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文章，1948—1953）
王殿忠译
前言
本文集收入的一部分文章（论文、序言、访问记及论战性文字）写于1948年至1953年，系报纸的专栏文章，均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触及当时的时事。几乎皆因当时的事件而发，并随事态的发展而有所发挥，这些文章，后来以《时事评论》为名结集发表，并未作丝毫改动，当时的立场一仍如旧。
在此，我仅能对那一集的前言作某些修改。然而，必须对某些事实加以确认：第一，就是我们已开始走出虚无主义。毫无疑问，我必须防止把某种个人经验上升为普遍的意义，再说，这本书既没提出什么教条，也没提出什么道德标准。它只不过反复申明道德标准的建立是必要的，那是难能可贵的。但我却觉得，能够迈出这一步，尽管没有把握，却足以使我们走出顽固的否定和因循守旧的状态。尽管表面上尚不明显，但我们今天是更加富有了，装备也更加精良了，而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不行的。现在我们是看清了，而当时我们却不甚了了。真正的解放绝非明天之事，而虚无主义确已成为过去，尽管它最后的嘶叫仍然在我们的报纸和杂志上响个不停。
创新的可能始终存在，然而当时却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历史上和艺术上的冲突矛盾，无法以纯逻辑的概括加以解释，然而它们却存在于活生生的创新之中。工人们以及艺术家们的劳动，将会在丰硕的土地上展开，唯独虚无主义将寿终正寝，大地将获得新生。我们没有把握就能达到这种前景，然而，这却是我们所追求和为之努力的唯一目标。尽管我们的未来受到很大的威胁，但凶险的灾难却也不见得会降临。总之我们大家似乎共同走在一条路上，朝着这个唯一的抉择奔去，即打碎这个世界，建立一个有价值有道德的世界，那将会使所有头脑中仍然保留着我们屈辱形象的人感到震惊。到那时，我们众人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培养对希望的价值，而摧毁旧的倒还在其次。那首先要做的乃是杜绝侥幸的和平，同时也要拒绝以某种色彩为掩护的、以战争为手段的帮助。和平一旦确立，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各种历史矛盾将被超越，矛盾的双方将会互相滋润，正如今天的人们，这一方会帮助另一方一样。等到那一天，我们的努力将会结出硕果。如果不幸出现了另一个极端，战争爆发了，那么我们这些人以及另外一些人，也至少可以结束无所作为的状态。
这种反抗在今天是必要的，但还不够，为了不至于被引向后退，那就必须勇往直前。仅只批判那个时代还不够，还应该赋予它一种形式，并指出它的未来。倘若捍卫这些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劳动和艺术活动中的创造性价值是件好事的话，那么还应该努力赋予它具体的内容。在这里，随着保卫它们的决心而来的，至少我们将会产生规定其性质的意愿。因此，就这本书而论，我自信尚能够在最低限度的水平上赋予艺术以应有的位置，并且为了反对它的敌人而为它辩护，而这种辩护也并非是特权。
正义与仇恨
受迫害者—迫害者 [5]
（1948）
我们应该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即它特别能够容忍迫害者的存在。因为它已经习惯于迫害者们那些对它有利的思想方式。在某一个早晨或某一个晚上，以这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你就应该料想到，在你眼前会出现某一个人，他会对你说，他已受命于那些迫害者，将要剥夺你的自由或你的生命，将要夺去你的妻子，更有甚者，还要剥夺你的钱财。而且你还必须服从，因为这一切决不取决于你的意志，相反，你要服从的是迫害者们的意志。如果你睁着眼回头看他一下，你脸上立刻就会挨一记老拳，以让你永远闭上眼睛。也可以这样说，此种人乃是这种社会的一种景观。再说，如果阁下您也想做这样的害人者的话，也绝没有人来阻挡您。我们这个社会是通情达理的。
值得庆幸的是，如果不想看到受害者的出现，那主动权却在我们。我们这个社会也的确有相当多的受害者存在，如果不想看到他们，这个社会也只能按照它应该做的去做。它认为那些受害者说话有些言过其词，认为这种人数量也确实相当之大。而且就在这种状态下苟延残喘，那由来也已是很久了。因之，它最终认为，世界并没有绝对无辜的受害者。真正的无辜者就如最终要爆裂的一件东西，那么这件东西就应该得到维修。就这样，很久以来，大家都等待着这种维修。但这却要受害者亲自参与其事。
自这时起，人们便纷纷转向，纷纷左顾而言它。大家彼此都不负责任，如果有那么一个人能负责任，那肯定是讲别人的事。确实不错，大家都把自己的手打在从德国集中营里出来的那些犹太人的头上了。然而这却是英国人的错，或者是阿拉伯人的错，法国人也有份儿，德国人可能也跑不掉，但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更有错，这样一来，大家也就都没有错了。还是让我们安静地睡大觉吧。法国人睡得像法利赛人 [6] 一样，很高兴地看着英国人把这件神圣的事业揽在自己怀里；美国人感到愤慨（纽约的大旅馆里不接待犹太人，但这是两回事）；阿拉伯人在观望等待；俄国人则予以揭露（请想一下那集中营里的情形吧）。至于英国人则显得十分谦虚，一言不发，只一心一意地把手向犹太人头上打去。
被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做了绝育手术的女人，被迫同一丝不挂的亲妹妹交媾的男人，孩子被打碎脑壳尚紧紧抱在怀中的母亲，被强制亲手杀死自己丈夫的妻子，以及幸免于难、死里逃生的人们，这些人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胆战心惊地活过来了，但已完全失去了家园。人们曾经对他们说过，战后会有自己种满橘树及到处都是湖光山色的土地，在那里没有人会向他们脸上吐唾沫。然而他们却全部遭到了迫害。因为我们天才政治家的事业已被调整得完美无缺，以至竟没有办法不对他们实施迫害。而这一切又都是在绝对无声无息中实施，或者在伪善者们喋喋不休的饶舌中进行。
总之，他们把基督拿在手上肆意折磨。此乃世界史的一个缩影，难道不是吗？但这一切也将在这些受害者和世界各民族受害者们的手中结束。除非这些人不公正地被绞杀，被流放，或被枪决。世界被这些大量的尸体震慑了，这些尸体将全部腐烂。如果这个世界上气味不太好的话，其错自然在它们。
这就是为什么《请让我的人民过去》这本书看后使人感到不舒服的原因。这本书并没有讲到全部受害者，仅只谈到这个民族，但正如人们带着善意所说，他们却是被迫害者的象征。在经过了许多年难以表述的折磨后，人们看到，法国人的仇恨已经形之于外了。这个民族想的是，找回他们的橘林和往昔的湖光山色。然而橘林中却竖起了战旗。湖面上渔场仍在，但捕鱼者西蒙 [7] 却不知去向。正如您所见，任何事情都不那么简单。
然而，却有一位记者想探悉一下这个《奥德赛》 [8] 的秘密。在那里，伊达克岛 [9] 四周已被铁蒺藜围住，于利斯遭到大棒的拷打。夜间，在一片最美丽的海面上，记者听到了受迫害者的歌声。该记者所报道的，并非艺术作品，亦非政治教条，乃是一份鲜血淋漓的资料。然而同样有血腥味的是，他投稿的那份报纸坚持该报道不经删剪则拒绝发表。就这样，人们所想的，当然也是一个新闻机构应该想的，只是出版发行，竟想不到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然而有时候，一个记者也可以为这种不光彩的做法带来体面的解决：他拒绝删剪。当他再碰到一个正直的、良心不太坏的编辑时，他能做的就是把这本书拿出来，公之于众。其结果便是使读者们都感到不舒服，以至没有心思再去跳圆舞曲。从而也便唤醒了那些全力以赴睡大觉的人。这实在是必要的。如果不是他顽固地把原书公之于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正面回答那些顽固地坚持可怕罪行的人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提醒读者诸君放心，这些受害者的情况并非没有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决不会丢弃他们的。“犹太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人，”书中的一个人物这样说，“他们也有一条命。”年老的沙拉赫说：“我甚至连一个坟墓都找不到。”可以肯定地说受害者们头脑里这些具体想法相当之多。这会使他们变得更使人感兴趣，并使他们得以交上某些朋友。但他们现在已不再想要一块具体的墓地了，他们要求的是，别人能承认他们同其他人一样，有得到墓地的权利，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有一个生命。这是个很好的起点，我们没有理由不听他们的呼声，试想，如果他们吸取了往日的教训，如果在某一天早上，他们也变成了迫害人的人，那该怎么办？因为，如果局势普遍宽松了，在一个团体内，他们会变的。一切秩序都会建立起来的。那将是我们一次奇迹般的盛宴，也便是举国欢腾之时，那时我们将宰杀肥牛来下酒……
“又在开杀戒！”爱挑毛病的人们说。
正义的伪善者 [10]
（1950）
正如您所说，为了自己逃出监狱，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杀死那个家里养着孩子的狱卒。问题在于，如果能使所有的被关押者获得自由，就是把狱卒的孩子都杀了也值得。这其间的差别还算不小。
对此，我们这个时代既不回答是也不回答否，尽管在实际上，它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好像这个问题没被提出来似的，这种做法实在得体。我自己就没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我选择了使人们能够重新活下来的办法，他们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我为这些我所尊敬的人效了力，然后在他们身后隐去。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答案并非是：“要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而是：
1.这里有个界限，孩子们就是界限；
2.为了正义，可以破例把狱卒杀掉；
3.但必须同意牺牲自己。
我们的时代的答案（无声的答案）却相反：
1.没有界限，至于孩子们，当然啦，但总之……
2.为了给所有的人以正义，可以把大家都杀了；
3.同时我们还要申请荣誉勋章。那是有用的。
……
1905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并不是神甫的侍童，他们对正义的要求比今天在所有作品和所有报纸上带着某种诲淫诲盗的玩意儿所表现出来的更为严肃。这是因为他们对正义的热爱十分强烈以至无法使自己变成令人厌恶的刽子手。他们选择了行动和恐怖为正义服务，但同时他们也选择了死亡，选择了以一条生命换取另一条生命的办法，以使正义永存。
“当代的推理，正如人们所说，是绝对的。”既然您不愿意当刽子手，那您就是神甫的侍童，反之亦然。这种推理所表现的，除了卑鄙以外，没有别的。卡利亚耶夫、多拉、布里昂以及他们的同志们在五十年代以前不愿意卑鄙如此，便对我们说，有一个死去的正义和一个活着的正义。还说，在正义变得舒服起来的那一刻，它便已死去，这时它已不再炙手可热了。
但这一切，我们今天是再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社会充满了正义，而在1905年，却如凤毛麟角。因为那个时候可以为它牺牲，也需要它的宣传者和捍卫者，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的关系。如今不同了，如今只需要信徒和勋章。但是当我们读着当时被强迫读的那些书时，当我们看到这最后一批正义主义者那些唯利是图的面孔和他们那些卑鄙的罪行时，不管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便禁不住要想，正义和慈善一样，它们都有一批伪善者。
……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同神甫的侍童和刽子手们是两种人，甚至同那些比较“现代化”的刽子手—侍童都不一样。那些在最黑暗的时代里，努力举起智慧和公正的火炬，而且在战后和从集中营里出来以后仍保留着传统的人，他们没有一个活到现在。
但有这种形象的人无疑将取得胜利，尽管这种形象并不漂亮。但在那些什么都不想干的蠢人和那些什么都想干的荒唐者中间，那些确实想干些事情，并决心为此付出代价的人，乃是唯一具有这种形象的人。
抵抗派 [11]
（1951. 6）
夫人：
读了您的叙述后，我非常感动，我想我不需要告诉您，真理不幸被弄成这个样子时，如果没有最大的同情心的话，人们就会对它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如果我拒绝您向我提出的为您写序的要求，那原因并非仅仅因为我不爱写序的缘故。一个人如果有难言之隐，那实在是一种痛苦，因为向一个没有和你一起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讲，那是很难说清楚的。
但我仍然乐于回答您关于承蒙您抬爱向我透露的那段心曲。您说，面对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很有一些事情使您感到费解。比如，某一个被杀害者却竟是无辜的。这是为什么？您的这种怀疑，不管怎么说，却反映了您的如下想法，即牺牲是盲目的。然而，有些人却非常懂得自己生命的价值。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他们一开始就明白，以生命去冒险，甚或理智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是高尚的。因此我觉得，您向我讲述的那位牺牲者，就属于这一类人。假如有那么一天，正如您所忧虑的，他的孩子们大声疾呼，他们宁愿有一个活着的父亲，不愿有一位死去的英雄。那就请您对他们说，像他们父亲这样的人，也正是像他这样的人，更愿意为他们而活下去，为自己而活下去，因此就必须有人承受肉体的痛苦甚至献出生命。这实在是一种令人感到害怕的道理。而这种道理却也正是出于对亲人们的爱。倘使他所爱的人们在逆境中免受灭顶之灾，那就只有牺牲自己的这种爱。还应该说明，既然事情就是如此真实地摆在面前，那么，你不首先正确认识自己，便无法真正地爱别人。这种对自己的认识并非基于更高的层次，乃是基于正确的价值。那么，那些塞起自己耳朵对受害者的呼声充耳不闻的人，其价值何在？而又是哪些人在非正义面前俯首帖耳？
当然，在所有的牺牲中，亦有其偶然性。人们在选择行动之前，并非总是能很清楚地料到这一行动的结果会如何。即使如此，如果在众人中一些人选择了甘冒风险去干，和一些人选择了不闻不问的态度，这其间的差别也已然非常之大了。在那些愿意冒风险去干的人之中，有一种人义无反顾，坚持到底，有一种人却半途而废；在那些坚持到底的人中，有一些人已没有生的愿望和可能，而另一些人却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和道理要活下去，他们却怀着悲愤的心情，放弃了个人的幸福和生的权利，把自己交了出去。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他们才懂得如何洗刷苟且偷生的耻辱。
我自认尚懂得，存在于那些参加今天被称之为抵抗运动的人周围的冷笑的含义。这种冷笑，在您也同样感觉到了他们的嘲讽味道。但他们却已在那个人的记忆中积存了好久。而那个人今天却离您而去了。至于您本人，乃是属于那种人中的一员，即他们从未想过自己被困在占领时期的活动，而为自己或某一阶层的人捞取荣誉或获得好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某些人却终于使您对从前的那些行动产生了怀疑，我对这种言论是不能容忍的。我知道应该对那些作家作何种评价，对那些政治家作何种评价。他们今天勇敢地攻击我们，乃是为了在自己的面孔贴上一个思想自由的金纸，也是为了表示一下何以他们在那个年代会肆意践踏那些死难者，何以会同刽子手们高谈阔论。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取得胜利的另一些人，而不是他们，但他们却在为这个胜利歌唱，并把这个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而另外一些人，比如像您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享受由各国人民共同取得的胜利而换得的特权。在这两种人之间取合并非难事，且也无需说明谁是忠诚的，谁应该受到蔑视。
不错，您在沉默着。而他们却在讲话，并且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自己的正义和公正。这些言论充斥在报纸上和沙龙里。如果人们思考一下的话，就不难发现谁表现得更正常。我可以对您说，他们最大的隐私就是他们心里总是发虚。对于在某种场合下，至少是在某种场合下，对前来唤起他们原先所没有的勇气和正义的人们，不管是远方的还是近处的，他们都恨之入骨。因此，以后你们每次匆忙地或者精疲力竭地见面时，或者在这种悲剧面前由于单纯的忘却而不能见面时，应该说您是不会忘却的，因为这种悲剧已在您的血肉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到那时，您将会明白，您至少有一次向他讲述往昔历史的那个人，他刚刚得到了远比那些可怜的官方家伙更为深厚的敬意。
以上就是我想对您说的一切。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放进您的书中去，以便使此人不致被别人说，我们的一位兄弟，不错，就是那位曾在我们身边的兄弟，已然死去，从而被尚活在世上的人们把他永远忘却。夫人，请接受我的敬意。
仇恨的强制性 [12]
（1951.圣诞节）
问：您认为把“仇恨”和“谎言”这两个词联系起来，是合乎逻辑的吗？
答：仇恨，其本身就带有谎言的成分。它本能地会使一部分人沉默不语，拒绝对任何人的同情，在本质上颠倒了事物的顺序。至于谎言，则更加微妙一些。有时，如没有仇恨却也可以说谎，那是出于一种单纯的过分自爱。任何心怀仇恨的人，相反地也对自己本身怀有某种方式的憎恨。因此，谎言和仇恨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但从仇恨到谎言，却几乎有一种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
问：在目前的世界上，人们正为国际上互相仇恨所烦恼时，仇恨不正是常常戴上谎言的面具吗？而谎言，它不恰恰又是仇恨的最恶毒、可能还是最危险的一种最好武器吗？
答：仇恨不可能戴上其他面具，因此它也不可能丢弃这种武器。世人不可能心怀仇恨而不说谎。相反，如果理解不能取代仇恨，便不可能讲实话。 [13] 在当今世界上，十分之九的报纸都或多或少地讲着谎话。心怀仇恨和偏见的代言人，其谎言只有程度之分而无本质之别。其仇恨愈深，谎言也就愈大。今日之世界，新闻机构，除少数几个例外者外，都属此列。因为找不到较为理想的舆论工具，我便不得已而求其次，那实在是很少的，它们谎言少一些，因为它们的仇恨不那么强烈。
问：请您谈谈当今世界上互相仇恨的情况。有什么新发展吗？比如说在政见理论方面或形势方面。
答：当然，二十世纪并没有创造仇恨，但它却孕育出一种特别的品种，它就是所谓“冷仇恨”，它同数学和大量的其他门类嫁接起来。在屠杀无辜者和我们的计算之间，其差别是巨大的。您知道吗，在二十五年内，即从1922年到1947年之间，有七千万欧洲人，有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有的被灭种，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杀害。这就是人道主义这片园地的变种，其间尽管有各种抗议也无济于事。今天，仍应继续把欧洲称为卑鄙的欧洲。
问：谎言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吗？
答：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任何一种高尚的品德只要一同它嫁接便立即消亡。其特殊性便是，凡喜欢听谎言的人，都会被它击倒。这就是为什么笃信上帝的人和热爱世人的人一旦相信了谎言时，从那一刻起他们便背叛了上帝，也背弃了世人。是的，任何一个伟人都不是靠谎言起家的。有时谎言可以生效，但却从未成过大事。真正的杰出人物，他首先不是靠决斗成功，乃是以不说谎话取胜。而正义的事业也不是靠用这种道理来压倒另一种道理取胜。它既不是号召人们仅仅维持一个只能糊口的小家，也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彻底取消工人阶级百年来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自由，并不意味着信口开河，想说什么便说什么，也不是任那些专事制造耸人听闻消息的报纸肆意泛滥，更不是借口为了未来的解放而建立专制政权。自由，首先便是不讲谎话。哪个地方谎言泛滥，哪个地方便有暴政，并且永存下去。
问：我们今天，爱和真理正在衰退吗？
答：从表面上看，大家都在爱人类（正像爱鲜血淋漓的牛肋骨一样），而且每个人手中都握有真理。但这正是极端堕落的表现。真理在他们被杀害的儿子们尸体上繁殖。
问：当前，“正义”存在何处？
答：绝大部分存在监狱中和集中营里。但那里也有自由人，他们在向人们发号施令，真正的奴隶在别的地方。
问：在当前形势下，圣诞节休假不正是休战的借口吗？
答：为什么要等圣诞节？每天都有死者和复活者。每天都有非正义和真正的反抗者。
问：您认为有休战的可能性吗？是什么性质的休战？
答：我们要坚持抵抗到底，决不休战。
问：您在《斯基夫的神话》一书第一六六页上曾写道：“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那就是彻底改造人和世界。我永远不去改造人，但必须做出改造人的样子。”您能否在这次访谈中讲一下您今天的看法？
答：那时我比现在悲观。的确我们不能彻底改造人，但我们却也不能任其堕落。相反的，我们要以自身的和他人的顽强力量，以自身的和他人的同非正义作斗争的力量，使他们振作起来。正如路易·纪约所说，真理的曙光并没有向我们承诺什么，因为我们并没有订契约。但真理却需要培植，正如爱和智慧需要培植一样。不错，既没有人向我们赐予，也没有人向我们承诺。但是，只要大家努力去做，不怕牺牲，便什么都有希望。要么，我们便被谎言所扼杀，要么我们就走入死胡同，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要不失时机，孤注一掷。但须冷静，大门会敞开的。
关于反抗问题的通信 [14]
反抗和循规蹈矩 [15]
（1951. 10.19）
主编先生：
为安德烈·布雷东着想，也为了使我本人不致站在通常攻击他的那些人一边（因为我厌恶那样做），对那些人我也不想加以评论。因此，我这封信实际上并不是对他那篇使人惊奇的文章做出的回答。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没有真正读懂我的文章，那是很明显的，也不仅是因为他那篇纯感情用事的文章并没有修正我任何一个关于对洛特雷阿蒙的实际观点。同样，也不是因为布雷东向我做出一副教导我如何桀骜不驯的教师面孔。据我所知，不论在我这方面还是在他那方面，没有任何东西足以使他对我做出这样一副面孔。特别是他那篇文章的口气，使任何人看了都感到不舒服。那么他也应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我尚未决定那样做。
但在布雷东的文章中，他那专横的论断和对问题的曲解，可能会导致对我的立场有错误的认识。因此，我希望您能帮我澄清一下。不错，在我那本《反抗者》书中，有一部分，我认为反抗者们在某些方面显得有些虚无主义。这在那时的一些大作品中，例如从萨特到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但那是为了把他们这一方面的表现同他们的创造性加以区别的缘故。他们这种创造性，同样在上述某些作品中有所反映。但这远非是对循规蹈矩者们和逆来顺受者们的赞扬，我的重要思想乃是力图证明，这种虚无主义是造成循规蹈矩或甘为奴隶的媒介，并且同现在尚在世的反抗者们那些活生生的榜样相反。
这些意思已经可以在我那篇关于洛特雷阿蒙的文章的字里行间中看得出来。当然，那先决条件就是你一定要读它。因此，置其他内容于不顾，匆匆忙忙地指责我是循规蹈矩者，那是毫无意义的。（至少在这方面是如此，确实，我承认，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我对《战争与和平》的评价大大高于《马多罗尔之歌》）因此，指责本身没有任何值得我害怕的东西，我只不过为澄清真理进行讨论而已。如果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什么东西可以保留下去的话，那么，所有那些不光彩的东西都不值得保留。不幸得很，确实一点儿也没有。我们的政治的和哲学的信念已把我们引入绝境，在那里，一切都应该另起炉灶，从所有制的形式到正统的革命观念。我们怎样才能使某些起而反抗的因循守旧者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和事物模式呢？
因为他们同真正的反抗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遗憾，这个问题的解决也绝非易事，它对我们的信念和崇拜的偶像都会有所损害，对这一点，布雷东是十分清楚的，最近他已开始研究某种伦理学了。他那种前后矛盾的强烈反应只不过证明我们已触及了他问题的实质。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仅愿意进行必要的澄清，作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布雷东本人，最终应该对此表示欢迎。我那本书没有别的目的，只不过想把反抗者的概念恢复到它原有的价值上，因为它经常受到别人的损害，包括那些本人就打着反抗者旗帜的人。不管怎么说，这对布雷东来说是很宝贵的，因为他可以因之辨清是非，走上和大家团结之路。
先生，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
反抗和循规蹈矩（续 [16] ）
（1951. 11.18巴黎）
主编先生：
首先，我没被邀请便介入这次谈话，我对此表示歉意。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介入这次谈话，但这次谈话的矛头直指我本人，并非针对我的作品，于是我不得不站出来讲话，因为你们的编辑部和帕特里先生已经站出来了。我也不得不作一较长的回答。还要请您原谅的是，你们公开的这一场纠纷并不算短，我同时要回答两个人，对布雷东先生便恕不再另行作复了。
……
……我们还是提一下这场超乎那些微不足道的讨论之上的论战吧。我曾对那些超现实主义者采用夸张手法，并以一个年轻而正直的反抗者在世界各地的大声疾呼为例。一个正义的愤慨所表现出来的过激和狂热能够席卷各个角落。
我当时理解这些过激行动，也并未曾用当前超现实主义的观点加以评论，包括他们的反驳文章在内，而研究他们的反驳文章对我是有用的。超现实主义的起因，我觉得对我一直是有用的，特别是在研究他们的走向方面。因此，它一直是我们大家思考的一个内容。但布雷东先生却拒绝研究，他否认矛盾，并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一致性并没有终止。同样，他还重申他最初的原则。于是我们对此不得不认真对待，并对他的原则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一次我们没有妥协。但当我们考虑到布雷东先生乃是同我们处于同一矛盾体中时，我们对他的辩护未曾过分重视，就是在他顽固地坚持时，我们也并不相信，这也是正常的。
如果我曾说过，至今我仍然这样认为，自1933年以来，布雷东先生应该对他的某些声明有所怀念的话，那也决非因为他的行为同希特勒式的冒险有些混淆的缘故，尽管以他长期以来易怒的性格，他并不在乎此，而是为了向他那时所表现出来的震怒和愤慨表示敬意，因为自那时起，欧洲已被投入血腥的屠杀之中，他在那种暴行面前表示了自己的震怒和愤慨，对此应该有所怀念。我们大家都知道，某些虚无主义的表现（对此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负有共同责任）已使我们在全力以赴反对我们所厌恶的事业的斗争中丧失了具有理性逻辑的自卫。布雷东所要求的那些东西，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巨大的消极影响。但这种冒险仅是个别行动。萨德、洛特雷阿蒙，以及其他一些和他们志同道合的人，也仅只单独行动。我们这些人，历史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能够动员别人，但却没有固定的章程。在我自己，我曾经试过，并且现在仍在试图使自己纳入某种规则之中，并且逐步深入，取得这种可怕的经验之后，便可有望越过某种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灾难。自战争开始和被占领以来，我便不停地从这种苦痛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我也曾相信，布雷东也体验过这种滋味。尽管他今天否认，坦白地说，我很难相信他的话。
我只相信布雷东顽固地做出一副傲慢而天真无邪的样子，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例如，在人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日渐衰落的社会中，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是有罪的。因此他从我的书中看出了资本的特权，那原因便是书中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这实在是太妙不过了。虚无主义没有好的也没有坏的，只有一个漫长的和带着蛮性的冒险，而我们大家又都应该对此负责。勇气便表现在明白无误地把它说出来，并且表现在处于这个死胡同里能为自己找出一条出路的思考中。在他顽固地死不认错和坚持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布雷东便宣判了自己把反抗者给资本化了。他想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从否认一切的好处到精神的特权，把一切都兼收并蓄：无辜者有道理，破坏者也有道理。但这是不可能的，反抗者，他们并非没有伟大的热情，但也不会把这一切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布雷东想要做的，他自以为勇气百倍，结果却泄了气。两军已经对圆，世界上已愈来愈快地扎满了恐怖的军营，思想和道德每天都在变换着面孔，只有我们依然保留着苍白的面孔。于是便以一个过分美化了的反抗者的名义，我们这个时代悲剧中一个品德最高尚的人，开始散发诗歌合格证书，否认他知道的一切，不去研究他为何战斗，对他人的尊严视而不见，并且疯狂地攻击他人。您的两位对话者，一位拒绝在《反抗者》一书中提出的反抗者应有的明智形式，另一个则特别热衷于概念的分寸，教导我要向希腊哲学家那样做，把荒谬减到最小的地步（如果他们能读我那本书的话，他们自己也会笑的）。唉，“把荒谬减到最小的地步”这一做法已执行了好久了，我们将在绝对的极端中走向绝路。改造我们的经验，而不是顺应它，此其时也。对此我想作出自己的努力，却决不否定我们自己的真理，然而也并非没有内部斗争。但对此人们对我做出的唯一回答乃是，不要像尼茨什 [17] 那样跌得那么深而得了地中海热病，并且很开心地读读纪普的作品。鉴于此，站在帕特里先生的立场上，我很谦虚地提到了尼茨什。
对这次论战，我想就此打住。无论如何，这一切都不及生活和创造的力量来得深厚。也许我在行进中感觉到它时，我已经出了错，我想，它和我们同时在向前跋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所有这一切噪音都会自行消亡，包括安德烈·布雷东本人。但我却对真正的反抗者充满信心，他们将热情奔放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决不是像布雷东现时用青铜铸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种形象，虽然神经质，但却不会动。
关于反抗的谈话 [18]
（1952. 1.15）
问：自大百科全书派以来（也是自夏多布里昂以来），一位知识者第一次完成了一本关于反抗者的全面论集，这是一个不朽的神话。但似乎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明白这本书的内涵。读过这本书的大多数艺术家表现出的迷惑不解，也使人难以置信。在这种情况尚未进一步发展之前，您是否愿意在这里讲一讲，哪些文章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
答：没有。
问：毫无疑问，这些新闻媒体的反映并非全部，您当然还收到许多个人来信，您是否觉得这些信件比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更公正？
答：是的。
问：就我本人来说，自《反抗者》出版以后，我经常有机会谈到它。我很高兴地告诉您，和我谈话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忽略它的重要性。在这些谈话中，我同样也注意到，只要一提到那些公开的批评，许多人都表示很难过。我并不想在此谈论您同布雷东和帕特里的论战，但我应该告诉您，由于非斯大林主义左派的分裂，我的那些朋友心中都很苦涩，那是大有原因的。我们有很大一批人，对于由民主革命代表大会为保卫艺术于1948年在普雷耶尔组织的那次晚会尚留有非常鲜明的记忆。在主席台上，我们大家决心追随的人物都到了，甚至连布雷东也在内，从鲁塞到萨特，从理查德·威廉特到其他一些人。面对某些我们在精神上向往的人，这样一次集会，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希望。至今，四个年头已经过去了。对那次讲话的大多数人，我们依然保持着敬意，但我们却发现，他们分手了，更坏的是，他们分道扬镳了。萨特反对鲁塞，您本人同布雷东意见不合，而且布雷东不止一次地和大家争吵。对此，您不担忧这种分裂会把您的朋友局限在危险的小圈子里吗？在许多人中间出现了巨大的混乱。对此应该加以解决。我确信，在一种公认的危险面前，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
答：我对事物的看法和您不一样。恰恰相反，我认为混乱的时刻已然过去。愈来愈多的人是那些不再相信世纪骗局的人，愈来愈多的人是那些默默工作和埋头创作的人。他们咬紧牙关，决心完善自己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以反对破坏者。表面上看，斗争是不平衡的。你可以摧毁这些人，但你却不可以侮辱他们。自这时起，事情便颠倒了，过去，谋杀依靠谎言，如今不行了，它必须赤膊上阵。虚无主义已然山穷水尽，将在其自己的矛盾中死于非命。我们必须站在这一点上，越过这一点，不是死亡便是再生。我对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都抱有信心，对他们的抵抗力量抱有信心。我肯定我们会再生的。此外恐怕我们作家之间的纠纷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在普雷耶尔的集会上，您说的那些作家并没有掩饰他们的分歧，这些分歧常常由他们口中自己说出。这些也并不影响他们的团结。当一个具体的时机到来时，他们会强迫自己团结起来。这样即使有分歧又怕什么呢？我们不要求他们相爱，他们通常是不那么可爱的，人们要求他们有韧性。再说，只有“不同”，才能创造世界。自然，这个时机并非作家自己能创造出来。不管怎样，请不要怀疑我的书能对此作出贡献。
问：我迫切希望有这些人参加的一次新会议的召开能成为可能，如果不能全部参加的话，至少大部分人能够参加。不管怎么说，对普雷耶尔会议那一段美好时光的记忆，促使我提出这样一个永久性的问题：“知识阶层能做些什么？”我想应该向您说明，我不是说想了解例如今天他们能为革命做些什么，只是想了解一下，他们为帮助本世纪的人走出困境能做些什么。
答：是的，他们能做些什么呢？当然，首先就是自我克制，知识分子在今天之所以有其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是因为在一百五十年之中，他们鼓吹并且参加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西方传统梦寐以求的，由哲学家对政权的管理，如今已在数亿人中盛行。然而哲学家却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头脑，要管理就必须通过警察机关，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客观性和仁慈心已经有所减弱。当代虚无主义的两种形式，资产阶级和革命者，已被知识分子抛了出去。于是您的问题便又回到这方面来，即“知识分子（请注意，我说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艺术家）给他们制造的痛苦，他们能够消除吗？”我的回答是：能够，但要有条件，那便是：第一，他们必须承认这种痛苦，并且要予以公开；第二，不能说谎，并且要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之处；第三，不实施统治；第四，不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准有任何借口建立专制政权，即便是临时性的也不行。在这些基础之上，你们可以团结你们想要团结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本人也愿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
问：自你发表了那封答复布雷东的信件以后，路易·鲍威尔先生在一篇关于《反抗者》的文章中提出，您的那本书给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个美好的信念。对这种离奇说法，您作何感想？
答：对，我看过了。没有评价，也不想谈它。该文的作者就桀骜不驯讲，至少在理论上表现得很傲慢。他吊销了我革命的合格证书。对此我感到害怕。当然，他同时也撒了点儿谎。正是由于他撒谎，所以他才不提我那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批判只讲形式的伦理道德，而这已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础。也正是由于他撒谎，所以他也像其他一些人一样，对我明显地倾向于自由工会主义一事只字不提，保持沉默。幸运的是，除了我的这位评论者所认可的传统外，还有另一种革命的传统，这种革命战争的传统启发了我的论述，而且它还没有消亡，因为它始终都在不息地战斗。其佐证可以在一本名叫“无产阶级革命”的杂志里随时见到。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您也曾提到过，我也知道他们很喜欢读巴黎的报纸，如果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份颇有胆量的工人阶级的杂志的话，他们会重新提高一些信心的。
问：您从前作了一些报告，引起了一些纠纷，在您同那些人结束这些纠纷之前，我们发现，共产党人的新闻机构对您的《反抗者》也保持沉默。既没有半点儿攻击性的言论，也没有半点儿微词。
答：是否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报纸对这一方面不感兴趣的缘故呢？
问：我曾经同某些活动分子或者说准活动分子作过几次简短的交谈，他们大多数都不愿读您这本书。其他人则给这本书冠以这样的名目：那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对此他们一窍不通。当然，也许是他们不同意您的意见，而又不愿意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缘故吧。
答：不错，我的那本书正是同那桩所谓马克思主义论述公案有关。在把这份功劳据为己有之前，必须对批评我的那些意见予以驳斥，而驳斥它们的合适方式，就是不要对那些东西视而不见，要读它们。我极力想表明的，乃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如果不重新回到它所真正信仰的道路上来的话，那就只能把它的虚无主义推向极端以至造成世界性的破坏，此外，别无出路。这一点相当重要，以至我不得不套用埃皮克代尔 [19] 的话：“如果你想坚持，那就辱骂吧，但一定要先读一读。”您看，不管怎么说，像我这种情况，他们不读我的书，却肆意辱骂我，这句话不是再合适不过了吗？
问：许多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为他们的革命态度和革命美学观点辩护。他们纷纷投靠在圣·茹斯特 [20] 门下，还有一些人投靠在萨德或肖戴罗斯的旗帜下。您不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纷纷投向这些明目张胆的暴乱者有点奇怪吗？另外，还是这些人，他们声称自己同时也并入洛特雷阿蒙、兰波甚至波德莱尔一派（这些人都醉心于制造前进的路障）。也许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就存在着这种极有效，又极强有力的辩证法，它可以解释在历史上或在文学上，所有伟大的反叛者，都是革命者吧。
答：波德莱尔思想上的老师约瑟夫·德·麦斯特勒 [21] ，此人什么都不反对，包括路障在内。圣·茹斯特保卫的是形式上的合法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恰恰受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批判。至于洛特雷阿蒙和反军国主义分子兰波，共产主义制度便足以使他们受到再教育，那种以这些混乱为借口的人是沙龙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这种手法尚不是关系到人类的自由和流血牺牲，那倒也确实有趣。
问：关于萨德、兰波和洛特雷阿蒙，有些人很早就对我说过，他们曾经有过同您一样的思想观念，只不过他们不敢提出，怕别人说他们是离经叛道。我可以告诉您，他们现在是感到宽慰和满意的。
答：是的，这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如此。一步登天，较之和小鬼较量要容易得多，但必须说明，总有一天国王的衣服要被脱光。可是，到那时候大家却能真正地爱上他。人们对这些创造者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乃是拒绝他们的封赠。洛特雷阿蒙，特别是兰波，他们从没有表现得像他们孤立无援和手握真理时那么伟大，可惜，他们却被粉饰过的神话所迷惑。
问：在许多文章中，尤其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我称之为您的“伦理文章”中，您常常反驳逻辑方法，难道您不认为逻辑方法此刻却正好击中人们的病痛所在吗？而且这些病痛被消除的那一天总会到来的，到那时，“逻辑方法”这个词将重新变成一个高贵的字眼。如果不是这样，我认为，大多数的哲学体系将受到绝对的谴责。
答：我反驳的不是逻辑方法，我反对的是那种以理性的逻辑方法来取代活生生的现实的思维逻辑。各种哲学体系一直都试图解释客观世界，而不是给客观世界硬性套上某种规律，那是宗教和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东西。
问：近几年来，在宗教界，大家对英雄主义议论颇多，可以肯定，以您的道德观念，会从中看出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精神的。
答：我不是人道主义者，至少我没有听到有人这样说我。至于英雄主义，我认为应予选择。我们不能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英雄主义来辩护，也不能以笼统的爱来辩护。
问：忠诚不同样属于这种英雄主义范畴吗？
答：忠诚也不属于这种范畴。它本身无所谓品德。纳粹的党卫军也是非常忠于他们的主子的。
问：自然是如此。但这也是一个事实，即一个做过好事者，和一个做过坏事者，他们都同样可以心怀忠诚。从绝对意义上讲，假如我们排除任何实例，您不认为忠诚可以使人变得正直吗？
答：是的，只要您一事不做，一言不发。另外，只要这种忠诚为生命服务，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也可以。倘是这种忠诚是以别人的死亡为代价，或以强制手段为代价，那就不可以。不错，关于此类问题，人们为了替自己辩护，可以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便是：“我曾经是忠诚的吗？”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其内涵首先不是自问一下：“我是否没有失去过尊严，也没有使别人失去过尊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
问：您出生于地中海岸边，您感情色彩的源起，常常被认为有地方色彩，可以肯定，在北方和南方这两种感情色彩之间，思想家们的内心世界常常是摇摆不定的。
答：可我的心并不摇摆。我在结论性的意见中也未曾说过，任何事物的解决，都只能在地中海沿岸完成。我只是说，过去一百五十年来，欧洲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反自然概念和反唯美概念上的。而这些概念其起源却恰恰相反，是源自地中海思想体系的中心。我还谈过，与此同时，平衡被打破了，欧洲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中午和夜半的斗争之中，而且一种活的文明不可能在这紧张状态之外形成，也就是说，不可能离开长期以来被忽略了的地中海传统。就是这些。我发现，在这一论断中，大家十分谨慎，按我的性格，我认为有些过于小心了。在我诞生之地的地中海的非洲岸边，由于距离的关系，在那里人们对欧洲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些，而且也知道这个面貌并不太漂亮，但至少，不应该现在让我说些与我曾经说过的话背道而驰的内容。
问：你打算将来还要出一部《反抗者》的续集吗？或者，您会对这本书作些修改？
答：可能我要写一本续集，但为什么要修改？我不是一个哲学家，而且也从未以哲学家自诩。《反抗者》一书也并不是专门地和全面地研究反抗者的书。因此也没有必要加以补充和修改。我知道这本书在这方面的不足，即在资料来源方面和深入思考方面都有欠缺。但我的目的仅只在于再现那种经历，我自己的经历。当然，我也知道，那里面也有许多其他人的经历。在某些方面，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心底的讲述，一种独一无二的心底的表述，为此，我反复考虑，认真推敲，花了四年时间才写完。对我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本在观点上同我其他著作互相脱节的书。有许多作家，我觉得他们的书是浑然一体的，或者说是彼此照应的，甚或是前后呼应的。
信徒的净化 [22]
（1952. 5.28）
先生：
我饶有兴趣地读了您对《反抗者》评论的那篇文章，对此表示感谢。
在此，我不想对这篇研究性的文章作详尽的回答。对这篇文章，我有时觉得无须争辩，有时又觉得它在推理上大胆了些。对于您发现了我那本书对形而上学是排斥的这一点，无疑我是有许多话要说的，比如，您对恐怖的分析，对于古希腊文化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的看法等。这些您都在批判那些神秘的怪论中提了出来。但，每当我面对基督教哲学家们全方位地向我进攻时，我都有些尴尬。他们说，我的信仰难以解释，从而否定我对基督教有足够的认识，却无视我在研究基督教的理论及其历史上所花的力气，而您也并非不是如此。我觉得自那时起，便很难用理智的论据来说服您了。因为您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会指出我的局限性，说我已力不从心了，或者说我的理论已变得虚无缥缈了。
鉴于此，我只向您提一个触及您的论据核心的问题。您对我把神秘学派、纯洁派和冉森教派，称之为基督教的至善至美的形式这一观点表示了理解，随后您又强调了有关“净化”的那些神学学说的危险性。您的依据便是，从历史上有据可查的那些净化主义者的“政策”看，其后果足可引为借鉴。我本人在《反抗者》一书中也指出过，这种过分的、纯表象的逻辑，把信徒们推到被净化的位置。不管怎么说，您已经以教会为武器来反对那些怪论了。而教会也将被认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的中介体，它把慈悲置于净化之上。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洁派，不管从哪方面说都是如此。尽管从前我曾关注过阿尔比人 [23] 的争吵，但这一插曲对我来说，已成为相当遥远的过去，已无助于说明我自己。然而我依然想就这一话题向您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如您的推理一旦被接受的话，那么将怎样解释，在阿尔比人大兴怪论之际，恰恰是教会兴建了所有的宗教裁判所，这一点您也承认，而这种裁判所乃是当代恐怖主义者的警察局；又将怎样解释那些阿尔比人，尽管他们大闹净化闹得使人恼火，但他们却被野蛮地净化和屠杀了；同样又将如何解释，不管神秘学派也好还是冉森教派也好，作为这些派别中最后一批人，并且作为今天的见证人之一，他们在那些净化机中所处的地方也并非是超然世外的一方净土。难道这些简单的事实还不足以证明，“净化”一词可以有多种含义吗？难道还不足以证明，纯洁派的至善至美论，不是同政治上的纯粹主义不同吗？同样，教会不也是被证明，它在其宣言上是一个中介者，而在其行动上，则已远远超出这个限度了吗？最后，您对基督教学说的解释和对历史上基督教的解释，其本身不也带点儿过分的摩尼教味道吗？
先生，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
反抗和警察 [24]
（1952. 6）
先生：
《新批判》经过了六个月的酝酿，终于发表了一篇关于我那本《反抗者》的研究文章。我在您的周刊上读到了它，确实是一篇妙文。你们的评价使我感兴趣，并使我又想到那篇研究文章，尽管它的署名是皮埃尔·埃尔威。我读完以后，觉得不得不加以评论，至少对您使用的那个形容词是如此。
我首先假设，《观察家》并不想说那篇文章妙就妙在其风格上。实际上，那里边有许多妙不可言之处，叫人瞠目结舌无从反驳。至少我们应该为作者消息之广、学问之深而喝彩。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您肯定已经发现埃尔威先生把阿尔贝·索莱尔同乔治·索莱尔给弄混了，并且很慷慨地把乔治应得的赐予了阿尔贝。在此之后，还是这同一个人在同一篇文章中，自封为最有资格称爱因斯坦、波赫尔、黑森贝格，还有一些其他人，是“肉体上衰退的理论家”。当然埃尔威先生并没有衰退，还能够勇往直前：他的行囊是太轻了。
至少埃尔威先生这种强有力的辩证法能够征服您的同事吧？坦白地说，我还是第一个惊奇地见到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党的最先进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讨论马克思的事。我还没有发现一个人，注意，我说的是没有一个人，另外也没有一篇文章来反驳他。马克思之后一百年的今天，辩证法在埃尔威及其朋友们手中已日趋衰败，它已不再是一门辩证的艺术，竟变成了一门任意宣判、任意否定的艺术。就这样，他们便随心所欲地宣判我，说我不关心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受害者，而对我数百页的文字却视而不见，然而这些文字却证明了近二十年来，我除了为此而斗争外，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其他的政治斗争，这是埃尔威先生及其朋友们尽管出于战术考虑，也是抹杀不了的。此外，也正是这位埃尔威先生，他说我对广岛事件的纵容是有罪的，这又是一件随心所欲的罪状。1945年8月8日，也就是广岛事件的第二天，没等斯德哥尔摩宣言发表，我便在《战斗报》上撰文说：“机器文明现在已然发展到其野蛮程度的最高点。”可是埃尔威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他们的报纸上是怎样说的呢？他们同他们过去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新闻机构一道共同欢庆这个完美无缺的胜利。对这种表演我要穷追不舍，并且还将追下去，如果他们向那面推我的话。但您已经向我表明，埃尔威先生的推理和他的撒谎一样：信口开河。
因此，我已看不出他这篇文章的妙处能躲藏在什么地方，或许就在他的结论部分吧，不错，说实话他的结论是全篇最重要的部分。他的结论，同那篇发表在《人道报》上由维克多·勒杜克署名的同一主题的下三烂文章能够配合，便足以证明埃尔威先生的全部无聊工作都被他干得马马虎虎。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觉得您的合作伙伴应该继续干下去，因为他自己也常这样宣称。
关于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我的书中，我已说过不止一次对1905年俄国革命者赞扬的话。在提到暴力和谋杀时，我也试图规定一个界限，谋杀不许超出这个界限。卡里亚耶夫和他的同志们的事例使我得出结论说，只有当他自己也面对死亡时，才可以开杀戒，而且任何人都无权侵犯他人的生存，除非他自己也面临着毁灭。最后，任何人及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被逼到这种极限时，也必须是以一条生命换取另一条生命。但对绝对非暴力行为则属例外，不过我不相信埃尔威先生对此能写出一篇有诚意的文章来，在对生命的尊重方面，不能以毫不妥协的立场去思考。埃尔威先生和他的法庭同事做出一副发现秘密的面孔，说我有系统地颂扬恐怖主义，因而说我同意使用谋杀手段来对付苏维埃几百万共产党人，特别是对他们的领袖们。与此同时，他们还无耻地向我散布必须在苏联国内进行战争的思想。那样子就好像他们已经忘记就在不久以前，即他们受和平思想启示而突发灵感之前，对我的和平主义可并不是那么辱骂和嘲笑的。最后勒杜克还暗示说，我那本书是美国人付的钱。
对这些无聊的议论，我也不想加以讨论，我仅只提一下在我那本书刚以某种方式写出来时，埃尔威们或勒杜克们便宣传活命哲学，并且始终保持着一副骂人的架势，而且互相吹捧。对此，我不可能不明白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同时对某些人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我的罪状，特别是对我全面谴责的罪状，而这又是埃尔威们和勒杜克们昼思夜想的事，就像有些人向往着要到乡下隐居一样。您认为写得很漂亮的埃尔威先生的那篇批评文章，其所依靠的首先便是警察和法庭的手段。尽管他的恫吓战术对我不起作用，尽管这些知识分子不光彩的烦恼注定还要长久地继续下去，这是意味深长的，而且也是值得重视的，但我却仍然要向《观察家》提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便是：您是否认为一篇文章以警察的讹诈手法和以很少掩饰的威胁手段来结尾，真的就那么“漂亮”吗，如果您不是属于那种医生之流的话？因为有一些医生经常会把皮肤的红肿说成美丽得艳若桃花，待其化脓时又说美若乳酪，并且津津乐道。那么问题就又回到《观察家》上来了，不管怎么说，它如此赞扬那篇文章，那原因岂是一两句话便可说得清楚，或者仅承认它是一篇攻击文章便能了事的吗？我不晓得您将做何种回答，我仅希望您不要把问题缩小。倘若我不把我所想的一切直接告诉您的话，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认为您的回答会大大超出我的预料，也不认为它会使所有的自由作家都感兴趣。
您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比如说把殖民主义同斯大林的独裁加以区别。您这样做是对的。在一般情况下，对重大问题的表态，人们有权迟疑一下，有权在同意与反对之间权衡一下，也应该考虑一下双方的论据。这些事您也没有必要通知我，而且这种事也并非那么悠闲自在，其实是很痛苦的。然而面对当前所有因素都在力图把我们动员起来的形势，您却不能仅只为了保卫自己的价值，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而使自己停留在这种批判的立场上裹足不前。否则，您表面上的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只不过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表现。不幸的是，事情总有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您那种立场却遭到了谴责，须要加以保卫。我写这封信的背景，就正是您已处于这种谴责之中，不得不对自己的立场加以辩护。其证明便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您拒绝在殖民主义和暴君政治之间加以选择，而最终乃是您拒绝在看家狗和自由人之间作出选择，拒绝在警察左派和自由的左派之间作出选择。这正是使我吃惊和愤慨之处。也并非为了我个人，因为我已经习惯于独自为战了，乃是为了整个的事业，为了有时候你们也曾扬言要保卫的那个事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仅在这样一个严格的范围内，出于对光明的热爱，要求您撤回您用的那个形容词。我肯定您是出于大意才那样写的。我觉得这将会给您一个机会，您可以花很小的力气，也无须改变您的立场，只消明白无误地表明，那些谎言家、骂人者和一辈子都在大喊大叫的人，同那些艰苦卓绝地寻求他们那个时代的真理和大众的解放的人是不一样的也就够了。倘若您不这样做的话，那么那些和我相似的人，今后他们能相信您并跟随您吗？他们同样也不可能把身穿漂亮长袍的检察官同宣布法庭即将开庭、请大家起立的人区分开来的。但我还是不愿怀疑您的回答。 [25]
反抗和浪漫主义 [26]
（1952. 5）
主编先生：
您既然建议我对加斯东·勒瓦尔的文章作一答复，那么我就尽量简单地写一点儿。勒瓦尔文章的开头使我大倒胃口，然而看到结尾处，又把我的胃口吊起来了。但我这个答复却没有丝毫和他笔战的意思。我绝对认为勒瓦尔的出发点是公正的，他讲的许多论点，我认为也是正确的。如果他不抱成见地检查一下我的论据的话，他也将会明白，可以说我对他那些文章的基本内容是赞同的。总之，我从中获益匪浅，尽管这些文章是在反驳我。
首先，您会发现，在我那本近四百页的书中，关于巴枯宁的论述只占了四页半。这足以说明，不能认为我写那本书的动机就是专门研究巴枯宁的，只不过想从他那里找出一些足资我参考的东西，在书中对其他人我也是这么处理的。我写那本《反抗者》的方案始终没变，即从反抗思想中找出并研究它自身的矛盾，同时研究如何超越这种矛盾。关于巴枯宁，我仅只从他身上指出了这种矛盾的一些迹象，在书中我对其他大量的思想家的研究亦是如此。全部问题在于，首先要了解这种矛盾能在巴枯宁身上存在。我坚持认为，他身上是有这种矛盾的。勒瓦尔可能要想，我未能把巴枯宁思想的积极面貌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还应该发现，为了使读者理解，就这么一小部分具体问题，他花了不下五十页的篇幅。）至少，他从未打算要否认巴枯宁的文章中存在着虚无主义和非道德主义的观点。我们从巴枯宁政治生涯的开始和中间都能发现这种虚无主义和非道德主义，这已经能够证明文章的作者的这种倾向是一贯的。我不相信有人会对勒瓦尔说，这种思想只存在于他的文学领域中。我坚持认为，一方面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有着奈特舍耶夫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巴枯宁同奈特舍耶夫是合作的，对此勒瓦尔也并不否认。但这却绝不说明什么问题，在此我仅对勒瓦尔对此事的解释提出异议，他认为我是把巴枯宁作为俄国共产主义之父来看待的。相反的，在四页纸中，我就曾两次明确地提到，巴枯宁在各种场合下都反对专权的社会主义。我之所以重提我曾说过的事实，乃是为了强调，虚无主义的忧伤感，在反抗者的观念中是存在的。因此，当勒瓦尔详尽地向我列举了巴枯宁大量的积极思想时，我更加证明了如下的看法：巴枯宁是十九世纪在真正的暴动中能够同马克思对抗的两三个人中的一个。我更加认为，勒瓦尔在他大量的叙述中，正在和我向同一方向前进，他使我在巴枯宁和其他人身上所研究的那种矛盾性更加明确了。
现在，我们不妨走得远些。我们从巴枯宁和其他人那里发现的虚无主义，曾经暂时起过作用。但时至今天，我们不可能没有积极的道德观念，这一点，你们这些1950年的绝对自由主义者也是知道的。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呢？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由于他们的虚伪和不大不小的残暴，已使我们感到气愤。而支配着绝大部分革命运动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已使我们反感透了。至于那些所谓独立的左派，实际上已被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所慑服，已然依附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下，连自己都觉得不够光彩，因此也已然被缴了械。所以我们只能在自己身上去找，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去找，亦即是说，在反抗思想的内部去找，去找那种我们需要的道德观念。如果我们无法找到，那么，世界将会崩溃，这个崩溃的世界可能就是正义，但我们自己也将在它之前先行垮掉，那将是可耻的。因此，除了研究反抗思想内部虚无主义和对未来的向往之间正在挣扎搏斗的矛盾之外，别无出路。我在抵抗这种消极思想方面下的工夫，远比医治它要多。
现在人们明白了，对于巴枯宁，我原来的意图是想在他那些虚无主义的声明上画上一个重音符，而绝非对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缺乏敬意。比如对于第一国际的汝拉山脉地区和西班牙组成的法兰西联盟，在我那本书的结论中就曾以此作参考的依据，而该联盟却正是由巴枯宁分子所组成。又比如我认为他的思想对于革新的绝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是极有启发作用的，而且从现在起就已经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自由工会主义的斗士中体现出来了，那证明便是他们所开展的运动持久而富有活力。
然而，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前景，这个前景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也正是因为巴枯宁依然活在我的心中，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把他同他那个时代一起所具有的虚无主义的偏见放在第一位。这位不知疲倦的革命者，他自己也知道，真正的思考，是应该不停止地走在时代的前面，一旦停止不前，它便死去了。他也知道，我们也不应该把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些人中的最优秀者永远留在自己身边。我们对他们表示的最大的敬意，乃是继续他们的事业，而不是把他们供奉起来。正是因为人们把马克思供起来了，所以主义也就消亡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如按我的想法，则不应该走这条路，它确实有着极丰富的内涵，只要它能毫不含糊地改弦易辙，从虚无的主义那里回过头来就能发展，因为这种虚无主义已经没有出路了。对这种浪漫主义我曾经批评过，而且今后还要予以批评，但对那种丰富的内涵，我却愿意为它帮忙。
我仅想加以说明的是，我是在深知其底细的情况下这样做的。勒瓦尔的一句话，那是来自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话，仅这一句话就足以使我的心灵感到苦涩了，那便是他所写的，我是以所有人的审判官自居。如果说《反抗者》那本书审判了某个人的话，那首先审判的是作者自己。在这本书中，使那些人感到激动不安的，并非华丽的词句，他们已经明白，我所分析的乃是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首先就在我身上存在。我所提到的那些思想，曾经给过我养分，我愿意继续这样做，以便使大家继续前进。我并非是一个哲学家，我所能讲的，只是我曾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曾经历过虚无主义，经历过各种矛盾，经历过暴力，经历过战乱的破坏。但与此同时，我也欢呼过创新，欢呼过生存的伟大。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强制我高高地站在与我休戚相关的这个时代之上来审判它，我只能在这个时代的内部，把自己也放进去加以评价。但我却要保留今后对我自己或对别人讲出我所了解的事物的权利。只有唯一的一个条件，那就是我这种做法不能给人们增加无法忍受的痛苦，但当围在高墙里的我们正摸索着走出去时，却要指出在目力所及之处那个可以打开的大门所在的地方。是的，我要保留对我所知的情况说话的权利，而且我肯定要说。我感兴趣的便是新生。
唯一能够赋予《反抗者》以生命激情的，便是新生。至于您，您有权思考，有权讲话，尽管围绕着我这本书，有许多议论，但它们将会平息下去。我坚信，有一天人们会承认，这本书将会加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念，会给这最后一批自由的人以幸福。
反抗与强制 [27]
（1952. 6.30）
社长先生：
承蒙您的杂志专门为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那题目是相当刻薄的，我想借回答这篇文章的机会，向贵杂志的读者提供一些对文人的手段以及对该文章所采取态度的看法。该文所采取的态度，是与您本人有密切关系的，我可以肯定，对此您不会否认。说实话，这种态度比文章本身更使我感兴趣，而那篇文章的苍白无力又颇使我吃惊。既然我被迫要对这篇文章发表意见，那我就只能在确定了我的看法之后再这样做。我的看法便是，就其实质说，该文称不上一篇研究文章，倒不如说是一篇供人研究的文章。在此我要表示我的歉意，本文可能要和您的文章一样，写得比较长，我尽量说得清楚一些。
我努力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您那位合作者决定对我那本书进行批判时却对那书中的论点进行了删节和篡改，并且给读者造成一种那是一本自传的印象，对此我要把他的真实意图公之于众。一个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次要的问题，便足以把我们引到多方解释的道路上去，它可能会使我那本书受到右翼报刊的欢迎。这件事本身就够使我感到一种不大不小的痛苦了。我们不应对一种思想只看它是属于左派还是属于右派来确定它是否正确，也不应由左派或者右派来做这种决定。如按这种说法，笛卡儿就应该是斯大林分子，而佩吉则应该是比内派了。如果这样，那么对的一方我认为是在右翼那边，那么我就成了右翼分子，亦即是说，在这方面，我同您的忧虑毫无瓜葛。然而，我又觉得您的忧虑有些过早了。那么，到底所谓右派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为援引报纸上选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绝对处于政治分类界限以下，我曾有幸得到《里瓦罗尔》报的一顿臭骂。属于传统右翼的报纸《圆桌会议》，在一篇署名为克罗德·莫里亚克的文章中，也极有克制地骂了我一通，从我那本书一直骂到我的性格（不错，我从来也没有用我的名字写文章为这位克罗德·莫里亚克领导的报纸《思想自由》发表的那篇下流文章做过辩护，这您可以回忆一下。如果我在无意中做过这种事，那么为维护我的自尊，我将立即作公开的道歉）。《思想自由》这张报纸（它也确实属于右翼，但并非是传统右翼）对我是不公平的，那一次仅同意不影射我被假定呼吸系统有毛病。以上这三件事至少可以使您的那位合作者重提旧事的企图宣告破产。再有，就是我那本书，有时候被所谓资产阶级报纸的文学专栏作家们所称赞。的确，我对此感到羞耻。但是，同样是这些报纸，不也经常称赞《当代》的作者们写的书吗？而且这些报纸却只字不提《当代》的作者们曾和维里埃先生一起吃过饭。在我们大家共同生活的这个社会里，在新闻界目前的状况下，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会得到您的合作者的赞同的。我感到战战兢兢，至少我怕我的作品会得到一阵臭骂，或者受到你们大家一致的谴责。说实在的这种事已经发生了，我真不明白我今天的批评者，那时候何以竟会大唱赞歌。
当他可怜我接受不合时宜的赞扬时，难道我们真的变得浅薄了吗？不是的，因为这种态度本身就很能令人回味。实际上，您的这位合作者情不自禁地会想到，在右翼人士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之间，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按他的看法，他们至少有些相似之处，其中便发生着不祥的互相混合。如果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便会直截了当地或者羞羞答答地向右翼转向，或者变得适应右派的观点，这便是文人手段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也是我这封信的主题思想。但这一条原则，却不适用于《反抗者》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明确立场，然而却正是这一点成了您的那位合作者在我那本书中所瞄准的对象。于是他第一步，就是贬低这种立场，在强调这条原则的同时，并指出这种立场，如果它不是源自反动的深渊的话，起码也是向着反动的深渊走去。他们这样讲是颇有点困难的，尤其是《当代》的编辑们，他们面对着我讲这些话，要考虑到以后怎样和我经常打交道的事，尽管他们不乐于和我交往。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你们那篇文章就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好懂了。既然在现实中无法把我划到右派那边去，那么至少，要通过对我文章写法的检查和对我那本书的研究，指出我的态度太过现实了，是反历史的，是没有意义的。接着，第二步便采取专横手段。这似乎在自由作家之中颇为流行。他宣称，依据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我这种态度在客观上是为反动派服务的。事情很明白，我那本书及其作者，即我本人，是同这种论断背道而驰的，于是您那位合作者便勇敢地改写了我的书和自传。附带说一句，由于今天很难把目标放在他为我制造的将来上，以便有一天他依然会振振有词，并使我无法开口，那么我们不妨试着对这一令人感兴趣的手段的某些细节分析一下。
首先谈文章的写法，在你们的那篇文章中，过于慷慨地使用了“几乎是理想的成功”这种字眼，然而紧接下来的便对这种“成功”表示了担忧，并且相当明确地暗示，《反抗者》以其使用的“幸福”这个字眼吸引了右派的思想。我将不得不提一提那些使进步作家感到不愉快的事，使他们听一听，好的文风乃是出自右翼之手，而左翼人士，却以其革命的美德写出些蹩脚的文字和不规范的语言。我想指出的是，首先，我绝对不赞成您那位合作者的意见。我不敢肯定《反抗者》这本书是否写得很好，但我却希望它是一本写得不错的书。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我的思想真的是前后不一的话，只要能把这些思想写得很好，也可以使这种不一致得到弥补。你们只不过是假设地在谈一本思维混乱、文笔拙劣的书。但实际上，您的那位合作者，并非真正地关心我的写作文风，也不在乎自己的文风，他那始终如一的意图昭然若揭。他实际上是在利用我本人对形式艺术手段和现实艺术手段的分析成果而已。但他却反过来用以攻击我。然而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对形式手段的批判，依据最严格的定义，已然触及了纯艺术形式研究的作品的实质，在这些作品中，所谓主题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我觉得，倘若不是极端的厚颜无耻，那么一本书中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怖和反抗排斥在外，是很困难的。然而在当时必须事先定下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即我那本书必须直接置于当前的历史环境之中，以便在这个历史环境中竖起一面对立的旗帜，而且这就是一种行动，尽管这种行动的方式是微不足道的。你们的那篇文章已经事先做了回答，说的确是一面对立的旗帜，只不过这面旗帜是“过于漂亮也过于极端了”，总之，按他的说法我的写作特点有巨大的毛病，那就是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生存的缺陷”（原文如此）。我们应该明白，写得好（至少您的合作者是这么说的）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即使这种生存是有缺陷的，写得好就会远离生活，而只有错句、病句才是贴近生活的，而这种错句、病句又是真实激情的标志，写得好就会远离世间的痛苦，而把自己置于一个又寒冷又孤独的小岛上。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论点实际上是旨在把我赶出现实的世界。通过对我写作风格的研究，便把我赶进象牙塔中，在里面像我这样的沉思默想者，就会毫无作为地凝视着资产阶级无法补赎的罪行。
接着便以同样的手法来对付我那本书，他无视明显的事实，硬把它说成是一部反历史的教材，是一本弃权论者的教理课本。然后再借助经典著作（我这里指的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指出我这本缺乏现实意义的书实际上是为反动思想张目。这种表演的第一个障碍，就是结论先于《反抗者》的那部作品。一部作品不管它是好是坏，如果它是描写距我们极近的历史事实的，就很难给它戴上先验论的帽子。然而你们的文章却论证说，这部作品已然“打算”青云直上了，而《反抗者》只不过是在一群圣使很蹩脚的颂扬声中，为它完成了这种罪恶的，且又不可避免的登龙术而已。自然，在我的作品中找到这种倾向的最好办法，也仍然是把它置于这个位置上。这时，你们的文章便会说，当《外国人》杂志被一种“具体的主观性”（请原谅我引用这种不通的语句）来随便议论时，《瘟疫》杂志发生的事件便被“局外的主观性”所见到了，但这种主观性“自己并没有参与其事，只不过从旁边打量而已”。不管《瘟疫》杂志的读者状态如何，即使是一位漫不经心的读者，只要他愿意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就会明白讲这些话的人是里厄博士，即那本书的主角，他是被收买了来讲那些话的。尽管《瘟疫》杂志以一个客观的专栏作家的名义，用第三者的口吻说这番话，但它仍然表现得很坦率，并且为了使这种坦率表现得更加彻底，他们把一切都已计算好了，以便使讲话显得更加直率。自然，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无耻，但这也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因为只有淫行才是做爱的唯一证据。而《外国人》则相反，它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讲述，这是一种客观的、超然物外的做法，也正如它的杂志的题目一样。您的合作伙伴对他诊断的合法性是那么没有自信 [28] ，在同一段落中竟高傲地声称要授予《瘟疫》杂志的人员以他称之为道德的红十字勋章，但他却忽略了向我们解释，这些被他封赏的可怜人，仅凭着远远地那么打量着，就能使“道德的红十字勋章”发生作用吗？人们不难发现，这种令人尊敬的组织工作，其理想的冠冕上缺乏美丽的羽饰（但我们却可以在温暖如春的编辑部客厅里找到它），但一方面却无法拒绝在某些道德标准上装饰上这种羽毛，另一方面又使人对这种极简单的“从旁边打量”的行动方式更加喜爱。但何以竟对这种头脑的极端混乱却锲而不舍呢？如果说《外国人》正在向《瘟疫》过渡的话，除了在您的杂志上外，没有任何一位读者会否认它们之间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瓜葛了。如果提出相反的意见，那只能是撒谎或者是做梦。除了不顾事实提出证明说我已经背离了历史实际这一论断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就这样，从这种对一部作品的背景完全错误的假定出发，当然这种假定最省力，您的合作伙伴终于把矛头对准了《反抗者》一书。他断然拒绝讨论本书的主旨，即从反抗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局限性加以界定，批判虚无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对辩证矛盾的分析，批判客观犯罪论的观念等等。但相反的，他却对书中根本没有的一些提法大加讨伐。
首先，他从我的写作手段开刀，他宣称，我闭口不谈经济和历史 [29] 在革命源起时的作用。事实上，我绝不会愚蠢和无知到那种地步。如果我在一部作品中，专门研究希腊喜剧对莫里哀作品的影响，这绝不意味着我否认他作品中有着意大利的渊源。我在《反抗者》中进行的，乃是对革命运动思想面貌的研究。这也并非是我为自己定的一条严格的规定，可能还是在一个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因为在这个时期中，经济乃是我们的奶油之塔，并且有成千上万册书籍及出版物在吸引着非常耐心的公众，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历史的经济基础上来，吸引到电气对哲学的影响上来。这正是《当代》每天所做的工作，并且是诚心诚意地去做，那么我又何必侧身其间呢？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分工。我仅仅指出了，并且我也坚持认为，在二十世纪的革命活动中，以及在其他领域中，有一种十分明显的现象，那就是把人当成神，于是我便把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作为课题。下面便是我的原话：“这种研究的意图，并不是单纯地对其描述，也并非对伟大的革命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对其历史的和经济的原因做一个一劳永逸的清点工作，乃是通过某种革命的现象寻找出其连贯性的逻辑，并加以阐述，找出形而上学反抗论的确切主题。”您的合作伙伴引用了这句话，但正如他自己说的，对此并没给予重视，但却断言，说我在这些谦虚的语句后面掩藏着最大的野心，并且声明我否认了我自己从未说过的话。并说我为了高高在上的神学利益，对那些忍饥挨饿的人的痛苦特别不放在心上云云。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总有一天我要说话的。我仅在此指出，也是出于对自己良心的安慰，只有基督教的批评可能会从反面指责我，说我忽略了人的“精神需求”，并把这种需求降到“眼前的需求”。我还想指出，这一次却是对自己的彻底安慰，那便是我的这种研究手段得到了权威人士的赞扬，就是亚历山德洛夫和斯大林。前者在他的“Literatournaia Gageta”中曾经指出，后者在批评对上层建筑的解释过于狭窄，并且是很高兴地指出。另外，在提到思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上起的主要作用时也提出过。
这种有分量的意见使我感到，我所选择的写作手段并非孤立。但不管如何，我却相信你们的文章，在实质上没有触及我的写作手段。它只不过想把我排斥在圈子以外，并且指责我由于我的偏见，使我远离了社会现实。不幸的是，恰恰是您的合作者的写作手法被他自己的矛头所刺中了，他离开我那本书的原文，顾左右而言他，而我那本书，不管他怎么说，起码是现实的模式之一。比如我写道：“我们可以认为，经济的决定作用，在人的行动和思维的源起中，起着首要作用。”我所不同意的只有一点，即这种作用是排它的。而您那位伙伴的写作手法，使他马上就反过来说，我不承认经济所起的首要作用，并说“显而易见”（毫无疑问，这种“显而易见”是内部所见）我不相信经济基础的作用。既然你决心否定读一本书有什么意义，那么又何必大肆批判它呢？这种断然的口吻始终贯穿于你们的文章中，从而断绝了任何讨论的余地。天明明是蓝的，你们却硬是让我说成是黑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我就承认自己是个疯子，要么我就宣布和我对话的是个聋子，此外别无出路。幸亏，天仍然是自己的模样，于是我就只能逐个检验一下您合作伙伴的论据，以便决定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他聋了。
一个人如果在我面前表现得充耳不闻，我宁愿认为他实际上是个聋子。他的论点十分简单：我把天说成蓝色的，其实是黑的。他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依然是要讨论一种立场，这种立场不但没有被采取，而在我的书中却对它进行了批评而且是反对的。尽管我的书对这种立场给予了彻底揭穿，但他还是这样归纳的：所有的罪恶都存在于历史的现实之中，而所有的好事都与它无关。在此，我必须提出严正的抗议，并且心平气和地对你们说，这种手法是卑鄙的。一种批评，假设它是成立的，而且又是以这个国家中重要的杂志之一的名义提出的，应该毫无条件地把一本书中的主张摆出来作为批评的依据，要反对它，就要说明它坏在何处，这应该是当今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诚实。应该想到有些人虽然看过你的文章却没有看过那本书或者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应该让他们充分了解全面情况。现在的情况却远非如此，他们是被欺骗了，因为你们的文章向他们说了谎。不错，《反抗者》的意图在于证明，纯粹的反历史主义，同纯粹的历史主义同样令人遗憾（至少，在今天的社会是如此）。它写道（是为乐于读这本书的人写的）：只相信历史的人会走向恐怖，对历史什么也不相信的人却愿意实施恐怖。它还说，存在着“两种无效的手段，一种是克制，一种是破坏”，存在着“两种软弱的表现，一种是善，一种是恶”。它还特别指出“否认历史，反过来就会否认现实”，同样“你远离现实，就会把历史当成能解决一切的钥匙”，但这些论述又有什么用处呢？您的伙伴对此并不关心。他已经把自己“泡”在历史之中而不去考虑事实了。当他提笔写文章时，他便装腔作势地对我说：“一旦永久的原则和没有体现出来的价值被人所怀疑，一旦理性开始动摇，虚无主义便会立即胜利。”在这里，他向我提供了两种选择，一个是他的无能，一个是他心怀叵测，其实这两种乃是互相依附着的。无论是谁，只要他认真地读过我那本书都会知道，虚无主义在我看来是同脱离物质的价值和形式上的价值相吻合的。对1789年资产阶级形式革命的批判，在我的书中，是同对二十世纪犬儒主义革命的批判并行的，它同时指出，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尽管价值观念被置于历史之上，尽管这种价值被视为绝对同历史是等同的，但虚无主义同恐怖仍然被看成是合法的。在系统地取消了这种双重批判中的一个时，您的编辑先生便把他的论点神圣化了，但与此同时却毫不脸红地牺牲了事实。
面对你们的文章，有必要重新写出和重新申明事实的真相，这事实就是我的书并没有否认历史（否认这一点是毫无道理的），只是批判了那种把历史绝对化了的态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历史被搁置在一边不予理睬，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思想观点，这种观点并不反映现实，而是反映在你们的文章和论点之中。此外，你们的文章也承认，我书中有些地方对这种论点提出反对，但文章的作者所想的仅仅是通过各种魔术手段使我写的这些东西不会改变他的信念。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从其范围上讲，我们说，并非仅仅书中的两三个地方反对他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乃是整本书都取反对的立场，就其写作手段、分析内容甚至从它深刻的内涵看，都是如此。一个深刻的、光明正大的批评，无论在何种场合，只要它不是故意嘲弄一个想象出来的论点，就会仔细和我真正的论点相对照，即看看它是否会帮助历史回到虚无主义方面去。这种批评极力试图证明，历史能够赋予自己各种价值而不是单纯的力量价值，或者再进一步证明，人们可以在历史范围内活动而无须求助于任何价值。我不认为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我将防止自己相信这件事在那些思想武装比我好的人会做不到。说实话，我对您在这方面的期望值是不小的。但我却错了。您的合作伙伴却更愿意在我的推论中取消关于历史问题，以便能更进一步指责我事实上取消了对历史的推论。事情绝非随心所欲便能成功，他采取了把事物扭曲的办法，这同我一贯的思想是不相容的。我要向您概述一下，以期向您提供一个这方面的确切例子。不错，你们的批评使我说出，存在主义（它同斯大林主义一样）是历史的囚犯这样的话。于是存在主义便很轻易地取得了胜利，同时在这块公众耕种的地方给了我沉重的打击，以致我们大家，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成了历史的囚犯，也便使我无法逃脱。这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我可能会比他理解得更好一些。对此我是怎么说的呢？我说存在主义“暂时已屈服于历史主义和它的矛盾”。你们的文章在这里，同在整篇文章里一样，用历史取代了历史主义，这样就把这本书的内容完全反过来了，而它的作者也便成了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者。我只想请您自己评价一下这种手法是否严肃是否高尚。
还有一点次要的要说，就是你们的批评还以一种极其轻浮的，或者说可笑的或轻蔑的方式研究了某些次要的论据，但却不是无意识地用一种想象出来的论点当成我的论点来反对。这样，他的工作完成了，我也被放在了被审判者席上。他可以宣称，我在教导自己脱离历史，教导自己无所事事，教导自己抛弃一切有效的手段。于是便把我放在印度支那人面前、阿尔及利亚人面前、马尔加什人面前，以及乱七八糟的井底矿工面前，这时他就可以宣布说，这种立场（我可从来没取过这种立场）是不可取的。为了击破论据公正的这最后一道障碍，他只需重造我的自传，为他的论点所用也就够了。比如，他可以解释说，我长期生活在地中海海滩上的舒适但却有些阴沉的环境中，而抵抗运动又仅仅在上述那种条件下向我展示了历史的面貌，而这种条件又使我能够理解这种历史，然而现在环境变了，历史对于我那精细的感官则显得过于激烈了，于是我便立即利用我那灵活的方式准备退却，并且美化我的隐退生活，说那种生活乃是艺术和家畜的朋友。我以极大的宽容心原谅了这种天真的愚蠢。您的合作者并非被强制了解这些殖民主义的问题，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它们使您的伙伴睡不着觉，但它们却在二十年前就使我睡不着了。这些阿尔及利亚人，一直到战争爆发为止，都是我作战中的同志。他们也并非被强制理解抵抗运动（我在其中仅起着次要作用），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一种美好形式，对那些在抵抗运动中受过苦难的人亦复如此，因为他们不是在这一运动中杀人，便是被杀。好像还应该向您说明一下，如果说我在准备一个美好的隐退生活，以便陶冶在艺术之中这种说法不是真实的话，这种态度或某些人想把我推到这方面去倒是真的。如果那样，我会径直地把它讲出来，而无须花力气写四百页的一本书来为它辩护了。这种功利主义对我评价的方式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的，这你们也已了解。你们的文章，我从中既看不出对我的宽厚，也看不出正直，却从中看出了拒绝深入讨论问题的态度，看出了那种背叛某种立场的愿望，而如果不是立即开展一场真正的辩论的话，那么这种立场还是暂时不说也罢。
这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怎样解释，你们的文章竟自认为有权如此歪曲一个论点呢？对这个论点我还在继续思考，觉得尽管它得不到你们的支持，但至少是可以经得起无恶意的检验的。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稍微反过来看一看。这便是想证明一下，你们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从哲学上讲，乃是建立在矛盾冲突和虚无主义之上，从历史的角度看，乃是无可奈何的思想在作祟。
首先谈矛盾冲突方面。极其粗略地讲，你们的文章好像一切都是在保卫马克思主义，认为那是不言自明的一种教条。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您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事，然而在你们的文章中却发现了以下几点：
1.用一种非直接的方式表示，凡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包括我这种情况），都被推到右翼方面去。
2.以马克思和黑格尔为后盾，以权威的口吻宣布，理想主义乃是一种反动哲学（用这种手段，企图也把我牵扯进去，尽管我的书上写得明明白白）。
3.对非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革命传统，要么绝口不谈，要么便冷嘲热讽。第一国际和巴枯宁运动至今仍然活在西班牙和法国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广大群众之中，但却对其不理不睬。1905年的那些革命者，他们的革命经验是书中的中心思想，却完全以沉默的方式被搁置不理。革命的工会主义，受到了嘲笑，而我为它辩护的那些依据，比如关于它的调查材料，关于它从反动的专制的社会主义转变过来的材料等却被避开了。您的合作伙伴就好像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开创了革命传统是基于德国的意识形态，从而打开了哲学时代的大门。而《反抗者》在赞扬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时，也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及其成就，而你们的文章竟然古怪到好像除了马克思主义，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你们的文章竟把我的论点歪曲到这种地步，那是意味深长的。他说最终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革命的，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革命的运动才能使用军队和警察。
以上三个方面，使我不得不说，你们的文章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千古不变的教条了。因为如果从某种哲学观点来反驳理想主义甚或历史相对主义成为可能，如果不引证马克思的思想和观点，那就很难不把它当成一种反动理论了。而且如果不从马克思及其学生们那里寻求必要的历史资料就承认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有价值的，老实说，那也是不可能了。你们的文章，如果说它能够充实某种理论的话，那就是它仅仅加强了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仅就两个方面谈一谈：
1.拒绝实事求是地讨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研究文章，并且公开地占领这块阵地。是真是假，有马克思主义的预见吗？在今天，是否有众多的事实来反驳呢？是真是假，“精神现象学”准许有犬儒主义政治的理论吗？例如，曾经有过左派的黑格尔主义分子吗？如果有的话，他们在这方面对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产生过影响吗？这些论点都是我那本书的中心思想，但在你们的文章中却丝毫不提。例如，关于第一点，我并没有讲过马克思的批判手段是错误的（相反地我倒是赞扬它），但是，他的预言有一大部分却是落空了。在这方面，是很有必要讨论的。但你们的文章却说，我赞扬马克思乃是为了更有力地攻击他。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充耳不闻的手法，但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同对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一样，如出一辙。自您的合作者谈论这件事起，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便强迫他这样想，即马克思的论断是不能碰的。它们绝对不能碰，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上层建筑。如果我们也像您的杂志那样，信仰经济基础，那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经过一个世纪的变革，应该是过时了，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而且也应该予以批判，正像我做的那样，对此是无须大喊大叫的。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那就会导致否认经济基础，就会又回到理想主义方面去。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它自身的逻辑，应该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发现自身的矛盾，不断地自我纠正，或不断地完善自己。凡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它的人，都应该对它有所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这样做。因此，如果真是取这样态度的话，就必须对它加以充分论证，但你们的文章却对此不予讨论。由于我不能下结论说您的合作伙伴以轻浮的态度对待一种学说，所以我将仅指出其种种暧昧的表现，似乎这种暧昧态度在它的文章中一涉及政治问题就尤其明显。
2.不错，凡在我书中触及专制社会主义不愉快的事及其政治问题时，他便绝口不提。面对一部作品，在具体研究二十世纪的革命同恐怖手段之间的关系时，尽管它有缺乏现实之处，你们的文章对这个问题便不置一词，或者是表现得羞羞答答。直到最后，只有一句话，它暗示说，反抗的确实性通常都是表现在令人生疑的欺骗之中。这指的是大家和个人，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同意专制社会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革命经验，那么就很难不把恐怖手段当成一种规律来看，而且将永久存在于现实之中，而且集中营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我书中，对这个问题却从来没有置之不理。而不正常的是，在提到我的书时，你们却从来不提这个问题，反而说我没有进入事物的核心。
把以上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比较，人们便不难发现，我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你们的文章对一种学说好像是在说：对的，但却对牵连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又保持沉默。必须看到，这种矛盾现象反映了哲学上的二律背反，它是同您合作者的原则直接对立的。
这种有选择地使用论点的做法矛盾很多，那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却恰恰是您的那些合作者的大部分作品；其次对准的，是你们的杂志上的某些社论。为了替他对待我那本书的立场辩护，他必须完全违背《当代》的观点，指出历史有一条必由之路，也有其归宿，它表露在我们面前那种可怕和邋遢的面孔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相反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向前发展，不管它起伏盛衰，它总会向着和解的方面发展，到那时我们便将进入最后的自由境地，即使他宣称只承认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而抛弃另一部分也好，那么他所选择的那一部分，在哲学上不反对你们的公式，即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预言的马克思主义。但他当时承认我论点的依据，这就又否认了他自己的文章。只有预言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以及一种永恒的哲学的原则），才能干净而利落地反对我的论点。但是，你们的杂志能够毫无矛盾地、干净利落地肯定那些原则吗？因为，如果人类没有足资选择的那么一种归宿，历史又何以会有现在就能看得见的那种道路呢？如果它有那么一条道路，又何以人类却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如果人类能找到这种归宿，那么他们在你们所说的那种可怕的永无止息的自由中又会怎样呢？这些目标，它们还将得到发展，在我看来是十分可观的。无疑在你们那位批判者的眼里，它们绝不止此，因为他完全避开了使《当代》感兴趣的唯一的一个讨论题目，即关于历史走向何种归宿的问题。《反抗者》意在指出，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所必要的牺牲，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只有为了历史有一个美好的归宿，才能被认为是正义的，同时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却排斥这种归宿。关于这一点，我在书中详尽地做了阐述，但你们的那位编辑却只字不提。
把人类从一切羁绊下解放出来，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实际上从事历史所需要的工作，那就应该解除他们斗争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可能会把他们抛到任意的地方去。这样，按照虚无主义的逻辑，便从极端自由走向极端需要。这除了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在制造奴隶之外，别无其他。当您的合作者，在把别人贬低一通之后，又假装承认反抗在某些方面是对的，他写道：“在革命方案中确认反抗的存在，无疑对我们的事业的健康是有益的。”而这种赞成的态度，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实际上您的合作者所赞成的，乃是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进行反抗，但就是不能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政权。
在相对自由和历史需要之间是无法选择的。必须顾忌到，这样一种态度会导致人们只向着自由的方向去想，或者只选择需要的一面，以使人们像一个男人所做的那样，一相情愿地选择自己的意中人。但什么都想得到，却什么也得不到。就像您的那位批判者一样，他不要证据（甚至反对证据）便信口雌黄地批评我，说我什么也不想做，或者说我什么也不懂，他只热衷于另一种做法，即使用一种什么都想得到的手法，却叫人们什么也不去做。他大喊大叫，说别人全在云山雾海中迷失了方向，他却能在天底下地上面四处飞翔，对于他脚下那些正在忙碌着的警察却视而不见。难道他真的不知道那些警察在忙碌吗？我甚至都不想去了解。尽管我已开始感到有些疲劳，疲于审视我自己，也疲于看一眼特别是那些老战士，他们曾经为自己那个时代不顾一切地奋斗过，但我也不认为他取类似我这种态度，假设那么多的客观困难是对的。
但这又有什么用？尽管你们的文章不想了解这些，但我们大家确确实实是处于风险和困难之中，正在寻求我们自己的真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像你们那样以轻率的态度动辄以审判的口吻讲话，我仅只向你们指出一种矛盾，也不想预断你们将采取的解决办法。至于我自己，当然也没有任何最后的建议要提，只不过有时我似乎觉得已看到了这个古老的世界中应该消亡的东西，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也不论在众多的学说中还是在历史上，同时的确也看到了应该继续保存下来的东西。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唯一的任务，乃是保卫这种脆弱的幸运时期。我的这本书除此之外，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意思了。肯定地说，我这封信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你们的文章是没有意义的，作者的语气是不友好的，那我就只能闭口不言。如果是相反，他很严肃地批评了我，而且是光明正大的，那我就会一如既往，很虚心地接受。但为使头脑平静起见，又不因为我得不到公正待遇而心情不安，作者便做出误解了我所写的东西的面孔，似乎是他并没有看见我所描绘的历史面貌一般，不幸的是，他没给以公正待遇的并不是我，而是我们的生活和斗争的道理，是我们要跨越矛盾的正当愿望。自此，沉默便已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我们自己或我们的时代来说，我们没有跨越任何东西。
但是，我们将不会同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咄咄逼人的大师对抗，以显示我们并非他们那些奴隶中的一员，这一点请你们相信。那么除了在大师们中间表现出与众不同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吗，比如说，一种能让大家公开承认的方式？一种非常漂亮的手段就是我在这里所描述的那种，它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那种效果，正像我这封信中所说的，即公开地否定我的写作手段及其成就。但这又是直到目前为止，你们所不愿意做的事。
创作与自由
保卫自由 [30]
（1952. 12）
最近，应邀在一本小册子上写一篇关于亨利·马尔丹的文章，有人对我说，这件事已做了安排，特别是《当代》杂志的编辑们已做了安排，我拒绝了。理由很简单：由《当代》出面来维护自由的价值，会影响自由的声誉。只有一种情况，即一个生命在发挥作用时，（比如像罗桑贝尔夫妇那种情况，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不得不向他们求饶）才会面对各种混乱，表现得无所谓。至于其他，我们需要的是清楚明白。而亨利·马尔丹，则比我们大家更甚，每一件含混不清的事都使他延长了在监狱里的时日。
相反地，如果有人对亨利·马尔丹的事情澄清误解不含糊其辞，给他来个一清二白，他很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在此，我要说清楚的是同时也有人要求我这样做，就是释放亨利·马尔丹。
首先，是新闻界把亨利·马尔丹的破坏活动同他在军事区内散发传单一事给搞混了，而且经常是故意搞混。实际上，他的所谓活动已被撤销起诉，相反地他散发传单一事已被定性，由海军方面自己解决，并通过军纪做了处理，这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其处罚比被送上法庭要轻得多了。
依照军事法规，这一违法事件，只需几周或几个月的监禁便足够了，因此亨利·马尔丹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判决，并且已到海军服刑去了。与此相反，官方法庭却宣布了一项非常重的判决，并且指出，它不认可此事仅只违反了军事法律，从更广的范围上讲，这种传单的性质是在搞宣传活动，即反对印度支那战争。
就这样，这件事便陷入了一个很难反驳的反对意见的干预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所有规定军队士兵必读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人都说，依据他们的观察，印度支那战争是一条死胡同，是没有出路的，它付出了鲜血和痛苦的代价，它是国库开支的一个负担，希望至少要找出一个办法来结束这场战争，并且应该动用监禁手段。他们同亨利·马尔丹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不是军人。在对亨利·马尔丹的判处不仅仅使用军事法律的同时，有人就把他的情况同那些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人的情况等同起来看待了。如果还对他的判决与众不同，大大地加重的话，那就会使人认为，由于共产党人的身份才使得对他判决加重了。
如果坚持要把他投入监狱的话，最好的办法是这样说，可以监禁，因为他是个共产党人。剩下的，就是对这个决定进行美化，然后就是大造监狱，最好是成千上万地造，以便能容下几百万共产党选民，尽管我们目前尚非常缺乏住房。就我本人来说，尽管对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学说和实践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我却认为对这种做法不能美化。相反地，应该在其他公民能得到民主自由的同时，也让共产党人同样能得到。
当然，我对共产党领导人，对民主自由的兴趣不抱半点幻想，特别是他们对待反对他们的人。我只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无穷无尽的诉讼案件，和那些无休止的审判，使人不快，因为在这些审判中常常会有一位妻子或一个儿子前来提出要求，要求对她的丈夫或对他的父亲判处重刑，而这些案件和审判，却会对那些所谓的“人民”政权造成最大的危害。
我认为，真正的自由党人，在放弃他们最大的力量，即在个人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西方世界中使斯大林主义不得不退却的那种力量，亦即是说，自由的公正和威信的力量，他们把它放弃，将会一无所得。在任何情况下，不自相矛盾的民主，是不能用法庭来削弱一个学说的力量的，只有和这个学说作斗争，以保证民主可以得到表述的自由。
一个警察机构，如果不实施恐怖手段，那么它便永远无法解决反对者制造的问题。而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人民或者是陋室政治以及社会的不公正所提出来的问题，也绝非用压迫手段所能回答得了的。民主，如果它是彻底的，是不会从极权政体那里得到好处的。它能尽力所做的一切，乃是反对依靠武力推行的非正义做法，而自己所依靠的乃是建立在正义上的力量。因此，它应该要么接受对方的退让条件，承认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并进行改革，以便形成自己真正的力量；要么便什么也不做，放弃自己的权利任其变成一个极权的政体。（在这种情况下，它又以什么名义来同极权政体作斗争呢？）
这个原则对亨利·马尔丹适用。他受到指责的那种活动，对他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反对活动，是在特殊环境下做出的。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惩罚，并非仅仅针对他这种活动而判决，并且十分明显的不公正。依据民主的公平合理性和道德标准，应该立即予以释放。
有人告诉我说，只要共产主义的宣传攻势继续下去，政府对亨利·马尔丹就不会有所动作，而只要政府没有动作，这种宣传就不会停止。于是，为了不丢面子，双方都下了决心。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世界政治，是无论如何也不丢面子的。然而，据我看，这个“面子”您愈是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存它，它愈是不那么漂亮。然而，大家却都在努力保存自己的面子。于是这件争面子的斗争，就围绕着一个关着犯人的牢房发生了。
如今的监狱，在外表上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我们见得多了。但经过进步党派或是反动党派的专政而制造了那么多的残酷刑罚之后，在被引渡到维也纳之前便在布拉格被处决的十一名被定罪者，至今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不祥的阴影。尽管有几百万人已然死去或已被判处死刑，但欧洲过去曾以此为荣，现在仍然以此自豪，一个人五年的生命，也会永远保留着这种无法估计的价值。如今，监狱依然是一个最常用的行刑场所，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仅只因某人的看法不同或人生观不同而把他投入监狱。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以释放亨利·马尔丹为借口加以发挥，如果释放他是应该的话。一个非常自信的公道，应该是大度的，它应该从容地接受任何置疑。那些永远也不同意在所有的反犹太主义中从理论上加以辨别，或者永远也不会原谅那些令人厌恶的逼供者，他们并不是自由的敌人，而是自由的真正保卫者。这些人应该以一个自由的保卫者身份，以一个反对极权主义者的身份向法国政府提出释放亨利·马尔丹的请求。
西班牙与文化 [31]
（1952. 11.30）
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新的、令人鼓舞的民主的胜利。但这一胜利是民主关于自身的胜利，是关于民主自身的原则的胜利。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文化教育搞得热火朝天的时代，就已悄悄地介入法国，而塞万提斯 [32] 和乌那穆诺 [33] 的西班牙，则不止一次地被扔在大街上。当我们晓得了，在马德里，目前的新闻大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直接合作者，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曾为纳粹作过宣传时；当我们晓得了，刚刚给基督教诗人保罗·克罗戴尔授勋的这个政府，曾经是给希姆雷 [34] 那个焚尸灭迹的组织者授过红箭勋章的政府时，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说，民主国家的教育工作者们刚刚欢迎的，不是加尔德龙，也不是罗普·维加，而是约瑟夫·戈培尔 [35] 。战后七年，这个极端的转向，值得我们向比内先生的政府表示祝贺。在制定上层政策方面，我们不能指责他忧心忡忡，举步不前。大家都知道，直到目前为止，历史的命运多少取决于教育工作者们反虐待的斗争进行得如何。但我们也并不认为，对那些虐待人的教育工作者给予正式的任命便算完事。比内政府也想到了这一节。
当然，操作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但应尽快进行。但是，怎么办呢？学校是一回事，市场贸易又是一回事！说实话，在这个历史时期，有点像奴隶市场，大家在用军队的牺牲者来交换移民。谈到文化，那将是以后的事。再说，这也并非政府的事。艺术家造就了文化，随后由政府来加以控制，并在适当的时机，为了更好地控制文化，政府便开始取缔艺术家了。
终究会有那么一天，一小撮军人和工业家，在谈到莫里哀和伏尔泰时，他们会用“我们”这个字眼，或者在把那位诗人先期枪决后，再对他的作品进行歪曲，然后予以取缔。那一天，其实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至少可以使我们想到，那个可怜的希特勒还是值得同情的。他无须浪漫地走向自杀那条过分的道路，只要学一学他的朋友佛朗哥，并且耐心一点儿，也就够了。这样，今天他很可能就会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代表，去到上沃尔特执行教育使命去了。至于墨索里尼，也会前往埃塞俄比亚去执行提高那些埃塞俄比亚孩子的文化水平去了，因为就在不久前他颇把那些孩子的父亲们给杀了一些。于是，在一个终于和好了的欧洲，大家便都一起参加文化取得彻底胜利的庆典，在这个庆典上专为那些将军和元帅举行了盛宴，由有一个班的民主国家的部长们为他们倒酒端菜，这些部长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
“厌恶”一词，在这儿用就显得太轻了。我觉得今后我们反复地说明我们的愤怒也是没有用的。既然我们的政府也很现实，它可以不要荣誉也可以不要文化，因此我们在感情上丝毫不能让步，相反地也要变得现实一些。既然这是一个历史形势的客观因素使得佛朗哥独裁的政治在柏林的废墟上垮台十年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尚保持这种姿态，那么我们在对待摆在我们面前为维持佛朗哥政权辩护的论据也应持客观的和冷静的态度。
第一个论据触及不干涉原则，可以把它这样归纳：一个国家的内部事物，只同这个国家本身有关，换句话说，一个好的民主主义者，总是在自己国内活动。这个原则是无懈可击的。自然，这也有其缺陷。希特勒上台执政，只与德国有关，关在集中营里的第一批人，不管他们是犹太人也好，是共产党人也好，也的确都是德国人。但八年之后，布上瓦尔德，那个制造痛苦的首府，却是个欧洲城市。原则归原则，它却并不妨碍它的邻人去做他家的主人，那么我们就接受这个现实吧，承认我们的邻居能够很合乎礼仪地打老婆，也能让他的孩子们喝苹果烧酒。在我们这个社会很有那么一点儿起缓和作用的东西。如果邻居太过分了，我们就把他的孩子们带走，把他们托付给一家社会福利单位。佛朗哥，他就是一个能够做得过分的人。我们还可以假设，我们的邻居能够毫无节制地饲养自己的家畜，那你对此就无话可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他应该得到的惩罚，你可以轻易地办到，但你却把双手插在自己的口袋里，因为这不是你的事。但如果这位邻居同时还是一个商人，你又没被强迫在他家里做事，也没有人强迫你供给他必需的物品，不需借钱给他，也用不着和他共进晚餐，总之，你可以无须干涉他的这一切事物，而对他不闻不问。但如果在这个地区有相当多的人也是如此对待他，他就有必要思考一下了，他就要看一看他的利益在何处，他起码会有一个机会来改变对自己家庭的爱的观念了。但却不能指定这个四十岁的人会对他的太太讲出什么理由来。对此我们不应怀疑，这就是不干涉政策。但是，自从你和他共进晚餐的那一刻起，或者是自你借钱给他的时候起，并且还好心地指望有下一次。自这时起，你便实行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干涉政策了，尽管是为了反对受迫害。当你偷偷摸摸地把写有“维生素”的标签贴在他用来为自己孩子提神的苹果烧酒的瓶子上时，特别是当你决定，当众把你的孩子交给他教育时，你这样做却比他更加残酷，甚至加倍的残酷，因为你是在鼓励犯罪，但你却把它称为美德。
至此，便出现了第二个论据，即要帮助佛朗哥，尽管他有很多毛病，因为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首先他在国内反共，其次他为反共、为下一次的战争提供必要的战略基地。对此，我们姑且不问这种理由是否体面，但只问一声这样做是否聪明。
我们首先看一看，他与上述的做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样做，执行的并非不干涉政策，也不能一相情愿地阻止一个政党，不管是什么政党，在自己国家之外取得胜利。但这种矛盾的做法，又不会吓倒任何人。因为任何人都不会真正地相信在对外政策上有不干涉的事。我们现在不妨认真地假设一下，假设我们设想同佛朗哥能够结成一秒钟的联盟，以便保持我们的自由，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他能用什么来帮助大西洋联盟的战略家们反对东方的战略家。在当代的欧洲，维护一个极权政体，不管它能存在多久，都是意味着对共产主义的加强，这是一个贯彻始终的经验。这是指在那些自由已成为国民的实践的国家而言，同时也是指阐明共产主义不能胜利的学说而言。否则把自己的脚步踏在法西斯国家的国土上，那对他来说是再容易不过了，东欧国家的例子便是明证。在西班牙，共产主义的运气最差，这是个事实，因为站在它面前的，是一个真正左派的群众和绝对自由主义者，以及完全具有西班牙个性的人。在1936年举行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共产党人在议会的四百四十三席中仅获得十五席。为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上的愚蠢阴谋也同样遭到了失败。我们还可以设想，这虽然有些荒谬，即在共产主义进攻面前，如果佛朗哥政权是唯一的一座桥头堡，而它的政策又旨在从一个方面削弱共产主义，那么这种政策能在其他方面起作用吗？对于欧洲的那几百万人来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西班牙事物的发展，就像反犹太主义、集中营等等这些都是一种测验，它可以使我们从中看出一个民主政治的诚意如何。而系统地维护佛朗哥政权，总会妨碍这些人相信民主国家政府的诚意，因为他们自称自己所代表的是自由和正义。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保卫自由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自由的扼杀者。一种政治，它把那么多的自由人民逼得走投无路，能够称得上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吗？它只能是一个罪恶的政治，因为它一方面加强自己的罪行，另一方面它只能使所有的西班牙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失望，因为这些人民是反对制造罪行的。
至于西班牙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我没有资格谈论它，因为在军事方面，我永远是个门外汉。因为在西班牙采用了不适宜的办法来阻止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将会给欧洲的共产主义化一个重要的机会，如果欧洲共产主义化能够得逞，那么西班牙将会在市场经济之下被共产主义化。那时，各种论据将会在这个战略纲领中应运而生，并且终将战胜华盛顿的那些思想家。于是那些思想家便会说：“那我们就只好发动战争了。”毫无疑问，他们也可能战胜。但却使我想到了戈雅 [36] ，想到了他画笔下的那些肢体不全的死尸。各位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Grande bazana, conmuertos.”意思是：“反对死神的伟大壮举。”
就是这些卑鄙论据，今天引起了我们大家的议论纷纷，并为此作辩护。我无意在此做出一副相信“这乃是文化方面的大事”的面孔。此乃是在文化的大旗后面一种讨价还价的交易勾当。即便就讨价还价而论，它也不能自圆其说。它可能最终会使某几个时令商品专卖商发财，但却不利于任何国家和任何事业，只能损害欧洲人民至今仍为之斗争的某些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当佛朗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接受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能采取两种态度的理由。如果对负责这样一种活动的组织，我们仅说不能同它进行任何合作，那还是不够的。今后我们每个人都应在自己的岗位上，同它作正面的坚决的斗争，以便尽快地揭露它，并非它自己所说的那样，并且指出它并不是一个致力于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的团体，乃是一个可以为任何政党服务的政府间的联合体。
是的，自佛朗哥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那一瞬间起，该组织便从世界文化领域走了出来，这是我们应该指出的。有人反驳我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有益处的。关于事务工作同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当然有许多说法，但我们起码应该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长期维护一种谎言是任何益处都没有的。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独立存在，那倒不如解体的好。总之，文化团体过时了，但文化尚在，我们至少也应该相信，该组织是不会解体的，因为一个政治上的高级机构，总会显现出它自己的本来面目。真正的文化，靠真理而生存，因谎言而消亡。它总是在各种环境中生存，但却不是生存于宫殿中，不是生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电梯里，也不是生存在马德里的监狱中，而是生存在流放的大路上。它也总会有它的团体，而我所承认的只有一个，即创造者和自由者的团体。这个团体，它反对极权主义的残暴，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卑鄙，反对布拉格的诉讼案件和巴塞罗那的判决，承认任何党派的存在，但却只为一件事服务，即自由。就是在这个团体，我们，我们大家将接纳自由的西班牙。但却不是让它从小酒馆的门口悄悄地进来，不需要辩论，而是公开地、庄严地进来，并且给予它足够的尊敬和抚爱，对它的工作和心灵予以赞扬，并且我们要向它表示感谢，感谢它作为一个大国，它过去曾给过我们，并且现在仍然给我们的最有益的忠告。
希望的时代 [37]
（1953）
在这个不要记忆的时代，今天由我出面介绍阿尔弗莱德·罗斯梅尔，是一件反常的事，如果一言不发，那可能倒是合乎时代要求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只需这样说就够了，即罗斯梅尔，还有一些在1914年反对第二国际出尔反尔的那些人，是极其少见的活动分子之一。他经历了四十年的斗争，仍然对那些在时政的压迫下很快便倒下的人保持着尊敬和友谊，仍然保持着坚强的信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是一位工团主义者，1914年，他对西方工人领袖们的背信弃义感到愤怒，便转而支持1917年的革命，随后他又起而反对斯大林的政策，自那以后便投身于漫长而艰苦的工会主义的复兴工作。罗斯梅尔在那个反复多变的时代，始终径直地向前迈进，并且始终不绝望，不气馁。因此，他也从未背叛过自己的信仰。这些，在读《列宁时代的莫斯科》这本书时便可充分地看出来。“我只这样简单地说就够了：我曾经在那儿待过，当时就是那样。”这就是这位见证人的声音，这很可能会使那些喜欢读传奇性的历史小说的人感到失望。那么，罗斯梅尔在哪儿呢？在俄国，而且主要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和列宁逝世以前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世界似乎在从头走起，历史是在一个帝国的废墟上重新开始的！那个时代，在世界的另一端，芸芸众生一直在高压下生活，至此便相信自己已得到了解放，并且相信自己已到达了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天堂之门。但罗斯梅尔却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时代作了证明，他日复一日地工作着，没有半点儿浪漫主义色彩。革命的发生同样是借助于集体的力量，比如要通过各种委员会及各种代表大会艰苦的努力。罗斯梅尔就曾参加过一些这种有历史意义的代表会。但他在书中娓娓道来，似乎这些会议的参加者，像某一方面的专家一样，正在安闲地坐在那里把自己的知识向众人讲解。一本小册子出版了，并且引起了纷纷的议论，当时他正在莫斯科，但他却仅只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并指出那是一本论“共产主义幼稚病”的书，并说列宁的这本书包含着另一种病症的病菌，它将会在免疫力较列宁差的战士中造成灾难。同样，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列宁宣布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同时宣布，国家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候见厅”，很可能要通过它来改变革命历史和我们历史的航道，等等，这一切由他道来，也如同日常事件一般，平静异常。革命的社会党人的诉讼案，列宁的逝世，及他所留下的谴责性的遗言等等都是耸人听闻的大事，但由罗斯梅尔在书中介绍出来，都是以报道的口气来说的，但对斯大林的称霸，其结论却是谴责性的，有分寸的，但又是肯定的。他的见证不止一次地引起舆论的关注。然而，如果他的信念战胜了那么多的失望而仍然保存下来的话，那就是他的信念中，有着这种始终如一的镇定和自如，不需要放开喉咙大喊以表明自己的力量。一个人能够毫无保留地投身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实践中去，他也必然承认这种实践有其不足之处，因此他也从不因事业的失败而反过来谴责它。
困难之处在于，你随着某种革命走入了歧途，而自己又没有失去对这种革命的信任。这个问题也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罗斯梅尔的书就很流行了。一种历史现象，或是革命的产生或蜕变，如今已成为我们思考的中心，他对这些都能直接阐述，毫不掩饰。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已衰老了的革命的儿子吗？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已僵化了的、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称霸的革命的见证人吗？正因为如此，为了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就不应当像那种人一样，对革命本身进行辱骂，因为那种人，所希望的是任何革命都要流产。为了在各种已没落了的革命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应该感到痛苦，而不应对此感到高兴。罗斯梅尔在本书中阐述了一个革命的诞生，并使我们和他一样，对这一革命，在三十六年之后，仍然怀有热烈的爱，并在他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对这一革命造成的痛苦作了准确的估量。对这种流产的革命，他抱着一种怎样的欢快心情呢？如果他能够表现出来，那也是表现得少，而克制得多。对于人们夸张地称之为欧洲左派的悲剧这件事，我们不能理解。因为我们并没有清楚看到人类的某个阶级集团因为斯大林政权继承了一种革命，在这一革命中资产阶级所有制已被摧毁而反对他，相反地认为是因为他在疯狂地加强这种资产阶级社会而反对他。有那么一天，全世界劳动者的解放将会同那些美好的诉讼一起进行，在这一诉讼中，一名妇女把她的孩子们带到审判席的栏杆前谴责他们的父亲，并呼唤他，使他不要忘记所受的严厉的惩罚。在那一天，利己主义和商人的卑怯将会被忘记，而金钱社会也将不能依靠其失去的效能加以维护，而维护它的乃是革命团体令人惊讶的罪恶。
然而，尽管人们如此的失望，也正是在这里面存在着再生的因素。依我看，这种因素既不是克拉夫什科这个斯大林政权的受益者，也不是法国内阁的那些部长（他们是血洗突尼斯政策的责任人，他们是能够对斯大林的专制提出批评的），而是罗斯梅尔以及和他差不多的那些人。这也是能够向革命提出的唯一问题，这个问题也只有反抗者有理由提出，正如只有革命者有理由向反抗者发问一样，它们是互相制约的。列宁向那些孤僻的恐怖主义者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忠告，这是正确的。但1905年那些反抗者的例子不断地提供在二十世纪革命的面前，提供在国家恐怖主义的面前，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并不是对这种革命的否定，而是使它成为一种新的革命。因此，这个时代最大的失望，就有可能不会变得毫无价值。
这一点，我们从罗斯梅尔身上和他的书里都看得相当清楚。像他那样的人们，都能够抵御自己对希望的失望，而且都是双重抵御。首先要抵御的是气馁，其次要抵御的是对反抗力量和解放力量的悲观失望。总之，我们能够看到，如果他们面对这些问题一点儿也不让步，并且始终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锻炼自己，并且能在工人阶级的困苦境遇中磨炼自己，那么革命在我们相当一部分虚无主义者中间就不会是这种形象。它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手段，是一条道路，可能这条道路是通向这一片土地的必由之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与死亡并不是双重屈辱。只有那些把革命看成是一种纯而又纯的善举，而且又是神话般的善举，把革命当成绝对的报复行动，看成是可以改变一切罪恶的灵丹妙药，可以化解他们疑虑的万能手段，只有这些人，他们才可能被失败抛进绝望的深渊，从而便使他们放弃一切，万念俱灰。这些人被热月失败搞得勇气尽失，便对波拿巴的加冕欢呼，或者把1789年的遗产抛却，这两种情况都把自由送进了坟墓。但是，还有一些人认为革命是一种手段，但却不认为它是纯粹的善举，这种善举既不可背叛也不可评价。但革命却是可以背叛的，对此必须明白，它所依靠的是人，是人性的最伟大之处也是最低贱之处。革命也可以评价，因为它不是最高的价值。如果它终于使处于它下面的人性受到屈辱的话，那么它应该受到谴责。依本人之见，革命是一个双重行动，这本书就是一个样板。罗斯梅尔在本世纪的不幸中找到了这个双重裁决，热情地颂扬了似乎死去的那种，并且简略地，但却有力地揭露了尚存者。
可能正是为此，我也将在这一点上打住，我感到内疚，因为我不同意罗斯梅尔的观点。例如，由于他附着于他所谈论的那个时代太过紧密，便为它的一切作辩护，甚至对科隆斯塔事件也是如此。我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对准了为他所低估的、由布尔什维克造成的制宪会议解体事件所造成的巨大反响。不管对这一措施如何辩护，它依然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即一直到那时仍被认为是合法的（因为它是反对旧社会的压迫）那种独断专行，会反过来施之于革命者本身。但在读过罗斯梅尔强调了这个国家年轻的革命所制造的种种危险之后，我的第二个动作便是犹豫不决。当我们读到这些当时的见证时，当我们看到那样的斗争、那样的牺牲是由某些生命换来的时，我们便会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人没有那种幸运，也没经受过那种痛苦去生活在那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但却在这些方面不去听听，也不去好好理解，竟去讲些其他的事。历史的经验也便是我们的经验，可能过于离奇，也过于特殊，以至于竟不能使其推而广之。战争和抵抗运动，除了它们本身之外，我们对它们的外延一无所知。确实，它们只有让我们看清楚极权主义的卑鄙下流是万恶之首也就够了。只需让我们下定决心，哪里有这种极权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也就够了。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我们必须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寻求真理，此外我们别无他法。然而这样做却又妨碍了我们不断地把自己的经验同别人的经验相比较，而在这方面我们又理所当然地需要指导者和当事人的帮助。从我自己这方面讲，而且也正是我这篇序言的主旨，我认为在诸多不吝赐教的指导者中，我更喜欢像罗斯梅尔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不是以指导者自居，也不居功自傲，他们不接受侮辱，也不背叛，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斗争，并坚持数年不懈，在这期间他们始终保留着对新生的信念。是的，这些人是我们战斗的同志，是我们的老大哥。但他们却遭到耻笑，因为他们没有力量并且表面上是孤立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只有强权政治才是孤立的，即使这种政治有一千张嘴来颂扬自己的武力。而罗斯梅尔这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是坚持下来了，并且顶住了压力，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能吸收他们的营养，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一无所得。
面包和自由 [38]
（1953. 5.10）
如果把刚刚揭露在我们面前的违法者和各种敲诈勒索者加起来，那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整个欧洲，都是一个集中营，而且除了监狱的看守之外，就没有自由的人了，而且他们也应该轮换着坐牢。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时，就可以称这个人为看守长，那将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一切对立的问题，即二十世纪政府间的龌龊事件，都将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预卜而已，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尽管各国政府和警察部门以极大的善意试图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但我们仍然处于目前这种状况。例如，在我们西欧这边，自由已受到官方的尊重。但这就很自然地使我想到那些贫穷的远房姊妹，她们散居在一些资产阶级家庭中。有一位表姐，她失去了丈夫，成了寡妇，这就使她失去了当然的保护者，于是她便被收留了，在六楼里给了她一个房间，便当了这家的炊事员。星期日有时主人还带她逛逛大街，以表示自己的善良和宽厚。但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在盛大的节日里她便被关在家里。如果有一位不正经的警察在街头无人处侵犯了她，大家也不把这件事当成大事来看，因为她这种事看得也不少了，特别和主人一起上街时。再说，无论如何也不值得为此事和司法部门闹僵。在东方，可以说这种事更是常见的。这件事在厨房里就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只需把她关在大橱柜里，外面插上两道闩就可万事大吉。什么时候让她出来呢？似乎要等到半个世纪以后，差不多要这么长时间，即待到理想的社会最后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大家欢庆她得到解放的盛大节日。但据我的意见，那时候必须小心提防不要让蛀虫给吃了，而且我还颇为担心，别人恐怕就此无法再使唤她了。如果说，这两种自由观，即一个是橱柜里的自由，一个是厨房里的自由，互相轮番使用，而且在这种乱折腾的同时再把厨房的工作内容缩小，那么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在我们的历史上，强制是多于自由的，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也将会变成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世界。
那么最简单，也是最吸引人的，莫过于谴责政府，或者谴责某些隐约可见的强大势力，谴责他们的狡狯伎俩。此外，他们也确实应该受到谴责，其犯罪的密度既大，时间也长，以至竟使人无法看清楚其渊源。但就责任而言，他们并非唯一的责任者。总之，如果自由从来就只有政府部门监督着他的成长的话，那么很可能他现在仍然还处于儿童阶段，并且最终将会以“上界天使”的头衔被埋葬。在金钱和剥削社会，据我所知，自由和正义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警察政权从来都被认为，他们的法律学校是在地下室里开办的，他们在那里审讯犯人。因此压迫和剥削乃是他们的职业，无论是谁，只要他要求他们实施无监督的自由政策，他就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立刻会身败名裂，而且是当然之事。如果在当今之世，自由受到了侮辱或束缚，那并非因为它的敌人背叛了它，而是因为它失去了正当的保护者。是的，自由成了一个寡妇，不应该对此加以回避，因为这是事实，它是我们大家的寡妇。
自由是被压迫者的事业，其传统的保护者总是来自被压迫的人民，那便是公社。它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曾保持着对自由的坚信，市镇或城市的居民在1789年曾在短时间内使它取得过胜利；自二十世纪始，那便是工人运动，它负起了争取自由和正义的双重责任。而对此，这一运动却从来没想到过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是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把自由给具体化了，并使之在世界上变成了一个原则，乃至变成了我们的思想。空气是我们所不可或缺的，但我们在呼吸它时却并不留意，只有在没有了空气时，我们才会感到死亡即将来临。如果今天，在世界上那么大的一部分土地上，自由在退却，那毫无疑问是因为奴化工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犬儒主义和武装得那么齐全，同时也是因为自由的真正保护者由于疲劳，由于绝望，或者由于战略思想的失误和缺乏有效的措施而转了向的缘故。是的，二十世纪最大的事件，就是由于革命运动而抛弃了自由的价值，以致赞成了社会主义在政治独裁和军事专制的社会主义面前步步后退。自那时起，某种希望便消亡了，而自由的人们则普遍地萌发了孤独感。
马克思死后，有一种议论开始传播，并且愈传愈烈，即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一个跷跷板。这句话，有一个词用得不到位，但在当代的混乱局面中，我们却为这个错位的词付出了代价。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一个跷跷板，而不是所有的自由都是跷跷板。或者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的自由并非自由，如果说得好听一点儿，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还没有达到真正自由的地步。但有些自由是要争的，并且永远也不能抛弃。一点儿也不错，对于那种白天被关在家里不能出门，晚上便和全家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的人，是没有自由的。但这应该谴责的是一个阶级、一个社会和那种束缚人的制度，而不是自由本身，也不是我们当中最穷困的人也不应缺少的自由。因为即使社会处于变革之中，而且变得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但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自由，那么这个社会仍然是野蛮的。由于资产阶级奢谈自由，却并不付诸实践，那么工人阶级的社会也就不应该实行自由，而只是以自己并未像资产阶级那样去奢谈自由而沾沾自喜吗？然而混乱局面就出现了，在革命运动中，自由便慢慢地处于被谴责的地位，那原因是资产阶级社会已把它当成了一种欺骗手段来使用了。出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这种滥用自由的理所当然的不信任，于是便导致人们对自由本身也产生了不信任感，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把这件事大大地向后推迟，并且声称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不谈自由之事。同时还宣布，首先需要的是正义，至于自由，那在以后再说，就好像奴隶们永远都渴望得到正义一般。而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对劳动者们说，劳动者感兴趣的只应该是面包，好像劳动者们并不懂得他们要获得面包，也需依靠本身的自由。不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公正面前，这种走向两个极端的倾向是很强烈的。在座的诸位，恐怕不止一人，或者在行动上或者在思想上，都对此做过退让吧，但历史已经迈开自己的脚步，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到现在便足以使我们思考。由劳动者自己发动的革命已在1917年取得胜利，那时人们确实已看到真正自由的曙光，以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希望。但这一革命由于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包围和威胁，于是它便加强了军事装备和警察机构，竟至成了一种公式和一个学说的继承者，而不幸的是那种公式和学说给予它的是那种令人极其怀疑的自由，于是这一革命便慢慢地变得衰弱了，然而警察机构却得到了加强，而世界最伟大的希望也便在这个世界上最有效的专政中变得僵化。资产阶级社会的虚假自由，也并不比它更差。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以及在革命的集中营里被杀害的，那些在匈牙利等地被枪决的，并非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乃是1917年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也同样能够做这种欺骗人的勾当。革命社会的诬陷和腐败使资产阶级做起这种事来问心无愧，同时也有了依据。
最后，使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带上自己特色的，恰恰是这种犬儒主义的辩证法，它以屈辱来对抗非正义，而这两者又互相强化。当人们把戈培尔和希姆莱的朋友佛朗哥，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的胜利者请进文化的殿堂时，那些抗议者和声称已写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中的人权每天都在佛朗哥的监狱中被嘲弄。对这些人，人们表情严肃地回答道，波兰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至于谈到公众的自由，波兰并不比西班牙做得更好。真是愚蠢的论断，毫无疑问！如果您不幸曾把自己的长女嫁给非洲兵营的一个军士，那么这并非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次女嫁给一个市侩的理由。因为在家庭中，有一个害群之马便已足够了。但上面说的那个愚蠢的论断却相当有效，每天都有些事向我们证实这一点。对那些高喊着要求正义并把殖民主义的奴隶指给大家看的人，有人就反其道而行之，把俄国集中营里的犯人指给他们看。如果你提出抗议，反对在布拉格杀害诸如历史学家卡朗特拉等人的事件时，就会有人把两个或三个美国黑人扔到你面前给你看。在这种讨厌的不断加码的互相攻击中，只有一件事没有变，那就是受害者，他们始终是受害者，只有一种价值始终受到侵害或阉割，那就是自由。我们到处可见的正义也同样在贬值。
那么，怎样才可以打破这个可怕的圈子呢？很明显，只能从现在起由我们自己动手，在我们周围重建自由的价值，绝不能再让它廉价出售，即使是暂时性的也不行，同样，这一工作也不能同我们要求正义的行动分割开来。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当前最合适的口号应该是：对正义的要求毫不退让，对自由的要求，毫不放弃。特别是我们还需要的某些民主自由，也并非是微不足道的幻想，也并非是我们不经抗争便能得到的东西。这种民主自由，它确确实实地代表了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我们所取得的伟大革命成果中所仅有的成果。它绝非如相当一批巧舌如簧的政客所说，是对真正自由的否定。一个理想的自由，绝不是在一天早上突然会从天上掉下来，绝不会像一个到了老年就会退休那样那么自然地到来。有些自由是需要争取的，需要一个一个地艰苦地争取。我们尚存的自由，只是阶段性的，肯定是不够的，但却是取得全面解放之路上的某些阶段，如果我们同意取消它，那我们便将无法前进，相反地还会倒退，就会又处于落后状态，而且总会有一天要重走这条道路，而我们如果重新努力，就将会付出我们的汗水和血水。
不，我们今天选择自由，并非如克拉什科那样，从获取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转到获取资产阶级政权的利益，恰恰相反，因为选择自由，并非如人们所说，选择就是反对正义，相反地我们今天选择它乃是站在那些到处都在受苦受难并进行着斗争的人的立场上选择，此外无他。我们在选择自由的同时，也要选择正义，说实话，在今后的选择中，我们不可能只选择这一个而放弃另一个。如果某一个人夺走了你的自由，请你放心，你的面包也已受到了威胁，因为这不取决于你，也不取决于你的斗争，而取决于你那位主人的意愿。在这个世界上，随着自由的步步后退，苦难便节节增长，反之亦然。如果这个无情的时代，曾给过我们某种教益的话，要么就是经济革命将是自由的，要么就不是革命；或者解放将在经济领域出现，要么就没有解放。受压迫者并不仅仅要求取得温饱，他们也同样要求从他们的主子那里解放出来。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只有从他们主人那里获得尊重，才能最终摆脱饥饿。
最后我还想加上一句，把自由与正义分离，将导致文化和工作分离，这是社会的最大罪恶。欧洲革命运动的混乱，一部分原因是它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祖国，即失去了在它经过各种失败之后重新获取力量的所在，而这正是自由的信念所在。同样，欧洲知识分子中的混乱，其原因是受到了双重欺骗，即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和假革命的欺骗。这双重欺骗把知识分子同他们唯一真实性的来源，即工作和痛苦分离了，而且使他们同其唯一的天然联盟，即劳动者的联系割断了。至于我本人，我从来没承认过有两种不同的贵族，一种是劳动贵族，一种是知识贵族。而且我现在也已明白，有人疯狂地想让这一方面的贵族屈服于另一方面的贵族；我也已明白，这两个范畴都同样高贵，他们的道理，特别是他们的工作效能产生于团结，如果把他们分开，那就会被暴君政治和野蛮力量一个个地削弱。相反地，如果团结起来，他们便会建立世界的法律。因此，任何旨在分裂他们和破坏他们团结的做法，那都是反对人类及其崇高理想的做法。一切独裁势力的第一个努力，就是同时控制劳动和文化，因此必须同暴君和野蛮势力白刃相见。因此，依我所见，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今天有两种叛变的方式，其所以要叛变，因为他接受了一件事，即劳动和文化的分离。第一种方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点，他们接受了自己的特权是由劳动者的屈服所换得这一观点。他们经常保卫自由，但他们首先保卫的乃是自由给予他们的特权，仅仅属于他们自己的那种特权。第二种方式，以这种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以左派自居，由于对自由的不信任，便接受了这种观点，即文化和自由，由那种所谓为未来的正义服务的虚妄说法所左右了。因此不可相信。在这两种情况下，受益的只有非正义方面，要么便背叛自由，默认或者接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的观点，认为劳动和文化是软弱的，于是便把自由和正义一笔抹杀！
不错，一旦自由成了特权，它便蔑视劳动，并把劳动同文化分离开来，但实际上自由并不能成为特权，自由乃是由义务构成。当我们每个人试图把自由的义务置于它的特权之上时，自这时起，自由便把劳动和文化汇合在一起了，并且使这成为一种力量，一种唯一有效地为正义服务的力量。我们行动的准则，我们抵抗运动的秘诀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凡侮辱劳动者，必侮辱智慧，反之亦然。革命斗争，解放运动百年的努力，首先应归结为：加倍地并且不懈地反对侮辱。
说实话，我们至今尚未走出这个被侮辱的圈子。但是车轮在转动，历史在变化，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斗争将不是孤立的，那一天已经快到了。对我来说，我们今天的集会便是一个征兆。凡参加工会者要联合起来，为保卫自由，我们要分秒必争。是的，这确实值得我们各有关方面的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表示我们的团结一致和我们的希望。道路还很漫长，如果在这个混乱局面中没有战争的介入，那么我们终将会赋予正义和自由以我们所需要的形式。但为此，今后我们应该明确地、冷静地，但却是坚决地排斥那些灌进我们耳朵里的谎言。不，我们不要在集中营里构筑自由，也不要在殖民主义压迫下的人民中构筑自由，自然也不要在工人阶级的苦难中构筑自由！不，和平的鸽子不能在绞刑架上栖息！不，自由的力量不能把受害者的孩子们同马德里和其他地方的刽子手们放在一起！基于这一点，至少我们今后可以坚信，自由并不是一个或某个元首送给我们的礼品，而是我们从每天的斗争中所夺取来的财富，这种斗争的胜利是每个人努力的结果，是大家团结的结果。
艺术家和他的时代 [39]
问：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是否选择了时代见证人的角色？
答：那要有很大的抱负和使命感，这些我都没有。就我个人讲，我不想扮演任何角色，我只有一个愿望，即作为一个人我向往幸福，作为一个艺术家，似乎我还应该让许多人能够活下去，但却不能借助战争和法庭手段。但这些事却主动找到我门上来，就像它们主动找到每个人那里一样。从前的艺术家们，在暴政面前至少可以保持沉默。如今的暴政有了很大的进步，它们不准你沉默，也不准你保持中立，你必须公开表态：是拥护它还是反对它。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声明反对。
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我在选择一个合适的见证人的角色。这只表明我接受这个现实的时代，一句话，履行自己的职业。此外，您还忘记了，今天的审判官、被告和见证人，已相互调换了位置，而且其速度之快，足资楷模。我的选择，如果您认为我应该有一个选择的话，那就是至少我不应该坐在审判官的位子上，或者像我们许多哲学家那样，在它之下。除此之外，相对地说，行动的机会还是有的。比如工会主义，在今天是占第一位的，而且十分活跃。
问：有人对您近期的作品称之为堂吉诃德式的。难道这不是一个既理想又浪漫的关于艺术家的角色的定义吗？
答：曲解词义是没有用处的，我说的那些话，暂时还有意义。我很清楚，浪漫派艺术家，选择的是历史的永恒运动，是伟大的史诗，是了不起的奇迹。如果我要选择某些事情，则和他们恰恰相反，乃是历史和人类的共同命运，是每日每天的普通生活，而且让人们都能在最可能获得的光明条件下建设这种生活，是不懈的斗争，是反对自身堕落和别人堕落的不懈斗争，此外没有别的。
同样，理想主义也是最糟糕的，乃是给他们所采取的任何一种行动或他们所相信的任何一个道理赋予历史的意义，但却并没有在各种历史条件中体现出来，然而却一相情愿地设想出一种虚幻的结局。难道把一种前景任意当成历史的规律，就是现实主义吗？更何况这种前景到底如何，我们一无所知。
我则恰恰相反，我要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辩护，反对神话同时也反对违背逻辑和中立主义的态度，反对浪漫的虚无主义，不管它们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所谓的革命的。总之，这些远非是浪漫主义艺术家。我认为对此制定一个规定或建立一种秩序还是必要的。我说的只是不能随便制定一种规定。当然，由这样一个无规定可言的社会建立这样一种我们所需要的规定是令人意外的，或者相反地，由那些空论派的议论家宣布，不要任何规定，也无需拘泥细节可以任意而为也是不行的。
问：马克思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们认为自己也是人道主义者。但对这些人来说，人的本性只能存在于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
答：这首先就证明了从现在起，他们就否定了我们所有的人。因为这些人道主义者正是我们现时人类的谴责者。对于这种自命不凡的人，他们会背离人类普遍的原则，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们也否定了代表未来人类的人们。这种狂妄的观点实在是带有宗教性质。但为什么这种观点却比那种宣称将来人们会进入天国的观点更加合法化呢？实际上，历史的发展结果，因受到我们条件的限制没有一件事可以事先确定下来，它只能是一种信仰的目标，或者是一种新的蒙蔽的手段。这种蒙蔽手段，在今天绝不比过去建立在殖民地压迫上的、拯救不忠的灵魂的那种手段更差。
问：是否正是因为如此，才使您同左派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了？
答：您是说因为这样，使得那些知识分子同左派分离了？从传统上说，左派一直是同非正义、同蒙昧主义、同压迫作斗争的。而且他们一直认为这些是互相依存的。那种认为蒙昧主义可以通向正义，政权的理智可以走向自由的思想是新近才滋生的。事实上，某些左派知识分子（幸好，不是全部）今天已被力量和效力给吓呆了，正像右派知识分子在战前或战争时期那样。他们的态度各有不同，但无所作为却是一致的。第一部分人想做一个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第二部分人想做一个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最后他们都背叛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现实主义者。
总之，这是一直可以理解的倾向，但最终不管怎样颠来倒去，这些人的新立场从左翼观点出发就会是这样的：有一些压迫是可以为之辩护的，因为这些压迫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因此，就会有一些享有特权的刽子手。这有点像约瑟夫·麦斯特勒在另一个场合里所说的，他们从来未被当成一个纵火犯。这个论点是我始终所不赞成的。在此请允许我对那些直到现在仍被称做左派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即所有的刽子手都是一丘之貉。
问：在当今世界上，艺术家能做些什么呢？
答：人们既不要求他们写关于合作社的事，但也不要求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起到使痛苦者麻木不仁的作用。既然您要求我谈谈个人的看法，那么我就尽我所能尽量简单地谈一谈。作为艺术家，可能我们不需要介入当代的事物，但是作为一个人则需要。被剥削或被枪杀的矿工，集中营里的或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奴隶，大批受迫害的人群，这些人在世界各处都有，他们需要所有能够讲话的人打破自己的沉默，并且不要站在他们之外。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战斗性的文章和作品了，我没有参加那些共同的斗争，因为我希望世界上到处都见到希腊式的雕塑和伟大的杰作。有这种愿望的人不在少数，那原因很简单，即他们希望创造，或希望努力使得伟大的创作在自己的想象中能够生存下去。但是，从我的第一批文章到我最后那本书，我写了很多（甚至可能写得太多了），因为我无法克制自己每时每刻从那些受侮辱受压迫的人那里汲取各种有助于我写作的内容。因为这些人需要有向往。如果大家都缄口不言，如果我们只指给他们一条出路，即在两种被侮辱的境况中任选一种，那么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就都没有出路。我觉得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想法，凡不能接受这种想法者，就都不能躲在象牙塔内睡大觉。这也并非是出于高尚的道德情操，实在是出于无法忍受，甚至可以说是出于生理上的无法忍受，不管你是否体验到这一点。我就曾见过许多尚没有体验到这一点的人，但我却不羡慕他们躺在象牙塔里睡大觉。
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因此而把我们艺术家的本性轻易附着于某种社会上的说教。我曾在另一个场合里说到过为什么艺术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但如果我们以一个人的身份介入到那些事件中去，那么我们还算什么艺术家？目前尚不是我们走出虚无主义的时候。因此，我要否认创造的价值而为人道的价值作辩护，那将是愚蠢的，反之亦然。对我来说，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我把衡量一个艺术家的伟大与否（如莫里哀、托斯托依、梅尔维尔等），放在他们是否能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上。今天，在各种事件的压力下，我们不得不把紧张状态带到我们的生活中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艺术家在这一事实面前退缩了，并躲进了象牙之塔，或者皈依宗教的原因。依我看，这同样是一种放弃责任的表现。我们应该同时为痛苦和美服务。持久的韧劲、力量以及私下里的成就，这些都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它是建立在我们所需要的新生上的。
最后要讲的是，这样一种事业，我知道得很清楚，不可能没有风险和苦涩。我们应该顶着风险上。因为艺术家们坐在家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我们却不要苦涩。艺术家的一种倾向就是自以为是互相休戚相关的，事实上，有人也带着一种不可告人的欢乐向他们呼吁这种团结一致，但却不起作用。因为他们生活在众人之中，那地位既不高也不低，他们生活在那些工作着和斗争着的人之中。他们的使命，在压迫面前的使命乃是打开所有的监狱大门，使所有的不幸者和幸福者能够讲话。在这里，艺术在反对它的敌人中为自己作了辩护，因为它本身的行动证明了它不是任何人的敌人。只有他们自己可能无法肯定，那种设想中的新生、正义和自由的新生是否会实现。但倘若没有他们，这种新生也将不能成形。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中所蕴含的相对自由，那么这个社会尽管是在形式上完美的社会，也只不过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因此，任何真正的创造，都是对未来的一份礼物。
夏（1954年）
王殿忠译
可你呢，你为明媚的日子而生……
——荷尔德林 [40]
人身牛头怪 [41]
——献给皮埃尔·加林多
本文写于1939年，读者应该经常回顾一下这篇文章，以便对今日之奥兰作一番评价。这座美丽的城市发出的热情宣言使我确信，它已经（或将会）医治好本身的缺陷，并且本文所赞颂的美，也得到了小心翼翼的保护。奥兰这个欢快又务实的城市，从此以后就不再需要作家了：它在等待着游客。
1953年
已然没有了荒漠，也不见了岛屿。然而人们却觉得它们应该存在。因为，要了解世界，有时就得转过身来向后望望，要想更好地为人类工作，就得有一段时间同他们保持距离。然而，在哪里才能找到那必要的宁静？到哪里去寻找那种可以使你尽情地呼吸，并能使你思想集中、衡量自己勇气的地方？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大城市，而达到我们上述要求，简单地说需要有条件。
欧洲向我们展示的城市，使你满耳都充斥着往昔的喧嚣。灵敏的耳朵能在那里听到鸟儿振翅鼓翼的声音，能听到心脏在胸腔中跳动的声音，但也可以使你感受到世道的沧桑、革命的变革、人间的荣誉等等，从而使你应接不暇，也因之会使你想起，西方世界是人声鼎沸中锻造出来的，这自然不会让人安静。
巴黎呢，它常常是人心灵上的一片荒原。但有时候又会从拉雪兹神甫公墓上刮下一股革命风暴，于是突然间这片荒原上便出现了革命的旗帜和被镇压者的高大形象。某些西班牙的城市、佛罗伦萨以及布拉格等亦复如此。萨尔茨堡，如果不是出了个莫扎特，可能会安静些，但唐璜 [42] 骄傲的呼声，随着他的沉沦，也便在萨尔察赫河上渐渐地隐去。
维也纳显得较为娴静，它同这些城市比算个少女。它的石头雕塑，其历史不超过三百年，因为年轻，便不懂得忧伤为何物。然而维也纳恰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它的四周回响着帝国之间相互对抗的厮杀声。有几个夜晚，血光照天，摔跤场纪念碑上的石马似要腾空而起。在这转瞬即逝的一刻，一切都在显示着强权和历史。波兰骑兵队蜂拥而至，一片嘈杂声中，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奥斯曼帝国轰隆隆崩塌的声音。这同样也使得它不够安静了。
当然，正是为了闹中取静，人们才到这些欧洲城市中来。至少，人们知道是来干什么。他们在此挑选合作伙伴，并且选之又选。从旅馆的客房到圣—路易岛上古老的石雕之间，这一段行程使多少精明人士汗流浃背。但也确实有一些人，在这里不堪孤寂而不知所终。对于前者，不管怎么样，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发展自己和表现自己的机会。他们独来独往，但却不孤寂。几个世纪的历史和美景是千万个已逝的生命的热情见证，并伴随着他们沿塞纳河而行，并曾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传统和成就。然而正是由于它们尚属青春阶段，才使得它们召来这些同伴。但现在时代变了，同伴已使人感到腻烦。“只我们两个！”拉斯蒂澳 [43] 面对巴黎城大片大片的霉斑这样喊道。两个，是的，可还是太多了！
而荒漠本身也有了意义，诗人用诗歌赞颂它，使它不堪重负。对于世上所有的痛苦来说，这是块圣地。然而情感有时需要的却刚好相反，恰恰是无诗无歌的地方。笛卡儿经过沉思冥想之后，挑选了自己的荒漠：他那个时代最商业化的城市。在那里他找到了宁静，也找到了写出我们诗歌中最具男子气概的诗句的最好机遇：“我的第一格言是，任何事物，如果它明白无误是虚假的，则我决不听信它是真实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功名利禄是少了些，但感伤的情怀却不会变。然而三个世纪以来，阿姆斯特丹到处都是陈列馆。为躲避诗歌的骚扰，找回石雕所能带来的那种平和安宁，那就需要另外一种荒漠，在那里既无激情也无所求。奥兰就是这种地方。
我经常听到奥兰人抱怨他们的城市：“没有吸引人的去处。”嗯，当然，那是因为你们不想要！有些精明者试图把外部世界的风俗引进这片荒漠，他们的打算是，倘若不是众人聚集在一起，便无法施展你的本领，也便想不出有趣主意 [44] 。其结果是，一些有点儿品位的人，便集中起来玩玩扑克，打打拳击，再就是各种地区性的团体经常聚会。这样做，至少是可以陶冶性情。不管怎样，这样一来便有了些高级事情，不至让人说没有品位了。但由于当时情势的限制，这种高品位的东西仍然很贫乏。于是有些人便另找出路，他们便转而走向城市的大街。
奥兰的街道被尘土、沙石和酷热所笼罩。如果下雨，那就是大雨滂沱，泥浆满地。可是不管是倾盆大雨还是阳光普照，那些小商店总保持着同样的神态，怪诞而荒唐。所有欧洲和东方的荒诞不经的玩意儿都汇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杂乱无章地摆放着的大理石猎兔狗，扮演天鹅的舞女，绿色塑料做的蒂亚娜狩猎女神，掷铁饼的运动员和收割庄稼的农夫。总之，所有能用作生日礼物或结婚礼物的东西，以及由那些刁钻古怪及善于赚钱的商业能手设计出来专门挂在壁炉上方，叫人看了很不舒服的玩意儿，都摆在柜台上。然而这些荒诞不经的东西，摆在这里，却显示出一种巴洛克风格，于是也就使人原谅了这种做法。下面介绍一下摆在满是灰尘的首饰柜台上的商品：一些看起来叫人害怕的奇形怪状的脚；一堆标有“一百五十法郎一幅”的伦勃朗 [45] 的素描画；一堆三色皮夹；一幅十八世纪的水粉画；一头能活动的长毛绒小驴子；一些用来插养绿橄榄的普罗旺斯的蓄水花瓶；一个木刻的很难看的轻佻女人，脸上挂着淫荡的微笑。（为使大家明白，“经理”便在她脚边放了一块标牌，上面写道：“木制童贞女。”）
以下是在奥兰所见：
1.柜台上满是污垢的咖啡馆，上面散落着一些苍蝇的腿和翅膀，老板始终笑容满面，尽管厅堂里总是空无一人。小瓶黑啤酒在这儿卖十二个苏，大瓶卖十八个苏。
2.照相馆。其照相技术始终保持在才发明胶片时的水平。照相馆里陈列着一些奇形怪状的人。在街上是不可能遇到这种人的，从胳膊肘支在托架上的假水手一直到要结婚的年轻姑娘，打扮得怪里怪气，在一片背景森林前挥动着双臂，可以看出，这不是在自然环境中照的，是创作。
3.丧葬用品商店多得使人动容。这倒不是因为在奥兰死人比别处多，据我想象，可能这里死了人比别处要麻烦得多的缘故。
这里经商的百姓热情朴实，这一点甚至在广告中都能看得出。我在一家奥兰电影院的节目单上看到一部三类影片的上演公告，它所用的字眼有“豪华”“辉煌”“杰出”“享有盛名”“令人震惊”“不可思议”等等。最后，经理部告知公众，为了放映这部非凡的“杰作”，自己作出了巨大牺牲。然而，票价并不上涨。
如果你以为这种做法只是地中海南岸人特有的、夸大其词的表现，那你就错了。正确地说，这张了不起的节目单的制作者显示了他们的心理学意识。在这个地区，如果需要在两场演出、两种职业甚至常常是两个女人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人们就表现得无所谓，显得极其漠然，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太认真的。因此，就要打破他们这种态度，广告家对此一清二楚。于是便同美国人一样，采用美式做法，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来点儿夸张。
终于，奥兰的街道把当地年轻人的两大乐事告诉了我们：叫人擦皮鞋，和穿着那双鞋在林荫道上闲逛。为对第一件乐事有个明确的体验，必须在星期天早上十点钟把鞋交给加里安尼林荫道上的擦鞋匠。这时，你便可以坐在高高的扶手椅里，尽情地品味一种特殊的满足感，这就是作为一个局外人，你可以尽情地观赏那些热爱自己职业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姿态，显然，就是奥兰的擦鞋匠也那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他对每一道擦鞋工序都那么认真，他们身边有好几把刷子，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擦鞋布，用汽油配制的鞋油，经过软刷子的擦洗，皮鞋发出耀眼的光泽。你会以为工作已经结束，但是那只勤快的手又会在闪亮的鞋面上涂上鞋油，抹抹擦擦，鞋面便又失去了光泽以便使鞋油浸透皮革。然而仍然用刚才那把刷子刷得皮鞋锃亮，而且是真正从皮革里发出的光泽。
这样获得的奇效随后便在行家面前炫耀一番。为了能对这些林荫道上的乐趣有一个真正的评价，你最好去参加一下年轻人每晚在城里的通衢大道上举行的假面舞会。这个“社会团体”中的年轻人年纪在十三到二十岁之间，他们从美国电影中学的这种派头便转用在其他方面，吃晚饭前先要打扮一番。一顶小呢帽扣在左耳上并斜在右眼上方，下面露出抹了发膏的波浪形头发；脖子被紧箍在一个很显眼的大衣领里，衣领上披散着长发；微型领结用一个粗别针别着；上衣长及膝部，并把臀部包得紧紧的；长裤是浅色的，很短；鞋子亮光闪闪，鞋底极厚。每天晚上，这些年轻人穿着带铁后掌的鞋走在人行道上嘎嘎作响。他们在走路的姿势、全身的摆动等各方面，都悉心模仿克拉克·盖博先生 [46] 。因此，城里专爱评头论足的人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他们为“克拉克”。
不管怎样，奥兰的林荫大道在傍晚时分会被一大队讨人喜欢的青少年占领，他们费尽心机要使自己看起来像一群坏男孩儿。奥兰的女孩则情意绵绵，内心中已然打好主意，要委身于这帮匪徒，因此，她们也像美国女明星那样装束，学着美国女明星那种风度。前面提到的那些促狭鬼因而把她们叫做“玛莱娜”。就这样，在夜晚的林荫道上，当一阵鸟啼从棕榈树间响起直上夜空时，几十个“克拉克”和“玛莱娜”便相聚在一起，互相打量着，互相评论着，赞颂着生活的美好，感受着在此相聚的幸福，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陶醉在生命的美好之中。一些心生妒意的人说，他们这是参加美式的集会。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三十岁以上的人与此类娱乐无缘，心中不免有些苦涩。他们不能理解年轻人每天都在举行的这种颇具浪漫风情的集会。实际上，这是我们能从印度文学作品中所看到的那种所谓“鸟雀会议”。不过，在奥兰的林荫道上，大家并不为生存而焦虑，也不为建立走向完善的途径而操心。这里有的只是鸟儿翅膀的拍打，五彩缤纷的羽毛，风情万种的获胜少女，以及那种无忧无虑同夜色一起消散的歌声。
我在这儿听到克莱斯达科夫说：“一定要搞些高档次的东西。”唉！他很有这方面的能力，只要有人鼓励他，他会提前几年使这片荒漠变得人烟稠密。但是目前，一个神秘的人物会在这座生活安逸的城市里一展身手，同时还带着一批浓妆艳抹的年轻姑娘。但她们不会打扮自己的情感，模仿别人的媚态，做得很拙劣，竟到一眼便可看出那是在造作。搞些高档次的东西，您还是看一看吧：桑塔—克鲁兹山，怪石横生，高大的山脉，一望无际的海洋，强劲的海风，还有阳光，港口的大吊车、火车、库棚、码头，城市高岩上的巨大扶栏，以及城市里这些寻欢作乐的场所和种种烦恼，伴随着嘈杂与孤寂。也许，这一切确实档次不够高。但是这些人满为患的岛屿，最大的价值乃是可以使你的内心在此尽情地显露。要寻找宁静，现在只能在喧嚣的城市中去找。笛卡儿从阿姆斯特丹写信给年迈的巴尔扎克道：“我每天都要在混乱的人群中散步，得到的自由和休憩不比您在林荫小道上得到的少。”
奥兰的沙漠
奥兰人置身于十分丑陋的建筑中，鬼使神差地使他们面对一片令人赞叹的美景，但他们还是战胜了这一严峻的考验。我们原来料想奥兰一定是座向大海敞开胸怀的城市，被夜晚的和风洗濯得清清爽爽。然而，除了西班牙区之外，我们看到的是一座背对大海的城市，其建筑形式呈螺旋形的蜗牛壳式。奥兰恰是一堵黄色的圆环形高墙，上面是冷峻的天穹。刚开始，人们在这座迷宫里游来荡去，像寻找阿里亚娜 [47] 的记号那样，四处寻找大海。可结果却是在苍黄的、叫人气闷的大街上兜圈子，最终还是让人身牛头怪把奥兰人都吞了下去。这就是无聊。很久以来，奥兰人就不再在大街上逛了，他们承认自己已被吃掉。
不来奥兰，你不会知道什么是石头。这座尘土飞扬的城市，是小石子儿的天下。大家都很喜欢这些石子，商人们把它陈列在橱窗里当镇纸用，更有甚者，他们把它摆在橱窗里当做唯一的陈列品。人们沿街把卵石堆成堆，大概是为了赏心悦目，因为一年以后那些卵石仍在那里。在别处从花草中获取赋诗灵感的人，到了这里就会换成一副石头面孔。这座商业城市里的那一百来棵树，被仔仔细细地蒙上了尘土。这些僵直的树木，枝头落下一股呛人的灰尘味。在阿尔及尔，阿拉伯墓地的恬淡安宁是众所周知的。而在奥兰，在拉斯—艾尔—阿安河谷的上部，面向大海，有一片白色易碎的石头形成的石场，与蓝天连成一片，阳光照在上面发出刺眼的白光。在这些大地的骸骨中，盛开着一朵朵绛红色的天竺葵，向远方伸展开来。它们把生命和新鲜的血液注入了这片景色之中。整个城市便这样僵硬地躺在粗糙的石堆中。“种植园主”的景色亦是如此，它周围是一堵堵厚厚的悬崖峭壁，由于像个矿场，所以那景色也便显得很不真实，那里也见不到人迹，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如果说我们把沙漠定义为一个没有人迹，空阔的天空为其唯一主宰的地方，那么奥兰正在等待先知的出现。在城市的周围和上空，这个非洲的粗犷的大自然，事实上是被那沙漠上灼人的威势装扮起来，使得它身上的那些不合时宜的装饰也变得光辉照人了。它在每幢房屋之间，在每家的屋顶上大声呼叫。如果你沿着桑塔—克鲁兹山腰上一条路往上走，首先出现在你眼前的是点缀在各处为奥兰所特有的色彩斑斓的立方形石岩。但再往上走便能见到环绕高地的悬岩峭壁，它们奇形怪状，像一只只红色的野兽蹲在海里。继续往上走，你会看到被风吹日晒所腐蚀的一些巨大的山石，点缀在这座衣冠不整的城市中。它们杂乱无章地散落在这个到处是山石的山城里。在此形成对比的是，人类的无政府状态和永恒不变的大海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它便以一股动人心弦的生活气息沿着山腰的小路弥漫上来。
沙漠中总有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奥兰的天空也带有石矿味，它的街道和树木都覆盖着一层灰尘。这一切，都参与到创造这个迟钝木然的世界中来。情感和才智在这里决不会对自己漫不经心，也不会对它们唯一的客体——人，漫不经心。在这里我所说的是，退步抽身是件难事。人们撰写着关于佛罗伦萨和雅典的书。这些城市造就了那么多欧洲才子，当然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们保持着使人感到或者激奋的东西。它们能减缓某种心灵的饥渴，因为心灵的食粮是回忆。然而如何为这样一座城市动情呢？这里没有任何激起你灵感之处，甚至丑陋也显得那么毫无特色。在这里，历史被压缩成为零。空虚，无聊，冷漠的天空，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无疑是它的寂静，或许还有女人。对某个民族来说，女人无论在哪里都是漂亮的，都是辛酸的故乡。奥兰就是成千上万这种城市中的一个。
体育活动
奥兰丰都克大街上的体育中心俱乐部要举办一场拳击晚会，并宣称晚会一定会受到真正的业余爱好者的好评。明白地说，这就意味着广告上的拳击手远不是什么明星，其中有几个还是第一次登台，因此如果我们对敌对双方的技术不抱希望的话，那至少还可以称赞他们的勇气可嘉。一位奥兰人怂恿我去，明确向我保证说“可能会流血”，于是那天晚上我便来到了那些真正的业余爱好者当中。
很明显，这些人是从不讲排场的。在一间车棚似的大厅里，已经搭起一座拳击台，大厅用石灰粗粗地刷过，顶上覆盖着起伏不平的铁皮，开着刺眼的灯光。折叠椅围绕赛台的拦绳排成四方形，那是“荣誉赛台”。座位按赛场的纵向摆放，在大厅深处，有一片空地，称做散步区，因为在这里有五百人，他们挥动手帕欢呼时会引发严重意外，因为这样做的绝不止一两个。在这个长方形的大车库里，有上千名男人和两三个女人——按我邻座的说法，她们属于那类“一心想引人注目”的女人。每个人都大汗淋漓。在等待“翘首盼望”的战斗开场之前，一个巨大的扩音器断断续续地播放着蒂诺·罗西的歌，这是残杀之前的浪漫。
一个真正的业余爱好者，其耐心是惊人的。宣布二十一点开始的晚会，到了二十一点半还没开始，也没有人提出抗议。春天的天气也相当热，从衬衣袖子里散发出来的人的体味十分刺鼻。在不时爆发的汽水瓶塞声和那科西嘉歌手不知疲倦的哀诉声中，大家激烈地争论着。一盏聚光灯这时向拳击台上洒下一束炫目的光线，几个刚到的人挤进人群中，翘首以待的战斗开始了。
这些希望之星，或者说初学者，是为取乐而战，在他们内心里总想证实这一点，因此通常是不讲任何技术，便心急火燎地互相残杀起来。比赛从未持续三个回合以上。此类晚会上的英雄是一个年轻的被称做“飞机仔”的人，他平时在露天咖啡馆卖彩票。他的对手，在第二个回合开始时便被他螺旋桨般的一拳，非常狼狈地打翻在地。
人群开始活跃了，但仍然保持着礼貌。就在这时，扩音器里宣布：“顽强的奥兰人阿玛尔并未认输，他将迎战凶狠的阿尔及尔的贝雷。”一个不了解内情的人恐怕会错误地理解人们为欢迎拳击手上台亮相时发出的尖叫声。他可能会把这想象成某种了不起的角斗，在这场角斗中，拳击手要了结的是一场个人之间的恩怨，观众对此心里很明白。实际上，他们要了结的确实是一场个人间的恩怨。那是因为一百年来阿尔及尔和奥兰之间始终势不两立。稍微追溯一下历史，就能看到这两个北非城市已经彼此厮杀得精疲力竭，就像比萨和佛罗伦萨在和平时代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愈演愈烈，但起因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有一千条理由要互敬互爱，但却反而互相仇视。奥兰人指责阿尔及尔人装腔作势。阿尔及尔人却放风说，奥兰人不懂处世之道。这些辱骂的话，其含义比表面上更刻薄。因为它们太空洞。奥兰和阿尔及尔不能公开反目，于是便在体育场上、在数字的统计上和大型工程方面互相明争暗斗。
因此拳击台上发生的只不过是历史的一页。那位顽固的奥兰人，在上千人尖叫声的支持下，为保卫本省的生存方式和尊严而同贝雷决战。事实让人不得不承认，在这一场争夺战中，阿玛尔打得很不好，他在先天上存在着缺陷：他的臂长不够。而阿尔及尔的那位凶狠拳手胳膊长度恰到好处。他信心十足地一拳向对手的眉棱上击去。那位奥兰选手在人群狂暴的叫喊声中满脸是鼻血。尽管观众和我的邻座一再鼓励他，尽管不甘落后的人们高喊“打扁他！”“打直拳！”给他出主意的人喊“下勾拳！”“喂！裁判，他看不清东西了！”乐天派则喊“他没劲了！”“他不行了！”……然而，阿尔及尔人还是在一片没完没了的喝倒彩声中，被宣布以积分获胜。我的邻座很自然地谈起比赛的策略。他露骨地对此表示赞同，并悄悄对我说：“这样的结局，他到那边就不能说奥兰人撒野了。”
但是，大厅里已经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这是比赛项目中所没有的：椅子在到处乱飞。警察打开一条通道冲了进去。群情激昂到了极点。为了让这些好心人安静下来并恢复平静，比赛的组织者争分夺秒，立即在扩音器里播送起一首著名的进行曲。于是在几分钟内，大厅里在进行曲的伴奏下，便变得气度非凡。一群群乱打的斗士和义务裁判在警察的干预下不知如何是好。观众则激动异常，高兴地发出咯咯的鸡叫或者猫叫等禽兽的叫声，要求比赛继续下去，但他们的声音都淹没在雄壮的进行曲的军乐声中。
然而这一场大战一宣布重新开始，大厅里马上便静了下来。突然就恢复了平静，无需任何说明，就像戏一演完，演员便离开舞台一样。真是自然极了，摘下帽子掸掸灰，再把椅子排好，所有的面孔一下子又变得和蔼可亲了。那样子，就像些老实的观众花钱买了票，来参加一个家庭音乐会一般。
最后一场比赛是海军的一位法国冠军对一名奥兰拳击手。这一回，胳膊长短的差异对后者有利了。但是在最初几个回合，他的优势并没有打动观众。因为大家激动的情绪正在缓和当中，人也刚刚回过神来，呼吸还很短促。虽说也鼓掌，但却没有热情。口哨也吹得无精打采，大厅里的人分成两个阵营，按常规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每个人支持哪个拳击手，则显得有些淡漠，因为愈来愈疲乏了。如果法国人总是“抱住”对方，或者奥兰人忘了不许用头部进攻的规定，这名拳击手就会遭到一片喝倒彩的声音。但随即他便会在一阵掌声中振作起来，直到第七个回合，这才看上去又像体育比赛了，同时真正的业余爱好者也开始摆脱了疲乏。此时法国人事实上已行将跌倒。但他一心想挽回几局败局，因此便朝对手直冲了过去。“又来了，”我的邻座说，“马上又要乱打了。”事实上那已经是在乱打了，在耀眼的灯光下，两名大汗淋漓的拳击手大开杀戒，他们闭着眼睛乱打，用肩膀抗和用膝盖顶，两个人流的血混合在一起，两个对手都怒气冲冲，与此同时，大厅里的人都站了起来，使劲地为他们两位英雄加油。
拳手每挨一拳或打出一拳，都像观众自己被打或打了对方一样，上千个低沉而气急败坏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就是这些人先前心不在焉地选择了各自偏爱的一方，现在便支持到底，并且十分投入。每隔十秒钟，我邻座的一声喊叫就在我右耳边响起：“打呀，蓝领子。加油，水手！”同时，我们前面有一位观众朝奥兰人喊：“安达！灵活点儿！”此人和蓝领子继续搏斗。在这座用钢板和水泥砌成、用石灰刷白的神庙中，整个大厅的人，都全身心地投入低着额头的两位天神的打斗中。拳头沉闷地击在油光发亮的胸脯上，每一拳都在他们体内剧烈地振荡着，并发出了回响，他们和拳击手一起也使出了最后的气力。在这种气氛中，比赛不分胜负是不受欢迎的。事实上，这与大厅里观众的那种摩尼教派的思想 [48] 是对立的。应该有善与恶之分，应该有战胜者和战败者。如果你不是谬误，就必须正确。这种结论，其逻辑性无可指摘，并且立刻受到上千观众的支持。他们指责裁判被出卖或者被收买了。但是，拳击台上蓝领子却过去拥抱了他的对手，因此还颇品尝了一点儿他那位兄弟身上的汗水。这样一个举动，便立即使大厅里恢复了秩序，并爆发出阵阵掌声。我的邻座说得对：他们不是野蛮人。
在寂静无声的星空下，刚刚从使人精疲力竭的拳斗场面中回到现实中来的人群向外拥动着。现在都默不做声，悄悄地散了。他们已无力再作评论了。应该有善与恶之分，这种宗教思想是毫不容情的。这群忠实的信徒，现在只不过是夜色中正在隐去的一簇黑色的或白色的影子。因为力量和暴力是两位孤独的天神，他们不会给回忆留下任何东西，相反却向现在大把大把地散发着奇迹。它们同这群没有过去、聚集在拳击台周围欢呼领取圣体的民众是一致的。这是一种颇有点令人尴尬的仪式，但却把一切都简化了。善与恶、战胜者和战败者同时并存。在科林斯 [49] 就有两座相邻的庙宇：一座是暴力之神宇，一座是供应之神庙。
遗迹
出于很多理由，理由在经济学中和形而上学中同样存在，我们可以说奥兰的风格，如果它有风格的话，在那座被称做垦荒者之家的奇特建筑上得到了明确有力的说明。这一类的遗迹，在奥兰并不鲜见。这座城市对法兰西帝国元帅、部长和当地善人，都保留着他们的遗迹。在满是尘土的一些小广场上便可以见到，它们忍受着日晒雨淋，已经习惯了那些巨石，也习惯了无聊。但他们所代表的是外来的东西。在这独特的原始风貌中，它们显示出文明社会中令人遗憾的印记。
与此相反，奥兰也给自己建造了祭坛和讲坛。在这座商业城市的中心，为了给众多的农业机构建造一个公共办事大楼（因为这些机构是这个国家生存的基础），于是奥兰人便筹划在这些沙石和灰土中为自己的特色树立一个令人信服的形象，即“垦荒者之家”。倘若根据建筑物来判断，那么这些“特色”从数目上讲有三个：大胆的尝试、粗犷的风格和历史的综合意识。埃及君士坦丁堡和慕尼黑曾合作参与了一家精巧的糕饼店的建造工程，其造型是一只倒扣的高脚杯。我们这座建筑使用效果更为强烈的彩色石子镶嵌屋顶，其图案鲜艳夺目，让人乍一看，什么也看不见，只见到一团不成形的使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但走近一看便会发现它们并非随意之作：一位和蔼可亲的垦荒者，脖子上系着蝴蝶结，戴着白色软帽，正接受一队古装奴隶的致意。这座建筑物及其华丽的装饰坐落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中心，正是小型无轨电车来往的必经之路，而小型无轨电车的肮脏正是这座城市的魅力之一。
奥兰尤其珍视军械广场上那两头狮子。从1888年至今，它们一直神气活现地端坐在市政府台阶的两侧，其雕塑者名叫加彦。它们神态威猛，上身短小。据说晚上它们会先后从石座上跳下来，在昏暗的广场周围悄无声息地兜圈子，有机会还会在满身尘土的大榕树下长时间地撒尿。这些传闻，当然使奥兰人听了十分得意，自然也并非事实。
尽管作了些探究，但我对加彦依然不甚感兴趣。我只是了解到，他是个动物雕刻能手。然而，我却常常想到他。只要你一到奥兰，便自然会想到他。即这儿有一位名字响亮的艺术家。他在此留下了一件无足轻重的作品，把两头性情温和的野兽安放在一个气度非凡的市政府门前，从而使几十万人都前来观赏。这是另一种在艺术上获得成功的做法。无疑，这两头狮子也正像成千上万同类的作品那样，它们所体现的并非艺术家的才华，而是另外一件东西。有人创作了“夜巡”“圣弗朗索瓦受戒”“大卫”或者“花赞”。而加彦呢，他在海外一个商业省份的广场上竖立起一对欢快的野兽。“大卫”有一天会和佛罗伦萨一起垮台，而这两头狮子或许会被救出火坑。这又一次证明，它们所表现的乃是另一种东西。
能不能把这一看法说得明确些呢？这件作品不表现任何意义，却牢固结实。精神在它身上无足轻重，物质却至关重要。平庸总是想尽办法延续下去，甚至可以用青铜制作。人们拒绝赋予它永生的权利，可是它每天都能获得这种权利。难道不是吗？它，它就是永生。不管怎样，这种韧性自有它感人的地方，而且也自有它本身的寓意。这种寓意，也就是奥兰所有的纪念性建筑和奥兰本身所具有的寓意。每天一小时，在许多事情中总有那么一次，它会迫使你注意那些无足轻重的东西。才智从这些反复中得到了教益。既然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低微地位，那么这对它可能起一点儿保健作用。就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自作愚笨比其他的做法都要好。所有可以消亡的东西都渴望延续下去。因此，我们就可以说，一切事物都期望永恒。人类的艺术作品也并不例外。在这方面，加彦狮子和吴哥 [50] 的遗迹有着同等的机遇。这一点具有谦逊的倾向。
还有其他一些奥兰式的纪念性建筑。或者至少应该给它们冠以这样一个名称，因为它们也在表现奥兰这座城市，而且其表现方式可能更有意义。这便是目前在十几公里的长度上沿海岸施工的几项大工程。这些工程的主旨是，要把一些十分明媚的小海湾改建成一个巨大的港口。实际上，对于人类来说，这又是一个让自己同巨石进行较量的机会。
在佛来米地区某些画家的油画中，我们又看到一个题材宏大得惊人并执拗地表现同一主题的画面：巴别塔 [51] 的建造，那是一片广袤的景致，巨岩插天，陡峭的山上满眼是工人、牲口、梯子、奇形怪状的机器、绳索、车套。人在那里只是为了衬托工地超乎人情的庞大而已。位于奥兰西部的那片悬岩峭壁，使我们想到的正是这一景象。
在广阔的斜坡上，铁轨似挂在那里，到处是翻斗车、起重机、小火车……在酷烈的阳光下，玩具般的火车头在一片汽笛声中、在尘土飞扬和烟雾弥漫中绕过一座座巨石。勤劳的人民便夜以继日地在那热火朝天的山地上劳动着。几十个人吊在一根绳索上，附着于悬崖的侧壁上，用肚子顶住自动钻机的扶手，从早到晚在剧烈的震颤中，把整块的岩石凿下，山石便在尘土飞扬和轰隆声中塌落。再往远看，翻斗车在斜坡上翻转，岩石便一下子倒出，向海面滚去，直入水中。每一块巨石后面都有一些较小的石块随之滚入海里。无论在深夜还是白天，每隔一定的时间，便能听到巨大的轰鸣，这轰鸣震撼山谷，翻江倒海。
工地上的工人，从正面向山岩进攻。如果我们能够忘记这一工程必不可少的艰苦劳役，哪怕是一会儿也好，我们肯定会赞美这个工程。这些从山上凿下的石头，正在按照计划为人类所用。它们堆积在浪涛下，慢慢地露出水面，最后便整齐地形成一道海堤，这道海堤上随即便布满人群和机器，并且随着时日它便横向扩展开去。巨大的挖石机不慌不忙地向悬崖的腹地深入，待转过身来便把满满一斗碎石倒进水里，随着悬崖头顶被削落的势头，整个海岸便以非凡的气势向大海扩展开来。
当然，石头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只是把它换了个地方。不管怎样，它会比利用它的人存在得更长久。目前，它仍然是人们行动的意志出发点。尽管这样做可能会毫无用处。然而把东西改换位置是人类的工作：要么这样干，要么就什么也不干。显而易见，奥兰人作出了选择。面对这个冷漠的海湾，他们还会在几年之内继续沿着海岸堆放石块。百年之后，也就是说明天，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但是今天，这一堆堆的巨石便是那些灰尘覆面、满头大汗、在它们中间穿梭来往的人的见证。奥兰真正的纪念性遗迹，依然是这些石头。
阿里亚娜之石
奥兰人看来和福楼拜的那位朋友一样，他临死之前，最后望了一眼那无法替代的世界，大声说道：“关上窗子，这太美了。”他们关上了窗子，把自己禁锢起来，他们驱走了美景。布瓦特万是死了，然而在他死后，时光仍在一天天继续下去。同样，在奥兰黄色围墙的外面，海洋和大地也继续着它们漫不经心的对话。世上这种永恒不变的延续，对于人类来说总是兼备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它令人失望又使人激奋。世界从来就只讲一件事，它引起你的兴趣，随后又让你厌烦。但最终，它会凭借那股执拗劲儿占据上风。它总是对的。
还在奥兰的门口，大自然就已经提高了嗓门儿。加纳斯泰尔那边，是大片的荒地，是布满草木香味的荆棘丛。阳光与风在此只谈论它们的孤独感受。从奥兰仰视，是桑达—克鲁兹山，是高原，是上千条通往那里的沟壑。一条条从前通车的道路攀附在俯视大海的山丘侧面。到了一月份，有些大道两旁便鲜花遍地，雏菊和金色的花蕾，有黄有白，把它们装扮得华丽异常。在桑达—克鲁兹山上看到的一切，都已经说过了。如果我还想谈点儿的话，那就是我忘记说那些祝圣队列了。它们在重大节日里，登上陡峭的山冈，这可以使大家联想到其他一些朝山进香的活动。他们孤独地在红色的山石中缓步前行，一直到达宁静海湾的上方，使这个沉静的地方，一时间变得光明和完美了。
奥兰也有沙漠，那就是海滩。我们见到的那些紧傍市区的海滩，只有在冬天和春天才显得清静些。一片片的高地上，到处都开着鲜艳的阿福花。花丛中光秃秃的小别墅随处可见。大海在下面低吟。然而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温暖的阳光，轻轻的和风，洁白的阿福花，湛蓝的天空，这一切都让人想到了夏天，想到了海滩上到处都是皮肤晒成棕色的年轻人，想到了在沙地上消磨的漫长时光，想到了仲夏之夜骤然而至的甜美。每年在这些海滩上，都能看到一批新面孔的如花少女。她们似乎仅在这个季节出现一次。第二年替代她们的是另一批豆蔻年华的少女，她们在一年以前还像花蕾一样，是些线条平淡的小姑娘。上午十一点钟，便可见到一群仅仅裹着一片花布，肌体丰满的少女，从高地上向下奔去，似一股色彩斑斓的浪涛涌上了沙地。
如果你想看一看原始景色的话，就要走得更远些（然而奇怪的是，就在这个地方的周围，有两千名男人在转来转去）。那里是连绵的沙丘，荒凉冷落，来过这里的人没有留下别的痕迹，只留下一间被虫蛀蚀的窝棚。再往远看，便见几个阿拉伯牧羊人正在沙丘上驱赶他们的羊群，似在沙漠上点缀着些黑色或灰色的斑点。奥兰的这些海滩上，每个夏天的早晨都使人觉得是世界第一个早晨。每个黄昏又都仿佛是世界上最后一个黄昏。那是落日余晖的最后一缕光线所宣告的庄严的一刻，它使人间万物顿时暗淡下来。大海变成云青色了，道路换成绛紫色了，海滩披上了黄装，一切都随着青灰色的太阳一起隐没。一小时后，沙丘便泛起了月光，这便是繁星下无边的夜色，有时暴风雨穿透黑夜，闪电的光芒在沙丘上滑行，使天空变成一片惨白，而橘黄色的闪光便洒向沙丘，并投入你的眼帘。
但这一切却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只能亲自领略。如此这般的孤独与威严，赋予了这块地方一张令人难忘的面孔。在晨曦初现和煦的氛围中，仍然是漆黑猛烈的波涛，退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生命，它劈开了夜间沉重的大海。对这些欢快景象的回忆并未使我对它们感到惋惜，反而使我认识到它们的美好。这么多年以后，它们仍然存在于我心中，而且有些场景还十分清晰、准确，尽管有些费劲儿。而且我还知道，如今在那荒凉的沙丘上，如果我还想去的话，原先的那个天空仍会吹起阵阵微风，撒下点点繁星。这里是一方纯真的大地。
但纯真却需要沙丘和岩石。而人们已经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其中了。既然他们把自己关在这座古怪的城市里，并且已麻木不仁，没有了愁烦，——我们至少是可以这样看的。然而，这种两相对比，却正是奥兰的价值所在。这座烦闷之都，被纯真和美丽围困着，并驻以重兵把守，其士兵同山里的岩石一样多。但在城里，某些时候，人们投敌的愿望是那么强烈！想同那些岩石合而为一的愿望是那么强烈！想同那灼热而冷漠、向历史及其骚动挑战的世界融为一体的愿望也是那么强烈！这也许是空幻的，但在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深深的本能，这种本能既不是破坏也不是创造，它仅仅是想与众不同。在奥兰发烫的围墙下，在它积满尘土的马路上，有时就能听到上述的劝导，似乎在一段时间内，听从这种劝导的神灵们也都没有失望过。这便是在地狱中的厄里迪斯 [52] 和在睡眠中的爱兹斯 [53] 。这是一片荒漠，在这里思想能够变得清醒，这是夜晚一只清凉的手，它正按在一颗躁动的心上。在这座奥利维埃山 [54] 上，复活是没有用的。神灵来到这里与正在沉睡的基督十二弟子相会并赞颂他们。难道他们真的错了吗？他们还是得到神灵的启示。
想一想沙漠中那尊释迦牟尼佛吧，漫长的岁月里，它就那么蹲坐着，纹丝不动，两眼望天。连天神们自己都羡慕它的宁静，羡慕它这种变为石像的命运。燕子已在它伸出的僵直的双手上筑了巢。但有一天，它们受到远方土地的召唤飞走了。而那个把它心中的渴望与意志、荣耀与痛苦一并扼杀的神灵便开始痛哭了。就这样，岩石上便开出了鲜花。是的，在必要时我们对岩石也会有好感。因为我们要求一副面孔能保持何种神秘状态，具有何种激情，这些岩石都能满足我们。也许这并不能持久。但是，什么能够持久呢？面孔的神秘表情消失了，我们也便被抛回了欲望的链条上。虽然石头为我们做的一切，并不比人心做得更多，但它却至少能做得很准确。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几千年来，这一伟大的呼声曾唤醒几百万人起而平息欲望和抚慰痛苦。它的回声穿越各个时代和高山大海，一直来到这里，即将消逝在世界最古老的海面上，但却沉重地撞在奥兰密集的悬崖上，发出了更大的声响。本地所有的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听从了这一说教。当然，这几乎是白费力气。一个虚无的境界并不比绝对存在的境界更容易达到。但既然我们像接受恩宠一样，接受了玫瑰花或人间痛苦所带给我们的那种表示永恒的示意，那我们也不需回绝大地向我们发出的非同寻常的沉睡的邀请。这样做和那样做都有自己的道理。
也许，这就是这座梦幻而疯狂的城市的阿里亚娜之线 [55] 。人们从中了解到某些烦闷效力，尽管它是暂时的。要想得到赦免，就必须对人身牛头怪俯首称“是”。这是一种古老而有效的才智。大海在红色的悬崖脚下静默无声，如果你处于海面的上方，下面一左一右是浸在清澈海水中的岬角，你处于中间，只需保持精确的平衡也就够了。一艘岸防舰，沐浴着灿烂的光芒在水上航行，在它的喘息声里，分明能听到一些非人的断断续续的呼唤：那是人身牛头怪的道别声。
现在是正午，连白昼本身也处于均衡状态。它的仪式已经完成，游人也得到了它赠送的奖品：在悬崖上拾来的小石头，干燥而光滑，像一朵阿福花。对于熟知宗教奥义的人来说，世界并不比这块石头沉重。阿特拉斯 [56] 的任务很容易，只需选择时间就可以了。于是我们便明白了，只需待以时日，一个小时，一个月，一年，这些海滩就完全可以享受自由了。它迎接着各类人员，有僧侣，有官员，也有胜利，但却不看他们一眼。很有一些日子，我盼望能在奥兰的街上遇到笛卡儿或古罗马皇帝，但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这就是那块小石头，美丽得像一朵阿福花，它处在一切的开端。鲜花，泪水（如果我们认为有泪水的话），离别和斗争，这都是留给明天的。在一日之始，当天空向一片空阔的万籁俱鸣的空间打开它光芒之泉时，海滨所有的岬角仿佛形成了一支即将起航的舰队。岩石与光芒组成的笨重的大帆船在那里震动着，似乎正准备向太阳岛驶去。哦！奥兰的早晨！从高地上望下去，能看到燕子扑入广阔无边大地。整个海滨都做好动身的准备，冒险引起的战栗也传遍它的全身。明天，也许我们将一同出发。
扁桃树
“您知道，”拿破仑常对逢塔诺 [57] 说，“世上我最赞赏的是什么呢？是以无力之力来创立某种事情。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即军刀与智慧。久而久之，军刀终究会被智慧所战胜。”
大家都知道，征服者们有时也会愁烦。他们确实应该为那么多过眼云烟的荣誉付出一些代价。然而，一百年前战刀可以解决的事情，今天的坦克已经不再那么管用了。征服者们在地面上标出一些虚点，几年之间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便会出现一些沉闷、寂静的无人区。在可怕的弗朗德勒 [58] 战争时期，荷兰画家也许还能画一画养鸡场里的公鸡，大家同样也忘记了百年战争，但西里西亚已被动员起来，因为我们要同这个世界步调一致。如今，理智已失去了一个征服者对它庄严承诺的信任，它无法制服武力，便只好极力诅咒它。
一些善良的人总是说，这是一种罪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罪恶。我们却知道这些事是存在的。结论是，应该设法解决这一切。那只需认识到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我们所需要的，恰恰是我们决不能再在军刀面前顶礼膜拜，决不再为武力不受理智支配而辩护。
不错，这是一项永无终结的任务。但我们就从这里着手并继续下去。我不太相信关于历史发展的道理，也不相信历史上任何一种哲学。但我至少相信，人类从未对自己的命运丧失信心，从而裹足不前。我们并未超越我们自身的条件，相反我们对它却有更深的认识。我们知道自己已处于矛盾当中，但我们必须克服矛盾，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以缓和矛盾。我们作为一个人，其任务是找到某几种方法，以减轻自由灵魂的无尽苦恼。我们要把撕破的重新缝合，在这个显然非正义的世界上建立起理想的正义，要使处于不幸中的当代人民，能够得到切实的幸福。自然，这是一项超乎人力的任务。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超乎人力的任务，是因为人类需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仅此而已。
因此我们要了解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意志，即使武力能够奏效，用另一种想法或另一种安适的环境污染来引诱我们，我们也不能动摇。首要的一条，就是不绝望。不要听信叫嚷到了末日的那帮人。文明不会轻易消亡的，即使这个世界必然要崩溃，那也将是在其他星球之后。
不错，我们处在一个悲剧时代，但太多的人把悲剧同失望混为一谈了。劳伦斯 [59] 说：“悲剧恰是狠踢在厄运身上的一脚。”这是一种正确合理的见解，立刻就能应用起来。当今就有很多事物应该挨这一脚。
我住在阿尔及尔时，冬天我总是耐心地等待着，因为我知道，只需一夜的时光，仅仅一个夜晚，寒冷而纯净的夜晚，康苏尔山谷的扁桃树就会开满白花。随后，我便会看到这层脆薄的雪即可抵挡每一场雨以及海上的风，这使我赞叹不已。然而，每年它都能坚持一段恰好是孕育果实所需要的时间。
这决非是一种象征，我们不能凭象征获得幸福。我们应该更严肃一些。我只是想说，有时候在这个依然满是不幸的欧洲，当生活的重负变得过于沉重时，我便转向一些阳光灿烂的地方，在那里许多力量尚未受到破坏。我太了解它们了，不会不晓得它们是经过选择的土壤，沉思与勇气可以在那里互相平衡。对这个例子的思考告诉我，如果我们想拯救灵魂，就必须无视它爱哭诉的特点，并要颂扬它的力量与威望。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幸，却似乎对此很得意。它完全被抛进罪恶之中，这种情况被尼茨赫 [60] 称之为“迟钝的心灵”。我们却万不可伸手帮它，因为思想上伤心是徒劳的，我们只需为它工作就行了。
但优胜心灵的品格在哪里？还是同一个尼茨赫，把它们列为“迟钝的心灵”的死敌。对他来说，那是性格的力量，是个人的爱好，是“世界”，是传统的幸福，是坚定的自豪感，是哲人冷静的节制。这些品格，是绝对必要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适合他自己的方面。在这一切的面前，不管怎样，大家不要忘记性格的力量。我说的这种力量，并不是选举台上出现的蹙眉与恐吓的力量，而是以那种扁桃树上洁白的花朵和勃勃的生机去抵挡每一阵海风的力量。是它，在人间的冬季里孕育着果实。
地狱中的普罗米修斯
我觉得，要是没有谁来反对神灵的话，它一定会觉得像缺少了点什么似的。
——路西安《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山脉》
在当今时代，人们心目中的普罗米修斯 [61] 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大家会说，这个敢于反抗上苍的神灵，是当代人的榜样，并会说，这种看法的提出，是始于斯基泰王国荒凉的国度中，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而其完善起来，则是在当代历史的一次动乱之中，那时候已没有了平等可言。但与此同时，某些情况向我们显示，这种烦恼在我们当中仍然继续存在，而且在世界上反抗者们大声呼叫声中，我们依然充耳不闻，使得这种呼叫带上一种孤立无援的味道。
不错，当今的人们正在被一件事所苦恼，即拥挤不堪的人群，生活在一片狭小的土地上，他们被剥夺了火种和食物，对他们来说，自由乃是一种奢望。对这些人来说，问题还在于他们所烦恼的事愈来愈多，这正如对自由或自由的最后一批目击者来说，问题在于这些人则愈来愈少了。普罗米修斯乃是这种英雄人物，他对人类有相当的爱，同时交给他们火种和自由，教会他们技术和本领。人道在今天，所需要的和所关心的也只是技术。它在机器的圈子里斗争，它处于技术之中，它认为这些都是一种障碍，是一种强制的象征。相反地，它认为普罗米修斯的特点乃是能把机器同技术分开，它认为人们的肉体和思想同时可以获得解放。而当前的人，却相信首先必须解放肉体，而思想却可以暂时消亡。但思想能够暂时消亡吗？事实上如果普罗米修斯再生，今日的人类却依然把它当成往日神灵。他们可以把它塑成石像，让它一动不动，其名目就是为了执行人道主义，而它却是这种人道主义的第一个象征。而敌人对战败者的辱骂声，依然同从前一样在埃席尔 [62] 的悲剧中回响着，那就是武力和暴力的声音。
我这是对吝啬的时间让步吗？对光秃的树木让步吗？对世界的冬天让步吗？但却正是对光明的怀恋给了我理智，它告诉我，还有另一种世界，那是我真正的祖国。它是否对某些人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战争年代，我曾沿着于利斯 [63] 当年的路线做过一次旅游。在当代，即使是一位穷青年，为了寻求光明也可以制定这样一个漂洋过海的计划，那时我也同大家一样。但我却没有上岸，我在那些踟蹰在敞开的地狱之门前面的人中找到一块空间，慢慢地我们就可以走进去了。等到那些无辜的被杀害者发出第一声呼叫之后，地狱的大门便在我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于是我们便置身于地狱中，从此再没有出来。在漫长的六个年头中，我们都在试图设法解决这件事，这些幸运岛上热情的幽灵，在又过了许多漫长的岁月之后，才向我们露面，而且还是在不见火光、不见太阳的黑暗之中。
在这个潮湿而阴暗的欧洲，怎么能够不带着深深的遗憾和以一种孤立无援的心情，听到老夏多布里昂从希腊对昂佩尔发出的呼声呢？只听他喊道：“你们将永远也找不到我在雅典见到的哪怕是一片橄榄树叶，哪怕是一颗葡萄。我对我那个时代的一切，直到一棵草都感到惋惜，那时我甚至连一棵草都没有力量让它活下来。”而我们这些人也是如此，尽管我们有满腔少年男儿的热血，却淹没在上一世纪那些可怕的老人之中。我们有时也惋惜那风雨中的绿草，惋惜那今后再没有机会见到的橄榄树叶以及那自由之果葡萄。这种人到处都有，因此也便到处都有他们的呼喊声，到处都有他们的痛苦和威胁。在麇集的芸芸众生中，却找不出能容纳蚂蚁的地方，历史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在那上面连寸草都长不出。然而今日之人类却选择了历史，他们不能也不应该彷徨反顾，但他们不但不改造、利用它，却甘心做它的奴隶。就是在这个方面，他们背离了普罗米修斯，背离了这位“有大胆想象力，却无忧无虑”的儿子。也就是在这个方面，他们又回到了普罗米修斯竭力想使之摆脱的人类痛苦之中。“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恰似一群醉生梦死者……”
是的，只需在普罗旺斯待一个夜晚，只需一座满意的山丘，只需一股带咸味的清风，便足以看到，一切都需努力去做。我们需要重新创造火种，需要重新安排职业，以便安抚饥肠辘辘的众生。至于雅典的文明、自由的获得、葡萄的收获以及精神的食粮，那却是以后的事了。于是我们便喊道：“他们不应该再像从前那样生活了，他们应该为别人而生存。”或者做一些什么必要的事，以使另外一些人不再受到掠夺。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这些人，我们已经痛苦地感觉到了这一切，但我们却试图以一颗并非苦涩的心来承担这一切。但我们是否做迟了？或者我们走得太快了？我们有力量使青草再生吗？
面对在本世纪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设想，普罗米修斯将作何种回答，其实他已做了回答：“我答应你们要进行改革和恢复工作。啊，这实在是件痛苦的事，不知你们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足够的刚毅精神和足够的力量来亲手从事这一工作。”如果救国救民的大业真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面对这个世纪的提问，我的回答是：我们能做到。因为我们的力量是经过思考的，我们的勇气是经过衡量的，因为在我认识的一些人身上，我一直都能感觉到这些。“啊，上帝！啊，我的母亲！”普罗米修斯大声说，“你看，他们正在为我制造烦恼。”海尔梅斯 [64] 嘲笑这位英雄说：“我很惊奇，你作为一个预言家，竟然不能预见你要受的折磨。”“我看到了。”这位反抗者回答说。我谈到的那些人，他们也都是正义的子孙，他们也在经受着苦痛，他们恰恰懂得，没有盲目的正义，也知道历史是没有眼睛的，因此必须把正义给它投过去，以便取代头脑中虚构的正义。在这里，普罗米修斯又重新回到我们的时代中来。
各种神话，其本身并不能赋予自己以生命，它们要等待，等待着我们赋予它们生命力。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响应它们的召唤，它们便会把它们整个元气奉献给我们。我们应该保护这种元气，以便使其在沉睡状态中不致消亡，使复活成为可能。我有时也怀疑它是否能拯救当今之人类，但拯救这些人类的孩子，使其不至于在肉体和灵魂上堕落，也还是可能的。
同时，赋予这些孩子以幸福和美好的前景也仍然是可能的。如果我们甘心听任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没有美好前景的世界上，那么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便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即它只能使我们想象世人身上一切缺陷都是暂时的，而且如果不把他们全部拯救出来，便没有任何作为可言。如果他们没有面包，没有青草，而且面包又是他们真正不可或缺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只能学着把青草永远保留在想象之中。在最阴暗的历史中心，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的人，在不停地从事他们艰辛职业的同时，还将把不倦的目光投向大地，投向青草。披枷带锁的普罗米修斯，在雷鸣电闪中仍然保持着他对人类真诚的善意，这样，他比起脚下的岩石更见其坚硬，比起头上的山鹰更见其坚韧，他这种长期坚忍不拔的恒心，比起他作为一个反叛者同诸神作斗争，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他这种不舍不弃的永恒意志，从前把人类的一颗痛苦之心同世界的春天协调起来，今后将使它们更加和谐。
1946年
没有历史的城市小引
阿尔及尔的温和，颇有些意大利的味道。而奥兰的无情冷静，则有些像西班牙。站在君士坦丁的汝迈尔峡谷的巨岩上，又恰如置身于西班牙的托莱多城。但西班牙和意大利则使人满怀对往事的回忆，满眼是艺术作品，到处是名闻遐迩的古迹。托莱多出了格雷科 [65] 和巴莱士 [66] ，而我说的这些城市，则是历史的城市，亦即是说，这些城市既没有历史遗物，也没有文化遗产。在百无聊赖时，那里的人便只有昼寝，当然也有忧愁烦闷，但却没有伤感。在清晨的阳光下，或在夜色朦胧中，他们也欢乐，却没有柔情。这些城市绝对引不起你的深思，也引不起你感情的冲动。这些城市的形成既不是为了启发你的智慧，也不是为了向你提供各种文学情趣。如果那里有一位巴莱士或者一些巴莱士般的人物，他们准会伤心地死去。
如果有某些旅游者为寻找激情而来，或者是感情过于细腻者，或者是唯美主义者，或者是新婚夫妇们，他们的阿尔及利亚之行准会一无所获。倘若没有特殊使命，任何人也不会永远留在那儿的。有时候在巴黎，有一些我所尊敬的人，他们询问我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事，我真想向他们大呼：“不要到那儿去！”这虽是句玩笑话，却也有它部分道理。因为我看得清楚，他们的期望是会落空的。并且同时我也了解这个国家的魅力和阴险奸诈的本领，他们用阿谀奉承的方式把逗留在那里的人留住，并让这些人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首先封住他们的嘴，不给他们了解情况的机会，并哄骗他们，最终使这些人也变得醉生梦死了。这种手法的发明十分奏效，而且非常惊人，于是这里的许多人都变成了黑白混种了。就这样，这些人也便懒散地留下，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但随后这些人便发现，这种漫长的舒适生活，使他们一无所得，只不过是一种无节制的享乐罢了。于是人们便转而寻求精神生活。但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国家的人很工于心计，却缺少精神生活。他们可以做你的朋友（但那又是什么朋友啊！），但却不和你交心。倘若在我们的巴黎，这种事可能会被认为十分可怕。在我们这里，大家为交知心朋友不惜花费巨大的精力，在我们这里，倾心的交谈似一股清流，潺潺地在花园里、在泉水旁、在雕塑下不竭地流着。
阿尔及利亚这片土地最像西班牙，但又没有西班牙的传统，只不过是一片美丽的荒原，在那里你至少偶尔还能见到新生，有那么一些民族，他们还能考虑，要在这块荒原上长期住下去。作为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我，不管怎么说，也不能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来议论它。是否要使用描写一位非常漂亮并且可爱的女性时常用的术语呢？不行，如果我敢于申明的话，我要说我对它的爱是整体的爱，只需一两个准确温馨的词汇就行了。但它们却应是描绘一位娇艳无比的宠妃般的词汇，要么就是听了使人摇头的词汇。就因这样的关系，我同阿尔及利亚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而且毫无疑问，这种联系还将永远继续下去，这种联系使我完全无法对它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因此，在实践中，在某种抽象的认识上，有时便会发现某些“在所爱者身上有可爱之处”的痕迹。有鉴于这种小学生做练习式的做法，我在此想就有关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作一个叙述。
首先，那里青年人都非常漂亮。这自然首先指的是阿拉伯青年，其次才是其他种族。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属于一种杂交民族，乃系无意中形成。那里的西班牙人、阿尔萨斯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犹太人以及希腊人，都是一种巧合的通婚。这种意外的杂交，同非洲其他地方一样，其结果是良性的。如果您在阿尔及尔街头漫步，请您留神观察一下妇女的手腕，再看看青年男子的手腕，然后您再同在巴黎地铁中所见到的人对比一下，看看如何。
一个尚还年轻的游人，同样也会发现，那里的女性是漂亮的。其最佳观察点，便是位于阿尔及尔米什莱大街学院咖啡馆的平台上，最好是选择四月份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那里，成群结队的青年女子，她们脚穿凉鞋，身穿颜色鲜艳的轻衫，在那条大街上往来如织。你可以无须故作羞涩之态，尽情地赞美她们，因为她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人赞美的。在奥兰的加里尼大街上的辛特拉酒吧，也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点。在君士坦丁，也可以在露天音乐台周围尽情地浏览。但在几百公里的海岸地带，似乎便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大书特书的发现了。一般地说，在君士坦丁，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那种使人流连忘返的处所就少了些，但那里的情愁味道则显得更细腻些。
如果旅游者是夏季到了那里，那么第一件事，便是到城市边缘的海滩上去，在那里可以见到同样的青年女郎，但更加鲜艳照人，因为她们都穿得单薄简单。当地的太阳使她们的双眼半开半闭，蒙蒙眬眬，此种景色，以奥兰的海滩最为赏心悦目，因为那里的自然风光和女性都带着些野性。至于城市风光，阿尔及尔有阿拉伯风味，奥兰则像一座黑人庄园或者带有西班牙特色，君士坦丁颇具犹太风情。阿尔及尔的大街弯曲回绕，恰似放在海上的一个大项链，夜间在那里散步最为适宜。奥兰少树，但那里的山石是世界上最美的。君士坦丁有一架吊桥，是游人拍照的好去处，每当大风袭来，吊桥在汝迈尔峡谷上摇晃，置身桥上有摇摇欲坠之感。
如果哪一位旅游者极富情趣的话，我愿意建议您去阿尔及尔市的最高处品尝一下那里的茴香酒；早晨再到渔场去尝一尝那里在炭火炉上烤的一串串刚打上来的鲜鱼；然后再到里尔大街上一家我忘记什么名字的小咖啡馆里去听一听阿拉伯音乐；晚上六点，你便可以到总督府前广场上奥尔良公爵的雕像下席地而坐，领略一下那里的风情（这并非为了缅怀公爵，而是因为那里游人很多，而且景色宜人）；然后我还建议您到帕多瓦尼饭店吃午餐，那是一座下用基桩架在海上的舞厅，那里物价非常便宜；之后我再建议您去凭吊一下阿拉伯式的公墓，其主要目的是领略一下那里的安静和美丽，其次是请您评价一下那些埋葬着我们死者的破烂不堪的坟墓；最后我还建议您点上支香烟到布舍尔大街上去走走，那里遍地老鼠，鲜血淋漓的牛羊的肝、肠、肺到处都是，血水横流（因此，在那里香烟是必吸不可的，这个中世纪的场所臭气熏天）。
其次，当您到达奥兰时，您必须讲阿尔及尔的坏话（要强调奥兰港在商业上的优越性）。当您在阿尔及尔时，您还不能忘记要嘲笑一番奥兰（要无保留地接受“奥兰人不懂生活”这一思想），而且在任何场合下，您还要毕恭毕敬地承认，阿尔及利亚比它的宗主国法兰西要优越得多。
作了这一番让步之后，您便有幸看到阿尔及利亚人比法兰西人真正的优越之处了，亦即是说，您就会真正地看到他们无比的慷慨大度及殷勤好客的本性。
我想，说到此处，上面那些讽刺嘲弄的话可以打住了。总之，您要讲您所喜欢的事情，其最佳方式，莫过于以轻松的口气说出。关于阿尔及利亚，我一直心存着一种恐惧，即怕我会依靠在这条内心的绳索上摆脱不了，而这条绳索，对我来说恰好适合于她。因为我心中就有对她盲目的赞美，也有认真的褒扬。但至少我可以说，她是我真正的祖国，而且不管我走到世界任何地方，我都会从他们对我友好的笑声中分明地看出，那是她的儿子，我的弟兄。是的，在阿尔及利亚的城市中，我所喜欢的一切，始终同那里的人联系在一起，因为是他们生息在那些城市中。这就是为什么人特别喜欢领略一天中的那个迟暮时分，在这时，无论是机关还是家庭，人们都来到大街上徜徉，待到暮色退尽，黑夜将至时，便见一群群唧唧喳喳的人流都拥向滨海的大街上，然后便是一片寂静，这时夜幕降临，天上的星光，港湾上的灯塔，以及城市的灯光渐渐融成一体，分不出天上人间。似乎所有的人都来到海边，在那里静思冥想，人群中一片寂静。这便是非洲伟大的夜晚，庄严的流放地，充满着绝望的激情在等待着孤独的游子……
不，我还是决然地说：不要到那边去，如果你体味到的是一颗不冷不热的心灵，如果你有一个可怜而愚蠢的灵魂！但如果你是那种能够理解是和否的界限的人，是理解中午和夜半的界限的人，是理解反抗和爱的界限的人，如果你是面对大海却依然热爱柴草的人，那么，在那边等待着您的，便是一团烈火。
1947年
流放海伦 [67]
地中海上的太阳有点儿悲剧色彩，但并非如海上的薄雾所具有的那种悲剧色彩。有那么一些晚上，你站在山脚下，凝望着海面上，夜幕已然笼罩在一个小海湾极其美丽的弯曲的海岸线上，海水静悄悄的，这时一种切实的焦虑便渐渐升起。可以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希腊人感到消沉的话，那总是以美为媒介，以那种美所具有的使人抑郁的气氛为媒介。在这美丽的烦恼中，悲剧占据了制高点。而我们的时代却恰恰相反，引起消沉、绝望的，是丑，是混乱。因此，如果痛苦在欧洲永远维持不变的话，那么欧洲就永远非常难看。
我们把美放逐了，而希腊人则为美而拿起武器。这是第一个不同，但其渊源却是很远的。希腊人的思想总是掩藏在有限度的观念之下，它从不把事情推向极限，无论是骂人或讲道理都是如此。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以光明来调和黑暗。我们的欧洲却相反，它一切都要全部据为己有，乃是无节制者的后代。欧洲否认美，正如它否认一切不为它赞颂的事物那样。尽管它不喜欢的东西很多，它却赞美一件东西，那就是未来的理智权威。它狂热地击退了所有的永久的限度，并且就在此刻，从黑暗中走出来厄里倪厄斯女神 [68] 便向它猛扑过来，并把它撕了个粉碎。内梅席斯 [69] ，乃是管限度的女神，而不是复仇女神，她负责监视，任何人只要超过了限度，就会受到她严厉的惩罚。
希腊人在数百年来不断地自问，什么是正义的东西，但却始终对我们关于正义的思想不得要领。对他们来说，公正就意味着有限度，而我们整个的欧洲大陆却在乱纷纷地寻找它所希望的一种全面而完整的正义。在希腊哲学思想刚启蒙时，埃拉科里特 [70] 就曾设想，正义向物质世界提出了限度。“太阳不能超出它的界限，否则掌管正义的厄里倪厄斯女神就会找上门来。”可我们呢，却脱离开人类思维的轨迹，并反其道而行之，而且对这种说法予以嘲笑。我们在一种沉醉的天体中点燃起所有我们喜欢的太阳，但这只能阻碍限度的存在，只能使我们对这个限度愈加模糊。处于这种超级荒唐之中，我们梦想着一种被我们抛弃到身后去的平衡，并且天真地认为，只要这样一味地干下去，到头来总会得到这种平衡的。真是无知的傲慢。依照这种为自己辩护的说法，幼稚的世界人民是我们这种荒唐想法的继承者，今天的历史车轮是由他们来推动的。
仍然是那位埃拉科里特，他只简单地宣称：“傲慢，就是前进中的后退。”在埃非兹安死去数百年之后，苏格拉底在死刑的威胁面前，坚持认为他所不了解的东西，决不自认为了解它。那个时代最具典范意义的生命及思想，就这样在自豪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中结束。我们自己，不但忘记了这些，同时也忘记了自己的男子气概。我们所偏爱的是强权，因为它象征着伟大，首先是亚历山大，再就是罗马的征服者们。我们那些教科书的编纂者们，带着无比的奴颜婢膝态度，教育我们的孩子赞扬他们。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自己也开始了征服，打破了所有的界限，从地下一直控制到天上。我们的真理就是孤立。于是，最终只有我们自己在一片沙漠上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为了建立起这样一个高级平衡，在这种平衡中，自然在平衡着历史，平衡着美，平衡着善，并且给众人带来美妙的音乐，一直到带来流血的悲剧，为了这种平衡，我们需要有何等的想象力！我们对自然不理不睬，我们在美的面前感到羞耻，我们制造的那些残忍的悲剧散发着一股文牍味，在这些悲剧中流淌出来的血是黑色的，是黏稠的。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宣布说，我们是希腊人的子孙，是不合适的。倒不如说我们是他们的不肖子孙。把历史放在上帝的宝座上，然后我们便向着神权政治走去，像被希腊人称为蛮族的人们一样，在撒拉弥岛 [71] 的海面上一直战斗到死。如果有人愿意抓住我们之间的不同，那就应该向我们哲学家中真正能够同柏拉图媲美的人请教。黑格尔就敢于这样说：“只有现代化的城市，才能向思想提供一块自我意识的土地。”我们正生活在大城市的时代。因此，世界便直截了当地失去了它的永恒性：没有了自然之美，没有了大海，没有了山丘，也没有了黄昏的沉思。除了在大街上，人们也没有了意识，因为只有在大街上才有人间百态。这就是法则。随之而来的，我们那些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学作品也表现了同样的偏见。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在欧洲伟大的文学作品中，你就根本找不到景物的描写。那故事情节，既不能解释故事发生之前的自然世界，也不能反映驾于故事之上的美。这些作品走的是对自然美不闻不问的路子。柏拉图包罗万象，包罗了荒谬，包罗了理性，也包罗了空想。而我们的哲学家则除了荒谬和理性之外什么也没有，因为他们除此之外，在其他一切事物面前，则闭上双眼，其思维如鼹鼠。
以灵魂的悲剧取代对世界的凝视，那是基督教。然而，它至少同一种自然的灵性有关，通过这灵性，可以维持着某种永恒。上帝升天了，留下来的只有纠纷和强权。长时间以来，我们哲学家们的全部努力，就放在如何以客体形式的概念取代人间自然的概念，如何以偶然性的无秩序的动乱或者以理智推动下残酷的运动，取代固有的自然界的和谐。当希腊人赋予意愿以理性的界限时，我们却把意愿的冲动当成理智的核心，从而使自己成了理智的谋杀者。对希腊人来说，这种理性的界限，其价值在于，对所有的行动，都在事先赋予它准确的界限。当代的哲学则把它们的价值，放在行动之后。这种价值便不是原有的了，它乃是后来转变出来的，而我们也只能在事件过后，才能看见它的全貌。按这些价值衡量事物，界限便没有了。
然而自然界却是客观存在，它以其中宁静的天空，以其理性，同人类的疯狂作对。直到原子因发怒而裂变，直到事变在理智的胜利中，在争端的完结时，完成其发展过程。然而，希腊人从未说过界限不可以被打破。他们只说过界限是存在的，还说凡敢于超出这个界限者，无疑对界限本身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在当今的历史事件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此予以反驳。
历史人物以及艺术家们都想改造世界，但艺术家们由于他们工作性质使然，他们了解自己的界限，而历史人物却不了解。因此，后者的结局便是走向暴政，而前者所钟爱的则是自由。当今之世界，所有为自由而斗争者，始终都在为美而战斗。当然，这并不是单纯地为美本身而斗争。美不可能离开人而独立存在。因此在当代，我们只能在它的痛苦中去追寻它，才能赋予它以伟大和庄严。今后我们将不再孤独了。同样，我们人也不能离开美而生存。然而我们这个时代却做出一副对此一无所知的面孔。它为达到自己的绝对权威而硬撑到底，它企图在把这个世界搞得精疲力竭之前，把它弄得面目全非，在理解这个世界之前，向它发号施令。不管这个时代在说什么，其结果都是背离这个世界。奥德修斯 [72] 可以在女神加里普索那里，在长生不死和回到自己祖国的土地两者之间任选其一。他选择了祖国的土地，宁愿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样一件极其朴素而崇高的情感，而今于我们竟是那么陌生。有些人会说我们缺乏谦逊态度，但这句话总的来说，却有些暧昧。我们有点儿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小丑。他们自吹什么都能做得到，要上天去摘星星，但到头来却在公众面前大丢其人。我们缺乏的仅是人的自豪感，这样的人应该是遵守自己的界限，明确地懂得并且珍惜自己的生存条件。
圣-艾克祖佩里 [73] 在他临终前写道：“我恨我的时代”，其理由同我上面所讲的差不多。然而，这种呼声是出自一位在各方面都对人类表现出极大爱心的人，是令人惊异的。因此，我们不应把这种说法作为我们的依据。然而却可以看出，在某些时间内，他是多么想离开这个沉闷而贫乏的世界啊！但是，毕竟这个时代是我们的时代，我们不应该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却又互相仇恨。它只是因为把自己的品德同自己的缺陷不加选择地滥用，才堕落到如此地步。我们将为那些正向我们走来的时代的品德而斗争。什么是它的品德呢？巴特罗克 [74] 的战马在战场上为它们死去的主人而哭号。一切都完了，但在阿什尔的参与下战斗继续进行，直到最后的胜利，因为这种友谊源自于被惨杀：友谊便是一种品德。
承认自己的无知，不狂热。承认世界和人类有其局限，有可爱的面孔以及承认美的存在，这便是我们的基地，从这里出发，我们便能够追上希腊人。明天的历史走向，其方式并不同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历史的走向取决于创造和宗教裁判之间的斗争。尽管赤手空拳的艺术家们要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但那胜利是可以期待的。黑暗的哲学将在霞光灿烂的大海上烟消云散。啊，南方的思想 [75] ，特洛伊的战争在离真正战场很远的地方进行着！还是这一次，现代化城市的高墙，将为献出海伦的美而坍塌，将在如平静的大海般安详的灵魂中坍塌。
谜语
火球般的太阳，使它炎炎的热浪从天上直涌而下，在我们周围的原野上肆虐。在滚滚的热浪中，万物都悄无声息。在那边，似阿尔卑斯山上石灰岩般的东西，乃是一片巨大的、无声的空旷体。我不断地倾听着。我竖起耳朵仔细地听，远远地似有人向我这边跑来，那是一些看不见的朋友在呼唤我。我愈来愈感到快活了，这种呼唤，这种快乐，几年前曾经有过。此次重现，它似一个快活的谜语，帮助我明白了一切。
人间荒诞不经的事在哪里？难道就是这种光灿灿的太阳？抑或是在它消逝后对它的回忆？在记忆中有那么多的太阳，我又怎样才能肯定它们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周围的人感到惊讶，我自己有时也感到惊讶。我本可以回答他们并回答我自己，说恰恰是太阳在这方面帮助了我，还可以回答说，由于它无所不至的光线，使宇宙万物及其形状得以在一片黑暗中显现，并变为永恒。但这些也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表示。因此，在这种明白无误的黑白交替面前（因为这对我也是一个明白无误的真理）我不愿意简单地表明，对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我是太了解了，以至无法忍受，人们不加区别地予以评论。总之，议论这件事，又得把我们的话题重新引向太阳方面去。
没有人不能够说出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但往往说的竟是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某人正在探讨某事，但别人竟要求他作出结论。有一千个声音同声向他宣称，他已经得到了那种东西，然而他自己却明白，那不是他想得到的。您继续寻求而任人去评说吗？当然如此。但您必须相隔一段时间为自己辩白一番。我不了解我寻求的是什么，我要小心地为它立个名目。我反复地推翻前言，反复地探讨，有时前进，有时又要倒退。大家敦促我，应该一劳永逸地立出一个或几个名目来。但我却十分恼火，曾经立过名目的，不是照样又完蛋了吗？以上至少是我想说明的东西。
一个男人，如果我确信他是我的朋友的话，总是有双重性格，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从他妻子那里来的。我们不妨以社会替代自己的妻子，那么便会明白，一句套语或一种说法，由作家把它同一种当时的情感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话，它就会被评论家们给孤立起来对待，并且随时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质问它的作者，但所谈的却是另外的事。言语有如行动：“这个孩子是您生的吗？”“是的。”“那么他是您的儿子了？”“绝不是那么简单，绝不是那么简单。”就这样奈瓦尔 [76] 在一个夜里竟然两次上吊自杀，第一次是因为他自己的不幸，第二次是因为他的这个题铭，说他帮助了某些人活下去。没有人能够写出真的不幸，同样也不能写出某些幸福。我也不想在这里试着这样做。但对于他的题铭，大家倒可以描述一番，或想象一下，最少一分钟，便会明白的。
一个作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有人读，便写了大量的作品（如果说的是反话，您尽可以赞扬它们，但切不可信以为真），于是他便愈写愈多，目的是为了取得多产的认可，但在这种认可后面，却是没有人去读它们。但自这时起，他向何处推销大量印刷的他的优美文章呢？他便只有依靠相当一大批认识他的人了。这些人永远也不会读他的文章，但只需知道他的大名，并且读读有关介绍他的文章也就够了。于是他自此便被大家所认识（或被遗忘），却不是认识他本人如何，而是根据某位匆忙写出关于他的文章来的记者的想象。于是，想在文学界出名，也便用不着出什么书。只要在晚报上有人说，他将会有一本著作发表，自此便可以放心地睡大觉了。
无疑，这种声誉，不管是高是低，都是骗来的。对此该当如何对待？倒不如说，这种令人不快的做法反而有它的好处。医生们都晓得某种病症是值得欢迎的，因为某些病症可以补偿人身机体的紊乱，倘若没有这种疾患，便可以导致人体的失衡。因此有些便秘是人体的福音，某些关节病也应使患者感到幸运。滔滔不绝的大话，过早的判断，如今已把公众的活动淹没在无聊的海洋中，但至少能够教育法国作家，使他们变得谦虚稳重。在一个国家中，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两三份我们熟悉的报纸上见到某位作家的名字，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因为这在心灵上必然会产生某些特权思想。
至于我们自己，只需这样说也就够了，即一个艺术家，应以平常之心听任人们把他的肖像挂在牙科诊所的候诊室或者理发室的厅堂里，尽管他自己明白那是很不相称的事。我就因此认识了一位很时髦的作家，他每天晚上都去主持那些烟雾弥漫的夜总会，那里的裸女，长发垂腰，女人的指甲都染成黑色。我们不禁要问，他向哪里找时间去写那些占满书架好几个格子的作品呢？其实这位作家也同他的许多同行一样，夜里睡觉，每天白天要伏案写上好几个小时，为了养肝，他喝的是矿泉水。尽管如此，那些中等阶层的法国人，他们的自我节制和酷爱清洁是尽人皆知的，他们还是对我们某些作家主张尽兴狂欢和不修边幅表示不满。这种例子并不鲜见。为了花很少的力气而博得庄重、严肃的美誉，我个人可以提供一个秘方。我自己就因背上了这个美誉的重负，常招来我朋友们的嘲笑（我常因自己窃取了这个称号而感到脸红）。例如您可以谢绝同某报的一位不为大家所尊敬的负责人共进晚餐，只要这样做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不会不这样想，即您拒绝同这位领导者共进晚餐，这很可能是您对他不尊重，但同时也可能是因为您怕因此引起大家的厌烦。但是，还有比那种巴黎式的晚餐更令人厌烦的吗！
因此，必须自我克制。但在某种场合下，您又可试着改弦易辙，您只需重复说，您只不过是个荒唐的画家而已，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绝望的文学的。当然，您总会有可能写一篇或者已经写过了一篇关于“荒唐”定义的文章。甚至可以写关于乱伦的作品，当然人们不会因此就投向他那不幸妹妹的怀抱，我还没见过有类似的著作，但索福克勒斯 [77] 除外，此公剥夺了他父亲的权利，糟蹋了他的母亲。那种关于任何作家在作品中必然有自己的影子，并且在其中也必然要描绘自己的思想是幼稚的，那是浪漫主义作家留给我们的遗产。相反地，并不绝对排斥一个艺术家，首先关心的是别人，或者是他那个时代，或者是通俗的神话。如果有时候其中有自己的影子参与进去，只能当做一个例外。一个人的作品所反映的，常常是他对往事怀念的轨迹，或者是本人的向往，几乎没有完全是自己的故事。尽管他声称那是自传体的小说，没有一个人敢于如实地在作品中把自己完全反映出来。
在可能的条件下，我倒是喜欢自己能是一个客观型的作家。我称这种作家是客观型作家，乃是因为他在为自己规定的作品中，从来就不把自己当做被描述的对象。然而当代所热衷的，乃是把作家本人同他所讲述的对象给混合起来了，这种狂热不允许作者有这种相对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能怎么办呢？除了让大家对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街上捡来的这种思想进行思考外，还能做什么呢？那么就让我以毕生精力来做这件工作吧。说来也并不复杂，为了论述这一思想，并确定这一思想的合理性，我已同它拉开了必要的距离。我所能够写出来的东西，已经把这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但从中提出一种说法，比讲出它的差异更为合适，于是我便找出了这种说法，即如前所说的：“荒诞不经。”
当然，采取某种乐观主义态度并非我之所长，我已经长大了，和我的同龄人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声中长大了。自那以后，我们的历史就从没有停止过谋杀，没有停止过不公正的行为和暴力。真正的悲观主义，则比暴行和无耻走得更远。我自己这方面，则从未停止过对这种不光彩行为的斗争。我所仇恨的，只有残忍。在我们虚无主义处于最黑暗的时期，我所寻求的，只是如何超越这种虚无主义的道理。要超越它，不是通过品德，不是通过心灵的高尚，乃是通过对光明的本能的忠诚，我诞生在光明中，而且几千年来，人类在光明中学会了赞美生命，即使在苦难中亦是如此。埃布尔 [78] 经常处于绝望状态。但他却能发光并且使人温暖。处于我们世界万物中心的并非我们所发现的那种毫无意义的干瘪贫乏，乃是一个谜，亦即是说，乃是人们破解得很糟糕的一种意义，因为它使人们眼花缭乱。同样，至今仍然活在这个贫瘠时代的希腊不肖子孙身上的（尽管如此，他们却始终是忠于祖先的）我们历史的灼烫感，似乎使他们无法忍受，但他们却终于忍受下来了，因为他们愿意了解它。在我们作品的核心处，尽管很黑暗，却有一个永远不会熄灭的太阳在发着光，这同一个太阳今天正在高呼着，那声音穿过平原，越过山冈，响彻四方。
在这一切之后，用废麻引的火，也会燃烧的。我们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能占据什么，这一切又有什么相干？我们现在如何，我们自己要怎样，这已足以塞满我们生活的空间，也够我们疲于奔命了。巴黎是一个极大的洞穴。它里面的人，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穴壁上躁动，便认为那是他们唯一的现实世界，于是便称这个城市是一个没有怪异现象的城市。但我们却了解到，在远离巴黎的地方，那里有一线光明正照在我们的背上，我们必须丢掉身上的枷锁，转过身来，面向光明，正面而视。而我们在有生之年的任务便是寻求所有的词汇为这一线光明立一名目。无疑，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寻求自己的真理。如果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每一部作品都会使他更接近这个真理，或者至少，要向这个中心移动一些，向着这个太阳藏身之处移动一些。而总有那么一天，一切事情都会来到这里燃烧起来。如果这位艺术家是个平庸之辈，那么他的每部作品都会使他离太阳更远，并且他会觉得到处都是他所寻求的中心，那一线光明也便四处消散了。然而，他在不懈的寻求中，唯一能帮助艺术家的，乃是爱护他的那些人，是那些能够在自己感情中找到适宜分寸并能予以评价的人。
是的，到处都是这些噪音……何时宁静才能表现出爱，并能在默默中创造呢！这必须善于等待。还需一段时间，那时候太阳会封住所有人的嘴。
1950年
重返蒂帕札
你远离父亲的住所，只身一人以狂热的心情，航行在大海上，穿越过海上的悬崖绝壁，终于居住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
——引自《梅戴》 [79]
五天来，阿尔及尔大雨如注，下个不停，似乎它最终想把大海都给淹没。倾盆大雨从天上落下，没完没了，无穷无尽，浓密如麻的雨脚在这个海湾肆虐。软绵绵的灰色的大海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这片海湾上慢慢地膨胀，胀大到一眼望不到边。然而整个海面又似在凝固的大雨中一动不动。只是不时地在远处的海面上升起一股隐约可见的宽阔的雾气，这股模糊的雾气，向海岸慢慢袭来，似在港口上形成一条潮湿的林荫大道。整座城市都蒸腾着一片雾气。这一次刚过，第二次便已生成，似在互相交替，全城的白色墙壁都冲刷在水流中。如果您置身于某处，似乎那里的空气都被溶解，您所呼吸的只是水分。
面对着被大雨淹没的海洋，我走在岸上，我在等待，这个十二月份的阿尔及尔，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夏季的城市。我逃出了欧洲的夜晚，也逃出了那副冬天的面孔。然而这个只有夏季的城市，却被欢声笑语挤空了，留给我的只是它那些圆圆的光亮的脊背。每到晚间，各咖啡馆便灯火通明，那里便是我的避难所。从那些我所认识但又叫不出他们名字的人的脸上，我就想到了自己的年龄。这些人，我只记得这些人和我在一起时，年龄尚小，但现在，他们已不复从前了。
但我在这儿固执地等待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甚了了，或许可能是等待重返蒂帕札的那一时刻的到来吧。不错，这实在是一个有点儿荒唐的念头，而且几乎总是受到自己质问的念头，即人总是想再到他年轻时居住过的地方去看看，总想在四十岁时再去体验一下从前自己所喜欢的那些事情，再去享受一番他在二十岁时所经历的一切。我自己对这种荒唐念头深有体会。我已经到过一次蒂帕札了，那是在战后不久，并标志着我的青年时代已经结束的时候。我想，那时可能是想到那里去再重温一下我那难忘的自由时光。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在那里，每天上午都流连在那些废墟中间，呼吸着苦艾酒的味道，靠在岩石上取暖，采集野玫瑰，那种花采下来花瓣很快就会脱落，在春季里也仍然生长。只有在中午，当蝉鸣暂歇时，我便逃离那可以把一切都吞食下去的酷烈的阳光。晚间，有时我便睁着眼睡在蓝天下，看着天上斗转星移。十五年后，我又见到了那些废墟，那是在距海岸不远处，我沿着那座被遗忘的城市的大街信步前行，穿过原野上那些令人心酸的树木，站在面向海湾的山坡上，我依然深深地留恋那些褐色的残垣断柱。但这一片废墟如今已被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只能从特意设置的豁口进入。但可能出于社会风化考虑，在夜间仍然禁止入内。白天也可以见到看守人员。事有凑巧，那天早上，整个地区都在下雨。
我走在那片荒僻的潮湿的野外，竟迷失了方向，于是我决心至少要找回帮助我接受无可改变的现实的那种力量。它直到如今仍然十分可靠。不错，时光倒转之神力，也无力赋予世界一个为我所喜爱的面孔。这个面孔在很早以前，突然在一天早晨就消失了。1939年9月2日，那一天我没有去希腊，但我的确是应该去的，那是因为战争降临到我们面前，随即战火也便燃遍了整个希腊。尽管距离相隔如此之远，年代又是如此之长，它们把我同这片被铁丝网围起的废墟隔开了，但每当我站在里面满是黑水的棺材面前，或是站在柔软的柽柳树下时，我依然能在我的心灵上见到它。我的青少年时代，首先是在秀色可餐的美景中长大，那也是我唯一的财富，我在那时便开始充实自己。随后闯入我生活的是遍地荆棘，也就是说暴政、战争、警察，以及那个反抗的时代，它们一个个接踵而来。那时候必须夜间行动，白天的良辰美景只能想一想而已。对于这个满街泥泞的蒂帕札，那记忆变得淡薄了，什么美丽的景色，什么充实自己，以及青年时代的一切，都有些朦胧了！在战乱的火光中，人们突然间脸上便出现了皱纹，身上有了伤痕，有老的有新的。而这一切，似乎只在一瞬间发生，发生在我们和他们身上。我曾经到这里来寻求的那种冲动，我自己也晓得，能寻找的只不过是那种连他自己也不晓得明天是否还能冲动得起来的那种人。人如果没有点儿纯真，也便没有了爱。那么，纯真在哪里？帝国倒塌了，民族和人类被紧紧地扼住喉咙，我们的嘴里是肮脏的。一开始，我们并不晓得我们是无辜的，现在，我们则不情愿承认自己是有罪的：神秘随着我们的科学进步而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忙于关心起精神状态来，真是个讽刺。我是个虚弱者，我梦寐以求的是高尚的品德！在我还很纯真时，我不晓得精神力量的存在。现在我是明白了，但我却不能达到那种境界。从前我所喜欢的屋岬上的绘画，现在依然在破败的寺庙潮湿的廊柱间残留着，我总觉得自己似乎在画中跟在某人的后面走着，我甚至能听到在石板地和拼花地板上的脚步声。但我却是永远跟不上他了。于是我便又回到了巴黎，在重返我的家乡前，我在巴黎逗留了几年。
然而在那几年中，我总隐约地感到似乎缺了点儿什么。每当一旦有机会可以尽情地爱时，生命却又在重新寻求那种热情和光明。待到不再留恋良辰美景和与之并存的声色之欲时，排斥不幸的那种本能却又要求一种我所缺乏的崇高品德。总之，凡是排他的，便不是真实的。孤立的美，最终还是矫揉造作，离群的正义终会被取消。凡意在为这一个人服务而排斥另一个人者，实际上便是不为任何人服务，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最终还是加倍地为非正义服务。而由于生命已变得优化，对一切都处于麻木状态，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于是，生命便重新开始，这一天总会到来的。这是一个流放的时代，枯燥的生命，麻木的灵魂，都在流放之列。要重新生活，就必须重新安排，就得忘记自己，甚至忘记自己的故土。某几个早晨，在一条大街的拐弯处，一滴清澈的露珠落在心灵上，随之便蒸发了，但它的清凉却一直留在心头。正是这滴露珠，是心灵永远需要的。我必须重新出发。
在阿尔及尔，已是第二次了，我仍然在同样的大雨下前进。这大雨，似乎从我认为是最后一次出发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过，在这种融会着雨水和大海味道的无边的惆怅中，尽管天空中薄雾弥漫，尽管咖啡馆里强烈的灯光照得人的面孔有些变形，但我仍然在向往着。阿尔及尔的大雨，以这种面孔出现，好像永无休止似的，但难道我不知道它会在顷刻间就停止吗？这正如我们家乡的河流，两个小时就能涨满河床，并且能冲毁大片的土地，但却能在须臾间干枯。果真，大雨在一天晚上停止了。我又等了一夜，一个湿漉漉的清晨醒来了，初升的太阳映着清澈的大海，它显得那么迷人。天空清明得像眼睛，它经过雨水的反复洗礼，经过最细最清的雨丝反复地编织，把一片热烈的光线洒向每家每户，洒向每棵树木。它似一幅生动的素描，似一个令人惊叹的新生世界。这时，大地在人间的清晨，也在同样的光明中显现。我又走上前往蒂帕札的大路。
这一条六十九公里的大路上，充满了回忆，充满了情感，然而走在上面的并非我一人。童年的恶作剧，在长途汽车马达声中青少年的梦想，每日清晨那花儿般娇艳的姑娘，海滩上袒露出健壮肌肉的青年，他们总要显示他们在姑娘面前的无微不至。晚上，在一个年方十六岁的少年心中那种淡淡的惆怅，生的愿望和荣誉，在漫长的岁月中，那始终如一的天空，那永远使不完的力气和永不消失的太阳，它似乎永不满足，永远贪婪，把一年中的每一个月，一口一口地吞食下去，海滩上被放上十字架的死者，那正是中午的葬礼时刻。大海也一直是原来的大海，清晨，它静得几乎使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正是这个时刻，公路离开沙舍尔和它那里满山坡青铜色的葡萄园，向岸边蜿蜒而下。我又来到了这块地方。我的目光不停地四处张望，我非常想重睹舍努阿山的面容，这座沉重而庄严的舍努阿山看起来像一大堆巨岩，它面临蒂帕札海湾，并伸向大海，在离它很远处便已进入眼帘，那淡蓝色飘浮的雾气与天际相接，但随着向它靠近，那飘浮的雾气便渐渐浓密起来，直到变得雾色同周围的大海成为一体，那汹涌的巨浪看来一动不动，翻腾的海水似乎一下子便在宁静的海面上凝固了。再向前行，快接近蒂帕札市区时，便可看到它的大轮廓了，整体颜色是棕色和绿色相间，这便是上帝留给他子孙们的一处避风港，我有幸也是其中一个。
我一边看着，便进入了铁丝网区内，置身于废墟中了。此时正是十二月份，阳光明媚的时节。这种阳光，在生命中似乎只能遇到一两次，给人以充分的满足感，这时我真正地找到了我前来寻求的东西，尽管人事沧桑、岁月久远，但在这个荒僻的野外，它却确确实实为我呈现在眼前。从摆满橄榄的集市向下看，可以看到下面的村庄，那里静悄悄的寂无声息。淡淡的炊烟袅袅地升上清澈的天空，大海也同样静悄悄，似乎从天上不断洒下的清冷、明亮的阳光使它透不过气来一般。远处，从舍努阿山区传来的一声鸡啼，只有它，似在给这个明亮易碎的黎明唱赞歌。废墟那边，目力所及，能见到的只是那些被风雨销蚀的岩石、那些苦艾、那些树木、那些尚完好无损的廊柱，这一切都在晶莹透明的晨曦中展现在眼前。似乎这清晨的景象都已凝固，甚至连太阳也在无法计算的时光中停止了运转。在这阳光和沉静中，那动荡的黯如磐石的岁月便慢慢地形成。我从自己的身上听到一阵几乎已被遗忘的声音，似乎那久已如止水般的心脏又重新跳动了。现在已然清醒的我，便一个一个地辨认出我曾使它们沉默了许久的那种不易察觉的声音。那是不断的轻轻的鸟鸣，那是岩石下轻而短的大海的低叹，那是树木轻轻的震颤，是廊柱无由的歌唱声，是苦艾的瑟瑟声，是蜥蜴轻轻的爬动声。我听到了这一切。同时我也在倾听着欢乐的波涛向我涌来。我似乎觉得，我终于又回到了那个港口，至少是在这一瞬间，然而，这一瞬间从今以后将永不止息。但眼看着太阳升起不久，一只乌鸫鸟便鸣叫起来，几乎就在同时四面八方便一起响起了鸟鸣，这鸟鸣伴同着一种力量、一种巨大的喜悦、一种使人心旷神怡的不协调、一种永无止息的陶醉。白昼开始运行，它将带我前行，直到夜晚。
在半是沙石的斜坡上，长满了天然芥菜，那情形就如近期大潮退落后沉留的海泡石一般。中午时分，我站在那里注视着大海，此刻的海面，已处于翻腾呼啸的尾声，似乎已然精疲力竭，我则饱览了这两种渴望，倘若一个人不处于心灵的干涸状态，便不会在这里长时间逗留。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心和赞美之心便不会如此。因为只有厄运才不会被爱，亦即是说灾祸是没有爱心的。我们大家在今天，都将死于这种灾祸。鲜血和仇恨会使心灵破碎。对正义无休无止的呼吁，销蚀了爱心，然而却能给这种销蚀的爱以新生。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纷争熙攘的世界上，爱已成为不可能，而只有正义却又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讨厌光明，并以非正义来对抗自己。为使正义不致变得僵化，不致使这个橘黄色的硕果变得苦涩干瘪，于是我便来到蒂帕札，再次寻求能保持将它不变质的那种清凉，寻求那种欢快的源头，寻求那种没有非正义的爱，寻求那种可以同已获得的光明重新返回战斗的精神。在这里我又找到了往昔的美、年轻的天空，我并且权衡了我的机遇，终于明白了在我们那个狂热的最糟糕的年代，对这片年轻的天堂，我始终保持着美好的记忆，正是由于这种记忆，它最终没有使我陷于绝望。我从前始终认为，蒂帕札的废墟，比我们的土地、比我们那里那些破砖烂瓦都要年轻。世界在这里，每天都在永远是崭新的太阳下，日新月异地变化。哦，光明！那是在古老的悲剧中，所有的角色面对自己的命运一直在呼吁的东西。这最后的呼吁同样也是我们的呼吁，现在我是明白了。正处于严冬里的我，也终于明白了，在我身上正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我离开了蒂帕札，又回到了欧洲，又回到了它的斗争中去。然而对这一天的记忆，一直在支持着我，并帮助我以同样的心情迎接那些使人激动的和使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在我们目前这种困难时刻，我们要不排斥任何力量，要学习用白色和黑色的绳线编成一条紧绷的绳索，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到目前为止，在我的所言所行中，我觉得我是承认这两种力量的，尽管它们有时在互相攻击。我没有否认我在那里诞生的那片光明之地，但我也从不愿意拒绝这个时代的强制性。在这里，如果用其他一些更加响亮和更加冷峻的名字来同蒂帕札这个温和的名字相对抗，那是太困难了。对今天的人类来说，有一条国内的道路，我非常了解如何按两种方向把它走完，那是从精神上的山冈通向罪恶的首府的方向。当然，人们总是可以在那山冈上休息、睡觉，或者向罪恶领取补助金。但如果放弃现实中存在的一部分东西，那也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存在，因此也就必须放弃生存或者放弃通过间接方式去爱其他。这就必须有一种生存的意志，而不要拒绝生活中的任何事情，这一直是在这个世界上为我所至爱的东西。不错，在将来我愿意为此而行动。因为很少有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一样，要我们在事物中同在不幸中一样处于平等地位。我希望我们不要逃避任何现实，并且准确地保持双重记忆。是的，世界上有美也有丑。不管事业有多少困难，我将永远不做背叛者，不管是对这种事业还是对其他事业。
但这依然像一种道德，我们为之而生的某种事业其意义却远不止道德一种。如果我们能为之起个名目该多好呢，真是安静极了！在蒂帕札东部，圣-沙尔萨的山冈上，夜色已然降临，其实天也并没有暗下来，但在明亮中，一种看不见的夜气正在预示着白天的结束。一阵轻风，徐徐吹来，像夜色一样。突然，没有风浪的大海却有了运动的方向，直似一条贫瘠的河流向天边流去。天也变得晦暗了。于是一切神秘现象，各种夜游神，欢乐的冥间世界便自此开始活动了。但对这一切该如何表达？我从这里带走的小硬币，有一面清晰可见，是一位美妇的头像，在向我重述着在这一天内我的所见所闻；而另一面，在返回的路上，在我手中捏着，已然感觉到它已经锈蚀了。然而，这张有嘴无唇的头像，能对我说些什么呢？只有另一种神秘的声音，它每天都告诉我，我的无知和我的幸运：
“我所探寻的秘密已逃到长满橄榄树的山谷里去了。在那里，它藏在一间老屋周围的草和冰冷的野堇菜下面。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走遍了这座山谷或和它类似的山谷，我问过一声不响的牧羊人，也敲过无人居住的残垣断壁的门。有时，在尚明亮的天上出来第一颗星时，在细腻如丝的光线里，我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我也确实知道了，也可能我一直都是知道的。然而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秘密，可能我自己也不乐于接受它。我不愿意同我的家人分开。我生活在我的家庭中，它自认可以支配富有的或令人厌恶的城市，不管这些城市建筑在岩石上还是笼罩的雾气中。不管黑天白日，它都在高谈阔论，一切的一切都在它面前顶礼膜拜，但它却不向任何事情弯腰。它对任何秘密都充耳不闻，它对我保持着那种不可一世的强硬姿态却使我厌烦，有时它的叫声也使我讨厌。然而，它的不幸也是我的不幸，我们身上流淌着一样的血液。我岂不是也和它一样，精疲力竭地大声对着岩石在喊吗？我同时也在努力遗忘，我在铁和火中走遍了我们的城市，我勇敢地面对黑夜开口而笑。我呼唤着暴风雨，我将永远忠诚。确实，我真的忘却了：自今以后，我要积极活跃，却听不到任何声音。但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大家都准备好因力尽和无知而死时，可能我还要嫌我们的坟墓也在乱喊乱叫，从而要来躺在这个山谷里，在同样的阳光下，最后再重温一次我所知道的一切。”
大海就在眼前
——船上日记
我在大海上长大，贫困于我，也便是装点门面的排场了。随后，我便失去了大海，一切豪华奢侈，当时的我都视之如粪土。然而生活的悲惨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于是我便等待着返家的航船，等待着海上的房屋，等待着明朗的日子。我有这份耐心，我使出全力在人前保持着应有的礼貌。我经常出现在学者们聚居的漂亮大街上，我欣赏自然景色，我也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热烈地鼓掌，也帮助别人，但开口讲话的却不是我。别人赞扬我，我便稍微想一想；别人冒犯我，我也几乎不感到惊奇。随后我便置之于脑后，并对冒犯我的人，笑颜相向，或向我所爱的人打招呼时特别显得礼貌有加。如果我的头脑中仅只有一种人的形象，那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了。如果有人逼迫我，让我说出到底我是何许人也，我就说：“依然啥也不是，依然啥也不是。”
这总比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要好。我的确是出类拔萃的。我在堆积着废铜烂铁的郊区，我在两旁栽满水泥树的宽阔的大道上前行，这条路直通一个个冰冷的土穴。在那里，我看着那些大胆的伙伴在三米深的坑里掩埋我的朋友们。并见到一双沾满泥土的手递过来一枝鲜花，如果此刻我把它扔掉，下面可做它墓穴的是太多了。我充满了虔诚，十分动情，低头致敬。大家非常赞赏我的讲话十分得体，但我却不值得赞赏。我在等待着。
我等待了好久。有时候我步履踉跄，不知所措。成功的机会一失再失，但这没有关系，反正就只我单身一人。就这样，我常在夜间醒来，人在半睡状态，似乎听到一种浪涛般的声音，那是海水在呼吸。待到完全清醒时，我才确实地感到，风在树枝间低吟，一种使人不快的嘈杂声在寂静的城市里起伏着。随后，我便感到一阵阵悲苦向我袭来，使我无计逃脱，却又无法给它穿上一件时髦的外衣。
还有的时候，情况却恰恰相反，我得到了帮助。在纽约，有那么一些时日，我便沦落在这个用水泥和钢铁造成的大井的深处，在那里，有几百万人在漂泊游荡。我从一处奔到另一处，却找不到尽头，我已然精疲力竭，于是只好到正在为自己寻找出路的人群中去寻求出路。我几乎被窒息了，惊慌失措中几乎要高声呼喊。每当此时此刻，便听得身后远远的有一声呼唤，这声呼唤告诉我，这个城市，这个干涸的大蓄水池，只不过是一个小岛，在巴特厘塔的顶端，我洗礼的圣水正在等待着我，污黑、腐败，上面用空心软木所覆盖。就这样，一无所有的我，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并且虽然有那么多的房屋，却在外边露宿，但只要我乐于这样，便感到非常满足，我随时都在准备着漂洋过海。我不懂什么叫绝望。对一个绝望者和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家乡。我知道，大海走在我前面，并且也跟随着我。我完全准备好要做一件荒唐的事。那些相爱的人，一旦分手，彼此便生活在痛苦中，但那却并非是绝望，他们知道，爱还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双眼无泪地甘受流放之苦。我还在等待。那一天终会到来……
水手们的赤脚轻轻地踏在甲板上。天一放亮，我们便起航了。刚一出港，便有一阵阵短促有力的海风强烈地冲击着海面，便掀起了一道道没有泡沫的小浪。稍过些时候，那清凉的海风便在水面上播下一朵朵白山茶，但却转瞬即逝。这样，整整一个上午，船帆便在这个欢快的巨大养鱼塘上被风吹得噼啪作响。海水显得很沉重，泛着白色的鳞片，像清新的黏液。不时地还能听到海浪撞击船艏柱的声音。海神吐出的一片苦涩而滑腻的泡沫，在甲板上流淌，然后便流到海里，随即海水便把它们冲得忽隐忽现，看上去像蓝色和白色的脱毛乳牛，显得疲乏不堪，但还能在我们船后漂浮很长时间。
自出海以来，一群群海鸥便跟随着我们的船只，看起来十分悠闲，翅膀几乎不动。它们驾着海上的轻风，笔直地飞行，非常漂亮。突然扑通一声，这一声响，从船上的厨房里传了出来，似给这些贪食的海鸟发出一声信号，打乱了它们美丽的飞行阵容，似在那挥动的白色翅膀中燃起一团烈火。于是这群海鸥便乱了阵脚，立即掉转方向，争先恐后地以最快的速度向海面冲去。几秒钟后，便又在海面上重新聚集起来互相争食，但却落在我们船只后面了。只见它们在海浪的空隙中慢慢地分享着那些天赐的食物。
中午，在燥热的阳光下，大海也懒洋洋的，几乎一动不动，待到它恢复了元气时，它能使天边的寂静发出呼啸。经过一个小时的煎熬，像一块白色的巨大铁板般毫无生气的海面，便开始发出轻微的爆裂声，先是轻微的爆裂，接着便冒烟，终于燃烧起来。再过些时候，它便会掉转过身躯，向太阳显示它那湿漉漉的面孔了，现在则隐藏在海浪中和黑暗里。我们穿过海格力斯 [80] 峡道，在峡道顶上安泰便死在那儿。出去，便是大洋了。我们仅凭一条船便越过了合恩角和好望角，子午线和纬线并行，太平洋连着大西洋，接着便向温哥华而行，我们便慢慢地向南海进发……一天早上，那些海鸥便一下子消失了，因为我们离陆地已远，伴随我们的忽然只有船帆和机器。
伴随我们的还有一望无际的地平线。海浪自看不到的东方涌来，一个接着一个，显得极有耐心。一直来到我们面前，然后仍然很有耐心地一个一个离开我们，向陌生的西方而去。漫长的行程，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长河小溪一个个地过去了，大海也过去了，并且也留住了。就这样，人必须有爱，有忠诚，也有短暂的逃亡。我拥护大海。
正是满潮时候。太阳在降落，被地平线上的薄雾笼罩着，有点儿朦胧，只那么一瞬间，大海的一头变成玫瑰色，另一边就变成蓝色，接着海水就变成了深色。在长时间的寂静中，在夜色即将来临时，成百上千条海豚，露出了水面，它们在我们周围欢跳了一会儿，便向无人的地方游去。它们离去后，这一片无人问津的大海便静默了，更显得有些焦虑了。
又过了一会儿，在回归线上竟遇到了冰山。当然，它在温热的海水中漂游了那么久，自然是在水面上看不见的。它沿我们船的右舷漂浮着，使得右舷上的缆绳都挂上一层霜粒，而左舷整整一天都干燥异常。
夜晚并不降落在海上，太阳已经落入海中，其余晖也渐渐地暗了下来，变成了浓浓的灰白色。然而，这种光亮却从水下升了上来，映明了还是苍白色的天空。很短时间，金星便在黑色的浪涛上方，孤独地显现出来。只在闭眼睛的一瞬间，便见清澈的天空已布满了星斗。
月亮升起来了。开始，它只是淡淡地照在水面上，它继续上升，便渐渐印在了活动的海面上。终于，月在中天的时刻到了，它的光辉洒满大海，并形成一条光亮的通道，像一条涨满的奶河，只见它随着船只的摆动，向我们涌来，在黑暗的海洋上，它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涌来。这便是名副其实的夜晚，是清凉的夜晚。这个繁星似锦、明亮如昼的夜晚，我称之为醉人的醇酒、欲望的源泉。我们航行在如此辽阔的空间里，这无垠的海面使我们觉得永远也没有止境。金乌才落，玉兔已升，如此轮换往复，似穿在同一条光明和黑夜的线上。海上的日子，一切事情都似浸在幸福之中……
正如斯特文逊 [81] 所说，这种生活，它抗拒着忘却，也抗拒着回忆。
黎明，我们垂直地穿过了回归线。海水在呻吟，在痉挛。白日便这样来到了波涛汹涌、闪耀着钢铁光亮的大海上。天空因薄雾和炎热而变得苍白。太阳的光，死气沉沉，但却叫人无法抵御，似乎它在厚厚的云层中，已融入整个天体。天空在这个变了面孔的海上，似乎也很不自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暑热在苍白的空气中增长。整整一天，船的艏柱，都在大群大群的飞鱼中冲撞，那是一种结实有力的小鸟，它们都纷纷破浪升空。
下午，我们遇到一艘客轮，它在驶向岸边的城市。我们互相打招呼的汽笛，是三声似史前动物般的怒吼，此后旅客们互相致意的手势便消失在海上，两条船的距离也渐渐拉远，终于我们被狠心并怀有敌意的海水给硬性分开，这一切使我们心中很不是滋味。
在大西洋的深海里，我们大家都被狂暴的海风吹得缩肩弯背。海风无休无止地从地球的一端吹向另一端，我们发出的每一声呼喊，都毫无影响，都被大风吹进这无垠的空间。但这些喊声，被风裹走，日复一日地在天边的大海上扩散，总有一天会抵达某一块陆地，撞在冰冻的墙壁上，长久地发出回响，并且直传到躲在雪窟中某一个人的耳中，会使他感到快意，并发出会心的一笑。
我躺在中午两点钟的太阳下处于半睡状态，这时突然一个巨大的声响把我惊醒。只见太阳正悬在海上，在乱纷纷的天底下，波涛正在肆虐。突然大海燃烧起来了。太阳把它长长的冰冷的光线注入我的喉咙，我周围的水手又哭又笑，他们互相爱着，但却不能互相原谅，那一天，我认出了世界原来的面目，于是我决定接受它善的同时也便是恶的观点，它的罪恶是有益于健康的。也是在那一天，我懂得了世界上有两种真理，而其中一种，永远也不能讲。
南半球的月亮很奇怪，其形状似被刀修理过一般，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好几个夜晚。随后，便飞快地从天上落入大海，被大海吞吃了。天上就只剩下南十字座。天上星光极疏，好像空气中有许多细孔。与此同时，风也突然刮了起来，天空在我们一动不动的桅杆顶上滚动、颠簸。马达熄了火，船帆也出了故障。我们在炎热的夜晚吹着口哨，海水友好地拍打船帮。没有任何命令，船上所有机器都静了下来。为什么要追求，为什么又反身而回？我们都很满足，一种无声的爱，十分执著地使我们入睡了。于是，一切都功德圆满的那一天，正向我们走来。一切听之任之好了。正像游泳者，已然到了精疲力竭的境地。然而，什么已经功德圆满了？很久以来我对自己从来都避而不谈。哦，那苦涩的床，显贵的卧榻，王冠在海的深处。
早晨，我们船上的螺旋桨，便轻轻地使海水翻腾了，船开始启动。时近中午，来自遥远大陆的一群鹿迎面向我们游来，并且越过我们，秩序井然地向北方游去，后面飞着一群五光十色的鸟，这些鸟儿不时地还落在它们的“树”上休息片刻，这一片微微作响的“树林”，慢慢地便在远方消失了。又过了一会儿，大海便被一种奇怪的黄色花朵所覆盖。临近迟暮时分，一种隐约的歌声，在我们前方传了过来，一直持续了很久。我很坦然地入睡了。
海上的清风，鼓满了所有的船帆。我们在清澈而雄壮的海上乘风而行。船以最高的航速向左前进。直到傍晚，我们仍然保持着快速航行。但我们的船却开始向右倾斜，竟至有的船帆都碰到水面了，原来我们的船已靠近了一个南半球的陆地。
在肆无忌惮的海风冲击下，我们的船帆似铁铸般的牢固。海岸在我们眼前飞速地改变着方位。美丽的椰子树林，其根部浸泡在翠绿的海水中。这是一个宁静的海湾。海面上布满红色的船帆，沙滩细白。一群高楼大厦呈现在眼前。由于就在办公区旁的空场上长着高大的原始树林，这些大楼已然被挤得出现了裂缝。在长着紫色枝条的大树掩映下，就能见到一个窗户露在外面，我们飞快地沿着海滩行驶，海浪把海滩冲击得形成一条条麦束状，一群乌拉圭的绵羊进入海中，一时间海面就变成了褐黄色。接着便来到了阿根廷海岸，大堆粗大的木柴，整齐地堆放在那里。入夜，我们的船只便放慢速度。并把船头调转了方向。清晨，便见到太平洋上绿白相间的浪花，已在智利数千公里的海岸上翻腾着，并且慢慢地把我们举了起来，使我们有搁浅的危险。在过于宁静的夜晚，马来西亚的第一批小船，就向我们驶了过来。
“到海上去！到海上去。”我童年时，一本书中的孩子们这么喊，对这本书的内容我已全部忘却，但却记住了这些喊声，“到海上去！”通过印度洋直到那个林荫大道般长长的红海，在那里能听到这一声接一声的呼喊。在寂静的夜晚，沙漠上的石头在经过火般的炙烤之后又被冻得坚硬时，我们又来到这个原来的海洋，但却没有了这些喊声。
终于，又是一个清晨，我们便停泊在一个寂静得出奇的海湾，这里设置着固定的信标。只有几只海鸟在天空争夺芦竹，我们游泳来到一个无人的海滩上，整整一天，我们都在那里游一会儿，再到沙滩上来晒一会儿，然后再游，再晒。夜晚来临，天空先是变成绿色，随后便变白、变暗。天下面的大海原本就十分平静，现在更加安静了。一阵阵细浪形成一团团的浪花轻轻地爬上温暖的沙滩，海鸟不见了，只有一个宁静的空间陪伴着我们这些一动不动的游客。
某些夜晚，其温柔美妙，一直持续着，是的，这有助于你的死去，有助于当你晓得这种夜晚在我们之后能继续来到大地和海洋时死去。伟大的海洋，它总是不断地被划出道道伤痕，又总是处于完整无损的状态，也总是我夜间所追求的目标！它供我们洗浴，它那无奇的条纹总能使我们满足，它能解放我们，并使我们站起来。它每一个波浪便是一个许诺，而且始终如一。波涛能说些什么？如果我必须死去，我周围是冰冷的大山，不为世人所知，又为亲人所抛弃，而且到了筋疲力尽的境地时，大海会在最后那一刻来填满我的细胞，把我扶起，帮助我无恨而终。
夜半，我一个人在海岸上。还在等待，但我将要出发了。夜空似乎也停止了运转，还有它那些星星。正如这些灯火通明的客轮，就在这个时候，全世界所有轮船上的灯火都在照耀着港口上黑暗的海面。空间和寂静构成了一副重担压在心上。一个突如其来的爱，一部伟大的作品，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一种可以使人改观的思想，它们在某些时候，可以给人以同样难以忍受的焦虑，并且可以因一件不可抵御的诱惑，使这种焦虑变得加倍强烈。因存在而产生的焦虑是美妙的，一种我们不知名的危险的临近也是美妙的。难道生存就是向着它的终了而奔跑？那么，我们不要歇息，继续向我们的终了奔跑吧。
我过去总觉得自己生活在远离陆地的大海里，内心被一种美好的幸福所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