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今天才意识到接受你们的邀请来作这个文学午餐讲座是多么轻率。在此之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了。我应邀而来，不过是再度证明一个真理，那就是一个人可以直面任何危险，甚至不揣深浅地去追逐它，只要这种危险尚未临头。其实，我也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不过，这回我的莽撞可以从两方面说起。尽管我并不认为在座诸位都擅长当众演讲，但敢肯定，即便不擅长，至少也都见过世面，在演讲方面有着相当高的标准。而文人，并不会因为他是文人就擅长登台演说；相反，文人反倒不太会演说。虽然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相对不会那么拘谨，也只是相对罢了。所谓有所准备，不仅是要整理好思路，还得掂量好措辞。我今天就是这样的。我的莽撞还体现在我居然答应到一个不熟悉的场合来，扮演一个陌生的角色。当然，这可以吸引更多的听众。诸位现在的感觉很像在围观一个人从高处纵身跳入水中，而大家正传言此人不会游泳，那种惊险自不待言。我当然希望能让诸位失望，但我自己也不知道，在水花四溅之后，水面归于平静，我的脑袋还能否浮出水面。
早先公布的演说题目可能引起了一丝兴奋和一些误解。一家日报的专栏作家就这么说：“写诗剧的艾略特先生正在转向政治，他此前一直对此退避三舍。”其实，我这次谈政治，还是一如既往，并不想比我此前一些散文中的政治意味更浓。那位作家颇能欣赏我的戏剧，但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些散文。
早先的题目，我觉得有人可能会讲得很好。我并不是说我自己。那天很晚了，我才意识到，我这是惹火烧身了，得把火灭了才行。我就想起来，几年前我答应给尼斯的一家协会作讲座。在给该协会主席写信时，我说，也不知道会碰到两种听众的哪一种，所以，到底讲什么，我觉得仿佛身处锡拉峭壁与卡律布狄斯漩涡之间[2]。还没等我想好讲什么呢，尼斯那边就宣布了，说我要讲锡拉峭壁与卡律布狄斯漩涡。这可让我着实吃了一惊，但转念一想，何乐而不为呢？几乎任何话题都可以放到这个题目下面来谈。《锡拉峭壁与卡律布狄斯漩涡》，妙就妙在它是一个很笼统的题目。况且，这种模糊还能引起人们的好奇之心。而《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之关系》就未免太具体了，令人望而生畏。讲那种题目，得有以赛亚·伯林先生那样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考和酣畅淋漓的文字。我就不敢与那种泰斗一比高下了。我不过是这样一介文人，觉得自己提出的问题间或也能引起关注，哪怕给出的答案甚为微不足道。而且，身为文人，我所参与的政治也绝不外乎两种。一是当选民，跑跑龙套而已；一是做读者，静坐清谈罢了。
言归正传。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保守主义文学？换言之，有哪些英文的“经典”作品有助于理解什么是保守主义，是任何一位细心的保守人士都理应有所了解的？这些作品都是出自谁的手笔呢？有四个名字，不用提示，我们都能一起说出来，因为他们经常一起出现。休·塞西尔勋爵[3]有本令人叹为观止的小书《保守主义》，是他一九一二年为“家庭大学文库”而作。在该书的参考书目中，那四个名字位居前列。毫无疑问，那就是博林布鲁克[4]、伯克[5]、柯勒律治[6]、迪斯累里[7]。
现在，谁还能在同一思想流派中找出如此迥然各异的四个人？他们只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自成机杼的散文大师。他们的作品不仅是学政治的学生不能不读的，也是学文学的学生不能不读的。他们每个人都对文体有一种感觉，这可不只是懂得怎么写作那么简单。保守主义传统竟也是华章美文的传统，自然再好不过，但也许二者毫不相干，只是巧合罢了。休·塞西尔勋爵要求笃信基督教信仰，恪守基督教道德，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但很难说博林布鲁克符合这个要求。思想家伯克当然是一位基督徒。柯勒律治既是哲学家，又是卓尔不群的神学家。迪斯累里当然也配得上一个学士学位，尽管格莱斯顿[8]的教士风范是他唯一让我更为心仪的地方。说到政治，从政的三人所处的境况也大不相同。有些人只是兼取托利党和辉格党成分，从中提炼出了保守主义的概念，这与法国大革命对伯克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如果采用这种界定，博林布鲁克就得算“前保守派”。大家知道，伯克是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对保守主义信条作出了最为重要的阐述。迪斯累里既在议会中表述己见，又在小说中阐发所思。柯勒律治更像是我这样的人，但又远胜于我，他学识更为渊博，写作更为勤奋，思维也更为细腻深邃。
因此，我们说四位作家当中，有三位作家的哲学受其从政经历滋养，一位是毫无从政经验的哲学家。我们该怎样理解这种多样性？他们相差如此之大，写作背景又如此迥异，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什么共同的原则呢？我倒觉得，发现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并非坏事。倘若我在解释自己的观点时，诸位觉得我说的不过是些陈词滥调，平淡无奇，希望诸位归咎于我头脑简单，没有经验；但倘若诸位觉得我是在大放厥词，胡说八道，我也不会乞请饶恕。
我斗胆提出，政治思想，即对某一党派内在的恒久原则（如果有的话）的思考，其发展形成有两条相反的路径。起初，这种思想可能是一组信条，很可能是一本经典著作；然后，信徒们开始向感兴趣和不感兴趣的人宣传散布这些信条，动之以情；接下来，他们成立政党，为实现一个基于这些信条的纲领而奋斗。该党在执政之前就已经根据其信条勾勒出一个终极的理想社会蓝图。这样一来，理论完全先于实践。
但政治思想的形成也可能走一条相反的路径。一个政党也许会发现，在完全认清其恒久原则之前，或就这些原则形成共识之前，它还有一段发展历程。该党可能是经过了一系列变革与调整才最终成形。在此过程中，既有旧问题被淘汰，又有新问题产生。该党的基本原则到底有哪些，恐怕只能去细考其发展变革之史，详究其智士明哲所为之辩。唯有把握确凿之史实，做出明达之分析，方能区分恒久原则与一时之计；方能区分出哪些信条与原则是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坚守不渝的（如不坚守，该党就成了骗子），哪些是特殊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只有在那些条件下才能讲得通，才能有道理。
我觉得，第二种路径似乎更接近于伯克所主张的有机而非机械的发展。不过，上述两种路径都各有隐患。
我并不打算陷入到历史宿命论的争论之中。宿命论在情感上很有吸引力，这一点很奇特，就连那些相信计划总会有变化的人都能被它吸引。有人能使自己相信，他们想要发生的事终将会发生；也有人喜欢觉得自己正顺应潮流。宿命论似乎能给他们极大的鼓舞，有时还能赋予他们力量。我们都会时不时地听到，只有承认了必然性才能找到自由（尽管人们也会很自然地想到，这个说法可能有点问题）。但谁都能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没有一贯正确的预言；无论做什么，都会有不可预测的结果；再合理不过的壮举也经常败北，而最不理智的蠢行有时也能带来最甜蜜的结局；每一种改革都会滋生无法预见的新弊端，但我们并不能就因此说不应该改革；我们不得不经常面对新兴事物，应对突如其来的问题。我们即便不总是摸黑走路，至少也时常行进在黎明或薄暮时分，加上视力又不济，张冠李戴是常有的事；有时觉得远处有拦路虎，其实根本就没有，而近在眼前的致命危险却又经常视而不见。这就是弗雷德里克·司各特·奥利弗[9]的《无尽的险途》。
如果一个政党所信奉的是固定不变的信条，它一旦掌权，就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经验老到的领袖就会吃一堑长一智，将该党纲领中他们觉得不切实际的部分搁置起来，并发挥其聪明才智，为此举找一个理由；或者向大家证明，某个举措貌似修正，实为合情合理的发展。我相信，在东方，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相信，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马克思也会赞同，列宁也会照做，直到官方采取了相反的政策。这种做法自然灵活机动。另一种情况则是雅各宾主义，死守教条，时刻准备着摧毁一切，而不是根据现实修正理论。
但上述两种情况都有隐患。在第二种情况中，由于该党已经信奉了它无法放弃的信条，因而倾向于僵硬不化，或貌似变革，却虚与委蛇。但在第一种情况中，该党又会变得过于无常，无视原则，随遇而变，毫无节制，名节尽失。知道什么该放弃，什么该固守，能在需要做出关键决策时认清形势，是一门艺术，需要经验、智慧和眼光。这让我无法艳羡那些公务人员，不管隶属何种党派，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召去做重大决定，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被后人指责为狂热分子或机会主义者。属于第二种情况的政党，需要不断根据经验来反思其信条，反思大家公认为正确的观点，否则，就有因循已受怀疑的原则之虞；属于第一种情况的政党，则需要不时重新探究其恒久原则有哪些，并根据这些原则来反思其行动。因为，每代人都要重新区分哪些是恒久的，哪些是一时的。
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讲美国的保守主义。作者的观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认为，近来美国真正的保守派人士都不是政治人物，而是些思想型观察者和道德家，通常是学界中人。他提到的人绝大多数我要么认识，要么接触过他们的作品。上一代人中有保罗·莫尔和欧文·白璧德，健在的有伯·艾·贝尔牧师和加利福尼亚的尼斯比特[10]教授。作者本人是美国人，如果他所言不谬，那这种状况可并非幸事，除非这些作家的见解都能传播得更广泛些，经过修改、调整甚至扭曲，再转化成行动。我觉得，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思想和行动之间存在着许多过渡类型。其中一端是不掺私念的思想家，他头脑谨严，潜心思考，只顾探求真理，不管其传播，更不管其付诸实践；另一端是政治“军士”，不太关注大的思想，却有着与生俱来的良好判断力、美好的情感和正直的品格，又接受过训练和教育。在这两端之间，还有几类、几种政治思想，连绵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截然的断裂。
同时，任何思考政治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不足，不应该从所谓的哲学思想到所谓的行动什么都参与。但如果我们能和不同行业的人交往，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工作就是思考和写作，又能经常接触那些指导政策和做决策的人，就能做得更好，就像立法者应该能够站在执法者和守法者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各行各业疆域太过分明，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无法理解对方的思想和性情，这个社会显然是有危险的。说得再直白些，在一个政治传统中，如果实务者都被教条主义者所操纵，或者政治哲学只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粉饰其所为，都将是灾难性的。
我刚才指出的是，思想家与实干家不应有绝对分工；我也主张，从事各行各业的人，或政治利益相左的人，虽然研究理论和投身实践的比例各不相同，也应该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我也提到，在这方面，和日常生活中一样，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哪些是他应该参与的，哪些是他不应掺和的。
关于最后这一点，我想到了一个人。我很敬佩他，也很景仰他。尽管他有些观点令人恼火，有些观点让人不齿，但他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真心热爱自己的祖国。他命运不济，但完全配得上更好的命运。我知道，人们很容易会批评一个人没有成为另外一个人；我也知道，要批评一个政治舞台并不在我们国家的人，应该格外慎重。即便如此，我有时也还是会想，如果夏尔·莫拉斯把自己限定在文学领域，只去研究政治理论，而不是试图去建立一个政党，掀起一场运动（那样就卷入并激化了政治斗争），如果他没有拥护恢复君主政体（因为他那样做非但没有消减反而激化了矛盾），那么，他那些合理而又有力的观点就会传播得更广，渗透得更深，在当时的影响也就更为明显。
但说到底，如果只是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又怎样能影响政治生活呢？人们有时会说，一个人愈是高深，愈是睿智，其影响就愈难觉察。当然，这话放在现代人身上是讲得通的；但若考虑古代最伟大作家的思想，我们就谈不了他们的“影响”。要问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很可笑的，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假如没有他们，欧洲思想史会是什么样子。但就现代作家而言，就说萧伯纳先生吧，他的影响力在其巅峰时期（我想是在本世纪初），可能会比那些思想更纯粹的作家更容易为人所察觉，影响也更广。我们真得佩服他，伶牙俐齿，不仅能让读者和观众觉不出他的思想贫乏，还能让他们相信，欣赏他的大作本身就证明了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我并不是说，如果没有与他交往的那些更能埋头苦干的人，萧伯纳先生依然能独成其功；但能让趣味低级的人觉得自己就是趣味高雅的人，而趣味高雅的人就应该是社会主义者，他可是极大地提升了社会主义的声望。但要拿萧伯纳或赫·乔·威尔斯等人的影响与柯勒律治或纽曼[11]等人的影响做个比较，我觉得并没有一个通用的衡量标准。
不过，我得承认，我本人并不太关心影响问题，也不太关注那些靠赶早潮并顺流急划来扬名立身的政论作家。我关心的是，总要有少数作家能够深入到问题的核心，能努力探求并阐明真理，不抱着太大的希望，也没有要改变时局的野心，在似乎无功而返的时候，也不会感到意志消沉，不会一蹶不振。
适合这些人的领域不能叫做政治领域，而是前政治领域。这个说法我是从牛津大学钦定神学教授德曼特教士[12]那里借来的。他的作品，还有克里斯托弗·道森[13]先生的作品、美国人赖因霍尔德·尼布尔[14]教授的作品，都属于这一领域。我也致力于此，只是才学疏浅多了。不过，就文学对政治的影响而言，我们除了看这些哲学思辨作品，还要看那些想象虚构的作品。迪斯累里早年与斯迈思和曼纳斯[15]交往，受益匪浅，而此二人又受瓦尔特·司各特影响极大。关于前政治领域的重要性，我简要概括为，任何合理的政治思想都应扎根于此，由此汲取营养。如果诸位不介意我换一个扯得很远的比喻，这个领域也是“字帖之神”[16]所居之处。要是不用比喻直说，这个领域就是伦理学的范畴，说到底就是神学的范畴。因为一切问题的问题（任何政治哲学都逃不开这个问题，所有政治思想最终都要由该问题的正确答案来评判）就是：人是什么？人的局限有哪些？什么是人的苦难和人的伟大？最后，人的命运是怎样的？
乔修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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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1955年4月19日在伦敦保守主义联盟举办的文学午餐会上的演讲。——原注
[2] Scylla and Charybdis，锡拉峭壁位于意大利墨西拿海峡，其对面就是卡律布狄斯漩涡。希腊神话中，她们是两个妖怪，堵塞了奥德修斯漂流所经过的狭隘水域。身处两者之间，形容左右为难。
[3] Hugh Cecil（1869—1956），英国保守党政治家。
[4] Henry Bolingbroke（1678—1751），英国托利党政治家、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
[5] Edmund Burke（1729—1797），英国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保守主义鼻祖。
[6] 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评论家、哲学家，诗作有《忽必烈汗》、《古舟子咏》等。
[7] 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保守党领袖，两度出任首相，没有进过大学，却是有名的小说家。
[8] 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四度担任首相，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
[9] Frederick Scott Oliver（1864—1934），英国保守政治评论家，《无尽的险途》（Endless Adventure）讲述的是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
[10] Robert Nisbet（1913—1996），美国社会学家。
[11] 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英国教士、诗人，牛津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12] Vigo Auguste Demant（1893—1983），英国神学家、社会评论家，1949至1971年任牛津大学钦定神学教授。
[13] Christopher Dawson（1889—1970），英国文化哲学家，著有《牛津运动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Oxford Movement）。
[14] Reinhold Niebuhr（1892—1971），美国神学家，著有《信仰与历史》。
[15] George Smythe（1818—1857）和John Manners（1818—1906）均为英国政治家，都与迪斯累里一起倡导过“青年英格兰”运动。
[16] 英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写过一首诗，题为《字帖之神》（The Gods of the Copybook Headings）。诗歌大意为，人性中基本的、不变的部分，会在各个社会中不断重现。习字帖在二战前的英美学童中十分常见，字帖每页顶端通常有一句谚语或道德箴言，字体优美，供习字者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