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评论三集（1958年）

（阿尔及利亚专栏文章及其他，1939—1958）

王殿忠译

这本文集已然排好版，并且即将付印了，那时便爆发了5月13日事件。经过考虑，我觉得出版这本小册子还是符合大家愿望的，其中甚至有一篇直接评论这些事件的文章，而在当前这种混乱的局势下，本书中提出的综合解决立场和方法，尤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阿尔及利亚，思想观念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使人们产生的巨大的希望远胜于恐惧。然而事实并没有改变。明天，必将考虑疏通一个通向唯一能被接受的未来通道，那就是建立在使其无条件获得自由的基础之上，法国还将在各个方面毫无区分地还给阿尔及利亚各共同体以正义。今天，依然同昨天一样，我唯一的愿望，便是依据我的办法对这样一个未来的远景作一规划。

前言

大家可以发现，收入本集的文章是经过选择的，写的都是与阿尔及利亚有关的问题，其跨度为二十年的时间，即自1939年开始，那时法国几乎没有人注意这个国家，到1958年为止，这时，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议论这个国家了。为容纳这些文章，编成一册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便把某些重复的内容和过于笼统的评论删去，把有关的事实、数字和今天仍然有用的建议性的内容保留下来。这些文章，它们原封不动地收入本集，反映了一个人的立场，这个人在阿尔及利亚所遭受的苦难面前尚很年轻，他提出的许多忠告尚不能为当局所采纳，但他却是很久以来便意识到对自己国家的责任了。因此，他不能同意在阿尔及利亚采取维持现状的政策或采取高压政策。然而，尽管我很早就已了解阿尔及利亚的现实状况，却依然不能同意采取一种弃之不管的政策，这种政策将把这个阿拉伯民族置于极大的苦难之中，并将把在阿尔及利亚根植百年的法国人给连根拔掉，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只能有利于那个新兴的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正在威胁着法国的自由和整个西方的自由。

今天，这种立场是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满意的，但我却事先就知道了，双方都不对它表示欢迎。对此，我从内心里感到遗憾，但我却不能对我所感觉到的和我所认为的施以任何外力。此外，在这一方面，大家对我也不满意。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不可能加入这两个对立的阵营的任何一方的情况下，在第三种阵营逐渐消亡的情况下，第三种阵营的人却依然能保持着一副冷静的头脑，但他们也同样对我的坚定看法和我的认识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我们这种狂热做法的真正原因乃是因为我们的道德品行，我们的文字以及政治团体在起作用的缘故。因此，我便决定不再参加那些无休无止的论战，因为这种论战除了使在阿尔及利亚的那种不妥协的你争我夺变得更加强硬，除了把一个已然被仇恨和宗派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搞得更加分裂，不起任何作用。

确实存在着一个怀有恶意的法兰西，对此我不想作任何评论。我们为此花出的代价和正在付出的代价，我是深深地了解的。二十年来，大家尤其厌恶这一点，在我们这里，对政治上的对手，互相是深恶痛绝的，那情形比对外国的独裁者更加厌恶。法国人大概并不讨厌这种致命的游戏。他们是这样一种奇特的民族，即按照居斯丁 [82] 的说法，他们宁可把自己描绘得丑一些，也不愿别人把自己忘掉。但如果他们的国家一旦消亡，也仍然要被人遗忘，不管是否会把它的面孔加以丑化，那么在一个沦为奴隶的民族中，我们依然没有反抗的自由。直到这些道理被承认以前，就必须老老实实、小心翼翼，不再证明自己是对的。从我个人来说，除了行动，我不再对其他事情感兴趣，这种行动应该是，在这里并且就是现在，不使我们去无谓地流血。此外，我还认为应该找出某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能使未来留给我一方土地，使我在上面不致过于受到痛苦的重压，以便使我能想一想如何把这些讲给公众听。

其他道理使我与这种公众游戏离得更远。首先我尚缺乏那种足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保证。关于这一点，在阿尔及利亚大肆活动的恐怖主义，对我的态度影响很大。当和这些人同一血统的男人和女人的命运，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地同那些坐在办公室里舒舒服服、轻而易举写出来的文章有关联的时候，人们便有必要犹豫一番，并且要掂量一下，是同意还是反对。对我来说，如果我感到其中可能牵连到我时，因为我曾批评过叛乱分子的发展，并对那些最老的叛乱者及对阿尔及利亚的悲剧最孤立的责任者给以了要命的启发，我一面对法国长期以来的错误给予充分的重视，一面便经常感到担心，担心我曾提供过与我毫不相干的，并且是我不在现场的证据。即说他们犯下了疯狂的罪行，把炸弹扔入人群中，其中也有我们家人在内，我仅只在最近的一次声明中承认这一明显的事实，此外没有别的了，但这个声明却奇怪地遭到议论。对于那些不明了我所说的那些情况的人来说，那是很难加以判断的；然而对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却满怀豪情地继续认为，宁教我们的兄弟死去，也不让原则毁灭。于是我只有继续站在远处对他们喝彩了，我和他们不是一个家族。

但这些并不是说，原则就没有意义了，思想斗争还是能够发生的，甚至还可以拿起武器。在同对手作斗争时，甚至在斗争之前，要善于了解对方所持的道理，才是正确的做法。但在每个阵营中，其恐怖手段，随着它持续时间的长短，也在发生变化。当他自己的家庭处于死亡的关头，他便希望这种手段更加宽大和更加正确，正像本书所证明的那样，他还要继续这样争取，但是（请不要搞错！）却并没有违背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变化中，他所应有的那种共同的利害关系，以便使它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于是它便是正义的了。依我看，这便是荣誉，是真正的正义，要么我就只有承认，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有用的事情了。

仅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就有权利和义务说，武装斗争和镇压，在我们这方面已经露出了不能接受的面孔。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实施报复行动以及酷刑是犯罪行为，并与我们大家都有关联。让这些事实在我们当中发生，乃是一种耻辱，我们今后要对此给以还击。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听信任何辩护之词。但自这一刻起，便有人为此而辩护。已经没有了尺度也没有了价值，任何事情都在表现自己的价值，包括没有目的的战争和虚无主义的胜利。我们是在向弱肉强食的方向转化，其中唯一的原则，就是暴力。那些不再愿意讲道义的人，不管怎样应该明白，如果是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最好要容忍某些非正义的存在，那样总比使他们犯下罪行要好，还应该明白，类似的错误做法，给我们制造的麻烦比敌人一百个游击队所干的还要大。例如，这种做法在阿尔及利亚，竟使得那些人毫不犹豫地屠杀无辜，在其他地方，也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实施酷刑或纵容实施酷刑，这种做法难道不同样是难以估量的错误吗？因为它也可以美化那些罪行，甚至是大家要起来与之斗争的那些罪行。在这方面我们须正面提出关于那些决心要实施酷刑者做法的害处，即指出这种酷刑为了某种荣誉，它可以允许再找出三十枚炸弹，同时还会使五十名新恐怖分子再生，从而让更多的无辜者死于非命。最后，这种辉煌的业绩必将导致法兰西道德的败坏和对阿尔及利亚的放弃。这种做法并非是被指责的、可耻的或者是犬儒主义的手段，而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做法。政府的职能并非是取消为反对极端镇压的罪行而举行的抗议活动，而是取消这种极端，并公开地谴责他们，以便避免使每个公民感到自己也是某些做法的责任人，从而被迫进行检举或承担责任。

为了有效并公正，我们应该花同样的力气，并且也不必顾忌语言的分寸来谴责由民族解放阵线，对法国民众或者在更大范围上对阿拉伯民众所实施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是一种犯罪行为，既不可原谅，也不可任其发展。这种恐怖主义所采取的方式，是任何革命运动所无法采用的，例如1905年俄国的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宁可去死，也不愿堕落到这种地步（他们以行动表明了这一点）。在此，我们不能把承认对阿拉伯人民所受到的非正义待遇转变成对那些对阿拉伯人民和法国民众不加区别的屠杀者的宽容，他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一律加以迫害。总之，甘地已然证明，我们要为自己的人民而斗争，并且要战而胜之，但却决不可有一天变得使自己不被人尊重。不管你所保卫的事业如何，但如果你要滥杀大批的无辜者，而且那些屠伯事先就心中有数，这种屠杀终究要施之于妇女和儿童身上，那么你的事业就始终是不光彩的。

大家可以在本集中看到，我一直都在反复说明，这两方面的谴责，不能互相分离，如果你要使自己的谴责有说服力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应该不厌其烦地、不顾利害地高声呼喊以反对酷刑，同时也反对那些残害妇女和儿童的人。由于我觉得应该不厌其烦、不顾利害地去谴责那些认为实施酷刑乃是轻而易举的小事者的恐怖主义，然而事实却是，我们自己的意见一方面模糊地觉得阿拉伯人已经以某种方式取得了屠杀和残害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则接受了以某种方式使所有过激行动合法化的做法。双方为了为自己辩护，便互相指责对方的罪行。在这里便出现了死钻牛角尖的现象，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还是行动，起码应该拿起武器去作战。如果一味以粗暴的态度来对待粗暴的态度，因为在狂热的状态下，互相肝火极旺，那么理智的语言便没有作用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正像我们每天都能在报纸上读到的那样只能是站得远远的，为这一暴力作辩护而谴责另一暴力，这便产生了两种效果，一是激怒了那种被谴责的粗暴，另一方面又以更加粗暴的方式鼓励了无辜的粗暴。如果知识分子不能把战斗的双方拉到一起的话，那他们的作用就只能是沿着安抚双方的道路去走，直到双方恢复理智为止。一个敏锐的右翼人士，在其信念上丝毫也不让步，但在这方面试着说服自己在阿尔及利亚的伙伴，以及政府中的同事，对他们晓以大义，说明深刻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某些做法的不妥等等。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在原则上丝毫也不让步，也试着说服阿拉伯运动，说他们某些手段是可耻的。然而却并非如此，在右翼那边最经常的是，他们以法兰西的荣誉为名，认可了那些同法兰西荣誉最对立的东西。在左翼那边最经常的是，以正义的名义，原谅了那些与真正的正义相背离的东西。就这样，右翼把精神的专营权留给了左翼，而左翼又把爱国的专营权让给了右翼，国家便经受两次痛苦。它原本需要的可能是那些对自己祖国和同胞的不幸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地承受的伦理学家，这些同胞又对那些以法兰西的名义为所欲为的酷刑实施者也并非那么轻易地顺从。似乎这个宗主国除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说：“去死吧，你们罪有应得。”或者说：“让他们去死吧，他们罪有应得。”此外它根本没有找到别的办法。然而这却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政策，其结果是全部放弃，因为双方不可能分别地去死，而是共同地生存下去。

对于那些因我写这些而感到生气的人，我劝他们还是先想一想，先把思想意识问题抛在一边。他们中一些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在各方面都与正义融为一体。他们有道理。但是，能够把正义和自由保留在一个死气沉沉和被奴役的国家中吗？绝对的纯洁，对一个国家来说，难道不正是同它的死亡共存的吗？而他们中另一些人则希望，如果必要的话，要保卫自己的国家以同全世界对抗，他们也没有错。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来说，能够在正常情况下不同其他国家的人民在正义的基础上往来而独立生存吗？

法兰西将因为不善于处理这一窘境而死去。前者因强调一般而伤害特殊，后者则因强调特殊而伤害一般，但这两者却在共同前进。要想到达全人类的大社会，必须经过各国的小社会。为保全本国的社会，就必须开辟全人类社会的前景。更准确地说，如果法国想在阿尔及利亚统治那八百万沉默无声的人民，她必将在那里死去。如果想让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那么这两个国家都将在某种形式上消亡。相反地，如果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和阿拉伯人能够求同存异，那么无论对法国人、阿拉伯人，乃至全世界，那前景将是光明的。

为此，就必须抛弃在总体上把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当成杀人凶手的看法。他们当中的广大群众，面临着各种打击，经受着各种痛苦，却没有人能够为他们仗义执言，数百万人民为苦难和恐惧所折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论是开罗还是阿尔及尔对此却不发一言。我很久以来就曾尝试把他们的痛苦公之于众。这大家将会看到，可能会有人责难我说，我描写得太阴暗了。但我仍然为阿拉伯民众的苦难写下了这些辩护之词，那时还正是行动时期，法兰西尚很强大，那时候，一些人却闭口不言，而如今他们就感到不遗余力地甚至在国外来攻击他们国家是更加方便了。如果在二十年前，我的声音能够更好地为大家所听到，可能现在会少流些血。不幸（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幸）的是，这一系列事件给了我理智。今天，阿尔及利亚农民的贫困，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着。这种增长使得阿尔及利亚的战士们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同样需要和平！当我写“阿尔及利亚”这个词时，当我为双方和解而高兴时，我继续想到的仍然是那些战士和我的亲人们。而正是这些人，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让他们能够讲话，并给他们一条摆脱恐怖和饥饿的出路。

然而，为做到这些，也必须停止在总体上对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人的谴责。某些以宗主国姿态发表的意见应该体面地收回，因为这些意见一直对阿籍法人怀有敌意。当某一民族解放阵线的拥护者竟敢于写文章说，阿籍法人，从前一向把法国视为不择手段的娼妓，这种对人不负责任的说法亦应收回。要知道，这些阿籍法人的祖辈，在1871年以前，被选入法国籍，随后便离开自己的故土阿尔萨斯到了阿尔及利亚，他们的父辈在1914年在法国东部大批地死去，他们自己在上次战争中也曾两次应征入伍，并同几十万穆斯林，为这个妓女在边界上战斗。除此之外，他们毫无疑问被认为是太天真了，因为很难把他们看成是靠妓女生活的人。我在此简述了一下，我这个家族男人的历史，此外，他们本身既贫穷，又与人无仇无恨，从没有剥削和压迫过任何人。而四分之三的阿籍法人都和他们相似，并且只要对他们讲清道理而不是谩骂和凌辱，他们会接受一种更加公正和自由的新秩序的。当然，在阿尔及利亚也肯定会有剥削者，但其数量比起宗主国来要少，再说，殖民制度的第一个受益者，是整个法兰西民族。如果某些法国人认为，法兰西由于它的殖民事业在历史上是有罪的，那么他们也就无须认定阿籍法人是这种罪孽的牺牲品，他们自己倒是应该属于赎罪者的行列。至于我，似乎对低头认罪已感到厌烦了。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然结束，对此应该明白，并应从中得出某些结论。西方在十年内，给了十几个殖民地以自治权。而俄国在同一时间内，以所谓的保护为名，使十几个有着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沦为它的殖民地或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一个国家，能够以相当有力的传统和品质表现出纠正自己错误的勇气是件好事。但它也不应该忘记自己尊重自己的道理。但如果要求它只承认自己是犯罪的，并且要求它无休止地忏悔，则是件很危险的事。在阿尔及利亚事务中，我主张实行一种补救政策，而不主张赎罪政策，提出问题要着眼于未来，不要没完没了地纠缠于以往的错误。如果不同时把正义交还给阿尔及利亚的两个共同体，那么就没有前途。

不错，这种公道的想法，似乎同我们的历史实际很遥远，因为在历史上，力量对比关系可以决定另一类型的公道。在我们当代国际社会中，只有核武器才具有好的道德品质。只有战败者才是罪犯。大家都明白，许多知识分子得出的结论是，价值和词语除了力量赋予他们意义之外，便没有别的意义了。于是某些人便把诸如荣誉的准则或博爱的准则之类直接用在推崇既成的事实或最残酷的事情方面。关于阿尔及利亚及其他方面，我继续认为诸如此类的失误，无论在右翼还是左翼，只不过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虚无主义的特性而已。如果在历史上，价值，不管它是一个民族或全人类的价值，果真不经过战斗便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话，那么这种战斗（也包括力量）却绝不足以解释它的意义，还必须通过它自身的价值来说明和澄清。为真理而战斗，并小心翼翼地避免把这个真理扼杀，哪怕是因保卫它而误伤了它，只有通过这双重代价，词语才能重新具有活生生的意义。懂得了这些，知识分子才能依据自己的手段，在每个阵营中区分力量和正义的各自界限。因此，为消除思想上的毒素，为安抚狂热情绪，甚至为了逆流而上，澄清这些定义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消除思想上的毒素工作，我曾按我的方法试着做过，其效果我们应该承认，直到目前，是一点儿也没有。这本书也是讲述一个失败的故事，但仇恨及偏见的简单化正在使阿尔及利亚的冲突日渐加深，并且不断地再起冲突。必须每天都予以驳斥。每个人都不应该为此而满足，应该不断地掀起一个运动、一次宣传或一个行动。因为必须每天都对那些谎言和对真正的问题故意不闻不问的做法予以揭露。我们的政府已经想要不立名目便发动战争，已经想要执行一个独立的政策，并向他们的盟国伸手要钱，想在保持宗主国生活水平的同时向阿尔及利亚投资，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决不妥协，却在私下偷偷地进行交易，掩饰其执行政策者的愚蠢，并且矢口否认他们所做的一切。然而我们对政策持批评态度的那些党派做得也并不那么出色，没有任何人能明确地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即使说了却也没有任何结论性的意见。那些鼓吹军事解决的人，应该明白，那是毫无意义的，要么就是通过全面战争的手段进行再征服，例如可以不顾舆论的谴责对突尼斯或对世界的某一部分实施再次征服。当然这也是一种政策，但一定要看清楚，并揭示出它的本质。那些故意以某种模糊方式鼓吹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的人也不应该不知道，在民族解放阵线那些具体问题面前，一个由起义者组成的那些无情的军人所领导的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意味着什么，亦即是说，那就意味着对一百二十万阿尔及利亚籍的欧洲人的排斥，意味着对数百万法国人的凌辱。当然，这仍然是一种政策，但也必须明白它的实质，并且不能再婉转地加以掩饰。

论争的目的应是把矛头指向这些方面，因为在一个政治社会中，有远见卓识的人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变得愈来愈少了。在一百篇文章中，留下来的只是那些把对手强行歪曲了的少数文章，至少在书籍方面是如此，如果哪本书不小心翼翼地避免误解的话，就很难不受围攻。然而这些著作却可供大家参考，并且它们可以很严肃地使我们分清彼此的分歧。就这样，为了回答那些好心人对我的要求，他们要求我比较全面地让大家了解我的立场，我便只能在本书中把我二十年来的经验作一个归纳，此外我实在没有其他办法，这些叙述可以向大家提供一些没有成见的看法。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经验，乃是因为它是一个人和一种处境经过漫长的对比之后所写出的，这种对比是同各种错误、各种矛盾和各种犹豫不决进行了思考后写出的，大家可以从本书中发现各种实例。此外，我的主张乃是大家对一个作家期待了太过长久的时间之后写出的那些东西，即使是他的身心都乐于把这种主张奉献给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一方土地的前途，但如果相信他自己便是真理的持有者也是不中用的。至于他个人的历史，如果被如实地写出，则是一段疲乏无力的历史，是克服了这种虚弱无力又重新变得虚弱无力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我已做好充分准备，接受大家可能会指出的，在我这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足之处和在判断上出现的错误。但至少我相信，我在众多的档案材料和各种著作中所收集起来的这些东西，尽管它们花了我很大力气，它们是能够对那些尚未形成成见的人提供一些思考的。大家可以感觉到的，在法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心理上的放松，可以指望在阿尔及利亚会使人听到一种理智的语言。

在本集中大家可以看到，对阿尔及利亚悲剧的经济原因的回顾（在卡比利严重经济危机之时），这种悲剧在政治上的几个标志，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形势的评论，对由于恐怖主义和压迫主义的再起，使我们走向死胡同的一些估计，最后，还有我认为尚属可行的，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大致方案。为结束殖民主义的统治，这个方案排斥了重新实施殖民统治或维持“现状”的梦想。这些梦想，实际上是虚弱和感到丢脸的反应，是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最后分手的前奏。该方案还拒绝了驱走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人的梦想。他们没有压迫别人的权利，却有不被压迫的权利，也有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安置自己的权利。为了重新建立必不可少的公正原则，决不能走以一种非公平代替另一种非公平的道路。

在这方面，我也曾试着明确地界定一下我的立场。一个阿尔及利亚应该由诸多的移民组成，并且同法国联系起来，我认为比较好。而无须把一个阿尔及利亚同某一伊斯兰帝国相连，因为那样虽然实现了阿拉伯人的意愿，但却给阿籍法国人增添了许多痛苦和灾难，因为那样，便不可避免地要把那些阿籍法国人从他们那个天然的祖国给驱赶出去。如果能够有机会建立那样一个阿尔及利亚的话（我认为这种机会是很有可能的），我愿意不遗余力地促成这件事。相反地，我认为我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和拿出哪怕一秒钟的时间来帮助建立另一个类型的阿尔及利亚。如果这另一类型的阿尔及利亚果真组成，并且反对或疏远法兰西的话，无论是出于自发的力量，还是纯出于自卫的力量，还是两种力量都不是，那对我都是一个巨大的不幸。我必将同其他几百万法国人一起消除这种后果，这就是我光明正大的想法。对近在咫尺的这种悲剧，我可能看错了，或估计不准确，但在理智的希望破灭的情况下，在将来出现严重事件时，在这些严重事件意在侵害我们的国家和人类时，我们每个人对此都将负有连带的责任。每个人都应当充当自己所言所行的见证者。这也便是我的证词，对此我将不添加任何说明。

1958年3月至4月

苦难的卡比利 [83]

匮乏

在描述卡比利苦难的总体情况之前，重新回顾一下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顺着那条饥馑的脉络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我想对造成这种苦难的经济原因说几句话。这些原因是一系列的：卡比利是一个人口过剩的地区，其消费高于出产能力。整个山区内，聚居着大量居民，其中某些市镇，诸如居尔居拉，其人口密度竟达每平方公里二百四十七人，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达到这个密度。法国人口平均密度仅每平方公里七十一人。此外，卡比利人，其主要消费资料是粮食，如小麦、大麦、黍类等，以此做成面饼，或古斯古斯 [84] 。而卡比利地区的土地又不出产粮食，本地出产的粮食仅占本地居民消费的八分之一。而居民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粮食就只有花钱购买。在一个地区，其工业生产少到几乎等于零时，它便只能附属于粮食生产的加工行业。

卡比利又是一个林业区。其两大支柱产业是无花果和油橄榄。在一些地方，其无花果则刚够本地区消费。至于油橄榄，其出产量要以年份而定，有的年份不足本地所需，有的年份则又出产过剩。那么，依据目前的出产状况，怎样来调节这个地区常常处于饥馑状态的居民所需呢？小麦生产管理局，则把小麦的价格予以提高，但无论是无花果还是油橄榄，其价格均未能提高。于是卡比利人，这个小麦的主要消费者，便在自己的土地上很不心甘情愿地花大价钱，为填饱肚皮来买小麦。

在这种艰难形势下，卡比利人也便像所有贫困和人口过剩国家的人民一样，由外地移民予以资助，这是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仅指出，这种种现象在经济繁荣时期估计一个月可以有四千到五万人。仅蒂兹-乌祝一个区，以汇票形式汇来的钱数便达四千万法郎，而弗尔-纳肖纳尔镇，一天便可达一百万法郎。这一大笔资金在1926年前后便是可以弥补卡比利的经济亏空。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该地区正是经济繁荣时期，卡比利人以其顽强精神和自己的劳动，战胜了自己家园的贫困。

但由于经济危机，法国的劳动力市场紧缩，卡比利的工人便被排挤出去，并对移民设下了种种障碍，1935年便制定了一系列法令，规定了各种名目的繁琐入境手续，使得想进入法国的卡比利人，愈来愈觉得只能待在自己的山区而无法出门了。为返回自己的祖国，须交出一百六十个法郎的费用。数不清的行政障碍，并且还强行立了一种奇怪的规定，即必须交齐移民所欠的税款。其名目也同样奇怪，移民处于冻结阶段。只举一个数字就够了，米什莱镇的移民一次便交了在经济繁荣时期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的法郎。

这一形势的急转直下，便把卡比利引向了灾难。必须花高价购小麦，而卡比利的农民却不能从中获利，因为他们的产品是被以低价收购的。从此他们只好花钱买小麦，并以他们孩子的劳动来躲过饥馑。他们同时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于是便失去了摆脱饥饿的手段，其结果也正是我亲眼所见，并乐于用极少的笔墨来加以描绘，并希望多少对此能有所体会那种困苦和荒唐。

一份官方报告指出，估计有百分之四十的卡比利家庭，目前年收入低于一千法郎，也就是说（请大家认真想一想）每月收入不足一百法郎。同一报告估计，仅有百分之五的家庭，每月收入为五百法郎。如果再告诉您，卡比利农民每一个家庭，其成员最少为五至六人时，您便会立刻产生一个想法，即这些农民过着一种难以描述的困苦生活。我相信可以这样说，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民要靠吃野草或草根度日，其他那些人，则必须依靠官方以赈济粮食的方式过日子。

例如在波尔基-莫纳依埃尔镇，全镇有两万七千人，其中有一万人过着贫困生活，仅有一千人左右能够维持温饱生活。在我到达这个镇上的那一天，正值官方救济粮食，我就看到差不多有五百个极其贫困的人在那里耐心地等着分发给他们的那一份口粮，也不过是几公升小麦而已。也正是那一天，有人让我去赈济现场，看看那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场面：有一位弯腰曲背的老妇，体重只有二十五公斤。每个贫民可以领到十公斤左右的小麦。在波尔基-莫纳依埃尔镇，这种赈济每月都有，其他地方则每三个月一次。但是每一个八口人的家庭要维持仅仅一个月的口粮，就需一百二十公斤小麦。有人告诉我，我所见到的那些穷苦人家，就要用领到的十公斤小麦，维持他们一个月的生活，其余不足部分只有以草根和一些菊科植物的茎当粮食充饥。这种东西，卡比利人以苦涩的讽刺口吻称其为驴子的长生花。

在蒂兹-乌祝，其分发粮食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些妇女要赶三十或四十公里的路，前来领取口粮以维持这种悲惨的生活，当地的牧师也一定要参加这种赈济，主要是为那些可怜的妇女在夜间提供一个栖身的场所。

以上所说并非是这些令人害怕的悲惨景象的唯一证据。例如在蒂兹-乌祝的“部落”里，小麦则变成了奢侈品，只有家境最好的人家，才能吃上小麦和黍类的混合食品。有时候，贫苦人家得花上二十个法郎买一公担橡果——一种野生植物的果子，当饭吃。在这些部落里，穷苦人家一顿饭的食谱，一般是一张大麦饼、一盆野菊茎做的汤和一些野锦葵的根。再在这种汤里放一点儿油，就算不错了，但如果上一年油橄榄歉收，那么今年就没有油吃。这样一个食谱在卡比利几乎每家都能见到，没有一个村落是例外的。

一天清早，我在蒂兹-乌祝看到一些衣衫褴褛的孩子正在和卡比利的野狗抢一个垃圾箱里的东西。一位卡比利人回答我问题时说：“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另一位当地居民对我说，冬天，在村子里吃不饱，晚上也没有东西盖，于是便发明了一种可以使自己入睡的方法。他们大家围成一个圈，在中间燃起一堆木柴，并且不时地挪动地方以便活动一下关节，整个夜间在那间简陋的茅草房里，便形成了一个由人的身体躺在地下构成的圆圈，并且不断地转动。这样可能还不够，因为森林法规定，不准这些贫苦的人到有森林的地方砍木柴。……每逢星期二专区的区长便用自己的钱，请五十名卡比利儿童吃一顿饭，请他们喝汤、吃面包。有时吃过饭后，他们便在那里等待着分发粮食，因为每到月底便分发一次。白人修女和一位名叫罗兰的牧师也对这些慈善事业提供资助。

有人会对我说：“这是一些特殊情况……正碰上危机，还有一些其他情况。再说，那些数字也并不说明什么问题。”老实说，对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我无法理解。说统计数字不说明什么问题，好，我同意，但是，如果我要说我曾经到过阿朱札的一个村庄，在那里我见到一位居民，他家一共有十个孩子，只有两个活下来了。这可根本谈不上什么统计数字或者是什么故意摆样子，但却是一件十分明显的、很能令人深思的事实。我同样也无需指出，在弗尔-纳肖纳尔镇附近的学校里，有多少名学生因饥饿而昏厥过去。我只需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即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而如果对这些苦难中人不实行救助的话，这种事还会发生。我同样只需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即在塔亚姆-阿赫的学校里，那里的教师在去年十月份曾经见到一些学生赤条条地来到学校而且满头都是虱子。他们给这些孩子穿上衣服，并用理发推子把头发全部剪光。我依然是只需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即在阿朱札，到中午十一点下课时，学生一般都不回家吃午饭，因为他们居住的村庄离学校很远，在校吃午饭的学生中，六十人里只有一人能吃上面饼，其余的人则拿一头洋葱或几个无花果充当午饭。

在费尔-纳肖纳尔镇分发粮食时，我见到一个孩子，肩上扛着一小袋刚刚发给他的大麦，我便问他道：

——给你发这些东西，几天一次？

——十五天。

——你们家有几口人？

——五口。

——你们就只吃这些吗？

——嗯。

——你们没有无花果？

——没有。

——你们吃的饼里放油吗？

——不放。放水。

随后，他便带着对我不信任的目光走了。

难道这些还不够吗？如果我再向我的笔记本上看一眼的话，所见到的令人愤慨的事实比这要多出两倍。我对把这些事实都公之于众也并不抱什么希望，然而还是应该全部讲出来为好。

今天，我想我这次对一个地区的居民的苦难和饥饿的走马看花式的报道，就此打住。大家至少可以感觉得到，这里的苦难并非我们思考的一种模式，也不是思考的主题。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它在呼喊，它在失望，我想再说一遍，我们为此做了些什么？我们有权利对此不闻不问吗？我不知道这种苦难是否会被理解。但我只知道，在访问了蒂兹-乌祝的那个“部落”回来时，我同卡比利的一位朋友登上了可以鸟瞰该城的一片高地，在那里我们长时间地用眼睛看着夜幕慢慢地降临。在那个黑暗正从山顶上向这片灿烂光明的土地上降临的时刻，它同时也带给最冷酷的人心头的一阵松弛。但我却也明白，在山谷的那边，那些正在围着一块劣质大麦做成的面饼吃饭的人心中，并不平静。我也同样明白，沉醉于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崇高夜晚，会有一丝温馨，然而这种苦难恰如我们面前的红灯，它是一个禁令，禁止通向人间的一切美景。

“我们下去吧，好吗？”我那位同伴对我说。

匮乏（续）

在蒂兹-乌祝地区走了一遍之后，一天晚上，我们在城里的大街上散步，我向陪同我的一位朋友说，是不是“到处都是这样”，他回答我说，我还会看到更差一些的地方。说完我们便去看了当地的村庄，在这里，小店的照明条件很差。暗淡的光亮照着黑暗的街道，其中不时传来音乐和歌曲，铁锤的敲打声和人的说话声混杂在一起。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更差一些的地方。

我的确知道，野菊藤构成了卡比利粮食的一个基础。随后我对此又在各处作了观察。但我所不知道的是，上一年在阿博地区，有五名卡比利小孩因吃了一种毒草根而死亡。我还知道，所分发的粮食，不足以维持卡比利人的生命。但我所不知道的是，这种粮食分发工作还能使他们死于非命。就是那年冬天，有四名老年妇女，从遥远的乡村部落一直跋涉到米什莱去领取分发的大麦，在回去的路上竟死在雪地里。

到处都几乎一样。在阿德尼，有一百零六名农校学习的学生，只有四十人能够吃饱。即使在村庄里，失业人员也随处可见，但分发粮食的机会却很少。在米什莱镇辖区的所有部落，差不多每个部落平均有五百名失业者。在那些最贫困的部落，如阿克毕尔、阿伊-亚伊亚、阿比-约瑟夫等地，其失业人员的比例还要高。在这个镇上，就有四千名壮年男子失业。在阿兹鲁-克拉尔的学校里，一百一十名学生中，就有三十五人每天只吃一顿饭。在马约，据估计，居民中贫困户占五分之四。但在那里，却每三个月才发一次粮食，在乌阿迪亚斯，七千五百个居民，有三千名处于赤贫状态。在斯迪-亚赫，百分之六十的居民是贫困户。在艾尔-费雷村，有人把一些家庭指给我们看，这些家庭经常两三天吃不上饭。这个村庄里大部分家庭除了日常吃草根和麦饼外，还得到树林中打松子以补不足。但这一做法又常使他们吃官司，因为森林法和森林看守员对这种事是不讲情面的。

以上罗列的这些事实倘若还不足以服人的话，那么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下。在艾尔-克苏镇，有二千五百名卡比利人，其中就有两千人处于贫困状态，农业工人每天所带的食品，仅只是四分之一个大麦饼和一小瓶油，这就是一天的口粮。所有的家庭，除了吃草根和野草，还须加上荨麻子。把这种荨麻子放在锅里煮上几个小时，便可以成为穷人的补充食物了。在阿札加附近，有许多部落都是如此。在戴丽斯附近的村庄，可以说是最贫困的了。特别是本尼-斯莱姆村，贫困户占百分之九十六，这个比例叫人难以置信，这个村子的土地贫瘠，什么都不生长，居民逐日减少，都到山里找些倒伏的树木用以烧炭，然后便伺机到戴丽斯去卖。我之所以说“伺机”，是因为他们没有专卖许可证，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的炭和驮炭的驴子是要被没收的。本尼-斯莱姆村的居民，一般都在夜里去戴丽斯，但乡村警察也在夜间出巡，被抓住后，驴子便被送往牲畜待领场去。人被处以罚款不说，还要交驴子的保管费。如果不能交款，便被送进监狱，然而在那里倒不错，至少可以有饭吃。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说，卖炭这个营生，养活着整个本尼-斯莱姆村，这绝非讽刺。

除了这些事实之外，我还能补充些什么呢？大家好好读一读这些材料吧，如果觉得这些东西很正常，那就请您把道理讲出来，如果您觉得很使人愤慨，那就需要行动，但倘若您觉得不可信，那就请您到实地去看一看。

对于这样一种贫困现象，我们该下些什么药呢？我会立即回答：只有一种药，那就是赈济。一方面发放粮食，另一方面，用这些粮食和救济现金，创造一种名为“赈济工地”的形式。

关于粮食的分发，我只简单地说一下，经验已经证明这种做法是荒唐的。对于一个有四至五个孩子的家庭，每两个月或三个月发给他们十二公斤粮食，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每年用去几百万公斤粮食，但这几百万公斤却没有一点儿出息。我不认为这种赈济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做法。但在某种情况下，也确是毫无意义，那就不如改行一种有建设性的社会政策。

此外，还必须指出，对这些分发对象的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由当地行政官员任意决定，或由镇参议员决定，但镇议员又不能独立决定这一切。在蒂兹-乌祝，就曾宣布，上一届的镇议会普选就是同分发粮食同时进行的。如果这事是真的话，也不是我应该参与的事，但既然有这种说法，就说明这种做法是不妥的。另外，我还了解到，在伊塞尔就发生过拒绝把粮食发给那些曾投票赞成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人。还有，几乎在整个卡比利对分发的小麦的质量都有怨言。这些粮食，可能有一部分是国家粮食的存粮，但另一部分却是用的军队库存的余粮。其结果便是，比如在米什莱，分发的大麦其苦涩变质到连牲畜都不吃。有些卡比利人就曾对我说，有时他们甚至非常羡慕宪兵队里的马，因为这些马匹，至少还有个兽医负责检查它们的饲料是否可用。

为减少失业人数，许多市镇都组建了“赈济工地”，在那里，贫穷者从事一些公益劳动，作为报酬，他们每天可以领到八到十个法郎的工资，一半以粮食、一半以现金方式发给。比如弗尔-纳肖纳尔镇、米什莱镇、马约镇和波尔-盖东镇，就都组织了这种工地。这一形式有其优点：它保护了贫困者的自尊心。但也有一个缺点，这就是所有的市镇把所有应分发的粮食都用在这一项目上，那么残疾人就无法救济了，因为他们不能参加劳动。此外，由于场地有限，贫困者参加劳动则采取流动方式，能参加两天劳动的卡比利人可以到最优惠的地方去劳动。在蒂兹-乌祝每四十天里可以劳动四天，就能领到二十公斤的小麦。

最后，一件实事已经变成普遍现象，但却有极其强烈的反对它的呼声，对此我不应该保持沉默。在所有的市镇里，只有波尔-盖东除外，贫困者所欠的税款（因为他们常常是不交纳税款）则全部由他们所得工资的现金中扣除，对这种残酷的做法，实在找不出更严厉的词汇来形容它。如果这种赈济工地是用来帮助那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穷人维持其生存的，它们就应对此找出一个辩护理由，可能这理由很可笑，但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这些工地是为了让那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穷人来劳动而任其继续忍饥挨饿的话，那么这些工地就已构成了对苦难者们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残酷的剥削。

我无意完成这幅物质匮乏到极点的图画，只想指出，这种苦难对于这个民族的不幸来说它并没有提供一个极限。这一切是显得那么非比寻常，而且还有更不幸的时刻，因为夏季过去，便会有冬季的到来。在夏季自然条件对这些苦难者是有利的，天气不冷，适合驴子走的山路也比较好走，有两个月的时间还可以采集一种可食的野菊科植物，根茎类野生植物也非常丰富，有些东西可以生食。今天，我们认为苦不堪言的时刻，而对卡比利的农民来说，却是值得庆幸的时刻。然而，一旦大雪覆盖了大地，封住了道路，断绝了交通，严寒肆意摧残着那副缺乏营养的身躯，简陋的茅屋也无法居住了，这个时节，对于这里的人民来说，便是一个漫长的难以描述的灾难时刻的开始。

为此，在涉及这个灾难的卡比利其他方面情况之前，我愿意对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所熟知的某些说法予以批驳，这些说法主要是关于卡比利人的“精神状态”方面的问题，其目的无非是为当前的情况寻找托词。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再也看不出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说法更为卑鄙的缘故。比如竟有人卑鄙地说，这个民族可以让他们在任何环境中生存，甚至连阿尔贝特·勒布伦 [85] 先生也是如此，如果有人每月给他两百个法郎作生活费，他可能在桥洞里生活，可能吃任何肮脏的东西，甚至可能吃垃圾箱里的面包皮。在人类对生活的眷恋中，有某种东西比世界上任何苦难更为强烈。因此，说这个民族所需要的与我们不同，这种说法是卑鄙的。如果说他们从前没有这些东西，那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可以为他们创造。看到一个民族品德如何为其堕落辩护，以及像卡比利农民那种有口皆碑的朴实品性如何为使他们忍饥挨饿的生活合法化而争辩，那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不，看事情不能这样看，我们也不能这样看。因为所有固定的想法和所有的偏见，如果把它们强加于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上成年人不堪饥饿，孩子们因牛马都不如的食物而不断夭亡，那么这些偏见和固定的想法，都将变得使人憎恨。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和一个民族并肩前行，这个民族的生活却落后了三个世纪，而我们却是对这样一个惊人的差距唯一无动于衷的人。

工资

处于饥寒交迫中的人要摆脱这种困境，通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劳动。这是最基本的道理，请原谅我在这里又重复了一遍。然而卡比利的目前情况证明，这个基本道理尚没有像它所表明的那样已受到普遍的重视。先前我曾经讲过，卡比利成年人尚有一半失业人口，而四分之三的人则患营养不良。这种不协调的比例，绝非夸大其词的结果。这只是证明了尚未失业的人的劳动并不足以养活自己。有人对我说，工资太低了，还有人对我说，工作日超过了法定的时间。我还知道这个工作日的时间差不多快超过法定时间的一倍了。我也不想在这里提高嗓门儿大声喊叫，但我不能不说的是，卡比利的劳动条例是奴隶制的劳动条例。因为我实在找不出其他名目来称呼这样的条例。该条例规定，工人一天劳动十到十二个小时，而其平均工资则只有六到十个法郎。

我仅在此提供一下各地区的工人工资情况，对此不加任何评论。但我愿事先说明，如果大家觉得这种工资发放情况太过不正常的话，我可以向您担保那是不会错的。我眼前就摆着一些波尔基-莫纳依埃尔地区、沙巴泰-特拉科勒辖区农业工人的调查卡，上面有半个月工作情况的记录，有工人的姓名、工号和议定的报酬情况。一张卡片上写的工资是八法郎，另一张是七法郎，最后一张写的是六法郎。在考勤记录栏内，我看到那位拿六法郎的工人，在半个月内工作时间是四天，不知大家是否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

即使是这位工人一个月劳动二十五天，他也只不过能拿到一百五十法郎的工资，就这么多的工资，他必须提供一个有好几个孩子的家庭三十天的口粮。这或许可以缓解人们不满的情绪，但我却要问，读过我这篇文章的读者里，有几个人能以这样的收入维持其生活？

在涉及另外一些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详细介绍一下。我刚才已经提供了波尔基-莫纳依埃尔地区工人平均工资的情况。现在再补充一下：特拉科勒农场的汽笛，在那个季节里不断地鸣叫，四点一次，十一点一次，十二点一次，十九点一次，加起来劳动时间共为十四个小时，村里的工人工资为每天九法郎，经过镇议会议员们激烈的抗议，才增加到十法郎。在蒂兹-乌祝，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平均工资为七法郎。镇公务员的工资平均一天为十二法郎。

该区的农场主们还雇用妇女在田间除草，以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她们得到的工资仅为三法郎五十个苏。在弗尔-纳肖纳尔，农场主们给他们工人的工资一天为六到七个法郎，而妇女仅为四个法郎一天，此外会发给她们一些麦饼。镇公务员一天的工资为九、十或十一个法郎。

在基马阿-沙里基地区，那里是比较富裕的地区，男人十五个小时的工作可以得到八到十个法郎，妇女是五个法郎。米什莱附近，农业工人平均工资为十小时劳动拿五个法郎，外加每天管饭。镇公务员为每天十一到十二法郎，但却不通知当事人便直接扣除拖欠的税款。这种扣除的税款，有时竟达到全部的工资数。一般平均每十五天四十法郎。

在乌迪亚，农业工资为六到八法郎。摘油橄榄的妇女，其工资为三到五法郎。镇区工人为十到十一法郎，其中也要扣除所欠税款。

在马约地区，一个不限时间的工作日，男工人可拿九到十法郎。如果是摘油橄榄，该区也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工资标准，为每公担油橄榄八法郎。一个四口之家，每天可以平均摘两公担油橄榄，那么该家庭每个人每天可收入四法郎。

在斯迪-阿依什区，工资为六法郎。外加麦饼和无花果。当地一个农业公司，对它的工人每天发七法郎工资不管饭。另外还有合同制，每年一千法郎，外加伙食。

在艾尔-克索平原地区，那是个殖民区，那里男人可以拿到十法郎，女人五法郎，孩子被雇来修剪葡萄树，可拿三法郎。最后，是戴丽斯到波尔-盖东那一片地区，那里的工资是十二个小时的劳动可以拿到六至十法郎。我再提两件事，便可以结束这些使人讨厌的数字了。首先是，那些工人从没有反抗行动。只在1936年，在波尼-叶尼，工人们忙于修造一条公路，他们每天只能拿到五法郎，于是便举行了罢工，他们得到了一本记载工作量的本子，上面规定他们的工资是十法郎，这些工人并非工会会员。

最后我要指出，那个无法辩解的工作日的工作时间，由于卡比利的工人都居住得离工地很远，这就使得一个工作日的时间更长了。有些工人往返要走十多公里路程。晚上要到十点钟才能到家，第二天清晨三点钟就得起身上工，只有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许有人会问我，是谁强制他们非要回家去住不可呢？我只能回答说，那是一种难以想象的迫切愿望，即想在自己家人中间尽情地享受那么一段充分放松的时刻，在那种时间里，既有他们自己的欢乐，也可处理一下他们所操心的事情。

在波尼-叶尼，由于正赶上实施许多大型工程这一时机，在那里，失业者便大大地减少了。而且工人们一天劳动的报酬是二十二法郎，这一事实证明，剥削乃是造成低工资的唯一原因。至于其他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当地的殖民者借口说，卡比利的工人经常流动，因此对他们实行的是所谓“临时”工资。但在卡比利，现时所有的工资都是这种“临时”工资。可见这种拙劣的解释下面，掩盖着的是不可告人的利害关系。至于那种认为当地人劳动力低下的流行看法，我想对此要予以澄清，因为这种看法的理由，是来自于那些殖民者对这一地区苦难人民的一种普遍蔑视，而这种蔑视，在我眼里恰好宣判的是宣扬这种看法的那些人，我可以宣称，那种认为卡比利工人工作效率不高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些逼迫他们的工头，就会改变态度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各个工地上，身体虚弱的工人们，甚至连镐头都举不起来，这也是事实。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吃饭的缘故。在这里，有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卑鄙的逻辑，即他们希望一个人没有力量，因为他没有饭吃，因此，就可以少付给他工资，因为他们没有力量。

在这方面是没有出路的。这并非是发放粮食，可以使卡比利人免于挨饿，这乃是要消灭失业和监督工资的发放。这个工作，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明天就着手做起。

我今天又听到说，殖民者为向当地人民表示关心，将要对当地的老战士予以奖励，即向他们颁发一枚奖章。我是否可以说，我写这件事不是带着讽刺的口吻，而是带着某种悲哀的心情呢？当然，对一个人的勇敢和忠诚给予奖励，我看不出有什么坏处。然而，今天在卡比利不正有许多处于饥寒交迫中的人，他们过去不也是战斗过吗？我心中暗想，当这些人向他们饿得骨瘦如柴的孩子们展示出那块证明他们忠诚的金属牌子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表情？

教育

卡比利人的渴望学习，以及对学习的兴趣，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卡比利人除了其在天性上的爱好和在实践上的聪明外，他们很快便懂得了，学校在使他们自身获得自由解放方面能起什么作用。当前，在许多村庄里，你都可看到村民们辟出一块地方，自愿出钱或出劳动力为自己造一所学校，这种事实并不鲜见，然而有些地方半途而废的事也并不鲜见。这件工作不仅对男孩子们有利，在卡比利各个居民点，凡我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的居民不向我提出他们迫切等待着能有招收女孩子的学校。如今在这些学校中拒收学生的已不止一所。

另外，这也是卡比利在教育方面普遍存在着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地区缺少学校，然而却不缺少教育经费。对这种反常现象，稍后我将加以说明。如果不把近期才建造的十余所规模宏大的学校算在内的话，那么卡比利目前存在的学校大部分都是建立在1892年前后，即阿尔及利亚的财经预算要依靠其宗主国的时代。

1892年到1912年，学校的兴建处于全面停止时期。在当时，按照若里让-玛丽的规划，将拨出五千法郎兴建一大批学校，甚至当时的总督吕托，在1914年2月7日曾郑重宣布，每年要在阿尔及利亚开办六十二个班级和二十二所学校。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一半的话，那么，今天仍然处于无学可上的九十万当地儿童早已受到教育了。

鉴于我并没有深入探究的一些原因，这一官方计划并没有得到执行。其结果便是出现了下面这个统计数字：在卡比利够入学年龄的儿童，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享受到学校教育。

这是否说，殖民主义者在这方面就什么也没做呢？问题是复杂的。勒波先生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花在当地教育上的经费有数百万法郎之多，然而据我比较详细的调查，其结果不容置疑地表明，那情形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明确地说，必须相信，那数百万法郎的经费用得很不得当。这也正是我打算加以说明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先看一看具体情况吧。

经济中心和旅游区都受到了影响，很不景气，那是意料中的事。但我们在本文中所关心的乃是卡比利的人民和村镇的命运。但可以指出的是，在蒂兹-乌祝有一所漂亮的当地人学校，可以容纳六百人就学，但每年都拒绝五百名学生入学。

在乌玛鲁的一所学校里，据我所见，那里的教师在十月份每班都不得不拒收十几名学生入学。即使这样，这些班级已经超额六十到八十名学生了。

在波尼-杜阿拉，我们惊奇地看到，一个班级竟有八十六名学生，教室里所有的空间都坐满了学生，有坐在凳子夹空里的，有坐在讲台边上的，还有几个索性站在边上。在基马阿-沙里基，有一所漂亮的学校满员是二百五十人，在十月份就拒绝了五十多名学生入学。在阿德龙的学校，法定人数是一百零六人，除十三岁的学生不准入学外，又退回十余名学生。

在米什莱附近，如果我敢这样说的话，那里的情况更令人受教益。比如，阿各达勒村有一万一千名居民，只有一所有两个班级的学校，依托马克村有一万名村民，竟一所学校也没有。在波尼-乌阿西夫镇，阿杜拉马那学校刚把一百余名学生拒之门外。

阿依-阿克地区，有一个名叫“老市场”的村庄，十月份有二百名申请入学的儿童，只收了十五名。

依克加诺村，有一万五千名居民，连一个班也没开。蒂兹里村，也有一万五千居民，只有开一个班的一所学校。伊阿加荠那村（有五千居民）没有学校。阿兹鲁-波沙尔村（六千居民）也没有学校。

在这个地区，据估计有百分之八十的孩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仅在这一个地区，就有近一万名儿童整天在泥塘里嬉戏。

谈到马约镇，我手头上有一本学校同村庄数和居民数相比较的详细账单。这虽然不是社会文学，我认为这样详细地列举也会使人感到厌烦。那么就粗略些，只便这样说也就够了：本地区差不多有三万人，只有九个班的学生，在戴丽斯地区的波龙-斯林村，其贫困状况我已有过介绍，该村有九千居民，连一个班级都没有。

至于女校，乃是殖民当局值得赞扬的创举，其办校历史并不长，但十个村庄，有九个没有女校，我们也无意去追究责任了。但必须指出的是，卡比利人要兴办这方面的教育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而且他们在一致呼吁要扩大这种女校。

再也没有比这一件事更激动人心的，即某些卡比利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已经单方面地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之间挖了一道深沟，他们中有一个对我说：“家庭已经不是一个空名或一个没有具体内容的社会框架。我们每天能感受到不能同我们的妻子共同分享一点儿彼此感情的痛苦，给我们办一些女校吧，不然的话，这一道裂口将会打乱卡比利人生活的平衡。”

这是否意味着在卡比利的教育事业上就什么也没做呢？恰恰相反，已经兴建的非常漂亮的学校，我看差不多有十余所了。每所学校耗资差不多都是七十万到一百万法郎。其中最豪华的，当属基马阿-沙里基、蒂兹-拉什、蒂兹-乌祝以及蒂利里等地的一些学校，然而这些学校在一般情况下都不能正常地招收学生，它们对当地群众的需要根本无法满足。

卡比利所建造的只是几个宫殿而已。然而它所需要的却是许许多多设备齐全的现代化的学校。我想，所有的教师和我一样，他们会说，用不着马赛克贴的美丽的墙壁，只需有一个舒适、有益于健康的居住条件也就够了。我也认为，他们是相当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正如他们每时每刻都用自己的行动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宁愿在生活十分艰苦而寂寞的穷乡僻壤里守着两个班的学生，也不要毫无用处的庭园、花草。

这种荒谬的政策，我在波尔-盖东的公路上看到了它的象征物。那是在穿越阿格力博那个卡比利最穷的地区时，我看到了唯一的一个漂亮的东西，它像大海一般的沉重，耸立在山口顶端的一个凹形缺口处。那里是一片长满野生植物和乳香黄连木的一无出息的满是山岩的土地，举目远望，杳无人迹。然而，富丽堂皇的阿格力博学校却矗立在那里，像一幅毫无用处的图画一样。

在此，我觉得要讲出我的全部想法，会是十分尴尬的。我不知道从我刚才讲的那些里，是否该相信这个卡比利，它认为：“你们看到了吗？就是要花最多的钱，建造尽可能少的教室。”我总认为，这些学校其实是为前来旅游参观的人或者是调查团而建的，它们同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毫不相干。

我认为，这样一种政策最应该受到谴责。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了解，建造一所这种宫殿式的学校所需资金比造三所普通学校还要多，而且每年都有因资金超额使用而引起的互相推诿责任的现象。我曾经了解过建造一所包括两个年级和两所教员宿舍的现代化舒适的学校所需的资金数额。

这样一所学校所需资金为二十万法郎，而一所宫殿式的学校所用经费可以造三所这样的学校。我觉得对这种做法可以这样来比喻，即你花一千法郎买了一个玩具娃娃送给一个三天没吃上饭的孩子。

因此，卡比利人需要学校，和他们需要面包一样迫切。我还认为，这种教育制度应该进行全面的改革。在这方面，我向卡比利民众提出来的问题得到了一致的同意。等到把欧洲教育制度同卡比利当地的教育制度相隔离的那种人为的障碍消除之日，卡比利的学校就会多起来了，等到两地人民为相互理解而坐在同一学校的凳子上，并开始互相熟悉起来时，卡比利的学校就会多起来了。

不错，我对教育的能力不抱幻想，然而那些以轻蔑的口气声称教育无用者，自己却是受过教育的人，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地接受民族的同化，而且这个民族又是讲法语的人民，那就不应该一开始就把他们同周围人分开。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这个民族所要求的。我的看法是，到那个时候两个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将会开始。我之所以说“将会开始”，那是因为，这种了解目前尚未成为现实，正因如此，我们的一些错误政策才可以得到解释。要做到此，只需我们伸出真诚的手也就够了，而我本人也正是做的这个工作。要推倒隔离这两个民族的那堵大墙，那任务应该落在我们肩上。

政治前景

从现在起，我打算不冒充杰出的经济学家，而是从情理的角度，对我们所期望的卡比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前景作一瞻望。对这个地区的苦难，我已说了不少，但那仅仅局限于对这种苦难的描述，而没有同时表达出应该如何去做。

我同时也打算在这里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在这种急迫的形势下，关键在于赶紧动手去做，如果只是设想一些乌托邦式的什么体制，或空想一些虚幻的解决方案，那是不相宜的。因此，在这里将要提出的每一个建议，绝非出于大胆的冒险行为，而是已经在卡比利进行实验或者正在实验的经验之谈。因此，这里将要提出的一些意见，自然就不是空想出来的东西。一位天才的演说家，最近曾强调指出：在政策方面，是没有著作权的。在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为一个兄弟民族造福的尝试，这也是我们为自己规定的唯一任务。

必须从这个原则出发。如果说某些人能够改善卡比利人的现状，那么首先应该是卡比利人自己。有四分之三的卡比利人是生活在本地官员和非本地官员混合管理之下的。我不会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在政治形式上打笔墨官司，因为那距离真正的民主尚远。由这种组织形式造成的滥用权力的现象，大家已经都说了。但在市镇的混合管理方面，今后由卡比利人自己在行政管理上加以验证还是可行的。

通过1937年4月27日的法令，一个开明的立法机构已经预见到把某些阿尔及利亚部落升格为镇级的可能性，并把这一工作委托给当地人去做，由一名主管监督行使。在阿拉伯地区和卡比利地区这一工作已取得了许多经验。如果这一尝试能够成功的话，那么由部落扩大为镇的工作便没有理由拖延。此外，那时教育工作的丰富经验也将在卡比利推广，我也愿意看到这方面成功的工作。自1938年1月开始，在距费尔-纳肖纳尔几公里处的乌马鲁部落，在哈吉尔先生的主持下，部落改镇的工作已开始运作。由于哈吉尔先生的勤劳和工作能力，使我得以在实地看到了这个村的工作情况，并向我提供了他所取得的成绩资料。乌马鲁这个部落包括十八个村，一千二百名居民，在部落的中心地建立了一个镇政府和几个附属机构。镇政府的职能同其他镇政府相同，但其优点是，它是为居民而设。这样，居民们有些公务手续要办理，便可省去长途跋涉之苦，仅1938年5月，该政府为它辖区居民就办了至少五百一十七件事。同年，它为五百一十五名卡比利人办了移民手续。

这个政府机关，通过选举选出一个十分精干的行政班子，都是卡比利人，而且以二十万法郎的极小预算，用一年半的时间使当地的这个政体存活下来，并且没有一个人有怨言。而且卡比利人也是第一次参与了选举的监督工作，这一工作他们做得很认真，并开展了讨论，绝对不敷衍了事。他们觉得这种公益事业是十分可贵的，这当然很有道理。因此，对这些新鲜经验我们不应过于挑剔，哈吉尔先生提出的改进意见我认为是中肯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部落—镇政府选举是通过提名来选举它的镇长。但部落里尚保留着他们的部落长，并且还保留有监督他行使权力的行政主管。这样，这三位负责人的工作职能便一直很难协调得很好，因此，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和规定其权限范围。

此外，部落—镇的工作也引起某些反对意见，对这些反对意见，我将继续探讨，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也值得研究。在最近的一次宣传攻势中，有人曾说，部落乃是一个人为的行政单位，很有可能会在部落—镇的范围内形成一些利益相反的村庄或实体云云。对此，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形不大可能会发生。但就是同一个宣传运动，就有人主张把上述的做法从部落过渡到村庄去。这种想法遭到了一致的反对。因为，一方面大多数村庄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例如，有些村庄，作为公共财产的只有一片白蜡树林或者一些无花果树。另一方面，卡比利的村庄，其数量太多了，很难设想把一些政体分得如此支离破碎，那样也很难对其实施监督。

再有就是把所有的村庄按其地理位置加以组合了。但在原来混合管理的镇级范围内，已做了划分，至今尚保留着那种分法，再重新划分势必造成行政管理的复杂化，而这又是必须极力避免的事。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暂缓执行目前的立法，并在已制定的行政管理范围内一成不变的原因吧。在这方面，我只有重述一下哈吉尔先生以惊人的远见卓识向我提出来的政治改进意见。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好的做法。该改进方案旨在在部落—镇一级范围内实现一种更加全面的民主，并且这种民主应建立在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之上。如果仅仅是为了避免利益的碰撞，哈吉尔先生认为，只需给这些利益各方代表以表达的机会也就够了。因此本方案建议，一方面，不再实行提名选举，而由各村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再由这些代表组成镇议会，由镇议会选出自己的议长。这样，一个部落内部各村之间的竞争就可避免了。另一方面，村庄内部的选举，按比例选举。每个村庄里八百人出一名代表，这样村庄内部的竞争也可以避免了。例如，在基马阿村，原来应出十名代表，现在就是二十名。最后，哈吉尔先生针对费尔-纳肖纳尔混合管理镇的各部落进行的镇级选举，以及针对混合管理镇共同的经济预算的投入情况，建议把这些收入在各部落间以人口多少进行按比例的分配。这样，在卡比利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小型的联邦共和国，而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一个如此明智的观点，一个如此出众的思想，我觉得足资我们许多官方的民主机构加以效仿。总之，我在此已把这一方案原封不动地介绍出来，剩下的就是希望我们的行政部门加以妥善操作了。

如果乌马鲁的经验成功，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不予推广。有许多部落正在等待着扩大为镇。例如在米什莱周围，就有那么一些部落都在等待，那里的条件比乌马鲁的甚至更好一些。这些部落有自己的市场，其收入很可观。如果行政当局有意使这一经验获得成功，那么，有些部落如芒格莱、乌阿西夫等也应该升格为镇。在这方面，有时候混合管理的镇，对那些有自己市场的部落升格为镇持反对态度。其借口为，这些部落的市场收入（有些市场每年可上交十五万法郎）应该属于镇所有。然而实际上有条件的部落也就是这几个。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部落—镇体制，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使得混合管理的镇失去其存在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只能牺牲后者。

我们同样也不应该在其他部落的改造中后退，比如乌阿迪阿，那里有许多麻烦事要处理。在乌阿迪阿的中心区，已经有一百多名法国选民，它的市场每年可以带来七万法郎的经济收入，它的税收为十万法郎。在那个地方，是有经验可以借鉴的，比如允许原籍是卡比利籍的法国公民享受当地公民的待遇等。

总之，这样一种开明的政策，开辟了一条使卡比利行政管理得以解放的道路。这种解放，在今天，实际上只要大家有这个意愿便可以实现。随之而来的，便会使这个不幸的地区大大提高其物质生活。我们今天为推行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在这条路上犯了许多错误，带来许多失败。在扩大当地人的政治权利方面，我还不太了解有什么理论比人权法更加权威，但一具体到卡比利，这种理论就显得可笑了。因为是我们为了使卡比利阿拉伯化而实行由本地人管理并引进阿拉伯语时，把这个人权法强加给卡比利人的。时至今日，我们再反过来指责卡比利人执行了我们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那实在是太不知趣了。

祝愿卡比利的人民在走向更加独立、更加觉醒的道路上变得成熟起来。对此，我是有信心的。在一天早晨，当我从乌马鲁回来同哈吉尔先生交谈时，便提出了这一看法，那时我们一起向前走着，当我们来到一个缺口处时，向外一看，便发现一个幅员辽阔的部落展现在地平线上。于是我的伙伴便向我一个个讲出各个村庄的名字，向我讲述他们的生活，讲述村庄如何把各种利害关系强加在他们头上，如何强迫居民参加送殡的行列，以便使穷人也仿效富人的做法。……站在这一片广阔的景色前，我们见到清晨的太阳一下子便从地平线下跳了出来，使得这个缺口变得霞光万道，令人目眩，远处的树林似笼罩在一层水汽中，大地在阳光照射下，也是雾气蒸腾。我终于明白了，有什么样的纽带可以把这些人民联结在一起，又是什么样的东西使得他们和自己的土地牢固地联系起来。我同时也明白了，只需那么少的一点点东西，便可以使他们满意而和谐地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那么我何以对那种管理他们生活的愿望、那种使他们深刻地成为自己应该成为的那种人的愿望毫不明白呢？何以对为使他们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有觉悟的人的愿望毫不明白呢？有了这种愿望，在他们当中，我们便能够无须以虚假的羞耻之心来真正地吸取重要的和公正的教训了。

经济和社会前景

卡比利有的是太多的居民，却没有足够的小麦，它的消费大于出产，它的劳力报酬少得可怜，不足以弥补其贸易逆差。它在国外的侨民，如今已日渐减少，也不能再以其劳动所得来补贴这个失衡的天平了。

因此，倘若有人想使卡比利变得繁荣昌盛，把它的人民从饥饿中拯救出来，并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尽到我们一份责任，那就必须对卡比利全部的经济生活条件来一番改造。

在这里只需善意地指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也就够了，如果说卡比利是一个消费地区，那么一方面必须努力提高其人民的购买力，同时还要通过自己的劳动以补偿其产品的不足；另一方面，还要努力缩小其进口货物和产品之间的差距，并尽可能地增加自己的产品。

这对每一个人来说，很明显的是一种政策的两个不同的方向。但这两方面又不能互相分隔。我们不能想象，要提高卡比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去同时提高其劳动力和产品的价值。这并非仅仅是以六个法郎的工资去践踏人道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逻辑问题。卡比利农产品那种极低的价格，不仅仅违背了公正的原则，也违背了情理。

我想提出几个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卡比利的劳动力并非按其实际价值付酬，其理由一是失业者过多，一是把这一自由交给劳动力的使用者。工资问题，归根到底只有失业问题解决之后，只有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取消之后，以及价目表确定之后，才能变得正常。在此同时，对劳动力的监督检查，便变成了卡比利的一个现实情况。其最好的办法是由政府部门尽可能多地雇用工人。这样，监督也便成了必然手段。同样，解决失业问题也可以分三个时期进行：一是通过实施大型工程的办法；一是通过普及职业教育的办法；一是通过外国移民组织的办法。

实施大型工程，我知道此举属于所有能煽动人心的项目中的一部分。而煽动人心，其主要特性就是制定的所有项目都不打算去实行。在这里讲的，则恰恰相反。

在一个地区搞大型项目，如果其需要性在实际生活中体现不出，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虚耗经费。那么我在这里是否应该提一提，卡比利这个地区缺少公路、缺水到了何种程度呢？搞大型工程的政策，应该是在实施大型工程的同时，要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失业现象，要把工资提高到正常水平，要使卡比利的经济增值，而且要在一定的时期内使人民受益。

这一政策已经开始启动，凡是系统地开始启动的地方，比如波尔-盖东镇以及波尼-叶尼部落，那效果可以说立竿见影。第一批完工的有十七个蓄水池，还有几条道路。第二批受益的地区，是卡比利最富有的部落中的一个，那里的工人工资每天可拿到二十二法郎。

对行政当局最大的批评，可以说是这一政策执行得过于分散了。亦即是说，开出一笔巨大的预算，但却用于各个不相联系的分散工程。因此，在实际上那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各地区财经特别评议会几乎都提出：“预算资金到哪里去了？”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求新的预算，起码目前是如此，但要求的只是更好地使用这批已通过的资金。投入卡比利的资金已近六亿法郎。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制定一个总体的，而且是完善的计划，以便使这个计划切实可行。而我们能做的只是一种政客政策，即制定一些权宜措施和修修补补、小恩小惠及资本平衡分配政策。而卡比利所要求的，却是与政客政策相反的东西，即要求一种有远见的和开明的政策。要有整体观念，要把所有分散的预算、分散的资金，把所有于事无补的零星施舍性开支集中起来。这一切，便是由卡比利人自己把卡比利搞活的必要条件，也是把农民真正吸引过来，使他们从事正当工作，并给以公道报酬的必要条件。

我们发现，我们曾向欧洲一些国家贷款四千亿法郎，如今已全部付之东流。难道拿出这个数目的百分之一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做不到吗？不错，我们尚未为改善法国人民生活水平投入这笔资金，但我们可以请求法国人民为此作出自己的牺牲。

另一方面，也并非因为卡比利人不能从事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那种专业而使其工资很低。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应该帮助他们那些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能够受到职业教育。在卡比利有一些职业学校，在米什莱，这种学校可以培训铁匠、细木工匠和泥瓦匠。这个学校曾培训出许多很不错的工人，其中一些甚至还被安排到米什莱工作。但这所学校总共只有十几名学生，这些实验还是很不够的。

还有一些林木栽培学校，如麦克特拉的林木栽培学校。但它每两年才能培训出三十几名学生。这也仅能算是一种实验性质，谈不上学校。

目前，对这种尝试需要推广，每个中心地区要建立此种类型的学校，从技术上培训那里的人民，技巧和思想同时并重，使之成为受人欢迎的学校。

然而，在卡比利存在的各种问题中，没有任何东西比以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更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如果不给那些持有合格证书的工人以出路，怎么培养他们也无济于事。而这种出路，在目前来说，存在于宗主国，即如果不给卡比利移民以方便，那么任何政策亦将徒劳。

在这方面，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简化手续，第二件事便是对移民要善加引导。在目前，让卡比利人从农事活动中得到收益是可行的。在此我无意以尼日尔官方的做法为例。让卡比利的农民为了个人利益而到一个灾难性的国度里去，并终老在那里是不足取的。但是殖民当局如果愿意的话，它还可以在阿尔及利亚再开发出二十万公顷的土地。

就在卡比利本地，在靠近波格尼地区的布-马尼，各部门都在开展这种工作。另一方面，法国整个南部人口密度不大，也曾容纳过几万名意大利人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殖民。

如今，这些意大利人已经走了，那么我们照样可以让卡比利人到这个地区来殖民。有人曾对我们说：“卡比利人，对他们的山区太过留恋，不乐意离开那些地方。”对此我首先回答的是，让他回忆一下，在法国有五万卡比利人，这些人就已经离开了他们的故土。其次，我的回答可以让一个卡比利的农民来代替。因为我对他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您忘记了，我们没有饭吃，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又有人会对我说：“那么这些卡比利人最终还是要返回他们的故土，还会把这片土地给抛弃的。”这有可能，但他却没有看到，卡比利的移民会有后代来继承父业，也没有看到，某一土地的所有者，只有把自己那块土地卖给比他年轻的乐于购买者以后，他才会离开。

总之，这几项措施，足以使卡比利人的劳动得到其应有的报酬。我认为再重复一下下面的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即目前的拨款对于我们进行的这一事业的发动工作还是足够的。这一事业一旦得到发展壮大，就会变成生产力，而这一政策的实际效益，也只有当生产力产生了价值时才会充分地显现。

在此还要说一说，清醒的认识，是我们制定建设性政策的因素。卡比利除了某几种次要的粮食作物外，主要是果树栽植，由于自然条件无法对其加以强制，则应尽量改善这种产品的状况，以使其尽可能地平衡当地的消费。

在没有证明其为错误的办法以前，为提高其产品价值，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是增加产量；第二是改进质量；第三是稳定出售价格。后面两条常常是同时进行的。以上三方面在卡比利是可行的。

在扩大果树种植方面，首先应大力扩大卡比利的主要果树栽植，如无花果、油橄榄等。另一方面则应大力移植次要果树作物，如樱桃树、角豆树，等等。除了这两方面之外，这一林业政策也只是刚刚起步，可以看做是波尔-盖乐镇的一个样板和实验。

1938年，该镇栽植幼树苗一千棵，今年计划栽植幼树一万到一万五千棵。这一工作并未列入特别资金预算之中。当地人储金互济会的公用奖金保证了这些树苗的提供，苗圃可以自由地提供给所有农民，由农民管理，从前的办法是，这些苗圃只在镇属土地上开辟，被称做试验田，农民们只在这里进行质量管理和收获。像无花果幼树的栽培需两年时间，等其能结果收获需五年时间，在这五年中，农民只付幼苗的利息，其数目很小，即占幼苗全部价格的百分之四。五年之后，等无花果开始收获利润时，农民可以再经营五年，以便收回从前交付的资金。

关于收入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每十五棵幼苗中只能成活五棵（这个估计数不可靠），那么农民的收入就十分可观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实际上是得不到任何经济好处的，这也无须加以评论了。只祝愿行政当局能够推广这种做法，而且希望能尽快见到成果。

关于改进目前产品质量和提高出售价格方面，其任务是艰巨的。在此，我仅谈几个主要方法，对无花果干果通过干燥车间进行，其产品则通过食油合作社销售。的确，以卡比利传统的收获方式是不能提高其产品质量以达到提高收入目的的。油橄榄树的形状特像一个巨大的断肢，对其幼苗的前期培养没有特别方法。使无花果脱水的办法是放在柳条筛子里，然后放在屋顶上晾晒，有时则放在角豆树下，这样就容易使果实遭到一种类似谷蛾的小寄生虫的蚕食。这样是没有办法提高产品质量的。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建立干燥车间的做法，已在许多市镇上实行。这些做法中最有启发作用的是，阿札加和西迪-阿依的做法。在阿札加，由于技术人员合理的操作，其产品价格第一年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第二年提高了百分之八十。在西迪-阿依，干燥车间制作的无花果干果，其价格每公担平均是二百六十法郎。而本地人土法制作的，为每公担一百九十法郎。至于参加者和出售总量，在阿札加有一百二十个农民工，交来的无花果，其总售价达到十八万法郎。其结果是，经过一番抵制之后，大多数农民都相信了这一办法。在当达镇有一家私人合作社也已有这样做的计划，该合作社由生产者自己组织并领导。这一切都可以使人明确地感受到卡比利在这方面的前景。

合作生产出来的食油产品则遇到了更多的障碍。某些行政官员不愿意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其理由是平原地区的殖民当局反对这样做。他们主张低价购进油橄榄，而不乐意高价买进橄榄油。另外，所有的中间人和掮客对这一新鲜做法不怀善意，因为这样做将标志着要打破他们在这个领域的一统天下。另外，这样做卡比利人还需要贷款，而这种贷款可以从中间人那里得到，但产品须按期卖给中间人，这一困难可以解决，其办法是把合作社新出产的油类同贷款机构的关系予以断绝，比如同储金互济会的关系，因为它在向合作社贷款时，就起到中间人的作用。最后一种手段是，卡比利的农民可以直接同中间人打交道，但这种办法可能要使这一新生事物发展的速度放慢，但无论如何，它却是不可抵御的。

不幸的事实是，卡比利的农民以其所使用的传统收获方式，只能从两个油橄榄中收回一个，但可以肯定的是，产量翻一番的时日不会太远了。另一方面，关于质量问题，如果我们想到目前欧洲人吃的油罐车里的橄榄油，其酸度从来未低于一点五度到两度，而且总有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味道。那么，橄榄油质量的改进则势在必行。

整个这样一种政策，必不可免地要有一套解决具体问题的辅助措施。例如，工人们的居住条件，应按照鲁什尔法金规定的模式加以安排。有关人员的投资可以用土地入股的形式（因为几乎所有的卡比利人都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或者劳力入股形式，或财物入股形式予以解决。同样，共同收入的分配，如欧洲人和当地人之间的分配问题，也有重新考虑的必要，而且应该要求欧洲人作出必要的牺牲。

因此，一项让卡比利以其真正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政策也有待完善。因为，这个地区那种可怕的灾难，将在这里结束，并将得到它应有的报酬。我知道，要做这一切工作，资金的预算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想再重复一遍，应该妥善使用已经批准的预算资金。因为我们缺乏的可能不是资金而是顽强精神。如果没有必要的勇气和清醒的头脑，任何大事也做不成，为了把这一政策执行下去，仅仅在一个时期内对它有兴趣还是不够，应该永远有兴趣，而且只对这个政策有兴趣，其他可以放在以后去做，我们不应期待这一伟大的举措由侨民来完成，因为我们尚不知晓他们是否乐于去做。但倘若有人提出说，这种努力应该由宗主国完成，那么我们要举双手赞成。因为同时我们可以证明一个把阿尔及利亚同法国分离的制度只能给我们国家带来不幸。等到两方面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的那一天，我们便可肯定地说，人的心灵和精神也随之而成为一体。

结论

我的这一调查，便在此结束，我希望这一调查能有助于完成卡比利人民的事业，这也是我愿意为之服务的唯一事业。对于卡比利的苦难，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包括其原因和医治方案。我愿意就此打住，对于这样一种整体事业，无须说什么虚比浮词，因此我也不想再补充什么无用的话了。但同样，对于这样一种可怕的苦难原无须多说，然而这种苦难的存在，又强迫人们去说它，同样这个调查如果它在最后避开某些很容易提出的批评意见，那可能也还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

我不想转弯抹角。在今天，似乎是一个人把某个法语国家的苦难公之于众，这个人就不是一个好法国人。应该说，在当今之日怎样做才算是一个好法国人，教我很难说。有许多人，以不同的方式来标榜自己是个好的法国人。在他们当中，有许多碌碌无为的庸人或是基于个人的利害关系，便以此来自欺欺人。但至少，我们还了解怎样才算一个正直的人。依我的偏见而论，我认为，法国最好的做法，莫过于以其公正的行动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并以此来保卫自己。

有人会说：“请小心，外国人会抓住这一点不放的。”然而，如果当真有人会抓住这一点不放，那么他们就已经在世人面前以其厚颜无耻和凶暴残忍受到裁判了。如果法国能够起而自卫反对他们的话，那手段可以用大炮，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即我们仍然能讲出自己的想法，仍然能以我们每个人的绵薄之力来纠正不公正的做法。

我所起的作用绝非去追寻什么虚幻的责任，我没有当一个控诉人的兴趣。即使我有这种嗜好，也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事不允许我那样去做。一方面，我非常清楚，经济危机已经给卡比利带来了灾难，不能再让它遭受损害了。另一方面，我同样也非常清楚，这种开明首创精神会遇到多大的阻力，有时这种阻力是来自最上层。最后，我也非常清楚，一种愿望，不管其原则有多么完美，在执行过程中是会走样的。

我曾经想说的是，如果有人想要为卡比利做些事情，如果有人已经为它做过某些事情，这种尝试仅触及问题的表面，而且是表面的一小部分，从而会使问题整个存在下去。我这样说，不只是针对某一部分人，而是针对大多数人。如果我想让这份调查被大家所了解，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它并不是想说：“请你们看一看你们把卡比利弄成什么样了。”而是说：“请你们看一看，你们没把卡比利弄成这个样。”

面对着所有的善举，所有的微小的实验，所有的好意，所有的空话，又给它加上了饥饿、泥泞、荒僻和绝望。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前面所举的那些善举是否够用。如果有一种不太真实的奇迹出现，使法国的六百名议员都能够沿着我所经过的这条令人绝望的路线走一遍的话，那么卡比利的事业就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政治问题为人道问题所取代，那么人们就能向前跨进一步。但愿一项明智而民主的政策的执行能够减少一些这种苦难；但愿卡比利能重新走上生命之路，那时我们将第一个赞扬这一成就，尽管在今天，这种成就也已并非是值得我们引为骄傲的事业。

最后，我又情不自禁地回到我曾经逗留过的那个地方。正是那个地方，也仅只是那个地方，可以使我在此写出我的结论。因为在那些漫长的时日内，到处所见都是些令人不快的景象，处身于一种前所未见的自然环境中，不仅只是白天令人愁烦，而且有某些夜晚，我似乎也觉得对那个地区和那里的人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比如在库库镇的札乌亚村外面，那天傍晚，我们有几个人在一片灰色石筑公墓里漫步，一起观赏着山谷里的暮色正在加深。这个时刻，虽然已不是白天，但也还称不上夜晚，那时我便感觉不到我同那些漫步在墓地想找回自我的人有什么区别。然而，这种区别，在几小时以后，大家行将吃饭时，我便已分明地感觉出来了。

那么，正是因为如此，我便重新找到了我这篇调查的意义所在。因为，如果殖民主义的征服者们能够找出一个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的话，那便是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帮助了被征服的人民保持住自己的人格。如果我们对这个地区有什么义务要尽的话，那就是准许这个世界上最具自尊的、最有人情味的民族之一，能够始终忠于自己和忠于自己的未来。

这个民族的未来，如果说他们劳动的同时又在沉思，并通过这些来教会我们这些忧心忡忡的征服者变得聪明一点儿的话，我认为是不错的。我们至少应该使人原谅我们自己对政权的狂热和需要，这对一些缺乏远见的庸人是很自然的事，同时我们也要把一个比较智慧的人民的重担和需要承担起来，以使他们彻底走上强盛之路。

阿尔及利亚的危机 [86]

阿尔及利亚的危机

今天，在使北非动荡不安的事件面前，应该避免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是，把当前的某种形势看成是悲剧性的，其实这种形势只不过须严肃对待而已。另一种态度则是，看不见当前的严重困难，也看不见现时阿尔及利亚正在这些困难中挣扎。

持第一种态度者，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希望政府采取高压政策，这样不仅缺乏人道主义精神而且也极不策略。持第二种态度者，则是继续加深宗主国及其非洲领地之间的鸿沟，这种鸿沟使宗主国及其领地相脱节已经有好多年了。这两种情况，都会执行一种目光短浅的政策。那将违背法国利益和阿拉伯利益。

我在阿尔及利亚用三周时间所作的调查，没有其他目的，只是想减少一点儿宗主国对此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为作这次调查，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走遍了北部沿海地区、阿尔及利亚的内陆，南至它的边界地区，行程共为二千五百公里。我在那里访问了所有的城市及所有最边远的部落。我把行政当局的意见及见证材料，同当地农民的、当地移民的以及阿拉伯老军人的意见及见证材料都作了对比和研究。因为要制定一项好的政策首先要掌握各种材料，在这个意义上讲，我那份调查材料堪称货真价实的调查材料。但是如果说，我这样提供的材料，并不是新情况的话，那也是经过核实以后的材料。我想，这些材料可以在某些方面对那些负责专门制定阿尔及利亚政策，并希望把阿尔及利亚从这种糟糕的局面中拉出来的人会有帮助。

但在具体地介入北非出现的危机之前，必须扫除某种在这方面的偏见，我认为这还是必要的。首先，要提醒法国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客观存在，通过这种说法，我想说的是，阿尔及利亚存在于法国本土之外，因此它所存在的这些问题都带有一种特殊的色彩和特殊的范围。而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按一般宗主国解决问题的模式去做。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这种意见。所有的法国人在学校里都学过，阿尔及利亚归内务部联系的共有三个省，在行政管理上讲，这是不错的。然而实际上，这三个省面积非常之大，有四十个法国中等省份那么大。其人口有十二个法国中等省份那么多。其结果便是，宗主国的行政当局认为自己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它已向阿尔及利亚运去两千吨粮食。然而对于这个国家的八百万人民来说，这些粮食恰好够他们一天的消费，第二天就必须重新挨饿。

在政治上，我还想提醒的是，阿拉伯人民是一个客观存在，通过这种说法，我想说的是，他们并不是一群不相关的贫困者，也不是对西方来说用不着予以尊重和保护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有着伟大传统的民族。他们的道德品质，只要你稍加接触，便会发现那都是一流的。

这个民族，除了其生活条件外，绝不比其他民族差。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在一定的范围内，他们也可以在我们身上学到某种东西。有许许多多的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或在其他地方，总觉得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涣散无力，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有一件事可以告诉大家，在一个最偏远的部落，距海边八百公里的地方，我很惊奇地听到有人提起弗拉吉米尔·都尔买松先生的名字。那是我们的一位同行，他在数周前发表了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一篇文章，对该文章穆斯林们的评价是，不了解情况并带有侮辱性。我不知道《费加罗报》的那位合作者是否竟那么快地在这个阿拉伯国家获得了这种名声。但这个名声却说明了广大的穆斯林群众在政治上的觉醒。尚有许多法国人并不了解这样一件事实，那就是有几十万阿拉伯人，为我们国土解放事业曾艰苦战斗了两年的时间，当我指出这件事情之后，我便取得了不坚持偏见的权利。

总之，这一切都足以告诉我们，对于阿尔及利亚不应该有任何偏见，要防止套用现成的模式。以这个观点来看，法国人应该再次征服阿尔及利亚。为了马上讲出我在那边得到的印象，这个征服要比第一次更加不容易。在北非同在法国一样，如果我们希望未来仍然于我们有积极意义，我们就应该创造新的模式，要更新我们的方法。

1945年的阿尔及利亚，已经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渊，这些危机是它所固有，但却从没有达到目前这么严重的程度。这个美丽的国家，现在正是春光明媚、繁花似锦的时刻，但那里的人民却在饥饿中挣扎，为求得正义而呼吁，对这种痛苦的现状，我们决不可以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是我们所熟悉的朋友。

面对这一切，与其谴责他们，倒不如深刻地理解一下其原因，倒不如为他们伸张民主的原则，正像我们为自己伸张民主的原则一样。我的打算，在后面的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那就是通过一系列简单明了的客观报道，支持他们这种愿望。

附言：本文写完时，适值一个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攻击《宣言之友》的主编费拉特·阿巴斯的文章，指控他直接组织了阿尔及利亚的暴乱。一眼便可看出，这篇文章是在巴黎写的，由一些临时材料拼凑而成。以一种如此轻率的态度诬栽出一个如此严重的罪名，那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支持或反对费拉特·阿巴斯和他的政党，有许多东西要说，我们也的确要讲的，但法国的记者们应该明白，一个如此严重的问题，只想通过轻率的号召以实施一种盲目的镇压是解决不了的。

阿尔及利亚的饥馑

阿尔及利亚的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经济范畴的危机。

阿尔及利亚已经向它细心的访问者显示出并非含糊不清的信号。市内所有最大的餐厅都用啤酒瓶的底部当酒杯，而且杯口都已破损。大旅馆里向你提供的衣架，都用铁丝做成。商店由于被炸毁，所有的橱窗均用厚木板搭成。在一般人的家里，大都把寝室的灯拉出来作为吃晚饭时的照明，这种情况绝非鲜见。很显然，那里十分缺乏工业制品，因为阿尔及利亚没有工业。尤其缺乏的是进口产品，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它的影响。必须大声疾呼的是，阿尔及利亚绝大部分居民都处于饥饿状态，这反映了阿尔及利亚出现的事态的严重性，对此必须找出解决办法。阿尔及利亚的居民以整数计，估计可达九百万人。这九百万人中，有八百万是阿拉伯——柏柏尔人，一百万是欧洲人。绝大部分的阿拉伯人都分散在阿尔及利亚广大农村的各个部落里，并由法国殖民当局把他们集中起来建成混合市镇。阿拉伯人的基本食物是谷粒（小麦和大麦的麦粒），然后再加工成粗面粉，或者制成面饼。如果没有这些谷类，几百万阿拉伯人就会挨饿。

饥馑，在阿尔及利亚一直是一个可怕的灾难，而且每年的收成像当地的雨水一样，变幻莫测。在正常年景，法国行政当局预先准备的储备粮用于干旱季节的补贴，然而这些储备粮自从被宗主国支配以来，便为德国人所利用，因此这里就空了。于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便只好每年打饥荒。这是一种灾难，有一件事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关于这方面的概念，在阿尔及利亚所有高原地区，自一月份以来便一直未下雨，而在这广阔无际的高原上种满了小麦，那麦穗比野外的丽春花蕾都小。土地干裂得像一片熔岩，其干燥程度直到春天播种时，得用两套牲口拉犁。耕犁划下去，土地裂成碎块，扬起灰尘，竟无法下种。遇到这种年景，人们估计，收成要比头一年更差，又是一个灾难的年头。

请大家原谅我在此要提供几个数字。阿尔及利亚在谷类方面正常的需要，每年为一千八百万公担。按一般算法，这一需求大致可以满足。因为1935—1936年度，按估算可以产粮一千七百三十七点一万公担。但上一年其粮食产量仅达到八百七十一点五万公担，也就是说仅能满足正常需求的百分之四十。本年度人们估计更为悲观，因为据估算，其粮食总产量不会超过六百万公担。

仅干旱尚不足以造成这样一种可怕的灾难，此外还有耕种面积减少的原因。其原因，一是种子不够，二是饲料没定价格，因此有些不识大体的土地所有者认为种饲料要比种粮食好，此外还须考虑到当时的一些具体技术上的困难。如对生产资料的重利盘剥（如一条麻袋，原先售价二十法郎，现可卖到五百法郎），燃料的定量分配，在外部雇用劳动力，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都算进去考虑，我们便会明白，与外部世界隔绝的阿尔及利亚，在自己的土地上是没有办法来养活自己的人民的。

从当时那种饥饿中，我们所见到的情形是很令人痛心的。当地的行政当局不得不把救济粮减到每月每人七点五公斤（农业工人每月可以从工头那里领到十八公斤，但那是极少数），这个数目，只能使每人每天有二百五十克粮食可吃。这对于只依靠吃粮来过活的人来说是太少了。

然而这份口粮，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并不能实现。比如在卡比利的乌阿斯，在南奥兰区，在奥雷斯山区，这些地区互相距离很远，那里的人民每月只能领到四至五公斤口粮，也就是说每人每天只有一百三十克到一百五十克口粮。

我们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能明白，在这个国家，那里的蓝天和大地是有意让数百万人民忍饥挨饿吗？在每条大路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些面带菜色、衣衫褴褛的人。所经之地，我们随时都能看到，那里的田地被挖了个乱七八糟，原来是成部落的居民都到这里来挖地，以便能找到一块埋在田里的植物的根茎。这种根茎虽然苦涩，但当地人称做“塔鲁达”，可以拿回去磨成粉煮粥。

我们会说，该怎么办呢？无疑，问题是困难的。然而，如果我们想拯救这一方苦难的人民，如果我们想阻止这群饥饿的民众不致被某些犯罪的狂人激怒，从而再发生像在赛提夫地区那样的互相残杀，那么我们就必须争分夺秒，不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起来。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讲到必须消除的不公正做法，以及在经济领域要执行的一些紧急措施。

运粮船和公正

对于目前正处于饥馑中的数百万阿尔及利亚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这无须在政治上有什么特殊的见识便可指出，只有采取大规模的进口政策才能改变目前形势。政府刚刚宣布，将把一百万公担小麦运往阿尔及利亚。这是件好事，但不要忘记，这么多的粮食，差不多仅够那里一个月的消费。不可避免地要在下个月以及以后的每个月中都要向阿尔及利亚运去同等数量的粮食。因此，这种粮食进口的问题并不能被认为已经解决了，相反地要持续下去，直到把自己也耗得筋疲力尽。

实际上，我并非不知道这项工作的难度。为了稳定形势，及时地向阿拉伯居民提供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及取消黑市等，需要进口一千二百万公担的粮食。运这些粮食就需五千吨位的船只二百四十艘。在刚刚结束战争的今天，任何人都明白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然而，在今天这种紧急情况下，也必须看到，我们绝无退路。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应该向全世界求援，提供这些船只。当有数百万人在饥饿中呻吟时，这件事当然应是所有人的事。

然而，当我们一旦把这件事做完了，也应该看到，我们并没有把全部的事情做完。因为阿尔及利亚事态的严重性绝不仅只是阿拉伯人挨饿这一件事。其严重性还在于他们认识到这种挨饿是不公正的。因此，只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粮食，那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这些粮食予以公正的分配。我本不愿提这件事，但也确实是这件事并没有去做。

当我们了解到，在这个国家，粮食的珍贵不亚于黄金，然而却在黑市上可以买时，我们说粮食并没有公正的分配便找到了第一个证据。在我访问过的绝大多数市镇上，粮食的官价是五百四十法郎一公担。然而在地下买卖的黑粮，一公担的价格在七千法郎至一万六千法郎之间 [87] 。这种黑市上的小麦乃是由不法殖民者或当地的封建地主所提供。

另外，即使这些粮食交给了收购机构，也没有得到公正的分配。本地司法行政机关非常恶劣，仍然我行我素，因为那些本地籍的行政长官，通常都在法国行政机关里担任类似总管的职务。因此大都由他们担任粮食分发的管理工作，而他们管理这一工作，其分发办法带着极强的个人随意性。由法国行政当局直接主持分配的，尽管不多但却是公平合理的，而由本地人分配，则始终都不公平，最常见的情况是徇私和偏袒。

最后一种情况是，整个阿尔及利亚在口粮分发中，发给当地人的口粮比规定分给欧洲人的数量要少，这一点是最令人感到痛苦的。这是一条原则规定，法国人每天规定的口粮为每人每天三百克，而阿尔及利亚人则为二百五十克。而在实际分发工作中，这种不公平表现得更突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阿拉伯人每天仅能领到一百克到一百五十克。

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公正的理解，既成熟又具有本能性，他们可能对这种分配原则能够接受，但他们却不接受对口粮给予克扣的做法（他们见到我时，总是强调这一点），而且克扣的只是阿拉伯人的口粮。在目前形势下，不惜把自己的鲜血奉献出来的人民，有理由认为，别人也不应对他们吝惜自己的面包。

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法，再加上其他一些事情，便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麻烦，这我将在随后几篇文章中论述。但在这里使我感兴趣的，是这种不公正在经济问题内部所产生的影响。它可以加重当地人内心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缓解由挨饿引起的苦痛，医治好心灵的创伤，这便是我们目前必须解决的一项任务。几百艘运粮船，或者两三项纠正不公平的严厉措施，这是几百万民众向我们提出的紧急要求，由此，现在我们可能会明白何以一定要对这几百万人先予理解然后再下判断的理由了。

政治上的麻烦

北非出现的经济匮乏是那么严重又那么急迫，然而仅此一桩，也并不能解释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危机。如果我们要谈论它，首先要提到的，是那里的饥馑，那是先于一切而占首位的事情。而事实上，政治上的麻烦则先于饥馑。当我们做完我们必须做的向阿尔及利亚人民提供粮食这件工作之后，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考虑我们在那里的政策问题。

我无意用两三篇文章绘出一幅北非的政治形势图，那样没有人会对我这种做法感到满意，而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然而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形势，确是被偏见和无知给歪曲了，而且早已经被大大地歪曲了，如果我们用经过核实的资料加以客观的描绘，就会证明这一点。我想做的，也正是这种客观的描绘。

我曾在上份早报上读到，有百分之八十的阿拉伯人希望自己能成为法国公民。我可以概述一下阿尔及利亚目前的政治形势，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可以说，他们从前确实是想成为法国公民，但现在却没有这个愿望了。当一个人很久以来便抱有一种期望，但当这种期望一旦破灭了时，他就会另找出路，而且也便没有了那种愿望。这就是阿尔及利亚当地人的现状，对此我们要负首要的责任。

自从我们进入阿尔及利亚以来，就很难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策表现得非常协调。我也不想向读者叙述，从对阿拉伯王国的基本概念到同化的基本概念其间有多大的变化。最后，同化的概念，还是在理论上胜利了。五十年来，法国对此所确立的众所周知的目标就是，向所有阿拉伯人逐步敞开取得法国公民资格的大门，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仅只停留在理论上。同化政策甚至在阿尔及利亚本土上，主要是在那些大殖民者中间，也遭到敌视，而且这种敌对态度就从来未终止过。

于是，就只剩下了空头理论，其中有些论据在表面看来还是很有说服力的。然而却直到目前仍然使阿尔及利亚处于现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丝毫没有进展。对这些论点我也不想加以讨论，但在这方面，以及在其他方面，将来有一天必须加以认真地选择。但是法国应该明确地表示，如果它仍将阿尔及利亚看做是它的一块被征服的土地（这片土地的人民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并且强加给他们一些额外的负担），那么那里的人民就应该同我们一样，处于绝对独立的条件中。或者如果它在其民主的原则上再赋予一种相当普遍的意义，以使那里的人民得以生息发展，那么它就应对此负起责任。

法兰西要进行选择，这是它的信誉所在。一旦选择完毕，使写在纸上的文字产生了意义，便应该坚持到底。某些特殊利益是同这一工作相对立的，总是试图阻止历史前进。然而，历史却是不停地发展，而世界人民也和它同步前进。任何时期的历史形势总会有其归宿的。如果有人不顺应这种变化，那就只有任这种机会溜走。由于不了解这些基本道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始终比实际情况落后二十年。有一个事实可以帮助人们对事物的了解。

1936年，在经过十七年的停滞不前之后，产生了布伦-维奥莱特方案，它标志着朝同化政策向前迈进了一步。该方案没有任何改革，只是重新提出对阿拉伯人授予公民权的问题，并给予六万名穆斯林以选举权。这个方案相对地说，比较稳妥，在阿拉伯民众中唤起了希望。几乎所有的上层殖民者，则分别聚集在财政评议会和阿尔及利亚市长联合会大厦内，表示反对，说该方案并没有交付议会通过。

这一大希望的落空，自然就激起了群众的极端不满。今天，法国政府向阿尔及利亚提出的1944年3月7日法令，和布伦-维奥莱特当年提出的选举方案大致相同。

如果这个方案能够真正付诸实施，可以使差不多八万名穆斯林获得选举权。它同时还同意取消关于阿拉伯人的特殊法。为取消这一特殊法，北非的民主人士曾斗争了许多年。的确，阿拉伯人同法国人并非执行的同一个刑法典，也不在同一法庭上审判。该特殊法在对阿拉伯人的刑事判决方面，较之法国人更加严厉，也更加迅速。1944年3月7日的法令取消了这一过分的法律，是一件大好事。

尽管这个方案对阿拉伯人有好处，但阿拉伯的舆论由于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这一次普遍持不信任和保留态度。这便是历史的教训。法国的声誉有挫折，也有损失。1947年那次登陆，给阿拉伯人以同其他民族接触的机会，并使他们对此产生了兴趣。后来又有了泛阿拉伯联盟，对此我们不应忽略。那对北非人民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诱惑。最后，又有了那么多的悲惨事件，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怨恨。这一切的结果，便是产生了1936年那个布伦维-奥莱特方案，它当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那个方案本可以理顺许多事情，倘能成功，就不致使我们今天再受到不信任了。到头来，我们依旧是迟了一步。

一般地说，人民希望从他们自己获得的政治权利方面来开始并完成他们的社会成果。如果阿拉伯人民愿意投票表决，那是因为他们明白，他们能通过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来消除在工资及抚恤金方面的不公正现象。但人民似乎是对民主已失去了信仰，因为别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民主是一个十分难看，并且滑稽可笑的东西。他们希望从另一个方面来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从来未改变过，并且能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相信我的调查的话，阿拉伯的舆论，绝大多数对同化政策表示冷漠或敌视的原因。然而，为改善这种形势，在决定应该如何行动之前，必须确定一下阿尔及利亚当前的政治气候如何。

有多种前景在阿拉伯人民面前敞开着，并且由于在世界人民的历史上永远不变的是每一种他们所向往的前景都在政治上有其表现方式，所以今天的穆斯林舆论，便围绕在一个引人瞩目的人物周围，即费拉特·阿巴斯，还有他的那个党（“宣言之友”）周围。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谈一谈这方面的活动情况。该党是阿尔及利亚被占领以来在那里出现的最早的和最有意义的党派。

宣言党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说过，绝大部分北非的当地人对同化政策的成功表示不抱希望，但尚未被纯粹的民族主义争取过去，于是便纷纷转向，向一个新的政党“宣言之友”党靠拢。我认为，让法国人了解这个政党还是有必要的，这有利于法国人考虑对这个党是反对还是赞成。

这个党的主席叫费拉特·阿巴斯，赛蒂夫人，大学毕业，医药学专业，战前曾是同化政策最坚决的支持者之一。当时他是《谅解》日报的主持人，该报一直支持布伦-维奥莱特方案，并呼吁要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民主政治，以使阿拉伯人享有其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

如今，费拉特·阿巴斯也和他的许多同道一样，开始对同化政策倒戈。他领导的报纸《平等》日报积极主张承认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 [88] ，并以联邦制的形式同法国保持密切联系。该报的主编阿兹·克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老游击队员，他原先也是同化政策的支持者。费拉特·阿巴斯现年五十岁，此人无可争议地是法国文化的产儿。他第一本书的卷首题词引用的是帕斯卡 [89] 的语录，这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他的思想是相当成功地融合了逻辑和情感的帕斯卡思想。他以典型的法文文笔写下了一句公式化的语言：“法兰西有赖于我们的自由，而自由有赖于我们的强大而强大。”费拉特·阿巴斯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话，有赖于法兰西文化的熏陶，而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他的诙谐和幽默也无不带着这种特点。他的报纸《平等》日报，也具有他这种强烈的特色。比如，该报曾因这样一个声明而受到赞扬：“我们要以各种族的一百名封建领主交换一万名法国教师和技术人员。”

这种有教养的、具有独立见解的思想，随着他的人民的思想演变而演变。他把人民的共同要求写进了一个宣言，在1943年2月10日公开发表，并为卡特鲁将军所接受，作为讨论的基础。

这个宣言讲了些什么呢？实际上，这篇宣言仅孤立地批判了法国在北非的政策，并且仅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的主要内容是，表明了法国的同化政策必然失败，以及承认阿尔及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的必要性，这个国家应同法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却应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宣言称：“这种同化政策，今天在所有人眼中，已经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实（黑体字是我改的）和一个为殖民主义服务的危险游戏。”基于这个原则，宣言要求，阿尔及利亚应有自己的宪法，以保证阿尔及利亚人能享有各项民主权利，并且在议会中应有自己的代表。1943年5月26日，该宣言又添加了补充内容，还有最近于1945年4月和5月分别发表的两篇文章，补充内容和两篇文章又进一步阐明了这些观点，宣称要结束敌对情绪，承认阿尔及利亚政权，并起草自己的宪法，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成员由阿尔及利亚全体人民普选产生。

总督府应予撤销，成立一个真正的政府机构，其中各部的部长应由法国人和阿拉伯人平均分配。

关于议会，“宣言之友”清楚地意识到在法国将会遇到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认为议会代表应该严格按人口比例产生，而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同法国人的比例为8:1，他们认为议会应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议会。鉴于此，他们接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人选由百分之五十的穆斯林当选者和百分之五十欧洲人当选者组成。为缓解法国人的敏感性，他们也同意议会的权限只包括司法问题、社会问题、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而安全问题、外部事务问题、军事组织问题和外交问题则交由巴黎的中央政权处理。当然，这种基本论点，反映了社会要求，其主旨则是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在阿拉伯政策中体现出最完全的民主手段。我想，到此为止，我已把“宣言”的主要观点讲明，自认并没有背叛他们的思想。

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绝大多数穆斯林舆论所集中起来的思想，以及代表这些思想的人物来叙述的。费拉特·阿巴斯所团结的人物和党派非常广泛，比如乌雷马斯派，属于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他们鼓吹对伊斯兰教进行唯理论的改革。而且他们到目前为止，仍支持同化政策。特别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党，他们属1936年解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但仍在非法地为阿尔及利亚的分离主义进行宣传活动，他们也加入了“宣言之友”，他们把“宣言之友”当做他们活动的跳板。

很可能是他们把“宣言之友”拖进了当前的这场动乱之中。但我从直接消息来源那里了解到，费拉特·阿巴斯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有经验的人物，不可能为这样的极端做法所左右，再说他也并非不知晓，那些人的做法将会加强阿尔及利亚的反动政治势力。这位曾经写过“任何一个非洲人都不会为希特勒卖命”的人，在这方面已足以使我们放心了。

各位读者可能会想，我提出的这些改革要求目的何在？不管舆论如何，必须相信，这些要求是现实存在，而且它们已深刻地印在阿拉伯人的政治向往之中。

如果法国行政当局已经决定，不执行卡特鲁将军向“宣言之友”所认可的那些原则，那么它很可能会发现，“宣言之友”的所有政治主张都会从那件事实中吸取自己的力量，即他们把同化政策看做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实”。法国行政当局那时可能会得出结论说，只要消除“宣言之友”的各种论点，也就足以让这个事实变成可以接受的了。这表明当局宁愿以监狱和压迫来对此做出回答，那真是一个十足的愚蠢做法。

结论

正值一个动乱的时刻，法国的舆论对阿尔及利亚事态改变了口径。它背离了阿尔及利亚，并利用这种众说纷纭的机会，在不同的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意在说明，阿尔及利亚的事态也并非如大家所认为的那么严重，政治危机也并不是普遍存在，仅只是由几个职业煽动家哄起来的而已。这些文章之所以引人瞩目，并非是因为它们的资料翔实、说理客观。比如其中一家报纸就说，最近被逮捕的那位“宣言之友”的主席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家长，而这个党的领导人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一直由麦沙里·哈基担任。最近他也已被捕。另一家报纸则把乌雷马斯派说成是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一个政治组织。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的群众团体。另外，他们直到1938年仍然支持同化政策。

在这些匆匆写成的文章中，情况极不真实，大家从中得不到任何有教益的东西。至于阿尔及利亚的屠杀，如果没有职业煽动家参与，倒也确实无法解释，这倒是真的。而另一件事也确是实实在在的，即如果这些煽动家不利用一种政治危机趁机插手的话，也便察觉不到他们的活动，而对这种政治危机如果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那不但是白费心机而且也是危险的。

这次的政治危机已然持续了好多年，并没有奇迹般的突然消失。相反地，它更加恶化了。而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所有消息，都使人想到，这种政治危机今天是建立在愤恨和不信任的基础上的，而且没有得到任何缓解。盖尔马和赛蒂夫的屠杀，已经在阿尔及利亚籍法国人中引起了深深的不满和愤慨。随之而来的镇压活动，也已加剧了阿拉伯民众的恐惧情绪和仇恨心理。在这种气候下，一个坚决的，同时又是民主的政治行动，就会减少它成功的可能性。但这也并不是使我们对此悲观的理由。国民经济部长已经着手实施一个粮食分配措施，如果能把这个措施继续下去，那么便足可以改变经济形势的糟糕局面。但政府当局必须坚持和扩大实行1944年3月7日的法令，这样便可以向阿拉伯民众证明，任何不满情绪都不能阻挡法国政府向阿尔及利亚输出法国人民普遍享受到的那种民主制度。但向阿尔及利亚输出的绝不是空洞的演说，而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如果我们有意把北非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我们就应该在世界人民面前表现出我们的决心，让世界人民通过法国制定的最好的法律和它的最公正的人民来认识法兰西。我们应该表明这种决心，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也不管新闻媒体的宣传攻势如何强大，我们都应该矢志不移。我们应该坚信，在北非或在任何其他地方，如果不能拯救正义，那么法兰西的一切也都无法得到拯救。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的多了，它并非使所有人都那么开心。对于偏见和轻率行事，并不是轻易便能战胜它们的。但我们却永远相信，这样做是理智的和稳重的。今日之世界，各方面都充斥着仇恨，到处都有暴力和武力，到处都有屠杀和喧嚣，它们把空气搞得污浊不堪，使我们如置身于可怕的毒雾之中。我们所能做的，无论是为谋求法兰西的真理还是人类的真理，我们都应该使之为反对仇恨而努力。无论花何种代价，我们都应该极力安抚这些在长期灾难中挣扎的人民那颗破碎的心灵，并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们自己，至少应该努力做到不要给阿尔及利亚人民辛酸的生活中再加上任何负担。这是正义的无边伟力，只有它才能帮助我们重新获得阿尔及利亚和它的人民。

致一位阿尔及利亚活动家的信 [90]

亲爱的克苏：

我度假回来方始看到了您寄给我的那些信。我想，我这封表示赞同的信是太晚了些。但我觉得我需要向您表示我的赞同，因为我如果对您说，此刻我在阿尔及利亚感到很不舒服，就像许多人感到肺部很不舒服一样，您会很容易相信的。自8月20日以来，我差不多已感到绝望了。

假如阿尔及利亚籍法国人现在能够忘记菲利浦维尔和其他地方的屠杀，那可真是人心已经做到清静无为了。相反地，假如镇压一旦发生，它便能够激起阿拉伯民众对法国的信任和尊重，那也真可算另一种类型的精神错乱了。于是，我们就开始了互相攻击，醉心于互相制造麻烦，而且是无休无止。这种想法使我有不堪重负之感，并且使我每天都感到烦恼异常。

但是，就您和我来说，我们的情形十分相似，有相同的文化教养，有着共同的向往，长久以来便亲密无间，并且由于我们对自己土地的热爱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并非敌人，而且我们都能够在这一方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共同幸福地生活着。这是因为，这一方土地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如果没有您和您的兄弟们，那是难以想象的。同样，您也不可能把它同我本人分开，同样，也不能把我同那些和我一样的人分开。

对此，您曾经有过很好的说法，比我这样说要好得多了：我们被判定要共同生活。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人，谢谢您曾提醒人们，他们并不都是嗜血成性的屠伯，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生息的历史已有一个多世纪，而且人数已超过一百万。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阿尔及利亚出现的问题同突尼斯和摩洛哥出现的问题不同，在那两个国家，法国人居住的时间相对的要短一些，人数也少，“法国的事”在阿尔及利亚不会就此消失，而法兰西的影子在阿尔及利亚会突然间不见的梦想是幼稚的。反过来说，同样也没有理由让九百万阿拉伯人像被遗忘的人一样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亦即是说，没有理由认为，大群被抛弃的、被奴役的、默默无闻的阿拉伯民众，他们的梦想也是谵忘型的妄想。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生存繁衍，源远流长，其根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并非可以任意拔掉的。然而据我的意见，这也并不能使他们有权就此斩断那个使他们同阿拉伯的文化和阿拉伯的生命连接的根苗。我曾全力维护过我的这种生命（您知道，为此我曾被驱逐出我的国家），也曾维护过我们共同具有的那种必须进行广泛而深刻改革的思想。然而他们却不相信这种思想，他们一直梦想控制别人，而且认为这种控制会永远存在下去，却忘记了历史在不断地前进，忘记了这种改革对他们来说，现在尤其必要。您所指出的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我们首要的、不能有丝毫松懈的努力目标，都是应该刻不容缓的进行的工作。只有一个条件才能使它成为不可能，那就是为实现它而提前把它投入法国人的或阿拉伯人的血泊中。

然而，今天讲这些，经验使我知道，就是使自己处于两军对垒之间的无人区，就是在两军阵前的弹雨中说教，而这场战争又是一场骗局，众人所流的鲜血，如果有时候可以使历史向前推进的话，这一次却把它向着更野蛮、更痛苦的方向推去。而那种敢于以自己的心灵并不顾痛苦而高声呼喊的人，他除了嘲笑声和子弹的呼啸声外，还能指望听到什么样的回答呢？但却必须高声呐喊，因为这是您，是您提议这样做的，我不能听任您采取这种强烈而又必要的行动而不向您表明我兄弟般的声援。

关键在于坚持不懈，尽管限制很严，但对话的余地还是有的：关键还在于缓和紧张状态，哪怕这种缓和程度极小，时间也极短。为此，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说服他们不要急躁。对法国平民不可饶恕的屠杀，引发了其他方面令人惊异的破坏，这种破坏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和对阿拉伯人民财产的损失。这就好像一些狂躁而激动的人，他们明知这是一种强迫婚姻，却又不能摆脱，于是便决心下死命地把对方抓住不放。既然被强迫和对方生活在一起，却又不能互相心心相印，他们便决定，不如同归于尽的好，于是他们每一个人都通过对方的暴力行动为自己找到了反抗的理由，也采取了暴力行动。于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暴风雨便在我们的国家肆虐起来，其结果便是造成了一场普遍性的大破坏。在这场不断升级的对抗中，动乱的烽火便席卷全国，明天的阿尔及利亚将成为死尸遍地的废墟。那时，世界上将没有任何力量，也没有任何一个强权能使它在本世纪恢复元气。

因此，必须刹住这种不断升级的对抗，而这，也正是我们的责任所在，我们阿拉伯人和法兰西人，我们不能撒手不管。我们，我们法兰西人，应该为制止这种压迫使其不敢成为一种集体的共同行动而斗争，为使法国的法律能够保持其开明和明确而斗争。我们要指出我们这方的错误，并指出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伟大民族应尽的义务，而这个民族不应该以同样的手段来回答另一个民族的排外性仇杀。最后，为使非常需要并具决定意义的改革能够重新启动，我们还要在未来的道路上，在阿尔及利亚创造法兰西-阿拉伯共同体。而你们，阿拉伯人，应该站在你们那边，不厌其烦地向你们的人指出，恐怖主义一旦到了屠杀平民的地步时，那不但使人有正当的理由怀疑其政策的成熟性，而且还要使反阿拉伯的因素增长，提高了他们反对阿拉伯的论据的分量，并使得法国的自由舆论不好开口，而这些舆论恰恰能够找出并使双方接受和解的办法。

有人会回答我，也正像有人会回答您一样，说和解已经过时了，应该以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并且还要战而胜之。但您和我都知道，像这样的战争，将不会有事实上的战胜者，因为无论是战后还是战前，我们都将而且一直是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双方的命运联系得紧密异常，以至一方无论有任何行动，都会导致对方有连锁的反应。犯罪行动会导致犯罪行动，狂暴得到的也必将是狂暴，那结果也必将是一方的克制会使得另一方达不到预期的结果。如果你们这些阿拉伯的民主人士不能尽到安抚的责任，那么我们这些法兰西自由人士，其结果是先于你们而失败。如果在我们的义务面前我们表现得懦弱，那么你们那些可怜的言论也必将会一风吹散，也必将会被残忍的战火焚烧个净尽。

亲爱的克苏，这就是为什么您想做的事使我感到自己有共同责任的原因。我预祝你们，也预祝我们自己成功。我愿意相信，并且极力相信，和平，将在我们的田野上显现，将在我们的丛山和海岸上显现。那时候，阿拉伯人和法兰西人会在自由和正义的旗帜下重新和解，那时我们将努力忘却把我们两个民族分隔开来的今日之鲜血。待到那一天来临之时，我们这一对双双被放逐到仇恨和绝望之中的伙伴，会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乡。

四分五裂的阿尔及利亚 [91]

缺席者

许多人聚集在波旁宫 [92] 已经三天。只有一家缺席：阿尔及利亚的代表。法国众议员被指定对一项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发表意见，为此召开了五次会议，但三项议题一项也没有议成。至于政府部门，首先粗暴地表示，在国民议会不表态之前，它不做任何决定。随后，又不无果断地决定，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必须取得一个议会的信任才能表态。而议会呢，他们对自己使用的词句都要在字典上查出其确切的含意才能讲出来。大家不难看出，法兰西依然如此，但在它的身后，阿尔及利亚正在死去。

我们对那些抓住各种机构死死纠缠者，如基雅特，和提出各种要求并且贪得无厌的人，本想不予指责，但时间是不容情的。我们议事日程的进展与否，对阿尔及利亚来说就是鲜血。议会的三次投票，将以又一批死者为代价。被割断喉咙者的孤独的喊叫，对那些喋喋不休的人的回答，对那些只知道翻字典的人的回答，就只有拿起武器。

然而谁又能替被重新征召的后备兵的悲剧想一想？谁又能为在阿尔及利亚的阿籍法兰西人的孤立无援想一想？谁又能为阿拉伯人民的焦虑不安想一想？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兰西，它甚至也不是阿尔及利亚，它是一片被遗弃在遥远的地方一块无人知晓的土地。对那里的当地人无人理解，它的士兵使人感到不舒服，它的法国侨民是外来者，它被浸泡在一个装满鲜血的酒瓶里。它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缺席者。想想它的过去和它这次的弃权，会让某些人心头痛苦，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是想讲话的。但那条件是保持沉默。

难道最近的那些教训就没有半点儿可以吸取的吗？我们预定在8月20日以前要解决问题的日期已经超过了。必须进行的，而且可能进行的选举，在没有实现停火的前提下是没有指望的。两国人民的鸿沟在加深，极端分子的冲突正在使破坏不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制定一项坚定的政策，而且由政府出面予以明确的界定，并且立即付诸实施，才能避免最严重的局面出现。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事！反对者以同样的心情向政府施加压力，并且鼓励这个政府中的官员从办事程序上给政府制造困难。就这样，一些慢腾腾的软弱无力的措施，不断在瘫痪者和癫痫者之间进行这种白痴般的对话。

但机会还是存在的。这种机会存在于自由的比较之中，即存在于目前各种力量有决定意义的会晤之中。在这种会晤中，只有坦白地陈述己见才能推翻某些障碍，即某些横卧于阿籍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甚至和宗主国之间的障碍。如果字典和会议日程阻碍这种以个人交往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话，我们至少要尽可能地准备应付办法。就我个人说，我愿意在将来的某一天出一份力量，不管对各方面阐述一种公正的立场有多么困难，我都愿意去做。但是，不管怎么说，语汇的缺乏和言辞的失误，是无关大局的，只要能够做到，哪怕是暂时的也好，把被放逐的阿尔及利亚拉到我们中间来，并连同它身上的创伤一起列为议事日程，以使我们在这方面无愧于心，也就行了。

圆桌会议

心理学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但倘若没有心理学，可以肯定，会把政治问题复杂化。在阿尔及利亚，鲜血就足以把人群分化开来，我们还不算那些愚蠢做法和轻举妄动。阿籍法兰西人，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嗜血成性的野蛮人，同样，也并非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杀人狂。宗主国里所住的也不只是那些赋闲在家的退休官员和一些怀旧的将军。同样，阿尔及利亚也并非法兰西，像一些傲慢无知者所顽固坚持的那样。但那里确也居住着一百多万法兰西人，这一点也确实被一些人忽略了。所有这些把问题简单化的看法，只能加重问题的恶化。更加上，两种看法都为自己辩护，只有等到事态严重时才彼此交换意见，但为时已晚了。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双方都力图证明，在阿尔及利亚，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注定是要活便一起活、要死就一起死。这实在是荒唐之极。

当然，人在处于极端绝望时，可以选择死亡这条道路。但为了避雨便向水里跳，那是不可原谅的，而为了求生而去死，更是不可原谅。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召开一个圆桌会议的理由。在事态恶化之前，各方的代表，从殖民当局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大家坐在一起共同商讨，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案。的确，人类离群索居或者党同伐异地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是不好的；而长时间的互相仇视或卑躬屈膝地生活，甚至生活在幻想中，也是不好的。今日之世界，是看不见的敌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战斗也是抽象化了的战斗，所以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之昭然若揭，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之缓和。听其言，并且观其行，可以使战斗成为原则的战斗，但也可以使其毫无意义。因此，圆桌会议召开之日，也便是彼此互相负责之时。

然而，这种会议的召开，必须光明正大，必须具有极高的透明度。谈到光明正大，那不是我们的工作，我原主张，此事不能交由政府单独去做。然而在当前形势下，如果召开这种会议，又的确在它们的职权操纵之下，这是个事实。所以，这也正是使我们心中感到不安的所在。但至少这种圆桌会议应该是有利于制定一个不能过于讨价还价的新的方案。

关于透明度问题，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些事情。所以，我将写几篇简明扼要的文章，这我已经说过了，并把这些文章交给与会的每位代表，并告知他们，他们的谈判对手在哪些方面的观点是和他们对立的。然而，客观并不是中立，努力做到互相理解，其意义只能是有利于做出决定。因此，这个工作我要坚持到底。我们要明确地表示，必须消除绝望情绪，因为在今天，在阿尔及利亚，绝望就意味着战争。

心安理得

宗主国同阿尔及利亚籍法兰西人之间的裂痕，从来都没像现在这么深过。为了首先讲一讲宗主国方面的问题，关于在我们国家出现的殖民政策方面的问题，就像一桩公正的诉讼案一样，都已成为过去，而且这桩公案其全部过程已然完全呈现在生活在那边的法兰西人的面前。对此可以互相谅解，不应再谈了。不过，当您读一读某些报道文章便会知道，好像果真住在阿尔及利亚的一百万法国移民一个个都是手持马鞭，口衔雪茄，骑着高头大马的绅士一般。

埃比纳尔的这种形容法是危险的。这种对那边的法兰西人普遍藐视的看法，或者以轻蔑的沉默对待我们那边的一百万同胞的做法，或者不加区别地以某些人的罪行代替一般，从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对于我们想把局面缓和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起阻碍作用。因为这种态度很自然地会引起阿籍法兰西人的反感。的确，在目前形势下，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作为宗主国的法兰西，正在他们身后向他们开枪，对此，我提请宗主国的读者认清其严重性。

为阿籍法兰西人着想，我打算以后再指出，这种想法是太过分了。但却也不能阻止它的存在，而且，那边的法兰西人，在孤立无援的苦涩心情下，团结起来，一般是不会产生分化的。今天，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最需要的，是要有一种开明豁达的舆论，这种舆论可以加快问题解决的步伐，可以使阿尔及利亚在血泊中僵硬之前便找到解决的途径。鉴于上述理由，我们必须有必要的鉴别，以便在公正的原则下，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建立起互相负责的精神。

这些鉴别一般地说是很容易的。百分之八十的阿籍法兰西人并非移殖民，而是工薪阶层或商人。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尽管高于当地阿拉伯人，但与宗主国的工薪比还是低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阿尔及利亚各行业的最低工资保证额，其比率，比宗主国最差的地区还要低。此外，以工资报酬算，一位有三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五口人，其工资为七千二百法郎，在法国则为一万九千法郎。这就是所谓的发殖民地之财者。

然而，就是这些小人物，却是目前形势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的名字不见于我们报纸上那些想购买外省土地或巴黎房屋的启示名单中。他们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将来也要终老在阿尔及利亚。他们唯一希望的是，不要恐怖或威胁，不要在自己工作的矿井下被杀害。难道真的需要躲在穷乡僻壤的乡村里的这些辛勤的法国人，为殖民主义的法兰西所犯的巨大错误去抵罪、去受杀掠吗？凡是作如是想法的人，首先应该直言不讳；其次，如果说阿籍法兰西人在这方面负有责任的话，那么，法兰西的法国人也不应忘记自己的责任，这样做是非常容易的事。

事实上，是谁三十年来把所有改革方案都一直束之高阁？除了由全体法国公民选出来的那个议会之外，还能是其他人吗？是谁对阿拉伯人的痛苦充耳不闻？是谁对于1945年的镇压表现得无动于衷？除了大多数的法国新闻媒体之外，还能是谁？最后，是谁，以卑鄙无耻的心安理得的心情，在等待着阿尔及利亚出现流血事件？除了法兰西之外，还能是谁？

如果阿籍法兰西人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偏见的话，那不正是他们的宗主国所造成的吗？法兰西人的生活水平，曾经是相当低的，然而，倘若没有数百万阿拉伯人的苦难，岂不是更低吗？整个的法兰西就在那些人的饥饿中养肥了。这就是事实。而唯一无辜的人，是那些青年人，正是他们被派往战场上流血作战。

宗主国的各层政府仰仗新闻机构令人快慰的麻木不仁和公众舆论，在立法者们阿谀奉承的支持下，是当前灾难的第一和真正的责任人。他们尤其应该受到谴责的是，那些依靠可怜的工资勉强活下来的几十万名阿籍法兰西劳动者（他们在三十年内增加了三倍），为了拯救宗主国而拿起武器前来作战。如今他们得到的回报却是被拯救者对他们的藐视。他们尤其应该受到谴责的还有，那些犹太居民，几年来一直置身于法兰西反犹太主义和阿拉伯人的猜疑之间，由于我们对他们的处境漠不关心，今天，他们不得不要求离开法国到另一个国家去安身。

我们应真心实意地承认，错误是集体犯下的，但我们也无须抱有补偿心理，因为有了这种想法，一旦补偿的费用被加在别人身上，便会立即引起反感。再说，作为一种政策，谈不上补偿问题。现在需要的是，在政策上补救，并且要公道行事。依我之见，应该对阿拉伯人民实施一个大规模的、大张旗鼓的补救措施。但这种措施应该由整个法兰西来实施，而不应该用阿籍法兰西人的鲜血来换取。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大声宣布这样去做。但我也知道，做这些事不能离开集体行动，并且要摒弃偏见，这样才能建设出一个崭新的阿尔及利亚。

真正的放弃

关于阿尔及利亚同其宗主国之间的鸿沟，我曾经说过，宗主国应该帮助其把沟填平，并放弃其简单化的煽动群众的工作。而阿籍法兰西人，也应该做这件工作，并抚平自己的痛苦，消除自己的偏见。

互相攻击或者互相抱怨，丝毫改变不了紧紧束缚我们大家的这种现实。不管他们本身是否愿意，阿籍法兰西人正面临一种选择，即他们必须在重新征服政策和改革政策之间作出选择。前一种政策意味着战争和普遍的镇压政策，而后一种政策，按某些阿籍法兰西人的说法，是一种放弃政策。这种意见，并非仅只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而且还是一种错误，它可以变成一个致命的政策。

对于一个像法兰西这样的国家，这首先是最高的放弃形式，它的名字就叫做不公正。在阿尔及利亚，这种放弃已经引发了阿拉伯人的反抗，如果它不解释自己这种极端做法，就应该解释它产生的原因。

另一方面，赞成改革，也并不是像别有用心的人所说的，乃是赞成对无辜的平民进行杀戮，是一种罪行。恰恰相反，此举乃是为了避免使无辜者流血，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法兰西人都是如此。因为回避对法兰西人的屠杀这个事实，而强调镇压有些过头，那也的确是使人反感的做法。然而，只有坚决地避免过火的镇压，才能有权谴责屠杀的事实。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协调起来，恰恰是这一点，要做到也确实是很痛苦的事。

最后，也是我们问题的核心，即拒绝改革，就是实行一种真正的放弃政策。对此，害怕引起愤怒，只能说明在事实面前的退缩。阿籍法兰西人比任何人都清楚，同化政策是失败了。首先是这个政策从未有真正地实施过，其次是阿拉伯人民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是不可能同我们法兰西人的个性复合成一个的。

这两种个性，被客观事物的力量互相连接在一起，它们可以互相结合，也可以互相破坏。在阿尔及利亚，其选择并非存在于放弃或重新征服之间，而是存在于要么互相联姻，要么两种排外思想共同死亡之间。

在拒绝承认阿拉伯个性的同时，法属阿尔及利亚将朝着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反的道路走去。因为拒绝改革，只能有利于反阿拉伯人民的事业。与其无休止地攻击宗主国，并攻击它的缺点，我看还是以帮助它制定一项符合阿尔及利亚实情的解决方案为好。阿尔及利亚的实际情况，一是人民生活困苦和阿拉伯人的外流，二是阿籍法兰西人的安全权利得不到保障。如果后者愿意等待由四位懒洋洋打着哈欠的政治家，在两次选举巡视之间产生方案的话，那他们就可以选择精神上脱离的办法。

但如果他们愿意保护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并使之能够实现，即在一个和平安定的阿尔及利亚建立一个阿尔及利亚共同体，该共同体可以使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在向着未来的大路上迈进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走到我们中间来，他们也便可以具有一种真正的力量来讲话和提出自己的建议！最后，他们还应该明白，我们希望他们能在这里高声呼吁，不是法兰西把他们的命运握在手中，而今天决定他们和法兰西命运的乃是法属阿尔及利亚。

对手的道理

如果不能全部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至少也要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办法，为达此目的，我还应该向阿拉伯的活动分子们进一言。对他们，我仍然坚持要求他们不要把任何问题简单化，不要把阿尔及利亚的未来道路堵死。

我知道，这些活动家喜欢听令人鼓舞的演说，他们有这种习惯。假如我是一个阿拉伯的战士，并且法国人前来向我表示，要无条件地支持我的话，我肯定会热情地接受这种感情。但作为一个天生的法国人，而且自1940年以来我就坚决作出了这种选择，而且直到大家不再想当一个德国人或一个俄国人时，我一直都保持着自己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依据我真实的身份讲话。我唯一的希望就是，阿拉伯的活动家们在读过我的文章后，至少要思考一下这个人的论点，他二十年来，甚至在他们的工作在巴黎被发现以前，他就已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在几乎是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保卫了他们要求正义的权利。

请他们首先要认真地区分一下，哪些人支持阿尔及利亚的事业，因为他们希望放弃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如此，在其他方面亦是如此；再请他们认真地区分一下哪些人要求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补救工作，因为他们希望法兰西强大起来，并且也要处事公道。对这两种人要善加区分。我已经说过了，前一种人的友谊，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不可靠的。而后一种人，他们从前和现在都是成熟的。只不过必须防止他们因受遍地血污的影响，或因盲目的不妥协做法，而使他们的艰苦努力化为泡影。

对平民百姓的屠杀，首先应该受到谴责，受到阿拉伯民众运动的谴责，其方式应该同我们自由的法兰西人一样，我们谴责那些实行镇压的人。倘不如此，那么指导我们行动的无辜和犯罪的相对定义就会消失，就会消失在普遍犯罪的混乱之中，那么它的逻辑必然是全面的战争。自8月20日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已经没有了无辜者，当然，在此之前死去的除外。除去那些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是犯罪者，其区别仅在于一些人是老罪犯，一些人是新罪犯而已。

这可能就是历史的法则。当被压迫者以正义的名义拿起武器时，他们已经向着非正义迈出了一步。但不管他们向前迈出多远，如果这是历史的法则的话，也同样是思想的法则，即他们不断地为被压迫者呼吁正义，但却因超过了某种界限，站在非正义方面而不赞成正义的行动。对平民的屠杀，除了进一步推进了压迫的力量外，却恰恰超越了这些界限，当务之急，乃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确地承认这一点。在这方面，我有一个建议，它关系着未来的前景，稍后我将要提出。

下面谈一谈不妥协的问题。在北非运动中有远见的活动家，即那些懂得阿拉伯的未来，关键在于尽快地使穆斯林民众具有现代化的生活条件的人，他们似乎有时候被一种盲目的运动搞得不知所措，这种盲目的运动，不考虑日益增长的广大群众的巨大物质需求，而梦想实行泛伊斯兰教主义，这种泛伊斯兰教主义，在开罗的设想远比历史的现实要好，这种梦想本身是值得尊重的，然而它却背离了近期的前景，因此便很危险。不管人们对技术文明做何种想法，也不管它本身有多少缺陷，它却是唯一能够使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过得去的一种社会进步。这并非是通过东方来使西方在物质上翻身，而是通过西方本身，在东方文明中找到食粮。突尼斯的劳动者在这方面没有搞错，他们是在布尔吉巴的身后同工人总联合会站在一起，而不是在沙拉赫·本·约瑟夫的身后。

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兰西人，我曾经说过，不管怎样，他们都不能支持那一派人，那一派在阿拉伯民族运动中，行动上是过激主义分子，理论上是倒退派。法兰西人对有资格讲自由和正义的埃及或者对西班牙的宣传民主不予评论，他们应以在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士的身份讲话，而不应以埃及人的身份讲话。他们在斯大林的坦克面前，不能当纳赛尔的辩护士，也不能为佛朗哥辩解。总之，他们不应该做他们自己信仰和自己国家的掘墓人。

阿拉伯的知名人士终将会被法兰西的知名人士所承认，但为此，法兰西必须存在下去。因此，我们，今天正在呼吁对阿拉伯知名人士的承认，我们便同时成为真正的法兰西民族知名人士的捍卫者。这些知名人士是一个民族的知名人士，这个民族也是世界各伟大民族中唯一有勇气承认对手的道理的民族，而这个对手又是正在同我们进行殊死搏斗的对手。可这样一个国家，却在令人愤慨地为种族主义招魂，其原因，乃出于一小撮人的愚蠢行为。然而，尽管它有着许多错误并且表现得很不光彩，但这个国家今天仍然可以向阿拉伯人民提供一个走向美好前景的最好机会。

11月1日

阿尔及利亚的前景尚未完全得到协调。但我们已看到了，各方都在认真地审视对方的道理，协议将可能实现。签订一项协议是势在必行的事。因此我们现在应做些准备，以便论证一下各种必要的条件和各种局限。但在这个周年纪念日里，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如果在此之前，双方仍然怀着加倍的仇恨而互相杀戮，那么我们这种努力就将毫无用处。

如果阿尔及利亚的这两个民族仍然在一种排外情绪的支配下，互相闹对立，并且准备着互相仇杀，那么任何好话便都不能再使阿尔及利亚重建和平，也正同任何改革都不再能使阿尔及利亚在废墟上站起来一样。凡是这种人，不管他们如何有道理，也不管他们如何疯狂，只要他们意在互相残杀，那就是他们存心要毁灭自己。没有理智的盲动者，要求实施全面的镇压，那他们就是同时宣判了无辜的法兰西人的死刑。同样，那些勇敢地并且卑鄙地密谋将来进行谋杀活动者，其实也是在准备对阿拉伯民众的杀戮。

至少在这一点上，法兰西-阿拉伯共同负有全部责任，现在是觉醒的时候了。为大家所公认的这种责任，表现在许多无谓的牺牲了的兄弟身上，也表现在负有同样任务的活着的人们身上。但无论是死者还是活着的人，都无法逃避责任。

因此我认为，无论任何人，法兰西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都不能沉迷于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血腥逻辑中去。无论任何人，这一方也好，那一方也好，都不应该拒绝为双方的冲突规定一个界限，以防止就此陷入冲突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因此我建议，冲突的双方要公开地许下诺言，不管形势如何发展，都不许损害平民百姓。这一诺言，在目前不能使形势发生任何变化，其目的仅在于消除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并防止将来伤害无辜的生命。

这两种想法将来怎样实现呢？出于明显的原因，这一主动做法由法国来做是可取的，由阿尔及利亚总督，或者法国政府，无须通过谈判或磋商直接承担起来便可以了。或者纯粹出于政治考虑，由双方共同实施一种不太政治化的措施来予以解决也是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做法应该由阿尔及利亚三个共同体的宗教领袖监督实施。这样，其宗教领袖也无须通过谈判来订立一个超过其职权范围的协议，只要简单地起草一份没有任何歧义的声明即可。这样，既然消除了对过去的无谓争吵，那么未来就好筹谋了。

这样一种举措，无疑将对我们寻求解决方案大有帮助，这样说并不过分。如果不这样，解决问题将成为不可能。破坏性的战争同一般的武装割据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除了进一步造成破坏之外，不会带来任何东西，而后者可以通过裁判获得和解。

就裁判而论，我们所主张的公开裁判应该是先决条件，这样做虽然还不够，但却是必要的。一开始就排斥这种做法，就会导致公开地承认对他们自己的人民不重视这个事实，这是其一；其次便是公开承认，除了针对一种无结果和无限制的破坏之外便不管其他。因此我明白何以敌对的一方竟会拒绝另一方的一个纯粹的而且是明白无误的人道主义的声明，而且这个声明在表达上是明确的，其后果是有积极意义的。相反地，任何一方都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而不放弃自己任何合法的理由。然而，任何人也都可以这样做，却不讲出自己真正的企图，这也是事实，对此也应予以考虑。

全民休战

各种邮件、新闻报道甚至电话，没有一天不给我们带来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可怕消息。到处都回响着呼吁声和抱怨声。在同一天上午，我就收到了一位阿拉伯教员写的一封信和一位朋友写来的一份呼吁书。信中说在他的村庄里有几位同事，未经判决就被枪杀。呼吁书里写道，那里的一些法兰西工人，竟在自己劳动的现场被杀害或被打成残废。在这个遍地积雪、遍地泥泞的巴黎，你必须生活在这种使人心悸的氛围中，而且这种气氛一天比一天沉重！

如果这种不断的恐怖气氛能够结束，那岂不是应天意顺人心的事！如果今后这些阿尔及利亚悲剧的受害者仍然互相残杀，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们都是同一个不幸家庭中的成员，他们的兄弟姐妹们在深夜里摸着黑，并且互不相识，便在盲目的混战中死去。

再说，这种悲剧也绝不会使大家流出同情的眼泪。甚至还会有些人站得远远的为此而幸灾乐祸。这些人并且还善于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从旁边火上加油，而且总是那几句话：“干吧！再用点儿劲！你们看，那个人多么残酷，去把他的双眼挖出来！”好家伙，如果在阿尔及利亚仍然有那么一些人，在这场向死亡和仇杀奔跑的路上落了后的话，听了他们的话，准会拼命地向前赶。在这种情况下，过不了多久，阿尔及利亚剩下的人就只有谋杀犯和被谋杀者。过不了多久，那里的被杀害者就只能是无辜者。

我知道，暴力总是先行的。长期以来，殖民主义者的暴力就是对反抗他们的人冠以这种头衔。但这种辩解只能施之于武装反抗。但是如果对大量的反抗不了解或者闭口不谈，那么又怎样来谴责这种暴力的镇压呢？反之，如果接受大批的阿拉伯人未经审判便被枪杀的这个事实，那么又怎么会对大量的法兰西犯人的被杀害表示愤慨呢？每一方都以另一方的罪行为口实，从而做得比另一方更甚。如果按照这种逻辑行事，那么除了无休止地制造毁灭之外，就别无他法。

“必须选择自己的阵地，”满怀仇恨者这样大声疾呼。噢，我已经选好了！我选择的是我的家乡，我选择的是正义的阿尔及利亚，在那里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可以自由地结合！我希望阿拉伯的社会活动家，为了维护他们事业的正义性，也要选择谴责屠杀平民百姓的做法，对法兰西人亦是如此，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和拯救自己的未来，他们应该公开谴责实施屠杀的镇压手段。

当敌对方认识到与他们有着共同利益的我们的这种努力和明智之举无法做到时，当一切表明夹在赌博器和口号机之间的法兰西无法制定一项既开明又现实的政策时，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地绝望。但现时，这一切尚未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就应该为反对制造仇恨而斗争到底。

至少，我们应赶快行动。每过一天，阿尔及利亚就向毁灭前进一步，就会使它的人民群众在苦难中多挣扎几年；每死一个人，就会使这两个民族多一分隔阂。明天，它们将不会再在鸿沟两侧互相对峙，但却凌驾于共同的鸿沟之上互相对峙。几个星期之后，政府将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不管这个政府如何，它将有处于走投无路境况的危险。

那么阿籍法兰西人就应该采取必要的主动措施。我知道，他们对巴黎存有惧意，这也并非他们总是错的。但在这一段时间，他们该做些什么？该提些什么样的建议？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做的话，那么别人就要替他们做了，随后，他们还要抱怨什么呢？有人对我说，他们中的某些人，突然灵机一动，选择了支持布热德的做法。我还不愿意相信这将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自杀手段。阿尔及利亚需要的是创造精神，而不需要陈旧的口号。它正在因受到仇恨和不公正的毒害而渐渐死去。要想自救，就只能把仇恨予以中和，而要消除仇恨，就只能依靠强大的创造精神。

所以，应该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对阿籍法兰西人说：“在保卫你们的房屋及家庭的同时，你们还应该拿出力量来承认你们的对手所做的事情中正确的方面，同时，也要谴责他们在镇压中不对的做法。你们应该成为拯救阿尔及利亚未来的第一批出谋划策者，应该在这同一块土地上，在各自的后代子孙中，建立起一种忠诚可靠的合作关系！”对于阿拉伯的活动分子，要说的也是这些话。在为保卫自己的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他们最终也必须放弃对无辜者的谋杀，并应该为实现美好的未来提出自己的方案！

对所有的人，我要高声疾呼：休战！休战，直到问题解决之日！停止对平民百姓的屠杀，双方都应如此！只要控诉人不拿出证据来，所有的控诉都不起作用。法兰西和阿拉伯的朋友们，请你们不要对这一最后的呼吁置之不理，因为这个呼吁，其目的在于使阿尔及利亚走向真正自由和真正和平，而且不久将会走向富足并具有创造精神！除了我们所提出的这种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解决办法，没有任何其他解决办法！越过这个解决办法，就只有死亡和毁灭。各种活动到处都有，这我知道，一些勇敢的人，不管阿拉伯人还是法兰西人，他们都已重新集合起来，你们应该到他们当中去，并且要全力帮助他们！他们是阿尔及利亚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

休战派

行将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时刻近了，但我们却看不到它已临近的迹象。因为从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人手中有一个实际的方案，只在方法和手段上争吵不休。而争来争去，似乎大家都对如何举措不甚了了。

有人对我说，阿拉伯运动中有一部分人提出了一种独立的形式，这种独立形式意味着，或迟或早总将要把阿籍法兰西人排斥出去。然而法兰西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人数之多，以及他们在那个地方扎根之久，已足以成为那里的一部分人民了。他们不能支配别人，但倘若不经他们认可，别人却也不能支配他们。

在他们那一边，一些殖民主义的狂热分子，走上街头，一边打碎橱窗一边高呼“镇压”，在取得胜利后，便把原先那种模糊的改革措施丢在脑后。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取消那里的阿拉伯人民，起码在思想上是如此。然而，这也是不管什么人和用什么权利手段都不可能办到的。

上面这些情况便是全面战争的理论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无论如何都谈不上建设性的和解。相反地，我却认为昨天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声明是富有成果的。这个声明认为，在阿尔及利亚不可能有单方面的谈判。不错，“单方面的谈判”这句话，其含义是矛盾的。因为只要有谈判，就必须双方都要参加，都要考虑对方的权利，而为了缓和局势，又必须作出某些让步。

有两种因素使我们这种分析遇到了障碍。第一，阿尔及利亚由于殖民当局的取缔，没有一个政治机构，而其保护国又对突尼斯和摩洛哥政权缺乏真正的尊重。第二，就是法国缺乏自己明确的意见，这是由于我们的政治不稳定造成的后果。在这种只反对偏见的斗争中，没有谁能够说清楚对手的意见到底是什么，于是只有滥加许诺。

我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便在阿尔及利亚重建一个政治机构，这也正是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法国政府为了形成自己明确的意见，可以认同通过正常渠道选出来的代表进行会谈的必要性，对其代表，应明确地规定出自己能够接受或不能接受的界限。其中有一个界限，今天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它可以这样归纳：是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士，则赞成；是埃及人士，则否定。另外，不可能指望大多数法国人在他们的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刻，会同意向这样一个奇怪的伙伴提供帮助，因为他们纠集了马德里、布达佩斯和开罗来反对我们。在这一点上，否定应该是绝对的。但这个否定也同样应该是坚强的和有力的，它应该是有助于给阿拉伯人民以正义，并有利于同他们自由地达成一个协议。

这件事要想获得成功，尚有待于法兰西在阿尔及利亚的舆论有一个严肃的转变。仅凭恐怖主义和镇压这种鲜血淋漓的婚礼，是帮不了忙的。或者节外生枝地使仇恨不断升级和加紧煽动群众，也无济于事。相反地，应该是把尚能够与之对话的各方人士集合起来共同商讨。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认为，法兰西和阿拉伯可以在一个自由的联合体中并存，还认为，这种共存可以毫无例外地给阿尔及利亚所有的共同体以公平，并且还肯定地认为，只有这种共存，在今天才可以把阿尔及利亚的民众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在明天使他们跳出苦难的深渊。其实，这些法国人应该做的，是履行他们的责任，并为使重新对话成为可能而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而他们首要的义务，应该是竭尽全力要求使全民休战得以实现。

一旦这种休战得以实现，其他工作就必须跟上。因为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各界人士联合会不但必要，而且也可能。需要有一个清明而有力的司法机关，需要团结各个不同阶层的人士，还需要满怀信心地向着理想的未来迈进。这一切，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决心，即所有阿拉伯人和法兰西人的决心。那时，休战派应该变成整个阿尔及利亚的派别。

如果不幸，这种联合是轻率的和盲目的，并在某种意义上给阿尔及利亚带来死亡，那么事实就证明了我们的无能，我们就必须对我们的做法和我们的意见进行全面的审视，以期改弦更张。

然而，希望却使我们具有信心，它告诉我们，我们有能力在自己的道路上构建出明天具有历史意义的宏图。阿籍法兰西人，也是宗主国的法兰西人，以及阿拉伯人民，对这种希望负有困难的，但却使人感到振奋的使命。

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全民休战的呼吁 [93]

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全民休战

女士们、先生们：

尽管围绕着这次会议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尽管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我今天晚上，仍然不讲分裂，只讲团结，因为团结乃是我最迫切的愿望。这也并非是因为我看到大家都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团结的愿望，也不是因为，比如，有这么一个人，一个作家，他把他生命的一部分拿出来为阿尔及利亚服务，但他的遭遇却是，在他开口讲话之前就遭到反对，并非是因为这些，才使我有那么一点儿失望（失望这个词有点儿轻了），不是的。相反地，却正因为如此，才证明了我们致力于缓和工作的急迫性。这次会议的召开，至少应该证明，对话的机会并没有丧失，这样，就可以不致使普遍存在的泄气情绪进一步发展。

我用了“对话”这个词。它的含义并不是组织这么一个报告会，由我来作报告。说实话，在当前这种环境中，我也没有心情作这样的报告。但我却觉得，到这个地方来，到你们中间来，进行一番人道主义的、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呼吁，至少要使那些恐怖活动有所收敛。并且把阿尔及利亚人的大多数，把法兰西人或阿拉伯人的大多数集合起来，以不使他们丧失自己的信念，我觉得我这样做，不但可能，而且我也把它视作自己的义务。我这次讲话，由组织这次大会的专门机构所安排，其内容是针对敌对着的双方而发，要求他们接受为全体无辜的人民的呼吁而休战。

因此，我今天只就这一个建议向与会的各位作一番解释，并且尽量简单一些。

我们首先要提出并且要坚持这一点，就是鉴于环境因素，我们这一呼吁，是超乎各种政治派别的，倘不是如此，我就没有资格站在这里讲这番话。我并非政界人士，我的兴趣和爱好并不是在公众的讲坛上。而我今天之所以走上这个讲坛，是迫于当前环境的促使，也鉴于有时我还是个作家。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背景，随着事件的急骤发展，随着敌对双方互不信任的日益加深，与其说，我能讲出一些肯定的意见，倒不如说我更感到犹豫不决。讲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我唯一有资格讲话的一点是，作为个人生活的悲剧，我曾亲身经历过阿尔及利亚的苦难和不幸，并且尤其是对待那边的任何死者，不管是因何种原因而死去的，我都不能有也从未有过幸灾乐祸的情绪。二十年来，以我绵薄之力，我尽可能地帮助我们这两个民族谐调起来。在历史的回答面前，可能有人在看到我这个顽固不化的、为两个民族的和解而说教的人的面孔时会发笑，因为历史在这张面孔前安排了两个民族，而这个人却偏偏在这两个民族进行决死的斗争中，对双方都拥抱。而他本人，却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可笑之处。在这样一个挫折面前，他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不能使自己的国家避免过分的痛苦。

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凡主动支持这一呼吁的人，也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参与政治活动。在这些人中，有各类宗教大家庭中的成员，他们表示，要用他们最高的宗教使命来支持这一人道主义的义务。还有一些人表示，不管他们从事的职业是什么，也不管他们有何种感受，均不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不错，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职业足以维持自己富裕的生活条件。他们可以和其他一些人一样，袖手旁观，可以站在一边数着街上的枪声，并且不时地发出几声忧虑的叹息。但他们所想的，仍然是建设、教育、创造，乃是生命的业绩，也是宽厚的成果。不应该继续把他们推向仇恨和鲜血的王国中去。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是沉重的，行动起来也是困难的，因此，这个决定没有赋予他们任何权利。他们要做的，只能是要求当局对他们的建议予以认真的考虑。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不想要求你们参加政治活动。要想探究问题的实质，我们很可能得不到我们所需要的支持。我们可以在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上求同存异。如果翻来覆去地对各自的立场纠缠不休的话，在目前只能加重我们国家的混乱和互相仇视。

但却有一件事，至少这件事可以使我们大家团结起来，那就是对我们共同生存的这块土地的爱，和由此而产生的焦虑不安。我们之所以焦虑不安，乃是因为面对着一个一天天变得愈加令人捉摸不定的未来，面对着一种日趋恶化的混战的威胁，面对着已经十分严重的经济情况在变得失去平衡，而且每天都在加重。这就很可能造成一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重振阿尔及利亚的局面。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焦虑，我们才决心进行对话，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各自选择了自己所归属的阵线的人中间进行对话。因为就是在上述那些人中的最坚定的分子，甚至那些正在混战的人中间，我知道，他们的内心，也有不愿意听任谋杀和仇恨继续发展下去的愿望，他们也希望能有一个幸福安定的阿尔及利亚。

正是基于你们心中的这一愿望，我们要向你们，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发出呼吁。正是对那些人，对那些不愿意见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变得支离破碎，不愿意见到它走到邪路上去的人，对那些不再重新纠缠过去的错误而面向未来的人，我们要说，今天，我们可以立足于共同的出发点上，首先要团结起来，其次再谋求拯救人类的命运，再为最终能进行一种心平气和的讨论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这样一个目标是适当的，也是重要的，依我看它应该得到大家广泛的支持。

该怎么办呢？那就是要争取阿拉伯运动和法兰西行政当局，在双方不互相接触的情况下各自声明，在整个混乱时期，平民百姓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条理由，就是我曾经说过的，乃是出于简单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此我不打算多说。不管阿尔及利亚的悲剧起源有多远，情况有多严重，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造成那么多无辜者的死亡来作辩护。纵观历史，人类不能消除战争本身，但却始终在极力限制战争带来的影响。尽管世界上当代几次战争是那么可怕又是那么可憎，但对正义的声援和对受害者的救护工作却始终没有停止过，因而，尽管在黑暗的战争年代，这只不过是一线微弱的光亮，但它却使人类没有完全绝望。而这种必要的做法，现在看来尤为迫切，因为从各方面看，我们今天的这场斗争，乃是兄弟姐妹间的残杀，而且在黑夜的混战中，武器不分男女老幼，也不管战士和工人，碰上者非死即伤。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这个呼吁，其目的也只不过为了拯救无辜者的生命罢了，因此它将得到广泛的支持。

它之所以得到广泛支持，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尽管阿尔及利亚的前景仍然十分暗淡，却还没有完全得到各方面协调一致的意见。如果对立的双方，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法兰西人，能够有一方认真地考虑一下对方的理由，那么至少双方坐下来讨论的基础会大大加强。然而，如果阿尔及利亚的这两个民族中，有一方指责另一方已开始准备行动了，那么双方又将会投入互相敌对的斗争中去，那时任何一种和好的尝试又将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我们的做法很有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反感，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忧虑。然而，只要我们不同意虚无主义的仇杀和破坏的阿拉伯人和法兰西人发出理智的呼吁，这种事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发生。

在这里，理智向人们明白无误地显示出，至少在这方面，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责任是推脱不掉的。无论就死者还是生者来说，也无论就破坏还是就希望来说，均是如此。这种共同责任，其使人感到心惊肉跳的内涵充分表现在无情的辩证逻辑中，即你能杀这些人，便会杀另外一些人，各自把错误都向对方身上推，而且以对方的暴力来为自己的暴力辩解。到那时候，关于谁应该负首要责任的无休止的争吵，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由于不知道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好处，于是这两个既相同又有区别，但却都是值得尊敬的民族便满腔愤怒地宣判自己共同去赴死。

但能够使我们这一呼吁得到支持的，还有思想上的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乃是建立在一些事实之上的，而对这些事实，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否定。那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聚居着一百万法兰西人，而且其历史已有百年之久；还有数百万穆斯林，他们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在这里生活的历史已有数百年；还有许多宗教团体，他们十分强大并富有生命力。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共同生活在一起，生活在这个各条大路和各种民族的交汇处，这是历史的安排。他们在自由的竞争中，只能是这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向前多走几步而已。我们的区别，到那时只应该是互相帮助的大小，而不应该是互相对立的强弱。从我这方面讲，在那里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只相信区别的存在，而不相信均衡的存在。首先要看根源，如果没有这条根源，自由的阿拉伯和创造的汁液就将会枯竭。然而，我们大家都会在残酷和突发的暴力所造成的全面瘫痪中，变得僵直而动弹不得。这就是斗争的不可调和所造成的后果，它可以在敌对双方引起无法压抑的愤怒，而且这种愤怒将不断地升级。

“已经不存在谈判的可能了。”这种论调扼杀了一切美好的前景，也扼杀了一切生机。由此产生的就是盲目的战斗，在这种战斗中，法兰西人决心对阿拉伯人不予理睬。尽管他们知道，阿拉伯人要求尊严得到保障的做法是合理的。而阿拉伯人呢，也决心对法兰西人不予理睬，尽管他们也知道，阿籍法兰西人在我们这片共同的土地上同样有获得安全和保持尊严的权利。大家都禁闭在积怨和仇恨之中，互相置对方的声音于不顾。即使在某些方面，有人提出了某些合理的建议，大家都对此持不信任态度，随之这些建议便遭到了歪曲，使之成为毫无可能实现的东西。于是我们便慢慢地自己编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这是新仇旧恨结成的死结，是残酷报复的死结，也是互相间不断积怨的死结，就像那些大家庭里的陈年旧账一样，其中的恩恩怨怨已是几代人以来就结下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找出一个最公正、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做不到的。在这种形势下，其结局到底如何，很难想象，即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取得和解的希望，争取一个和平、新生的阿尔及利亚的希望也就渐渐地变得渺茫了。

如果我们想把握住一点儿这种希望，并至少要争取互相商讨之日能够实现的话，如果我们希望能通过我们相互的理解使这种商讨能够坚持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种斗争的特点上做文章。我们已然被这种悲剧的广泛性和人们爱憎的复杂性束缚住手脚，不敢想象就此立即停止双方的对立。也确实如此，要对此采取行动，那将可能要采取纯政治立场，到那时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分化。

但我们至少可以在这种斗争不得人心上做文章，我们可以在不改变目前形势的前提下提出建议，比如双方可以放弃使这场斗争带上不可调和的色彩的做法，亦即是说，不要对无辜者进行杀害。这样一个会议可以吸收那些都在担心形势会不可逆转、苦难会无法挽救的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共同参加，这种想法倘若能实现，它本身就会对解决双方敌对的问题带来转机。

如果我们的建议有幸为双方所接受，那么我们不仅拯救了人们宝贵的生命，我们还将会为神圣的商谈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以使它不致被愚蠢的毫不妥协的做法所破坏，而且也将会为更正确、思路也更开阔地理解阿尔及利亚的问题开辟一块有益的土壤。只要能在大家提出的某一点上稍微有些解冻，我们就能指望有朝一日会在整体上解冻，就会打破把我们大家都禁锢在里面的那个仇恨和残杀的牢房。而我们每个人那时也将有权重新保卫自己的信念，有权解释自己不同的观点。

总之，这将是一个严格的立场，站在这个立场上，我们就能够指望大家团结起来。到那时，我们不需要任何更加宽广的场地，只需要一块解决我们分歧的沃土便够了。我们应该对自己有耐心。

但对这样一个既有限制又很重要的行动，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法国人和阿拉伯人会不同意。为了使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只需这样想一想，如果这一工作遭到了失败，尽管我们十分小心，而且把它限制在很窄的范围内，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就会明白了。那时将要发生的是，两个民族最彻底的决裂，一切希望最终的破灭和一种我们尚不能说得很明白的灾难。我们的阿拉伯朋友中，那些至今仍然大无畏地和我们一起站在这个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的人，他们受到双方火力的威胁，在双方不断升级的斗争中，已然是困难重重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将被迫让步，并陷入厄运之中。如果那样的话，任何对话的可能性都将被扼杀。不管直接的或间接的，他们都将加入这场斗争之中，那时候，他们便成为一个和平的缔造者。全体法兰西人的利益所系，在于帮助他们，使他们摆脱那种厄运。

同样，全体善良的阿拉伯人的利益所系，也在于帮助我们摆脱另一种厄运。因为如果我们在所从事的工作中遭到了失败，或者事实证明我们已无能为力，那么全体善良的法兰西人，他们希望当今的法兰西人能够同当今的阿拉伯人和平共处，他们相信这种共处能够给双方带来公平和权利，总之，他们肯定只有和平共处才能拯救这个国家的人民脱离苦海。但如果我们遭到了失败，这些法兰西人就只有闭口不言。

如果不在这一广阔的共同体内取得一致的话，那么他们就只能转而投向另一个活生生的共同体，我在这里指的是法兰西。这就是说，要轮到我们这些人了，我们或是通过沉默，或是通过协商，总之，我们要进行斗争了。对这两种演变趋势我们必须加以注意，而且它们还规定了我们行动的急迫性。我不能以我的阿拉伯朋友的名义讲话，但我可以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说话，这种情形在法国是有可能发生的。那时候，许多法兰西人所持的论点将会同大多数阿拉伯人的观点相对立，如果他们已完全绝望，并且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的话。这个观点就是：“我们是法兰西人，在我们对手的观点中，其正确的东西，不应该导致我们在法兰西及其人民中对那些要求生存和成长的人实施不公正的做法。不能要求我们，除了法国的民族主义外，对所有的民族主义都表示赞同；不能要求我们，除了法兰西的罪孽外，对所有的罪孽都宽恕。我们已处于一种极端的境地，既然必须加以选择，那么，除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外，我们不能有其他选择。”

就这样，同样的推理，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结论。于是我们这两个民族便只好最终走向分道扬镳的道路，而阿尔及利亚将在很长的时期内成为一片废墟。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思考，我们今天尚能够改变事情的面貌，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并威胁着我们的双重危险，我们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或者，我们能够成功，至少在某一点上我们达成一致，以减少一些损失，这样可以使事情向使人满意的方面演化；或者，我们便各持己见，从而走向失败，而这种失败对我们的未来前景将发生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所以提出上述建议的说明，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紧急行动起来的原因。因此，我的这一呼吁应该说是十万火急的。如果我有能力使我们当中每个人内心的孤独和焦虑发出声音的话，那么我就用这些人的话同你们交谈。至于我自己，我也曾一往情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因为这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为它耗干了我的心血，我同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朋友们的友谊从未中断过，不管他们是什么种族。尽管我了解这片土地上的苦难，并分担这种苦难，但它对我来说，仍然是幸福的土地，是向我提供力量和创造活力的土地。我不能就这么看着它长期成为一个苦难和仇杀的地方。

我知道，历史的悲剧通常以其狰狞的面孔来震慑人类。人类往往在它们面前变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只有束手待毙，等待着有一天蛇发魔女前来吞噬他们。而我则恰恰相反，我希望你们大家也和我有同样的信念，即魔女的法力可以被打破，那种无能为力的思想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心灵的力量、智慧和勇气，足以消除厄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敢作敢为，但却不是盲目地蛮干，要有坚强的意志和深谋远虑。

有些人是太容易向厄运屈服了。有些人太过于相信只有鲜血才能使历史前进，太过于相信只有强权才能战胜弱者。这种厄运可能是存在的，但人类的任务并不是忍受这种厄运，也不是听任它的摆布。如果我们的前人们接受了厄运的摆布，那么我们至今仍然会处于史前时代。文化人和诚实人的任务，既不是不要历史的斗争，也不是为这种斗争的残酷和不人道效力。他们的任务乃是，坚持这种斗争，在斗争中帮助人们反对压迫，争取自由，并反对这种斗争强加给人们的厄运。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历史才能真正地前进，历史才能革新。一句话，历史才能推陈出新。然而，历史也会重复，就像一个血盆大口，它有时吐出来的字眼十分吓人。目前我们正处于历史的这一时刻，然而也正是这一时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历史最广阔、最壮丽的前景。我们也正处于白刃相对的决斗时刻，但世界却正以超音速前进。我们的报纸刚刚发表了我们外省互相争吵不和的报道，就在同一天，又报道了欧洲正在联合进行原子试验。明天，如果仅只欧洲联合起来的话，滚滚的财富就会覆盖住这个大陆，并且向我们这边涌来，那时我们这些问题和仇恨转眼就变成过了时的陈年老账。

正是为了这一尚难预料但却已为时不远的前景，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并且挽起我们的手臂。我们所处的这一悲剧中，荒谬和使人悲痛的东西，将在这个事实面前显现出来，这个事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能团结的，仅只是可怜的少数几个人，而他们所要求的，在世界范围看，也仅只是使一小部分无辜者免受迫害。但既然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应该坚决去完成，以便将来不愧做一个自由的民族，也就是说应该做一个既不使用暴力也不受暴力迫害的民族。

梅宗瑟尔案件 [94]

致《世界报》的信

（1956. 5.28巴黎）

社长先生：

我刚刚听到我的朋友让·德·梅宗瑟尔在阿尔及尔被捕的消息，感到十分惊诧和愤慨。到目前为止，关于阿尔及利亚事件，我一直被迫一言不发，以免再给法兰西人增添痛苦，因为说到底，这种做法无论是对右派还是对左派我都绝对不赞成。然而，面对这种愚蠢和粗暴的做法，又不可能闭口不言，因为这样做，是对法兰西在阿尔及利亚利益的一种直接打击。

我认识让·德·梅宗瑟尔已有二十余年，在这一段时间内，他从未参与过政治活动。他唯一的两种爱好就是建筑学和绘画。例如奥尔良维尔之所以能够在废墟上又矗立起来，就得益于这位伟大的建筑家。在阿尔及利亚被别人破坏期间，他一直致力于重建阿尔及利亚的工作。

就是在最近，在他所挚爱的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他认为应该以自己的名义和行动支持全民休战的倡议，这也正是我的倡议，而且这一倡议的主要原则已相继取得苏斯泰尔先生、拉科斯特先生和摩勒先生的同意。这个原则的主要精神，就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努力争取使无论是法兰西的还是阿拉伯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受到保护。这根本不同于现在或从前的那种谈判或者“停火”之类的行动，它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人道主义的举措，直到目前为止，它尚未受到任何卑鄙无耻的攻击。我的呼吁书全文也已被发表出来，据我所知，也还没有人认为其宗旨是不光彩的，其用意是不良的。新闻媒体所说的“组织”，只不过指的是对我那个呼吁，在事物上和经济上承担义务的那个委员会，它得到了多方鼓励并决心在愈来愈使其气馁的条件下，把事情办到底。我们的安全部门，也无须花力气去“发现”这个“组织”，因为它的存在是尽人皆知的事。

而让·德·梅宗瑟尔，正是这个委员会的积极参与者。至于说他曾与某些政党或派别有联系，那纯粹是言过其实和滥用职权。因为这个委员会从未同什么政党和派别有过什么关系。更有甚者，还说什么他有意为实行“停火”而组织谈判，甚或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云云。大家读了这些蠢话，一定以为是在白日说梦。

我也曾在报道中看到过，说让·德·梅宗瑟尔曾参加了“自由法兰西人联盟”。在那种情况下，参加者并非他一人，而且据有人对我说，该联盟曾经公开申明过它的计划，并提出了它的纲领，参加这样一个联盟绝非罪大恶极。逮捕自由主义人士，其唯一的罪名就是他们是自由主义人士，这无疑是公开表明，只有2月6日的游行示威者才有对阿尔及利亚说话的权利。如果真是如此，我要恳请摩勒议长，把事情对我们讲明白，并请其公开表示赞成这样一种政策，即所有不骂法国政府首脑的人，都有投降的倾向。至于我本人，如果我坚决反对任何投降的话，我自然也反对对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政策的投降，因为这种政策，在我看来，是另一种形式的放弃政策，其责任是极大的。这一立场也正是让·德·梅宗瑟尔的立场。

如果他的活动有利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兰西和阿拉伯无辜受害的人民，并且相反的这一条又足以对他提出控告的话，那么我也必须应该被捕，因为我不但现在从事这种活动，而且将来也从事这种活动，基于同样的逻辑，也必须逮捕红十字会的所有代表，以及摩勒先生和拉科斯特先生，因为他们也同意这个活动方案。特别是摩勒议长，就在一个月以前他还让我转告，他个人对这个委员会是赞同的，并对该委员会的活动给予高度的评价。那些赞扬之词应该给我那位被监禁的朋友的牢房带来一股清凉。当他受到这种侮辱性的待遇时，得知他的朋友们正在对他进行声援时，他将会感到安慰。在政府里或在其他地方，绝没有任何人能够对这位勇敢的法兰西人进行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可以证明，他对自己的国家一向是忠诚的，特别在他的行动中尤其如此。而相反地对他的逮捕，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混乱局面，是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未来前景一种名副其实的破坏。费拉加 [95] 的参谋部今天应该放声欢笑了。他们笑得有道理。这种一味地倒行逆施丝毫也补偿不了我们外交上的各种致命缺陷。但如果这种事多起来的话，却足以对我们国家造成最大的破坏。

然而，我却把这种政策上和警察部门应负的责任归咎于我们的政府。我现在所关心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释放让·德·梅宗瑟尔。我将尽我一切可能发动公众舆论，要求对他予以释放，随后还必须要求给予损害赔偿。因为不加节制地任意通过警察机关损害这样一些人士的名誉是不能容忍的。

作者附言：我从最近的报纸上获悉，加给让·德·梅宗瑟尔的罪名仅仅是“行为不慎”，对他的起诉将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我要强调的是，这种“行为不慎”乃是一个公民的勇敢行为，它丝毫没有损及法兰西的利益，并且得到官方人士的认可和赞同。至于所谓的在“有限范围”内起诉，它只能增加我的愤怒。因为这谈不上什么有限范围，这是对一个无可指责的人的侵犯，他的名字已在舆论界喊得沸沸扬扬。无论是在电台或在头版的报纸上经常听到和看到，而且伴之以令人气愤的评论。我在此强调，所有的自由人士应该站出来，要求立即为他恢复名誉。

不要听之任之

在让·德·梅宗瑟尔被捕一个星期以后，所有那些不择手段攻击他的材料便全部被背信弃义学校毕业的高材生们利用起来了。罗伯特·拉科斯特先生宣称，这件事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于政府部门的官员们则说，他们对这件事的发生既觉得难过，又感到吃惊。实权在手的当政者们则空话连篇，言不及义。归根结底，此事若无阴险小人和阴谋诡计，何以会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如果不是如此，何以会这样？对于我那位无辜的朋友至今仍受着牢狱之苦，并且那些人正秘密地加紧活动，而且他的律师们还不能同他接触。对这一切，使我提起笔来便感到万分气愤。从另一方面讲，在外表上看，并非宗主国的政府在阿尔及利亚起支配作用，甚至也不是罗伯特·拉科斯特先生，但不管是谁，总之都是一样。

事实上，我们也早已了解，阿尔及利亚的自治很久以来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法兰西在那里的统治权由对立的两派实施。因此要维护这个统治权必须在两方面进行，或者干脆不予理会。的确，那些不主张在两方面作战的人，最终总是遭到背后射来的黑枪。那证明，在今天已是显而易见的了。的的确确可以说，在阿尔及利亚有阴谋活动存在。这种阴谋活动的矛头乃是指向行政当局和法兰西的未来。在令人反感的传统警察部门中，一个由各种观点组成的大杂烩，曾试图通过威吓手法表明，所有自由主义人士都是叛徒，以使法兰西不敢以其武装为后盾实施一个开明的公平政策。我们这些能干的阴谋家唯独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们这样做同时也鼓励了费拉加，因为他们向费拉加们表明，在最诚实的法兰西人中竟有那么多人已经决定诚心诚意地把阿尔及利亚交给费拉加。至于要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并寻求责任者，这件事还是请我们那些部长去做吧。至于我本人，所关心的却是政府应负的责任。

不错，我相信在专横地逮捕让·德·梅宗瑟尔这件事中，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事。但自从它了解了这件事，并为此感到遗憾的同时，它就已对这种非法的拘捕，而且一个无辜者依然待在牢狱中这一事实负有不容推脱的责任了。自这时起，政府便没有任何可以辩解之处了。因此，对这种卑鄙的监禁，每天，每夜，每时，政府都要负责。对这种非法行事，仅只表示遗憾没有丝毫用处，必须予以平反。敲桌子并不解决问题，还必须按照这些去做。倘不如此，我们便会因此永远留下一个政府当局疲软无力的形象，便会使人觉得，尽管它口头上宣称对各种事件起导向作用，但实际上却被它们牵着鼻子走，就会使政府失去了驾驭和平的能力，正如失去驾驭战争的能力一样，就会永远在其高喊自己德政的同时被人强奸。

让·德·梅宗瑟尔的朋友们，以及他本人，绝不会满足于泛泛的几句表示遗憾的辞藻。一个人的声誉和自由，绝不是用安慰和表示难过所能换得。相反地要有实际行动，有足以决定生死的实际行动。甚至可以说，在议会的唇枪舌剑中，你虽然表现出众，但同个人的荣誉比起来，重要的还是荣誉。对于那些经常把在法兰西要振奋国民意识挂在口头上的人，让他们听听上述的话，现在正是时候。如果说这件事乃是当务之急，如果说感到法兰西处于孤独状态的人中我不是最后一个，那么必须说这种国民意识，首先已经在政府人士中不存在了。在他们当中，公仆这个词已失去了它的尊严。疲疲沓沓、麻木不仁来自于意志衰退，以及性格上庸庸碌碌等，这一切都是使人们看到他们的政权意识在衰退，这就使得他们对待一个无辜受害者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对待一个真正的犯罪者却以笑脸相迎。政权应该是合法的，但只有当它作为一个民族的领头人，以仲裁人的身份实施公正的政策、调整好特殊自由行动的总体利益时，它才是合法的。如果它失去这种功能，它便失去了主干，就会腐朽，就会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官僚机构。而法兰西也便成了一条全身扭动的蠕虫，在寻找它已丢失的脑袋。

对于近几天来传到我们耳朵里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该怎样表示我们的惊讶呢？让·德·梅宗瑟尔被指控的那些罪名，大家也承认在他的生活中并不存在，但他却被抛进了监狱，而我们那些哈巴狗却趁此机会纷纷出来对他狂吠。而法兰西呢，却在此时向埃及和叙利亚大量提供武器。对此，我们被征召的青年人迟早会掂量出这件事的分量。在此我要提出严正的质问，这也绝没有开展笔战的意思，即是谁背叛了那个如今尚在牢狱中受苦的那个人的国家？而此人对这个国家一直都在心甘情愿地竭尽自己的义务，一直都在为使无辜的生命不致在战争中牺牲而努力奔波。我们之所以感到失望，是因为一个政府竟然对于侵犯一个人的自由行为听之任之，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而且它又明明知道此人是无辜的。那些为了更顺利地进行战争而不惜武装他们对手的人可能会这样认为，一个人的清白无辜只有用监狱和造谣中伤来回报才是最好的做法。虚弱也可成狂妄，它可以为任何失去理智的做法作出解释。

为了使这种虚弱的表现、这种对行将死亡的人危险的无动于衷行为，不至于在一个民族的领头人身上扎根，我们有必要提醒政府，请它负起自己的责任。我的一个信念便是，只有履行自己义务坚决的人，才是对自己的权利寸步不让的人。鉴于这一理由，我们对那个在监狱中无辜者权利的要求决不能放松。对让·德·梅宗瑟尔旷日持久的监禁，是一种令人气愤的非法行为，对此政府当局，而且自此以后也只有政府当局自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责任人。在向公众舆论直接发出呼吁之前，在动员它们通过各种手段提出抗议之前，我最后一次向责任人——政府提出要求，请它立即释放让·德·梅宗瑟尔，并为他公开地恢复名誉。

1958年阿尔及利亚的形势

1958年阿尔及利亚的形势

至今仍有一些人问我，希望阿尔及利亚有个怎样的前景。为回答这些人的提问，我尽量用最少的话，就阿尔及利亚最近的现实情况，列一简要的清单。

阿拉伯人的要求，不管它们今天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如果它们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话，那么就阿尔及利亚的当前形势看，在法兰西公众舆论的赞同下，它很可能自治。如果这种舆论，不管其愿意与否，接受了战争一途，甚至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党人的舆论也是如此，并且仅只局限于空洞的抗议的话，那就是因为阿拉伯人的这种要求太过暧昧的缘故。这种含糊的要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在政府间和在国内的混乱反应，也正表明了法兰西反应的暧昧和犹豫不决。因此，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对这一要求加以明确，以便力争对其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明确的回答。

甲：阿拉伯人要求中合理的部分。

以下理由是对的，所有的法兰西人也都明白，即应该废除并拒绝：

1.殖民主义及其流毒，这些都是人为的；

2.无休止地反复强调同化的谎言。因为它从来未实现过。并且通过殖民主义机构散布的这种谎言不断地损害事情的进展。特别是1948年的假选举，更加证明了这种谎言，同时也大大地挫伤了阿拉伯人民的感情，自那时起，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就不再愿意做这种事了；

3.土地分配和收入分配上明显的不公正（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中受剥削最重的人）。通过粗略统计，这种不公正现象严重到无可救药的程度；

4.心理上的痛苦：许多法兰西人对阿拉伯人的藐视或放肆态度，尤其是通过一系列的愚蠢做法使阿拉伯人的受侮辱感大大加强了。这也是当前悲剧的核心。

1945年的事件应该是一个警报的信号：对康士坦丁人残酷的镇压，却反而加重了反法运动。法国当局却认为，这次镇压给当地的叛乱画上了一个句号，实际上却为这种叛乱发出了前进的信号。

毫无疑问，阿拉伯人的要求，在以上几点部分地归纳了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直到1948年的历史状况，是完全合理的。阿拉伯人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是同殖民主义制度紧密相连的，从历史上看或从其治理上看都是如此。法国的中央政权从来没有完全把法兰西的法律在这些殖民地真正地落实过。最后，毫无疑问，一个大刀阔斧的弥补工作应该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实施，这样可以重新给他们以尊严和公正。

乙：阿拉伯人要求中不合理的部分。

重新找回尊严和自由的生活，重新找回已完全失去对法国政治解决保障的信心，重新找回那些尚非常年轻且没有政治修养的反抗者的浪漫主义精神，这些愿望使得某些社会活动家及其参谋部发出了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不管对阿拉伯人的要求做何种处置，都应该承认，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民族独立乃是一种纯粹感情用事的提法。因为在世界上尚还没有阿尔及利亚这样一个民族。犹太人、土耳其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柏柏尔人，都有同样的权利要求担当这个虚拟的民族的领导。就目前看，阿拉伯人就他们自己，尚不足构成一个阿尔及利亚。法兰西人在那里居住的长期性和重要性，就足以构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尚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同其抗衡。在阿尔及利亚居住的法兰西人，也同样有强有力的理由认为自己是在那里土生土长的民族。再说，一个纯阿拉伯人的阿尔及利亚，绝不能取得经济上的独立，而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的独立只不过是一种欺人之谈而已。不管那里的法兰西人的力量有多么不足，但就其人数之众和范围之广，在目前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包容他们。我把这个问题及其引起的一系列要解决的事情再原封不动地送回吉尔曼·提隆写的那本了不起的书 [96] 中。

阿拉伯人至少可以声明自己并非属于某一个民族 [97] ，他们在精神上或世俗上乃是属于一种穆斯林帝国。在精神上，这个帝国是存在的，其纽带和学说是伊斯兰教。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基督帝国，至少它同穆斯林帝国同样重要。除了纳赛尔上校的文章之外，以目前形势而论，从历史的观点看，阿拉伯帝国并不存在，除非是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这种局面预示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因此，必须把阿尔及利亚所提出的民族独立，看做那个新兴的阿拉伯帝国主义意愿的一部分。对此，埃及过高地估计了它的力量，宣称它走在了前面，目前俄国人也用以作为其反对西方战略的一个有力的手段。即使这一要求并不现实，却依然不失为其利用的战略价值。俄国的战略企图，从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乃是维持欧洲的现状，亦即是说承认它现行的殖民体系，在中东和非洲制造动乱，以便从南部包围欧洲。至于阿拉伯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在俄国人的这一宏图中算不得什么大事。只要想一想对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的大屠杀，或者在达格斯坦古老的穆斯林居住的省份对阿拉伯文化的大破坏也就够了。俄国只不过以其帝国梦想来为其野心服务罢了。总之，对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要求，用恰当的话来说，乃是阿拉伯叛乱分子不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嘴脸，其主要意图就是对法兰西平民和阿拉伯平民进行系统地谋害，就是对他们不加区分地杀害，其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是法兰西人或被接受成为法兰西人。

于是我们面前的这种要求乃是一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要求，我们只能同意它的出发点和某些说法，而对于在这个出发点上加以发挥的某些具体意见，那是无法接受的。法国政府的错误在于，自这些事情一开始时它就没分清任何是非，随后也没有清楚明白地说清楚自己的意见。这就使得阿拉伯民众中所有的怀疑派和所有的竞相要高价的人找到了借口。其结果便是使得极端主义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扰乱加强了。

唯一能使局面向前推进的做法，就是选择一种清楚明了的说法，给以明确的表述，过去是这样，今天也还是这样，如果问题的症结是下面这些的话：

1.应该对至今仍然生活在受压迫之中的八百万阿拉伯人进行赔礼道歉；

2.对当地的一百二十万法兰西人，要给他们以在当地生活的权利和回到自己祖国生活的权利，此事不应该由狂热的军事首领决定；

3.要有战略目光，即从西方的自由这一角度看问题。

法国政府应该让大家清楚地知道：

1.它已经决心把公平还给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民，并把他们从殖民制度下解放出来；

2.对于阿籍法兰西人的权利，它决不让步；

3.只要当它决定归还给阿拉伯人民的公平，对法兰西民族来说意味着某种历史死亡的前奏，而对西方来说，意味着一种包围，这种包围可能导致欧洲的卡达尔化和导致美洲的孤立，只要是这样，法国政府便无法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设想一个专门为阿拉伯人民及其代表发布的庄严宣言（值得注意的是，自事件发生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法国政府的首脑或总督直接同阿拉伯人民对过话），这个宣言的要点如下：

1.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法兰西她并不认为自己比起其他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并长大的民族有更大的罪行，但她还是承认自己过去和现在所犯的错误，因此，她已决心对这些错误予以纠正；

2.但她却拒绝在暴力面前屈服，特别是不屈服于目前在阿尔及利亚出现的那种暴力形式；她将断然拒绝那种损害阿拉伯人民利益和损害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利益、最终损及世界和平的阿拉伯帝国的梦想；

3.因此，她建议实行一种自由联盟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立足于罗里约尔方案 [98] 的基本点上，每个阿拉伯人可以在实际上享受到一个自由公民的特权。

当然，会有许多困难。但如果我们能够发表这样一个面对阿拉伯人民的庄严宣言，并通过一个大国所能掌握的一切通讯工具直达阿拉伯人民面前，那么这些困难就可能解决。如今已然疲惫不堪并且迷失了方向的阿拉伯民众肯定会听到这个宣言的声音，另一方面，这个宣言也将稳定绝大部分阿籍法兰西人那颗悬着的心，同时也可防止他们盲目地反对在那里的机构改革，因为这个改革已势在必行。

其他待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讨论来决定。

全新的阿尔及利亚

在目前的状况下，我很久以来就感到，在各方面都能把公道给予民众的国家体制，只有一种，那就是建立一种类似瑞士联邦那样可以使各个民族共同存活的联合体制，但我认为还应该设想一种更新颖的体制。因为瑞士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但他们也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其行政机构只注重在各州的政治生活方面。阿尔及利亚却相反，它那里有着许许多多的不同民族，却在同一个地区，这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这是一种联合而不是融合（因为联邦首先就是把各不相同的民族联合起来），也不是地区的，乃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共同体的联合。阿尔及尔的法律学教授马尔尼·罗里约尔先生提出的方案，尽管大家对他的理由不完全同意，但我觉得在这方面却特别适合阿尔及利亚的现实情况，能够使各个共同体在对公正和自由的需要上感到满意。

其主要特点是综合了一体化和联邦制的优点。一方面它提出要尊重地方主义，另一方面又提出两个民族应共同管理他们自己的问题。对此它提出建议，第一阶段设立两个法兰西议会，一个是宗主国议会，一个是穆斯林议会。前者包括宗主国的当选议员和海外法兰西人当选议员，后者按《可兰经》教义，规定穆斯林参加。其人员比例严格按选举章程规定实施。这样便可避免比如在一个有六百议员的议会中，阿籍法兰西议员只有十五人左右，而穆斯林竟有百余人之多。穆斯林议会可以单独讨论有关穆斯林的各项事宜。当议会召开全会时，法兰西议员和穆斯林议员全体参加，会上可以讨论所有关于两个共同体的大事（比如税收问题、财经预算等问题），或者是两个共同体的代表同宗主国的代表一起共同商讨事关全局的大事（如国防事宜）。至于其他方面，如关系到宗主国内部的一些事务（特别是公民权问题），则由宗主国议会单独讨论处理。这样，有关穆斯林的所有法令问题，则由穆斯林的当选议员单独讨论决定；有关全局的事宜，则由全体议员决定；关于涉及法兰西人的法律法令，则由法兰西人当选议员讨论决定。而政府则在执行中，依据问题的性质、类别不同，分别对一个议会或对两个议会负责。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即在经过这种普通调和的必要的试运转时期后，就应该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性意见。不错，这同我们一切固有的做法相反，特别是同我们从法国大革命中继承下来的固有的成见相反，在我们这个共和国中将会有两种平等又互有区别的公民。从这一角度看，这也是一种革命，一种对1789年革命以来便承袭下来的那种中央集权和绝对个人决定一切的体制的革命。那种中央集权体制在许多方面，应该说是一种“过时的体制”。无论如何，罗里约尔是对的，他宣称，这乃是一种新型的法兰西联邦体制，它将是真正法兰西式的英联邦。 [99] 因此，相应的行政机构应该依据其性质，在体制上落实下来，这样马格里布 [100] 各国就将互相协调，像黑非洲各国所做的那样。阿尔及利亚地区的议会只反映阿尔及利亚的特殊问题，而在联邦议会上，阿尔及利亚有其代表，则在所有关系到联邦整体利益的大事上（诸如军队问题、外交问题等）行使其职权，并选举出对联邦负责的政府。应该看到，这种体制并非与欧洲将来出现的各种机构互相排斥的。

以上应该成为法兰西建议的基础，并应坚持下去，直到达成停火协议为止。然而这一停火由于民族解放阵线的不妥协态度，看来比较困难。而这种不妥协一方面出自本能和缺乏现实观点，另一方面又有些感情用事和犬儒主义。其出自本能，我们可以理解，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种真正有建设性的提议来予以启发；其感情用事，就不太好办。在这方面，独立的先决条件，就只能是拒绝任何谈判并且使事态走向恶化。而法国方面，除了坚持我刚刚所说的建议，并能通过国际舆论，以及愈来愈广阔的阿拉伯舆论促其同意这个建议并逐步地促其走向现实之外，别无他法。

以上便是为近期前景所设想的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就目前阿尔及利亚的情形看，并非空想。倘说这一方案可能会没有把握，那只有法国政局情况发生了变化，也确实如此，因为这一解决方案的实现是建立在如下前提之上的：

1.有一个宗主国各方共同的意愿，尤其要有一个严厉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分量又能为富裕阶层所承受（因为工资阶层已经承受了十分不公平的税收重负）；

2.一个能修改宪法的政府（因为这个宪法只为少数法国人所支持），并且这个政府还应该乐于并能够执行一个长期而坚忍不拔的政策，不达成成立法兰西联邦的目的决不罢休。

这两条很可能会引起一个冷眼旁观者的怀疑。然而，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新生的和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在人民群众中和在经济上，都使我们对一个新生的阿尔及利亚抱有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如我们上面所说的解决方案就有可能取得成功。如果情况相反，那么阿尔及利亚便将失去希望，其后果将是可怕的。无论对法兰西人还是对阿拉伯人都是如此。这也是一个二十年来始终致力于阿尔及利亚事业的作家，在他再次沉默之前所能提供的最后一次忠告。

关于断头台的思考

王殿忠译

关于断头台的思考

在1914年战争之前不久，一个杀人犯在阿尔及尔被判死刑，其犯罪事实特别使人愤慨（他杀了一个农民的全家，包括他们的几个孩子）。此人是一个农业工人，他是在一种极度狂热中行凶杀人的，尤其严重的是，在杀人之后又把钱财全部掠走。此事引起了极大反响。普遍的看法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杀人犯，判杀头罪，那量刑是太轻了。有人对我说，我父亲的意见是，杀害儿童这件事，特别令人气愤。关于他老人家，据我所知，这是一件极少见的事，他竟然要去行刑现场亲眼看一看，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为了及时赶到刑场，他在夜间便起床和一群前去观看的群众一起跑到城市的另一头。那天早晨他看到的情形却对谁都没讲，只听我母亲说，看完行刑之后，他便飞快地赶回家来，只见他形容异常，什么也不讲便到床上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见他突然大呕起来。他刚刚才亲眼目睹了那个现实的场面，而这种场面一向都掩饰在抽象的套话之下。他看过这个场面之后，虽然再不去想那些被杀的孩子，却怎么也控制不住总是想着为要砍下他的头颅而被扔在断头台木板上的那副扭动着的身躯。

应该相信，为了平息老实而正直的人们心头的愤怒，这种惯常的做法也确实十分可怕。而这种刑罚，在正直人的眼里认为再加重一百倍也不为过，然而其结果却是另一种效应，反倒使人们心神不定。当公正以其最高的形式出现，并被认为是保护人民时，其效果仅仅是使老实人呕吐，那恐怕很难认为，它会给当地人民带来安宁和秩序，也很难认为这就是它应尽的职责。相反地，它令人厌恶的程度不会比犯罪更差，这种另一种形式的杀害反倒会在前一种形式的杀害上加上新的血污。更谈不上对社会这个大躯体的损害给以补偿了。这种行刑场面是那么真切，竟至使得没有任何人敢于直接描述它。政府官员和记者们，有讲述这种事的责任，好像他们已然很熟悉这种场面的情景一般，一面耸人听闻，一面表示出了这事很不光彩，因而就形成了一套惯用的术语，从而使他们的话就不那么触目惊心了。于是我们便在吃早饭时，在当天报纸的一角上读到这样的话：犯人“终于偿还了他欠社会的债务”，或者他“已付出了代价”，或者“今晨五时，犯人已明正典刑”。而政府官员则对判刑者习惯用“当事人”或“受刑者”这些称呼。或者用缩写字母C.A.M. [101] 代替。对处以死刑者，在报道中则小心翼翼，不敢大声张扬。在我们这个十分文明的社会中，如果有人得了某种疾病，并且十分严重，则别人从不敢直接提起这种疾病。这种情形已是由来已久。在资产阶级家庭中，他们只这样说：大女儿肺有点弱；或者父亲身上有一个“肿块”。因为大家都认为得了肺结核或者得了癌症有点不太光彩。这正如被判了死刑一样，大家都力图换一种婉转的说法。死刑出在政治肌体上，而癌症则出在个人的肌体上。尽管这两种区别不大，但却从没有人会谈论得癌症的必要性。相反地，大家在谈论到死刑时就绝不吞吞吐吐，而一致的看法则是，死刑是必要的，尽管令人遗憾。因为必要，大家便对其是否合理闭口不谈；因为它令人遗憾，于是干脆就不谈它了。

我的看法却恰好相反，对此应该大谈特谈。这也并非因为我爱发议论，我想也不是我天性就有这种癖好。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对某些阿谀奉承抱有反感；作为一个人，我认为在我们这种环境中，一些丑恶的现象，如果实在不可避免的话，也应该在沉默中同其对抗。但当这种沉默或者言语的把戏用滥了时，它就会走向反面，或者当人们从当时的痛苦中走出来时，就会不信这一套，那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只能是清清楚楚地把事情讲明白，并指出在辞藻外衣掩盖下诲淫诲盗的可耻把戏，此外别无他法。法兰西同西班牙和英国在铁幕的这一边共同享有现代国家的荣誉，但在她镇压手段的武器库中却依然保留着死刑。这种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惯例之所以在我国能够存在下去，乃是公众舆论对此毫不在意，或者不闻不问的缘故。即使有所反映，也只不过是一些冠冕堂皇的颂扬之词。一旦想象枯竭，辞藻也便失去了它的意义，那时一个漫不经心的人对于死刑的判决也就变得漫不经心了。但是，你却显示出杀人的机器，你却使铁器和木器相撞，你却使人听到人头落地的声音。那时，公众的想象便一下子复活了，它也便同时弃绝了辞藻和死刑。

当纳粹分子在波兰公开处决人质时，为不让这些人质发出反抗的呼声和喊出自由的口号，他们用绷带涂上石膏封住那些人质的嘴。我们把那些无辜受难者的命运同那些因犯罪而被判刑的人的命运相比，会感到有些不够庄重，但除了这些犯人不是在我国唯一被送上断头台的人之外，其做法是相同的。现在首先要说的并不是死刑乃是必要的，其次也不是对它该不该说出来的问题。相反地乃是要说这种刑罚是不必要的。

至于我，我认为它不但不必要，从更深的意义上讲还是有害的。但在接触实质问题以前，还是暂时不解释我的这一信念为好。如果说在我对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周的调查和研究之后才得出了这个结论，那是不诚实的；如果说我的这一信念的产生，只是由于自己的一点儿温情，那同样也是不诚实的。相反地我同人道主义者们所具有的那种软绵绵的同情心相距甚远，因为那种同情心把道德标准同责任感相混淆，把所有的犯罪等同起来，使无辜者最终失去了他们应有的权利。同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相反，我不认为人从本性上说是一种社会动物，说实话我认为恰恰相反，人不能生活在社会之外，而社会的法律，对他的生存又十分必要，因此必须由社会依据不同的层次建立起各项责任制度。而法律是否正确，则要看它是否能在具体的时间内和具体的地点中对社会有利。若干年来，我在死刑这项法律中所见到的，只是给感官造成难以忍受的极大痛苦和使我理智极不赞成的一种惰性的混乱。我甚至都觉得感官所起的作用将要影响我的判断了。而实际上，在这几周以来，我甚至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可以加强我的信念或可以改变我的推理。相反地在已经是我固有的观念上，又平添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时至今天，可以说我绝对赞成科埃斯特雷 [102] 的观点：死刑玷污了我们的社会，支持死刑者，为它找不到合理的辩护。在此无须举出他那些有力的说明，也无须举出各种事例和数字，这些东西也并无多大意义，我仅在此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它们可以更加深化科埃斯特雷的观点，这些意见同科埃斯特雷的观点一样，它们足以证明取消死刑刻不容缓。

大家都知道，主张死刑者们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杀一儆百。为惩处犯罪，绝不是只砍下他颈上的人头便可了事，乃是为了用一种极端手段对那些起而效仿者起到震慑作用。社会不实施报复，它仅做预防工作，它之所以用人头落地相威胁，乃是为了让那些想杀人犯罪者从中看到自己的下场，从而退步抽身。

如果我们不看到如下情况的话，上述理由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下述情况是：

1.社会本身并不相信自己说的“杀一儆百”的做法；

2.尚未见有一例，对那些决心以身试法者，因为有死刑的存在而退步抽身，而且很明显，即使死刑有震慑作用，但在那些成千上万的罪犯中却见不到什么效果；

3.但在其他方面却产生了使人厌恶的作用，那后果却难以预料。首先说，社会并不相信像它自己所说的“杀一儆百”的话。如果它真的相信的话，它就会把砍下来的所有人头都拿出来展览了，它也会对此大做广告，甚至用来作开胃酒的新商标了。相反地我们知道，在我国凡杀头都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实施，只是在监狱的院子里，在极少数专业人员的参与下实行。这样做出于何种原因我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始于何时。这种做法，其开始的时间相对地说距现在较近。最近一次公开行刑是1939年，即对魏德迈的行刑，他是数起谋杀案的案犯。对他的行刑，其做法相当时髦。在那天早晨，凡尔赛人群涌动，其中有许多人是摄影记者。在魏德迈出现在人群面前和在他被砍头之后，都被摄下许多照片。几个小时以后，《巴黎晚报》就对这一脍炙人口的事件登出了整整一页的照片。老实的巴黎市民至此才知道，行刑者操纵的那架精密度很高的机器，比起我们老祖宗们使用的那种美洲豹式的断头台是那么不同。公务人员和政府当局同大家希望的相反，他们对这一出色的报道处理得很不好，叫喊说新闻媒体是有意讨好它们读者残忍的本性。于是从此便决定，以后凡处死犯人都不再在公开场合实施。从此，这一措施便大大地方便了繁忙的行政当局在行刑方面的工作。

关于这件事，其逻辑方式并非同立法者们相同，相反地他们应该向《巴黎晚报》社长颁发一枚奖章，以鼓励他下一次干得更好些。而且如果当局希望这次行刑能成为一个样板的话，不但应该再增加照片的数量，而且应该在下午两点钟把那架杀人机器放在协和广场的断头台上，并邀请全体市民前往参观，并且对未能前往者，还要进行现场转播，以便使之众所周知。要么就这么做，要么就对什么“以儆效尤”的话闭口不谈。晚上在监狱的院子里，偷偷摸摸地对犯人施刑，这怎么称得上“以儆效尤”呢？充其量也只不过能够定期地向公民们宣布，如果他们也杀了人的话，就会被判死刑。为了真正地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那刑罚就需使人震慑。图尤·德·拉布弗里，他是1791年时的人民代表，是公开行刑的支持者，此人比较有逻辑头脑，他在国民议会上宣称：“要想挡住老百姓，就必须有恐怖场面。”

而如今，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场面，只是大家道听途说，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某某人被处死了，时隔很久，才能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但那语言又是轻描淡写的套话。因此未来的犯罪者，在其作案时头脑中怎么会有被千方百计淡化了的那种抽象的被惩罚的概念呢？如果真的想让他在头脑中始终保留这种惩罚的烙印，以便使他首先掂量一番，随后便打消那种疯狂的话，难道不应该通过各种手段，使用各种画面和语言来强调这种刑罚的严重性及其可怕的场面吗？

要想不使人模模糊糊地感到，在某一天早晨某人已然伏法受诛，难道不应该利用如此一个大好机会向那些犯罪者展示这样一个极有效的惩处场面，以使他们明白，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吗？

不错，一定要公开地杀，如果社会认为有必要杀一儆百而为死刑辩护，那么它也应该为此而公开宣传，并且还应该每次执行完毕后，把死刑执行人的双手举起来，让那些过于敏感的公民看一看，同时也让所有那些或远或近的使行刑存在的人看一看。否则它就应承认，它虽然在杀人，却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和做了些什么，或者承认自己知道，这种做法远不能使公众舆论感到恐惧，却反而激起犯罪者的作案之心，因而使它处于混乱状态。法官法尔科先生就曾勇敢地坦陈：“……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只有一次作出反对减刑罚的判决。对被告执行死刑，我当时想，尽管我身为法官，我还是要沉着冷静地参加那次行刑。再说那个家伙也并非值得同情，他百般折磨他的幼女，最后竟把她扔在一口井里。但是在对他行刑之后，有好几个星期甚至有好几个月，每天夜里我都想着当时的情景……我和所有参加战争的人一样，看到了一些无辜的青年人死去。我应该说，看到这种令人心悸的场面，我从未同意过这种以行政手段杀人，却称之为‘判处死刑’的做法。” [103]

但是，既然如此，明知这种“惩戒”不能阻止犯罪，而其效果，如果有效果的话，又使人难以看到，为什么社会上竟然同意这一做法呢？死刑判决，首先它并不能震慑那些尚不知自己将会杀人的人，因为那些人决定要杀人，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形成的想法，而其杀人的准备是在一种狂热情绪支配下做的。其次对下面这种人也起不到震慑作用，即这种人将要向不忠于他的情人讨个说法，于是便手持武器威吓一下他那位情人或情敌。他这样做，实际上并非情愿，也不想去杀人。总之，死刑并不能因之对那些身处不幸中的已然在犯罪的人起震慑作用。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实际上并不起作用。当然也应该承认，在我国这种刑罚也并不多，但这种“不多”也足以使人战栗。

那么，至少这死刑的判决，可以震慑那些犯罪团伙或者以犯罪为职业者们吧？事实上也并不然。我们可以从科埃斯特雷的书中读到，在英国当一个惯偷在刑场处决时，人群中其他小偷照样施展他们偷窃的惯技，而这些人群就是围在绞刑架下看这些小偷的同伴被吊起来的人。本世纪初，英国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在二百五十名被处死的犯人中，有一百七十人生前都观看过一到两次处决犯人的场面。1886年，在布里斯托尔监狱中一百六十七名被判死刑者，有一百六十四人至少看过一次对死囚犯的行刑。这样的调查，在法国是不再能举行了，因为处死犯人要在秘密情况下执行。但他们可以考虑向我父亲作这种调查，在行刑的那天，有相当一大批未来的犯罪者并没有呕吐。震慑的效力只能施之于没有犯罪的胆小者，而在不可救药的犯罪分子面前，它就显得软弱无力。在本文中以及在其他专门著作中，我们还会看到在这方面有说服力的事实和数据。

然而也不能否认，人是怕死的，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也的确是一种极刑，应该在那些人中引起恐慌。死的恐惧乃是出自人内心的最深处，并折磨着他。当生命受到威胁时，恐惧是其本能，并在极端恐慌中挣扎。于是立法者便由此想到，他们制定的法律已然压在人类本性的一条最神秘又最坚强的弹簧上。然而法律总是比人性简单，当这个法律试图支配本性而在人类的这个盲区历险时，它就可能会显得更加软弱无力，从而不足以解决它所要安排的事情的复杂性。

如果说对死亡的恐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恐惧比这种恐惧更加强烈，尽管这种恐惧十分强烈，但它却从来未能吓退过人类之爱。巴贡的说法是对的，他说没有任何一种爱会软弱到不足以战胜和控制对死亡的恐惧。报仇雪恨、爱情、荣誉、痛苦、另外一种恐惧，都足以战胜死亡的恐惧。对人类的爱、对国家的爱、对自由的爱能够做到战胜死亡的恐惧，那么贪婪、仇恨、嫉妒何以会做不到？几个世纪以来，死刑伴随它的常常是野蛮的文雅，一直都努力同犯罪作斗争，然而犯罪却顽固地存在着。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人类自身的本能在挣扎着。而这种本能并不是如法律那样，是一种经常处于平衡状态的力量。这种本能的力量经常变化，它有时消失，有时胜利，交替而行。这样反复的不平衡就给精神提供了生命的养料，如同电震荡一般，经过足够的接近便可形成电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一系列的震荡，从有欲望到无欲望，从决心到放弃，就是通过这些震荡，我们大家在同一天内互相感受着这么多的变化，于是我们便在心理上产生了增生思想。这些不平衡乃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因此便不足以形成一股能够支配整个客观存在的力量。但有时其中的一股心灵的力量挣脱了羁绊，它就可能占据一个人的意识领域，此时便没有任何本能，即使是生命的本能，能够反抗这种不可抵御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为使死刑真正起到震慑作用，人类的天性就必须各不相同，并且这种天性必须与法律同样稳定、同样客观。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天性也就死去了。

天性既然不存在了，因此，尽管对那些在自己身上没有观察到也没有体验到人类复杂性的人来说，这有些令人吃惊，但当凶手在杀人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任何罪犯在审判之前都已完成了他的罪行。如果不是觉得自己有权利那么做，至少也认为当时的环境是造成他杀人的原因。他没有想过，也没有预料过。如果他想，那也是为了预料他的行为将完全或部分被宽恕。他怎么会对他认为极不可能的那种审判而害怕呢？他害怕的是审判以后的死刑，而不是在犯罪之前便害怕。因此，为使法律有震慑作用，就不能给杀人罪犯以任何机会，法律就应该在事前就不容情，尤其不能有任何因环境特殊而有所宽容。在我们这里谁敢要求这样做？如果有人这样做，那就必须以另一种有悖于人类天性的道理去考虑。如果生的本能是基本的，那么它也会成为经院心理学家所不谈的另一种本能，即死的本能，这种本能在某些时候会要求毁灭自己和别人。杀人的欲望可能会经常伴以自身死亡和毁灭的欲望 [104] 。保存生命的本能也同样有双重性，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它也可能被破坏的本能所取代。这种破坏本能，是唯一能够完全解释何以会有那么多反常现象存在的原因，比如何以会从中毒者转而成为毒品吸食者，以至把一些人引向毁灭，而本人并非不知晓个中的利害，人有生的愿望，但却不能因之就认为这种愿望可以约束他所有的行为。人也有与世无争的愿望，他愿意为她而死也了无遗憾。因此，犯罪者也并非只想犯罪，也有遭到不幸的愿望，他希望这种不幸能伴随着他，特别是一种巨大的不幸。当这种奇特的愿望扩大并取得主宰地位时，不仅死亡的威胁不能阻止他犯罪，甚至还会使他失去理智，于是为了去死，便以某种方式去杀人了。

这种奇特的现象便足以解释，一个似乎精心制定的，为使正常人望而生畏的刑罚，实际上已完全与普通心理学脱节。对已废除奴隶制的国家所作的统计，毫无例外地表明，取消死刑同犯罪之间并没有联系 [105] ，犯罪率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断头台保留着，犯罪活动也同样保留着。在这两者之间只有法律的联系，此外没有任何关联。通过统计，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在几个世纪里，对罪犯不断地处以死刑，而谋杀罪及其他犯罪活动却也不断出现，证明死刑并没有使任何此类犯罪活动消失，而几个世纪以来，对一些较轻的谋杀罪不再处以死刑，不但此类犯罪在数量上没有增加，相反地在某些方面却在减少。同样，在几个世纪里，对较重的谋杀罪处以死刑，但此类的谋杀犯却并没有绝迹。在三十三个废除死刑或不再使用死刑的国家里，谋杀罪的数量却没有增加。因此，谁能从以上事实中得出结论说，死刑在实际上能使犯罪分子望而生畏呢？

对这些事实和数字，就是保守主义者也无法否认。他们对此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回答颇可玩味。他们说，社会上这种反常的态度，实际上在其背后，隐蔽地掩盖着他们所说的那种死刑所起到的“震慑”作用。保守派说：“不错，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死刑能起到震慑作用。甚至也可以肯定成千上万个谋杀犯人也并没有被死刑所吓退。但我们也无法得知那些因受到震慑而退步抽身者的情况，因此，归根结底也还是无法证明死刑并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就这样，这个对犯人实行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的惩处措施，也是它赋予社会的最高特权，仅只建立在一个不可知的基础之上。死亡，它并不包含等级，也没有什么概率性，一旦死亡它便使一切事物，使一切罪行，就此固定不变，像尸体一样，永远僵化了。但在我们国家却对死亡施以行政管理，依据机会和时间的不同而给予不同的处理。难道如果犯罪的时间选得合情合理就可以对死刑的判决有所动摇吗？此外，一个犯人被砍了头，并不是根据他所犯的罪行，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据各种应该杀头的罪行，过去没那样做，现在才这样做，那么将来呢，是否因为将来应该对犯杀头之罪的人因为过去没那样做也就不再实行了？在这里，宽容、犹豫如果没有了限制就会导致无情的处罚。

对这种危险的互相矛盾做法感到惊讶的非只我一人。政权本身对此是排斥的，而这种不良的认识恰恰反映了其做法的矛盾性。于是死刑便在封闭状态中执行，因为在事实面前他们无法证明死刑对犯罪有震慑作用。他们无法摆脱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因为贝卡利亚已经把他们包围起来，他写道：“如果说，经常向人民显示出震慑力量是强大的，那么死刑就应该经常执行，但那也就表明，犯罪也是经常性的，于是也同时便证明了死刑没有起到它的效力，这样得出来的结论也必然是：死刑不起作用但却是必需的。”那么，政府当局如果不废除它的话，保存下来又不太适用，便显得有些尴尬了。带着这种盲目的希望，一个人，至少是一个人，在某一天，至少是在某一天，会因在处理杀人犯上遇到大量的死刑而止步不前。为了继续表明断头能有杀一儆百的作用，政府当局将会被引向为杀一个死罪犯人而招致更多犯人产生的局面。这真是个奇怪的法律，它只导致犯罪，却永远不了解应该怎样阻止犯罪。

那么，这个“杀一儆百”的作用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死刑被证明起不了任何惩戒作用（这已是明摆的事实了），反而使人堕落到没有羞耻之心，并变得更疯狂和杀人了。

我们已经能够从公众舆论中看出死刑这种惩戒作用的效力了，即它反倒引起了残忍的谋杀，并且使某些犯罪者产生了可怕的虚荣感。围绕着断头台我们看到的，没有一点点高尚，有的只是厌恶、蔑视，或者最庸俗的感官享受。这种效果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表示庄严起见，人们已经要求把断头台从市政广场移到有屏蔽的地方，然后再搬到监狱中去。大家从以参与这种场面为职业的人的感情中了解到的情况少多了。请听一听一位英国监狱长的话吧，他很坦白地承认这是一种“尖厉的个人羞耻感”。一位神甫说这是一种“恐怖、羞耻和屈辱”的感情。我们还应该特别想一想，那些被任命以行刑杀人为职业的人的感情，我这里指的是刽子手们的感情。您对这些人称断头台为“自行车”，把死刑犯称“顾客”或“包裹”有何想法？除了神甫贝拉·儒斯特这位曾参加过近三十次行刑场面的人所想的之外，还能有其他想法吗？他是这样写的：“那些审判官的‘行话’在卑鄙无耻及庸俗下流方面丝毫也不逊于那些普通犯人。” [106]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一看我们一位助理行刑者在他到外省施刑时是怎么说的。他说：“当我们外出时，那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轻松愉快的游戏。出租车为我们效劳，高级餐厅也为我们效劳。”在吹嘘刽子手的机灵时说：“他胆子大到用手抓住‘顾客’的头发向断头台上拉。”这种不正常的做法，表现出另一种意义更为深刻的场面。受刑者的衣服，被行刑后，原则上归行刑者所有。戴布雷老人把那些衣服都挂在一间木棚子上，并不时地前来看一看，他是很认真的。下面便是我们那位助理行刑者的话：“新来的行刑者都被断头台搞得有点失常，有时候他几天不出屋待在家里，他头上戴着帽子，坐在一张椅子上随时等待着部长的传唤。”

是的，这就是约瑟夫·德·梅斯特勒所说的，人类为了存在，必须有一种强力而神圣的特别法令，倘若没有这种法令，“混乱将取代秩序，王权将毁灭，社会将消失”。这就是人类，建立在人类之上的社会将彻底摆脱犯罪，因为刽子手已然给犯人签发了出狱证，并重新使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一切。这实在是我们的立法者们所设想的美好而神圣的样板，至少要花一些力气才能做到，这需要在与其直接合作的人们中贬低或者毁灭他们做人的资格和理性。这需要有一种特殊的创造，一种具有对那种堕落有特殊感应的创造。当大家知道，有那么一些人乐于义务充当行刑者时，是不会对这种事感到惊讶的，他们知道，在那些最安详最熟悉的面孔后面，掩藏着残暴和杀人的本能。使杀人者感到害怕的刑罚，可以使某些人得到杀人的感应，这种感应比从其他怪异现象中得到的感应更加强烈。既然我们能在重大问题上为我们法律的严酷性辩护，我们就不应对某些已被剥夺了生命的人产生怀疑，怀疑其中的某些人由于断头台的原因使他们产生了嗜血的本能。

如果想保留死刑，那么至少就不应向我们作那种虚伪的解释。我们不妨想一想，这种刑罚，不敢在大庭广众下执行，所谓的震慑作用，又不能在老实人中起什么影响，如果它能起到作用，也只能吓一吓那些已决心洗手不干的人，而使想干杀人勾当者更加堕落。不错，它是一种刑罚，一种可怕的酷刑，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酷刑，但除了使精神颓废外，没有任何震慑作用。它确实起制裁作用，但一旦它不再能激起谋杀的本性时，就谈不上防范作用了。于是它就形同虚设，只能在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中，在心灵上使他们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内受折磨，在躯体上，在其被砍下头颅之后，因生命并非就此完结，而使其在那段时间内承受着绝望和残暴之苦。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即死刑的实质就是：报复。

惩罚，它既然起不到防范作用，那就应该称它为报复。应该说，这是社会对那些触犯法律的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反应，同人类的存在一样古老，因为在古代法律中，它被称做“同等报复”。谁让我受苦，他也应该受苦；谁搞瞎我一双眼睛，他也应该成为独眼者；谁杀了人，他自己就应该死。这是一种情感问题，是一种以暴力对暴力的情感，谈不上原则。“同等报复”属天性和本能的范畴，并不是法律范畴。法律，说到底，不应该按本性行事，如果凶杀存在于人的本性中，那么法律就不应该模仿或复制这种本性，而应该纠正这种本性。而“同等报复”乃是对纯本性冲动的一种认可，并赋予它法律的力量。我们大家都已知道，这种本性的冲动常常使我们脸红，我们也明白它是多么强有力，它就像一片原始森林。在这方面，我们这些法兰西人不妨看一看沙特阿拉伯的那位石油大国的国王，他在世界范围内鼓吹民主，却让屠夫把犯偷窃罪的人的手给剁下来。我们也同样生活在一种类似中世纪的社会里，在那种社会里，甚至没有可以使人精神得以慰藉的信仰。我们只能依据粗略的逻辑来解释“公正”二字。难道我们能说这个逻辑是准确的，而公正，尽管是起码的公正，尽管它受到合法报复的约束，会因死刑的存在而得到了保障吗？对此的回答只能是两个字：没有。

我们姑且把“同等报复”之不可实行这件事放在一边，姑且不说，把一个纵火者也关在他自己的家里用火烧死是一件极端过分的事，因为这也不可能阻止一个小偷去银行盗窃相应数目的金钱。我们先假设一下，对一个杀人犯处以死刑是必要的和公正的，但实施死刑并非就是简单地让他死，就其基本意义上讲，也同东方集中营的监狱那样剥夺生命不同。自然，执行死刑是杀人，从逻辑上讲，这是杀人者为杀人付出的代价。但这种刑罚却为死亡加上了一条制度，即公开的宣判，让未来的死刑犯预先知道，这也是一种安排，这种做法本身所造成的精神折磨比死亡本身更加可怕。于是便没有了所谓的“等值”问题。许多法律把有意杀人看得比单纯的暴力杀人严重。然而，宣判并执行死刑，这一系列的做法，岂不是比任何有意杀人预先谋划得更周到吗？谁又能说这中间没有比较关系？为了等值，那么就必须在一个预谋杀人犯行将杀人时，他把自己要杀某人的意图告诉某人，并从那时起，强行把那个人监禁几个月，但这种神话在现实生活中却从未见过。

还有，当我们官方的司法机关在谈到实施死刑而不使受刑者痛苦时，他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话的含义，尤其是他们在这方面缺乏想象。在几个月甚或几年之内，加在被判死刑者身上毁灭性的恐惧和羞耻感，这种痛苦比死更可怕，但这种可怕的感觉，在受害人身上却没有，甚至在杀人犯实施杀人时，大多数情形下，都是匆匆进行的，被杀者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已死去。那种恐惧时刻，在他进行反抗或挣扎时，也便随着他的生命和求生的希望一起消逝了。而恐惧，却相反地落在了被判处死刑者的身上。生的希望和死的绝望的痛苦轮番折磨着他。律师和神甫，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以及那些为使死刑犯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的监狱看守，都众口一词地说，他会获得减刑。开始他对此是相信的，随后便不相信了，或者白天产生了这种希望，待到晚上又绝望了 [107] 。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这种希望和绝望也随之增长，乃至变得无法承受。据目击者说，犯人皮肤的颜色都变了，恐惧像酸性物质在侵蚀着他们。弗莱斯诺的一个犯人说：“知道人就要死了，倒没有什么，但不知道是否会活下来，却是使人惊恐和不安的事。”卡图什形容在受极刑的时候说：“啊，那一刻钟可实在不好过。”但这种不好过的时刻不是以几分钟计，而是以几个月计。犯人在事前很早就已经知道自己将被处决，唯一能使其免于一死的，就指望天意了。因此，他们也便无由为自己辩护或者说服别人。一切都身不由己。等待着他的，已不是某一个人，而是由刽子手们所使用的那种刑具。

至于官员们，杀死这个犯人乃是他们的职业，并把这种犯人称为“一个包裹”，当然他们知道那是什么含义。犯人自然没有任何力量违抗那只任意提起它来的手。那只手可以随意把它放在一个地方或把它扔在哪里，那岂不就像一个包裹或者一件东西，甚或是一头被捆起来的牲畜一样吗？但牲畜可以不吃东西，而犯人则不可以。他们为死刑犯人制定一个特别食谱（在弗莱斯诺，是第四号食谱，外加牛奶、酒、糖、罐头、黄油等）。有人监督犯人吃饭，在必要时，还要强制其用餐。当一头牲畜将被杀死时，它的身体机能可以处于良好的状态，也可以有任意挣扎或不顾一切吼叫的自由。而“他们那些人呢，他们神经太脆弱”。弗莱斯诺的一位监狱长这样无耻地形容那些被判死刑的犯人。这是可能的，但作为一个人，你能叫他去寻求那种自由吗？你能叫他失去自己的尊严吗？不管他神经脆弱与否，一个犯人，当他被宣布处以死刑的那一刻起，便已进入一种似机器般的木然状态。这架机器自此便在以后的几周内，按照自己部件结构所形成的机械状态运转，这种状态控制着他所有的行动，直到最后把他送上杀头的机器。于是这个“包裹”便不再服从那个人类的所谓命运的安排。而是听命于那架机器，即等待着杀头的那一天的到来。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行刑的那三刻钟，便使他彻底摆脱了痛苦。至此，一个毫无影响的死亡便把一切都轧了个粉碎，一头被捆绑着无法挣扎的牲畜看到了地狱，这地狱使得一切都微不足道了。其他姑且不论，仅就希腊人使用的那种毒芹，就足见他们更为人道。他们给被判死刑的人一种相对的自由，即给犯人一种可以推迟或提前死亡的机会，还可以让犯人在自杀和行刑二者之间进行选择。但我们呢？为了更安全起见，则由我们自己实施这种给犯人以公正待遇的办法，即在行刑前给犯人一小时时间。但实际上这并非是一种公正的待遇，试想，当一个犯人在数月之前已经得知他被判处死刑，而待他被绑赴刑场时，告诉他一小时以后再对他行刑，而这一个小时又用来忙忙碌碌地安装断头的刑具，这时候他会是一种什么心态？

在一个犯人行将正法时，建立的这一套规矩，可能就是说明对该犯人宽厚的证明吧。这些犯人已然没有什么顾虑了，于是便索性孤注一掷，要么就随便被一枪打死，要么就被送上断头台，挣扎着、呼叫着弄个昏天黑地地死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自由的死法。然而，除了一些例外，一般地说，犯人都能平静地走向死亡，即在某种极端消沉、沮丧的状态下死去。而这种状态也正是我们的一些记者在描写犯人如何勇敢地赴死时所津津乐道的地方。然而您必须看明白，犯人之所以没有大吵大闹，乃是还没有摆脱“包裹”的束缚，大家对此应该表示感谢才对。因为在这样一件不体面的事情中，有关者竟能表现出一种体面的态度，以致这件不体面的事也就很快地结束了。然而这种冠冕堂皇的报道和犯人的勇敢合格证书，乃是围绕着死刑而做的蒙骗术的一部分。因为犯人愈是恐惧，他表现得便愈是安静，绝对不值得我们的报纸对此大加表扬。然而，我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如果某些死刑犯人，不管他们是否是政治犯，如果他们能英勇地死去，那就应该以适当的赞赏和尊敬的口气谈到他们。然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所表现的只是一种恐惧的无言，一种因害怕而导致的无动于衷，我认为这种充满恐惧的无言，应该更值得尊敬。当贝拉·儒斯特神甫让一个年轻的死刑犯人在行刑前为其亲属写几句留言时，他听到的回答是：“我已经没有这种心情了。”当一位神甫听到这种内心极端衰弱的表白，他如何能在一个人如此痛苦和如此动情的状态下，不向他鞠躬致意呢？对那些一言不发的死刑犯人，大家知道，他们将要在刑具下面留下一摊鲜血，我们能说，他们是卑怯地死去吗？我们又如何评价迫使他们尽量减少这种卑怯表现的人呢？总之，每个杀人犯，当他杀人时，就有被判处可怕的死刑的危险，而那些杀他的人呢，却什么风险也没有，甚至还可以加官晋爵。

不，那个人所体验到的痛苦，已超出了一切精神范畴。无论是道德、勇气、聪明才智，甚或天真无邪，在这里都已不起作用。这时周围的世界一下子都被一种原始的恐惧所笼罩，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事情都已失去了判断的标准，所有的公正同所有的尊严一样，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清白无辜感全然不能使其对受到的痛苦进行抱怨了……我曾见到过一些真正的强盗勇敢地走向刑场去赴死，但那时，那种面对死亡的无辜感，竟使他们手足颤抖。” [108] 还是那同一个人，他说，据自己的经验，当知识分子身处逆境时，他不认为这一部分人比其他人缺乏勇气，只不过他们比起其他人更富有想象力而已。一个人被绳索捆绑押赴刑场时，面对着那么多希望他死去的人，他的无助感和孤独感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刑罚。在这个意义上讲，公开行刑还是较好的做法。然而在这种灾难性情况下，勇气，心灵的力量，乃至信仰等都有可能是一种偶然的表现。按一般规律，人在行刑前等待的那一段时间，即在死前，其精神就已经全部被摧毁，这就等于判了他两次死刑，而第一次死刑比第二次受的折磨更重。对比之下，实行“同等报复”的刑罚仍不失为一种文明刑罚，因为它从未由于犯人挖下他哥哥一双眼而判处他被挖下双眼的刑罚。

此外，这种从根本上就体现了不公正的做法，在判处死刑者的亲属中也引起了反响。而被杀害的人也都有自己的亲人，一般地说，他们的痛苦非常之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渴望能为死者报仇。他们的愿望满足了，但留给被处死的犯人亲属的，又是一种极端的痛苦，这种惩罚，对他们是不公正的。一位母亲或者一位父亲，在漫长的几个月的等待中，为死刑犯安排了一系列短暂的时间，允许亲人前去探监，让他们互相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并在一起想象执行死刑时的场面，等等。这一切都是一种巨大的折磨，而对被害人的亲属来说，却没有这种情况。不管被害人亲属的感情如何，他们要求雪恨的愿望，已然超出了犯人所犯罪行的程度，即使与犯人相关的人也分担他们自己的痛苦。一位被判死刑者写道：“神甫，我已得到了减刑，但现在还未能成为事实。我的减刑命令在4月30日签署，星期二我从接待室回来时通知了我。我立即请人通知爸爸和妈妈，他们还在卫生部工作。请您想象一下他们会多么高兴吧！”

是的，我们可以想象出他们的高兴，但也可以想象得出在被捕入狱直到减刑之前，他们又是多么痛苦，同时也能够想象得出，那些突然接到一纸命令，通知其亲人将被行刑的那些人，又是多么绝望。

为了结束对同等报复这条法律的讨论，还要说的是，必须看到，它的形式虽然是原始的，但它起的作用却只在两个人之间，即一个绝对清白无辜，另一个绝对犯罪。当然，无辜者是受害人，但被认为是受害者代表的社会本身，它能够自认为是无辜的吗？这一命题常常被引申和发挥，我不想重复自十八世纪以来各方人士对此提出的那些论点，它们可以这样归纳一下，即各种社会都有其相应的犯罪行为，但在我们法国，倘若不指出具体环境应该使我们的立法者更加稳健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为回答《费加罗报》一份关于死刑的调查时，一位上校在1952年宣称，建立终身苦役制度以代替死刑，将会形成一座罪犯博览馆。这位高级军官好像不了解（我为此替他高兴）我们已然有了这种罪犯博览馆。它们同我们的各级中央监狱明显不同之处就是，人们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随时都可以进出，就是那些小酒馆和破旧的阴暗小屋子。这也是我们法兰西共和国的荣誉。在这一点上，就很难用稳健来解释了。

统计表明，仅在巴黎一个城市，超密度人口住房（每间屋住三至五人者）就有六万四千个。不错，虐待儿童者，是极端可耻的人，不会引起人们的同情。也可能（我在这里说的是可能）在我的读者群中，即使处在同样拥挤杂乱的居住条件下，也不会有任何人做出杀害儿童的事情，因此也谈不上减少某些残忍者犯罪的问题。这些没有心肝的人，他们居住在还算不错的住所里，可能还不致有机会做出那种伤天害理之事。最起码，我们可以说，他们并非是唯一的犯罪者，似乎很难说，惩罚他们的权力已经交给那些宁可出钱造酒而不愿搞房屋建筑的人。 [109]

然而对酒的嗜好，又使这种不光彩的事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在诸多的流血犯罪案件中，因酒精引起的案件，其比例相当之大。据一位律师的估计，可占百分之六十。据拉格里博士的统计，则在百分之四十一点七到百分之七十二之间。据1951年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在弗莱斯诺的中央监狱中，违犯普通法的犯人中，百分之二十九是长期饮酒者，百分之二十四有家庭饮酒史，而虐待儿童的犯人中百分之九十五是酒鬼。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此外，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个更惊人的数字。一家卖开胃酒的酒店在1953年向税务部门申报的利润为四亿一千万法郎，对这一数字加以比较便可以看出，这家酒店的股东们，以及喜欢喝酒的议员们，确实毒杀了许多他们意想不到的儿童。作为一个死刑的反对者，我绝不可能要求对这些人判处死刑。但在现阶段，我认为必须把这些人武装押送到已被判处死刑的虐杀儿童者的行刑现场去，让他们体验一下，并且在回来时把我举出的上述调查数字让他们看一看。

至于国家行政当局，他们本身就对嗜酒现象放任不管，自然对出现的这些因酗酒而犯罪的人不感到惊慌。总之，他们对此不感到惊讶，却只知道砍头，甚至他们自己也饮酒。他们坦然自若地实施惩罚，并以一个债权人自居，何时他们才能良心发现呢！就是这些酒精的代表，面对《费加罗报》的调查，有人却大声疾呼：“我知道那种胆小如鼠、为废除死刑辩护的人会怎么做，如果某一天他突然面对着一些杀人犯，这些家伙正要杀他父亲、他母亲、他的孩子们，或者他最亲密的朋友时，如果他手头上有武器的话，看他怎么办！”这句“看他怎么办”似乎就带着强烈的酒气。自然，那位胆小如鼠为废除死刑辩护的人有理由向凶手们开枪，以免这一切使他失去小心翼翼地为废除死刑作辩护的理由。此外，如果人的思想是一贯如此的话，如果他在上述那些杀人犯身上闻到酒味的话，那么他随后的工作就应该是拯救因酗酒导致未来犯罪的那些人。甚至他还会惊奇地发现，那些被醉鬼杀死的人的亲属们，居然没有要求在法庭上作出解释的愿望。

但这是否就是说，所有的酗酒者就被行政部门认定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呢？是否就是说，行政当局就要捶胸顿足地要求全体人民除了果汁之外就什么酒都不喝了呢？当然不是，也不是出于传统观念，对一切犯罪行为都要除恶务尽。对轻罪犯人的实际责任定性不准，却是事实。大家知道，在我们亲属中间，到底有多少酗酒者，有多少不饮酒者，我们的调查数字是无能为力的。世界上十个人口大国，其人数是目前世界其他国家居民的二十二倍，其中心情恶劣或不正常者，无法计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肩负着许许多多不堪重负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大家都不应负责，于是从逻辑上讲，就不应该有什么惩罚或奖励，如果那样的话，整个社会也就变得荒谬了。在各种社会中，以及在各个群体中，其维持正常秩序的本能都相反地要求每个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就必须接受它，而不容许有绝对的纵容。然而，同样的逻辑又会使我们得出结论说，从来就没有过绝对责任者，因此也便无所谓绝对的惩罚或绝对的奖励。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终身奖励，包括诺贝尔奖金也是如此。然而，任何人也不应该受到绝对惩罚，尽管有充分理由认定他是犯罪，但也有可能他是无罪的。死刑这条法律，不能起到真正的惩戒作用，也无法说它公正，它对一种相对的犯罪行为，却使用了终身的、无可挽回的惩罚，因此，它侵犯了那些人的生的特权。

如果说死刑能起到一种令人怀疑的“杀一儆百”的作用，并能达到某种不可靠的公正，那就必须承认，该刑罚应该予以消除，因为它也把犯人最终在这个世界上消除了。

说到犯人，能对我们保证说，这些被行刑者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得以挽回吗？能够肯定，就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吗？对这两种情况，难道不应该承认，如果无法补偿，死刑就应该废除吗？就在昨天，即1957年3月1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处决一个名叫布尔东·阿波特的人。因他杀死一名十四岁幼女而被判处死刑。这是一件令人愤慨的罪行，因此该犯人被列为不能挽回的名单中。尽管阿波特再三抗议说他是无辜的，还是被判处死刑。行刑期定在3月15日十时。九时十分，便有了缓期处决的命令，以便让他的辩护人进行最后的申诉。十一时，申诉被否决，十一时十五分，阿波特被关进行刑的瓦斯房，十一时十八分，阿波特吸进第一口瓦斯气。十一时二十分，特赦委员会的秘书通过电话传呼，说特赦委员会改变了决定，但州长已然到海边休息去了，找不到人，于是便直接同监狱通话。大家便把阿波特从瓦斯房里抬了出来，但已经太晚了。如果昨天加利福尼亚州有暴风雨，州长便不会到海边去，如果那个电话再早打两分钟，那么阿波特今天就会仍然活在世界上，并能亲眼看到为他更改判决的事。至于其他的判决，即使比较重的判决，都能有挽回的机会，独有死刑，一旦执行，便没有了任何机会。

有人会以为，这是一个例外。但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而人生苦短，谁又能说我们不会遇到，况且这件事就发生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乘飞机不过十来个小时就到。阿波特的遭遇在许许多多其他事件中并不算个别现象，一种失误的发生也并非是孤立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报纸，只举距我们最近的一例，据法学家奥利夫克勒瓦在1860年前后的统计，审判错误的概率为1:257，难道这个比例还小吗？如果是中等刑罚，这个比例不算大，倘是死刑，这个比例就是无限大。雨果曾把断头台称做勒祝尔克 [110] ，但并不是说所有被它砍下头来的人都是勒祝尔克。有一个勒祝尔克也就足以使它蒙羞于世。大家都知道，比利时因一次错判之后，便永远不再宣判死刑，英国自海伊案件之后也已提出废除死刑问题，大家也知道，那位总检察长在被问到关于对一个嫌疑性很大的犯人（因为他的受害人始终没找到）时，他写道：“该某人如果尚在，便可使司法当局有可能有效地，并从容不迫地调查所有的新迹象，这种迹象会提供给我们他妻子尚在人世的证据 [111] ……反之，在宣布这个假设审讯的可能性无效的同时，如果实施死刑，我担心会使那些详细的迹象徒具理论上的意义并给予它们以不必要的惋惜效应。”以公正为原则和事实为依据，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感人。应该在我们的刑事审判中经常引用“惋惜效应”这个词，它十分坚决地表达了处于陪审团面前的人的困境。一旦无辜者被错杀，那么任何人也便无法为其找回补偿，唯一的办法，是为其恢复名誉，如果尚有人为此而提出要求的话，那也就只好还他一个他原有的清白。然而作为一个含冤而死的人，他所受的折磨，他的惨遭杀害，也将永远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我们所应做的，也就只能为未来的无辜者设想，使他们避免再受到这种刑罚。在比利时是这样做了，但在我们国家，大家对此却依旧心安理得。

也许大家认为，法庭也已有了进步，它同科学是同步前进的。当法律专家在刑事法庭上发表演说时，那些话似乎某一位神甫也曾讲过，而在科学的宗教环境中培养出来的陪审团则频频点头。然而近来发生的许多案件，特别是贝斯纳尔案件，却使我们认识到，一个由法律专家们演出的喜剧，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对犯罪的确定，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尺度，因为容纳它的量管刻度不同。另一个量管便同第一个的截然相反，而人的心理差异在这一棘手的计算中，又起了很大的作用。真正的法律专家，同那些心理学家的法官们在法庭上占的比例相等，比严肃而客观的陪审团人数多。今天，同昨天一样，错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明天会有另一个结论，宣称某一位阿波特无罪。但阿波特仍将被处死，那死法也将很科学。而科学，它自信也能和专家量刑一般可以证明谁是无辜者，但它却还没有达到使被法律专家们处死的人复活的水平。

在犯罪者中间，人们能肯定，除了那些顽固不化者外，就没有错杀过别人吗？在那些像我一样，在生活中有一段时期，由于需要，曾参与过刑事诉讼案者都知道，在一个判决中，有许多偶然因素在起作用，这可以置人于死地。被告的长相、他从前的经历（其中通奸常常被陪审员看做加重罪行的情节，对此我总不能相信他们所有的人，而且在所有的事上都判得那么准确）、他的态度（其态度只有符合传统习惯，也就是说，虚伪地顺从，才能对本人有利），甚至他讲话的方式（那些“识途老马”都知道，在那种场合讲话，既不能吞吞吐吐，又不能声音太高）等这些法庭上的细枝末节，常常都会引起别人感情上的倾斜（因而真实的情节，却往往不那么动听），而这一切偶然的情况都能影响陪审团最终的判决。在死刑裁决时，为使判刑做到尽可能的准确，还可以召开各方的会议。当人们得知极刑的定案与否取决于减轻罪刑情节陪审员的审核时，特别是当人们得知1832年的改革给予我们的陪审团对尚未定案减刑罪有权裁决时，大家便想象得出，判决意见书左边留作批示的空白处如何填写，则取决于我们陪审员们当时的心情。这已不是由法律来决定死刑要不要定案了，而是由陪审团的感觉决定。

政治气候的偶然因素和地理的偶然因素加起来更加重了这种荒诞不经的情况。一位工人法共党员刚刚在阿尔及利亚被处决，其罪名是在一个工厂的衣服保管室里放了一枚炸弹（在未爆炸前便被发现），他之所以被判处死刑，除他的行动起作用外，同样起作用的还有气候因素。在阿尔及利亚目前的政治气候下，人们想向阿拉伯公众舆论表明，断头台同样也是给法国人预备的，同时又想使被恐怖主义的罪行所激怒的法国舆论感到满意。而那位部长，他既称赞这一判决，却又听共产主义者们的话。倘不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被告可以很轻易地避免这种下场，甚至有一天他还可以变成该党在议会中的议员，可以和那位部长在同一个吧台上喝酒呢。这些想法是苦涩的，我希望这些东西在我们双方政府间永远保留着鲜明的记忆。它们应该明白，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气是会变的；必将有那么一天，这位罪犯，很快被处决的这位罪犯，将不会显得那么丑恶，但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他除了忏悔和被人遗忘外，没有留下什么。当然，人们会忘记他，社会也将是如此。未受惩处的犯罪，按希腊人的说法，它毒化社会。但一个无辜者被判刑，或者量刑过重，久而久之，也会污染社会。在法国，我们也明白这个道理。

可能会有人说，这乃是人类的司法权，尽管它尚不够完善，但总比个人专横武断强。但这种悲观的评价倘若是针对一般刑罚，尚可接受，如指的是死刑判决，那就值得研究了。法国有一部经典法律著作，在解释死刑无法分成等级时，是这样写的：“人类的法律绝不可能做到保证那种比例关系。为什么？因为它知道自己有弱点。”难道还需要下结论说，这种弱点会迫使我们作出一种绝对的审判吗？由于有了这种弱点，它便经常为自己找出一种可以为自己开脱的办法，难道它就不能把这种手段施之于犯罪者吗？陪审员能够很体面地说：“如果我错杀了您，您会原谅我，那是因为我们的民族共性有其弱点的缘故。但我判决您死刑，却没有考虑到这种弱点，也没有考虑过这种共性。”能这样说吗？对错判或一时的失误，所有的人都负有连带责任，难道对这种责任，法庭就可以当儿戏从而使被告也失去了这种责任吗？不，如果司法权在这个世界上尚有某种意义的话，它就只能承认这种共同的责任。就本质上讲，它不应使自己同怜悯相脱离。当然，怜悯，在这里并非仅仅指的是共有的痛苦感情和不正当的纵容，这些对被害者已无任何意义。怜悯并不排斥惩罚，但它却可以对极刑缓期执行，不采取无法挽回的极端措施，这种极端措施对人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没考虑到具体情况。

说实话，某些陪审团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他们经常接受对一个案犯实行减刑的处理，而实际上该案犯却没有任何可以减刑的理由。那是因为他们觉得判死刑太过严酷了，他们认为处罚太过，不如适当从轻一些好。极端严酷的刑罚是对犯罪的促进而不是真正的惩罚。常常有那种情况，经过庭审之后，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现场报道，却是该庭审很无条理。在事实面前，不是说理不够，便是过于极端武断。对此，陪审员们并非不知，只不过在重大的死刑面前，他们也同我们一样，宁可对某些事不予追究也不愿使自己几夜不能睡觉来处理这些案件。既然晓得他们自己身上的这种弱点，于是便只有斟酌情况得出一个相应的结论就算完事。

但有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不管何种性质或任何时间，陪审团是定要严加审判的。在这些案件中，作案人的罪行已经确凿无误，原告的证据又同被告的庭述相符。当然，有些人表现得极其反常，而且思维混乱，这已经属于心理病态之类，而心理学专家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认为他们负有刑事责任。最近在巴黎发生了一个案件，一位青年男子，性格有些懦弱，但很温和且富有感情，和亲人相处极好，他父亲发现他每日回家很晚，对他感到很恼火。一天，他父亲正坐在餐厅饭桌前读报，该青年便手持一把斧头，在其父身后狠命地砍了几斧，随后，便又对正在厨房做饭的妈妈同样砍了几斧。然后他脱下衣服，把沾满血污的裤子藏在衣橱里，不动声色地到他未婚妻的父母那里去了。等他回到自己家里以后，便向警察报告，说他父母被杀害了。警察立即发现了衣橱里沾满鲜血的裤子，并且毫不费力地从这个杀害父母的青年那里取得了口供，他很平静地讲出了一切。精神病医生经检查认定，该青年应负因气愤而谋杀的责任。这位青年这种反常的无所谓态度以及在狱中相反的表现（如希望为其父母送葬的人要多些，并对他的律师说：“他们非常受人爱戴。”）都不应该被认为是正常现象。但他的推理能力似乎并没有什么毛病，起码看起来是如此。

许多“怪人”，他们在我们面前显现的面孔，也同样不可理解。但由于只考虑他们的行为而不管其他，便被断送了。从表面上看，他们所犯罪行的性质及其严重性使人很难想象他们会翻然悔悟或痛改前非。于是只从如何使他们不再有机会重犯类似罪行的角度考虑，便只有把他们处死，此外别无选择。从这方面考虑问题，仅从这一方面考虑，那么围绕着死刑问题进行讨论是合法的。但在其他方面，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那么守旧派们的论据，便不足以抵抗主张取消死刑者们的批评了。如何分清这种界限，我们在法律上是无知的，我们只能猜想。没有任何事实，也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判断出，哪些人认为应该给人生最后的那段时间一个生存的机会和哪些人认为这种机会是虚假的。但在这最后临界线上，超越坚持死刑和反对死刑双方漫长的争论，评价一下，当今之日在欧洲实行死刑政策是否适当，还是可能的。自知才疏学浅，但我还是想尽力来回答一下瑞士法学家让·克拉文教授提出来的问题，1952年他在那篇杰出的研究死刑问题的论文中写道：“……面对这个重新又向我们的良心和理智提出来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对另一种解决方案予以研究，这种方案不是对观念的研究，不是对从前的问题和论点的研究，也不是对未来的展望和理论上允诺的研究，而是对目前的意见、看法和需要的研究。”这说得极是，我们可以对历代以来死刑带来的是与非海阔天空地争个没完没了，但死刑就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大行其道，我们也应该在现在，在我们这里，面对着当代的刽子手给它下一定义。那么，对这半个世纪的世人来说，死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地说，我们的文明已失去了它唯一的社会标准，即按着这个标准，可以为死刑作辩护，也可以依据世人所受的痛苦，要求取消死刑。另外，死刑的取消应该由我们社会中有觉悟的成员提出要求，同时也是基于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首先说必然性。对一个应该受到极刑的人作出裁决，就必然要确定此人已然没有任何可以挽救的希望了。我们再强调一遍，在这里，其理论观点就互相发生了冲突，并且停留在毫无意义的互相对抗之中。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能干脆地予以决断。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法官又都是当事人。正因为如此，对我们是否有杀人的权力表示犹豫，而对我们处理这种案件的能力又表示怀疑。世上没有绝对的无罪，也没有至高无上的法官。我们大家在生活中都损害过别人，这种对别人的损害发展成不为人所知的犯罪，也没有受到过法律的制裁。世人无所谓真正的公正，只有可怜的良心才能称得上公正。至少，我们活在世上使我们懂得了这些，也使我们能在自己的总体行为中再加上一点儿善行，以部分地弥补我们留在世界上的恶行。这种附着在弥补恶行身上的生的权利乃是人类的天然权利，即使最坏的人也有这种权利。最卑劣的罪犯和最公正的法官，在这方面都是共同的，他们在这里相会了，彼此都有不幸，彼此都有共同的责任。没有这种权利，精神生活便在严格意义上不存在。特别在我们当中，不应该有任何人对别人表示绝望，除非此人已死，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命运之神安排，那时才可以对他盖棺论定。但在此人未死之前就对他下最后的结论，当债主尚在人世时，就给他结账，则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力。在这方面，你愈是绝对化地审判别人，自己也便受到绝对的审判。

曾受雇于盖世太保的贝尔纳·法卢，在供认自己曾犯下过大量可怕的罪行，并被确认有罪后，被判处死刑，此人死得很勇敢，死前他就声称自己罪不可赦，他说：“我手上沾的鲜血太多了。”这是他对同牢的犯人说的话。公众舆论及法官们的看法相同，都把他列入不可救药者的行列。如果我不是看到了一份令人吃惊的证词的话，我原也打算接受上述看法的。下面便是法卢声称乐于赴死以后，对同一牢犯人说的话：“你愿意听一听我最大的遗憾吗？那么好吧，那就是我没有早一点儿读读我在那边的那本《圣经》，不然的话，可以向你保证，我不会那样干，也不会落个这样的下场。”在此不需看那些通俗的连环画，也无需回顾雨果笔下的那些苦役犯，正如人们所说的，明智的时代，本来就因为人类原本是好的而愿意取消死刑。当然事实也并非如此（他们有好的也有坏的），我们的历史经过二十年波澜壮阔的变迁之后，我们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但正是因为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对此下一个绝对的判断，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宣称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最卑劣的犯罪行为，因为我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世上有绝对的清白无辜。极刑的判决，打破了人间不可争议的连带责任，即与死刑对抗的连带责任，要想使这种审判合法化，只能由那么一条凌驾于世人之上的真理或原则来完成，否则它就不合法。

不错，自有史以来，极刑始终是一种最高刑罚，由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即世上君主或祭司发令，或者由被认为是一个圣体的集团来实施。那时，这种刑罚打破的不是人类的共同责任，乃是割断了罪犯对上帝的隶属关系，只有上帝才能决定犯人的生或死。上帝剥夺了犯人在尘世上生活的权利，但却给他留下了忏悔的机会，因为真正的审判尚未宣布，那将在另一个世界上宣布。宗教的价值，特别是人们对永生的信仰，乃是建立死刑的唯一基石，因为它们依据自身的逻辑，可以使人相信，死，并非是人的终点也并非不能弥补。因为死，在这种情形下，并非最后的惩罚，那么它的逻辑也便能够成立。

例如天主教，它始终承认死刑的必要，并且在从前它就毫不怜惜地在本教内实施死刑。时至今天，它仍然为死刑辩护，并承认司法当局有实施死刑的权力。尽管其观点变化如此细微，我们仍能从中看出其根深蒂固的那种感情。这种感情，1937年弗赖堡一位瑞士参议员在议会上讨论关于死刑问题时，已经表达得十分明白。按照这位名叫格朗的议员先生的意见，被判处极刑的犯人面对可怕的死刑时，正是他找到自我的时候：“那时他要作忏悔，这对他的死起到了安慰作用。这时教会也便拯救了它的一位成员，从而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承认死刑的原因。这不仅只是一种合法自卫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拯救手段 [112] ……就如同战争一样，死刑替教会承担了其神圣的职责，却无须教会多做什么事。”

依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从弗赖堡刽子手的屠刀上看到这样的箴言：“伟大的耶稣，你就是法官。”于是刽子手也便承担了一种神圣的职能。他也便成了摧残人的肉体，把其灵魂送上天堂的人，而这种灵魂又是任何人都看不见的。大家可能认为类似的议论很可能会引起令人不安的思想混乱。对于那些笃信耶稣的教诲者来说，这把银光闪闪的屠刀，对耶稣本人可是一个凌辱。在这把屠刀利刃的照耀下，我们完全明白俄国一位死囚犯人那句可怕的话。那是1905年，其时刽子手们正准备把他送上绞刑架，此人坚定地对手持耶稣像为他祈祷的神甫说：“请您走开，不要在这里再犯渎圣罪。”就是不信教的人，同样也不能不想到，即使那些信仰宗教的人，见到因司法机关错判而被推上断头台的无辜者那种令人心悸的表情时，也同样会对这种做法表现出某种怀疑。我们还可以回忆起那些信仰宗教者。朱列安皇帝在改变信仰之前从来不向基督教徒正式下达让他们行刑的命令，因为这些教徒一向拒绝宣布死刑，或插手这件事。五百年来，基督教徒始终认为对其严格的精神教诲就是禁止杀生。但天主教的信仰则不仅只局限在基督本人的教诲，他们还从《旧约》中吸取营养，像对待圣保罗和上帝那样。特别是灵魂的堕落和肉体的起死回生说，对他们讲，仅只是个教条。自那时起，死刑对宗教信徒来说，便成为一种暂时保留的刑罚，这就使得死刑判决成了一个使他们感到犹豫的事，只是一种残留做法，一种行政措施，它远不能阻止犯罪，仅只有利于忏悔。我绝不是说，所有宗教信仰者都这样想，但我却很容易想象得出，天主教徒距基督要近些，距圣保罗要远些。我这也仅只是说，灵魂的堕落使得天主教对死刑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说法和为其辩护的理由。

但在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上，这种辩护意味着什么？在它各项法规和各种风尚中，又都是什么东西失去了其神圣的意义？一位法官，他或是个无神论者，或是个宗教怀疑论者，或是个不可知论者，当他向一个不信教的被告宣判死刑，并宣布此刑不予再审时，他便已经坐在上帝的宝座上了。尽管他没有上帝的权力，甚至他根本就不信上帝。他于是便把他杀了，总之，他的祖先们相信生命是不死的。然而，法官所声称的他所代表的社会，实际上却只宣布了一种纯粹的淘汰措施，打破了与死亡对抗的统一的人类共同体。它以绝对准则来衡量一切，因为它自称自己有绝对的权力。当然，它也会依据传统习惯向死刑犯人派出一名神甫。而神甫也便希望犯罪者对刑罚的恐惧有助于本人忏悔自己的罪行。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愿意为已被定刑而且通常已被接受的刑罚去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解释？这是一种在感到恐惧之前便已相信的事情，而另一种呢，则是感到恐惧之后才相信的事。通过火与剑强行使人改变主张的做法都很值得怀疑。我们可以相信，宗教放弃用恐怖手段压服叛教者的做法。不管怎样，这个已然非神圣化的社会，从它自称并不感兴趣的强行使人转变的现象中并没得到任何好处。它规定了一种神圣的刑罚，还不准予以减刑，但也同时使这种刑罚失去其作用。这正如一个很讲体面的人，他杀死了自己不走正路的亲生儿子，并解释说：“说实话，我已经对他无法可想了。”这个社会就似处于一个原始状态，它窃取了挑选万物的权利，它又似一个救世主，在实施淘汰中给万物平添了许多痛苦。

如果直接地声称，一个人应该绝对地被社会所淘汰，因为他是绝对的可恶，那就无疑等于说，这个社会是绝对完美无缺，对此，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在今天都不会相信，将来也不会相信，而且反倒使人很容易地想到反面去。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真的会变得那么堕落，那么残酷，只有在它行将寿终正寝，并且除了它本身所保存下来的历史足迹和功勋外已没有了任何值得称道之处才成为可能。不错，它已然不再那么神圣了，但在十九世纪它已开始用宗教的代用品装饰自己，开始把自己安排成为一个被崇拜的对象。社会进化的理论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选择观念已为社会的未来竖起最后目标。夹杂在上述学说中的政治空想主义已安排下一个黄金时代，它可以为今后任何做法事先予以辩护。社会本身已然习惯于把为其未来服务的一切予以合法化，已习惯于以绝对的方式实施极刑。自那时起，它便视一切阻碍其施政方针和反对其世俗教条的做法为犯罪和亵渎圣物。再说，刽子手、神甫也已变成公职人员，这已成为现实，他们就在我们周围。这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已然失去了其宣布死刑的权力，现在就应该依据现实情况取消死刑。

面对犯罪的现实，应该如何为我们的文明下一定义？答案很简单：三十年来，国家政权所犯的罪行，远远超出了个人行为所犯的罪行。我在此所说的，甚至还不包括战争，无论是全面战争或局部战争。无论是鲜血和酒精，它们都可以毒害社会。然而，由国家政权直接杀死的个人，其数量已是一个天文数字，已大大超出了个人凶杀数字。而且对犯人的审判依据刑法的愈来愈少，而依据政治原因的愈来愈多。其证明便是，在我们当中，不管这人如何受人尊敬，都面临着某一天有被判死刑的可能，而这种现象倘在本世纪初，那将被认为滑稽可笑。阿尔封斯·卡尔的那句俏皮话“让那些杀人的先生开始行动吧”如今已没有任何意义。那些制造大量流血事件者，就是那些大权在握、相信历史和公理都被自己所摆布者。

如今，我们的社会，反对个人犯罪已不如反对国家犯罪来得那么强烈了。再过三十年，事情可能会反过来。但就目前来说，正当的自卫首先矛头应对准国家政权。司法机关和最现实的时机，可以让法律保护个人，反对政权疯狂地搞分裂主义或自以为是。“让政权开始行动，并废除死刑吧。”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呼喊的联络口号。

有人说，血污的法律，玷污了风尚。但有时在一个无耻的政权下，在一个现存的社会中，尽管这个社会秩序混乱，而风尚却总不像法律一样那么满身血腥味。这种政权，在欧洲有一半人体验过。我们法兰西人也曾经体验过，很可能我们还会再体验一次。占领地区的杀戮者，导致了解放地区的杀戮，因为人们总想冤冤相报。另外，负有太多罪行的国家，也决心把自己的负罪感在更大的屠杀中化解。为了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人们大开杀戒，为了一个未来的社会，也大开杀戒。那些自认为什么都懂的人，也觉得自己什么都能。世俗的偶像们要求大家对他有绝对信仰，于是便不知疲倦地实施绝对惩罚。而愚蠢的教会也大批地杀害处于无望状态下的犯人。

半个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倘若下决心通过一切手段来保护社会生灵以反对政权的压迫，它将怎样生存下去？禁止对一个人实施死刑，那便是公开宣布，社会和政权并非绝对标准，也便是公开宣布，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允许他们制定终身判决，也不能制造无可挽回的局面。如果没有死刑，卡布里埃尔·贝利和布拉西拉赫 [113] 就可能尚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可能以我们的观点对他们予以评价，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也便不至于使他们今天在九泉之下来审判我们了。如果没有死刑，拉吉克 [114] 也不至于陈尸街头，毒化着整个匈牙利，一个罪恶不大的德国就可能被欧洲所接受，俄国的革命也不至在羞耻中奄奄一息，阿尔及利亚的鲜血也不会如此沉重地压迫着我们的良知。如果没有死刑，欧洲这块贫瘠的土地也不至被二十年来堆积的尸体所毒化。我们这块大陆上，一切道德标准都被恐惧和仇恨搅乱了，个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亦是如此。意识形态的斗争在绞索下和屠刀中进行。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已不再行使它们的生杀之权，乃是由意识形态来支配或要求人类的生死。有人曾写道：“断头台始终起着惩戒作用，当我们认为需要杀死那个人时，是那人的生命自行终止了领受圣事。”这种惩戒愈是传播得广，其流毒也愈加普遍。随之而来的，便是虚无主义的混乱局面。因此，必须斩钉截铁地予以废除，并且在原则和制度上宣布，人的生命高于政权。任何措施都应限制社会力量施于个人的压迫，都应使欧洲“消肿”，因为它正在忍受着充血的痛苦；任何措施，都应该提供欧洲更好的思考机会，都应该让它逐步走向健康。欧洲的顽疾在于它不相信任何事物，并且自以为什么都能做到。实际上它任何事物都不懂，而且差得甚远。根据叛乱的发生和我们的愿望来判断，它相信某种事物，即它认为人类的极端困苦处于一个神秘的范围之内，同人类的极端辉煌是相连的。信仰，在大多数欧洲人中已然丧失殆尽。所谓信仰，便是为刑罚的正常秩序作辩护。然而大多数欧洲人也非常厌恶把政权当偶像崇拜，这种政权自称可以代替信仰。自此，走在中途的我们这些人，便无论对可知的事情或不可知的事情都决心不予接受，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有自己的希望，也有自己无知之处，并对绝对的法律，即无法弥补的法律，予以拒绝。但我们也并不知道，对某种严重罪行应施以终身的刑罚，我们也并非不知道，须要剥夺该罪犯的前程。但待到明天，在一个团结的欧洲里，由于我以上说的那些原因，庄严地废除死刑，应该成为我们欧洲法典的第一条条文，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

从十八世纪对血腥的断头台那种人道主义温情脉脉的道路上走下来，那道路一直是笔直的，直到今日，每个人都知道，刽子手已成了人道主义者。因此，在诸如关于死刑的问题上，就应该适当考虑人道主义的观点。在本文行将结束时，我想再重复一下，万物都有好生之德，绝非虚幻，也绝非对金色未来时代的一种信念，这种善良的本性也并不是我反对死刑的原因，相反地，我之所以认为取消死刑实属必要，乃是出于经过思考后的悲观主义，出于逻辑发展的必然，出于从现实主义观点的考虑。我刚刚花去几周的时间研究了一些人们常见的文章，诸如回忆录，诸如那些或远或近地同断头台有着某种关联的人的文章，一旦进入了那种可怕的情景，就很难摆脱它。但必须强调的是，我不认为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责任。同样，也不是因为这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即把一切是非，不管是受害者还是谋杀者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予以宽恕，以致造成一种黑白颠倒的混乱。这种混乱如果出现，那纯系一种感情因素，与其说因为宽宏大度，毋宁说是因为软弱无力。其最终的结果，将是为这个世界上最丑恶的现象张目。但正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当代人便要求制定各种法律，建立必要的制度和法规，这种法律可以约束世人，却不是毁灭他们，可以引导他们而不是镇压他们，使他们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不是阻挡历史的发展；他们需要做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和与之相应的法律法令，总之，他们需要一个理智的社会，而不需要混乱无章，即不需要那种骄横傲慢和政权的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

我坚信，死刑的废除能有助于我们走上通向这种社会的道路。法兰西只要采纳了这种做法，它便能够推而广之，使铁幕两边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接受这种做法，但首先它自己应做出榜样。那时，对那些不可救药的犯人，死刑可以用终身强迫劳动来替代。对那些认为终身强迫劳动比死刑更为无情的人，我们的回答是，终身强迫劳动，到底还可以向犯人提供一种选择自己如何死法的可能性，而断头台则没有任何令他选择的余地。相反地，对那些认为终身强迫劳动是一种太过无力的刑罚的人，我们首先要告诉他们缺乏想象力，其次我们要说的是，认为剥夺了一个人的自由是一种不太重的惩罚，只能在一种情况下成立，即当今的社会教导了我们，要藐视自由。

尽管该隐没有被杀，但他却在众生的眼中留下了一个永远受罚的记号，这就是我们应该从《旧约》中吸取的教训，在这里无须说《新约全书》，也不需在摩西律法中去寻找那些残酷的例证。总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一种实验在我国进行有限期的尝试制（例如以十年为限），如果我们的议会依然无力挽回它在限制酒精方面投票结果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的话，不妨以废除死刑这个人类文明的伟大举措来试一下。总之，尽管死刑法已被执行，尽管它执行的频率很小，但它终究是一种令人反感的杀戮。然而，那种使一个活生生的人顷刻间身首异处的场面，那种鲜血横流的场景，那种在野蛮时代便已实行的做法，以及给人民留下恶劣印象的情景，实在是一种对人身的凌辱，对心灵的摧残。时至今天，这种丑恶的死刑却仍在偷偷摸摸地执行，它的意义到底何在？事实是我们已处于核子时代，而我们却仍然像刀耕火种时代那样来杀人。那种一心只想对人实施这种野蛮手术的人，并不是一个有正常感情的人，他们的做法只能令人厌恶。法兰西执政当局没有能力在这一点上战胜自己，也不能向欧洲提供一帖欧洲所需要的药方，那么，它起码也应在目前改革对死刑的实施方式。今天的科学可以提供诸多杀人方式，它至少可以使人体面地死去。有一种麻醉药可以使犯人由睡眠过渡到死亡，可以给犯人一天的时间，让他自己服用；或者用另一种方式，即当犯人情绪不好，意志消沉时，由别人在食物中下药让犯人服下。这种办法，可以让当局认为非杀不可的犯人体面地死去，可以保证不至出现砍头时那种令人厌恶的难堪场面。

我之所以提出这种妥协的办法，是鉴于在目前这种情形下，当局不想废除死刑，并把自己应负的道德责任和真正的文明举措一股脑儿地推到未来去，这也是令人失望的事。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人的数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他们了解死刑实质上是怎么回事，而且又不能制止它的实施，这也实在使他们难以忍受。那情形，就如同他们自己也在默默地受着这种刑罚一样。因此，至少，我们应该减轻一些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压在他们心头的重负，而这对社会又不会造成任何损失。但说到底，这样做依然是不够的。只要死刑不在我们法律上抹掉，那么，无论是个人心灵还是社会生活都无法处于长久的平静状态。

在瑞典的演讲

——献给路易·热尔曼医生

王殿忠译

1957年12月10日的演讲 [115]

在荣幸地接受你们这个自由决策的文学院给我的这一殊荣时，我向你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并深知，以我个人的贡献，愧对这一奖励。有足够的理由说，任何人，任何艺术家，都希望为大家所承认，我也是如此。然而，倘若不同我实际的表现所引起的反响加以比较，我就不可能了解你们这一决定的意义。作为一个尚称年轻的人，他内心深处尚存有诸多的犹豫，他的事业尚在启动阶段，并习惯于在孤独中埋头工作，或可称之为离群索居，像这样一个人，突然得知他一下子便被中止了日常工作，并被带到明亮的聚光灯下，他怎能不感到某种惶恐呢？在当前的欧洲，有许多作家，其中甚至有许多伟大的作家，在他们家乡的土地正在承受着无穷的痛苦时，他们被迫缄口不言。在这种情况下，他能获得这一荣誉，该是一种什么心情？

我内心中便怀有这种不安和惶恐。为使自己能平静下来，我必须对诸位赐予我的这个太过慷慨的荣誉有一正确的认识，因为单凭我本人的成就，就不配获得这种荣誉。在逆境之中，我思想上的唯一支柱，也可以说在生命的旅途中唯一的思想支柱，便是我从事的艺术和作为一个作家的职责。怀着感激和友好的心情，请诸位允许我在此简述一下自己的这一想法。

倘若我没有自己的艺术工作，可以说，我个人便无法生活下去。然而我却从没有把这一工作置于其他工作之上。反之，如果我必须全力以赴地从事这一工作，也绝非把它置于人群之外，并且应该使我能生活在人们中间。这就是我的做法，和大家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艺术在我眼中，绝非是一种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的东西，它是一种在心灵上打动大多数人的手段，并向他们提供一种对共同痛苦和共同欢乐的独特感受方式。因此，它便决定了一个艺术家不能与世隔绝，并把艺术家置于最朴素又最普遍的真理之中。那些选择了艺术活动为职业的人，因为他们自觉有与众不同之处，这些人常常很快便明白了，只有认识了自己与众人有共同之处时，才能更好地培育出自己的艺术果实和发挥出自己的独特之处。艺术家只能在他本人和其他人之间如此不断的往复之中锻炼自己。在通向至善至美的道路上，他不能半途而废，在走向共通的道路上，他也不能踟蹰不前。因此，真正的艺术家，对任何事情都不能等闲视之，他必须强制自己去理解，去体会而不应去判决。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他想支持某一个派别，那么这个派别就是社会的派别，按照尼采的至理名言，那就是法官将不能支配一切，支配一切的将是创造者，不管他是劳动者还是知识分子。

至于作家的职责，同样也不能同其艰巨的使命相脱离。就其本义讲，作家，今天不能为制造历史者服务，它应该为生活在历史中的人服务。倘若不是这样，那么他的艺术才华将被剥夺。专制暴政掌握的所有军队，尽管有几百万人，如果这个作家同他们走在一起，也不可能使他摆脱孤独感。然而一个在世界的一隅忍受着屈辱的默默无闻的囚犯，他的沉默便足以把这个作家从他的流放地拉回来，如果这个作家能够做到不忘记这种沉默，并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通过艺术手段使这种沉默发出回响的话。

执行这样一个使命，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堪称“伟大”二字。但在他一生的际遇中，不管是处于低谷还是暂时的辉煌，无论是处于暴政的压迫下，还是能有暂时的言论自由，作家总能找到那种活生生的与群众共通的感觉，但他必须履行两个职责，即一个是为真理奋斗，一个是为自由奋斗，这也是作家这一职业的伟大之处。既然作家的使命是尽可能地团结最广大的群众，那么他就不应该在谎言和强制面前退却。哪里有谎言和强制横行，哪里就会死气沉沉。尽管我们个人有许多缺陷，但我们职业的高尚性，却总是使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去做这两件很难做到的事：反对众所周知的谎言和反抗压迫。

我本人在二十余年的彷徨求索过程中，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像与我同龄的所有人一样，也曾孤立无援地迷失过路途，但我却是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感情中写作不懈，从而使我获得今天的荣誉，这就是我的行动。这种行动迫使我在作品中体现出我们同时代人的痛苦与希望。尽管我力不从心，但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和与我有着同等经历的人一起努力。这些人都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在二十年中同时经历过希特勒政权的建立和革命者第一次内部出现的各种纠纷，他们经历过西班牙战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见到过各式各样集中营里的关押者，看到过痛苦的欧洲和欧洲的监狱。如今他们又不得不在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核武器摧毁的世界上养育自己的儿子和酝酿自己的作品。我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会要求他们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甚至同意这种意见，即我们在不断地同这些悲观主义者作斗争的同时，也应该理解那些由于被日益增长的失望情绪所左右而犯了错误的人，他们曾经要求过一些并不光彩的权利，并且也曾纷纷投向当代虚无主义的门下。然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我的国家和整个欧洲，他们曾反对过虚无主义，并且已开始寻求一种合法的斗争方式。他们必须学会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中生存的艺术，以获得第二次生命，同死亡的本性作斗争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在我们的时代里工作。

无疑，我们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是在为重建一个新世界而奋斗。但我们这一代人却知道，他们并不能做这件事，但他们的任务可能更加伟大。他们要做的，是阻止这个世界走向解体。继承了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变质的革命，有一日千里的技术发展，有死去的偶像，有日趋失去信仰的意识形态；在这个世界上，无能的政权能够用武力摧毁一切，但却在道义上无以服人；在这个世界上，智慧降低到成为愤恨的用人，成为压迫的帮凶。因此，这一代人必须从否定自己出发，在自己身上和在其周围要树立一种精神，即活要活得尊严，死也要死得尊严。面对一个有分裂危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那些大法官几乎就要建立他们永远不垮的死亡王国了，我们这一代人了解，他们应该和时间赛跑，以在各国之间营造一种和平气氛，这种和平又不应该是强制的和平，并重新消除劳动和文化之间的鸿沟，同所有的人重造神圣同盟。他们是否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尚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代人已在世界各地下了这一维护真理和保卫自由的双重赌注，而且倘若有必要，也将无恨无悔地为此而献出生命。正是这些人才值得我们尊敬，并应给予他们鼓励，特别是当他们为这一目标而不惜牺牲自己时。对此，我想各位会深有同感，因此我仅在此表示，我愿意把各位刚刚授予我的这种荣誉转让给他们。

同样，在提到写作这一职业的高尚性之后，我还将把作家这个称呼放在一个真正的位置上面，即他应该和他的战友们以这样的精神工作：他虽然是众矢之的，但却十分执著；他虽然有时有失于偏颇，但却主持正义。他敢于在众人面前不卑不亢地拿出自己的作品，他虽然经常在痛苦和美之间徘徊，但最终却能从中走出，在破坏中以顽强的精神从事新的建设。除此之外，还能期望他有什么灵丹妙药和更高昂的斗争意志呢？真理是神秘的，是不可捉摸的，它始终需要人们去寻求。自由是危险的，它使人振奋也同样使人痛苦。我们应该向这两个目标迈进，尽管困难，但却坚定不移。应该估计到，在如此漫长的道路上，我们会产生松懈情绪。但哪一位作家从此在自己良知上敢于充当一个道德的说教者？至于我自己，我必须说，在这方面，我是不值一提的。自我有幸成人以来，自我从自由的生活中长大以来，我从没有放弃过对光明的向往。尽管这种怀旧的忧伤可以说明我诸多失误和做错事的原因，但它却也帮助了我更好地理解我职业的意义，还帮助我能够站在所有那些默默无声的人一边，尽管有些盲目，那些寂无声息的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忍受生活的重压，乃是靠了对往昔那段短促而自由的幸福生活的记忆和回顾。

这样来回顾一下，实实在在的我到底怎样，回顾一下我的局限，我所欠下的债务，以及我苛求的信仰，我便感到可以更加自由地向诸位表达诸位刚刚授予我的这一殊荣的内涵和诸位的慷慨精神，也可以更加自由地向各位说，我接受这一殊荣乃是为了向那些和我共同作战的人表示敬意，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表彰，相反地却受到迫害和受到诸多痛苦。此外，我还要向诸位表示我发自内心的谢意，并公开地向各位重申那个已然陈旧的诺言，即忠诚。忠诚乃是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每时每刻都应该默默地在自身上体现出来的品德。

1957年12月14日在报告会上的演讲 [116]

一位东方贤哲，在他祷告时，总是祈求神灵让他远离尔虞我诈的是非之地。我们不是贤哲，所以神灵也没有对我们予以关照。至今仍然生活在这块是非之地上。然而，这个纷争不已的时代却并不认为我们有能力摆脱它。当今的作家们对此是了解的。只要作家们一开口，便会引来一系列的批评和攻击。倘若你因之便小心谨慎，闭口不言了，那些人就又对你的沉默不语大发议论，大加讨伐，又把事情闹个沸沸扬扬。

处在这种杂乱纷纭的包围中，作家们就休想找一个安静的处所平心静气地去思考、去构思人物的形象，但这些又是他们所必需的。到目前为止，在过去的历史上，大家总还算好歹有所克制。有人对时事看不惯，便常常沉默不语，或者左顾而言它。但今天呢，一切都变了，即使是沉默不语，也会使人感到心惊胆战。自从把克制看做是你的一种选择以来，即看做是你选择惩罚还是选择表彰以来，艺术家便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是非的旋涡。我认为在这里用“卷入”一词比用“参与”更恰当。因为对艺术家来说，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参与进去，倒有点像义务服兵役一般。今天的每一位艺术家都已被卷入他这个时代的战船上。尽管他闻到这条战船有股鲱鱼味儿，尽管他感到这艘船上凶暴的监视者人数太多，并且航向不正，但他必须服从。于是我们便处于一望无际的大海中，艺术家也就只有和大家一样操起桨来划船，并且如果能够做到，还要生活下去。也就是说，一边维持生活，一边创作。

平心而论，这并不容易，我也知道，艺术家们对他们往昔舒适的生活很怀念，这种变化显得有点突然。不错，在历史的斗兽场上，就有殉难者和狮子，前者被一种永恒的安慰心理所支持，后者则用血淋淋的生肉来喂养，而艺术家直到目前为止，一直位于斗兽场的雅座上，他们唱着毫无意义的赞歌，或是赞扬自己，或是顶多也不过为了鼓励一下殉难者，或转移一下狮子的注意力。如今情形却反过来了，艺术家自己处在马戏场的中央，他们的歌声必然不是原来的歌声，那声音显得极大地缺乏自信。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艺术在这种坚定的使命中所能失去的一切。首先它失去了宽松性及其神授的自由性，这种自由性在莫扎特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因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艺术作品何以会有那种既惊恐又固执的面孔，何以会显得忧心忡忡，随之便突然崩溃的现象。我们也便明白了今天何以会出现记者多于作家的现象，何以在绘画界会有那么多画童子军的却很少有塞尚。我们也终于明白了爱情小说以及阴暗小说何以会取代《战争与和平》以及《查尔特勒修道院》。当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始终反对那种人道主义的哀歌。因为哀伤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依我的看法，最好还是投入到时代中去，因为时代在强烈地呼唤着我们；最好还是心平气和地承认，主宰一切的人，手持茶花的艺术家，以及坐在安乐椅上的天才们，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天要想创造，就要冒风险。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显示着对一个时代的爱，它不能置任何事情于不顾。因此，就不是在艺术上留不留下什么遗憾的问题，对所有从事艺术生涯的人来说，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要弄清楚，在那么多的意识形态的警察监视之下（比如那么多的宗教派别，又处于那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那种创作所需的特殊自由能不能实现。

在这方面，倘若说，艺术受到政权的高压，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只此一端，问题也还比较简单：要么抗争，要么举手投降。然而，更为复杂、更为致命的问题乃是，自此我们便发现在艺术家的内部发生了纷争。比如艺术上的互相排斥，甚至达到了愤恨地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例子是太多了。这种仇恨在今天，其影响非常之大，因为这是艺术家们自己干的事。在我们之前的艺术家们对此产生的疑虑，直接影响他们的艺术生命，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如果拉辛生活在1957年，他可能也要为写《贝蕾尼斯》而不站出来保卫《南特敕令》 [117] 而请求原谅。

由艺术家们引发的这种艺术上的纷争，有多种原因，我们应该对其主要原因有所了解。对这种纠纷，倘若作最好的解释，乃是基于当代那些艺术家在历史的灾难面前是否说谎，是否言之无物。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大众群体已介入了各种事物之中，以及由于他们生活条件的艰苦而形成的当代敏感问题。我们知道，他们已然介入了各项事物，但我们却有对此视而不见的倾向。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问题，就应该懂得，是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人物，艺术家们或者其他人，变得更强大了，是他们不允许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边不闻不问。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其中有些原因也实在并不光彩。但不管这些原因如何，艺术家内部的这些纠纷，只能起到一种效果，即挫伤自由创作的勇气并损及创作的主要原则，而这种原则又是创作的信念。依默逊 [118] 讲得好：“一个人能顺应自己的天性，这就是杰出的信念。”另一位十八世纪美国作家又补充说：“只要一个人忠于自己，一切便都能顺应自己，包括政府、社会，甚至太阳、月亮以及星星。”这种惊人的乐观主义态度，今天好像已经烟消云散了。艺术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自己和自己的天赋（如果他有天赋的话）感到羞耻。他们先于一切事情要做的，乃是回答他们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艺术是一件骗人的装饰品吗？

一

对这个问题，能做出的第一个诚实回答是：不错，有时候艺术确是一件骗人的装饰品。在艺术家乘坐的战船的艉楼上，几乎随时随地都能听到歌功颂德的赞歌，这我们大家都已知道了，但那些劳工们呢，正在船舱里精疲力竭地摇着橹；在马戏场的雅座上，听到的是上流社会高雅的谈吐，而斗兽场上听到的是狮子口中咀嚼人骨的声音。对这种艺术，很难提出什么反驳的意见，它在历史上曾取得过极大的成功。但世事却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在这个地球上，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和受难者的人数在大量地增加。在众多的苦难面前，这种艺术如果它依然愿做一个装饰品的话，在今天，它就必须骗人。

但它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如果它想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要求，它就必须改弦易辙；如果它盲目地排斥这个社会的要求，如果艺术家决心把自己局限在象牙塔里，那这种艺术要表达的也只能是拒绝参与。于是，我们将只能有两种人，一种是帮闲者，一种是古文研究者，这两种人则构成了一种与活生生的现实完全割离的艺术。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并非金钱至上的社会里（金钱或财宝能引起人们的物欲），但却生活在一个具有抽象金钱象征的社会里。商品社会，可以认为是这样一种社会，即在这个社会里，一切东西都为符号服务，从而也便没有了那种东西。比如一个统治集团衡量它的财富时，不再以它占有多少土地和拥有多少金条为依据，而是以一种数字为依据，以这个数字可以换取其他多少数字为依据。一个建立在符号上的社会，就其本质讲，乃是一个人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物质的真相被掩盖了。于是对这个社会选择了一种形式上的伦理准则做它的宗教信仰也就不足为怪了，它甚至把自由平等等口号写在它监狱的大墙上和教堂里。亵渎了这些字眼是要受到惩罚的，然而今天受到歪曲最严重的，乃是自由的含义。明智者（我一向认为智慧有两种，一种是聪明的智慧，一种是愚蠢的智慧）认为这种被歪曲的自由含义乃是今天人类进步道路上的障碍。然而一本正经的愚蠢，也同样可以大声讲话，因为在一百年来，商品社会已然把这种自由变成了单方面的、排他的手段，与其说把它看成一种权利，毋宁说把它当成了一种义务，而且毫无忌惮地以自由为借口实施高压政策。因此，这种社会不要求把艺术作为解放人类的一种工具，而要求它成为一种没有什么意义的社会活动和简单的消遣手段，因此我们还会感到吃惊吗？资产阶级的欧洲的艺术制造商们（我还没有说艺术家们），在1900年以前和以后那段时期，就采取了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一负责任，他们便觉得可能会同那个社会实行一种筋疲力尽的决裂（真正同那个社会决裂的有兰波、尼茨什 [119] 和斯特兰贝格 [120] ，大家也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大代价）。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便在那个时期形成，这只不过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翻版罢了。为艺术而艺术，艺术的自身的生命力，最后，这些作品在敏锐性或当代的抽象性方面同托尔斯泰或莫里哀的作品之间的不同，就如同在一片看不见的麦田上走路和在长满庄稼的田地里走路一样，那感觉完全不同。

二

艺术就这样变成了一件骗人的装饰品。因此，对于一些人或艺术家们曾经想向回走或者想重新回到真实中来也便不奇怪了。从这时起，他们便否认艺术家有权利离群索居，并给艺术家规定了创作主题，这个主题不是他们自己的空想而是大家共同经历过的那种现实。的确，为艺术而艺术，无论就作品描写的主题还是其表现风格，都无法为大众所理解，于是这些人便希望艺术家们的作品要表现大多数并为大多数人服务，要求他们用的语言反映大家的喜怒哀乐。他的作品应该被所有的人理解，作为绝对忠于现实的报酬，他们将会同大家取得完全的沟通。

这种同大家完全沟通的志向，也确实是任何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志向。同流行的偏见完全不同的是，如果某人没有权利离群索居，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艺术家。艺术不应该是暗室里的独白，孤独的和不为众人所知的艺术家，倘若他向他的后继者求助时，只能重申他自己的使命。因为鉴于同当代那些聋哑人进行对话已成为不可能，他只能求助于人数更多的后代，同他们进行对话。

但为了在作品中表现大众，并为大众而写作，那就必须表现大家所熟悉的东西和我们大家共同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是什么呢？就是大海、刮风和下雨，就是众人的需求和希望，就是同死亡的斗争。这些就是联系我们大家的东西。我们大家在我们共同所见到的事物中，在我们所受的苦痛中变得相通了。梦想会因人而异，但这个世界上的现实却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祖国。现实主义的志向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它同艺术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

那么，就让我们成为现实主义者吧。或者有可能成为现实主义者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尽量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空口白话很难说就是事实。尽管大家都想成为现实主义者，但实际上都不见得会如此。我们首先应该思考一下，在艺术上纯粹的现实主义是否可能。按照上个世纪自然主义者的说法，现实主义乃是对现实事物原封不动的复制品。如果这样，那艺术就如同照相之于绘画一般，当这一幅画被摄影家选中了，就把它照下来。但这样，复制下来的是什么？现实又是什么？即使是最好的摄影家，他摄下来的事物相当忠实于原物，但也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在大千世界上还有比人生更为现实的吗？又怎样才能使这种现实的人生比照片上的更加活生生地再现出来呢？在什么条件下，这张照片才能是名副其实的活脱脱的现实呢？这种条件就只能存在于想象中，只能设想，有那么一架固定的摄像机，日夜对准了那个人，不断地把他哪怕是最小的动作都录制下来。结果便是此人的生活都已收录在这些底片上，并且只能放映给那些宁可失去自己一部分生活的时间而去关心另一个人生活细节的那些观众去看，尽管如此，这种不能给人以想象的电影不算是现实。基于这一简单的理由，我们可以说，人生的现实并不只存在于它自己存在的那个地方，它存在于另外的生活中，只有另外的生活才能给某人的生活赋予一定的形式，这种其他方面的生活就是被众生所热爱的生活。首先是这种生活，要把这种生活摄制下来，也包括那些不为人所知的芸芸众生的生活，其中包括强权者和受苦难者，普通的公民、警察、教师，在矿场和工地不见天日的劳工，外交官和独裁者，宗教改革家，创作能够影响我们生活的、神话的艺术家，典型的卑贱者，有时也包括那些能够支配众生的最有权威的君主。这样一来，就只有一种电影，那就是被一架无形的放映机不断地在这个人生舞台上昼夜不停地向我们放映的电影。唯一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就是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其他的艺术家，都不可能忠于现实。

自这时起，那些排斥资产阶级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形式主义的艺术的艺术家，那些只想反映现实而不管其他的艺术家，就处于一种毫无出路的苦恼中。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但却做不到，他们想使自己的艺术服从现实，但却又无法描写现实，无法找出一种选择使现实体现在艺术的特有手法之中。俄国革命初期出现的那些优美的悲剧作品，就十分真切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苦恼。那时的俄国作家们，如勃洛克 [121] 、帕斯捷尔纳克 [122] 、叶赛宁 [123] 、马雅可夫斯基以及爱森斯坦 [124] 等，还有那些描写钢筋水泥的小说家向我们展示的，在形式和题材上都是一种极其壮丽的尝试但却也显现着一种极大的不安和一种狂热的寻求。必须明确地说，既然现实主义无法做到，那么你怎么会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呢？但却有人断然地肯定：现实主义，首先是必要的，其次也是可能做到的，只要他乐于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断然的说法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他也坦白地承认，人们不能没有选择地复制现实，尽管现实主义的理论在十九世纪的西方便已形成，但他却拒绝承认，于是便想选择一种原则，并使大家围绕着这个原则行事。他终于选到了，但不是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现实中找到的，而是在尚未出现的现实中，即在将来的现实中找到的。即为了很好地复制现在，也就必须描绘将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描绘的对象，恰恰是尚未实现的现实。

这里面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总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其表述上就是矛盾的。在一个尚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怎么会出现呢？比如这个现实尚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这样，这样会出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吗？答案很简单，那就只能从今天的现实或昨天的现实中进行选择，选择将来可以成为那种完美无缺的理想现实或为那种现实服务的东西来描写。于是一方面便大肆攻击并否认那些非社会主义的现实，一方面就大肆赞扬那些可能会变成社会主义现实的东西。当然，这不可避免地会取得艺术上的宣传效果，会走进那种一相情愿的粉红色的书斋里，然而这同形式主义的艺术一样，会同复杂的、活生生的现实完全隔绝。这种艺术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却绝不是现实主义的。

这种美学观，其本义是现实主义的，但却走向了新的理想主义，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它同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一样毫不足取。现实，只有当它被较好地梳理过之后，才能坚实地处于一种至高的位置上，而艺术则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它是一种工具，可以起支配作用，但终归是被人所支配。只有那些正确地描述现实的人，才能被称为现实主义者，并应该被人所称颂，其他的人只能在对前者的赞颂声中受到批评。一部名著在资产阶级社会，它可能没有人知晓，或者对它知之甚少，然而在极权社会中，一部名著却能够使其他作品统统被冷落。在这里依然是真正的艺术被歪曲了，或者被压制了，从而使得普遍的交流变得行不通。

在这种不利的情形下，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承认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果其用伟大的艺术手法创作，也并非毫无可观之处，而且革命者们出于对革命利益的考虑，也应该寻求一种别样的审美观。但我们也都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辩护士们却大声疾呼，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便无艺术可言。他们确是这样说的。但我却深深地认为，他们自己对此也不相信，只不过他们下定决心要把艺术标准置于革命行动的标准之下罢了。倘若把这种看法明明白白地说出来，那讨论也就会变得简单了。我们可以在那些一方面大众受苦受难，一方面艺术家又享有特权的地方尊重这种说法，那里的人对两者之间的距离难以接受。我们可以理解这些人，并且也愿意同他们对话，比如可以对他们说，取消创作自由，对于战胜强制可能并不是一种好办法，而且在大家尚未开口讲话之前，便剥夺某些人的说话权利也绝非明智之举。不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该承认它的血缘关系，它同政治现实是一对孪生兄弟。它把具有另一种目的的艺术加在一般意义的艺术之上，并且在标准上又有高低之分。总之它为了建立公正取消了艺术，而当公正在一个尚难确知的将来建立起来时，艺术便会重新抬头。就这样，他们为当代的知识界在艺术领域规定了这么一条绝妙的好主意，却骗不了我们。因为为了做好一份煎蛋就把成千上万的鸡蛋打碎，那也是不足取的。我认为评定烹调技术的好坏，不在于打碎鸡蛋的多少。我们时代的艺术厨师则恰恰相反，他们唯恐把几筐鸡蛋打碎而人类文明的煎蛋却做不出来，最终艺术又不能重新抬头。而野蛮却从来又没有“临时”之说，因此这种野蛮做法很自然地便会从艺术领域扩展到社会风尚之中。于是我们便看到，在苦难和鲜血中诞生了一些毫无意义的文学作品，诞生了一大批新闻报道，诞生了伟人的肖像，诞生了教育诗，其中仇恨代替了宗教。在这里艺术处于乐观主义的顶峰，也达到了装饰作用的最高点和以谎言骗人最令人齿冷的地步。

对此，该如何表示我们的惊讶？人类的痛苦是一个巨大的主题。好像除了济慈 [125] 那样极富感情的诗人外，没有人敢于接触这个主题，只有他能够亲手触摸这种苦痛。为艺术而艺术的欺骗性就在于，它对这些人类的痛苦摆出一副一无所知的面孔，似乎对此没有任何责任。现实主义的欺骗性在于，如果它能勇敢地承认眼前众生的痛苦却又对这种痛苦加以严重的歪曲，并利用它做口实来歌颂美好的未来，那么就没有人了解实情，从而便把一切事物都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这两种审美观的对立由来已久，一种是主张对当前的现实一概不闻不问，另一种则主张把一切不属于当前现实的东西一概加以排斥，其结果是殊途同归，都在欺骗的帐幕下，远离了现实，取消了艺术，走到一起去了。右翼的学院派，不知道左翼学院派所利用的人类的痛苦，于是在艺术被否定的同时，这种痛苦也就加深了。

三

应该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欺骗乃是艺术的本质吗？我却认为恰恰相反，到现在为止，我所说的那些表现，都是在艺术上没有什么可观者的谎言。那么，艺术到底是什么？此事并不简单，这是可以肯定的。并且对那些热衷于高声叫喊并把什么事都予以简单化的人，又很难说清楚。一方面，有人认为天才应该是光辉灿烂，同时又是孤独的；但另一方面，又要求他和众人一样普通。然而现实可绝非如此简单。巴尔扎克用一句话便使人感到了天才的真谛：“天才和大家一样，但却没有人和天才一样。”因此，就艺术而论，离开现实，它便一事无成，而离开艺术，现实也微不足道。那么艺术怎样高于现实又怎样服从现实？艺术家选择他的描写对象，同时也被对象所选择。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在不可捉摸方面和在未成形时，乃是对人的一种反抗，因为它赋予现实的是另一种形式，一种受局限的形式，因为现实是艺术灵感的源泉。从这方面讲，我们大家都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人不是如此。对于客观存在，艺术既不全部排斥，也不全部接受，但同时它既排斥又接受，所以它只能是不断翻新的一个现实的片断。艺术家也便永远处于这种暧昧状态，他既不能否认现实，又始终在艺术尚未成形时不断地对它提出争议。为画出一个静物，一位画家同一个苹果之间便不断地互相冲突和互相纠正。如果各种形态离开了世人赋予它们的光明，那么它们就自己给自己赋予光明。人间万物由于本身便是光辉灿烂的，所以能够成形、成物，并从它们自己身上接受了第二种光明，才得以使无上的光明保持不变。就这样，伟大的文笔就始终处于艺术家和他描写的对象的中间。

因此，问题不在于了解艺术是否应该逃避现实或服从现实，而在于为使一部作品不至于在虚幻的要领中消失或不至于被沉重的包袱所压垮，关键是对现实的指导要掌握何种分寸。对这个问题，每个艺术家都应依据自己的感知和能力来加以解决。更为强有力的是一位艺术家对世间现实的反抗，更为沉重的是平衡艺术家的那种现实的分量。然而这种现实的重量却永远无法消除艺术家的孤独感。最杰出的作品，如希腊的悲剧，如托尔斯泰或莫里哀的作品，乃是那种能够在接受现实和排斥现实之间取得平衡的作品，在这里接受和排斥在不断的显现中互相激发，这样无论描写的是欢快还是痛苦，都能产生巨大的活力。日久天长便会出现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既不是我们每天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又是那个世界，它既特殊又一般，在这个世界里，充满了天才的力量和不满于现状所引起的短时间没有危险的危险。正是这些，同时又不是这些，使得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但又非常有意义，这便是每一个真正艺术家不倦的双重呼唤。这种呼唤使艺术家挺起了胸膛，睁大了眼睛；这种呼唤渐渐地在这个沉睡的世界内部唤醒了大家对一个现实瞬间的又是永久的想象。对这个现实，我们认识它，却从未见过它。

同样，艺术家面对他的时代，既不能走回头路，又不能迷失方向。如果走回头路，他就会言之无物。反之，如果他把这个时代当做他描写的对象，他就会把自己也作为这个时代中的一员，同时也就不会完全听命于这个时代。换句话说，在艺术家选择了同大家共命运的时候，他便宣告了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存在的个体，不能再走出这种境地。艺术家对待历史的态度以他在这个历史时代的所见所闻以及他的亲身感受，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为依据。亦即是说，以严格意义上的当前时事和生活在当今世界上的活生生的人为依据，而对于一个现在仍然活生生的艺术家来说，他对待当今的事情不应该以当前的时事对尚不能预见的未来有何关系为依据。以一个尚未来到人世的人的名义来判断当今世界上的人，那是巫婆的把戏。艺术家本人对神话的评价，应该以该神话对当今活生生的人有何种影响为标准。预言家，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他们的评价无论绝对与否，都不能代替艺术家的评价，因为艺术家不能那样。如果他也作出绝对的评价，他就要毫无区别地参与到现实的善与恶中间去，他就要写出一出情节剧。相反地，艺术的宗旨，不是立法，也不是支配一切，它首先是理解众人。有时它也能起支配作用，那是因为它理解了众人的缘故。没有任何天才的作品是建立在仇恨和歧视的基础上的。因此，艺术家在其前进的道路上，要宽恕而不是审判。他不是法官，是修理工。他是有生命创新的永恒的律师，因为创新永远是有生命的。他出于对众人的爱而进行辩护，而不是为那种遥远的、使当代人道主义丧失尊严的基督教式的法庭而辩护。相反地，伟大的作品最终都会使所有的法官哑口无言。通过这种作品，艺术家向人类的最高形象表示敬意，并向最后一个罪人鞠躬致敬。王尔德 [126] 在监狱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不幸的人和我一起被关在这种悲惨的地方，在这里，同生命的奥秘只有象征性的联系。”是的，这种生命的奥秘，同艺术的奥秘是一致的。

在一百五十年里，商品社会的作家们，几乎很少有例外地认为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责任的幸福环境中。不错，他们是那样生活过来了，随之他们也便孤零零地死去，和他们曾经那样生活过一样。可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作家，则绝不会再孤零零的了。相反地，我们应该明白，不可能逃避共同的苦难，应该明白，我们唯一的辩护，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替那些不能讲话的人讲话。的确，我们要替那些目前尚在受苦受难的人讲话，不管这些过去的还是未来的政界要人有多么显赫，也不管是哪一些政党，只要他们压迫人了，我们就要讲话，对艺术家来说，没有享有特权的刽子手。因此，美，在今天，特别是在今天，不能为任何一个党派服务，它或迟或早只能为人类的痛苦和自由奉献出自己。唯一能投入战斗的艺术家是这样的人，他绝不拒绝任何战斗，但却拒绝加入到正规部队中去的艺术家，我这里指的是自由射手。他在美中得到了教益。如果他能正确地吸取这种教益的话，那他所吸取的不是个人主义，乃是坚定的博爱精神。这种美从来都没有强制过任何人。相反地，几千年来，每日每时它都在解除加在上百万人身上的枷锁，有时候它甚至对某些人予以彻底解放。

在美和苦之间，在人类之爱和自然之爱之间，在不堪忍受的孤独和不堪忍受的喧闹之间，在排斥和接受之间始终存在着这种永恒的紧张关系，说到这，我们似乎已触及艺术的伟大之处。它在两条鸿沟之间踟蹰着，一条是极端无聊、无所事事，一条是积极宣传、说教。艺术家便在这两条鸿沟的分界线上向前行走，每迈出一步，便是一次侥幸，便是一次冒险。然而就是在这种风险中，也只有在这种风险中，存在着艺术的自由。这种来之不易的自由，诸位看，是不是像一个苦行者的戒律？哪一位艺术家能否认这一点？哪一位艺术家敢于说自己在这种永无止境的奋斗中已经功德圆满？这种自由的取得必须以身心健康为前提，必须有一种心灵的力量和极大的耐力。这种自由同所有的自由一样，是一种永无止息的冒险，是一种使人精疲力竭的奋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家对这种冒险像对待过于苛求的自由一样敬而远之，却宁可甘受各种限制，至少，可求得心灵的宁静。但是，倘若艺术不是一种风险，那么它何以要为自己辩护？不，自由的艺术家已不复是自由的普通人，也不是一个安享清福的人。自由的艺术家乃是这样的人，他须花大力气为自己营造一种合理的秩序，他所应支配的事物愈是松懈，他的戒律愈应严格，他也便应该愈加肯定他的自由。纪德有一句话，我总认为它很容易引起误解：“艺术因限制而生存，因自由而死亡。”这是真理，但却不应理解为艺术可以被人牵着鼻子走。艺术之所以生存在它为自己所加给的限制中，如果别人给予限制，它就会死亡。反之，如果它不给自己以限制，那么它就只有屈从于外界的限制。最自由的艺术以及最具反抗性的艺术，将是最典范的艺术，也将花最大的力气。如果一个社会及其艺术家们，不愿意付出漫长的岁月和这种自由的努力，如果他们任凭自己舒舒服服地打发生活，或者循规蹈矩地搞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一套玩意儿，或者只醉心于现实主义的说教，那么这些艺术家就会堕入虚无主义和无所作为之中。说这些，乃是为了说明，当代的文艺复兴要依靠我们具有远见卓识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意志。

是的，这种复兴，就掌握在我们大家的手中。为此，我们应该不惧任何风险为自由而奋斗。这样，问题也不在于是否能够保卫我们的自由，而在于我们应该明白，如果没有自由，我们将一事无成而且失去未来的公正和从前的美。只有自由才能把大家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拉出，而强制就只能在一片寂静的空间里盘旋，而艺术，也便由于我力图予以界定的这种自由的内涵而把自己的裂痕抹平。到那时，对于敌人通过一切压迫手段所表现的一切还有什么可惊讶的？对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成为当代暴政（不管这种暴政是左的还是右的）的第一批牺牲品，又有什么可惊讶的？所有的暴君都知道，在艺术作品中都有一种摆脱束缚的力量，这种力量对那些不相信它的人是神秘的。每一个伟大的作品都能使人类的面貌更加美好，更加高尚。这就是它的全部奥秘。而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和监狱也绝不能把形象鲜明的庄严物证变得一团漆黑。所以那种认为为酝酿一种新文化而把现有的文化予以终止的看法是不对的。我们绝不会把人类对他们的苦难和伟大不间断的见证予以终止，正像我们不会终止自己的呼吸一样。没有继承，便没有文化，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排斥我们的任何遗产，即西方的遗产。不管将来的作品如何，它们都将具有这种奥秘，都将是勇气和自由的产品，都将是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艺术家们的勇敢精神所滋润的硕果。是的，当现代的暴政向我们表示，艺术家是公众的敌人时，它是有理由的，但这种暴政也正是通过艺术家向人类的一种形象致敬，而这种形象直到如今，没有任何力量能摧毁它。

我的结论是简单的。这个结论便是在我们喧嚣和疯狂的历史时代中大声说：“我们应该欢欣鼓舞。”不错，我们应该欢欣鼓舞，为看到一个说谎而又舒适的欧洲的涅槃而欢快，为我们能够看清这个残酷的现实而欢欣。我们应该以一个真正的人的身份而欢欣，因为一个漫长的骗局已经被揭穿，因为我们已看清了是什么在威胁我们；我们应该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而欢欣，因为他们已从睡梦中醒来，对外界事物已不再无动于衷，敢于正视群众的苦难、敢于正视监狱和鲜血了。如果面对这些悲惨景象，我们善于把当时的情状和人物的形象保留在记忆中，反之面对人类之美，我们能够不忘记从前的屈辱，那么我们西方的艺术家将会逐步找回自己失去的力量和往日的辉煌。不错，在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多的艺术家能遇上这么多严峻的问题。然而，也恰恰是当这些艺术家，为几个词、几句话，即使是最简单的几句话付出了自己的自由甚至鲜血时，他们才学会了如何把它们使用得有分寸。危险造就了典范，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根植于风险中。

艺术家不承担责任的时代已然过去了，我们为自己失去这么好的机遇而对此表示惋惜，然而正是这种磨难，却向我们提供了真正的机遇，我们要接受这一挑战。如果艺术的自由仅向艺术家提供一种生活舒适的环境，它便不可贵了。为使一种价值或一种道德扎根于一个社会，应该首先是不欺骗。如果自由变成一个危险的东西，那它就已不再处于妓女的地位了。但我也不同意那些抱怨今天道德已经沦丧的人的说法。从表面看，他们讲得有道理。但实际上，道德却从来没有像它从前曾经是几位书斋里的人道主义者的玩物时那么堕落过。今天它虽然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危险，但却有机会使自己重新站起来，有机会使自己重新变得受大家尊重。

有人说尼茨什在和鲁·莎罗美断绝关系以后，便陷于无边的孤寂之中，他为他从事的漫长事业因无人帮助而压垮，同时又为这一前景所激发，晚上便在热那亚海湾旁边的高山上漫步，他把树枝树叶堆积起来，燃起一堆大火，在旁边看着它们燃尽。我也经常幻想着这一堆大火，似乎自己也站在大火的旁边，想象着以此考验一下我们的某些人和某些作品。我们的时代也便是这样的一堆大火，它那势不可当的火焰，必将把我们的许多作品烧成灰烬！而留下来的作品，它们的铁甲会愈加坚不可摧，我们也将为此而尽情地分享这种心灵的欢乐。

无疑，我们可以期望，我本人也是如此，在思想上能有一种温和的火焰，一种暂时的有益的休息。但对艺术家来说，可能只有处于如火如荼的斗争中的暂时的休整，此外没有别的。这正如依默逊所说：“任何墙壁都是一个大门。”因此我们无须去寻找大门，出路就在墙上，我们就是面壁而生存的。相反地，我们应该去寻找一个适当的休息时间，我的意思是说，在战斗中寻求一个休整时间。因为依我的看法，我在这个地方结束了讲话，这里就是我暂时休息的地方。有人曾说过，伟大的思想是由鸽子的爪子带到世上来的。那时如果我们张耳细听，可能我们会从嘈杂声中听到像小鸟轻轻地振翅般一种微弱的生命之声和希望之声。一些人说这种希望之声乃是由一个民族所带来，另一些人则说，它是由一个人所带来。相反地，我却认为它的产生、活跃以及保护，乃是由成百上千万的孤独者所致，这些孤独者的活动，他们的作品，每天都在打破国界，每天都在修复着我们历史的粗糙的外表，从而让始终都在受到威胁的真理焕发出光彩夺目的光芒，而这个真理乃是每个人在其痛苦和欢乐中建立起来的，为大家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