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土地之历史一一资产阶级的农民之兴起——反对 较贫穷的农民——自动的及被动的公民一一小康的农 人将公社的土地据为私用——议会之无用——梅勒之 提议被槟斥——议会之法令——因法令而产生之忿 怒——施行法令之困难——议会订新悻以袒护''掠 夺者"
我们已经知道，恢复公社土地给乡村公社，以及将封建法 律，确定废除，已成了法国乡间各地的主要问题;法国有三分之 二极注意这些极重要的问题;然而在“财产拥护者”之吉伦特党 左右国民大会一日，这些问题无从了结。
从大革命之开始以来，或者宁可说从1788年以来，当希望 之光已透入于各乡村时，农民们只等着再取得公社的公有土地,
甚至想取回贵族，僧侣，及上层资产阶级由于1669年之敕令所 占有的东西。只要有机会，农民们便去收回这些土地，虽然在他 们收回之后接着常有可怕的压迫,他们也不顾。
在以前，这土地的全部——草原，树林，荒土，以及开垦之 地——都是属于乡村公社。封建领主对于当地居民得行使裁判 权,他们大多数还有权去征收各种税收,普遍是三天的工作及各 种税款;或现物税，而他们对于农民,则须训练军队以保护土地, 防止其他的领主或外国人或当地的匪徒之侵入与骚扰。
可是，领主们既有了军队，又有僧侣袒护他们，还有蓄养在 他们宫中之精通罗马法的律师，他们便渐渐地将大块的土地据 为私产。这种占有是渐渐来的；经过了好几百年一一整个的中 世纪——才得完成;但到16世纪末时是业已完成了。那时的领 主们，已占有大块的可耕地及牧场。但是他们仍然不满足。
西欧的人口日见加增，土地价值日见高涨；已经成为国王的 伴侣们之领主，便要在国王及教会保护之下，开始贪求那些仍然 为乡村公社所占据的土地。用无数的方法及无数的借口来占有 这些土地，或以强力，或以法律的欺骗，这在16及17世纪，已是 司空见惯了。1669年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颁发一道上谕, 使领主们有了新法律的武器，来占据公社的土地。
这武器便是“采择”，特许领主们对于他们曾经行使过裁判 权的乡村公社之土地，得占据三分之一;于是领主们极力利用这 道上谕，来攫取最好的土地，以草原为主。
终路易十四及路易十五之世，贵族与僧侣不断地用各种口 实以攫取公社的公有土地。一个寺院可建立于纯净的森林之 中，农民可任意将此森林之大块给和尚们,而这种占有不久即变 成财产。此外，贵族本来一无所有，却有权在属于公社土地之未 耕种土地中央，建一个农场，不久对于全部土地即可宣布其财产 权，倘遇必要时，还毫不犹疑地去捏造所有权的证书。他们在旁 的地方则利用土地圈地律，贵族们在好几省中，用篱笆把公社土 地之一部分围圈起来，宣布他自己就是土地之主权者,得到国王 及裁判所之批准，承认他在这些圈地的财产权。各公社对于此 种占领倘有抗拒，则作叛逆处理;贵族们在宫廷中又有后盾，于 是大小公社土地之赃物,便不断地通行于全王国。①然而，农民 在感觉到革命要来的时候，他们便主张所有1669年以来的占 有，无论其由于“采择”法或其他方法，都要宣布为不合法，乡村 公社因受无数欺骗而转入于个人手中的土地，都应恢复。有好 些地方在1789—1792年的骚乱时代，农民已将这些土地夺回， 但是反动总有一天要来的，倘使它成功，则前贵族——被剥去土 地之贵族一一又要将其攫回。故此，必须使此土地之恢复成为 普遍的，法宝的；可是遇着强烈的反对，不仅是宪法议会及立法 议会反对，就是国民大会,在吉伦特党左右之下，也是反对的。
我们要注意，常由乡村资产阶级所提议要将公社土地平分 给公社居民的观念,并不为大多数农民所赞同;这和我们今日之 俄国,保加利亚，塞尔维尔，阿拉伯,卡拜尔(КаЬук)，印度，及其 他仍存有乡村公社的农民，所不大赞同者是差不多。事实上我 们知道,在公社财产仍然存在的地方，倘有平分属于公社土地之 呼声，这都是为乡村资产阶级打算的;他们曾由小经营发了财, 希望在土地平分之后，来取得贫民的一部分。农民之全体几乎
①在1789年以前，有好几省的议会想强迫各乡村公社瓜分其土地，或就人口 平分，或以各家长所纳之个人税为比例„ 1789年之陈情书，有些也有这同样的要 求。反之，其他则因1769及1777年国王在好些省所行之圈地，叫苦连天。
常是反对此种分派。
大革命时期中的法国，也遇着此种情形。在无数陷于日益 贫苦的农民之中，有一个农民资产阶级用或此或彼的方法，日见 富足起来了，他们的要求是素为革命行政机关所接收的，因为它 的来源，嗜好，及其立场，都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这些资产阶级 的农民同情于贫苦的农民,去要求恢复从1669年以来贵族之所 夺去之公社土地;但当他们主张确定平分这些土地时，他们便反 对贫苦的农民了。贫穷的农民之反抗却是更为强烈，这是因为 几百年来在城乡各公社中两级居民之分划依然。有些大概是小 康的家庭，他们可说是这些公社建立人之子孙。他们自称为 Воигёео18（资产阶级），在亚尔萨斯则称为Вйгеег（公民），或甚 至单称“家族”，但是还有后来加入公社的,他们在亚尔萨斯及瑞 士被称为“居民”。惟有前一种人才有享受公社可耕地之权，而 且唯有他们才得随时有权享用牧场，树林，荒地，森林及其他等; 而所谓居民，常享不到这些权利，很难得在荒地上去放一条羊, 或拾取柴薪及栗子。
自国民议会把自动的公民和被动的公民之区别划得清楚以 后，他们的境况是更加坏了;不仅政权为此,即选举公社议事会, 职员，及裁判官等，也是一样。自宪法议会于1789年12月颁布 自治法以后，的确把村议会废止了；此种村议会有如俄国之 МК由公社中各家长组成，素来照常会集于榆树或钟楼阴影底 下；自此种人民会议废止以后，即代以单由自动的公民所选出之 自治机关。
自那时起，小康之农人及各种资产阶级之占有公社的土地, 一定进行甚速。自然，自动的公民易于彼此谅解，去买得最好的 土地，而剥夺了贫穷人民对于公有土地之享用权,这也就是他们
生存之唯一保障。在凡兑的情形一定是为此，在布里坦之全部 自然也是一样，由于1793年之法律可以知道那儿的农民，对于 荒地,多草丛之地以及牧场，素来是有绝大的享用权——但自 1789年12月之法律将公社议会之旧习惯废止以后，乡村的资 产阶级使开始来争执这些权利。
小乡村资产阶级利用宪法议会所制的法律之力量，一再固 执着要把曾由“采择”法所占去之土地还给各乡村，而且时要由 法令规定将公社的土地划分。自然他们很有把握，如果国民议 会用法令规定分划,便可完成小康农民的利益。贫民，“被动的” 人民，自被挨斥。但迄至1792年，宪法议会及立法议会都没有 去进行。这两次的议会都不愿去解决土地问题，因为要使贵族 们不高兴，为了这个缘故,他们遂未进行。①
可是立法议会于1792年8月10日以后，于其解散之前夕， 觉得它该做一点事情，而其所做的，是有利于乡村资产阶级。在 1792年8月25日，梅勒提出一个周虑的议案，要颁布法令来注 销1669年上谕之效力，强迫贵族们归还两百年来夺自乡村公社 的土地，可是他的提议没有被采纳。反之在十一天以前，于8月 14日，立法议会却因佛兰斯瓦之动议，颁布下述的法令:“第一, 于今年收获后，所有公社之土地及使用物,除树木外（意即仍属 于公社之草地，可任全体居民自由放牧），都平分与各公社之公 民。第二,各公民对于其各得之本分有完全领有权。第三，不属
① 罗伯斯庇尔在宪法议会时即主张废止1669年之敕令,及恢复公社的土地； 这些土地"不知从何时起，即为亚多瓦之城市，附廓区及乡村所占有”，这些土地之所 以保持，完全因其牲畜之丰富,农业及麻业之发达。他们被亚多瓦之三级会议所占 去，用以增大行政人员之财富，而将其握于贵族手中。所以他主张要废止1669年之 敕令。
于任何人及未占领之公社土地，则平分于居民。第四，为办理分 划计，农业委员会须于3日内颁布一定计划。"立法议会可以这 同一法令，废止了人民对于负担及租税之缴纳的责任。
这对于公社之领有权，确是个阴险的打击。急急忙忙草成 的法令,既不清晰又不谨慎，我总觉得是不合法度;我有时总觉 得达骆茨所引的原文，不过是个不完全的概括，而我要去寻找那 完全的法令。但是我又找到了达骆茨对于这惊人的法律之确当 完全的原文，仅以一杆笔，便废除了法国之公社的财产,而剥夺 了所谓居民,或Ап8а881§еп对于公社土地之一切权利。
我很能了解由于这个法令所引起的全法国乡间贫民之忿 怒。这个法令显然是把公社的土地分给自动的公民，并且仅仅 是这些“公民"，而槟弃了 “居民”及贫民。这是一个为乡村资产 阶级利益的掠夺，①而这个法令及其第三段，即足以激起全布里 坦之农民来反抗共和国。
1793年9月，在立法议会中宣读一个报告,陈述施行此项 法令，引起了人民之强烈的反对，绝对的行不通。然而,什么事 情也没有做。立法议会不曾将其取消便解散了，而国民大会在 Ю月以前，也不曾将其废止。
国民大会看见了施行这个法令之困难，遂于1792年10月 11至13日颁布些法令，首先决定“在耕种的公社土地，当未分 划以前，仍照各地习惯如常耕种,从事耕种之公民,得享受他们 劳力之收获
自吉伦特党占据在国民大会以来，什么好的事情也不能做。 但是农民们——最少，这些反法令的内容对于他们已解释
①这个法令确实是由法庭把它如此解释的。
过一一倒觉得划分公社土地之企图，暂时是失败了。不过，此种 夺取之恐怖仍然留存于各公社中,谁又能说出这于革命之伤害 是如何的厉害呢？因它而激起各农业区域对于城市革命党人之 怨恨,谁又能说出其程度如何呢！ 、
还不止此。立法议会在其解散之前夕，在8月28至9月 14之间，又颁布了一道关于公社土地的法令，尚得施行，则贵 族们之利益，就“得其所哉”了。它确确实实地说:“未占领的及 荒野的土地，是认为属于公社的，是经过裁判所的裁决认为属于 他们的。”倘使贵族们占领这些土地或其一部分在最近四十年以 外,而且继续享有，则这便是他的财产。①
后来法布勒（ЕаЬге,赫罗尔的表代）在国民大会的报告，表 示这个法律是大有利于贵族，因为“几乎所有以前的贵族，都能 够证明他们之占领足看四十年”，所以“这个法令同情于公社”之 条款是等于零了。''法布勒又指出了这个法令第三款之不公道， 因为依照这二款，则贵族将其所占有而卖给第三者的土地，乡村 公社对之便永无赎回的希望。达骆茨还更进一步明显地说穿， 法庭规定要各乡村公社提出正面而难定的证据,来回复他们对 于土地之占有，这使乡村公社是如何的困难。
故此,1792年8月的法律，只是拥护“掠夺者”对于公社土 地之利益。唯有在国民大会，而且只在5月31日及6月2日的 暴动以后，结果把吉伦特党领袖逐出去了以后，公社土地的问 题，才能用同情于农民的态度提出讨论。
①这些土地定要还给公社,除非前领主能提出证书或四十年来平稳地所保持 的独占权，以证明他们是有主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