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谁要是仔细观察过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的发展，肯定已经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人民的住房，这个问题正悄无声息地有了明确结论。事实上，在法国大城市和许多小城市，工人正渐渐明白，房屋的所有者绝不是政府认定的那些房主。
这个想法在人民心中自然发展，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再相信，住房应列入“财产权”的范畴。
房屋不是房主建的，而是无数木场、砖厂、车间工人搭建、装潢和布置起来的。他们收入微薄，却拼命劳作。
房主付的钱也非自己的劳动成果。与其他财富如出一辙，都是通过付给工人应得报酬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积累起来的。
而且，房屋的实际价值取决于房主可从房屋获利多少，这赤裸裸地暴露了住房私有所隐藏的罪恶。其实，房主之所以可以从房屋获利，是因为房屋建在城市中，也就是说，它是建在成千上万的其他房屋中间。那里有铺好的道路、桥梁、码头、美观实用的公共建筑、良好的照明，能让住家享受农村所没有的舒适和便利的生活；它是建在一座与其他城市经常交往的城市，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汇集了工业、商业、科学、艺术的中心；它是建在一座经二三十代人努力才变得宜居、健康和美丽的城市。
巴黎一些区域的房屋，估价数千英镑，这倒不是因为建造房屋耗费了数千英镑，而是因为房屋建在巴黎；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工人、艺术家、思想家和学者文人贡献己力，让巴黎有了今天的模样——一个汇集了工业、商业、政治、艺术、科学的中心；因为巴黎有历史积淀；因为借助文学的传播，巴黎的街道名称在国内外家喻户晓；因为巴黎是十八个世纪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整个法兰西民族五十代人的共同杰作。
所以，有谁能把这样一座城市的一小块土地或一处破屋占为己有，而不公然践踏正义呢？所以，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共有遗产，又有谁有权向哪个买家出售呢？
恰如前言，工人看待住房的观点开始趋于一致。巴黎遭围困时，人民就呼吁取消房东提出的所有条件，那时住房免费的思想就已清晰可见。1871年巴黎公社执掌政权时，巴黎工人期望公社委员会作出大胆决定，取消房租，这一思想又再次显现。新革命爆发后，住房免费将成为穷人关心的首要问题。
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工人都要有住的地方，头顶总要有片瓦遮护。不过，无论工人的住房怎样破败肮脏，总有房东可以将其逐出门外。诚然，在革命期间，房东即便要把工人的破旧衣物等个人物品扔到大街上，也找不到来做这件事的法警和警察，但有谁知道新政府今后将怎么做呢？谁敢说，新政府不会再次借助强制手段，动用警察，将租户撵出简陋的小屋呢？难道我们未曾听过巴黎公社宣布，只取消4月1日前到期的房租吗？尽管巴黎局势混乱、工业停滞，但4月1日后到期的房租，仍要照付不误；结果，为捍卫巴黎独立而拿起武器的“同盟军”，除了每日15便士的补贴外，全家竟然无所依靠！
现在，必须让工人看清楚，之所以要拒付房东或房主租金，并非全因政权瓦解。工人必须明白，取消房租是公认的原则，可以说，得到了普遍认同；住房免租是人民强烈主张的权利。
但凡正直之士，出于正义感，都会赞同取消房租。既然临时政府将由中产阶级分子组成，而中产阶级内还有零星几位社会主义者，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等这几位社会主义者采取此项措施呢？如果这样，那人民可要久等了——实际上，要等到反动派卷土重来啊！
这就是为什么热忱的革命志士排斥制服和徽章——权力与奴役的外在标志——并保持人民本色，与人民大众并肩努力，争取实现取消房租和房屋充公。革命者将做好准备工作，推动思想朝着这一方向发展；革命者的工作开花结果时，人民将接着充公房屋，不必理睬那些来捣乱的各种理论——说要给房东补偿，说要先筹集必要资金。
房屋充公开始之日，遭受剥削的工人就会意识到，新时代已经到来，劳动者再也不必受财富和权势的压榨，平等得以公开宣扬，这次革命是真正的革命，绝不同于之前的诸多次革命，那些不过是装模作样的戏剧表演罢了。
二
若要人民接受充公思想，必将克服横在我们面前的所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当然，身穿新制服、坐在巴黎市政厅扶手椅上的好心人，肯定会忙着设置层层障碍。他们会讨论给房东补偿，统计数据，拟订长篇报告。是的，他们能拟订冗长的报告，长得足以拖垮人民的希望，而人民迫于无奈，无事可做，只能饿着肚子等待，眼睁睁看着这些官方研究没有任何结果，接着就失掉革命的勇气和信心，最后向反动派低头。新建立的官僚机构弄得人人仇视充公，结果自己也走到了尽头。
这里，确有一处暗礁，可能倾覆我们的希望之船。不过，如果人民不理会让人头晕目眩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如果人民认识到过新生活需要新条件，如果人民自己承担起任务，那么实现充公就不会遇到什么大困难了。
“但是怎么做呢？怎么充公呢？”你们问。我们将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但会有所保留，我们不打算从头到尾详细阐述充公计划。我们早就知道，任何人或任何团体现在给的建议，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起不了多大作用。人民将成就伟业，而且方法简单、效果显著，胜过预先设定的方法。因此我们只讲一讲，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如何完成充公。至于有人宣称充公不可能实现，我们无意自找麻烦，跟他们分辨谁是谁非。我们的答复只有一个：我们不支持任何特定的组织方式。我们只想证明，人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充公就可以实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情况很可能会是这样：一旦开始大规模充公，数支志愿队将迅速进入各行政区、街道、住宅区，着手调查房屋数量，看有多少房屋闲置、无人居住，有多少房屋住的人太多、拥挤不堪，有多少房屋脏乱残破、损害健康，有多少房屋住的人太少、空间浪费，可以让挤在出租屋里的人住进去。几天后，志愿者就能拟好完整清单，列出各行政区、街道、住宅区的所有公寓、出租屋、公馆、别墅以及所有房间、套房。不管是卫生的还是不卫生的，是大的还是小的，也不管是臭气熏天的窝棚还是奢侈豪华的宅院，都将一一列入。
志愿者相互间自由交流，不久就可以得出完整数据。虚假数据可以在会议室和办公室捏造出来，而真实准确的数据须从一个个数据入手，而且要由简入繁。
而后，不等什么人许可，志愿者可能就去找住在狭小阁楼和简陋房屋中的同志，直接告诉他们：“同志们，这次是真正的革命，绝对没错。今晚来这里，所有邻居都会到，我们要重新分配住房。如果厌倦了狭小污秽的阁楼，那就来选一间待处理的五居室公寓吧。搬进去，住下来，不用害怕。人民已经武装起来了，谁敢驱逐你，就要向人民作出交代。”
“但是每个人都想要好房子或大公寓”有人跟我们说。不，完全错了。人民从不痴心妄想。相反，我们每次看到人民纠正错误，无不感慨于他们出色的判断力和与生俱来的正义感。我们几时听说他们提过不切实际的要求？在巴黎两次被围期间，在1792至1794年的艰苦岁月，巴黎人民等着定量配给的面包和柴火，我们那时可见过他们相互争抢？巴黎人民1871年表现出的宽容和坚忍，让国外记者由衷敬佩，因此经常见诸报端。不过，耐心等待的巴黎人十分清楚，后来的人分不到粮食或柴火，只能勉强度过当日。
我们并不否认，人类生性自私。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不过我们认为，像人民住房这样的问题，若全凭哪个委员会解决，就是说指靠这样那样的官僚做派，恰恰会唤起和助长人的利己心。而后，各种罪恶的念头骤然而起，本是要解决住房问题，却成了看谁在委员会最有影响。一点点不平等就会引发争执和攻讦。如果谁得到了一点点好处，就会有人强烈抗议，而这也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要是人民自己按照街道、行政区和教区组织起来，着手将贫民窟的居民迁入中产阶级空旷的房子里，那么些许不便和不平等便很容易克服容忍了。我们很少恳求生性善良的人民大众——只有迫不得已，为了挽救革命危亡才会这么做——但只要恳求，就无有不应，劳苦大众总是以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予以回应。即将到来的革命便是如此。
可是，就算一切都说了、一切都做了，不公平的现象无疑仍会存在，不公正的事情肯定依旧难以避免。我们社会中有一些人，无论遇到多严重的危机，都无法从自私的深潭中爬出来。不过，问题不在于不公之事是否存在，而在于如何减少。
现在，全部历史、人类的全部经验、全部的社会心理都表明，最好、最合理的做法是，事情与谁的利益最相关，就由谁做决定。许许多多的细节，只有他们能顾及，若全由官员重新分配，这些细节一定会被忽略。
三
再者，没有必要立即将所有住房绝对公平地重新分配。起初肯定有些不便，但在实施充公的社会里，情况很快就会好起来。
如果泥瓦匠、木匠和其他建筑工人知道，每天都能吃到面包，那么他们最大的要求不过是每天干几个小时的老本行。他们将改造那些曾有一大群仆人打扫的上好宅院以供多个家庭遮风避雨。几个月后，新房子将拔地而起，既卫生又实用，远非现在的房子所能比。而对于没有舒适住房的人，无政府主义公社可以说：“同志们，耐心些！我们将在我们这座自由的城市建起一幢幢房屋，比资本家为自己建造的豪宅更漂亮、更坚固。谁最需要，就给谁。无政府主义公社建房不是为了赚钱。这些房子是为市民建造的，有纪念意义，是集体精神的结晶，将成为全人类的典范。这些房子就是你们的。”
如果革命群众将房屋充公，宣布取消房租——将房屋收归公有，每家每户都有权住上好房子——那么革命一开始就有共产主义特征，断难回头。住房充公将对个人财产挥出致命一击。
因为，住房充公是整个社会革命的起点。充公如何完成，决定充公之后事态如何发展。我们或者驶上一条直通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阳光大道，或者仍困于利己主义专制的泥坑。
这很容易遭到众人反驳——一些人谈理论，另一些人摆事实一一肯定有人反驳我们。反对者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维持不公平的现状，所以当然会冒用“正义之名”抗议。“这难道不是十分可耻的事吗？”他们会惊叫，“巴黎人民把所有好房子占为己有，而农民只能住在农村残破的窝棚里。”不过，我们不要弄错了，这些热心的正义之士很健忘，他们忘了自己正暗地里为“十分可耻的事”辩护；他们忘了，就在同一座城市中，工人及妻儿挤在狭小污秽的阁楼，而工人透过窗户就能看到富人的豪宅；他们忘了，整整几代人都死在拥挤的贫民窟，生前都无法畅快享受空气和阳光。消灭此种不公，应为革命的首要任务。
不要让这些虚伪的反对派阻止我们前进。我们知道，在革命初期，城市与农村之间可能存在不平等，但都是暂时的，论其性质，是可以逐步消除的；因为，农民不再是为农场主、商人、放债人和政府所驱使的牛马时，农村的居住条件一定会得到改善。为了避开偶然的、一时的不平等，我们就不去改正长久以来的错误吗？
还有一些人用所谓的事实来反驳我们，其实也不太可怕。有人给我们出了道难题，让我们考虑。说一个穷人靠着节衣缩食，买了一间房，刚好够全家住。而我们要剥夺他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把他撵到大街上！当然不是。如果他的房子刚好够全家住，当然让他继续住。他也可以在小花园里干点什么；我们不会妨碍他——不仅如此，如果他有需求，我们还会帮助他。不过，假如他出租房屋，假设他有空房间，那么人民告诉租户，不用向以前的房东再交纳房租了。他们可以住在原处，不过房租免了。不会再有人催债收钱，社会主义废除了这一切！
再或者，假设房东一人住着二十来个房间，而就在附近，有个一贫如洗的女人和五个孩子挤在一个房间。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要看看，是否可以将空房间改造成一间适合他们居住的房子。难道这么做不叫公平公正吗？难道母亲和五个孩子困居在阁楼上，而富人悠闲地坐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才叫公平公正吗？此外，善良的富人可能自己就会急着这么做；房子又大又不实用，没有了一班仆人打扫整理房间，他的夫人会高高兴兴地腾出一半。
“这么说，你们要颠覆一切。”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说。“各种驱逐和迁移将会永无止境。要是重新开始，将所有人赶出家门，然后以抽签的方式重新分配住宅，岂不是更好？”反对我们的人这样说道。但我们坚信，如果政府不干涉，如果所有住房变更全部交给为此而出现的自由团体，那么驱逐和迁移要少得多；在当前制度下，由于房东贪婪无度，驱逐和迁移反而更多。
首先，各大城市的闲置房屋几乎足以容纳贫民窟的全部居民。至于豪宅和上等公寓的套房，许多工人即便可以，也不会去住。偌大的房子，需要一大群仆人打扫整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不得不找简朴些的房子住了。贵妇会发现，豪宅不太适合亲自下厨做饭的人。慢慢地，人民会适应。没有必要端着刺刀威胁富人住进阁楼里，也没有必要派遣荷枪实弹的护卫队，将穷人安顿到富人的豪宅。人民会友善地搬进可供居住的房子，尽量避免冲突和混乱。难道我们没见过下面的例子吗？农村公社重新分配土地，对土地所有者的影响微乎其微，人们不由得佩服农村公社用的方法高明巧妙。在俄国公社的管理下，土地很少易主；如果土地仍多属私有财产，一有争吵就诉诸法院解决，那么土地就会频频易主。难道在我们看来，欧洲大城市居民的智慧和组织能力还不及俄国或印度农民吗？
而且每次革命，日常生活一定会出现点混乱，我们切不可大惊小怪。如果指望既要彻底打破旧社会，又不影响到自己的一日三餐，那可就错了。诚然，政府更迭可以不打搅尊贵的市民用餐，但是城市对养育、支持城市的人所犯的罪行，绝非政党的任何政治把戏所能补偿。
肯定会出现混乱，但并不纯粹是损失；混乱必须尽降到最低。再者——不可能放任混乱局势发展——我们要找到利益相关团体而非委员会，这样才能成功减少给每个人造成的麻烦。
人民如果非要投票选举候选人，那就错上加错了。请求获得代表人民的殊荣的愚蠢的候选人，认为自己什么都要知道，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组织。不过，要是人民动手，组织起来做自己了解的事，做与自己直接相关的事，那么就算所有“空谈俱乐部”一同努力，也不如人民做得好。巴黎公社不就是一个例子吗？码头工人大罢工不也是吗？我们在每个农村公社不也总能见到实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