多，就越是清楚地看到任何事都不可能办成，可我还是不放弃自己的做法，直到人口调查的最后一次夜巡为止。
我特别耻于回忆这最后一次走访。平常我总是一个人来去，可是这次我们一起去了二十个人，所有想参加这最后一次夜巡的人都在七点钟到我家来集合。他们差不多全都是陌生人：一些大学生、一个军官，还有两个是我在上流社会的熟人。他们习惯地说着“C’est très intéressant！”[10]请我收下他们做统计员。
我这两个上流社会的熟人做了特殊的打扮，他们都穿起短猎装和高统旅行靴，一身旅行和打猎的穿戴，在他们看来，穿着这身行装才适合到夜店游览。他们随身带着特殊的笔记本和不同一般的铅笔。他们处在一种特别兴奋的状态，就像人们准备去打猎，去决斗或者奔赴战场时一样。我们的地位是何等愚蠢和虚伪从他们身上看得更加清楚，但我们其余的人也都处在同样虚伪的地位上。出发之前我们还做了一番协商，就好像是开军事会议一样，讨论了怎样开头，怎样分工等等。这番协商同种种议会、理事会和委员会中的情况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每个人说话都不是因为他有事需要说明或了解，而是因为每个人都硬想出一些要说的事情以免落在别人后头。但是在发言里谁都没有提到我对大家说了那么多遍的周济穷人的事。无论我多么羞于启口，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再次提醒他们别忘了这事，也就是说，要在巡视时留心和登记我们这次走访时将会发现的所有那些处在贫困状态的人。我从来都不好意思说起这事，但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在我们兴奋地准备远征的时候，我还是好不容易才把这话说出了口。我觉得大家都是愁眉苦脸地把我的话听完的，他们嘴上却又都表示同意，不过显然全都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马上又都谈起了别的事来。他们一直这样谈着，直到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们才动身。
我们来到那个黑洞洞的饭馆，唤来几个伙计，就各自打开手上的纸夹。当我们得知人们已听到巡视的消息正纷纷走出自己的居室时，我们就请老板把大门锁上，我们自己也到院子里去劝说那些纷纷避走的人，使他们相信谁都不会向他们要身份证看。我现在还记得那些受惊的宿夜人给予我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他们褴褛不堪，衣不蔽体，在漆黑的院子里让灯笼一照，一个个都显得身材高大。他们十分恐慌，由于恐慌又显得十分可怕，站在那里聚作一堆，听着我们的劝说却又不相信我们，就像是被追捕的野兽，准备做出任何举动，但求逃脱我们的毒手。无论在城里还是在乡下，无论在大路上还是在小巷里，无论在饭馆还是在夜店，已经有过各式各样的老爷——警官、侦探、法官——把他们追捕了一辈子。可是现在，突然之间又来了这么些老爷，还锁上了大门，说是只为统计他们的人数，他们实在难以相信，就像兔子难以相信猎狗不是跑来捕捉它们，而是来给它们计数一样。可是大门已经锁上，惊慌的宿夜人还是回了屋，我们也就分组干开了。和我在一组的是那两个上等人和两个大学生。穿着大衣和白裤子的万尼亚打着灯笼在我们前头的黑暗里开路，我们跟在他的背后。我们走进了我很熟悉的几套房间。室内的布置我很熟悉，有几个人我也见过，但大多数人是陌生的，景象也是陌生的和可怕的，比我在利亚平夜店见过的景象更可怕。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人，所有的床铺都有人占了，经常不是躺着一个人，而是两个人。这景象可怕在人们竟如此密集，可怕在女人和男人混杂在一起。有的女人明明没有醉得不省人事，却和男人睡在一起。有许多女人还带着孩子，居然就和别的男人一起躺在窄窄的床上。这景象还可怕在这些人竟是如此贫穷、肮脏、褴褛、惊惶，而最主要的是，落到这般地步的人数目竟如此之多。一套居室如此，另一套同样如此，第三套，第十套，第二十套，没有止境。到处都是一样的臭，一样的闷，挤，一样的两性混杂，一样的烂醉如泥的男男女女，一样的惊恐、顺从和负罪的神情流露在所有人的脸上。于是我又像在利亚平夜店那样觉得羞愧和痛苦，我懂得了我所发起的这件事是可憎的，愚蠢的，因此也是不可能办成的。我没有登记一个人，也没有询问一个人，我知道这样做不会有任何结果。
我觉得非常痛苦。在利亚平夜店我像是一个偶然看见了另一个人身上的可怕溃疡的人。他可怜这另一个人，他为以前不曾可怜过那人而感到羞愧，但他还能抱有帮助病人的希望。可是现在，我却好像一个医生带着自己的药来看病人，既揭开了病人的溃疡，触痛了它，又不得不向自己承认，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他的药对病人不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