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领袖不敢动了——巴黎公社——山岳党——国 民大会之衰颓一一国民大会之特派员的工作仅在巩固 山岳党的统治
由于1793年5月31日之运动，使革命得以完成其主要的 工作:封建权利不须赎回之最后废除，及王政独裁之废除。但在 以后，革命便要停顿了。人民群众还要往前走;但是，那些因革 命之潮而取得运动之领袖地位的人，不敢再前进了。他们不愿 使革命殃及于资产阶级的财富,如昔之对待贵族与僧侣一般，他 们竭力去调和，阻止，甚至压抑这正开始于这方面的运动。就是 其中之较急进及最较纯洁的分子，可是一旦得势,便很顾虑到资 产阶级，虽然他们仇恨他们。他们消灭了自己对于平等的渴望, 他们甚至顾虑到英国资产阶级对于他们的言论。又轮着他们做 “政治家”了，他们努力要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使组合的各 部分，盲目地服从他们。他们在那些为他们认为是太急进者的 死尸上，建立了他们的权威;但是，当他们自己也走上断头台的 时候,他们才知道倾覆急进派,就是倾覆革命。
国民大会在批准了农民于最近四年所要求的（而且在好些 地方业已实行的）法律之后，它便不能更做一点重要的事情。除 开在国家防务及教育方面外，它的工作此后是等于零。确实，这 些立法者批准了革命委员会之组织，并且决定付钱给那些服务 于各区团及公社中之无裤党;这固然是些民主的设施，但无关于 革命的破坏与创造。这些不过是些组织国家权力的方法。
反而在国民大会及雅各宾俱乐部之外一一在巴黎公社中， 在首都及各省之有些区团中，在哥得利尔俱乐部中，倒有些人知 道要保持革命所已得之胜利，非再往前进不可；于是他们努力去 形成那正发生于民间之社会性的希望。
他们便努力使法国之组织，成为四万个公社之集合体,彼此 有规则地相互联络，而代表极端民治主义之中心,①要竭力去建 立真平等——Ь,ё8аНгё Йе么仕（实际平等），如当时所惯于说的， “收入之均等”。他们要使最高价格律所唤起的地方共产主义得 以发展;主张必需商品之买卖须由国家经营，才足以防止垄断家 及投机家。最后,他们还要防止大产业之形成，而且要分配那些
① 据米格勒（М1^ие1）说得好（Нг81о1ге <1е 1е Кё-ио1и1гоп Егапсаг^е , 19ёте 句出оп,位р,31）：市区自治事业是“大革命之最后的活动"，“在目的上，它和公共 幸福委员会相反，它希望以极端地方的民治主义,来代替普通的迪克推多，以无信仰 的原则来代替教条，在政治上为无政府，在宗教上为无神论，便是这一党之显著的特 色，而以之建立了它的权威气可是，我们要知道，只有一部分的“无政府主义者”是 赞同赫伯尔之非宗教论，其余则离开了他，而于乡村中去实现宗教精神之力量。 业已集聚财富的。但是，他们一旦得势，从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 党,便利用公共幸福委员会及公安委员会手中所已有之强力（这 两委员会之权力是因战事危机而建立的），以压抑那些他们所称 为激烈派的人一到了新11月时,却又轮着他们要屈服于反革 命的资产阶级的攻击之下。
山岳党在与吉伦特党相搏斗时，老是倚靠着民众革命党。 在1793年3月及4月时，他们业已和无产阶级一道前进。但是 一朝权在手,他们大部分便只要建立一个“中庸派”，处于激烈派 及反革命派之间，而把那些仍然主张平等的人当作敌人。他们 要去倾毁激烈派,破坏他们在各区团及各公社组织的企图。
这因为山岳党，除一二个例外以外，都不了解民众的需要,因而 不能组成一个民主革命党。无产阶级及其一切痛苦，家里常受冻 馁,而仍或隐显地渴望着平等;——这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只有抽 象的个人，民治会社的结合，才挂在他们的心上。除开少数急进的 山岳党之外，每一国民大会特派员之来到一个省城,是不大关心于 共和国中之劳动问题与繁荣问题，以及人人得享有必需商品等问 题。他们是特派去激发爱国情绪以御外侮的，他们的行动正像一个 民治主义的官吏，视人民为工具，以便助他实现政府的计划。
如果他参加于当地的民众会社，这就是因为自治机关是“因 贵族政治而败坏了”，民众会社帮助他来“澄清自治机关”，以便 巩固国防，逮捕叛党。
如果他征富人的税，而且常是很重的税，这就是因为是富人 “因重商主义而败坏了”，常同情于佛意党及同盟派,而且帮助敌 人。而且是因为征他们的税，以便供给军队之粮食与服装。
如果他在某一城市宣布平等,如果他禁止烤白面包,而命令 居民只能用黑面包或豆类面包，这就是因为要如此才使士兵有 东西吃。有个公共幸福委员会之代派人组织有一个民众宴会, 后来他写给罗伯斯庇尔说，他已使许多少妇及青年爱国者结合, 这也就是武力爱国主义之另一招而已。所以我们要注意，当我 们在读国民大会特派员寄给国民大会及公共幸福委员会的信件 时,关于当时农民及工人所注目之大问题的话，一句也找不到。 这是很自然的，在这通信中只看见有军事及军队供给的话。但 这时代是一个革命时代，特派员非仍注目于革命之重大方面不 可——比到他们信中所述及之公共的感觉，对于山岳党的国民 大会及其宪法之接受，军队中给养之困难，以及必需品之缺乏 等，更要看重才对。可是，对于贫民异常重要之大经济问题，似 乎只有三四个特派员留意。
国民大会毕竟废止了封建权利,命令焚毁文契一一毫不客 气地施行了;它又使各乡村公社恢复了两百年来用各种借口所 夺去的土地。要有这些改革，并且要立即实行的缘故，显而易 见,无非是要借此激起群众对于革命的热狂。然而,在特派员的 函件中，很少有提及这个题目的。①
小朱里安在他寄给公共幸福委员会及他的朋友和赞助者罗 伯斯庇尔之有趣的信件中，只有一次提及已经把封建的文契焚 毁了。同样，对于这题目也曾提及过一次的，还有柯洛赫布瓦。
就是这些特派员讲到粮食之供给时——他们常是如此—— 他们也不追究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只有圣安都勒(капЬоп 品йп-Ап位З在1793年3月26日所写的一封信是个例外；但
①阿拉德及勒格罗(Ьевгоз)各所搜集之函件，对于各方面都很注意,但我竞 找不到特派员在这一方面活动的痕迹。只有圣安都勒，柯洛赫布瓦，富奢，及克兰色 数人有时提及那农民及城市无产阶级所如此关切的大问题。有许多特派员的信我 没有知道;但是我总觉得大多数的特派员对于这些事情不大注意。
是这封信仍是在5月30日之运动以前的事:此后，他也转而来 攻击急进的革命党。①
洛德加伦(Ьо1-е1-Сагоппе )是最同情于革命的一郡，圣安 都勒从那儿寄信要求他在委员会中之同僚，不要对于当时情境 之危险太盲目了；他说:“事情是这样的，倘使我们无勇气造成特 殊的事变以激起法国的舆论，而且予以新力量;便毫无希望了。 凡兑及邻近各处之扰乱固然可虑;但这些扰乱之实在危险，就因 为人人心中已失去了为自由之圣洁的热情。到处都讨厌革命 了。……富人恨它，贫民则没有面包，……”而且“那些一向称为 '温和派'的人，与共和党有共同目的的人，以及最少也渴望某种 革命的人，现在都不希望了。……说得明显点罢，他们简直希望 反革命。倘然要召集一个新国民大会，则法国人民如不拒绝选 举,则所选出来的，一定完全与自由之原则相反。甚至市议会也 衰弱或腐败了”。凡是这两位代表所到过的地方,总可看见这样 的情形。
所以圣安都勒主张要有广义而有力量的办法。在他的信 末，另又于一附启中提及这问题。他说:“贫民没有面包。可是 并不是缺乏谷米，却是有人把它藏起来了。如果你想要贫民助 你支持革命，便非使贫民能生存不可。......我们想顶好是颁布 一道法令,普遍地征集各种谷类，尤其要加上创设公仓的一款, 用私人剩余来充实这公仓。”圣安都勒要求巴勒尔领导这些事 情。但是，怎能引起国民大会对于这些事情的兴趣呢？
大多数特派员所最着重的事情,就在于巩固山岳党的统治。
Ф这封信是由派往该郡之两个特派员，圣安都勒及拉哥斯德(Ьасо81е)共同 署名，但信是出于圣安都勒的手笔。
可是他们也和以前及以后的政治家一般,他们之努力并不是为 群众在普遍幸福上打算。他们只要去减削或扑灭这个统治之敌 人。他们立即欢迎恐怖，以之为压制民主共和国之敌人的方法， 但是我们始终没有看见他们欢迎大经济改革之办法，甚至在他 们已不得不如此时，也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