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于与生俱来的偏见、不健全的教育和训练，我们习惯于把自己当成是政府、立法和行政执法的受益人，认为人如果没有了警察的监督，就会像野兽一样残害他的同胞；认为在革命中，如果当局被推翻，就会产生绝对的混乱。我们双眼紧闭，对成千上万由人们自由组织、不受法律干涉的团体视而不见，尽管他们取得的成果比处于政府监督之下的团体要好得多。
如果打开报纸，你会发现各个版面都刊登着政府事务和政治勾当的消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读到这份报纸的话，会认为在欧洲，如果没有某个老爷的命令，除了证券交易什么事情都干不成。那些没有政府的命令自己出现、成长发展起来的制度或体系是不会出现在报纸上的！没有——或者基本没有！报纸上即使出现“杂闻逸事”（社会杂闻，法国报纸最受欢迎的栏目）这样的标题，也是因为这些杂事儿和警察有关。如果警察不在现场，是不会报道家事和叛逆的行为的。
三亿五千万欧洲人彼此相爱着、厌恶着、工作着，靠自己的收入生活着；然而，除了文学、戏剧或体育运动，报纸一直忽略他们的生活，除非政府干预了他们的生活中。历史更是如此。如果是国王的生活或者议会发生的事情，再小的细节我们都了如指掌；政治家所做的或精彩或糟糕的演说都保存着，一位老议员这样说道：“这些演说从未影响过议员投票”。国王的来访、政客们的好脾气或坏脾气，还有他们的玩笑和阴谋诡计，都有仔细地记录，留给后人。但是，当我们想重构中世纪的城市，或者想了解汉萨同盟各城市之间进行的巨大的商业贸易，或者想知道法国鲁昂市如何建造大教堂，就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如果一个学者一生都在钻研这些问题，他的作品将不为人所知，而议会的历史——也就是那些有缺陷的历史，因为它只涉及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却不断增加，广为传播，成了学校的教程。
就这样，我们不知那些自发团体中的人们每天进行的大量工作。然而他们的工作，才是这个世纪的主要工作。
因此我们要指出几个最突出的例子，用这些例子证明，如果没有绝对利益冲突的话，人们能够协调一致地一起行动，能够完成非常复杂的集体工作。
今天的社会是以个人财产为基础的，也就是以掠夺为基础，以狭隘、愚蠢的个人主义为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团结合作的例子自然不多；协议也并不都是完全自由的，总有一些带着自私甚至是卑劣的目的。
但是，我们要做的不是给出几个例子让大家盲目效仿，而且，这样的例子是今天的社会所不能给予的。我们要做的是，要表明，尽管强权的个人主义让我们窒息，但总的来说，我们生活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按自由的协议行事。因此消除政府比想象中的要容易得多。
我们已经用铁路的例子支持我们的观点，现在我们还要讲铁路。
我们知道欧洲的铁路系统总长度超过17.5万英里。今天，通过铁路网络可以从北走到南，从东走到西，从马德里走到圣彼得堡，从加来走到君士坦丁堡，没有延误，也不用换车（如果乘坐快车的话）。不仅如此：寄存在车站的包裹，不管收件人身处何方，是在土耳其还是在中亚，都会送达。寄送程序也很简单，要在一张纸上写下目的地即可。
得到这样的结果有两种方法。拿破仑、俾斯麦或者某个征服了整个欧洲的君主，可以从巴黎、柏林或罗马画一张铁路图，并定好火车的时刻表。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一世曾梦想拥有这样的权利。当人们给他看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铁路的草图时，他抓起一把尺子，在俄罗斯地图上画了一条直线，连接这两个首都，然后说：“这就是我的计划。”这条铁路真的修成了一条直线。人们填平了深深的峡谷，也建起令人眩晕的大桥。然而铁路的造价每英里高达12到15万英镑，几年后不得不放弃。
这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幸运的是，人们采取了另一种方法。铁路是一段一段的，段段相连，各段铁路所属的上百家不同的公司逐渐达成了协议。协议涉及各家列车的出发和到站时间，此外，协议还规定，从铁路上通过的各国列车，在经过某条铁路线驶往另外的铁路线时，不必把货物卸下。
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自由协议完成的。大家互相通信，交换意见；或者通过会议，代表们聚在一起讨论具体问题，就这些具体问题达成协议，而不是制定出法律。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回到各自的公司，手里拿的不是法律，而是合同的草案。公司可以接受该草案，也可以将其驳回。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遇到困难。会有固执的人，你怎么都无法说服他们。你不必求助军队来解决问题，因为在共同的利益面前，这些人最终会同意。
庞大的铁路网络连接在一起，铁路带来了繁忙的交通，这些都是19世纪最显著的特征；而且这些都是自由协议的结果。假如80年前有人做了这样的预言，我们的祖父们会把他当成傻子或疯子。他们会说：“你永远无法让一百家公司的股东都来听道理。这是乌托邦，是童话故事。只有由铁腕的独裁者领导的中央政府才能强制他们。”
最有趣的是，这个组织里根本没有管理铁路的欧洲中央政府什么都没有没有铁路大臣，没有独裁者，甚至连大陆议会或指导委员会都没有！所有一切都是按照自由协议进行的。
于是我们就问那些相信政府的人，他们虚伪地说：“我们离不开中央政府，即便政府只是管理交通。”我们追问道：“那么欧洲铁路没有中央政府是怎么运营的呢？它是怎么把数百万旅客和堆成山的行李从大陆的一边运送到另一边的呢？既然铁路所属的公司能够达成协议，那么为什么将来铁路的主人——铁路工人们，不能同样达成协议呢？既然圣彼得堡——华沙线的铁路公司和巴黎——贝尔福线的铁路公司在没有共同的指挥官的情况下能够和谐共事，我们由自由工人组成的社会要政府干什么呢？”
二
一方面，我们努力用实例证明，尽管今天整个社会的组织极不公正，人们在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可以无需政府干预而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对别人提出的反对意见视而不见。
因为引用的组织都存在强者剥削弱者、富人剥削穷人的情况，我们的例子都有缺陷。因此，主张中央集权的人总是会用他们惯常的逻辑告诉我们：“你们看，要消灭剥削，还需进行政府干预！”
但是，他们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正是政府制造出无产阶级并把他们交给剥削者，这样才造就了现在的社会秩序。他们忘记告诉我们，在剥削的首要原因——私有资本和贫穷——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消灭剥削，而且，政府人为制造了三分之二的穷人。
当我们提到铁路公司之间达成的协议时，估计那些资产阶级政府的崇拜者会说：“难道你看不见铁路公司对员工和乘客的压迫和虐待吗？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介入，保护工人和公众！”
难道我们没有一次次地重申过，只要有资本家，像这样滥用权力的现象就会永远存在吗？恰恰是常以施恩者自诩的政府，给了这些公司今天拥有的垄断地位和其他特权。创造特许经营权和保证制度的不正是政府吗？派士兵镇压铁路工人罢工的不正是政府吗？在最初铁路试运行期间，政府为了不让自己担保的股票价格下跌，就给那些铁路巨头更多的特权，甚至禁止报纸报道铁路事故。政府也允许了范德比尔特家族、波利亚科夫家族、P. L. M. 公司的董事们、C. P. R. 公司以及圣哥萨德公司的垄断行为。正是垄断使他们成了神，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国王”。
因此，我们所说的铁路公司之间达成的默契，绝对不是经济管理的理想范例，甚至连技术组织的理想范例都算不上。这个例子只是表明，如果资本家的目的只是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增加自己的红利的话，无需成立“国际部委”也能从铁路上面获取丰厚利润——不组建“欧洲铁道部”，工人团体也会把工作做好，甚至更好。
另外一种反对意见，乍一看似乎更严重。有人可能会说，我们提到的协议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总是大公司为小公司制定规矩。比如，有人可能会说，某个财力雄厚的德国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强迫从柏林到巴塞尔的旅客取道科隆和法兰克福，而不走莱比锡线；或者说这样的公司运送货物时，为了有影响力的大股东的利益，绕道走了130英里，从而使备选线路衰落。在美国，为了让美元进入范德比尔特这样的铁路大亨的口袋，旅客和货物都常常被迫绕远路。
我们的答案还是一样的：只要有资本存在，大资本就会压迫小资本。但是单单凭借资本不足以造成压迫。大公司之所以能压迫小公司，还要靠政府的支持以及政府出台的对大公司有利的垄断政策。
很久之前，英、法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就向我们表明，英国政府的立法是如何竭尽所能打垮小工业、让农民贫困不堪，然后再把大批被迫成为廉价劳动力的人送到有钱的大工业主手里的。铁路立法的功能完全相同。战略线路、补助线路，还有那些取得国际邮政垄断权的公司，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财大气粗的金融家带来收益。如果罗思柴尔德，这个所有欧洲国家的债主，在某个铁路投资了，那么他忠实的臣民，那些部长们，会尽力让他赚更多的钱。
在美国，在这被权力主义者奉为民主典范的国家里，只要和铁路有关的东西，都充斥着可耻的欺诈。因此，如果某家公司通过低价来打垮竞争对手，那通常是这家公司得到了政府赠予的作为补偿的土地。最近公布的美国小麦贸易方面的文件充分表明了政府在强者剥削弱者过程中的作用。同样，累积的资本的力量在政府的帮助下增加了十倍、一百倍。因此，当我们看到，铁路公司联合组成的辛迪加（这是自由协议的产物）成功地保护小公司不受大公司压迫，我们会惊叹于自由协议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居然能和政府支持的无所不能的资本相抗衡。
尽管政府偏袒大公司，小公司还是在生存着，这是事实。如果说在法国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只有五六个大公司的话，那么在英国就有110家公司。这些英国公司之间有默契的协议，它们的组织肯定要比法国和德国的公司更加得力，能够快速运送旅客和货物。
而且，问题还不在于此。政府支持的大资本，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会压垮小资本。而我们所看重的是：铁路所属的数百家资本主义公司之间的协议，是在没有中央政府干预、没有中央政府为各个团体制定法律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协议是通过代表组成的议会存在的，代表们一起讨论，然后把提议，而不是法律，呈递给“选民”，也就是他们所属的公司。这是一个新的原则，与所有的政府运作原则都不同，不论是君主制的政府还是共和制的政府，不论是强权制的政府还是议会制的政府。这是一种创新，它曾被小心翼翼地引入到欧洲的惯例中，但是最终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三
在那些热爱政府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里，我们曾多少次读到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政府的话，谁会在未来社会里承担管理运河交通的任务呢？假如有一个你们无政府主义的‘同志’把自己的驳船横在运河中央，堵住数千只小船，谁又能去让他讲道理呢？”
说实话，我们觉得这种假设有点异想天开。然而，有人或许还会说：“假如某个公社，或者几个公社一起，想让自己运石头的驳船插队先通过，这就有可能堵塞河道，而另一个需要小麦的公社，就只能干等着。除了政府，还有谁会去管理交通呢？”
但是，现实生活证明，不管是在这个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没有政府，世界照常运转。自由协议和自由组织取代了有害又昂贵的政府体系，而且做得比政府更好。
我们知道运河对荷兰意味着什么。运河就是荷兰的公路。我们也清楚荷兰的运河是多么地繁忙。在荷兰，运河船只来承担了我们的公路和铁路的运输重担。在那里，为了让你的船能在别人前边通过，你有理由去争去抢。在那里，政府真的会去干涉，维护交通秩序。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荷兰人在很久以前就用更实用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他们成立了行业协会，或者说是船夫组成的辛迪加。这正是出于航行的需要自发形成的自由协会。所有船只都要按着航行登记簿上面的次序，排队依次通行，谁都不能插队。只要插队，就会被行业协会开除。船在码头停留超过规定的天数之后就必须离开；如果船东在此期间没有拉到货物，就更不幸了，必须空船离开，为新来的船只腾出位置。这样虽然私有船东之间的竞争还在，但是却避免了拥堵。如果连竞争都能压制的话，那这样的协议就更好了。
船东可以加入辛迪加，也可以不加入，这一点无须再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大多数船东都选择加入。此外，辛迪加能提供很多巨大的好处，因此已经推广到了莱茵河、威悉河和奥得河，甚至是柏林。船夫们并没有等着出现一位像俾斯麦那样的伟大人物，把荷兰并入德国，也没有等着任命袖子上金色条饰的数量与头衔长度相对应的“万国运河航行最高主管”。他们更希望达成国际协议。另外，有些船东的船只往来于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之间，为了管理波罗的海的交通，让船只的航行和谐有序，这些船东也加入了辛迪加。这些协会都是自发的，协会成员都是自愿加入，与政府组织截然不同。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协会里，也很有可能出现大资本压迫小资本的情况。或许辛迪加也具有成为垄断组织的倾向，特别是得到了政府宝贵资助、面临政府干涉的辛迪加。我们还要记住，辛迪加这样的协会的会员涉及的仅仅是个人利益，假如在生产、消费和交易全部社会化之后，所有船东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全都被迫加入联合公社或其他种种协会组织的话，情况就不同了。在海上很强大的船东们，到了陆地上就会感到不够强大。于是，为了和铁路、工厂以及其他团体达成一致，他们不得不减少他们的要求。
姑且不论将来，上面讲的又是一个脱离了政府的自发组成协会的例子。我们再举一些例子。
既然我们在讲大小船只，那就再讲一些19世纪最辉煌的组织，其中就有值得我们自豪的英国救生艇协会。
我们知道，每年有超过1000艘船只在英国海岸失事。在海上，好的船只并不惧怕风浪。在靠近海岸的地方最容易遇到危险：那足以击碎船尾柱的汹涌浪涛，吹走桅杆和船帆的狂风，让船只失控的水流，还有让船搁浅的暗礁和浅滩。
在远古时代，岸边的居民常常点火引诱船只触礁，然后抢夺船上的货物。即使是那时，人们也总是努力抢救船员。看到船只遇险，他们发动自己的小船去营救失事的船员，但他们自己却常常葬身水底。海边的每个小村庄都有抢救失事船员的英雄传说，这些英雄有男有女。
毫无疑问，政府和科学家在减少人员伤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灯塔、信号、航海图还有气象预警大大降低了伤亡，但是每年仍需要营救上千船只、数千生命。
为了营救失事船只和人员，几个好心人开始了行动。这些人都是优秀的水手和领航员。他们发明的救生艇，能乘风破浪，不会被风浪撕碎，也不会倾覆。他们努力激起公众对其事业的兴趣，筹集资金建造救生艇，并将救生艇停靠在海岸边需要的地方。
这些人不是雅各宾派，也没有求助于政府。他们明白，想让事业成功，必须靠当地水手的合作、热情以及对当地的了解，特别是自我牺牲精神。他们也清楚，他们要找的人收到信号立刻就能在夜里迎着大浪开船出发，不畏惧黑暗或浪花，在波涛里奋战五六个甚至十个小时才能达到遇险船只跟前，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去营救别人。要找到这样的人必须有团结的精神，必须有牺牲的精神，这是金银绶带买不来的。因此，这完全是自发的行动，来源于个人意愿和主动性。沿着海岸出现了数百个这样的团体。团体的发起者明白事理，从不以主人自居。他们在渔村寻找贤明的人。如果某个富人给某个岸边的村庄1000英镑成立救生站，得到村民同意后，就把选址的工作交给当地的渔夫和村民。
也不必上交到英国海军部报批新船的款式。该协会的一个报告中曾这么写道：“由于救生艇艇员必须对所驾驶的救生艇只有足够的信心，本委员会决定必须按艇员的意见建造和装备救生艇。”结果，救生艇每年都会有新的改进。
所有的工作都是通过互助和协议由组成委员会和地方团体的志愿者完成的！噢！无政府主义者！此外，他们每年收到的自发捐助达四万英镑，不要纳税人一分钱。
至于他们的成果，看看吧：1891年，协会拥有救生艇293艘。同年，营救失事船员601名、船只33艘。从成立至今，协会成功营救人员共计32,671名。
1886年，三艘救生艇及艇上所有船员在海上遇难。之后就有数百名新志愿者报名，组成了当地团体。在志愿者积极参与的浪潮下，又新建了20艘救生艇。我们还要注意，协会每年都要给渔民和船员发放优质的晴雨表，价钱不到私人商店售价的三分之一。晴雨表不仅普及气象知识，还能在科技人员预测天气突变时，给相关的团体发出预警。
我们再次强调，这些数以百计的委员会和地方团体都不是按等级组成的，它们的成员都是志愿者、救生艇艇员以及对该事业感兴趣的人。救生艇协会的中央委员会更像是一个通信中心，绝对不会干涉各委员会和地方团体的工作。
如果某个区就教育和地方税收问题要进行投票，全国救生艇协会的各委员会绝对不会参与这些问题的研究讨论——这是一种谦虚。然而不幸的是，我们选举产生的机构的成员却不去效仿这种谦虚。但是，反过来，这些勇敢的人同样也不允许那些从未面对过风浪的外行人为他们的救人行动制定法律。看到遇险的信号，他们冲向船只，立刻就出发。他们没有缀满徽章绶带的制服，却有着仁爱和善良。
现在我们将讲到另外一个团体——红十字会。名字并不重要，我们仔细看看它的内容。
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在50年前这样说：“一场战役中，国家一天要牺牲两万人，伤残五万多人，但是却没有能力救助战争中的受害者；因此，只要存在着战争，个人必须主动干预，为了人道主义的事业，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必须组织起来”。人们会如何嘲笑说这番话的人呢？首先，人们会给他戴上空想主义者的帽子。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他封口，人们会告诉他：“简直是废话！你的那些志愿者，需要他们的地方找不到人影，你的志愿者医院集中在安全的地方，野战医院里更是什么都没有。可怜的士兵得不到救助而牺牲，这是国家之间对抗的必然结果，你这样的空想主义者怎会记得这样的事。”这样的话真是让人丧气，而且这样说的人竟然会有那么多，我们当中又有谁没有听过这样的论调呢？
我们现在都知道之后发生的事情。红十字会团体都是自由组织，他们无处不在。所有的国家，数千个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1870年到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时，志愿者参与了救助。提供志愿服务的有男有女，他们组织了数千家医院和野战医院；火车拉着救护车、给养、纱布和药品驶向伤员。国际红十字会英国委员会赠送了整车的食品、衣物、工具、谷物种子还有驮畜，甚至还有蒸汽犁及其操作人员，帮助耕耘因战争而荒芜的土地。读一下古斯塔夫·莫瓦尼埃 [12_1] 写的《红十字会》，你就会为该组织所做的工作惊叹不已。
至于那些所谓的预言家，他们否定他人的勇气、判断力和智慧，认为只有自己能用大棒统治世界。这些人的预言没有一条成为现实。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渴望到最危险的岗位；当普鲁士人逼近时，那些拿着法兰西第二帝国俸禄的医生和他们的随员一哄而散，只有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还在炮火下坚持工作。他们忍受着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手下军官的粗暴，给各国的伤员以慷慨无私的爱。红十字会中的荷兰人、意大利人、瑞典人、比利时人还有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协同一致。他们根据形势的需要派送医院及野战医院。在医院的卫生工作方面，他们更是争先恐后。现在还有许多法国人心怀感激地讲述他们在红十字会的野战医院受到荷兰或德国志愿者的悉心照料的往事。但这对权力主义者来说又算什么呢？他的理想就是由受国家俸禄的军医救助伤员。如果那些护士不是公职人员的话，不管红十字会多么出色、其所属医院卫生状况多么良好，他都不会在乎！
于是有了这么一个组织，它刚刚组建，却有数十万成员；该组织有战地医院、医疗救护列车，运用新疗法处理伤病。这个组织是几个全心奉献的人自发行动的结果。
或许有人会告诉我们这个组织和政府有关。是的，是有关系，政府想把它据为己有。那些被穿制服的奴才们称作“嫡传王子”的人主持指导委员会，国王和王后经常慷慨地资助全国委员会。但是，该组织的成功并不是靠着皇室的资助。它的成功靠的是各个国家里数以千计的地方委员会；靠的是个人的努力，靠的是那些想救助战争受害者的人的奉献。如果政府不插手的话，他们会奉献更多。
无论如何，英国人、日本人、瑞典人和中国人自发地去救助伤员，绝对不是因为某个“国际指导委员会”的命令。医院出现在沦陷的土地上，野战医院出现在战场上，绝对不是“国际部委”的命令。这些都是因为各个国家志愿者的主观能动性。一旦到达现场，他们就不分国籍立刻投入工作，而不是像雅各宾派所预料的那样，互相抓头发扭打成一团。
我们会感到遗憾这么伟大的努力竟然用来服务战争。我们像诗人的孩子问自己：“既然后来要治伤，那么为什么还要把人弄伤呢？”要破坏资本家和中产阶级的强权，我们必须要消灭战争这样的大屠杀。我们更愿意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和我们一起努力来消灭战争。但是，为了表明自由协议和自由救助的成果，我们还得提到红十字会这个庞大的组织。
如果我们想找更多来自于战争的自由协议方面的例子的话，那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只需要说说那些让德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团体就够了。人们通常认为德军战斗力靠的是纪律，其实不然。我说的是那些普及军事知识的团体。
在最近举行的德国军人联盟的一次大会上，来自2,452个联合团体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些团体的会员总数达到了151,712名。但是，除了射击、军事、战略和地形学研究团体外，一些研发德军技术的团体也参加了会议。这是一个由各类团体组成的无比庞大的体系，包括军人和平民，地理学家和体育专家，运动员和技术人员。德军的技术并不是在军队院校里研发的，而是这些人自发地组织、联合起来，一起讨论，一起到全国各地探险的结晶。这些自愿、自由的协会才是德国军队的真正骨干。
他们的目的让人憎恶。他们要维持帝国的存在。但是，我们要指出，尽管军事组织是“政府的伟大使命”，军事部门越是依赖于各团体的自由协议和个人的主动性，成功的概率就越大。
即使是在与战争相关的事务中，人们也依赖自由协议；为了进一步证明我们的观点，再提一些团体的名字：如对山路仔细研究的瑞士地形考察志愿队、法国飞行队、英国的30万志愿者、英国国家炮兵协会、正在组建中的保护英国海岸的团体、商船队、自行车队还有私人汽车和汽艇的新组织。
在所有领域，政府都在把自己的神圣职责让位给个人。在所有领域，自由的组织都在闯入政府的领地。然而，我们所举的这些实例，与未来没有政府情况下的自治所具备的潜力相比，只是冰山一角罢了。
[12_1].古斯塔夫·莫瓦尼埃（Gustave Moynier），与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同为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