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社会的进化
第十七章 社会主义的千禧年说
一 千禧年说的起源
社会主义的威力有两个不同的来源。其一，它是一种道德、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挑战。达到了更高道德要求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将代替“不道德的”资本主义经济；少数对多数的“经济统治”，将让位于唯一能使真正的民主成为可能的相互合作的经济秩序；遵照统一的原则运行的唯一理性的制度，即计划经济，将消灭非理性的私有经济秩序和追逐利润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可见，社会主义在道德和理性上都是值得欲求的，所以它正是我们应当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怀有善良意愿的人们的任务，就是克服因为误解和偏见而对它的抵制。这是马克思及其学派称之为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其二，社会主义也被描绘成历史演进的必然目标和最终结果。有一种我们无可逃避的隐蔽力量，在引领人类一步步走向更高的社会和道德境界。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净化过程，它最终的完美形式便是社会主义。这种思路没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观念背道而驰，而是吸收了这些观念，因为它断定，社会主义社会比非社会主义社会更好、更崇高、更美妙，这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更有甚者，它认为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它的展望中这是一种进步，一种向高级阶段的演进——独立于人类的意志。社会主义有着自然的必然性，是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基本力量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自然进化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它在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中获得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高傲的称号。
近年来很多学者一直在努力证明，唯物史观或经济史观的主要观点是由前马克思主义的作家提出的，这些作家中的一些人被马克思及其支持者轻蔑地称为空想家。这些研究及相关的对唯物史观的批判，倾向于用十分狭隘的眼光看问题，他们专注于马克思主义进化理论的特殊性、它特有的经济学性质以及它对阶级战争的强调。但是他们忘记了它还是一种关于完美性的学说，一种关于进步和进化的理论。
唯物史观包含着三个要素，它们不但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分别具有特殊意义。首先，它有一种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研究方法。它试图用这种方法解释某个时期的经济结构同全部生活之间的关系。第二，它是一种社会学理论，它提出了一种阶级和阶级战争的明确观念，把它们作为社会学的基本要素。最后，它是一种有关进步的理论，一种关于人类命运、人类生活的意义和规律、意图和目的的学说。唯物史观的这个方面较之其他两个方面受到的关注不多，然而只有这个方面与社会主义本身有关。如果唯物史观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启发人们认识社会演进的原则，它显然不能谈论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必然性。我们将朝向社会主义演进这个结论，未必来自于对经济史的研究。阶级斗争理论也是如此。一旦接受以往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观点，人们将难以理解阶级斗争为何会突然消失。不是也可以设想，这种历史的内容将继续存在，直到永远吗？唯物史观只有作为一种进步的理论，才可以和历史进化的最终目标联系在一起，才可以断言资本主义的衰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最大帮助的，莫过于这种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信念。甚至社会主义的大多数反对者也受到它的迷惑，它使他们为自己的反对而良心不安。有教养的人假如不表现出一副被“社会主义”精神所打动的样子，会担心自己显得落伍，因为据说社会主义时代，即“第四等级”[1]的历史时刻，已经晨光乍现，凡是仍抱着自由主义不放的人必定落个反动派的下场。使我们日益接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每一次胜利，一概被视为进步；保护私有财产的每一项措施，通通被视为倒退。时代在变，私有财产的时代既已成为过去，一方怀着哀伤甚至眷恋的心情在观望，另一方则投之以欣喜若狂的眼神，但是大家都坚信，历史已经判定了它难逃覆灭的厄运。
然而，唯物史观的这种进步理论既超出了经验本身，也超出了能够经验的一切，所以它不是科学，而是形而上学。有关进化和历史的一切形而上学，从本质上说都是关于起点和终点、关于事物的起源和目的的教义。它要么是以无比宏阔的眼光构想出来，涵盖整个宇宙，要么是以人类为中心，只考虑人类。它既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哲学。人类中心论的形而上学进化理论，便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哲学。带有宗教色彩的进化理论必定要以人类为中心，因为宗教赋予人类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只能用人类中心论为其正名。这些学说通常是建立在有关原初的极乐世界和黄金时代的假设上，人们脱离这种时代越走越远，但最终还是会回归一个同样美好、甚至可能更美好的完美时代。它一般包含着“救赎”的观念。黄金时代的回归将使人们摆脱邪恶时代留在他们身上的罪恶。因此整个教义是一种有关现世救赎的启示。切不可把它混同于另一些教义阐发的那些无比精妙的宗教救赎观，那种教义已经把救赎从人的现世生活转移到更美好的来世。根据那些教义，个人的今生今世决不是最终目的，它仅仅是为另一种更美好的、毫无痛苦的生存做准备，只有在一种非存在的状态中，在万物的消失或毁灭中才能找到。
犹太先知的救赎启示对我们的文明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犹太先知所许诺的救赎，不是一个更美好的来世，他们宣示了一个人间的上帝之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2]“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3]只有允诺这种救赎的启示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实现，人们才会愉快地接受它。实际上以赛亚说，人和应许的时刻的距离“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4]但是，信众等待的时间越长，他们就会变得越不耐烦。一个他们不能活着享受的赎罪天国有什么好！所以，必须把救赎的允诺扩展成一种有关死而复生的教义，这种复活把每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接受善与恶的审判。
犹太教中充满了这类有关耶稣在某个时刻将作为弥赛亚现身于人民之中的观点。他的到来不仅是为了宣示救赎的临近，而且是作为上帝之国的给予者。[5]他在人民中间游走布道，但世界依然如故。他在十字架上殉难，可是一切毫无改观。最初，这深刻动摇了信众的信念。他们陷入四分五裂，最早的一小群犹太人也自此星散。只有对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复活的信念鼓舞着他们，使他们有了新的热情，赋予了他们为自己的救赎教义争取新信徒的力量。[6]他们宣扬的救赎启示与基督传布的一样：主已临近，他与伟大的审判日同在，届时人间将焕然一新，上帝之国将在尘世的王国里建成。但是，随着对基督就要降临的期待消失，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安下心来做更漫长的等待，救赎的信念也发生了变化。有持久力的现世宗教，是不能建立在上帝之国就要降临这种信念上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预言却不应验，这有损于教会的威望。上帝之国近在眼前这种原始基督教的基本思想，必须被改造成对基督的崇拜：坚信他们复活的主住在天国，挂念着犹太信众；坚信他将救赎这个罪恶的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建起基督教的信仰共同体。从这种转变发生的那一刻起，基督教教义便不再期待人间的上帝之国了。救赎的观念升华为信徒可以通过受洗成为基督肉身一部分的教义。“在使徒时代，上帝之国就已被融入教会，仅仅给来世的天国保留了教会的赞美、肉体的消散和从必死的躯壳中挣脱出来的精华。至善的天国也被讲述天堂、地狱和炼狱以及不朽与来世的末世学（eschatoligy）所取代——这不同于意义至高无上的福音书。但是，甚至这个目标也被缩水，以至于千禧年最终仅仅意味着教会。”[7]
不过，对于允诺的兑现被延后、与人们当初的期待不符所引起的麻烦，还有另一种对策。信众可以到过去支撑着先知的信念中寻找安慰。按这种教义，延续一千年的人间救赎之国将会建成。这种基督再次现身的学说虽然被教会指为异端，却不仅作为一种宗教和政治信仰，而且作为一种社会和经济进化观而不断地重现。
从过去千百年来不断更新力量的基督教千禧年说，只需再迈出一步，便有了哲学千禧年说，即18世纪对基督教的理性主义解释；然后经由圣西门、黑格尔和魏特林，便有了马克思和列宁。[8]相当奇怪的是，这种从神秘观念——它们的起源在历史的漫漫长夜中邈不可及——一路演化而来的特殊的社会主义，自称科学社会主义，而把从哲学家的理性思考中产生的社会主义贬斥为“乌托邦”。
这种哲学人类中心主义的进化论形而上学，在所有本质的方面都类似于宗教。从它的救赎预言中，同样可以看到极度痴迷的幻想与毫无新意的常识和粗鄙的唯物主义的奇怪混合物。与试图解释神祇的基督教文献一样，它也试图通过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证明自己适用于人生。它的这种努力常常把自己搞得滑稽可笑，每遇重大时刻，它都要推出一种学说，既符合时局，又涵盖宇宙史。
二 千禧年说和社会理论
必须把这种形而上的历史哲学与理性哲学明确加以区分。后者只以经验为基础，寻求有着逻辑和经验主义根据的结论。只要一超出这个范围，理性的哲学便尝试做出假设，但它决不会忘记经验止于何处，假设起于何时。只要有利用经验的可能，它就避免采用概念的虚构；它绝不会排挤经验科学。它的唯一目标是统一我们对社会事件和历史演化进程的看法。惟其如此，它才能够确定支配社会条件变化的法则。它通过指出或尽力指出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要素，揭示决定着社会演化的原理。这种原理被假定为有着客观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只要有社会在，它便发挥作用。但是还要为它补充上另一条原理，并且必须证明在什么条件下前一条原理起支配作用，在什么条件下由后一条原理主宰。但是这仅仅意味着支配着两条原理互动的法则是社会生活的终极法则。
定义社会成长和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所遵循的原理，与定义社会进化的过程不是一回事。这种过程必然是有限的，它有始有终。而法则的支配作用必然是无限的，它没有起点和终点。它是连续性的，不是一种偶发现象。如果这种法则只决定着社会进化的一部分，在某个时刻之后使我们陷入迷途，它就是不完美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再是法则了。社会进化的终结只能意味着社会本身的终结。
目的论的观点描述进化过程中的全部迂回过程和偏离现象。因此它通常是一种阶段论。它向我们展示文明相继发生的各个阶段，直至达到一个必然的最后阶段，此后再无其他阶段。这时就不可能知道历史如何继续演进了。[9]
千禧年说的历史哲学采取了“超出人类全部智慧的天命观”；它致力于预见，就像唯一的“上帝之眼”那样预见。不管我们把它称为教诲人的诗篇、预言、信念、希望，还是别的什么，它绝对不可能是两样东西：科学或知识。也不可把它称为假设，就像不能把占星术士或算命先生的话当作假设一样。在一个人们只信赖科学、拒绝形而上学（虽然可以说，他们只是不加批判地屈从于毕希纳[10]和蒙莱肖特[11]的幼稚的形而上学）的时代，这种做法肯定能够奏效。
社会进化法则能够告诉我们的事情，要比进化论的形而上学少得多。它事先便对自身做了限制，承认有一些它没有给予解释的因素的存在，有可能挫败它的解释力。但是它不限制自身的适用性。它要求永恒的有效性，它没有起点和终点。不过它不会祈灵于某种深不可测的命运，使我们成为这种命运的“丧失意志和软弱无能的承受者”。它仅仅揭示我们自己的意志的内在动力，揭示它如何遵循着自然法则以及它的存在为何是必然的。这不是对人类命运，而是对人类行为的洞察。
既然“科学”社会主义是形而上学，是一种千禧年式的救赎承诺，从科学上反驳它就是多此一举。运用理性向神秘的教义开战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世上没有教育迷狂者的办法，他们只能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然而，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千禧年说，它还受到19世纪科学精神的很大影响，并努力以理性的方式为自己的学说辩护。我们以下各章所要探讨的，便是它的这些尝试，而且仅限于这些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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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制宪会议时期，激进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是这一用语的较早使用者，意指第三等级中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下层贫民和无产阶级。这一用语后来常被用作无产阶级的别称。——译注
[2] 《旧约·阿摩司书》9.13。
[3] 《旧约·以赛亚书》11.6—9。
[4] 《旧约·以赛亚书》29.17。
[5] 我们这里不必讨论耶稣是否把自己当作弥赛亚。对于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是，他宣布了天国很快就会降临，最早的犹太信众把他视为弥赛亚。
[6] Pfleiderer，Das Urchristentum，2nd ed.（Berlin，1902），vol.I，pp.7ff.252—285.
[7] Troeltsch，“Die Sozial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tchen und Gmppen”in Gesammelte Schriften（Tübingen，1912），vol.I，p.110.
[8] Gerlich，Der Kommunismus als Lehre vom tausendjährigen Reich（Munich，1920），pp.27 ff.
[9] Wundt，Ethik，4th ed.（Stuttgart，1912），vol.II，p.246.从恩格斯对战争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这场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多么希望看到一切进化终止的典型事例。恩格斯在这里——写于1878年——研究德法战争时认为，“武器已经如此完善，以至不能再取得具有任何变革作用的新的进步了。既然有火炮可以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射击一营人，步枪又能在同样的范围内射击单个的人这样的目标，而装弹所花的时间又比瞄准少，那么，往后的一切改进，对于野战来说都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了。因此，在这个方面发展的时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见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jt，p.176.（译按：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5页。）马克思在评判别人的观点时，很清楚如何找出阶段论的弱点。马克思说，按照它们的教导，“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见Das Elend der Philosophic，German translation by Bernstein and Kautsky，8th ed.（Stuttgart，1920），p.104.（译按：中译本见同上引，第4卷，第154页）他惟独没有注意到，这种批评也适用于他本人有关生产方式社会化之后的时期的教导。
[10] 毕希纳（Büchner，1824—1899），德国医生，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11] 蒙莱肖特（Moleschott，1822—1893），荷兰生理学家，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和罗马大学等任教。以能量守恒定律和无机物生成有机物为依据，对生命现象进行机械论的化学解释。——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