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国家——英美革命对于法国革命的影响——资
产阶级的情形与目的--权力的集中--对农民的态
度——18世纪哲学的势力
我们如果要完全了解那在1789年鼓励资产阶级的观念，我 们定要在它的结果——近代的国家----方面去观察。
我们现今在欧洲所看见之法律的与秩序的国家构造，在18 世纪末叶，还只有一个轮廓。现时最盛行的集权制，在当日既不 如今日之完全，亦不如今日之一致。这么一个可怕的机关，它可 从一定的首都，发出命令，而驱使全国的人，准备战争，弄得国家 糜烂，家怨户愁;在那些属地，满布着政府派来的官吏，这些官吏 因为仕进的铁营失去了自身的人格，只知机械地服从由中央意 志发出来的命令;公民又要被动地去服从法律;崇敬法律,议会, 审判官及其助手等,这是我们现在都看见过的;教会政治上复又 组织并训练一群官吏；由国家所主办与指导的学校制度,教导人 家崇敬权力及被动的服众;国家把工人交给工业制度，工业制度 便将工人碾轧于机轮下面;所谓商业，就是把财富聚积于少数专 有土地，矿山，交通机关，及自然界财富的人之手，国家靠着商 业，才得存在:最后，那使思想自由并增进人类生产力的科学，它 的目的却同时在于使人家去服从强者的权力及国家,——所有 这一切的情形,在大革命之前是不曾有的。
然而，还远在革命的愤激预告人们革命会要到来以前，法国 的资产阶级——第三阶级——早就有了一种观念，要在封建王 权的废墟上,来建立政府的殿堂。英国革命使法国资产阶级明 白了他们在社会统治上所负的任务，这是很可能的。而美国的 革命，激起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能力,也是无疑的。由于霍 布斯(НоЬЬез),休谟(Ните),孟德斯鸠(МопГезцитеи),卢梭 (Коиззеаи)，伏尔泰(Уока1ге ),墨布莱(МаЫу )，达禅逊 (В'Агвепвоп),及其他学者的业绩，自18世纪初叶以后，关于 业已组织的社会之政治及宪法(以选举的代议制为基础的)之研 究,就已成为普遍的了;并且更加上了杜各(Тиг8оО及亚当• 斯密(Ас!ат 8т11Ь)的研究,——他们研究国家的经济问题及国 家的政治宪法里面之财产地位。
因之，在大革命爆发之前,那集中化的组织完善的国家一观 念,——这观念为领有土地或工场等财产的阶级所具有,或为有 知识的职业家所具有,——便已在无数书籍小册中预告过了并 讨论过了;往后革命爆发时的实行家，就由这些籍册中得到了灵 感力及论理的力量。
所以迄至1789年，革命要爆发的时候，法国的资产阶级充 分知道他们所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自然不是共和党——就在今 日，他们还不是共和党呢。但是，他们再也不想国王据有那暴虐 的威权，他们再也不愿受诸侯及王廷的宰治，他们不承认贵族有 在政府中取得优越地位之权，虽然，贵族不过是只能掠夺国家, 和其掠夺大宗的财产一样，而于其价值，并无所增。这些资产阶 级或者有共和党的情操，并且热望共和党的生活样式之单纯性, 如正在成长出来的美利坚共和国一样;但是他们所最希望的，是 要由有产阶级来统治。
他们不是无神论者，却要求思想自由，但是他们也不反对天 主教的形式。他们所深恶的是拥有教吏统治的教会，是教会里 面和诸侯同一鼻孔出气的主教,是教会的牧师，这些牧师是为贵 族尽力的工具。
1789年的资产阶级知道在法国的时机已经到了，正如百四 十年前之英国一样，当这时机第三阶级就去摄取从王族手中落 下来的权力，并且他们知道了用这权力来干什么。
他们的理想是要使法国有一个模仿英国的宪法，把国王的 权力缩小，仅成为一个监察的工具，有时遇两方票数相等时，国 王有投票决定的权，而主要方面，国王的活动不过是国家统一的 一个象征罢了。实在威权却赋与国会;受有教育的资产阶级，便 是左右国会的人，代表国民的行为与思想部分。
他们的理想，同时要把地方的权力推翻，当时地方的权力已 使国内成为许多的自治单位。他们的意思要把所有政治的权 力，集中于中央行政官厅，受议会之严格限制，在国内要有严格 的服从,并且各部门都属其管理——不论是税收，法庭，警务，陆 军，学校，民政，工商业之一般的监督——及其他一切。在政治 集中以外，他们还宣称要商务的完全自由，同时，对于经营各种
自然界的财富之工业投资以及对于工人之剥削，也要自由；工人 往后可以由他们任意交给他人去役使。
所有这一切都要受国家之严格的管理，而国家要同情于个 人之富有及大资产之聚积一一这两个条件，资产阶级必然认为 很重要，因为已经召集三级会议来救济国家的财政破绽。
在经济方面讲，第三阶级的实行家所持的观念，也很明确。 法国的资产阶级，已把政治经济学的创造者杜各及亚当•斯密 研究过了。他们知道这些著作家的理论已应用于英国，他们对 于那对岸邻国资产阶级之有力的经济组织发生嫉妒,恰如他们 之嫉妒其政治权力一般。他们梦想着要由无论大小的资产阶级 来领有土地,由土壤中得到收入;这种土壤自来操于贵族与僧侣 之手,成了荒芜而不生产的东西。如此，他们便可得到定居乡间 的小资产阶级的扶助，这些小资产阶级已成了乡村的威权，其人 数在革命前就已加增许多了。他们已预先见到，因有机械的帮 助,商业的发展一定很快，商品的出产一定加多;他们还顾虑到 和相距遥远的国度之国外贸易，将货品输出，远涉重洋，以东方 为市场;又顾虑到庞大的企业与巨大的财富。
但在能实现这一步之前，他们知道,那使农人及其村庄连起 来的结子,一定要打破。必得要使农人得着自由去离弃他的小 茅屋,并且要逼着农人不得不离弃，而跑到都市中去找工作。农 人既换了主人，便可拿着金子去贸易，而不要纳地主的各种地 租，什一税及租税等;这些东西自然压迫他们很厉害，而对于主 人,并不见得有利。最后，国内的财政整理了，征税化为最简单 的，同时，岁入也可更大一点。
总之，资产阶级所要求的，就是经济学家所谓工商业的自 由；不过这个自由的真意义,一方是要使工业从国家之烦累的压 制的监督解放出来，他方是要使工业有充分的自由，去榨取工 人，而这些工人仍是没有自由。基尔特（СшМ）,行会，都没有 了 ；职工监护会及手艺师也没有了;无论如何，没有什么可以阻 止对于工钱劳动者的榨取。妨碍制造业者的任何的国家管理, 再也不存在了。对于国内工艺，也没有赋税，也没有禁律。关 于雇主的一切经营，有完全的自由；而于工人之任何种结合，却 有严格的禁令。一方面是任其自然,于他方面则横加限制,使其 无由结合。
这便是资产阶级所定下的二面计划。所以，到了要实现这 计划的时候，他们靠着他们的知识的力量,眼光的明晰及事务上 的熟练，对于他们的计划之全部或细节，都毫不犹豫，便开首使 之成为法律。他们以首尾一贯的明敏的精力去做这件事体，是 人民所不可能的，因为人民没有计划出一个理想,足以与第三阶 级的绅士们之计划相对抗。
如果说资产阶级,纯粹是受自私的动机所驱使，自然是不公 平，假如他们真是这样，他们的事业，并没有成功。要使伟大的 变革成功，一定的理想主义，常常是必要的。
确实，最好的第三阶级之代议士，汲取了那崇高的源泉，这 就是说，深受了 18世纪哲学的影响,那时以后所有的伟大观念， 都是由这个哲学而来的。这个哲学的特出的科学精神，它的深 沉的道德性（即在其讥笑因袭的道德时也一样），它之相信自由 人（当他在其同类中生活时）的敏慧，力量与伟大;它之深恨君主 独裁制度——这些见解，都为当时的革命者所接受了。否则，他 们在奋斗的时候，所证明出来的自信与牺牲之力量又是从哪里 来的呢？还有一点要承认的，即令是在那些极力要实现那使资 产阶级致富之纲领的人里面，也有些人是认真地相信个人的致 富，即是使那当作全体的国家致富的良策。最良的经济学家，尤 其是亚当•斯密辈，不是娓娓动听地说过这个见解吗？
但是，不管1789年到1793年间，那驱使资产阶级中之真诚 者的抽象观念（自由，平等，及自由发展的抽象观念）是如何高 尚,而我们之判断他们,都是要依据他们的实际纲领，依据他们 的理论之应用，抽象的观念要因々么事实才会转变为实际生活 呢？我们要依据这一点，才能知金它的真准度。
如果承认1789年的资产阶级之受鼓励，是因为自由，（在法 律之前的）平等，政治及宗教的平等诸观念，没有错误，那么，也 得承认这观念一旦见于实行之时,恰是依我们已说过的两条线 索而发展;即:一方是利用自然界的财富来增大个人的资产之自 由，及榨取人类的劳力之自由（这种榨取对于牺牲者无所保障）; 他方是政治的权力组织起来，只是保障资产阶级对于这种榨取 上的自由。往后我们便可看见1793年中有何等可怕的争斗，因 为那时革命分子中有一党所主张的要比上面说过的这个纲领更 进一步，更彻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