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针对共产主义提出的主要的反对观点吧。多数反对观点明显源自无知的误解。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我们并不需要回答独裁共产主义提出的反对观点，因为我们自己也赞同这些观点。文明国家为了争取个体解放而进行过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它们否认他们过去工作的意义，容忍一个对公民生活的细枝末节都要干涉的政府，哪怕这个政府的唯一目标就是造福于全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文明国家已经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即使一个独裁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建立，也不能持久。人民的普遍不满会使它快速解体，或者按照自由的原则进行重组。
我们即将要讨论的是无政府主义一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承认个体的绝对自由，不允许有任何权威存在，也不强迫人们去工作。由于我们的研究仅限于这个问题的经济学方面，因此，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社会一一其成员就是该社会目前的成员，既不更好，也不更坏，既不更勤劳，也不更懒惰一一是否有机会成功发展。
人尽皆知反对意见。“如果人人生活有保障，如果人们不必为了挣工资而工作，那么没有人会愿意工作。如果不是被迫去工作，每个人都将把自己的工作负担转到别人身上。”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实在是过于轻率。反对者甚至没有认识到，这一反对意见的核心问题在于明白两点：首先，是否能够通过工资劳动有效获取应当获取的成果；其次，自愿劳动现在是否没有工资劳动创造的成果多。要想解答好这个问题，必须进行认真研究。在精密科学领域，人们只有经过认真研究、仔细收集和分析资料之后，才会对某些话题发表观点，而这些话题无论在重要性还是在复杂性上都远远比不上这个问题。可是，他们却在没有任何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作出判断，随便一件什么事情，比如美国的某个共产主义团体未能取得成功，就能让他们满意。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如同那种律师，他不把对方的辩护律师当成一项事业的代表，也听不进对方的不同意见，而是把他们视为讨厌鬼——口头辩论中的对手。如果他能幸运找到应答之辞，他就不在乎能不能进行有力地辩护。因此，对于一切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基础——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最少地浪费人力而为社会提供最大量的有用产品——的研究，始终不能取得进展。人们要么只是重复那些司空见惯的观点，要么假装不懂我们的观点。
这种轻率态度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即使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里，你也已经能够找到一些人被事实所迫，开始怀疑那些学科开创者们提出的公理了。这一理论认为，饥饿的威胁是人类从事生产的最大动力。他们开始认识到，生产过程中会引入一种集体因素。而直到目前为止，这种集体因素还很少有人注意，但它可能比个人收益更加重要。工资劳动制度质量低下，现代农业和工业中人力大量浪费，寻欢作乐的人日益增加，这些人把自己的负担转移到别人肩上，生产过程中缺乏活力，这一点越来越明显，所有这些问题都吸引了“传统”学派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他们中的有些人自问是不是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那个想象中的大坏蛋，那个只有用金钱或者工资做诱饵才能引诱的坏家伙，是否真实存在。这种异端邪说甚至进入了大学里，正统经济学的著作里面也能见到这种学说。
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社会主义改革家坚定不移地支持个人计酬劳动，守卫着工资劳动的大本营。可现实情况是，之前主张工资劳动制的人正在一步步向反对者退让。
他们担心，如果不强迫的话，民众就不会工作。
可是，在我们自己的有生之年，我们不是已经有两次听到过这样的担心吗？其中的一次是在解放黑奴之前，美国反废奴主义者感到十分担心。而另一次则是在解放农奴之前，俄国贵族感到十分担心。反废奴主义者说：“没有鞭子，黑人就不会工作。”俄国的农奴主们说：“没有主人的监督，农奴们就不会去耕种田地。”这是1789年法国贵族们的老调重弹，是中世纪的老调重弹。这种论调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存在，每次在我们消除不公正的时候都会听到它。而每一次，事实都证明这种论调是无稽之谈。1792年得到解放的农民，以前人从未有过的积极性耕种土地；被解放的黑奴比他们的父辈干的活更多；而俄国的农奴们，在庆祝完星期五和星期日以纪念获得自由之后，就热情高涨地开始了耕作。正是因为他们完全获得了解放，他们才表现出这种高涨的热情。在他自己的土地上，他会拼命工作，用“拼命”这个词是再合适不过了。
反废奴主义者的老调重弹对奴隶主是有价值的。而对奴隶们自己来说，他们知道这种论调的用途，也明白它的动机。
此外，不正是经济学家们自己告诉我们，靠工资为生的人干活质量常常不高，而只有看到自己的财富会随着劳动成比例增长的人才能够从事高强度、高产出的工作吗？所有歌颂私有财产的赞美诗都可以归结为这条公理。
经济学家们想要显示私有财产的好处，因此，他们向我们展示，一块不毛的沼泽地或石头地经过自耕农的耕作之后，获得了大丰收，可这个例子完全不能证明他们支持私有财产的观点。这种现象令人称奇。经济学家们承认，唯一能够确保劳动成果不被剥夺的方式就是拥有劳动工具——这种观点是对的——可这只能证明人在自由劳动的时候，在他能够选择职业的时候，在没有监工妨碍他的时候，在他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够为自己和其他像他一样工作的人带来好处，而不会让无所事事的人受益的时候，才能创造最大的劳动成果。从他们的论点中再也推导不出什么其他的东西，而我们的论点正是由此而引发。
有关劳动工具的拥有形式，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论证中只是间接提到，它为耕作者提供了保障，使得他的劳动成果和改良成果不会被剥夺。此外，为了支持他们有关私有财产制比其他所有制更优越的观点，难道他们不应该证明：在公共财产制度下，土地不会有在私有财产制度下那样的好收成吗？但是，这一点他们无法证明。事实上，人们看到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
举个例子来说吧。在瑞士沃州的一个公社里，每到冬季，村里的所有人都去森林里砍伐木材，而森林为全体村民共有。正是在这些全民劳动的劳动节日里，人们体现出了最强烈的劳动热情和最大的干劲。任何付酬劳动，任何私有主的努力都无法与之相比。
我们也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在俄国的一个村子里，全体村民耕种一块属于公社所有的土地。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人们在共同为了公社劳动的时候创造出的巨大劳动成果。男人们相互比赛，看谁收割的庄稼面积最大，女人振作精神，紧随其后，生怕被收割者落下太远。这是一个劳动的节日，一百人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劳动任务。如果他们分散劳动的话，这些活可能好几天也完成不了。那些孤立的私有主的工作同他们比起来实在是不值一提。
事实上，我们可以在美国的拓荒者中间，在瑞士、德国、俄国的村庄以及某些法国村庄里举出众多的例子；也可以援引俄国众多合作社（如泥瓦匠、木匠、船工、渔夫等）的工作为例，这些人共同工作，将劳动所得直接在内部进行分配，无需中间人经手；还可以援引我看到的英国船坞里的工作为例，在这里，工人们按照相同的原则领取报酬。我们还可以举出游牧民族集体狩猎以及众多其他成功的集体企业的例子。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证明，共同劳动较工薪族的劳动和孤立的私有主的劳动无疑要优越得多。
幸福，也就是身体、艺术和道德需求的满足，从来都是从事劳动的最大动力。雇佣劳动者可能连生产生活必需品都有困难，而自由劳动者则预见到由于自己的劳动，他本人和其他人会相应地过得更加舒适自在。因此，他会投入多得多的体力和脑力，他的劳动成果也要多得多。前者感觉到无法摆脱贫困，后者则希望将来能够舒适自在。这就是全部的秘密。因此，一个旨在让全体成员更幸福、让所有人全方位享受生活的社会，会让人们自愿劳动。这种方式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较之到目前为止，在奴隶制、农奴制、工资制的刺激下创造的劳动成果要多得多。
二
现在，那些但凡能够将维持生计所必需的劳动转移到别人身上的人一定会这么做。人们相信，这种情况将永远持续下去。
而维持生计所必需的劳动本质上都是体力劳动。我们也许是艺术家，也许是科学家，但是，如果没有体力劳动的成果——面包、衣服、道路、船只、照明、取暖等等——没有人能够生存下去。而且，无论我们的喜好多么具有艺术性，多么玄妙，他们都有赖于体力劳动。可也就是这种劳动——生命的基础——人人唯恐避之而不及。
我们很清楚，现如今情况只能是这样。
因为，现在从事体力劳动在现实中就意味着把自己关在空气污浊的车间里，每天要关上10到12个小时，20年，30年，甚至一辈子固定在同样的岗位上。
这就意味着你注定要拿微薄的工资，注定要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注定缺乏工作机会，注定穷困潦倒，还往往注定你要死在医院——而在这之前，你工作了40年，不是为了你自己和你的孩子们，而是为其他人提供食物、衣服、娱乐和教育。
这就意味着，你一辈子都要烙上低人一等的印记。因为，无论政客们对我们说什么，人们总是认为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低一等。每天在车间劳作十个小时的人根本没有时间，更没有钱去享受科学和艺术带来的愉悦，甚至也没有准备好欣赏这些愉悦。他只能满足于特权阶层的饭桌上掉下来的碎屑。
我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体力劳动被视为命运的诅咒。
我们认为，所有人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摆脱或者使他们的孩子摆脱低人一等的处境，为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位置。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也靠别人的劳动生活！
只要还有体力劳动者阶层和脑力劳动者阶层，情况就必定如此。
事实上，当工人知道自己从一出生到走进坟墓，等待他的命运将是生活在平庸、贫困和不安全感中，这种令人压抑的工作又怎能引起他的兴趣呢？因此，在我们看到绝大多数人每天早上开始痛苦地工作时，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的毅力，他们的工作热情，以及他们那种像盲目服从指令的机器一样，过着这种毫无希望的悲惨生活的习惯。他们从来都没有预见到这样的场景：有一天，他们自己，或者至少是他们的孩子们，会成为人类的一部分，能够享用慷慨的大自然赐予的全部财富，能够享受知识、科学和艺术创造带来的愉悦。而这些在今天只有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才能够享受。
正是为了结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我们才想废除工资制，我们才想发动社会革命。如此以来，工作将不再是命运的诅咒，它将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自由地发挥人类全部的才能。
不仅如此，我们也应该对这个有关工资制可以带来更多劳动成果的神话进行认真的分析了。
不用去造访我们时不时能见到的示范工厂和车间，只去一些普通工厂看看就可以明白，现代工业是多么浪费人力。有一家组织结构还算合理的工厂，就会有百余家浪费人力的工厂。而这样做除了可能每天为雇主多赚几十英镑之外，并没有什么有实际意义。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20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整天坐在条凳上，他们胸膛凹陷，拼命摇晃着头和身体，以变魔术般的速度，把纺纱机用剩下的毫无用处的碎棉花两头系在一起。像这样颤抖摇摆的身体会给他们的国家留下什么样的后代呢？雇主会说：“可他们在工厂里占用的地方很少，而每个人每天能为我带来六便士的净利润。”
在伦敦的一家大工厂里面，我们看到一群只有17岁的女孩子们，由于经常顶着一盘盘的火柴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她们已经秃头了。可是，即使最简单的机器也可以把火柴运送到他们的工作台上。不过，“这些女人没有一技之长，用她们廉价得很。干吗还要用机器呢？等她们干不动了，很容易找到可替换的人，街上这样的人太多了！”
一个寒冷的晚上，在一座公馆前的台阶上，你会看到一个赤脚的孩子正在睡觉，手里还拿着一叠报纸。童工实在是太廉价了，每天傍晚都有人雇佣童工售卖十便士一份的报纸，而可怜的小男孩只能拿到一个便士或者一个半便士。在所有的大城市，你会不断看到精力充沛的人们到处流浪，他们已经失业好几个月了。他们的女儿们在纺织车间的高温蒸汽中变得面色苍白，他们的儿子们则用手往鞋油管里灌黑色的鞋油，或者在他们本来应该学习一门技能的时候，只能帮蔬菜水果商拎篮子。等他们到18或20岁的时候，就经常失业了。
这样的情况随处可见，从旧金山到莫斯科，从那不勒斯到斯德哥尔摩，人力的浪费是我们的工业最显著、最主要的特征。就更不必说贸易行业了，这一行业的人力浪费达到了更加惊人的地步。
“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居然给了工资制下有关人力浪费的科学，这可真是一个绝妙讽刺！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你同一个组织结构良好的工厂负责人交谈，他会天真地向你解释说，现在要找到技术好、身体好、精力好而且还愿意工作的工人非常困难。“每个星期一有二三十个人给我们打电话求职，如果里面有这样的人，我们一定会雇用他，哪怕我们正在裁员。我们一眼就能够认出他，也会雇用它，尽管第二天我们不得不解雇一名年龄更大、工作积极性不高的工人。”那位刚刚收到辞工通知的工人以及所有那些明天将要收到辞工通知的工人们，增加了十分庞大的资本后备军——失业者大军——的人数。只有在需要赶工，或者为了对付罢工者的时候，他们才会被召唤到织机旁或者条凳上。还有另外一批人——一旦生意不景气，就被那些状况较好的工厂解雇的普通工人，他们又会怎样呢？他们也要加入那支年龄偏大、不再有利用价值的工人大军。他们只能频繁地出入一些二流工厂——那些勉强能够保本，靠欺诈和给消费者（特别是偏远乡村的消费者）下套维持下去的企业。
如果你同工人们本人交谈，你很快就会发现，在这样的工厂里，大家奉行永远不要尽力的原则。“工资太低，不要好好干活”，这是工人一进入工厂，其他工友们的告诫。
因为工人们明白，如果由于一时发善心，他们答应了雇主的恳求，同意增加工作量以完成一桩紧急订单的话，将来这个工资等级就会规定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量。因此，在所有这样的工厂里，他们宁愿永远不尽力而为。有些行业限制产量以保持高昂的价格。有时人们会用到“精明”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工资低，不要好好干活”。
工资劳动是奴隶式劳动。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发挥工人全部的生产力。现在是时候怀疑那个将工资制视为刺激生产的最佳途径的神话了。如果说今天的工业获得的利润比我们的前辈那时候要多上百倍，那是因为世纪末物理学和化学的突然觉醒，而非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相反，正是由于克服了这种制度的弊端才能取得这样的利润。
三
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完全自由，也就是说无政府主义的话，那么那些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否认共产主义的好处。他们看到，付酬劳动，哪怕将报酬伪装成以“劳动支票”的名目发给国家管理的工人协会，也只能继续维持工资制的特点并保留它的种种弊端。他们同意，整个体制很快就要因此付出代价，哪怕社会拥有了生产工具。他们也承认，由于所有的孩子都受到了“完整的”教育，由于文明社会的勤劳习惯，再加上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和变更工作，可以和自己的同伴为了所有人的福祉而努力工作，工作也因此变得很有吸引力。由于上述因素，共产主义社会是不会缺乏生产者的，这些人可以很快让土地的产量达到原来的三倍，乃至十倍，并为工业带来新的推动力。
我们的反对者赞同这一点。他们说：“可是危险来自于那些少数游手好闲的人，尽管条件很优越，工作也因此变成了一种享受，但这些人就是不愿意工作，也没法养成勤劳的习惯。今天，由于担心忍饥挨饿，最难驾驭的人也不得不跟其他人一起工作。不按时上班的人会被解雇。可是，一颗老鼠屎就能坏掉一锅汤。两三个懒汉或刺头就会把其他人带坏，就会让车间里滋生混乱和反抗的情绪，使得工作无法进行。以至于到最后，我们不得不恢复强迫制度，让这些带头滋事的人回到队伍中去。那么，难道工资制——根据工作量发放相应的工资——不是使用强迫手段而又不会伤害到工人自主感的唯一手段吗？如果采用任何其他手段，那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权威持续不断地进行干涉，而自由人是不喜欢这样的。”我们认为，这样说已经很公道地解释了反对意见。
首先，这样的反对意见属于那类试图为国家、刑法、法官和监狱看守找到存在理由的论点。
“因为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遵守社会规范，”权利主义者说，“所以我们必须设立地方法官、法庭和监狱，尽管它们也会滋生各种各样新的弊病。”
因此，我们只能重复我们经常谈到的有关普遍意义上的权力的观点。“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弊端，你们采取了一些手段，而这些手段本身就是更为严重的弊端。你本来是想拯救时弊，可是你采取的手段本身就会引发这些弊端。不要忘了，正是工资制——不出卖劳动就无法谋生——造就了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你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它的弊端了。”此外，这种推论方式不过是强词夺理，试图为当今制度的种种弊端辩解。创立工资制并不是为了消除共产主义的弊端，它的出现，如同国家和私有制的出现一样，是有其他原因的。它起源于靠暴力推行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只不过穿上了一件更加时髦的衣服。因此，支持工资制的论点是毫无价值的，一如那些他们用来为私有制和国家辩护的论点。
然而，我们仍然要认真对待他们的反对意见，看看里面是否有正确的成分。
首先，如果建立在自由劳动原则基础之上的社会真的受到了游手好闲者的威胁，那么即使没有我们现在的独裁体制，即使不采用工资制，它也可以保护自己。这一点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就以为了某项特定工作而集合在一起的一群志愿者为例吧。他们一心想顺利完成任务，因此，除了一名经常不在岗的同事之外，他们所有人同心同德，努力工作。他们必须因为这个人而解散团体，选出一名负责人专门进行罚款，并制定一套惩罚措施吗？很显然，他们不会这样做。但是，总有一天，会有人对那个危害到工作的同事说：“朋友，我们很想和你共事。可是，你总不在岗，工作也很马虎，我们只好各走各路了。谁要是受得了你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你就找他们去吧。”
这种方式非常自然，即使在今天也在各行各业普遍运用。它同其他所有可能的罚款、扣工资、监工制度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一名工人可能会准点进厂，但是，如果他工作干得不好，如果他由于懒惰或其他毛病妨碍了同事，如果他喜欢寻衅滋事，那么他的工作就算完了，他不得不离开工厂。
独裁者借口说，正是无所不能的雇主和监工们保证了工厂能够正常地高质量地完成生产。事实上，在每一项稍微复杂的工作中，也就是说产品在最终完成之前要经过很多人的手。恰恰是工厂自身，是全体工人保证了高质量的工作。因此，英国私人经营的效益最好的工厂里监工很少，平均算来，比法国工厂里要少得多，比英国的国营工厂里也要少。
用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维持一定的公共道德水准。权利主义者说，必须要靠农村护卫队、法官和警察才能维持公共道德，而事实上，即使没有法官、警察和农村护卫队，也能够维持公共道德。很久以前，人们就曾说过：“很多法律都是制造罪犯的法律。”
不止在工厂里是这种情况，每天，这种情况在各地均有发生，其程度之严重，只有那些书虫们才没有意识到。当一家同其他公司结盟的铁路公司未能履行承诺的时候，当它的列车晚点，货物堆积在车站而无人理睬的时候，其他公司威胁说要撤销合同，而这种威胁通常已经足够了。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至少在国家批准设立的学校里面是这样教的），人们之所以信守商业承诺，完全是由于害怕吃官司。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十之八九，没有履行承诺的商人不会出现在法官面前。在贸易活跃的地方，例如在伦敦，如果有人迫使债权人对他提起诉讼，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商人来说，这足以让他们永远拒绝同那个迫使别人对簿公堂的人做生意了。
既然情况是这样，那么，今天在工厂的工人中、在从事贸易的商人中以及在运输业的铁路公司中广泛运用的手段，为什么不可以用在基于自愿劳动的社会中呢？
举例来说吧。一家协会规定，每一名成员都应当履行以下合同条款：“我们负责为你提供我们的住房、商店、街道、交通工具、学校、博物馆等等，但前提条件是，从20岁到45或50岁期间，你每天应拿出四五个小时的时间，用于从事维持生计所必需的劳动。你可以挑选你愿意加入的生产小组，或者还可以组建新的小组，但是组建的小组必须生产必需品。至于你其余的时间，你愿意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消遣娱乐或者从事科学艺术。
“我们对你的全部要求就是，每年你应当在那些生产食品、缝制衣物、建造房屋的小组里，或者在公共卫生、公共交通等行业里工作1200到1500个小时。如果达到了这个工作量，我们保证，你可以免费享用这些小组生产的或将要生产的产品。可是，如果在我们的联盟成千上万个小组中没有一个小组愿意接纳你，无论它们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完全不能生产任何有用的东西，或者如果你不愿意生产任何有用的东西，那么你就像一个被孤立的人或残疾人一样生活吧。如果我们足够富裕，可以为你提供生活必需品，我们会很愿意提供。你是人，你有生存权。可是，既然你想搞特殊化，离开了大部队，那么，在你同其他公民日常交往的过程中，你很可能要吃到苦头。你会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幽灵，除非有几个朋友发现你是个人才，愿意替你完成必要的工作，从而免除你对社会的道德上的义务。
“最后，如果你对条款不满意，你可以在这世上任何其他地方去寻找其他条件，或者寻找你的同道，和他们一起按新的原则组织起来。我们坚守自己的原则。”
在公共社会里面，如果懒汉太多了，这是赶走他们的好方法。
四
我们认为，在一个真正建立在个体完全自由的社会里，完全不必担心出现这种现象。
事实上，尽管资本私有制给懒汉们支付报酬，真正的懒汉还是很少的，除非他是由于疾病而懒惰。
工人们常说，资本家都是懒汉。当然，资本家的数量是够多的了，但他们也属于例外。相反，在每个工业企业里面，你肯定能找到一个或更多的辛勤工作的资本家。的确，大多数资本家都是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为自己分派最轻松的工作，他们呼吸着新鲜空气，吃着清洁食物，这使得他们在工作时不会太疲劳。可是，这些正是我们要求所有工人无一例外应当享有的工作条件。
还应当补充一句，如果说富人由于自己的特权地位，经常在社会上做一些完全无益、甚至有害的工作的话，那么，与此同时也有部长、主任、工厂老板、商人、银行家等等，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从事他们觉得或多或少有些乏味的工作。他们悠然自得，而不是不得不做。哪怕这种工作十之八九都是有害的，他们也仍然觉得它单调乏味。可是，恰恰是因为中产阶级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甚至是用于干坏事（不管他们有意还是无意）和保卫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才能成功击败了拥有土地的贵族，才能继续统治大众。如果说他们是懒汉，那么他们应该早就不复存在了，应该像贵族一样消亡了。在一个人们每天只需花上四五个小时从事有益、轻松而又卫生的工作的社会里面，这些中产阶级的人们能够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们当然无法忍受今天辛勤劳作的人们所处的恶劣环境，他们一定会进行改革。一个生物学家只要在伦敦的下水道里呆上五个小时，他肯定就能想到办法，让下水道和他的生理学实验室一样卫生。
至于说大多数工人都很懒惰，只有庸俗的经济学家和慈善家才能讲出这么不着边际的话。
如果你问一位聪明的工厂主，他会跟你说，如果工人一心一意想要偷懒，那么所有的工厂都只能倒闭，因为，无论多么严厉的措施，无论什么样的监视手段都完全没有用处。1887年，一小部分闹事者开始宣扬“精明”理论——“工资低，别好好干活”“慢慢来，别累着了，尽情浪费”——的时候，你应该见过当时英国雇主们的惊慌失措。“他们让工人情绪不振，他们想谋杀我们的工业”一天前还在痛骂工人没有道德、干活质量不高的那帮人大声疾呼。但是，如果工人们真的像雇主说的那样——也就是懒汉，雇主只能不断对其以解雇相要挟——那么“情绪不振”又是什么意思呢？
因此，在我们谈论可能的懒汉时，我们必须明白，它只是社会里的极少数人。在为这少数人立法之前，先探讨一下懒惰的原因难道不是很明智的选择吗？任何长着一双慧眼的观察者都会很清楚地看到，在学校里被视为懒惰的孩子通常都是因为老师教得不好而不能理解所学内容的学生。而且，由于贫穷和缺乏正确的卫生教育，他还患有大脑贫血症。一个不愿意学习希腊文或拉丁文的男孩如果学习科学的话，他的表现会令人惊讶，特别是在从事体力劳动的过程进行学习的话；一个数学成绩很差的女孩如果机缘巧合，遇到了能够把她不能理解的算术原理解释给她听的人，可以成为班上第一个数学家；一个在工厂里不愿干活的工人，会在黎明时分就起来打理自己的花园，还不忘观赏冉冉升起的朝阳，黄昏时分，万物即将安歇之际，他又在花园里忙碌。
有人说过，尘土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同样的定义也适用于90％的所谓懒汉们。他们是一群走岔了路的人，选择的道路与他们的性情或能力不符。在读伟人传记的时候，我们每每惊叹于他们之中“懒汉”的数量如此之多。在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之前，他们是懒汉。一旦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就会变得极度勤奋。达尔文，斯蒂芬森，还有其他很多人都属于这类“懒汉”。
通常，懒汉是这样一类人，他不愿浪费一辈子制造别针的第18个部件或者手表的第100个部件。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充沛的精力要用在别的地方。同样常见的是，懒汉是一个叛逆者，他不能忍受一辈子固定在工作台上，为他的雇主谋取种种福利，因为他知道，自己一点也不比雇主差；他知道，自己唯一的过错就是生在了简陋的小屋里，而不是生在城堡里。
最后，大量的“懒汉”之所以成为懒汉，是因为他们不够了解被迫用于谋生的行当。他们看到自己双手造出来的产品有缺陷，拼命想做得更好，可是却做不到。他们觉得，那些已经养成的坏习惯让自己永远不可能做好。于是，他们开始憎恨这个行当，由于他们不懂其他行当，因此他们也憎恨所有的工作。成千上万的工人和艺术家都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惨遭失败的。
另一方面，从小就会弹奏钢琴，会使刨子、凿子、画笔和锉刀，而且技艺高超的人就会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的，他永远也不会放弃弹钢琴、使凿子和锉刀。只要不是工作量过大，他就能从工作中得到乐趣，也不会感到厌烦。
在懒惰这个名目下，汇集了一系列由不同原因导致的结果。每个结果都可以为社会带来好处，而不是坏处。与一切与犯罪和人类能力有关的问题一样，我们已经收集的事实彼此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人们谈论懒惰或犯罪，却不愿意费神去分析原因。他们急急忙忙地惩罚这些过错，根本不问惩罚本身是否助长了“懒惰”或“犯罪”。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自由社会在看到社会成员中懒汉数量增加时，首先想到的是查找懒惰的原因，以便消除懒惰，而不是动辄采取惩罚手段。如果是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孩子仅仅只是贫血，那么在给孩子灌输科学知识之前，应该给他的身体补充营养，以便能够造血；让他的身体强壮起来；在不浪费他的时间的前提下，带他到乡下或者海滨去；在户外教他，而不是用书本来教他——通过测量到尖顶的距离或者树的高度来教三角；通过采摘花朵和在海上钓鱼来教自然科学；通过建造钓鱼的小舟来教物理学。但是，千万不要往他的脑子塞满古典句子和死的语言。不要让他成为懒汉！
否则，孩子就会既不守秩序，又不能养成好习惯。首先，让孩子们在他们自己中间灌输守秩序的观念。其次，必须在实验室、工厂这些空间有限的地方，利用身边的诸多工具完成工作，富有智慧的老师将教会他们方法。但是，不要因为你们的学校使得他们中间出现不守秩序的人，学校里面唯一的秩序就是板凳的对称美。学校教授的东西里面充满了混乱不堪，因此，学校永远不可能激发学生热爱和谐、协调和工作方法。
你们难道不明白，你们的教学方法是由一个政府部门为八百万个学者设计的，他们代表了八百万种不同的能力。可是，通过你们的教学方法，你们强行设立了一个由一帮庸才想出来的、只对庸才有好处的体系。你们的学校成了培养懒惰的大学，你们的监狱成了滋生犯罪的大学。解放学校吧，取消大学分数吧，向从事教学的志愿者发起呼吁吧。先从这一步做起，而不是制定法律惩罚懒惰，因为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
一个工人如果一辈子只做一个小小零部件，在小小的攻丝机前感到窒息，会让他觉得无法忍受，最终感到十分憎恶，给他机会吧，让他耕作土地，在森林里伐木，冒着暴风雨在海上航行，驾着机车风驰电掣。但是，不要强迫他一辈子只守着一台小小的机器，制作螺丝钉的螺帽，或者在针上钻出针眼，不要让他成为懒汉。
要消除掉懒惰的根源。你可能会想当然地以为，很少有人会真正讨厌工作，特别是自愿工作，因此，没有必要对此制定一部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