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只有分工，只有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摆脱生产自己食物的必要性才有可能取得我们在现代看到的那种非同等闲的科学成就，——人们对此会这么说。——如果大家都要耕地，那就不会有现代所达到的那些巨大成绩，不会有那些扩大人对大自然的控制权的惊人成就，也不会有使人类智慧为之惊奇、使航海业得以巩固的那些天文学的发现，也就不会有轮船、铁路、令人惊叹的桥梁、隧道、蒸汽机、电报、摄影术、电话、缝纫机、录音机、电灯、天体望远镜、分光镜、显微镜、三氯甲烷、利斯特[7]的绷带、石炭酸。”
我不想逐一列举现代如此引以自豪的一切事物。这样的列举成就和面对自己和自己功绩的自我陶醉几乎在每一份报纸和每一本通俗小册子上都能看到。这种自我陶醉是如此层见叠出，我们的自我欣赏又是如此的不知餍足，以至我们真的相信科学和艺术从来没有作出过现代这样的成就。我们所有这些惊人的成就都应归功于分工。因此又怎能不肯定这种分工呢？
姑且假设当代取得的成就确实卓荦不凡而令人惊奇，姑且假设我们是特殊的幸运儿，生活在如此不寻常的时代。可是，我们不妨不立足于我们的自我满足，而基于这些成就所维护的分工这一原则本身来评价这些成就。这一切成就十分出色，但特别不幸的是（这一点科学界人士也承认），迄今为止，这些成就不是使大多数人、即工人的境况有所改善，而是使其恶化。如果说工人可以不再步行而乘坐火车，那么火车却烧光了他的森林，从他眼前运走粮食，使他陷于近乎资本家的奴隶的地位。如果说，多亏蒸汽机和机器，工人能廉价买到不耐用的印花布，那么这些蒸汽机和机器却使得他不能在家里干活挣钱，从而陷入完完全全的工厂主奴隶的地位。如果说有并不禁止他使用的电报（从他的收入来说他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正因为有了电报，他的任何产品看涨的时候，在他知道这种货有销路之前，资本家就以贱价从他眼前把它收购走了。如果说有电话、天文望远镜、诗歌、小说、戏剧、芭蕾舞、交响乐、歌剧、画廊等等，那么，工人的生活却并没有因此有所改善，因为由于同样的不幸，这一切他都不能享用。所以，总的说来，迄今为止，这一切非同等闲的发明和艺术作品，即使没有使工人的生活恶化，也决不会使其改善。这一点科学界人士也是同意的。因此，对于科学和艺术所达到的成就的实际情况问题，如果我们不是以自我陶醉，而是用分工所借以为自己辩护的、是否有益于劳动人民那种尺度来衡量，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还没有可靠的理由可以那么乐意地沉溺于自我满足[……]
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只有当他们立志为人民服务，像他们现在立志为政府和资本家服务那样，才能说他们的活动是有益于人民的。也只有当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以人民的需要为宗旨的时候，我们才能这么说，但现在科学界和艺术界还不存在这样的人。[……]
我们把无数人造就成伟大作家，并对这些作家作鞭辟入里的分析，写出堆积如山的评论，以及评论的评论，还有评论评论的评论；我们筹建了不少画廊，细致入微地研究不同的艺术流派；我们有听不胜听的交响乐和歌剧。然而，对于民间的壮士歌、传奇、童话、歌谣，我们给增添了些什么呢？对于人民我们创作些什么图画、什么音乐呢？在尼古拉大街[8]上有人为人民印制书籍和图画，在图拉有人为人民制造手风琴，可是，无论哪一桩事业，我们都没有参与。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错误倾向最惊人最明显地表现于就其任务本身来说似乎应该有益于人民的那些领域，这些领域由于错误的倾向却是弊大于利。技师、医生、教师、艺术家、作家就自己的使命来说似乎应该为人民服务，但情况又怎样呢？由于现在的倾向，除了害处他们不能给人民带来什么。[……]
不过，这种错误倾向在任何方面也没有像在艺术活动上看得如此清楚，因为这种活动就其意义本身而言是应该为人民享用的。科学还可以有自己的不太高明的借口，说科学研究是为了科学，当科学为学者们深入研究之后，它也会为人民享用；而艺术，如果它真是艺术，就该为一切人享用，尤其应该让为他们而创作的那些人享用。而我们的艺术的状况惊人地揭露了艺术活动家们，表明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善于、又不可能有益于人民。
画家为了绘制自己的伟大作品一定得有那么大的画室，它至少容纳得下四十个细木工或鞋匠的劳动组合做工，而这些工匠目前在贫民窟里正冻得发僵、闷得要死；不仅如此，画家还需要模特儿，服装和游览。艺术研究院为了奖励艺术，耗资数百万元，都从人民那里聚敛而来，而这种艺术作品却被悬挂在大展览馆，既不为人民理解，又不为人民需要。音乐家为了表达自己的伟大思想，就一定得集合打白领带或穿礼服的二百来人，耗资数十万以演出歌剧。而这种艺术作品，即使人民在某个时候有可能享用，那么除了莫名其妙和索然乏味之外，再也不会在他们心中引起别的感情。作家、文人似乎不需要布景和道具、画室和模特儿、乐队和演员；可就是作家和文人，且不说需要居住舒适和种种生活享受，为了制作自己的伟大作品，也需要旅行、宫殿、书斋，需要欣赏艺术、上剧院、去音乐厅和温泉等等。如果他自己不会攒钱，还要给他津贴，让他更好地写作。而这些作品，虽则我们如此珍视，对人民说来仍然只是废物，对他们毫无用处。
假如像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所希望的那样，诸如此类的精神食粮供应者出现得更多，于是不得不在每个乡村里建筑画室，设立乐队，并以艺术界人士认为自己所必需的条件来供养这些作家，那就会怎么样呢？我认为，劳动者将会发誓，只要能不供养所有这些寄生虫，宁愿永远不看图画，不听交响乐，不读诗歌和小说。
为什么艺术界人士似乎不能为人民服务呢？须知在每个农舍里都有神像和图画，每个农民和村妇都唱歌，许多人有手风琴，人人都讲故事，念诗，许许多多人会读书。为什么像钥匙和锁那样互相依存的两样东西却如此分离开来，甚至没有结合的可能呢？假如您对画家说，要他离开画室、模特儿、服装而去画只值五戈比的小画片，他会说，这等于抛弃他所理解的艺术。假如您对音乐家说，让他拉手风琴，去教农妇唱民歌；对诗人和作家说，让他们抛开自己的叙事诗、长篇小说，去写作文盲们能懂的歌曲、故事、童话；他们会说您是疯子。可是，如果这些人本来只是为了以精神食粮为那些养大他们、供给他们衣食的人们服务而使自己脱离劳动，结果却把自己的责任忘得一干二净，以至失去制作人民适用的食物的本领，还把抛弃责任当作自己的优点，这不是极端的疯狂吗？
对此人们会说：“可是到处都这样。”现在确实到处都很不合理，而且只要人们继续以分工和以精神食粮为人民服务的诺言为借口去侵吞人民的劳动成果，到处仍然会不合理。只有当生活在人民中间又像人民一样生活的人们，不提任何权利而以科学和艺术为人民服务，至于是否接受这些服务又听任人民自愿时，科学和艺术才能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