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进化的原因
描绘社会进化最简单的方式，是说明就像内涵与外延那样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两种进化趋势之间的不同。社会的发展兼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是指成员数量的扩大，客观方面是指活动目标的增多。劳动分工最初只限于十分狭小的人群，限于最近的邻居，后来逐渐变得更加普遍，直到最终把整个人类包括在内。这一过程远未完成，并且在历史的任何时候从未完成过，但它是有终点的。当地球上所有的人形成统一的分工体系时，它就将达到自己的目的。与社会关系的这种扩展同时进行的是一个强化过程。社会行动包含越来越多的目标，个人自给自足的领域变得愈益狭小。我们不必在这个阶段停顿下来，对这一过程是否最终导致所有生产活动的专业化产生怀疑。
社会发展一向是以联合行动为目的的合作，社会关系永远意味着和平而不是战争。导致死亡的行动和战争是反社会的，[1]凡是把人类的进步视为人类群体冲突的结果的理论，都忽略了这一真理。
二 达尔文主义
个人的命运无疑是由其存在决定的。任何已然的事物必定来自于他的适应，任何未然的事物必定来自于他的已然。任何特定时刻的状况都是历史的完成，[2]对它了然于心的人将能够预见整个未来。长期以来，由于未能把握“价值估算”——即全部理性行为所特有的思维过程——的特殊意义，将人类意志和行动排除于事件的决定因素之外一直被认为是必要的。人们相信，因果解释与价值估算是不相容的。现在不再是这样了，经济学、法哲学和伦理学对价值估算的澄清足以消除已往的误解。
倘若为了简化研究起见，我们把我们称为个体的统一体分解为某些复合体，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我们这样做，只是由于这种划分的启发价值。根据外部特征把实质上相似的东西分离开来的尝试，是绝对经不住最终检验的。只有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继续对个人生活的决定因素进行分类。
我们把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即先天性称为种族遗传，或简称种族。[3]人的先天性是他所有祖先的历史，即他们的命运和全部经历的沉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不是从出生才开始，而是要回溯到无限的、无法想象的过去。子孙是对祖先的继承，这一事实不属于关于习得特性的遗传问题的争论范围。
人出生后，便开始了直接的经验，开始受到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同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一起，共同造就了他在每一生命瞬间的存在。环境是自然的，表现为土壤、气候、食物、动物群、植物群的形式，一句话，即外部自然环境。环境又是社会的，表现为社会形态。作用于个人的社会力量是语言、他在工作和交换过程中的地位、意识形态和强制力，即不受约束的和制度化的强制。其中，我们把制度化的强制组织称为国家。
自达尔文以来，我们倾向于把人类生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视为与敌对力量的斗争。只要不把这种比喻转移到不适当的、注定要引起严重错误的领域，这种说法就不会有任何异议。当人们把生物学借用于社会科学的达尔文主义公式又反过来应用于社会科学时，却忘记了这些观念的最初含义，由此出现了最终竟然美化战争和屠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怪胎，它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黯然失色和导致今天的世界大战与社会斗争的思想氛围的形成，负有特别的责任。
众所周知，达尔文受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影响。但是，马尔萨斯决不相信斗争是一种必要的社会制度。即便是达尔文，在谈到生存竞争时，也不总是指生物的破坏性争斗，即为争夺食物区和雌性而进行的生死之争。他经常用比喻的手法说明生物的相互依赖和对环境的依赖。[4]完全照字面含义理解措辞是一种误解，因为那只是一种比喻。当人们把生存竞争等同于人类之间的灭绝性战争，继而根据斗争的必要性来构建社会理论时，这种混淆变得更加恶劣。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仅仅是——这也正是它那些不懂社会学的批评者们总是忽略的地方——自由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一部分。只有在这个框架内才能理解它。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学说，只有牢牢记住这一点，才能用人口规律去解释社会状况。社会是人类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自然生存条件而结成的联合体；它的根本意义在于消除人类之间的斗争，代之以互助，这是结合为一个有机体的所有成员的根本动机。在社会的范围内没有斗争，只有和平。每一种斗争实际上都会使社会共同体中止。作为整体、作为有机体的社会，确实要为了生存而同有害于它的力量作斗争。但是在其内部，只要社会已经完全吸纳了个人，就只有合作，因为社会只不过是合作。在现代社会中，即使战争也不能打破所有的社会关系。在战争中，那些承认国际法约束力的国家之间仍然保留着一些这样的关系，尽管有所松弛。因此，甚至战时也残存着一些和平。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个调节原则，在社会内部，它使社会支配的有限的生存资料同消费者不那么有限的增加生存资料的能力达到平衡。使每个社会成员得到的社会产品份额，取决于在经济上应该归属于他的即他的劳动和财产的产量，这样一来，像动植物王国中流行的现象那样，通过生存竞争消灭多余人口的做法，就被出生率的降低所取代，这是社会力量的结果。“道德约束”，即社会处境对子孙后代的限制，取代了生存竞争。
社会中没有生存竞争。认为根据逻辑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能够导致任何其他结论，乃是一个严重错误。马尔萨斯的著述中那些可以做其他理解的只言片语，很容易由下述事实来加以说明：他是在尚未完全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之前，写出了其第一部名著的不完整的初稿。为了证明他的著作不允许有别的理解，我们可以指出：在斯宾塞和达尔文之前，并没有人想到把生存竞争（按照这个词的现代含义）视为在人类社会中起作用的原理。达尔文主义最先提出了把个体、种族、民族和阶级的斗争视为基本社会要素的学说；现在，正是从源于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界的达尔文主义中，人们找到了反对他们所憎恶的自由主义的武器。马克思主义[5]、种族神秘主义[6]和民族主义都相信，它们在长期被视为无可辩驳的达尔文的假设中，为自己的教义找到了牢不可破的基础。现代帝国主义尤其把通俗科学用达尔文主义杜撰出来的种种套话作为靠山。
达尔文主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伪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说，从来就没有认识到将它们的生存竞争口号用于社会关系时遇到的主要难题。在自然界中为生存而奋斗的是个体。在自然界中能看到一些可以被理解为动物群体之间的斗争的例外现象。当然，也有蚁群之间的搏斗——尽管对这种现象我们有朝一日或许必须采纳另一种解释，它与迄今为止得到公认的解释迥然不同。[7]以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学说，要么干脆宣布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乃是人类交往的自然的、必要的形式，从而否认任何社会关系的可能性，要么不得不一边说明为什么和平在某些群体中确实而且必须占上风，一边又要证明导致这种协作形成的和平联盟原则在群体圈子之外是无效的，所以这些群体之间必须进行斗争。这正是所有非自由主义社会学说立足的基石。即使有人找到了一个使所有日耳曼人、长头型人或无产者联合起来，个人形成了特别的民族、种族或阶级的原理，他也无法证明这种原理仅仅在群体内部有效。反自由主义的社会学说绕开了这个问题，它们只限于假设群体内部的利益一致是不言而喻的，无需进一步的讨论即可接受；它们只想竭力证明群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和这种冲突作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的必要性。但是，如果战争是万物之父，是导致历史进步的来源，那就很难明白，为何应当把它的有效作用局限于国家、民族、种族和阶级之间。如果自然界需要战争，那为什么不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而仅仅是所有群体反对所有群体的战争？自由主义的社会劳动分工学说，是唯一能解释个人之间的和平为何可能，以及个人为何会形成社会的学说。但是，如果接受这一学说，就不可能相信集体之间的敌意是必要的。如果勃兰登堡人和汉诺威人在一个社会中和谐相处，为什么德国人和法国人就不能这样做呢？
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法解释社会的兴起这种现象。它不是一种社会学说，而是一种“离群索居的学说”。[8]
一个清楚地暴露出近几十年来社会学思想衰落的事实是，人们现在开始援用生物学不久前才在动植物王国发现的互助（共生现象）的例子，来对抗社会达尔文主义。克鲁泡特金这位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无畏对手，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拒绝和反对的到底是什么，他从动物中发现了社会纽带的萌芽，并把这种纽带与冲突相对立，使互助互利原则与你死我活的有害搏斗的原则形成对照。[9]卡姆勒这位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奴役的生物学家证明，除了冲突以外，互助原则也支配着自然界的生活。[10]在这一点上，生物学又回到了它的起点社会学。它把社会学给予它的劳动分工原则又物归原主。它没有给社会学任何新东西，没有给它任何不被遭到它蔑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定义的劳动分工学说收入囊中的实质性内容。
三 冲突与竞争
以自然法为基础的社会理论以人人平等的教条为起点。既然人人平等，所以他们拥有应当被作为享有全权的社会成员加以对待的天赋权利，并且，既然人人拥有自然的生存权，试图夺去其生命就是对权利的侵犯。这样就阐明了关于社会的全面包容性、社会内部的平等及和平的基本原理。自由主义理论则是从效用推导出这些原理。对自由主义来说，人的概念和社会人的概念是一回事。社会对所有能看到和平与劳动中的社会合作的好处的人都举手欢迎。把每个人作为具有同等权利的公民来对待，这对他们个人有利。至于那些无视和平合作的好处，喜欢战斗并拒绝适应社会秩序的人，必须像对待危险动物那样与之战斗。对于反社会的罪犯和野蛮人的部落，只能采取这种态度。自由主义只能赞成仅仅作为防御手段的战争，至于其他战争，它从中看到的是消灭社会合作的反社会原则。
反自由主义的社会学说企图混淆战斗与竞争的根本区别，从而使自由主义的和平原则名誉扫地。按其本来的含义，“战斗”是指人和动物为了相互消灭对方而发生的冲突。人的社会生活开始于克服那些驱使他进行殊死搏斗的本能和考虑。历史向我们表明，作为一种人类关系形式的冲突在持续地减少。战斗逐渐变得不那么残酷和频繁，失败的对手不再被消灭；如果社会能找到接纳他的方式，他即可保住性命。战斗本身也受到规则的约束，使其在某种程度得到缓和。然而战争和革命仍是破坏和消灭的工具。正是基于这一理由，自由主义从未停止强调它们是反社会的这一事实。
把竞争称为竞争性的战争或简称战争，仅仅是一种比喻。战斗的功能是破坏，而竞争的功能是建设，经济竞争使生产以最合理的方式进行。它在这里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让最优者脱颖而出。它是社会合作的基本原理，难以设想它会从画面中消失。即便是社会主义共同体，也不能离开某种形式的竞争而存在，尽管它可能必须打着某种幌子出现，例如考试。社会主义生活秩序的效率，取决于它使竞争足够残酷和尖锐，以便具有正确的择优能力。
三方面的比较可以用来解释用“战斗”一词来比喻竞争的习惯。首先，在一场战斗中，对手之间显然也像竞争者之间一样存在着利益的敌对和冲突。小店主对他的直接竞争者的仇恨程度，可能不亚于穆斯林对门的内哥罗人的仇恨。但是，招致人们行动的感情并不影响这些行动的社会功能。只要社会秩序形成的种种限制约束着个人的行动，他有什么感觉是无关紧要的。
第二个比较点是战斗和竞争的选择功能。战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出最佳选择尚待讨论；下面我们还会指出，许多人认为战争和革命具有逆选择的作用。[11]但是，由于它们都履行着选择功能，所以一定不要忘记战斗与竞争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三个比较点是失败给被征服者带来的后果。人们说被征服就是被毁灭，并没有想过他们在某种情况下只是比喻性地使用破坏一词。战败就意味着死亡；在现代战争中，虽然幸存的被征服者得到宽恕，也是血流成河的。人们说竞争性的斗争破坏经济生活，但这仅仅是指甘拜下风的人要被迫在社会劳动分工结构中找一个他们不想占有的位置。这决不意味着他们会被活活饿死。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人都有容身之地，都有饭吃。它的扩张能力为每个劳动者提供了生计，永久性失业不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
战斗一词真正的原意是反社会的。它使作为社会关系基本要素的合作在交战者之间成为不可能，在合作已经存在的地方破坏合作。竞争是社会合作的要素，是社会机体中的主导原则。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战斗和竞争是截然对立的。
这种认识提供了一条标准，来评判所有那些把社会进化当作相互冲突的群体之间的战斗的理论。阶级斗争、种族冲突和民族战争不可能成为建设性的原则，在破坏和消灭的基础上永远建不起任何大厦。
四 民族战争
语言是社会合作最重要的媒介，它为个人之间的沟通架起了桥梁，只有借助于它，一个人才能至少把自己的感觉传达给别人。在这一点上，我们讨论语言在同思想和意愿的关系中更广泛的意义：它如何制约思想和意愿，以及没有它，如何不能有思想而只有本能，没有意愿而只有冲动。[12]思想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是某个孤立的头脑的产物，而是争取达到同一目标的人们相互刺激的产物。孤独的思想家在偏僻幽静的地方对没有多少人愿意思考的问题苦思冥想，他这种活动也是一种对话，是同几代人的脑力劳动以日常概念和书面传统的形式沉淀在语言中的思想遗产进行的对话。思与言息息相关，思想者的概念大厦是建立在语言要素基础上的。
人的思想只在语言中运行；正是借助于文字，它才第一次打破了朦胧模糊的不确定性和本能的含混不清，使自身达到它总是能够希望达到的清晰程度。思考以及思考的对象都不能脱离它们所由以起源的语言。有朝一日我们可能拥有一种通用语言，但当然绝不是通过沃拉普克语、世界语或任何其他类似的人造语言的发明者所使用的那种方法。设计出统一的音节组合作为日常生活用语，供那些不太用脑子的人使用，并不能解决通用语言和人们在相互理解中遇到的困难。思想中不可翻译的因素、在表达它们的文字中飘忽不定的因素，使得各种语言相互分离，就像单词的发音五花八门一样，虽然后者是可以原封不动加以挪用的。就算天下人都用同样的文字表示“侍者”和“门口”，我们还是无法克服语言之间和民族之间的鸿沟。但是，假定某种语言所表达的一切，能够被完整无损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那么即使我们没有找到统一的发音，我们也能取得语言的统一。不同的语言将只是发音不同，我们没有能力翻译一个单词，将不再妨碍各民族之间的思想传播。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操着各种语言生活在一起的不同民族的成员之间，就注定会产生可能导致严重政治对抗的政治摩擦。[13]这些纷争对民族间的现代“仇恨”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帝国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仇恨基础之上的。
当帝国主义理论只限于证明民族之间存在冲突时，它把自己的任务想得太简单了。它要想坚持自己的论证，还得证明民族内部存在着共同利益。民族主义一帝国主义学说是作为对自由贸易学说的普遍社会团结理论的一种反动而出现的。它刚一出现时，人们的头脑还受到世界公民和民族友爱的世界主义思想的支配。所以，只要证明不同民族之间有着相互冲突的利益，似乎也就够了。人们完全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它用来证明民族利益的不相容性的所有论据，能够被同样合理地用来证明地区利益，最后甚至个人利益的不相容性。如果说德国人因消费英国布料和俄国玉米而蒙受损害，那么柏林的居民大概也一定因消费巴伐利亚啤酒和莱茵红酒而蒙受损害。如果说不宜让劳动分工跨越国界，那么最终回到封闭的家庭经济的自给自足状态无疑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我们全盘接受“驱逐洋货！”这句口号的含义，它将使我们彻底废除分工，因为使国际劳动分工显得有利的原理，也正是使劳动分工在任何环境中都受到欢迎的原理。
在所有民族中，德意志人民最缺少民族凝聚感，在欧洲的所有民族中，它是最后一个懂得国家应当包含民族全部成员这种政治统一的思想，这绝非偶然。民族统一的思想是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主义的产物。德意志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语言不同的定居地，它是最早认识到民族主义压迫的种种不利的民族之一。这种经历导致了它对自由主义的否定态度。然而，没有自由主义，它就缺少战胜不同群体的地区排他主义的必要思想武器。和其他民族相比，民族凝聚感在自由主义的传统家园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得到了最有力的发展，这也绝非偶然。
帝国主义者认为抵制普世主义可以增强民族成员的凝聚力，他们这是在不可救药地自欺欺人。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把他们的学说从逻辑上贯彻到底，它的本质上反社会的因素必定使每一个共同体四分五裂。
五 种族战争
关于人的先天特性的科学知识才刚刚起步，对于个人的遗传特性，我们确实只能说，有些人一生下来就比其他人更有天赋。至于好与坏的区别在哪里，我们无话可说。我们知道，人在生理和心理特性方面是不同的。我们知道，某些家庭、族系和族系群显示出相似的性状。我们还知道，区分出不同的种族、讨论个人的不同种族特性是有道理的。但是迄今为止，探寻种族关系的身体特征的种种尝试并未取得成果。人们一度认为，已经从人的颅骨指数中发现了种族特征，但是现在已经清楚，在颅骨指数与个人的心理和精神特性之间的这些关系，即拉普日的人类学社会学派赖以建立其学说的基础，是不存在的。最近的测量表明，长头人并非总是金发、优良、高尚和开化的，短头人也并非总是黑发、邪恶、粗俗和不开化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爱斯基摩人和卡菲尔人都属于头型最长的种族，而许多最伟大的天才都是圆头的，比如康德的颅骨指数就只有88。[14]我们已经知道，颅骨指数的变化很可能在没有种族混合的情况下发生——它是生活方式和地理环境的结果。[15]
对这些“种族专家”的研究方法，是再怎么指责也不为过的。他们以完全不加批判的精神制定了种族标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杜撰口号，而不是增进知识，所以他们藐视科学思想需要的一切标准。但是，对于这种浅薄的研究，批评者们却重视不够，而仅仅注意到个别作者给予其理论的具体形式，以及他们关于特定种族的陈述内容即这些种族的身体特征和心理特性。虽然哥宾诺和张伯伦那些主观武断和自相矛盾的假设完全没有根据，被人轻蔑地斥之为空洞的幻想，但其中仍然不乏与高贵和卑鄙种族之间的特定区别无关的种族理论的萌芽。
在哥宾诺的理论中，种族是一个起点；它源于特殊的创造行为，具备特殊的品质。[16]他对环境影响的评价不高：种族混合产生了杂种，在他们身上来自高贵种族的遗传特性发生了退化或者丧失。但是，要对种族理论的社会学的重要性提出质疑，仅仅证明这种观点站不住脚，或证明种族是在极其多样化的影响下发生的进化的结果，那是不够的。这种反对意见可能被下列主张驳倒：某些长期发生作用的影响已经赋予一个或若干个种族以特别优越的特性，这些种族的成员借助这些优越性获得了长期的领先优势，以至于其他种族的成员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赶上他们。事实上，种族理论在其最现代的变种中确实提出了这类论证。有必要对这种形式的种族理论进行研究，看看它同这里阐述的社会合作理论有着怎样的关系。
我们立刻看到，它不包含任何直接有害于劳动分工学说的东西，两者是非常可谐调的。可以这样假设：不同的种族确实在智力和意志力方面有区别，既然如此，他们在形成社会的能力方面就是非常不相等的，较优秀的种族正是因为在强化社会合作方面的特殊才干，才使自己与众不同。这一假设有助于说明用其他方式不易于理解的社会演进的各个方面。它使我们能够解释社会劳动分工的进退和文明的兴衰。至于这一假设本身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假设是否站得住脚，我们暂不讨论。眼下它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我们只想说明，种族理论与我们的社会合作理论很容易相互可谐调。
当种族理论抨击自然法的平等假说和人人权利平等时，它并没有危及自由主义学派的自由贸易观点。自由主义拥护劳动者的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然法，而是因为它认为，不自由的劳动——没有用在经济上应归属于他的全部劳动产品来报答劳动者，他的收入与他的劳动生产率脱节——的生产力低于自由的劳动。种族理论无力反驳强调社会劳动分工的作用的自由贸易理论。或许可以承认，不同种族在才能和特性方面存在差异，并且永远无望看到这些差异被消除。但是自由贸易理论指出，即便是较有能力的种族，也会获益于同能力较差的种族的交往，社会合作会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带来更高的生产力。[17]
当种族理论开始鼓吹种族斗争时，它同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发生了冲突。不过在这一点上，它并没有提出比其他武力至上主义的社会理论更好的论据。赫拉克利特的“战争是万物之父”的格言，依然是个没有得到证明的信条。它也没有证明社会结构怎么能够来自破坏和毁灭。而且，如果种族理论家打算不偏不倚地做出判断，而不是一味放纵他们对武力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冲突的同情，那么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正是从选择的观点来看，战争一定要受到谴责。拉普日指出，只有在原始民族中，战争才会导致更强壮、更有天赋的人不被淘汰，而在文明民族中，战争通过逆淘汰导致种族退化。[18]适者比不适者更容易被杀死，因为后者即便不是完全不上前线，也是离开前线的时间更长。战争幸存者生育健康子女的能力，因战斗中受到的各种损伤而减弱。
对种族的科学研究的成果，根本无法驳倒自由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反而证实了这一学说。哥宾诺等很多人的种族理论，都是源于在同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斗争中溃不成军的军事和贵族特权阶层的怨恨。它们为了适应现代帝国主义的日常政治，采取了一种使古老的暴力和战争理论重新复活的形式。但是，它们的苛责只适用于古老的自然法哲学的老套话，与自由主义不相干。种族理论甚至不能动摇文明乃是和平合作的产物这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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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 guerre es tune dissociation.”SeeNovicow，La Critique du Darwinisme Social（Paris，1910），p.124.另见霍尔斯蒂对贡普洛维茨、拉赞霍费和奥本海默的批判。（Holsti，The Relation of War to the Origin of the State（Helsingfors，1913），pp.276ff.）
[2] Taine，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Paris，1863），vol.I，p.xxv.
[3] Ibid.，p.xxiii：“Ce qu′on appelle la race，ce sont ces dispositions innées et héréditaires que l′homme apporte avec lui à lalumière.”
[4] Hertwig，Zur Abwehr des ethischen，des sozialen und des politischen Darwinis-mus，pp.10 ff.
[5] Ferri，Sozialismus und modeme Wissenschafi，trans.Kurella（Leipzig，1895），pp.65ff.
[6] Gumplowicz，Der Rassenkampf（Innsbruck，1883），p.176.关于Gumplowicz对达尔文主义的依赖，见Barth，Die Philosophic der Geschichte als Soziologie，p.253.“自由主义的”达尔文主义是在一个不再能把握自由主义社会哲学意义的时代，被错误地想出来的一种产物。
[7] Novicow，La Critique du Darwinisme Social，p.45.
[8] Barth，Die Philosophic der Geschichte als Soziologie，p.243.
[9] Kropotkin，Gegenseitige Hilfe in der Tier und Menschenwelt，German edition by Landauer（Leipzig，1908），pp.69ff.
[10] Kammerer，Genossenschqften von Lebewesen auf Grund gegenseitiger Vorteile（Stuttgart，1913）；Kammerer，Allgemeine Biologie（Stuttgart，1915），p.306；Kammerer，Einzeltod，Völkertod，biologische Unsterblichkeit（Vienna，1918），pp.29ff.
[11] 见本书第290页。
[12] Cohen，Ethik des reinen Willens（Berlin，1904），pp.183ff.
[13] 见我的Nation，Staat und Wirtschaft，pp.31ff.
[14] Oppenheimer，“Die rassentheoretische Geschichtsphilosophie”in Verhand-lungen des Zweiten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Tübingen，1913），p.106；另见Hertz，Rasse und Kultur，3rd ed.（Leipzig，1925），p.37；Weiden-reich，Rasse und Körperbau（Berlin，1927），pp.133ff.
[15] Nystrom，“Über die Formenveränderungen des menschlichen Schädels und deren Ursachen”（Archiv für Anthropologie，vol.XXVII，pp.321ff.，630ff.，642）.
[16] Oppenheimer，“Die rassentheoretische Geschichtsphilosophie，”pp.110ff.
[17] 见本书第260页。
[18] “Chez les peuples modemes，la guerre et le militarisme sont de véritables fléaux dont le résultat définitif est dedéprimer la race.”Lapouge，Les sélections sociales（Paris，1896），p.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