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的运动与土地——在经济上之重要一一土地 均等律的提议——多利维尔之意见一一工业的要 求——兰史之提议——生活要素的问题一一产物交换 的问题——当时情况之概观——压迫之罪恶、
1793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主要的理想是：土地被视为全国 民之承继物，人人应有土地的权利,各人之生活要素要有保障, 谁也不能因受冻馁之驱使被迫去作工。18世纪中所惯于提及 之“实际的平等",现在的解释，就是确定各人对于土地有同等的 权利；因国家产业之发卖使土地发生很大的让与关系，便激起了 要实现这个理想的希望。
我们要记着，在这时候，大工业才刚刚开始，土地还是主要 的榨取工具。因为土地的缘故,大地主便能操纵农民，农民既不 能保有小块的土地,遂不得不迁往城市；他们在城市中毫无保 障，便成了工厂主及经纪人之牺牲品。
共产主义者在此种情况之下，自然注意到当时之所谓“土地 均等律,,就是说，要将土地之财产限制到一个最高的限度, 要承认每个居民对于土地所享有的权利。投机家利用国家产业 之发卖进而占有大宗土地的事实，只足以更巩固这个理想;有些 人主张:公民如想耕种土地，便有从国家产业中取得他那一份的 权利，最少也应在易于付价的条件之下取得他那一部分;还有些 看得更远点的人主张:所有的土地再要使之成为公社的财产,去 耕种的人，对于他所耕种的土地只有暂时的享用权，倘使他不耕 种了，便要取消。
故此，巴布恐怕他自己太让步了，便主张瓜分公社的土地。 但他也主张土地之“不能转卖”，意即保持公社或国家对于土地 之权利，就是说,土地能个人享有,而不能领有。
在他方面,在国民大会里，当在辩论公社土地之瓜分律时, 朱连•索埃反对农业委员会所提议之最后瓜分，在他这一边的， 有无数万贫穷的农民。他主张，各人平分公社的土地只能是暂 时的，经过相当时期之后，又要再分。故此，只能将享用权给予 各个人，如在俄国的“密尔”中一样。
摩尚的牧师多利维尔也是站在同一条线上,在他的《原始正 义论》中表现有两个不可变的原则:第一,土地是属于大家的，而 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第二,各人对于其劳力的生产有绝对的权 利。但当时大家既注目于那左右其他一切问题的土地问题，他 便特别着重在两个条款中之第一个。
他说:“土地应整个地视为自然界之大公共土地”一一万人 之公共财产；“各个人对于这大公共土地都有享用一份的权利。 这一代人没有权力为下一代人订法律，或处分他们的至尊权力; 那么不能处理他们的产业之理由是何等强固！ ”他又说:“土地之 实在的领有者，只有国家，其次是公社。”
在事实上多利维尔承认财产之权利，可由继承而让与，不过 是限于动产而已。至于土地,谁也不应占有公共财产之一部分, 除非他和他的家庭能够耕种——而且不过是暂时的占有。这自 然与公社之共同耕种不相冲突，可与农庄之个人耕种并行。但 是熟习于乡村生活的多利维尔，对于农夫及大地主是一样的不 喜欢。他主张“大田庄之完全再分”,“土地分配之极境,是要分 给那些毫无所有,或有而不够的公民。唯有这个方法才能保持 我们乡村的生活，才能使劳而无获日陷穷困之家庭得到安 适。……土地，”他又说，“应该好好地耕种，家庭的财源才能充 足,市场上才够供给;我们要打倒那最可怕的农民贵族气。”他预 见到，要这样才能得到较大的农业幸福,才可不用法律规定物价 而能应付需要;否则要如“今日之一样借助于法律，可是仍然不 够”。
工业之社会化也找到了战士，尤其是在里昂一带。里昂的 工人要求工价由公社规定，工价的数目应当能维持生活。这就 是近代英国社会主义者所谓“生活的工资”。此外，他们主张某 项实业，应该国营，如矿业。而且还有提议:反革命派所抛弃的 实业企业，应该由公社攫取来自己经营。在大体上讲，公社即一 切商品之生产者的观念，在1793年时是很为普遍的。利用富人 花园中之大块未耕种的土地，作为公社的都市园艺，这个观念在 巴黎也很普通,硕墨特就很主张。
当时之对于工业，显然是没有对于农业那么注意。然而，在 里昂当选为国民大会议员的商人居色(Си88ег),便已提起了实 业国营，而兰史也提出一种“理想社会”的方案,在这社会中的实 业是与农业相联的。兰史自1790年以来，就在里昂努力于共产 主义的宣传。他于1790年之一本小册子中，发表下述的理想: “革命本来是一个有益的改革,可是因为思想的改变，及富人之 最可怕的摧残，而将其弄糟了。至尊者（人民）也被变动了。”他 又说:“金子在劳动者的手中是有用而且有利的;一积聚到资本 家之金柜里，便成为危险物了。诸位,凡是国王所到的地方，都 是耕种了的地方，不过都是我们去耕种的；自始至终能占有这土 地的人，是我们去耕种的人，是我们曾经首先领有这些土地的 人。自称为地主的懒惰者流，只来收集我们生活品之剩余。这 最少证明我们的权利，是共同所有权。但是，我们虽然是共同所 有者，而任何收入之限制,我们消费之限制,我们剩余之被剥削, 都是掠夺者的权利。”这种理论，在我看来,是对于“剩余价值”之 最具体的概念。
从事实——当时流行于法国之生活要素无保障——推论而 来，他提出一个消费预约制度，由他们去用规定的价格购买全部 的耕作物——要办到这一步，是用自由结合的方法，然后渐图普 及。他又主张要有公共商店，耕种者将所有的农产物运到那儿 去发卖。这个制度,可以避免垄断家及大革命时代国家强制制 度双方的商品交易的经营。这是现代合作商店制度之先驱，近 代合作或联合发卖全省之农产物，如加拿大;或发卖全国之农产 物，如丹麦。
总之,1793年之共产主义者所注意的问题,是生活要素的 问题，因而使他们强迫国民大会通过最高限度价格律，而形成农 产交易社会化一一交易公营——的大原则。
在事实上，谷类交易的问题，是全法国最要的问题。“谷类
交易之极端自由，是有碍于我们共和国之生存，”森埃瓦茨 (8е1пе-е1-О15е)之选举人于1792年11月在国民大会之前说, “少数人经营这种交易，只知自己发财，他们奸巧利诈,抬高价 格，而使消费者吃苦。一切防止投机之片面的改变，都是有害而 无用的，"这些选举人说,“半途的改革，只是倾毁我们”。所有谷 类交易，粮食供给,一定要由共和国经营，要由其“在谷价与工价 之间，建立一个公平的比例”。国家产业之发卖，引起了购买者 之可怕的投机;森埃瓦茨之选举人,要求限制田庄的大小，及交 易国营。 ’
他们说;“制定任何人所承接的田庄大小，不得超过一百二 十英亩之数;地主只能耕种一个这样的田庄，此外有多的应该租 给人家。”他们又说:“而且，要把供给共和国各部分之不要粮食 的职务，交给由人民选出的中央机关，这样才能粮食充足，谷价 与工价之间有公平的比例，然后全体公民才能有和平，幸福与 生命。”
这些理想显然不是杜各及芮克脑中所有的；生活自身即产 生出这些理想。
我们要注意，这些理想为农业委员会及商业委员会所采纳 了,包含在他们关于生活要素而提出于国民大会之报告中。在 事实上，这些理想因人民请求之故，已实行于伯里及奥良各郡, 在倭尔落瓦(ЕитеТок)郡于1792年12月3日，国民大会之 特派员们，几乎被人民杀了；因为他们说:“资产阶级已经出力够 了，现在要轮着贫穷的工人。”往后，伯尔落瓦(ВеНгоу)又极力 赞成有同样的法律;而在国民大会，我们业已看见，当其提出最 高限度价格之法律时，曾打算将首要或次要的必需品之全部交 易，大量的为全法国社会化，其方法系在各郡设立国家商店，商 品以公平价格出卖。
故此，我们于大革命时，就已看见有了商业是社会功能的理 想；一定要与土地及工业一般地社会化,这个理想后来又经 过许多人的努力，如富利尔,欧文,蒲鲁东及四十年代之共产主 义者。
我们所见到的，还有。我们知道，奢格•罗克斯，发尔勒，多 利维尔，兰史，以及无数城乡的人民，农人及工人，他们都能从实 际方面知道生活要素的问题，比国民大会更知道确定一点。他 们知道,光是征税,而不能使土地,工业及商业社会化，仍是等于 零;即令有严格的法律及革命的法庭为后盾，也是徒然。
由于宪法议会，立法议会及国民大会所采用的国家产业发 卖制度，而产生了许多富农;他们被多利维尔视为贵族政治之最 恶劣的形式，是一点也不错。国民大会并不注意及此，直至 1794年。他们所能做的事,只是把整百的农人逮捕而送到断头 机上去，当作垄断家来处死。可是,所有防止垄断之严酷的法律 （如1793年7月26日之法律,命令搜查农人之高楼，地窖及仓 库），只足以激起乡村对于城市之怨恨，尤其是对于巴黎。
倘使没有具体的共产主义之理论，则革命法庭及断头机是 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