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考察的一般特征
首先，让我们把自己严格地界定在研究过去的范围内。
人们已反复描述过历史资料在有限的一般意义上所具有的最明显特征。有人肯定地说，历史学家绝对不可能直接观察到他所研究的事实。没有一个埃及学家看到过拉美西斯，没有一个研究拿破仑战争的专家听到过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炮声。我们只能通过目击者的记录来叙述以往的史实。因此，我们就处于一种困境，就如同警官要力图重构犯罪现场一样，又好像一位卧病在床的物理学家，只能通过实验师的报告来了解实验的结果。总之，与对现在的了解相反，对过去的了解必然是“间接”的。
这些话的确是有道理的，但仍有必要认真地加以修正。
假设某司令员刚打了一次胜仗，便马上开始亲自笔录战役的经过。而且这场战斗是他策划并亲自指挥的，战场不大，厮杀自始至终几乎都在他的视野之内（为了便于论述，我们假设这场战斗的空间极为有限）。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在战役的几个关键时刻，他不得不参考部下的报告。要记录这件事，他就得再查阅一下刚才在战斗中看过的报告。让我们想一想，作为一位在战火中指挥部队的司令员，究竟最需要什么样的情报呢？是他用望远镜看到的混乱战况，还是由通讯员和副官送来的火线急件呢？何况司令员也不能观察他自己。可见，即便是这般圆满的假说，所谓直接的观察也不过如此了吧？尽管“直接”的观察对于研究现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事实上，只要观察者稍微扩展一下他的视野，就可能造成错觉。我们已知的绝大部分东西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来了解的。假如我是一位经济学家，就会通过统计资料来掌握本月或本周的贸易状况，而这些资料并不是我本人亲手编制的。假如我是一个研究现状的人，就会致力于试探公众对当今重要问题的看法，我会提问和记录，然后将人们的回答加以比较和统计。我所掌握的仅仅是他们结结巴巴表述出来的观点，这些观点为他们所相信，也是他们所愿意透露出来的。这些观点都是我的研究对象，我只能通过他们所愿意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公众的情绪。相反，生理学家可以解剖豚鼠，亲眼目睹病灶或畸变这类研究对象。事件、行为和语言组成了一个团体的命运，它犹如一块巨大的挂毯，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他只能看到大挂毯的小小一角，而且他只能直接知道自己的情绪，因此，无论在何时，人类所有的认识总是大部分得于他人。在这一点上，和历史学家相比，现状研究者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
尽管如此，我还得说几句：观察过去，即便是面对遥远的过去，难道肯定总是“间接”的吗？
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古老的知识会给许多历史理论家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他们主要依据事件乃至某一个历史片断来考察历史，把精确地再现少数要人的活动、言论和态度视为头等大事（这样做有时对有时错，此刻却是无关紧要的），从而组成一个相对短暂的场面，就好像古典戏剧那样，在这个舞台上，集合了在革命、大战、外交会见之类非常时刻中起作用的各种势力。据说，1792年9月2日，在贵族府邸的窗下，朗巴尔亲王夫人的头颅曾被挑在矛尖上示众。此事是真是假？皮埃尔·卡隆曾就9月大屠杀写过一部史料翔实的著作，但他对此事的真伪未发表意见。假设他当时能站在大教堂的塔楼上目睹恐怖的送丧行列，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学者不偏不倚的立场，并不轻信自己的记忆力，他就会小心地记下当时的所见所闻。无疑，在这种情况下，若将历史学家的处境与可靠的现场观察所得相比，历史学家就会相形失色，就好比排在一支纵队末尾的士兵。消息是从前往后传的，站在末尾显然不利于正确收集情报。前不久，我参加了一次晚间急行军，从队伍前头传来“注意，向左有炮弹坑”，而最后一个人听到的却是“向左”，他就向左走，结果掉进了炮弹坑。
然而，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考古学家已修复了一些陶瓮，瓮里装着小孩的遗骨。公元前几千年，这些陶瓮就被牢牢地封存在叙利亚某个城堡的墙内，没有理由认为这些遗骨是人们随意扔在那里的，所有的证据表明，我们面对的是古人献祭的遗迹，祭礼是在城堡奠基时举行的，或起码与此多少有些联系，对于这些典礼所反映的信仰，我们必须参照同时期的证据，如果没有那种证据，就得用其他的证据来加以类比。要不是通过别人的记载，我们又怎能理解一种陌生的信仰呢？有必要重复一下，这一事例中所有有关意识的现象对我们都是非常陌生的。仅就献祭一事而言，我们的情况也是完全不同的。地质学家一旦发现菊石的化石，就了解了活的菊石。物理学家根据布朗运动的原理研究分子在悬浮状态中的反应，就可以看见真正的分子运动。要知道，确切地说，我们历史学家未必比他们更直接掌握事实。但是，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推理，根据实物来证明事实。作出这种基本的解释并不需要在我们与实物之间介入其他观察者。这是人本能的思维反应，否则感性认识就不会上升为理性认识了。方法论者一般认为，历史学家通过别人来得到“间接”的知识。或许用“间接”一词未必十分贴切，它迫使人们指出存在着中介物，但又不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这个中介必须是人。不过，我们还是接受通常的说法，不要再吹毛求疵了吧。总之，从这一意义来看，我们对古代叙利亚封存的祭品的认识确实没有什么“间接”可言。
还有很多这类可以接触到的遗迹。这不仅包括大量非文字的遗物，也包括大量文字资料。著名的史学方法论者对考古学的技术不屑一顾，其态度傲慢得令人吃惊，他们沉湎于记事的资料范畴和事件的活动范畴，只和这类东西打交道，若不是这样，他们就不会轻易断言历史学家的考察方法永远是被动的了。在迦勒底的一个罗马贵族墓穴里，人们发现了用绿宝石做的项链珠子，而离迦勒底最近的绿宝石矿产地是印度的中部和贝加尔湖邻近地区。显然，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早在公元前3000年，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城市已与遥远的地方有贸易往来。这个推论可能对也可能不对，然而，它归纳出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推论是以对事实的观察为依据的，其他人的言论与此绝对无关。实物还不是唯一可供我们了解的第一手资料，一个语言符号、一项体现在文献上的法律条款、一种由经文来解释或由石碑来代表的宗教礼仪，同远古时代的燧石或石器时代匠人制作的斧子一样，都是实际存在的事物，我们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智力来了解这些东西，并加以阐述，而并不需要其他人来代为解释。让我们回到刚才的类比，可见，历史学家并非一定要通过他人的眼睛才能看到自己实验室的工作进展。确实，在实验结束之前他不可能得出结论，但是，在有利的情况下，他可以亲眼看到实验所留存的某些遗迹。
因此，我们可以用畅晓易懂的语言对无可争议的历史考察的特性加以定义。
正如弗朗索瓦·西米昂所言，对历史上人类全部活动的认识，包括对当今人类大部分活动的认识，都是对其活动轨迹的认识。这就是历史观察最基本的特性。无论是埋在叙利亚城墙里的遗骨，或是能代表一种习俗的词语之形成与用法，还是古代或近代一些事件目击者的著述，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可以通过感观来认识的遗存的“轨迹”或“痕迹”的话，那么，我们所谓难以获得的“史料”究竟意义何在呢？
至于原物在本质上是否能被感知，这些都无关紧要。如只有在阴极射线管中才能看到原子运动的轨道，有些东西因时间的影响已今非昔比，如已腐烂了几千年的蕨草在煤块上已留下了它的痕迹，再如埃及庙宇墙上所画的久已废弃的宗教典礼及其文字说明。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重构的程序都是相同的，每一门科学都能就此举出各种各样的例子。
各个领域的许多研究者都能运用这种方式，即通过观察一种现象所产生的其他现象来认识主要的现象，但这绝不表明他们都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如一方面，物理学家就能显示物质运动的“轨迹”；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正视各种变幻莫测的力，他们根本无法左右这些力的运动。因为具有这些变数，所以物理学家的地位也就千变万化。人类活动观察者的处境又将如何呢？这样，又引出了年代学的问题。
所有稍微复杂一点的人类活动，都不可能加以重现或故意地使其重演。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将在后面再讨论这个问题。心理测试可以衡量人们的智力和情感的最细微差别，测出人们最基本的感觉。这种方法只对个人适用，但几乎完全不适于测试集体心理。人们不能，即使能，也不敢蓄意激发一场疯狂的宗教骚乱或宗教运动。然而，如果要研究的事物就发生在现在或不久之前，观察者就不会如寻找遗存的“轨迹”那样难以着手。不论他多么无能，也能重述或按照自己的好恶来描绘其发展的状况，他可以将其中某些东西逐字记录下来。这就是目击者的报道。
要使1805年12月8日发生在奥斯特里茨的事情在今日重演是不可能的。然而，假设我们提这样一个问题：某军团在战斗中表现如何呢？要是拿破仑在停火几小时后想知道这一点，他只要叫部下作个汇报就行了。如果根本没写过这部公开或秘密的报告，或者成文的报告已遗失，那么，我们为拿破仑假设的问题就算白提了。如同其他许多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一样，它很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历史学家提出问题，但他并不幻想能像尤利西斯那样使幽灵复活，纳库里阿的奇迹早已过时了。除了前代留下的史料可供我们思索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能使时光倒转。
不应夸大“现时”的优越性，假设在奥斯特里茨的某兵团官兵已全部阵亡，或者简单地说，在幸存者当中，再也找不到记忆和注意力可靠的目击者，那么，拿破仑也未必能比我们更了解战况。任何人哪怕稍微参与过一次大战役，就会明白，有时根本不可能在战后几小时内确知主要的战况。有必要指出，并非所有的历史“轨迹”都能说明过去，以启未来。如果海关在1942年11月没有每天登记商品进出口的情况，我在1942年12月就根本无法知道前一个月的外贸状况。总之，如前所述，研究远古和近代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一个“度”的问题，它并不涉及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差别是重要的，但只有考察后果才是恰当的。
我们可以下一个定义：“过去”就是以后不会改变的资料。但对过去的认识却在渐渐深化，这种认识时常变化，并日益完善。如若不信，就请回顾一下近一百多年来的进展吧：许许多多人类活动的领域已从黑暗中显露了出来，人们已揭开古埃及和迦勒底神秘的面纱。在中亚湮没无闻的古城里，人们发现了死文字和久已失传的宗教。最近，在印度河岸边的墓穴里，发现了确切无疑的古代文明。不仅如此，聪明的学者还在查阅古代文献，发掘古代的遗址，从而使历史的画面更为丰富多彩。然而，或许这还算不上唯一的最有效的方法，一些过去未为人知的研究技术业已问世。人们利用语言学来考订古代的习俗，通过研究工具来考察古代的工艺，在这些方面，我们的水平都已超越前人。而且，我们已知道怎样更深入地分析社会发展状况。对大众礼仪和信仰的研究刚刚起步，经济史也才初具规模。就在不久前，库尔诺根本想都没想过是否要把经济史列入各类历史研究的范围之中。
所有这些都是确确实实的，它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希望，但希望并不是无止境的。如化学那样的科学可以开创自身的题材，实质上具有无限发展的意义。历史学却不行，历史研究者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历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在文献上没有详细记载墨洛温王朝时期的物价，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列出当时的价格统计表。再如，我们能从帕斯卡和伏尔泰同时代人的私信及忏悔录中了解人们的思想，我们却永远无法充分了解11世纪欧洲人的思想，因为仅存一些用传统风格撰写的蹩脚的人物琐记。由于这些缺欠，那一整段历史就难免显得苍白而又缺乏个性。还是不要再抱怨了吧。人们时常嘲笑历史学这门年轻的学科不够成熟，但是，面对着不可逆转的命运，与那些根基坚实的学科相比，我们的处境却未必更差。这是一切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共同的命运。即便文献匮乏，史前史的研究者仍力图重构石器时代的宗教仪式，古生物学家也要从蛇颈龙的骷髅中找到它的内分泌腺。在同样的情况下，前者未必比后者更无能为力。“我不知道。我没法知道”。这种话听起来总是不顺耳的，尚未竭尽全力进行过研究的人是不应该讲这种话的。不过，有时即便是最严谨的学者，在进行各种尝试之后也只得老实承认自己的无知。
2.证 据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图里邑人氏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公之于世，是为了保存人类已取得的那些伟大成就，使其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不使希腊人和异邦人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失去应有的光彩”。这是西方第一部史书的卷首语。这部书流传至今，只有少许残缺。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把希罗多德的《历史》与法老时代埃及人放在墓穴中的游记加以比较，然后，对比一下这两大范畴的原型，将历史学家所掌握的形形色色史料加以划分，就可以看到，第一组的证据是有意的，而第二组则不是。
为了寻找资料，一方面，我们阅读希罗多德和佛罗莎特的史著、霞飞元帅的回忆录，以及当时英德两国报纸就护航舰在地中海遭袭事件所作的截然相反的报道。我们所做的，正是作者希望我们做的事。另一方面，《死者书》中的信仰表白，是为了让危在旦夕的人向神吟诵。湖边的居民把垃圾倒入附近的水中，只是为了棚屋的清洁，而今日的考古学家却要把这些东西复原。罗马教廷的豁免令被小心翼翼地藏在修道院的保险箱里，也只是为了有朝一日与那位胆敢干预教义的主教摊牌。上述各种行为根本就没想到要影响当时或后来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在1942年的今天，中世纪史专家可以查阅意大利卢卡的西丹姆家族的商务通信档案，然而如果他竟敢去动一动当今金融家的档案，就会被他们斥为胆大妄为。来源于叙述的资料（让我们沿用这个雕琢而神圣的习语），也就是那些有意要影响读者的记载，仍然对学者的研究具有价值，它还有另一个好处，尽管这些叙述不够连贯，但通常只有这类资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编年的框架。要是没有希罗多德的记载，史前史专家和印度历史学者该怎么办呢？然而，在发展的进程中，历史研究无疑认为第二类史料更为可靠，也就是那些目击者无意识记下的证据。我们只要将洛林或尼布尔所著的罗马史与当今一些简短的罗马史论文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前者的大部分史料取自李维、苏托尼阿斯和弗洛鲁斯，后者的主要依据则是古代的铭文、纸草文书和古币。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重新完整地揭示历史的横断面。所有的史前史、经济史和社会结构史的研究概莫能外。即使在今天，我们更想搞到的不正是官方的内部文件和绝密的军事报告，而不是那些1938年、1939年的所有报纸吗？
这并不是说第二种类型的史料不会出错或作伪。有许许多多伪造的训令，大使的报告和商务信件的内容也未必全部真实可信。就算有这种欺骗行为，至少它也不是要蓄意欺骗后人的。而且过去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考辨史实的真伪，也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无知或失实这类绝症。若不是借助这类史料，当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之时，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认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因为中世纪作家很少谈及农村公社；他们就会忽略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的重要性远不如贵族战争。总之，求助于密芝勒所喜爱的形象，历史学将不再是旧时代的大胆探索者，而成为旧编年史家亦步亦趋的门生。
而且，即便急于要找到证据，我们首先注意的也不再是文献记载。一般来讲，如果允许偷听的话。我们总会竖起耳朵倾听那些人们不打算说出来的事情。圣西门的著作中究竟哪些对我们最有启示呢？是那些虚构的君主制下的事件报道呢，还是《回忆录》中有关太阳王宫廷里那位大贵族思想的精彩阐述呢？中世纪的作家撰写了许多使徒行传，他们自以为描述了这些虔诚人物的生涯，但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实质性的东西，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我们把这些传记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材料，来加以参照（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在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其价值就无与伦比了。尽管我们难免受到过去的制约，并永远只能通过昔日的“轨迹”来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还是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这才是我们的成功之处，确切地说，这就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
一旦我们不再完全相信前人的文字记载，而执意从中发现他们不愿说出的东西，那就更有必要质疑问难、反复论证，这肯定是正规的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
许多人，甚至包括某些历史学手册的作者，对历史研究的程序持有非常简单化的看法，他们认为先要有史料，因而历史学家就收集史料、审读文献、考辨真伪，然后，也只有在这时才加以应用。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历史学家从来不是这样工作的，尽管有些人突发奇想，自以为是这样干的。
即使是看来明白无误又极有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有在经过适当分析之后才能说明问题。在索姆河的冲击层里有许多人工燧石，而在布歇·德·波尔特之前，并没人对此加以研究，也就没有史前史可言。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中世纪史的学者，我深知值得研读的莫过于契据簿，那是因为我知道该怎样来研究它们；而古罗马的铭文辑录却对我用处不大，虽然多少能读懂一点，但我不知如何分析研究。换句话说，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纯粹消极的观察（假设有这种情况），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
当然，我们不应该犯错，对史料的质疑很可能是出于本能的行为。尽管如此，错误还是难免的。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过去的信念和禁忌、传统思想和习以为常的见解，乃至世俗的偏见会侵蚀他们的大脑，支配他们的思想，我们绝不像自以为是的那样毫无成见。对一个新手的劝告最糟的莫过于教他耐心等待，劝他从文献中寻找灵感。这种行为使本来设想不错的研究陷入僵局或绝境。
当然，质疑的方法必须是富有弹性的，是可以随机应变、因地制宜的，而它又有磁铁一般的吸引力，最终能使人在资料中有所发现。探险者清楚地知道，虽然制定了旅程方案，却未必会完全按照计划的路线走，而如果没有方案，他就会一直漫无目的地闲逛。
历史证据的类型之多简直不胜枚举。一个人的言论文字、所制造的产品以及接触过的东西，都可以也应当能够使我们对他有所了解。有趣的是，不妨注意一下有多少对历史研究一无所知的人却低估了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们仍抱着陈旧的史学观念不放，而昔日的历史学家甚至还不懂得怎样辨认有意制造的证据。在非难“传统史学”时，保尔·瓦莱里曾举例说明：“电征服了地球，它对人类历史的意义和未来的潜在影响远远大于所有政治事件的总和。”尽管如此，历史学却对这类值得注意的现象熟视无睹。对他的看法，我们表示由衷的赞赏。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尚无人重视这个庞大的课题。瓦莱里或许感到批评得过于严厉了，又为历史学家开脱他所责难的错误，又说，由于缺乏专门的资料，历史学家必然无法正视这一问题。当矛头从学者转向学科时，这一回他所发的牢骚就敲错了门。谁能相信电气公司没设档案，没有耗电记录和扩大电网的图表呢？事实是，迄今为止历史学家根本就无视这些资料。除非档案保管员把那些资料视为至宝而秘不示人，否则，该责怪的还是历史学家自己！还是耐心点吧，历史学并未达到其应有的成就，但不能因此而把历史学当作替罪羊，错误应归咎于那些劣等的史著。
史料的多样性令人吃惊，因而导致了严重的困难。我们试举出几个历史专业上悬而未决的自相矛盾之处。
如果认为研究每个历史问题都具备专门的资料，那简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宗教史家怎么会满足于查阅少量神学手册和赞美诗呢？他完全知道，教堂墙上的壁画、雕塑及墓穴里的陈设，同当时的抄本一样都能反映出死者的信仰和情感。我们已有的关于日耳曼入侵的知识，不仅来自对契据和编年纪的研究，也来自古墓的发掘和地名的考证。要了解当代的事务，情况也同样如此。要了解现代社会，难道仅仅埋头阅读议会争论和内阁文件就足够了吗？还要具有研究财务报表的能力，而不至于像外行对象形文字那样对此一无所知，难道没有这个必要吗？在机器盛行的时代，难道能允许历史学家对机器的构造和改进视而不见吗？
几乎研究所有重大的人类历史问题都要求掌握各种不同类型的证据，那么，就有必要根据证据的类型划分专业的分支。要学会其中一种都得花费很长时间，要全部掌握这些技术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还要不断操练。例如，没有学者敢自诩既能审读中世纪的契据，又能正确诠释地名的起源，既能确定史前时期、凯尔特时期或高卢—罗马时期民居遗址的年代，又能分析适合生长于牧场、田野或沼泽地的植物。然而，没有这些能力，谁又胆敢声称自己已具备了撰述土地史的能力呢？看来，几乎没有一门科学像历史学那样需要同时具备不同的手段，而在动物王国中，人的行为最为复杂，因为人是万物之灵。
认识到工具的重要性和掌握工具的难度，至少历史学家应该对本专业所有主要的技能有所了解。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在我看来，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要求初学者应掌握的“辅助学科”还是太少了。一个唯有通过语言才能对研究对象有所了解的学者，居然对语言学的基本知识一无所知（且不论其他缺陷），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使学者多才多艺，他们仍然会很快发现自己能力的局限性。看来，只有以合作的方法取代个人掌握多种技能的做法，舍此别无他途。可以由各种专家共同研究某个专题。合作精神是先决条件，还需要对一些主要问题取得共识，并事先作出界定。要达到这些目的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最终会成为未来历史学的主流。
3.证据的流传
历史学家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收集必需的资料，如没有各种指南，他根本无法收集资料，这类指南有档案图书目录、博物馆的索引、各种各样的书目提要，等等。有些学者为编这类工具书牺牲了大量时间，要掌握这些工具书也得花费大量时间。有人对此颇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这种事情即使有某些内在魅力，也毫无浪漫色彩可言。把时间轻掷于此简直是浪费精力。假设我对圣徒崇拜者的历史很感兴趣，却对波朗德派神学家编的《圣徒行传目录索引》一无所知，由于在这方面功底太浅，我必然会因此付出愚蠢而无益的代价，其代价之大是外行所难以想象的。图书馆里保存着大量工具书，还有专门的指南手册介绍其分类细目，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令人遗憾的是，这类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最近这段时期则更少，尤其在法国，这类书的编写几乎没有一个合理而全面的计划，时常会因某些人的变卦而中止，出版社也时常削减这类书的出版。埃米尔·莫利居那本《法国历史资料集》编得相当不错，可自1901年问世以来就从没修订再版过。这一简单事实本身就是严厉的控诉。当然，工具不会产生科学，但一个自称尊重科学的社会绝不应该忽视工具。当然，完全依靠编工具书为生的学术机构也是不明智的，他们吸收新成员讲究资历的做法和保守的学术观念，更不利于培养开拓精神。已进入汽车时代，我们的军事学院和总参谋部却死抱着牛车时代的观念不放。
这种情况在法国并非独一无二。如果学者对他要开拓的领域没有初步的设想，那么工具书编得再好再多也无济于事。事实并不像有些初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史料会如同神仙变物一般突然自行变成你想要的东西。史料能否从这家档案馆或那家图书馆的角落被发掘出来，全靠人为的因素，对此应该加以研究。史料在流传时所遇到的问题与过去的生活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对技术专家有重要意义，而且涉及上一代如何将记忆传给下一代的关键问题。一部严肃的史书总会附有参考资料的目录和引文出处，这很好，但又不够，每一本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都应包括一章自白，或在适当的地方插入几段，小标题可写成“写作缘起”。我相信，即使是外行在阅读这类“自白”时，也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乐趣。了解一下研究工作的酸甜苦辣是绝不会味同嚼蜡的，只有平庸的文章才是枯燥无味的。
有时我得接待一些人的来访，他们想编撰本村的方志。我总是给他们如下忠告（为了避免一些学术细节，我说得简单一点）：“除了最近这些年，农村是没有什么档案的。另一方面，长期以来，领主制却发展得相当完善，领主通常早就开始保存有关文书，有关1789年之前的历史，尤其是古代历史的史料，即你所希望得到的主要史料均来自领主文书。‘在1789年谁是庄园的领主呢？’你首先得回答如下问题，这是一切的关键（事实上也可能由几个领主统治一个村庄，但为使问题更为简明，我们暂且排除这一假设）。存在着3种可能性：领主可能由教士担任，或可能属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迁往外地的移民，也可能是没有移居外地的当地人。第一种情况最为有利，那些文书可能既古老又保存完好。根据民法有关教士的条款，这些东西肯定已于1790年连同土地一起被没收了，后来被存放于公共机构，很可能完整无缺地保存至今，可为学者利用。假设领主已移居外地，那也还可以。在那种情况下，文书应当被没收或转手，当然也可能被当作可憎的旧制度的遗毒而被人任意销毁，最怕发生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果真如此就糟了。如果旧贵族没离开法国，或由于公共安全法，他们的财产将安然无恙。因为各地都废除了领主制，他们当然已丧失领主权，但还保存全部私有财产，其中也包括事务性的文件。由于这些文件未被国家充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找的东西将面临和其他家庭文件一样的命运：既未遗失，也没给老鼠啃坏，更没有因主人出售家产或遗产交割之类变故而散落在几处房子的小阁楼内，可谁也没法强迫文件的主人允许你去查阅这些文件。”
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它相当典型地说明了收集史料的先决条件。对此作一些深入的分析将是十分有趣的。
刚才我们已看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没收财产的作用，它就像一位庇护学者的女神，尽管她名为“灾难”。无数古罗马的自治城已变为意大利平凡的小村庄，考古学家要在此发掘一点古代的遗址真是困难重重，而维苏威火山的爆发却保存了整个庞贝城。
当然，灾难并不总是有利于历史学的。价值无比的古罗马帝国政府文件连同成堆的文学、历史手稿就曾在蛮族入侵之时毁于一旦。我们也曾亲眼看见，在这块具有光荣传统的土地上，有多少历史纪念馆和档案库在两次大战中被夷为平地。我们再也不能翻阅古代伊普尔商人的信件了。在法军溃败之际，我也曾看到人们故意把军事文件烧为灰烬。
有时，社会的持续和平也未必如想象的那样对史料的流传十分有利。革命者冲破了保险柜的铁门，部长们还来不及烧毁秘密文件就仓皇出逃了。在早期的司法档案中，有关破产的记录向我们透露了商务文件。若在当年这些文件过了有效期，肯定早就被送到造纸厂去了。好在修道院的体制经久不衰，圣丹尼斯大教堂直到1789年仍保存着几千年前墨洛温王朝国王授予他们的特许状，今天我们可以在国家档案馆查阅这些东西。假设圣丹尼斯的教士逃脱了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他们能容忍我们染指这些珍藏吗？恐怕耶稣会也不会允许外人接近其收藏吧。那么，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也就毫无希望得到澄清了。法兰西银行也不会邀请研究第一帝国史的专家来查阅积满尘埃的案卷吧。黑社会的精神实际上是各种团体与生俱来的。这样，如今的历史学家将发现自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也就是根本无法探知人们不愿吐露的秘密。自然，他可以把朋友在耳边透露的一点内幕消息作为补偿，而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学家的智力是有限的，要辨别流言的真伪又谈何容易。一场大动乱反倒有助于历史的研究。
因此，今后社会应当有组织地控制有关资料，以使人类更理智地认识自我，而不再靠动乱来获取资料。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两大原则，以防止疏忽和无知。疏忽将导致资料的遗失，而更可怕的则是热衷于保密，外交事务、商业往来及家庭私事均秘不示人，甚至销毁有关资料。公证人自然不应披露委托人的情况，但法律居然不允许他把祖父辈委托人的合同书公之于世，而宁可让这些文件化为灰烬，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落后于时代了。许多大企业拒绝发表那些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统计资料，这也是不可取的。一切皆须保密已成为行为准则，甚至几乎成为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或许在哪一天这种观念会被渴求信息和交流信息的观念所取代，那么，我们的文明将向前跃进一大步。
还是让我们回到乡村史的话题吧。这个特殊的例子表明，证据的保存和遗失以及能否到手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史料所反映的情况并不费解，尽管研究的结果取决于史料，但史料与研究的对象却没有逻辑的联系。因为，史料的主人当时并未意识到要为几百年后的中世纪乡村研究提供或多或少的资料，他也不会考虑是否要与聚集在科柏兰兹的研究者通力合作。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显得矛盾突出了。如果说我们对古罗马治下的古埃及要比对同时代的高卢更为了解的话，那并不说明我们对古埃及人更有兴趣，而是因为那里干燥的气候、沙漠及制作木乃伊的习俗使古代的文献得以保存，在西欧的习俗和气候条件下，这类文献早就荡然无存了。能否成功收集资料的条件和想要获得资料的理由并不是一回事。这一不合理而又不可避免的因素使研究带有一种固有的悲剧色彩。许多有识之士由此发现自己的局限，找到了失败的内在原因。
上述事例表明，一旦掌握决定性的因素，几乎就可以预知那些庄园史料的下落。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时，许多单个因素的相互交叉才决定最终的结果，这是根本不可能预测的。据我所知，历史悠久的圣·贝洛特·卢瓦尔大教堂的档案曾遭到四次火灾和一次抢劫，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预测劫后幸存的是哪种文献呢？手稿的流传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文献还要经过图书馆的整理和抄录，而图书管理员和抄写者的工作作风既可能一丝不苟，也可能粗枝大叶。用一句话来说，文献的流传与现实生活中文化主流的盛衰沉浮息息相关。即使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也无法预知早已失传的塔西佗手稿《日耳曼尼亚志》会在16世纪的赫茨菲尔德教堂重见天日。总之，能否找到史料是难以预测的，因此就具有偶然性。一位很熟悉的同事曾告诉我，有一次他被困在炮火纷飞的敦刻尔克海滩，不知会不会有人来营救，战友看到他脸上并未露出焦急不安的神情，不由惊讶地喊道：“奇怪！在这种命运难卜的境况中，你居然还满不在乎呢！”我的同事本可以这样回答：尽管大多数人抱有偏见，探索的精神却不会任凭命运的摆布。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出，认识历史和认识现实的方法是不是相互对立的呢？现在答案已经有了。研究现实和考察历史自有其不同的手段，根据各自的情况，两者各有所长。前者能更贴切地把握现实生活，后者在研究中却拥有前者不可能具备的有利条件。尸体解剖为生物学家揭示了许多秘密，而活物研究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同样，活物研究所能说明的问题，尸体解剖也是无法回答的。然而，无论研究什么时代，观察的途径几乎都取决于人留下的“轨迹”，这一点是基本一致的。可见，研究要取得成效，就必须遵循考证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