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即将到来的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那么这场革命与之前历次起义相比，不仅目的要有所不同，方法也要有所区别。为达成新目标，必须采用新方法。
我们在过去一百年间目睹的法国三大人民运动，这三次运动存在诸多差异，但却有一个相同的特点。
人民每次都呕心沥血，努力推翻旧政权。他们饱受战争摧残，继而又湮没无闻。政府——其成员或多或少算是正直之士——成立后，着手建立新政权：1793年建立共和国，1848年建立劳动政权，1871年建立自由公社。政府深受雅各宾派思想的影响，首先忙于处理政治事务，比如改造政府机构，净化行政部门，政教分离，公民自由等等。诚然，工人组织监督新政府成员，而且经常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思想。不过，即便是在这些工人组织中，不论领导人是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总是中产阶级思想占上风。他们长篇大论地讨论政治问题，但却忘记讨论面包的问题。
人民运动孕育出伟大的思想，推动世界向前发展的思想；一百多年前的话语，时至今日仍然激荡着我们的心灵。但人民却在贫民窟中忍饥挨饿。
革命初至，工业势必停滞——产品流通受阻，资本销声匿迹。这时，老板——雇主——有恃无恐，就算不剥削身边的穷苦人，也能依靠红利自肥；但是，工薪族就落得个食不果腹的境地。饥饿时刻困扰着他们。
国内饥荒四起，这在旧政权统治时期也是异常罕见的。
“吉伦特派要饿死我们”1793年，工人组织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于是，他们将吉伦特及其党徒送上了断头台，“山岳派”和巴黎公社执掌大权。巴黎公社的确重视面包问题，为了养活巴黎人，他们作出了英勇无畏的努力。福凯和科洛·德布瓦在里昂建立了城市谷仓，但是购买粮食、填充谷仓的资金却严重不足。市议会全力收集谷物；囤积面粉的面包商被处以绞刑——而人民依然没有面包吃。
于是，市议会攻击谋逆的保皇党人，将责任推到他们身上。委员会每日处决12至15人，仆人和公爵夫人都难逃厄运，最惨的是仆人，因为公爵夫人已经跑到科布伦茨去了。不过，就算他们每天处决一百位公爵、子爵，也无望解决面包问题。
饥饿仍在蔓延。因为工薪族靠工资过活，但工资却迟迟不到。纵然横尸遍野，又于事何补？
这时，人民开始厌倦了。“你们吹嘘的革命，不过如此！你们比以前更惨。”反动派对工人窃窃私语。渐渐地，富人鼓起勇气，从藏身处冒出来，当着饥饿群众的面，炫耀奢侈生活。他们衣冠楚楚、香雾缭绕，跟工人说道：“嗨，这场闹剧该停了吧！你们闹革命都得到了什么？”
革命者灰心丧气，耐心尽失，最后只好承认革命事业又失败了。他们蜷缩在简陋的家中，只等大难临头。
这时，反动派却洋洋得意，四处叫嚣，然后向革命发动反击。革命失败了，什么也没留下，革命的果实被反动派踩在脚下。
白色恐怖开始了。一边是血流成河，断头台上一刻不停，监狱里关满革命家，而另一边，上流社会回到以前的轨道，过得和以前一样快活。
我们的历次革命都呈现过此番景象。1848年，巴黎工人为了共和国“忍饥挨饿三个月”，忍到力量近乎枯竭的时候，他们在六月孤注一掷，奋力一搏，最终还是被扼杀于血泊之中。1871年，巴黎公社因缺少战士以失败告终。当时，巴黎公社已经采取措施实施政教分离，但很可惜，巴黎公社忘了给人民提供面包，等到后来发现，为时已晚。所以在巴黎，优雅淑女和高贵绅士可以一脚踢开盟友，让他们为了微薄的工资卖命，而“上等人”却在豪华饭店悠闲地享用美味。
最终，巴黎公社发现了这个错误，开设了公共食堂，可是太迟了。巴黎公社已时日无多，凡尔赛政府军业已兵临城下。
“面包，革命需要的是面包！”
让别人花时间发表动听的宣言、周身缠满金线带、去大谈政治自由吧！
我们想要看到的是：从革命开始直至最后一刻，在为自由而战的各个地区，没有一个男人缺少面包，没有一个女人和疲倦的人群一起站在面包店外苦等，希望偶尔有人发发善心，扔给她一片面包，也没有一个孩子因缺少食物而消瘦。
中产阶级总是夸夸其谈地讲着“伟大信念”——倒不如说是弥天大谎！
人民的理想是让人人都有面包。中产阶级市民和沾染了中产阶级思想的工人在“空谈俱乐部”中赞美自己的修辞，“实干家”滔滔不绝地讨论政体，而我们这些“空想家”——必须要考虑每天的面包问题。
我们有胆量向世人宣告：人人有权获得面包，面包也足够分给所有人，只要以“人人有面包”为口号，革命必将胜利。
二
众所周知，我们是空想家。因为我们是空想家，所以才会相信，革命应该而且也能够保证人人有居所、有食物、有衣服——中产阶级市民，无论属于哪个党派，都对这个想法感到极度不快，因为他们深知，一旦人们能够填饱肚子，就难以控制了。
尽管如此，我们仍坚持己见：必须给革命群众提供面包，必须首先解决面包问题。如果解决面包问题时，能以人民利益为重，革命就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因为解决面包问题时，我们必须接受平等原则，放弃其他一切方案。
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将到来的革命——就像1848年革命一样——会在工业陷入严重危机的时刻突然降临。半个世纪以来，局势动荡，变得越发不可收拾。凡事都有那个趋势——不断有新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争夺世界市场，战争越益频繁，赋税日趋繁重。国债，未来的不安全诱因，再加上遍布世界各地的大规模殖民活动。
此时此刻，欧洲的失业工人达到数百万。革命一旦突然降临，而且像点燃了的火药引信迅速燃烧，失业问题将越发严重。一旦欧洲和美国爆发革命，失业人口将增加一倍。如何才能为他们提供面包呢？
我们不知道，自诩为“实干家”的人是否坦率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却知道，他们希望延续工资制，于是我们可以确定，必定会有“国家工场”和“公共工程”，因为这两项举措被夸耀为可以让失业人口有饭吃。
因为1789年和1793年曾开办过国家工场；因为1848年也曾诉诸此法，因为拿破仑三世成功依靠公共工程建设，安抚巴黎无产阶级长达18年，巴黎为此负债8000万英镑，每人缴纳三四英镑的市政税；因为四千年前，这种高明的“驯兽”法在罗马乃至埃及都司空见惯，因为暴君、国王、皇帝总是使用同一诡计，扔给人民一点吃的，好乘机抓起鞭子，所以“实干家”自然对延续工资制的办法赞不绝口。既然暴君之法经久不衰，又任由我们使用，那又何必绞尽脑汁，另寻良策呢？
然而，革命若被误引到这条道路上，一定会迷失方向。
1848年2月27日开办国家工场时，巴黎的失业人口仅为8000人，而两星期后，失业人口已升至4.9万人。失业者要不了多久就会达到10万人，这还不包括从各地涌来的失业者。
不过当时，法国贸易和制造业的雇佣工人仅为现在的一半。而且我们知道，在革命期间，社会剧变，商品交换，工业损失最重。其实，我们只需想一想，有多少工人直接或间接依靠出口贸易生活，有多少人受雇生产奢侈品，卖给少数中产阶级，道理就显而易见了。
所以欧洲一旦爆发革命，至少有一半工厂和作坊必须停产。这意味着数百万工人及其家人会流落街头。“实干家”会尽力避出现这可怕的局面，他们会实施国家救济，也就是说，在当地兴建新产业，为失业者提供工作！
蒲鲁东 [6_1] 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指出，很明显，所有权哪怕遭到一丁点攻击，根植于私人企业和工资劳动之上的制度就将彻底瓦解。社会自身只好将全部生产攥在手中，而且要改造生产，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但这不是一天或一个月就能完成的，必然需要一段时间改造生产体系，而在此期间数百万人将无以为生。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勇敢面对前方的艰巨任务，对于我们制造出的危局，不可小修小补，应在新的基础上改造生产。
因此依我们所见，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是：人民应该迅速控制发动革命的各公社的所有粮食，认真清点，杜绝浪费，利用集中起来的粮食，让所有人都能渡过难关。在此期间，还需同工厂的工人订立协议，给工人必要的原材料，保证他们获得生活资料，而工人则要生产产品，满足农业人口的需要。因为我们切不可忘记，在法国织造绫罗绸缎，装扮德国金融家的夫人、俄国皇后和桑威奇岛女王时，在巴黎制造精美饰品和奇异玩物、卖给全世界的富人时，法国三分之二的农民却没有合适的灯来照明，他们没有现代化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工具。最后，必须充分利用那些广袤的不毛之地；必须改良贫瘠土壤；至于肥沃的土壤，在现有的制度下，连四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的生产潜力都没有发挥出来，所以应当集约种植肥沃土地，像料理商业园圃或盆栽一样悉心照料。没有其他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且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由于情势所迫，只能这么做。
三
当前资本主义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工资制，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有了必要的资本之后就开始经营工厂；随后，这个人或这群人向工厂或作坊提供原材料，组织生产，向雇员支付一定薪水，最后将剩余价值或利润据为己有，美其名曰是为了补偿自己管理企业、承担风险，为了弥补商品价格波动造成的损失。
为了维持工资制，垄断资本的人愿意妥协；比如说，拿出部分利润分给工人，其实就是设定“浮动计算法”，即物价上涨时，提高工人工资。简而言之，资本家愿意有所牺牲，只要能管理工厂，优先获益。
如我们所知，集体主义虽然会考虑修改现行秩序，但不会废除工资制。集体主义不过是用政府——中央或地方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代替单个雇主。在集体主义制度下，中央或地方议员、议员代表和官员控制着工业。正是这些人把剩余产品的使用权留归己有——为了维护所有人的利益。再者，在普通劳动者和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之间，集体主义进行了颇为微妙又影响深远的区分。在集体主义者看来，无需技能即可从事的劳动是简单劳动，而工匠、技工、工程师、科学家等等从事的劳动——马克思称之为复杂劳动——理应获得较高的工资。然而，无论是普通劳动者还是工匠，无论是织布工还是科学家，都是从国家挣工资的仆人——最近我们称之为“所有官员”，不过是说得好听点罢了。
那么，即将到来的革命为人类作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让形形色色的工资制无处立足，让反对工资奴役的共产主义成为唯一可以实施的解决办法。
即便承认，按照集体主义设想改革现行制度，若在太平盛世逐步推行，或许可行——但在我看来，就算是在太平盛世，集体主义改革也未必可行——但在革命期间，就万万不行了。革命爆发后，会突然出现数百万饥民需要养活，而且还要马上呼吁人民拿起武器，保卫革命。一场政治革命不足以撼动工业根基；但是革命触及财产权的地方，势必导致商品交易和生产处于瘫痪状态。流入国库的数百万公款，也不够给数百万失业人口开工资。
不可太过执著于工资制，在新的基础上改造工业（这个问题有多重要，我们一会儿就讲）绝非数日之功。再者，人民也不会为了帮助那些支持工资制的理论家，忍饥挨饿好几年。为了渡过难关，人民会像以往遇到危机时那样，要求物资尽归公有，实施配给制。
空谈忍耐不过是白费唇舌。人民不会再忍耐下去。如果迟迟没有吃的，人民就会洗劫面包店。
而后，如果人民抵不住诱惑，不能把抢来的东西全都交出来，就会被枪毙，这是为了给集体主义一个公平的试验场。为此，必须维持“秩序”，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秩序、纪律、服从！资本家不久就会意识到，如果自称革命者的人枪杀人民，那么人民将会仇视革命。那时，资本家当然支持捍卫秩序的人——哪怕是集体主义者也无妨。如此一来，资本家就会知道今后如何镇压集体主义者。如果靠这种方法“维持了秩序”，结果也就不难预料了。集体主义者中的“秩序”派，不甘于击毙几个“抢匪”，还要揪出“匪首”。他们会重建法庭，重新雇佣刽子手。把最坚定的革命者押送到断头台，1793年的悲剧将会重演。
我们不要忘记，反动派在上个世纪是如何胜利的。首先是埃贝尔派和忿激派遭屠杀。米涅对当年的斗争记忆犹新，仍称他们为“无政府主义者”。不久之后，丹东派也步其后尘。罗伯斯庇尔派将这些革命者送上断头台后，最终他们也难逃厄运，同样走上了断头台。人民厌倦了血腥杀戮，看到革命失败便认输投降，任凭反动派肆意妄为。
我们说，如果“秩序恢复”了，社会民主党人就会杀害无政府主义者；之后，费边派再杀害社会民主党人，然后再被反动派杀害；最后，革命走到尽头。
但是，这一切使我们更加确信：人民富有活力，可以走得很远；革命爆发后，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将普及开来。这个想法不是捏造出来的，是人民亲口告诉我们的。人民越是清楚其他路都走不通，共产主义者就会越多。
如果人民有强大的推动力，形势将会转变。起义城市的人民，不会抢劫面包店，因为第二天还得挨饿，他们会占领仓库、家畜市场——实际上他们会控制所有物资储备和所有食物。善良的市民——不论男女——将自发组建志愿队，全力以赴，清点每间商店的商品、每间仓库的物资，然后粗略地登记造册。
倘使在法国，也就是在巴黎，爆发这样一场革命，24小时后，公社就能了解巴黎没有统计清楚的（虽然巴黎有不少统计委员会），就会知道巴黎在1871年遭围困时压根没有统计过的——城内有多少粮食。48小时后，就可以印出数百万份表格，详细标明可供取用的食物数量、食物的存放地点和分发方式。
在各住宅区、街道、商业区，多个志愿队将组织起来，负责粮食供给，而这些负责给养的志愿者会发现，彼此之间容易合作交流。只要雅各宾派不端出刺刀坏事，只要自诩“信守科学”的理论家不插手捣乱，一切就会进展顺利或者，只要理论家无权无势，无权无势！那就任他们讲自己的糊涂理论。人民生来就有良好的组织观念，在法国各社会阶层更是如此，但是他们很少有机会显露。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革命爆发后，自由工人凭借良好的组织观念，可以组建一个庞大的联盟，准备好为每个人提供所需的食物。
让人民放手去干，十天后，食物供给就会平稳有序，令人佩服。只有从未见过人民勤奋工作的人，只有一辈子都埋头于文案的人，才会有所怀疑。人民被误解了，其实人民很伟大。说到人民的组织天分，凡是目睹了巴黎革命和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当时有50万饥民要养活——的人，就会告诉大家，人民的组织才能远胜于愚蠢傲慢的官僚。
而且，纵然我们必须忍耐两周乃至一个月的困难和混乱，也一定不会有太大影响。对于人民大众而言，革命毕竟会改善他们的处境。而且革命期间，人们渴望一边评论国家大事，一边吃点面包和奶酪。
不管怎样，因迫切需求而自然形成的体制，总比各色委员会中迂腐的理论家闭门生造的东西要好上千万倍。
四
大城市的人民迫于时势占有全部物资，起初是最紧缺的必需品，然后逐渐将其他物资收归公有，以便满足所有市民的需求。这个行动实行得越快越好；实行得越快，痛苦越轻，纷争越少。
不过，为了人人都能拿到自己应得的食物，社会需要组建在何种基础之上呢？这是我们一开始就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的答案是，办法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办法才能公正地建立共产主义，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既让我们感到公平正义又切实可行，这就是欧洲农民公社采用的制度。
比方说一个农民公社，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甚至在法国也可以，虽然雅各宾派在法国不遗余力地破坏公社的作用。如果农民公社占有树林，那么只要木材充足，谁都可以随意取用。除了邻里可能会有非议，没有任何顾忌。成材木总是很短缺，必须慎重分配。
公有牧场也是如此。只要牧草丰腴，放养多少家畜、每家家畜消耗多少牧草均无限制。只要充足够用，则牧场共用，牧草共享。瑞士的所有公社以及法国、德国的数万公社，只要有公有牧场，都采用这个制度。
东欧森林茂密，土地广袤。在东欧各国，农民需要多少树就砍多少树，需要种多少地就种多少地，从未有人想过要限制每个人砍树种地。不过一旦树木或土地短缺，像俄国现在那样，就要依各户需要，按户分配。
简而言之，这个制度就是：凡公社财产，数量丰富的，取用不受限制，而数量短缺或容易短缺的，则要公平分配。在欧洲居住的3.5亿人中，有2亿人仍遵守这个自然共产主义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城市，至少有一种商品的分配是遵循自然共产主义制度，这种商品数量丰富，就是供给各家各户的水。
只要不担心供水短缺，没有哪家供水公司会考虑限制各家用水，各户想用多少，就用多少！不过，遇到干旱时节，如果担心供水短缺，供水公司知道只需在报上刊登一则简短的声明，让公众知悉此事，那么市民就会减少用水，避免浪费。
不过倘若水资源确实匮乏，那怎么办呢？只能使用配给制。当然实施配给制，有常识的人都会这么做，所以1871年巴黎两次被围时均要求实施配给制。
有必要详细阐述、制图绘表，来阐明定量配给如何实施吗？有必要证明定量配给公平公正，远胜当前的制度吗？详细阐述、制图绘表，都无法说服中产阶级，很可惜，也无法说服沾染了中产阶级偏见的工人群体。他们视人民为暴徒，认为只要政府不管事了，人民随时会相互撕咬。不过，只要见过人民自主决断、自主行动，就会时刻坚信，如果普通民众能够掌控局势，他们一定会严守公平公正，将物资配给到每个人。
如果你在群众集会上讲话，说美味佳肴——如野味什么的——应留给游手好闲的贵族，满足他们挑剔的味觉，而黑面包应拿给医院的病人，听众定然嘘声不断。相反，请在群众集会上这样讲，在街角、集市上这样宣传：极品美味应留给病人和体弱者，尤其是病人；请这样讲：如果全城只有五对鹧鸪和一箱雪利酒，那么这些应该留给病人和康复期的病人；请这样讲：病人优先，儿童其次；如果牛奶和羊奶不够所有人共享，就应留给儿童；如果社会陷入此等绝境，那就把最后一块肉留给老人和孩子，让壮汉吃干面包。
简而言之，请这样讲：如果有这种或那种消费品短缺，必须定量配给，那么最困难的人，应得到的最多。讲完后，看看是否会得到一致赞同。
饱食终日之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人民明白，而且一直都明白。即使富贵人家的孩子，如果流落街头，与百姓交往，也会慢慢明白。
那些理论家——在他们看来，军人的制服和军营的共餐制就是文明——他们定然愿意开办国有厨房，实行“斯巴达的肉汤”（共餐制）。他们会指出，如果建立若干这种大型的国有厨房，人人都可以去取定量配给的汤、面包和蔬菜，可以产生诸多便利，其一便是节约燃料和粮食。
我们并不怀疑这些便利之处。我们深知，用类似的方法已经节约了很多燃料和粮食，比如各家各户已经不再使用必备的手动研磨机、手推磨和面包炉了。我们非常清楚，同时为一百家煮肉汤，比一百家分别点火煮汤更划算。此外，我们还知道，土豆的做法数不胜数，但是在一口巨锅内烹制出够一百家吃的土豆，味道也不错。
我们知道，事实上，烹饪的各种味道全凭厨师和家庭主妇调制，同时烹制一英担（一吨的二十分之一）土豆以后，厨师或家庭主妇尽可随心所欲地调味和上菜。而且我们知道，用肉熬制的原汁，可以做成多种汤水，满足各种口味。
尽管我们很清楚这些事实，但是我们也认为，如果家庭主妇想自己烧火，用自己的锅做土豆，那么任何人都无权强迫她必须取公共厨房已经做好的土豆。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人人可以自由地与家人吃饭，与朋友吃饭，甚至在饭店吃饭，只要自己觉得好就行。
大型的公有厨房必然会代替现在毒害人民的饭店。巴黎的家庭主妇从肉贩那里购买原料，然后再随心情做各种口味的汤；伦敦的家庭主妇知道，在面包店可以烤肉，也可以烘烤苹果馅饼和大黄馅饼，花不了几个钱，却节省时间和燃料。如果公有厨房——未来的公共面包房——建立后，民众不用冒着被骗、被毒害的风险，就可以得到做好的食物，那么公有厨房做好饭菜，让个人依据口味完成最后工序，一定会十分普遍。
不过，硬性规定只能将做好的食物带回家，这与建造修道院和兵营的想法毫无二致，都是专制迷信头脑生出的病态想法，与我们的现代观念格格不入。
“什么人有权从公社拿取食物？”这肯定是我们首要思考的问题。每座城市都将给出自己的答案，不过我们坚信，如何回答取决于如何看待正义。如果生产尚未改造，乱局持续不止，无法断定哪些人懒惰成性，哪些人真正失业，就应该把可以利用的食物分给所有人，无一例外。一直与新秩序为敌的人会赶紧消失，不敢在公社露面。不过在我们看来，人民大众一向心胸宽广，性情仁慈，只要与自己站在一起，不论是胜者还是败者，都会与其分享面包。人民有这样的心胸和性情，不会损害革命，而且一旦生产恢复，昔日的敌人将在同一作坊并肩劳动。在劳动自由的社会里，懒人不足为虑。
“但是食物一个月后就没了！”反对我们的人立刻惊呼道。
“这样更好”，我们会说。这将是有案可查以来，人民第一次有足够的东西吃。至于如何补给食物，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五
一座处于革命中的城市要如何补给食物呢？我们会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很明显，补给食物的方法取决于各个省以及邻国革命的特点。如果是全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同时完成社会革命，开始彻底实行共产主义，我们的方法就会简单得多；不过，如果只有欧洲的几个公社进行尝试，就只能选用其他办法了。形势决定方法。
因此，我们在展开下文前，先大概看一眼欧洲形势，我们虽然无意装作能未卜先知，但要设法预见革命的发展道路，至少要预见革命的主要特征。
理想状态当然是全欧洲同时起义，普遍实行充公，共产主义原则让所有人心潮澎湃。如果整个欧洲全部起义，本世纪的任务便要简单得多了。
但是种种迹象都告诉我们这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坚信，革命定会席卷欧洲。如果欧洲大陆的四大首都——巴黎、维也纳、布鲁塞尔和柏林——之一爆发革命、推翻政府，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其他三个城市在几周之内定会效仿。而且，欧洲各主要半岛，甚至伦敦和圣彼得堡不久之后都很可能会紧随其后。不过，我们很难断定各地革命是否会呈现出相同的特征。
极为可能的是，各地会实施大规模充公，而一个欧洲大国实施充公，将影响到其余各国。不过，各地革命在初期将呈现出巨大差异，各国的革命道路也将迥然不同。1789至1793年，法国农民耗时四年，最终摆脱了地主压榨；资产阶级耗时四年，推翻了皇权统治。我们当将此牢记于心，也应因此耐心等待革命逐步发展，如果革命脚步偶尔迟缓，我们也不要灰心丧气。在欧洲各国，革命不一定会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至少在革命初期如此。要记得，德国仍然在努力实现建立联合帝国的梦想。德国的进步政党憧憬着模仿1848年的法国、建立一个雅各宾式的共和国，还希望依照路易·布兰克的想法建立劳动组织；而另一方面，法国人民最向往的是建立自由公社，是不是共产主义公社都可以。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一旦爆发革命，德国将比1793年的法国走得更远。法国18世纪革命比英国17世纪革命前进了一步：法国18世纪革命一举废除了国王和地主权力，但在英国，国王和地主权力至今余威犹存。然而，如果德国比1793年的法国走的路更远，做的事更伟大，那么促使德国诞生革命的思想必定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思想，而激发俄国革命的思想可能是法国1789年和1848年两次革命的思想。
然而，即便不过分看重上述预言，我们也可自信地作出以下结论：在欧洲各国，革命特征不同；各地财产公有化的程度也不会相同。
如此一来，立于革命潮头的国家是否有必要放慢脚步、等待落后的国家？不时有人这样建议。我们必须等到共产主义革命在所有文明国家都孕育成熟吗？当然不是，即使有心如此，也不可能实现。历史从不等待落后者。
再者，虽然一些社会主义者梦想着革命能毕其功于一役，转眼间便大功告成，但是我们认为，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的。很可能发生的是，法国的五六个大城市——巴黎、里昂、马赛、里尔、圣艾蒂安、波尔多，只要有一个宣布成立公社，其他大城市就会紧随其后，而许多小城市也会纷纷效仿。同时，各矿区、工业中心可能迅速摆脱“业主”和“老板”，成立自由团体。
但是，许多乡村地区还没有进步到此等程度。各地成立革命公社后，乡村地区仍将观望，继续依存于个体制。没有法警和税务员来打扰，农民对革命者也不会怀有敌意。因此，农民一方面因新形势而获益，一方面又会拖延向当地的剥削者交纳欠款。不过，农民会满怀热情、脚踏实地地种田——历次农民起义都有此特点，比如1792年革命时，法国农民的劳动热情十分高涨——因为种田不纳税，不抵押财产，这对农民来说更有吸引力。
至于其他国家，革命也会随处爆发，但特点各不相同：有的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有的实行联邦制，各地虽然大体上都是社会主义，但并无特定规律可循。
六
我们再来谈谈起义的城市，想一想市民如何找食物。如果不是全国都接受了共产主义，那么如何获得必需的物资呢？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拿法国一座大城市来说吧，比如说首都巴黎。巴黎每年消耗数千吨粮食、40万头公牛、30万头小牛、40万头猪、两百多万头羊，外加许多猎物。此外，这座庞大的城市每天还要吞没两千多万磅黄油、2亿个鸡蛋和其他海量农产品。
巴黎从美国、俄国、匈牙利、意大利、埃及和印度进口面粉和谷物，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乃至罗马尼亚和俄国进口牲畜，而食杂百货，则来自世界各个国家。
那么，我们来看看巴黎或其他大城市是如何靠国内农产品实现再补给的，而且这些农产品是由各省主动供给。
在盲信“强权”的人看来，此事易如反掌。他们首先建立高度集权的政府，配有各种强制机构——警察、军队和刑场。集权政府将登记法国全境的农产品。它将国家分为若干供应区，命令将规定数量的某种食物在某日送至某地，在某车站交付，由某官员在某日前往接收，然后存储在某仓库。
现在，我们敢断言，这个办法不仅令人生厌，而且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践。这纯粹是空想！
手中握笔，置身书房，尽可做如此美梦，可离开了书房，接触到现实，梦也就碎了，这在1793年得到了证实，因为所有这类理论都没有考虑到人的独立精神。一旦采取强权手段，各地将出现暴动，一些省抵制革命，农村起义反对城市——农村全都武装起来，反抗城市傲慢地将这套做法强加给农村。
我们受够了雅各宾式的空想！我们看看是否另有适用的组织形式。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各地断了大城市的粮，扼杀了革命。然而众所周知，法国1792至1793年的粮食产量没有减少，有证据表明产量甚至还增长了。不过，等到农民占了农场主的土地，粮食丰收了，就不愿为纸币出售粮食了。他们囤积粮食，等着粮价上涨或是有人用金子购买。国民公会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但仍无济于事，就连死刑也未能扭转困局，也未能迫使农民卖粮。公会委员曾经断然处决囤积粮食的人，无情地处死投机买卖食物的人。可粮食还是不见踪影，市民还是忍饥挨饿。
不过，拿来换取农民辛苦劳作果实的是什么呢？是（流通于1789至1796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纸券，是无日不贬值的纸片，根本花不出去。一张面值40磅的纸券买不了一双长靴，农民自然不急着拿出苦干一年的果实，换取一张连一件衬衫都买不起的纸币。
只要向农业生产者支付毫无价值的纸币——不论叫纸券还是叫劳动券——情况都不会改变。农村将拒售农产品，城市将忍饥挨饿，就算效法从前，处决顽抗的农民，也无济于事。
若要换取农民的劳动果实，我们切不可用毫无价值的纸币去换，而要用农民急需的机器制成品去交换。农民没有好用的农具耕地，没有衣服抵御恶劣天气，没有灯和油代替灰暗的灯芯草蜡烛和动物油脂，也没有铁锹、耙子和犁。目前情况下，农民缺这少那，也只得勉力支撑，不是因为农民觉得不需要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贫困中挣扎，许多有用之物都遥不可及，这源自农民无钱购买。
让城市即刻全力以赴生产农民需要的一切，不要再为富太太生产华而不实的东西了；让巴黎的缝纫机运转起来，为农民缝制工作服和周日穿的衣服，不要再为英国地主、俄国地主、非洲金矿巨头的太太们制作昂贵的晚礼服了；让工厂——包括铸造厂——生产农具，如铁锹和耙子，不要再等英国将农具运到法国，换取法国葡萄酒了。
城市不能再往农村派遣佩戴红色、蓝色或彩色绶带的监察员，命令农民将农产品送到某某地；城市应该派出友好使者，以兄弟般的口吻恳请农民：“只要给我们农产品，你们就可以从我们的仓库和商店拿走喜欢的机器制成品。”——随后粮食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农民只会留下自己所需要的，其余的粮食都会运到城市，因为他们把辛勤工作的市民看成同志——看成兄弟，而非剥削者，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说，这需要先对工业进行彻底的改造。没错，有些部门确实如此，不过有些部门改造起来很迅速，不久就可以为农民生产衣服、钟表、家具和简单的工具，眼下城市卖给农民的这些东西，价钱高得离谱。织布工、裁缝、鞋匠、洋铁匠、细木工以及许多其他行业的手艺人，很容易集中精力制造实用品和必需品，不再只是制造奢侈品。现在需要的，是让公众从心理上完全认同改革的必要性，视其为正义之举、进步之举，而且不再受理论家难以割舍的空想的欺骗——理论家们梦想着在革命中只占有工业利润，而让生产和商业照旧运行。
综上所述，这便是我们对整个问题的看法。不要再用纸片欺骗农民了——哪怕纸片上印着惊人的数字；农民是种田人，要拿他们所需之物，来换取农产品。这样，土地上长出的果实会大量涌入城市。如若不然，城市就会闹饥荒，随后反动势力抬头，接着绝望情绪将会蔓延。
七
我们已经讲过，各大城市不仅从国内各省、也从国外购买米、面、肉。外国不仅向巴黎运送香料、鱼以及其他各种美味，还运送大量的谷物和肉。
不过革命爆发后，大城市须尽可能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如果俄国的小麦、意大利或印度的大米、西班牙或匈牙利的葡萄酒大量充盈着西欧市场，那并不是因为这些产品在出口国大量过剩，也不是因为它们就像草地上的蒲公英那样可以自然生长。比如在俄国，农民每日劳作16个小时，可每年还要忍饥挨饿三至六个月，就是为了出口粮食，好交钱给地主和政府。如今在俄国，粮食刚收割完，警察就立即赶到农村，若农民不主动把粮食卖给出口商，警察就卖光农民的牛马，抵偿到期的税款和应付给地主的地租。通常情况下，为了避免牲口被拉走贱卖，农民仅留下能吃九个月的粮食，把其余的粮食卖掉。于是，农民为了维持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就把树皮、野草掺进面粉里，年头好的时候要吃三个月，年头的差时候要吃六个月，而他们生产出的小麦却做成饼干，供伦敦人食用。
但是一旦革命到来，俄国农民将给自己和孩子留足面包，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农民也是如此；我们希望印度农民也能从这些好的例子中有所受益；而美国农民几乎不可能弥补欧洲所有的粮食缺口。所以，不能寄希望于美国农民供应小麦和玉米来满足所有需求。
由于中产阶级的全部文明是建立在压榨劣势种族、剥削工业落后国家的基础上的，而革命可以撼动“文明”，让劣势种族自我解放，因此革命从一开始就有益处。
但是，随着涌入西欧各大城市的食物供给不断锐减，这个巨大的益处会越发明显。
我们很难预测国内各地的情况如何。一方面，土地的奴隶可以借革命之机，挺直弯曲已久的腰板。农民不必像现在这样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可以只工作一半的时间，当然会造成主要消费品——粮食和肉类的产量下降。
不过另一方面，农民一旦意识到，再也无人强迫自己日夜辛劳，供养无所事事的有钱人，产量会马上增加。会开垦出来大片的新土地，也会投入使用新机器和改良机器。
“1792年，农民从地主手中拿回了渴望已久的土地，种地热情高涨，可谓空前绝后。”米什莱论及法国大革命时这样说道。
当然不久之后，就可以广泛普及集约种植，公社很快就可以提供改良过的机器以及化学肥料等物品。但是，种种事实都表明：革命之初，农产品必然减少，法国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预见国内外粮食供给会减少，是极为明智的。可是粮食供给减少，如何补救呢？
哎！我们自己动手，良方就在眼前，无需绞尽脑汁苦寻远方的万应灵药。
大城市和农村必须都开始种田。我们必须回归到生物学所说的“功能整合”，即劳动分工后，再合为一体——在自然界，万事万物都遵循这个规律。
此外，撇开哲理不谈，迫于形势也会这样做。巴黎会看到，到第八个月的月末，面包就会开始短缺，巴黎就要着手种植小麦。
土地并不匮乏，因为大城市周边尽是土地，尤其巴黎周边有地主的公园和游乐场。这数千英亩土地，只要有了农夫的熟练劳动，就能变为环绕巴黎的良田，比俄国南部被太阳烘烤的平原肥沃千百倍。劳动力也不会匮乏。巴黎两百万市民如果不再围着俄国王子、罗马尼亚贵族和柏林金融家的太太团团转，只顾迎合他们奢侈的时尚追求和娱乐消遣，那能把注意力转向哪里呢？
有了本世纪发明的所有机器，有了工人——经常与复杂机器打交道——的才智和技术能力，有了发明家、化学家、植物学教授和像热讷维耶商业园艺师一样的应用植物学家，有了用于增加和改良机器的所有工厂，最后，有了巴黎人民的组织意识、勇气和干劲——有了这一切为其所用，巴黎无政府主义公社的农业将迥异于阿登省的粗放农业。
蒸汽、电、太阳热能和风不久就可以服务人类。种地的粗活、累活，很快就可以交给蒸汽机引犁和蒸汽耙了。土壤经蒸汽机引犁和蒸汽耙除草增肥后，人们（女性比男性更佳）只要动点脑筋，细心照料，就会长满茂密的庄稼，不是一年一熟，而是一年三熟或四熟。
于是，向专家学习园艺，在小块实验田尝试不同的耕种方法，比较谁的收成好，适量锻炼，强身健体（许多城市人体质下降，力气衰减）——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高高兴兴去种地，此时种地已不是奴役，而是乐趣，是节日，可以让人恢复健康、重拾快乐。
“没有贫瘠的土地；人努力多少，土地就回报多少。”这就是现代农业给出的定论。向土地索取，只要方法正确，土地一定会给你面包。
一个地区，即便如塞纳和塞纳一瓦兹两省一样小，又有一个如巴黎那样大的城市需要供养，也基本上足以长出所需的粮食，但如果方法不当，恐怕就难以实现。
农业和工业相结合，一个人兼顾农民和机械师二职一一无政府共产主义如果从一开始就直接实施充公，必然会带领我们走到这一步。
只要革命走到这一步，那么饥荒就不是可怕的敌人。不，革命面临的危险在于怯懦、偏见、妥协。丹东看到了这种危险，因而向法国呼喊：“勇敢些，勇敢些，再勇敢些”先有大胆之思想，随后必有大胆之行动。
[6_1].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法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