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们看来，集体主义者在制定重建社会的计划时，犯下了双重错误。在谈论废除资本主义统治时，他们却试图保留恰恰是作为这个统治基础的两项制度——代议制政府和工资制。
至于所谓的代议制政府，我们经常谈论它。我们完全不能理解，有理性的人（在法国、英国、德国或美国）——这样的人在集体主义者里面并不少见——在汲取了这么多的历史教训之后，竟然还支持设立全国性或地方性议会。
我们看到了议会制正在解体，各方面对这一制度的批评也越来越严厉——不仅批评它的结果，也批评它的原则——可是，充满革命精神的社会主义者怎么会维护这样一个注定要消亡的制度呢？
议会制是中产阶级为了对抗贵族阶级而创立的，这种制度认可并强化了他们对于工人的统治。很明显，议会制就意味着中产阶级统治。拥护这一制度的人从来没有很严肃地提出：全国议会或者市议会代表着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他们中间最理性的人明白，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中产阶级不过是利用了议会制建起一道防护墙，借以对抗贵族的特权，但他们却没有给予人民自由。可是，慢慢地，随着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个制度就不能再发挥作用了。因此，各国的民主人士设想出各种各样的改良措施，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尝试过全民公投，但失败了；他们还提到比例代表制、少数派代表制和其他种种不切实际的改良议会制的方案。总而言之，他们试图找到根本就不可能找到的东西。每次尝试过后，他们必定会发现，这个尝试失败了。因此，人们对代议制政府越来越没有了信心。
工资制的情况也是如此。一旦宣布了废除私有制，开始实施生产资料全体共有，工资制无论以什么形式又怎么维持下去呢？然而，这正是集体主义者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建议，用劳动支票作为人们为国家这个伟大的集体主义雇主工作的付酬方式。
早期的英国社会主义者，自从罗伯特·欧文那时开始，一直鼓吹劳动支票制度。这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他们不过是想让资方和劳方达成一致。他们反对通过革命手段获得资本家的财产。
蒲鲁东后来也主张同样的观点，这其中的原因同样不难理解。在他的互助论体系里，他试图让资方在保留私有财产的同时，不那么咄咄逼人。他从内心深处是很厌恶私有财产的，但是，他相信，私有财产可以保证个人不受国家侵害，因此又是必不可少的。
某些或多或少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认可劳动支票制度，这也不奇怪。他们根本不关心工人拿到的报酬是劳动券，还是上面铸着共和国或帝国图案的硬币。他们只关心拯救对于住房、土地和工厂的私人所有制，无论如何，至少要拯救生产所必需的住房和资本私人所有制，使它不至于消亡。劳动券正好能够达到维护私有财产的目的。
只要劳动券可以用来购买珠宝和马车，房东就会很乐意收下它们来抵房租。只要住房、土地和工厂属于孤立的所有者，人们就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付钱给他们，从而获许在土地上耕作，在工厂里上班，在住房里居住。一旦这种交钱才能劳动的制度维持下去，而收钱的权利由所有者掌握，那么，他们就会同意工人支付纸币或者支票，以便他们换取各种各样的商品。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住房、工厂和土地不再是私有财产，而是属于公社或国家，我们又怎能为劳动券这种新型的工资制辩护呢？
二
我们来仔细看看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集体主义者（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把自己叫做集体主义者，他们认为集体主义就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以及“每一个群体按照他们所希望的共产主义或者其他原则分配劳动成果的自由”）宣扬的这种劳动报酬制吧。
这个制度可以归结为一点：每个人都在土地上、工厂里、学校里和医院里等地方工作。工作日由拥有土地、工厂、道路等的国家规定。完成一个工作日的工作，工人们就会得到一张劳动券，上面写着：八小时工作。工人们用这种支票可以在国营商店或者各个公司开办的商店里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支票是可以分割的，因此，你可以购买价值一小时工作的肉类，价值十分钟工作的火柴，或者价值半小时工作的烟草。在集体主义革命之后，我们不说“两便士的肥皂”了，而是说“价值五分钟劳动的肥皂”。
大多数集体主义者严守中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做的合格工作和简单工作的区分，他们还告诉我们，从事合格的或者专业的工作的人应该得到比从事简单的工作的人多一些的报酬。因此，医生一小时的工作会被认为相当于护士两个或三个小时的工作，或者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或五个小时的工作。“专业或者合格的工作相当于好多个简单工作的总和，”集体主义者格兰隆德说，“因为这种工作需要更长的学徒期。”
其他一些集体主义者，例如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盖德，并不做这种区分。他们主张“工资平等”。医生、校长和教授应当得到和普通工人同样的报酬（以劳动券的形式）。在病房看护病人八个小时的价值同在土木工事或者矿井、工厂里工作八个小时的价值是一样的。
有人作出更大的让步。他们承认，从事令人讨厌或者有害身心的工作——例如疏通下水道——得到的报酬应该比从事那些惬意的工作得到的报酬要多。他们说，疏通下水道的工人干一个小时的活得到的报酬应该相当于教授讲两个小时的课得到的报酬。
我们补充一句，有的集体主义者允许一次性向公司结清劳动报酬。这样一来，公司就会说：“这里有100吨钢铁。100名工人花10天时间才能生产出来。他们每天工作8小时，因此生产100吨钢铁共耗费他们8000小时——每吨耗费80小时。”由于他们的劳动，政府将支付给他们8000张面额一小时的劳动券，这8000张支票将在这些钢铁工人中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分配。
另一方面，100名矿工耗费了20天生产出了8000吨煤，每吨煤相当于两小时的工作。矿工协会总共可以拿到16,000张面额一小时的支票，这些支票可以按照成员们自己的意愿在内部进行分配。
如果矿工提出抗议，说一吨钢铁只相当于六小时的工作，而非八小时；如果教授希望自己每个工作日的报酬相当于护士的四倍，那么，政府就应当干预，解决他们的分歧。
简而言之，这就是集体主义者希望看到的社会革命带来的体制。正如我们所见，他们的原则是：生产资料集体拥有，按照劳动时间、兼顾劳动效率给每名劳动者支付报酬。政治制度则实行议会制，不过会有一些改良措施。例如，对那些选出来的代表进行积极的教育，还有全民公投——由全体国民投票表示赞同或反对。
必须承认，在我们看来，这个制度根本就无法实现。
集体主义者首先声明了一条革命性原则——废除私有财产——然后又马上把它否定了。因为他们主张的生产和消费体制起源于私有财产。
他们声明了一条革命性原则，却对这条原则必然会导致的后果视而不见。他们忘了，废除生产资料——土地、工厂、道路、资本——私有制必然会使社会走上全然不同的道路；必然会完全推翻现有的生产体制，包括它的目标和手段；必然会改变个体之间的日常关系，不久后土地、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被视为公共财产。
他们说，“废除私有制”，可是，他们马上又设法维持私有制的日常表现形式。“只要土地、工具、机器以及所有到目前为止的种种发明——工厂、铁路、港口、矿井等等——都属于你们，你们就成了一个公社。在这种集体所有制下，人们完全不会区分哪是你的，哪是他的。
“可是，从明天开始，你与别人锱铢必较，在发明新机器的时候，你出了多少力，在开挖新矿井的时候，你又出了多少力。你会认真思考，新收获的劳动成果哪些是属于你的。你会计算工作时间，会非常小心，以免身边的人的劳动时间比你的更值钱。
“在一些工厂，一名工人可以同时看管六台动力织布机，而在另一家工厂，一名工人只能看管两台织布机，因此，就不能用小时来衡量劳动价值了，你只能衡量消耗的体力、脑力和精力。你需要精确计算当学徒的时间，从而评价每个人对未来生产所作的贡献大小。而在这样做之前，你会宣布，你并没有考虑到他对于过去生产所作出的贡献。”
好了，对我们来说，一个社会不能建立在两个完全相反、始终相互矛盾的原则之上，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具有这样的体制的国家或公社将不得不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或者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三
我们已经说过，有的集体主义作者希望，对合格的或专业劳动和简单劳动进行区分。他们伪称，工程师、建筑师或者医生一个小时的工作相当于铁匠、石匠或护士两到三个小时的工作。各种需要实习期的行业同日工们从事的简单劳作也应当进行同样的区分。
进行这种区分就意味着要维持当今社会的种种不平等。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就为工人和那些企图统治他们的人之间划下了一条分割线。这就意味着，社会要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拥有知识的贵族和被他们统治的手上长茧的下等人——后者注定了要为前者服务，通过自己双手的劳动为前者提供食物和衣服，而前者则有大把的空暇来研究如何统治他们的衣食父母。
这就意味着，要恢复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并让它得到社会革命的认可。这就意味着，要把古代已经崩溃的社会里的一大弊端确立为原则。
我们知道将得到什么答案。他们会说什么“科学社会主义”，他们会引用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还有马克思的论述，以证明工资等级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工程师的“劳动力”比工人的“劳动力”对社会来说价值更高。事实上，难道经济学家们没有尝试向我们证明，如果工程师的报酬是工人的20倍，这是因为造就工程师的“必要”费用要比造就工人的必要费用多得多吗？难道马克思没有说过，在两种体力劳动之间进行同样的区分也是合乎逻辑的吗？既然他自愿接受了李嘉图的价值论，主张商品之间应当按照社会生产它们所必要的劳动量进行交换，他就不可能得出其他的结论。
但我们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如果工程师、科学家或者医生得到的报酬比工人多十倍或一百倍，如果纺织工人得到的报酬比农民多三倍，比火柴厂的小女孩多十倍，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生产成本”较高，而是由于他们对于教育或工业的垄断。工程师、科学家和医生只是利用了他们的资本——学历——这就好比中产阶级雇主利用工厂，贵族利用他们的贵族头衔一样。
至于说雇主愿意支付给工程师的报酬比工人多20倍，那纯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如果工程师每年能够节约4000块的生产成本，雇主会支付给他800块。如果雇主手下有一个工头，能够想出好点子让工人辛苦工作，从而让他省下400块，他会很高兴地每年支付80或120块的工资。如果他可以预期赚得400块，他愿意额外多付40块的工资，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同的体力劳动工作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区别。
因此，别让他们再给我们说什么“生产成本”了，它只会提高熟练劳动的报酬；别让他们再给我们说，在大学里幸福地度过了青年岁月的学生有权得到高工资，他应该比从11岁开始就在矿井里劳作、脸色变得苍白的矿工的儿子工资高十倍；别让他们再给我们说，织布工人的工资应该比农民多三到四倍。教会织布工人如何织布所花费的成本，并不是教会农民如何种地所花费的成本的四倍。织布工人能拿高工资，只不过是因为他的行业在国际贸易上占据的优势地位，其他国家至今还没有工业，以及所有的政府均将工业放在农业之前，给予种种优惠政策。
还没有人计算过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如果一个无所事事的贵族要比一名工人耗费的社会成本多得多，那么，一个强壮的日工是不是要比一个熟练技工耗费的社会成本少呢。这一点还难以得出结论，因为我们必须考虑穷人的婴儿死亡率，贫血症肆虐以及夭亡等情况。
例如，他们能不能让我们相信，支付给巴黎工人的1先令3便士，支付给生产花边时眼睛失明了的奥弗涅农村小姑娘的3便士，支付给农民的1先令8便士，能够反映出他们的“生产成本”吗？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人们得到的报酬偏低，但我们也知道，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好制度，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少得可怜的工资，他们就会饿死。
对我们来说，工资等级是税收、政府保护和资本主义垄断共同造成的复杂结果。简而言之，工资等级是国家和资本造成的结果。因此我们说，所有有关工资的理论都是在事后提出来为当前的不平等现象辩护的。因此，我们不必把它们考虑在内。
他们也必然会告诉我们，集体主义工资等级制会是一个进步。他们会这样说：“有些技工的工资比普通工人高两到三倍，这总比工人一年也挣不到大臣一天挣的钱要好。这样做是向平等迈出了一大步。”
在我们看来，这一步恰恰是退步。在一个新社会里，把简单劳动和专业劳动区分开来，会导致革命认可和承认一个野蛮的事实，并把它确立为原则。今天，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不公正的。这样做就意味着效法法国议会的那些议员们。1789年8月4日，他们宣布废除封建主的权利。可是，8月8日，他们又向农民收费补偿贵族，并将这些费用置于革命的保护之下，这样一来，他们又认可了那些被废除的权利。这样做就意味着效法俄国政府。在解放农奴的时候，政府宣布，有些土地今后将属于贵族，而此前这些土地被认为是农奴所有。
或者再举一个更有名的例子。1871年，巴黎公社决定每天支付给公社委员会委员们12先令6便士，而那些守城的士兵们每天只能拿到有1先令3便士。这个决定受到了欢迎，被认为是更优越的民主平等之举。事实上，公社只是认可了以前就存在的官员和士兵、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平等。这个决定是由投机取巧的法国国民议会作出的，它看上去是个绝妙的主意。但是，公社却一手导致了她自己的革命原则的失败，因为她未能将其付诸实践。
在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下，大臣每年可以拿到4000块，普通工人却只能拿到40块甚至更少，工头的工资比工人高两到三倍，工人内部的工资也分成不同的等级，从八个先令一天到农村小姑娘三个便士一天。我们既反对大臣拿高工资，也反对工人每天八个先令和那个可怜的姑娘每天三个便士之间的巨大差距。我们说：“打倒教育特权打倒出身特权”。我们主张无政府主义，恰恰是因为这些特权让我们反感。
在这个极端主义社会里，他们已经让我们反感了。我们还能够在一个一开始就主张平等的社会里容忍这些特权吗？
有些集体主义者明白，在大革命的激励下诞生的社会里，不可能再维持工资等级制，所以他们赶紧宣布实行工资平等。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此。可是，他们遇到了新的困难，他们的平等工资制同其他集体主义者主张的工资等级制一样，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一个拥有所有社会财富的社会，一个大胆地宣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财富的社会——无论他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将不得不放弃任何形式的工资制，无论工资是货币还是者劳动券。
四
集体主义者说：“按劳分配。”或者换句话说，按照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他们认为，只要社会革命使得所有生产资料成为共同财产，就应当将这一原则付诸实施。但我们认为，如果社会革命不幸宣布了这一原则，这也就意味着革命必然失败，也就意味着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困扰我们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当然，在一个像我们这样活干得越多，报酬却越少的社会里，这条原则乍一看上去好像体现了对公正的渴望。但事实上，它只是让不公正继续存在下去。正是在宣扬这条原则的过程中，工资制才得以诞生，可结果它导致了今日社会里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不平等和种种丑恶现象。因为，从人们开始用货币或其他形式的工资来衡量劳动成果那一刻开始，从人们一致认为工人只能得到他能够获得的工资那天开始，政府援助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历史已然写就，其雏形就在这条原则之中。
那么，我们应该回到起点，再来一次这样的革命吗？我们的理论家们想要这样做，但幸运的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革命必须是共产主义的。如果不是这样，革命就会由于流血而失败，只能从头再来。
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无论是工厂里或土地上的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就生产来说，价值（以前人们错误地称之为交换价值）是不能准确衡量的，使用价值也如此。如果两个人年复一年地每天为社会工作五个小时，从事的工作虽然不同，但他们自己都很喜欢，我们就可以说，总体上看，他们的劳动大致是等价的。但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劳动分开来，说其中一个某一天、某一个小时或者某一分钟的劳动成果相当于另一个人一天、一小时或一分钟的劳动成果。
我们可以粗略地说，一个一辈子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不得闲暇的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要比一个每天工作五个小时、不得闲暇的人或者一个根本就没有牺牲闲暇时间的人要多得多。但是，我们不能把他两个小时的工作拿出来，说他在这两个小时之内的成果是另一个只工作了一个小时的人的成果的两倍，并据此相应地支付工资。这样做无视了工业、农业和现代社会的整个生活中的复杂性。这样做忽视了所有的个体劳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过去和现在所有劳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钢铁机器的年代，我们却自欺欺人地认为生活在石器时代。
如果你走进一个现代的矿井，你会看到一名工人操作一台能够控制升降梯的巨大机器。他的手里握着一根操纵杆，可以停住机器，也可以颠倒机器的运动方向。他把操纵杆向下一拨，升降梯在一瞬间就颠倒了运动方向。他把操纵杆时而向上拨，时而向下拨，升降梯很快就下到井筒深处，速度之快，令人头晕目眩。他全神贯注，眼睛死死盯着一个指示器。这个指示器可以在一个小刻度尺上显示升降梯每一个瞬间位于井筒的哪个位置。一旦指示器到达某个刻度，他就会突然让井筒停下来，不多不少，恰恰停在需要停的位置上。矿工们把矿车上的煤卸下来推走空车之后，他马上把操纵杆打到相反的方向，升降梯又开始升空了。
每天，他必须连续八到十个小时像这样全神贯注，精神高度紧张。哪怕他的脑子走神一小会儿，升降梯都会撞上传动装置，会导致轮子破裂，绳索断开，人被压碎，矿井里的一切工作都得停下来。如果他每次触摸操纵杆的时候浪费三秒钟，那么，在我们现代化的改良过的矿井里，每天的开采量就要减少20到50吨。
矿井里最不可或缺的人是他吗？或许，是在矿井下面给他发信号升起升降梯的男孩吗？是在井筒底部，每时每刻都冒着生命危险，总有一天要因沼气而丧命的矿工吗？或者，是弄错了煤层分布，由于计算时的低级错误而使得矿工在岩石上开挖的工程师吗？是将资本投入煤矿，或许对专家的意见置之不理，宣称在那里找到了优质原煤的煤矿主吗？
所有从事与煤矿有关工作的人都对采煤作出了贡献，贡献大小与他们的力气、精力、知识、智力和技能成正比。我们可以说，所有人都有权利生存，有权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所有人都能得到生活必需品的话，他们甚至还有权满足自己的古怪想法。但我们怎么能够评价他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呢？
而且，他们开采出来的煤难道全部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吗？这些劳动成果难道不属于那些修建了通往煤矿的铁路以及从所有火车站始发的公路的人们吗？这些劳动成果难道不属于那些在土地上耕作播种、开采铁矿、在森林里伐木、建造烧煤的机器、慢慢发展采矿业的人们吗？
想把这些人的工作完全区分开来，是完全不可能的。用劳动成果来衡量劳动让我们得出荒谬的结论；把总体劳动分割开来，以工作消耗的小时数衡量其各个部分同样让我们得出荒谬的结论。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基本需求应置于精神追求之上，首先承认生存权，然后再谈所有参与生产的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
但是，如果把任何其他的人类活动——把生命的表现形式视为一个整体。我们中间谁能够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呢？是发现疾病的医生，还是通过保健护理让病人复原的护士？是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者，还是那个小男孩呢？有一天，他厌倦了拉动以前用于打开阀门让蒸汽进入活塞的绳子，于是他把绳子系到机器的控制杆上，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发明了所有现代机器最重要的机械部件——自动阀门。
是火车头的发明者，还是纽卡斯尔的工人们？他们建议把以前铺在铁轨下面的石头换成木枕，因为石头缺乏弹性，会导致火车出轨。是火车头上的工程师吗？是阻止火车或放行火车的信号工吗？是让火车从一条线路转到另一条线路的扳道工吗？
此外，跨大西洋电缆的铺设又该归功于谁呢？是那名在博学的科学家们都宣称电缆不能传播信息时仍然固执地坚持己见的电气工程师吗？是那位主张应该用手杖一样细的电缆替代粗电缆的博学的物理地理学家毛利吗？还是那些不知道来自哪里的志愿者们呢？他们没日没夜地在甲板上仔细检查每一码电缆，把钉进电缆不导电的外层里的钉子拔出来。轮船公司的股东们为了让它不能正常工作，愚蠢地让人钉了这些钉子。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从充满了欢乐、痛苦和事故的生命的真正历程来看，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回忆起一个这样的人吗？他帮过我们大忙，但只要提到用等价的钱来报答，我们就会义愤填膺。这个忙可能只是一个词，一个在适当的时候讲出的词，或者可能是常年的奉献，我们难道要用“劳动券”来衡量这些“无价的”帮忙吗？
“每个人干自己的工作”。但是，如果每个人付出的劳动不比用他们得到的金钱、“支票”或福利来衡量的劳动要得多得多的话，人类社会根本无法延续超过两代。如果母亲不牺牲自己的生命照顾自己的孩子，如果人类不是不求回报地持续付出，如果人类不是在恰恰不求回报的时候才付出最大的劳动，这个种族很快就会灭绝。
如果中产阶级社会正在衰亡，如果我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不用火把和斧头攻击旧体制就无法找到出路，那恰恰是因为我们太斤斤计较了。那是因为，我们让自己接受了付出就是为了得到回报的观点。那是因为，我们想把社会变成一个建立在借贷基础上的商业公司。
毕竟，集体主义者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们隐隐约约地觉得，如果一个社会实施了“按劳分配”的原则，那它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他们认为，生活必需品——我们不谈论那些奇怪的念头——个人的需要，并不总是同他的劳动相对应。因此德·帕普告诉我们：“然而，那个明显是个人主义的原则应当通过一些手段加以调和，例如社会应当介入孩子和年轻人的教育（包括生活费和住宿费），以及建立社会机构，帮助病弱，为年老的工人找到休养之地等等。”他们认为，一个有三个孩子的40岁男人有一些不同于20岁年轻男子的需求。他们知道，一个处于哺乳期、在婴儿床边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的妇女，不可能跟一个甜甜美美睡了一大觉的男子完成等量的工作。他们似乎认为，为社会操劳过度而疲惫不堪的男人和女人们，跟那些悠闲度日、利用他们担任政府官员的特权把“劳动券”揣进兜里的人相比，能够完成的工作要少。
他们迫切地想修正自己的原则。他们说：“社会不会不抚育和培养自己的孩子，也不会不帮助年老体弱者。毫无疑问，要修正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要用需求来衡量社会需要担负的成本。”
慈善组织，慈善组织，总是基督教的慈善组织，不过这次是政府设立的慈善组织。他们相信，通过改善为弃儿设立的收容所，通过使老人和病人加入保险，可以修正他们的原则。可是，他们却仍然不能放弃“先伤害后治疗”的想法！
因此，在拒绝接受共产主义之后，在肆意嘲笑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之后，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忘掉了什么东西，那就是生产者的需要，这一点他们现在已经承认。不过，需要政府来评估这些需求，需要政府来核实这些需求和他们的劳动是成正比的。
政府会少量地发放救济。这距离制定英国济贫法和设立救济院仅仅一步之遥。
但二者之间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因为我们正在反对的这个社会的继母也同样被迫修正她的个人主义原则。她也得像共产主义者那样以慈善的名义作出让步。
她也得分发价值半个便士的食物，以防止她的商店被洗劫；她也得建立医院——往往是很糟糕的医院，但有时候也会有一流的医院——以预防传染病肆虐；她也得在支付过劳动报酬之后，为那些被她伤害的孩子们提供栖身之所；她得考虑他们的需要，少量地发放救济。
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说过，贫穷是财富的主因。正是贫穷造就了最早的资本家，因为，在积累“剩余价值”（关于这个我们经常听说）之前，人们必须足够贫穷，才会为了不饿死，同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如果说在中世纪穷人的人数增长十分迅速，那是因为众多的入侵和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紧接着发生的战争以及由于对东方的剥削而急剧增加的财富。这两个原因把以前将人们维系在农业和城市社区里的纽带撕得支离破碎，并教会了他们赞美剥削者视为珍宝的工资原则，而不是他们在之前的部落生活中奉行的团结一致。
一场革命诞生了这条原则，人们竟然将其称为社会革命——一个对挨饿的人、受压迫的人和忍受痛苦的人来说珍贵无比的名称。
这场革命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因为，旧体制在无产阶级的斧头下土崩瓦解之日，很多声音高喊着：“人人都应当享有面包、住房和舒适。”这些喊声会被倾听。人们会说：“我们先缓解对生命、幸福和自由的渴求吧，反正这些渴求我们从来也没有完全满足过。当我们尝到了这种幸福的滋味，我们将着手摧毁中产阶级统治的最后残余力量：它从账簿上得来的道德观念，它的‘借贷’哲学，它的‘我的和你的’制度。‘在摧毁的同时，我们也将建设，’正如蒲鲁东所说，我们将以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名义进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