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说1848年法国革命时，罗思柴尔德 [5_1] 看到自己的财产可能不保，就想出了这样的招数：“我很愿意承认，”他说，“正是因为别人的牺牲，我才有了今天的财产，不过要是明天将我的财产分给欧洲数百万人，每人只能分到四个先令。那么好吧，如果谁向我要这四个先令，我保证给他。”
我们这位百万富翁对公众作了此番承诺后，仍旧在法兰克福的大街上悠闲地散步。三四个路人向他要四个先令，他冷冷一笑，随手甩给他们。他的伎俩成功了，罗氏家族仍坐拥自己的财产。
中产阶级中的那些滑头也如法炮制。他们说：“啊，充公！我知道充公是什么意思。你们拿走所有的大衣，堆在一起，谁都可以随意挑选，还都抢着要最好的。”
但是，像这样的嘲讽，既离题甚远，也不够严肃。我们想要做的不是重新分配大衣，尽管有一点必须要说明，就是分配大衣，在冷得瑟瑟发抖的人看来也是不错的。我们想要做的也不是分割罗思柴尔德家族的财产。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是妥善安排好一切，首先保障出生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学习一技之长并能熟练掌握，其次保障出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工作，既不用征得主人的同意，也不用将自己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交给地主或资本家。至于罗思柴尔德家族或范德比尔特 [5_2] 家族的财产，可以为我们所用，组建我们的公共生产体系。
等到有一天农民耕地无需交纳一半的收成，等到有一天土地丰收所需的农机具由农民自由支配，等到有一天工人为社会大众生产而不是为垄断者生产——这一天工人可以吃饱穿暖——那么就不会再有像罗氏这样的剥削者了。
到了这一天，所有人都不必出卖力气，换取只占自己劳动产出一小部分的工钱。
“要是这样的话，还不错，”持反对意见的人说，“可是，罗思柴尔德之流还会从国外进来呀。那你们如何阻止一个人在中国积攒数百万英镑，然后在你们身边定居呢？如何防止这样四周簇拥着仆人和雇佣劳力的人——防止这样的人剥削他们，满足一己之利？
“你们不能在世界各地同时发起革命。噢，那么，你们要在边境设立海关，检查所有入境人员，没收他们携带的所有钱款吗？——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警察向旅行者开枪，这场面可够壮观的！”
但是，这种见解有一个根本性错误。提出这种见解的人，从来没有花时间调查一下富人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这些人只要稍稍动动脑子就会发现，富人的财产发端于穷人的贫困。没有了穷人，就不再有剥削穷人的富人。
让我们看一看中世纪，那是巨额财富的萌芽时期。
一位封建领主占有一处肥沃的河谷。不过，肥沃的河谷只要空无一人，这位领主就不会富裕。土地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益，他同样可以到月亮上占块地方。
那这位领主要怎么做才能发财呢？他寻找农民——寻找贫困的农民！
如果每个个体小农都有一块土地，不用交地租，也不用纳税，如果还有农耕所需的器具和牲口，那么还有谁会耕种这位领主的土地呢？每个人都会去料理自己的土地。但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因遭遇战争、干旱或瘟疫而破产，变得穷困潦倒。他们既没有马，也没有犁。（在中世纪，铁价高昂，而耕地用的马就更贵了。）
这些穷人都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一天，他们在路上，看到这位领主的土地旁竖着一块告示牌，上面画着一些他们能看懂的符号，意思是说：谁要是愿意在他的土地上住下来，就会获得建房和种地所需的工具和材料，而且还能获得一块土地，并在一定年限内免交地租。免租年限由告示牌上的许多“×”号表示，而且农民明白这些“×”号的意义。
于是，可怜的穷人开始在领主的土地上定居。他们修筑道路，排干沼泽，建设村落。过了九年或十年，领主开始向他们收地租了。又过了五年，领主提高了地租。之后领主又把地租增加了一倍，农民接受了这些新条件，因为他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更好的条件。渐渐地，靠着领主们制定的规则，农民的贫困成了地主财富的源泉。然而，剥削农民的不止是地主。村庄里还突然冒出一群人放债，农民越是贫困，放债的人就越多。巨额财富就是这样出现于中世纪的。而今天不也是这样吗？如果有免费的土地，农民想种就能种，那么农民会屈服于“公爵的军刀”，拿出50英镑，求公爵行行好卖一小块土地吗？农民会背负吞噬三分之一收成的租约吗？农民会同意——按照土地收益均分制一一将一半收成交给地主吗？
但是，农民一无所有。所以，尽管是农民种地、地主发财，但只要能勉强糊口，农民会接受任何条件。
所以，19世纪就像中世纪一样，农民的贫困是土地所有者的一个财富之源。
二
地主的财富源于农民的贫困，而资本家的财富也有着类似的源头。
比如一位中产阶级市民，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获得了2万英镑。当然，他可以每年花2000英镑，这点钱在目前极尽奢华、挥霍无度的年代里，简直不值一提，不过，十年之后他就身无分文了。因此，如果他是一个“务实的人”，那么他更愿意留住自己的财产，而且每年再有点进项。
这在我们的社会很容易办到，因为在城镇和乡村里，到处都是无以为继的工人，他们连一个月甚至两个星期的生活都维持不了。所以，我们这位尊贵的市民开办了一家工厂。那些银行会急着另借给他2万英镑，他要是有“善于经商”的名声，银行就更迫不及待地借给他钱了。有了这样一笔巨款，他可以雇500个人手。
如果乡下的男女老少每天都能吃饱，其他日常需求也都能得到满足，而他们为资本家工作，每天只挣半克朗，可每天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可以卖到一克朗甚至更高，那么又有谁会为资本家工作呢？
不幸的是，在我们城镇和附近的乡村满是可怜的穷人，他们的孩子吵闹着要吃面包——这一点我们实在是太清楚了。所以，工厂尚未完全建好，工人就已经争先报名了。只需要100名工人，却有300人堵在工厂门口报名。工厂一开业，厂主只要拥有一般的经营能力，就能每年从每名工人身上捞取40英镑。
这样，他便能存下一笔小钱；如果生意有利可图，自己又有“商业头脑”，那么他可以将雇佣工人增加一倍，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增加收入。
如此一来，他便成了一位重要人物。他有能力宴请其他重要人物——本地巨贾、市政高官、法界和政界要员。有了钱，他可以“和有钱人结婚”；渐渐地，他可以为子女谋划前程，而且不久之后可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好处——一份供给军队或警察的合同。他的钱又生钱；直到后来，战争，哪怕只是战争传言，或者是证券投机，都给他带来了赚大钱的机会。
美国的巨额财富，十分之九是（如亨利·乔治在他的《社会问题》一书中所讲的）靠着一连串欺诈行为获得的，背后都少不了政府的协助。在欧洲，君主国和共和国的财富，十分之九是靠同样的手段获得的。要成为百万富翁，别无选择。
这就是财富的秘密：找到忍饥挨饿、贫困潦倒的人，每天付给他们半克朗，让他们生产价值五先令的产品，这样就攒下一笔钱，尔后仰仗政府的帮助，靠侥幸投机，增加财富。
我们知道，一味攒钱，而不用攒下的钱剥削穷人，是不会有任何收益的，那么我们还需要再说说经济学家归因于深谋远虑、勤俭节约而获得的小钱吗？
我们以鞋匠为例。假如他的工作很挣钱，假如他有许多客户，假如他异常节俭，想方设法每天攒18便士到2先令，一个月就可以攒下2英镑左右。
假如我们的鞋匠从不生病，假如他虽然迫切地想省钱，却从不饿着自己，假如他不结婚或者没有孩子，假如他没有死于肺病……想怎么假设，就怎么假设！
哎，他到了50岁也攒不到800英镑；等到不能工作了，他还没有足够的钱安度晚年。这肯定不是发财之道。但是，假如鞋匠很节俭，刚攒了几个便士，就存进储蓄银行，储蓄银行又将这些钱借给资本家，而借款的资本家正要“雇佣劳动力”，也就是要剥削穷人。之后，鞋匠收了一个学徒，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穷苦人家想着，如果他儿子五年后学会了手艺，能自谋生路，自己就很幸运了。
同时，鞋匠没有因学徒蒙受损失，而且如果生意兴隆，他不久就可以收第二个、第三个学徒。很快，他会雇佣两三名工人——都是可怜的穷苦人，每天的劳动量值五个先令，却只能挣到半个克朗，但他们仍心存感激；如果我们的鞋匠“运气好”，也就是说，如果他才思敏捷、自私吝啬，那么除了他本人的劳动成果外，工人和学徒每天还将为他赚取近一英镑。然后，他可以把生意做大。他会渐渐地富起来，再也不用缩减必要的生活开支了。他会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一笔小钱。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厉行节约，一贯朴素节制”。说到底，还不是压榨穷人。
商业似乎是个例外。“有这样一个人，”有人跟我们说，“他在中国买茶叶，运到法国，挣得的利润达本钱的30％。他没有剥削任何人。”
话虽如此，但情形也差不多。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背着货物，那自然是没有剥削任何人。在中世纪初期，对外贸易正是这么进行的，所以没有人能获得今时今日这么巨大的财富。中世纪的商人经过漫长而艰险的海上航行，好不容易才能挣到寥寥数枚金币。他之所以干这一行，倒不单单是因为喜欢钱，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渴望旅行和冒险。
时至今日，方法就更为简单了。商人要是有些资本，无需离开书桌半步，就能发家致富。他给代理人发封电报，告诉他买入一百吨茶叶；代理人将茶叶装船，几周内就能运到，如果是帆船，三个月内也运到了。他连航运风险都不用承担，因为茶叶和船舶都投了保险。要是投入四千英镑，至少能收回五六千英镑；要是投机买卖新奇商品，他的财富有可能翻倍，也有可能输得分文不剩。
那他怎么找到人呢？这些人要愿意为少得可怜的薪水而漂洋过海、往返中国、忍受艰辛与苦役，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他怎么找到码头的劳工呢？他们要愿意为“难以糊口的微薄工资”而装卸船只。怎么找呢？因为他们都贫穷，都吃不饱饭。到港口去走一走，到码头的小餐馆和小酒馆去瞧一瞧，看看去那里找工作的人，他们一大早就挤在码头门口，把门围得水泄不通，就是希望能到船上工作。看看这些水手，他们很高兴，因为等了几周和几个月后终于有人雇他们去远航了。水手一生都乘船在海上奔波，他们会在不同的船上工作，直到葬身于波涛之中。
到水手的家里去，看看他们衣衫褴褛的妻儿，女人和孩子不知道如何才能维持生活，只能等着孩子的父亲回来。看到这一切，您就会知道问题的答案了。
例子有很多，您可以随意挑选，想一想财富都是从哪里来的，不论财富多寡，也不论是来自商业、金融业、制造业还是来自土地。不论走到哪里，您都会发现富人的财产来源于穷人的贫困。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社会不用担心会冒出一个像罗思柴尔德这样的富豪前来定居。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知道，从事数小时的生产劳动后，就有权享受文明社会提供的一切快乐，就有权追求科学艺术，享受更深层次的快乐，那么就绝不会为了难以糊口的工资而出卖力气。没有人会主动为了罗氏这样的人发财而工作，他的基尼金币不过是许多金属片罢了，用途虽然很广，但却不能生钱。
在回答上面这些异议时，我们同时点出了充公的范围。任何东西，只要是能让哪个人——不论是金融家、工厂主还是地主——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都必须充公。我们的充公方案既简单又易于理解。
我们不想夺走任何人的大衣，但是我们希望给劳动者所需的一切，避免他们成为剥削者容易捕获的猎物；我们将竭尽全力，让人人满足，这样任何人都不必迫于维持自己和子女的生计而出卖体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充公，这将是我们在革命时期肩负的责任。我们期望，革命不是两百年之后才来，而是很快很快就会发生。
三
无政府主义的总体思想和充公的具体思想，在拥有独立人格和不以悠闲无事为最高理想的人中间得到的共鸣，要远超我们的想象。“就算是这样”，我们的朋友经常告诫我们，“当心做得过头！人性的改变不能一蹴而就，所以不要这么急于实施你那些充公和无政府主义的计划，否则你取得的成果可能无法巩固持久。”
不过，我们对充公的担忧却恰恰相反。我们担心做得不够彻底，担心充公的范围太小，以致无法长久。我们不会让革命的激情在中途受到压抑，不会让革命因折中妥协而夭亡。不彻底充公，谁都无法满意，除了造成社会剧烈动荡、阻碍社会的正常活动之外，不会产生什么重要影响——只能让普遍不满的情绪蔓延开来，还必然为反动派复辟创造条件。
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各个方面联系紧密，如若只变动局部，几乎无法撼动整体。我们的经济结构环环相扣，犹如复杂的机器，各个零件相互依存，不论要改进哪个零件，若不从机器整体入手，必定无法实现。一旦要将什么东西充公时，道理就十分明显了。
让我们设想一下在一个国家只实行部分充公。比如说，曾经有人不止一次地建议过，只将大地主的财产收归公有，工厂则保持不变；或者在某座城市，房产收归公有，但其他所有东西都留归私人所有；或者在某个制造中心，工厂收归公有，但不触及土地。
这三种做法会导致同样的后果：工业体系破坏严重，无法按照新政策加以重组。工业和金融业将停滞不前，社会既未重建起最为重要的正义原则，也无力达到整体和谐。
如果农业脱离大地主获得自由，而工业仍是资本家、商人和银行家的奴隶，那么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时至今日，农民不仅向地主交纳租金，而且还受到现有条件方方面面的束缚。商人剥削农民。农民买把铁锹，要付给商人半个克朗，而铁锹的价值按照生产所耗的劳动量计算，不过六便士。政府向农民征税。政府脱离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无法运行，而且政府还必须维持一支耗资巨大的军队，因为各国商人总是不停地争夺市场，不知哪一天，因为剥削亚洲或非洲的什么地方起了点争执，就会爆发战争。
接着，农民会因乡村地区人口减少而受苦。要么受到奢侈品制造商暂时开出的高工资的诱惑，要么受到更加多姿多彩的生活的吸引，年轻人纷纷前往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城镇。对工业进行人为保护，外国对我国进行产业剥削，证券交易盛行，改良土壤和生产机器困难重重——现在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冲击着农业生产，农业不仅受累于地租，还受到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中各种条件的制约。因此，即便土地充公了，即便每个人都不用交纳地租，可以自由自在地耕地，最大限度地增加土地产量，那么农业虽得以繁荣一时——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定如此——不久之后农民会再次掉进泥淖，与当前农业的境地一样。一切只能重新开始，不过过程会更加艰难。
工业也是如此。与前面的做法恰好相反：不是把农业劳动者转变为自耕农，而是将工厂交给工人。消灭工厂主，但是保留地主的土地、银行家的钱、商人的买卖场所，保留那一群群依靠工人血汗为生的懒汉、那许许多多的掮客，保留政府和无数的政府官员，那么工业终将陷入停顿。大批农民依然贫困，无力购买工人生产的产品；工人不占有原材料；由于贸易中断，更由于工业已遍布世界各地，工人生产的产品无法出口。因此工人感觉无力竞争，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工作，流落街头。这些人忍饥挨饿，就算遇到要剥削他们的阴谋家，他们也会立即心甘情愿地屈从。只要有人许诺提供工作，他们甚至会同意恢复古老的奴隶制。
或者最后，假设你驱逐了地主，将工厂交给工人，而保留那许许多多的掮客，让他们继续在主要的商业中心榨取工人生产的产品，投机买卖谷物、面粉、肉类等商品。那么，一旦商品交易放缓，一旦大城市没有了面包，而主要制造中心生产的奢侈品没有了买家，就会爆发反革命。反革命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城镇和乡村遍布枪眼弹孔，无数人遭到流放和驱逐，无异于1815年、1848年和1871年时的法国。
在文明社会，一切都相互依存，只改变局部而不变动整体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有一天一个国家要没收私有财产——不论是土地财产还是工业财产——必须要全部没收。若想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如此。
此外，就算只想实施部分充公，那也是不可能的。一旦“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动摇了，土地的奴隶和机器的奴隶将群起而攻之，土崩瓦解是必然的，找出再多的理由也无济于事。
一座大城市，比如说巴黎，如果只没收住宅或工厂，那么也势必否认银行家有权向巴黎公社征收200万英镑作为之前贷款的利息。大城市与乡村保持联系，所以大城市的影响必然促使农民脱离地主。为了使市民获得食物和工作，同时也为避免供给浪费，巴黎有必要将铁路收归公有。1793年的巴黎公社吃了谷物投机商的亏，为了提防这帮人相互勾结，只能由城市自行负责商品的仓储和分配。
但是，一些社会主义者仍要作出如下区分。“当然，”他们说，“土地、矿井、工厂必须要充公，这些是生产工具，理当看成公共财产。但是消费品——食品、服装和住宅——还应是私有财产。”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此细分有多荒唐。我们不是可以住在森林里、只用树枝遮风避雨的原始人。文明人需要一栋房子、一间屋子、一个壁炉和一张床。诚然，对于不事生产的人来说，床、屋子和房子组成了一个诱人懒散的居所。但是对于工人来说，一间温暖明亮的屋子是一件生产工具，就如同一件器具或一台机器一样。工人在那里恢复精力，以便次日工作。工人休息如同机器的日常修理。
说到食物，道理就更显而易见了。所谓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上面的见解，即生产工具收归公有，而消费品仍归私有，但是他们难以否认，机器中烧的煤如同原材料一样，对于生产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既然人类这台机器没有了食物就无法工作，那又怎么能说食物不是生产者的必需品呢？食物像宗教玄学的遗迹那样可有可无吗？富人的宴席的确奢侈，但工人的食物不过是生产的一部分，和蒸汽机使用的燃料一样。
衣服也是一样。我们不是新几内亚的原始人。如果女士的华美礼服必须列为奢侈品，那么几件亚麻、棉花和羊毛衣裳只能是生产者的生活必需品。上班时穿的衬衫和裤子，以及一日辛劳之后罩上的夹克，对工人而言如同铁锤之于铁砧，是必不可少的。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人民所说的革命就是这个样子。人民一旦彻底推翻政府，首先会确保自己有舒适的住宅、充足的食物和衣服——不用向资本家交租。
而人民将是正确的。人民使用的方法，比那些在生产工具和消费品之间划出许多区别的经济学家要科学得多。人民知道革命就应从这里开始；人们将为唯一一门名副其实的经济学科奠定基础，这门学科或许可以叫做“人类需求以及满足人类需求的经济方法之研究”。
[5_1].罗思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是欧洲乃至世界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这里指的是雅各布·罗思柴尔德（1792—1868）。
[5_2].范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 Family），是美国渊源很深的大家族，它名下的庞大财团具有长达百余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