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各种思考某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体系的尝试,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两大类。在这样做时,我们不考虑以劳动价值学说为基础的著述,因为它的起点就是错误的。第一类可以被称为工团主义的虚构。第二类观点试图通过假设经济数据一成不变,以此回避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前面的阐述(见本书第97—130页)已经证明,这两类观点的错误是十分清楚的。以下我对两种典型设想的批判,只是为了做出进一步的澄清。[1]

在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核算”(Sozialistische Rechnungsle-gung)[2]的文章中,卡尔·博兰尼试图解决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核算问题”,据他说,“这是得到公认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问题”。博兰尼首先无保留地承认,他认为“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3]他试图为这个问题设想一种解决方案,仅仅是针对“按照功能进行组织的社会主义的过渡经济”,这是他对一种与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大体一致的社会类型的称呼。然而不幸的是,他对自己的体系的性质和可能性的认识,其含糊不清的程度并不亚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认识。他考虑让政治共同体“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这种所有权并不意味着直接安排生产的权利”。这种权利属于由不同生产分支的工人选举出来的生产者协会。各个生产者协会要组成生产者协会总会,它“代表全部的生产”。它面对的是“公社”(Commune),即社会的另一种“功能性的主要协会”。公社不但是政治机构,也是“共同体更高目标的真正承担者”。这两种功能性协会分别“在自己的领域履行立法和执行的功能”。这些功能性的主要协会之间的协议构成了社会的最高权力。[4]

这个体系的缺陷是它逃避核心问题——社会主义还是工团主义——的暧昧态度。和基尔特社会主义一样,博兰尼把生产资料所有权明确授予社会,即“公社”。他这样做时似乎认为自己已经说得很到位,可使他的体系避免被人指责为工团主义。可是接下来的一句话他便收回了他前面的说法。所有权就是处置权。假如处置权不属于公社而是属于生产者协会,那么后者就是所有者,我们看到的便是一个工团主义的共同体。二者必居其一:在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能有妥协折中。博兰尼没有理解这一点。他说:“同一个人的各个功能代表(协会)之间绝不可能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这是每一种功能体制的基本理念。在发生冲突时,由公社和生产者协会的联合委员会,或是由最高宪法法院(协调机构)来解决冲突,但后者没有立法权,只有执行权(维持法律和秩序等等)。”[5]然而,这种功能性政体形态的基本思想就是错误的。假如政治议会是由人人享有平等投票权——博兰尼所有类似的体系都规定了这种条件——的全体公民选举产生,那么这个议会与生产者协会总会——它是一种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选举结构的产物——之间也许很容易发生冲突。这些冲突不可能由联合委员会或法院解决。只有联合委员会中的这个或那个主要协会占有压倒优势时,它才能解决纠纷。假如两者势均力敌,这个委员会不可能做出裁决。假如两个协会中的一个有压倒优势,则终裁权就归它所有。法院无法解决政治或经济实践中的问题。法院只能根据已有的、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规则做出裁决。假如它要处理效用问题,它实际上就不再是法院了,而是变成了最高政治权力,那么我们就委员会所说的一切也适用于它。

假如终裁权既不属于公社也不属于生产者协会总会,这种体系根本无法运转。假如终裁权属于公社,我们肯定会看到“集中管理的经济”,也就是说,正如博兰尼承认的,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假如是生产者协会有决定权,我们看到的便是一个工团主义共同体。

博兰尼在这个基本问题的糊涂态度,使他把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当成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说的那些协会及其下属机构维持着交换关系;它们像所有者那样有供有求,由此形成了市场和市场价格。但是,由于他认为自己弥合了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这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我们还可以指出博兰尼这个体系的细节中的很多其他错误。但是以他的基本错误来看,这些错误都没有多少意义,只是博兰尼的思路所特有的。那个基本错误却不是博兰尼所特有的,而是所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体系共有的。博兰尼的优点是他比其他作者更清楚地阐述了这个体系,因此他也更清楚地暴露了它的弱点。不过,他认识到在没有市场的、集中管理的经济中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对此应当给予适当的表扬。

讨论我们这个问题的另一位作者是爱德华·海曼。[6]他是伦理或宗教社会主义的信徒。但是他的政治观点并没有使他漠视经济核算问题。他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追随着马克斯·韦伯的论证。韦伯认为这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个“绝对核心的”问题,并且在批驳奥托·纽拉特的“实物核算”这种幼稚梦想的详细讨论中,证明了没有货币和货币核算就不可能有理性的经济行为。[7]所以海曼试图证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能进行核算。

博兰尼思考的是同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制度,海曼则提出了类似于德国的计划经济观念的方案。然而十分醒目的是,在唯一重要的一点上,他的论证跟博兰尼差不多:他们应当交代清楚按计划经济组织起来的社会划分出的各个生产团体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都语焉不详。所以海曼才能谈论在市场上出现的那种贸易,[8]却不提全面而彻底实行的计划经济是没有贸易可言的,对于似乎可以称为买和卖的现象,根据其性质应当做出十分不同的描述。海曼犯下这个错误,是由于他认为计划经济的首要特点是生产分支的垄断性合并,而不是生产活动对中央部门统一意志的依附。这个错误尤其令人诧异,因为“计划经济”这个名称以及为支持它而提出的所有论证,都特别强调经济指令要具有统一性。海曼确实看到了利用“生产无政府”之类陈词滥调进行宣传的空洞。[9]可是这本应使他切不可忘记,正是这一点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判然有别。

海曼像大多数讨论计划经济的作者一样,也没有注意到实行计划经济的逻辑结果只能是一种纯粹的社会主义,它与严格实行中央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外表的差别。在中央权力的统一指令下把每个生产分支的管理委派给似乎独立的部门,这并没有改变只有中央权力在下达指令的事实。决定各部门之间关系的不是市场上的买卖人的竞争,而是权力当局的命令。这里的问题是:对这种权力干预的作用不存在任何可以用来衡量和核算的标准,因为中央权力不可能受到市场中形成的交换关系的指引。它确实是根据各种替代关系进行核算,这种关系是由它自己决定的。然而这种决定是任意的,它不像市场价格那样是根据个人的主观评价以及通过全体生产和贸易当事人的合作形成的对生产者的商品的估算。因此,理性的经济核算不可能把这种决定作为依据。

海曼利用成本理论为这个问题构思出一种表面的解决办法。经济核算是建立在成本的计算上,价格是根据交给会计部门的包括工资在内的平均生产成本核算出来的。[10]放在五六十年以前,这也许是一种能让我们满意的办法。但是在今天看来就不够了。

假如我们所说的成本是指改变生产要素的用途能够避免的效用损失,那就不难看出海曼是在循环论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有来自中央权力的一道命令能够使产业利用各地的生产要素,而问题恰恰在于中央权力是否能够进行这样的核算,使它能够根据这种命令做出决定。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里试图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利用物品和服务的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在计划经济中已被最高权力的计划行为所取代,一切可以想象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无不如此。然而,只有通过企业家的竞争,通过他们相互争夺生产原料和劳动力,才能形成生产要素的价格。如果生产是“按照计划”进行,也就是说,是由主宰一切的中央权力来实施,盈利性核算的基础也就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有实物核算了。海曼说:“只要消费品市场上存在着真正的竞争,由它所决定的价格就会向生产的各阶段扩散,这决定了定价是理性的;而且这种定价是独立发生的,与生产资料市场的参与者的体制无关。”[11]然而,只有在存在真正的竞争时才会是这种情况。海曼把社会想象成一些“垄断者”组成的协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部门组成的联合体,它们被委派从事某个范围明确的生产领域的专门工作。就算这些部门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但这并不是竞争,因为中央权力已经事先为它们划定了活动领域,它们不能脱离这个领域。只有当人人都在生产赢利前景似乎最好的东西时,才存在竞争。我已经证明,惟有生产资料私有制能为这种生产提供保障。

海曼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考虑把原料变成消费品的当前过程;因此它使人觉得各个部门能够独立开展工作。比生产过程的这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资本的更新和新增资本的投资。这才是经济核算的核心问题,而不是如何运用现有流动资本的问题。这种关系到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决定,是无法建立在消费品的货币需求上的。人们必须展望未来,即必须“投机”。海曼的方案是根据当前的消费品需求机械地或自动地扩大或限制生产,在这个领域是完全无效的。通过返回成本来解决价值问题,只能满足一种理论上可以设想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是可以想象的,在经验中却是不存在的。只有在这种想象的均衡状态下,而不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经济中,价格和成本才能是同步的。

因此,以我的判断,海曼为解决这个我已证明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做的努力,是以失败告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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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vol. LI,pp.490—495.

[2] Ibid.,vol. XLIX,pp.377—420.

[3] Ibid.,pp.378 and 419.

[4]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qft,vol. XLIX,p. 404.

[5] Ibid.,p. 404 n20.

[6] Heimann,Mehrwert und Gemeinwirtschaft,kritische und positive Beiträge zur Theorie des Sozialismus(Berlin,1922).

[7] 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op. cit.,pp.45—49.

[8] Heimann,op. cit.,pp.184 ff.

[9] Ibid.,p. 174.

[10] Heimann,op. cit.,p. 185.

[11] Idid.,pp.188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