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
机构或企业的集中趋势决不等于财富的集中趋势。随着机构和企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现代，现代资本主义也在同样程度上发展出了使人能以小财富干大事业的企业形式。看看这些已经出现并变得日益重要的企业类型的数量，而独资商人已经几乎从大型工业、采矿业和运输业中消失殆尽，即可证明不存在财富集中的趋势。企业形式的历史，从单业合伙制（societas unius acti）到现代股份公司，与马克思主观武断建立起来的资本集中学说截然相反。
如果我们想证明穷人正在变得人数更多、更穷，富人正在变得人数更少、更富，指出在远古时代，例如与我们十分隔膜的奥维德和维吉尔的黄金时代，财富的差别不像今天这样大，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必须证明有一种经济原因在强制性地导致财富集中。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没有做出这样的尝试。他们关于资本主义时代有着特殊的财富集中趋势的学说，纯粹是一种臆造，为它提供某种历史依据的尝试不仅是无望之举，而且会得出和马克思认为可以证明的东西恰好相反的证据。
二 非市场经济的财富基础
增加财富的欲望可以通过交换得到满足，这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唯一可能的办法；也可以像在武力至上的社会中那样通过暴力和请愿：强者通过暴力，弱者通过请愿。在封建社会，只要强者有能力自保，他们的所有权就可以存在下去；而弱者的所有权总是靠不住，因为它是通过强者的恩赐获得的，所以总是依赖于后者。弱者是在缺乏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持有财产。所以，在武力至上的社会，只有权力能够阻止强者扩大财富，只要没有更强的人反对他们，他们就能够使自己越来越富有。
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代，对土地的大规模占有都不是通过市场经济力量的作用成为现实的，它是军事和政治努力的结果，它的基础是暴力，它是利用暴力并且只能利用暴力才得以维持。一旦把大庄园带入市场交易的领域，它们就开始崩溃，直到最后彻底消失。不论是在它们的形成还是在维护的过程中，市场原因都没有起作用。巨大的土地财富不是来自大规模所有权的经济优越性，而是来自贸易领域之外的暴力吞并。先知弥迦抱怨说：“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1]那些——用以赛亚的话说——“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2]的人，他们的财产就是这样产生的。
通常，创造土地财富的剥夺行为不会使生产方式发生任何改变，这一事实清楚地揭示了土地财富的非经济根源。原来的所有者的法定权利变了，但他们依然留在土地上，继续从事生产。
土地所有权也可以建立在赠送的基础上，教会就是以这种方式在法兰克王国时代获得了巨大的领地。最晚至18世纪，这些大庄园落入了贵族手中。根据比较陈旧的理论，这是“铁锤”查理[3]及其继任者的世俗化运动的结果，但最近的研究倾向于认为，“世俗贵族的侵夺行为”应对此负责。[4]
创立“托管领地”（Fideikommiss）这种管理制度和英国的“限定继承权”这类相关法律制度的努力，说明即使今天也很难在市场经济中维持大庄园。“托管领地”的目的是要维护大规模土地所有权，因为舍此再无他法。遗产法改变了，使抵押和转让成为不可能，国家被指定为财产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性的保护人，以使家族传统的名望不受损害。如果经济环境倾向于土地所有权的继续集中，这种法律就是多余的，就会制定立法来反对而不是保护庄园的形成。但是这种法律在法律史上未曾舆闻。反对“圈地运动”（Bauernlegen）、反对圈占土地等等行为的规章，都是针对贸易领域之外的运动，即针对暴力的。宗教社团土地所有权（mortmain）的法律限制也与此相似。宗教社团土地——附带说一下，它们在法律上得到了和领地大致同样方式的保护——的增加，借助的不是经济发展的力量，而是虔诚的捐赠。
现在，财富集中度最高的情形存在于农业，在这个领域机构的集中是不可能的，企业的集中在经济上是毫无意义的，大宗财产在经济上还不如小宗财产，它在自由竞争中难以立足。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度以普林尼时代为最，当时半个非洲只为六个人所拥有；或是墨洛温王朝时代，[5]当时教会拥有全部法国土地的大半。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北美洲则是全世界大规模地产最少的地方。
三 市场经济中财富的形成
人们最初提出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主张时，并没有自觉地把它同某种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支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他们是从对社会关系的观察中得出这种看法的。但是观察者的判断受到一种观念的影响：任何社会的财富总量都是一定的，如果某些人占有的较多，其他人必定占有的较少。[6]在任何社会里，新富人的增长和新贫困的产生都受到特别注意，而古老财富的缓慢减少和财产较少的阶级的缓慢致富，则很容易被那些无所用心的研究者所忽略，于是他们轻易得出了不成熟的结论，它集中体现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句社会主义口号上。
证据完全不能证明这种主张，这无需多费口舌去论证。认为在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里，某些人的富裕意味着其他人的贫穷，这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在做出一定假设的条件下，它适用于没有劳动分工的武力至上的社会，但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此外，根据对个人自己所熟悉的局部生活的因果观察得出的看法，也完全不足以成为财富集中说的证据。
在听了一番好话之后到英国访问的外国人，有机会对贵族和富人家庭及其生活方式有所了解。如果他想知道更多，或者感到有责任使自己的访问不只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他也可以到大企业的工厂做走马观花式的观光。这对平民百姓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那种喧闹忙碌的活动首先会让访问者惊奇不已，但在参观了两三个工厂后，所见所闻会变得索然寡味。另一方面，这种在英国的短暂访问所能从事的社会关系研究，正在变得更加富有刺激性。漫步走过伦敦或任何其他大城市的贫民窟，会带来十分鲜活的印象；它对那些不从事这种研究、只是匆匆忙忙四处看景点的旅行者，其作用会加倍有力。因此，参观贫民窟已经成了欧洲大陆赴英观光中一个很流行的旅游项目。未来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以这种方式对工业给大众造成的影响有了印象，这成为他们毕生的社会观点的基础。他回到家时便已经有了工业使少数人变富、多数人变穷的成见。当他后来撰文或谈论工业状况时，决不会忘了描述自己在贫民窟看到的不幸，他会详细描述其中最不幸的细节，并且常常或多或少地有意夸大其词。他提供的画面千篇一律，不过是要告诉我们“有人富有人穷”。但是为了知道这一点，我们并不需要耳闻目睹这种苦难的人的报告，在他们写作之前，我们就知道资本主义还没有消除世上的一切苦难。他必需着手证明的是：富人的数量正在减少，并且富人越来越富，穷人的数量和贫困正在稳步增加。但这需要一种经济进化理论加以证明。
用统计研究证明大众的苦难逐渐增多、人数越来越少的富人阶级的财富越来越多的做法，与这种纯粹诉诸情感的方式相比好不到哪里去。统计研究中的货币收入估算值是不能用的，因为货币的购买力变化了。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要对若干年的收入分布进行数学上的比较，我们缺乏任何基础。只要无法对构成收入的各种物品和服务进行通约，就无法从收入和资本的已知统计中形成任何连续的历史比较。
社会学家经常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商业和工业财富，即不是投资于土地和矿业财产的财富，很少长期保持在一个家族手中。资产阶级家庭稳定地由穷到富，有时速度非常之快，一个穷得要命的人，没过几年就能成为当时的大富豪。现代财富的历史充满了乞儿变富翁的故事，却很少有人谈到富人变穷的事情。它通常不是发生得那么快，难以给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留下深刻印象；然而，更密切的考察将会揭示这种过程从未停止。一个家庭的商业和工业财富很少会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除非通过投资于土地，使财富性质发生变化。[7]它成了土地财富，不再被用于积极谋利的工商业。
与普通人天真的经济哲学想象不同，投资于资本的财富并不是一种永恒的收入来源。资本产生利润，甚至仅仅保住自身，决不是因为资本的存在这一事实的天生的后果。具体构成资本的资本品在生产中发生和消失；它们产生出另一些物品，归根到底是消费品，资本总量的价值再生只能来自于这些消费品的价值。只有当生产取得了成功，也就是说，当它产生的价值高于投入的价值时，这种再生才是可能的。不仅资本的利润，而且资本的再生产，都是以成功的生产过程为先决条件的，资本的利润和维持永远是成功企业的结果。如果企业倒闭，投资者损失的不仅是资本收益，还有最初的资本金。应当仔细区分已经生产出的生产资料和原始生产要素。在农业和林业中，即使生产失败，原始的、无法毁灭的土地要素依然存在，错误的经营并不能耗尽它们，它们可以因需求的改变而发生价值损失，但不可能失去内在的产出能力。工业生产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在这里什么都可以彻底丧失。生产必须不断补充资本。构成资本的每一种资本品的寿命都是有限的，资本的存在只有通过所有者谨慎地再投资于生产的方式才能得到延续。为了拥有资本，必须日复一日地重新获得资本。长远来看，资本财富不是一种唾手可得的收入来源。
用“好的”资本投资的稳定收益来反驳这些论点是错误的。关键在于这种投资必须是“好的”，而若想做到这一点，它们必须是成功投机的结果。算术魔法师算出了假如在基督的时代用一便士进行复利投资，到现在会增长多少。结果是如此惊人，以至于人们完全可能会问：为什么没有人足够聪明，想到以这种方式发财呢？然而，每一种资本投资都有丧失全部或部分本钱的风险，人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更不用说这个过程中的全部其他障碍了。这不仅适用于企业家的投资，也适用于资本家借给企业家的投资，因为他的投资自然而然地完全依赖于企业家的投资。虽然他的风险较小，因为企业家会提供给他部分直接投资之外的财富作为抵押，但是从性质上说两种风险是一样的，放债人也会并且确实常常失去他的财富。[8]
作为安全投资的永久性资本投资是不存在的。每一种资本投资都是投机性的，无法绝对有把握地预见它的成功。如果资本投资的想法来自商业和资本企业，甚至不会生出“永久而安全的”资本收益这种念头。永久和安全的念头来自从地产获得的地租和相关的政府债券。它与某个时期的实际条件相对应，即法律所承认的信用投资仅仅是对土地或来自土地的收入的投资，以及国家或其他公共社团提供的投资。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不存在安全的投资和财富的安全性。显然，在农林矿业之外，永久受益的投资是无稽之谈。
如果资本总额不会自动增长，如果仅仅是维持它们，更不用说获得收益或使其增加，就需要不断进行成功的投资，那就根本不存在财富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个问题。财富不能增长，得靠人使它增长。[9]为此需要企业家的成功行动。只有持续存在着成功、幸运的投资，资本才能进行再生产、结出硕果和保持增长。经济环境变化越快，投资被认为是好投资的时间就越短。新的投资，生产的重组和技术革新，都需要只有少数人具备的才能。假如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下这些才能是代代相传的，继承者便能够保持祖先留下的财富，甚至有可能使之增加，尽管它可能已经通过继承而分散。但是，如果像一般情况下那样，继承人无力应付生活给企业家提出的要求，则继承来的财富很快就会化为乌有。
当富有的企业家希望家族财富流传百世时，他们会到土地中寻求庇护。福格尔和威尔塞尔[10]家族的后裔至今还过着相当富足的——如果不是奢侈的话——生活，但他们早已不是商人了，他们把财富转化成了地产。他们成了德国贵族的一员，和德国南部的贵族家族毫无二致。其他国家的众多工商业家族都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即在贸易和工业中致富以后不再做商人和企业家，而是变成了地主，不再增加他们的财富，而是维持财富，并把它们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没有这样做的家族很快就成了藉藉无名的穷人。有少数银行业家族的事业持续了百年甚至更长，但只要留心看一下这少数家族就会发现，他们积极的商业活动，一般只限于管理那些其实是投资于土地和矿产的财富。从持续增长这个意义上说，世代昌盛的古老财富是不存在的。
四 贫困化理论
人民群众日益贫困的学说，既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也在较古老的社会主义学说中，占有中心地位。贫困的积累和资本的积累并驾齐驱。“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质”在于，“在一极的财富的积累”同时也是“在另一极的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1]这便是有关人民群众的绝对贫困日益增加的学说。它不过是以一种晦涩的思想体系的巧妙说辞为基础，我们根本不必拿它当回事，因为即使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信徒的著作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纲领中，它也逐渐退到了后台。甚至考茨基也在修正主义论战中被迫做出让步，认为所有的事实都表明，正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物质穷困在减少，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比50年前更高。[12]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仍然抱着贫困增加的学说不放，纯粹是由于它的宣传价值，这个已经垂垂老矣的政党至今仍在利用它，跟它年轻时大体一样。
但是在理论方面，由洛贝尔图斯发展起来的相对贫困增长学说取代了绝对增长学说。洛贝尔图斯说：“贫困是一个社会概念，即相对的概念。现在我主张，由于工人阶级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正当需要变得更加多样化。但是，如果因为他们获得了这样的地位，即使工资并无变化，就认为他们的物质条件没有恶化，这种想法，就像在早期阶段，他们的工资下降并且没有获得这种地位时说他们的物质条件没有恶化一样，都是错误的[13]。”这种完全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工人的要求的提高是“正当的”，并在社会秩序中给予他们“更高的地位”。依靠这种随心所欲的判断，不可能提出任何论证。
马克思主义者采纳了贫困相对增长说。“如果在进化的过程中，曾经同自己的帮工住在一起的熟练织工的孙子住进了富丽堂皇、装修豪华的别墅，帮工的孙子却住在虽然无疑比他爷爷当年在熟练织工家的阁楼舒适、但仍然足以加深两者社会隔阂的出租房，那么帮工的孙子会因为看到老板的舒适而越发感到自己的贫困。他自己的地位比祖先的高，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他的处境相对而言变得更糟了。社会苦难变得更大……工人相对来说更加不幸。”[14]就算真是这样，对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什么好控诉的。如果资本主义改善了每个人的经济地位，它没有将所有人提高到同一水平便是个次要问题。不能仅仅由于一种社会秩序帮助此人多于帮助彼人，就说它是坏的。如果我的生活变好了，那么其他人过得更好对我有什么害处呢？仅仅因为有些人变富，其中少数人变得很富，就要摧毁使大家的需要日益得到更好的满足的资本主义吗？如何能够“逻辑上无懈可击地”断言，“人民群众相对贫困的增长……终将导致一场大灾难”呢？[15]
考茨基试图提出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贫困增加论的认识，它不同于通过不带偏见地阅读《资本论》得出的认识。“贫困这个词，”他说，“可以指物质贫困，但也可以指社会贫困。在第一个意义上，它是根据人的生理需要衡量的。这些需要的确不是时时处处都一样的，但它们并没有表现出近似于社会需要那样巨大的差异，而后一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社会贫困”。[16]考茨基说，马克思想到的正是社会贫困。考虑到马克思的清晰明确的文风，这种解释乃诡辩论的杰作，因而遭到了修正主义者的拒绝。对于不把马克思的话当作圣经启示录的人而言，社会贫困增加论是包含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还是来自恩格斯，抑或是由新马克思主义者最先提出，的确是无所谓的事情。重要问题在于它是否站得住脚，以及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考茨基认为，社会意义上的贫困的增加“被资产阶级本身所证明，他们只是给它起了个不同的名称，他们称之为‘贪婪’。……决定性的事实是工资劳动者的需要与工资满足这些需要的可能性的对立，因而工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正在变得越来越大”。[17]然而贪婪一向就有，并不是新的现象。我们甚至可以承认，它现在比以前更普遍，普遍争取经济地位的改善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标志。但是无法解释的是，人们怎么会由此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必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结论。
实际上，相对的社会贫困日益增长的学说，不过是想给以人民群众的不满为基础的政策提供经济理由。社会贫困的日益增长仅仅是指嫉妒心在日益增长。[18]曼德维尔和休谟都是人类本性最伟大的观察者，他们曾经评论说，嫉妒的强度取决于嫉妒者与被嫉妒者的距离，距离太大，人就不会把自己同被嫉妒者比较，事实上也感觉不到嫉妒。但是距离越小，嫉妒就越大。[19]因此，可以从人民群众怨恨的增长中得出收入不平等正在减小的结论。日益增长的“贪婪”不像考茨基认为的那样，是相对贫困增长的证据，相反，它表明阶级之间的经济距离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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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约·弥迦书》II，2.
[2] 《旧约·以赛亚书》V，8.
[3] 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688-741]：中世纪法兰克王国的重臣。——译注
[4] Schröder，Lehrbuch der deutschen Rechtsgeschichte，pp.159 ff.；Dopsch，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Grundlagen der europdischen Kulturentwicklung，Part 2（Vienna，1920），pp.289，309 ff.
[5] 普林尼（Pliny，23—79年）：古罗马作家，著有《自然史》等。墨洛温王朝：欧洲中世纪早期法兰克人建立的王朝。——译注
[6] Michels，Die Verelendungstheorie（Leipzig，1928），pp.19 ff.
[7] Hansen，Die drei Bevölkerungsstufen（Munich，1889），pp.181 ff.
[8] 这完全和货币贬值的作用无关。
[9] 孔西得朗试图用从力学借来的一个比喻证明集中理论：“今天的资本毫无阻力地遵循着自己的磁力定律。资本借助于自身的规模为自己吸引资本。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最大的所有者手里。”转引自Tugan-Baranowsky，Der modeme Sozialismus sein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p. 62.这不过是文字游戏。
[10] 福格家族（Fuggers）和威尔塞尔家族（Welsers）都是显赫、富有的德国家族，分别继承了18世纪上半叶成功的纺织业主约翰·福格（Johannes Fugger）及大型银行和商业公司老板巴索罗缪·威尔塞尔（Bartholomeus Welser，1559年去世）的财富。——英文版出版者注
[11] Marx，Das Kapital，vol. I，p. 611.（译按：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08页。）
[12] Kautsky，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Stuttgart，1899），p.116.
[13] Rodbertus，“Erster sozialer Brief an v. Kirchmann”（Ausgabe von Zeller，Zur Erkenntnis unserer staatwirtschaftlichen Zustände，2nd ed.（Berlin，1885），p.273 n.
[14] Herman Müller，Karl Marx und die Gewerhschaften（Berlin，1918）pp.82 ff.
[15] 见Ballod，Der Zukunftsstaat，2nd ed.（Stuttgart，1919），p. 12.
[16] Kautsky，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p. 116.
[17] Ibid.，p. 120.
[18] 比较一下魏特林的评论，见Sombart，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Jena，1924），vol. I，p. 106.
[19] 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Philosophical Works，ed. Green and Grose（London，1874），vol. II，pp.162 ff.；Mandeville，The Fable of the Bees，ed. F. B. Kay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4），pp.135—136；沙兹（见 Schatz，L′Individucdisme économique et social [Paris，1907]，p. 73 n20）把这称为“充分理解社会仇恨之深层原因的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