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上的社会主义
再也没有比对一场当代运动获得清晰的历史认识更困难的事情了。这种现象近在眼前，使人难以窥其全豹。历史的判断首先需要距离。
凡是有欧洲人或欧洲移民后代居住的地方，如今我们都能看到正在当班的社会主义；在亚洲，它是把欧洲文明的反抗者团结在一起的旗帜。只要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没有发生动摇，欧洲用数千年时间建起的整个文明的合作制度，将在短期内分崩离析。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工厂、矿山和铁路将逐渐荒芜，城镇将被遗弃。工业地区的人口将会消亡或是漂泊他乡。农民将退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家庭经济。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从长远看除了满足个人需要的即采即食的生产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生产活动。
我们无须详细描述这种转变的文化和政治后果。东方草原的游牧部落将再次闯入欧洲大肆掠夺，迅如疾风的铁骑将横行无阻。在这片人烟稀少，资本主义高技术遗留下的武器陈旧不堪而失去防御的土地上，谁还能抵挡他们？
这是一种可能。然而也有另一些可能。也许，有些国家继续维持着社会主义，另一些国家则恢复了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会走向社会的衰落，资本主义国家则会步入更高级的劳动分工阶段，在基本的社会法则的推动下，终于使人类的绝大多数加入了个人的劳动分工，也使全球形成了地理上的劳动分工，它们将迫使落后的民族接受文明，若是抵抗就摧毁它们。那些避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或在这条路上中途停顿的民族的历史命运一向如此。
我们也许严重夸大了目前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它的意义大概不比中世纪对犹太人的迫害、方济各教派运动或宗教改革时期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大多少。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也许不比克尼佩尔多林和博克尔松[1]的再浸礼宗（anabaptist））在明斯特的统治更重要；它与后者之间的差别，也许不比现代资本主义和16世纪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更大。正如文明战胜了那些攻击一样，它也有可能在我们时代的大动荡中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纯洁。
二 文明的危机
社会是意志和行动的产物。惟有人类能够产生意志和行动。一切集体主义哲学的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都不可能帮助我们抹煞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只能象征性地谈论社群的思想、意志和行动；社群的自觉思维、意志和行动这些概念只能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法。社会和个人是互为前提的；集体主义者认为在逻辑上和历史上均先于个人而存在的集体，也许是畜群或游牧部落，但它们绝对不是社会——通过有思维的动物的合作而形成和存在的协作团体。人类使自己的行动变成互为条件的合作，由此创造了社会。
社会合作的基础和起点在于缔造和平，而和平是由相互承认“财产现状”构成的。从受到暴力维护的“事实上的拥有”（defacto having），产生了所有权这个法律概念，同时也产生了法律秩序以及维持这种秩序的强制部门。这一切都是自觉的意愿和自觉的目标的结果。但是这种意愿仅仅看到并希望获取最直接的后果；至于更遥远的结果，它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缔造和平和行为准则的人，只关心眼前、今天或今年的需要；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时也在建设人类社会这个伟大的构造。因此，人们在创造个别的制度——它们共同维持着社会有机体——时，心里只想着一时的效用。每一种这样的制度对其缔造者似乎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但他们一直不了解这些制度的社会功能。
人类的头脑是逐渐认识到社会的相互依赖性的。最初，社会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如此神秘莫测、难以理解的形态，他为了把握它的起源和性质，只好假设有个冥冥之中的神祇在引导着人类的命运，直到他在自然科学中否定了这种观点之后很久依然如此。康德所说的引领人类走向一个特定目标的“自然”，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都是这种方法最新的伟大表述。不借助于形而上学，根据人类的行为对社会进行的解释，仍然有待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提出。惟有这种社会哲学成功地解释了私有财产的社会功能。它不满足于把不可分析的正义概念作为既定范畴加以接受，或是用莫名其妙的对正义行为的嗜好去解释正义。它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对行动结果的思考和对这些结果的评价上。
按照老立场的判断，财产是神圣的。自由主义摧毁了这道光环，就像它摧毁了其他所有光环一样。它“拆除”了财产的基础，使它变成了一个功利主义的世俗问题。财产不再是绝对的价值，只有工具的价值，这就是说，只有功利的价值。在哲学上这种观点的转变并不特别困难，只是用较为恰当的信条取代了不太恰当的信条而已。但是，在群众的生活和意识中发动一场根本性的思想革命，却不会这般顺畅平安。千百年来一直受人敬畏惧怕的偶像被摧毁，心惊胆战的奴隶获得了自由，这可不是等闲小事。过去的法律之为法律，乃在于它是由上帝和良知所规定，而现在人们自己可以随意制定法律了。确定的事情变得不确定了；对错善恶这些概念都开始变得捉摸不定。古老的法典被废弃了，现在只能由人类为自己制定新的律条。用议会辩论或和平的投票是做不成这件事的。只有当心灵被深深打动，欲望被解除了束缚时，修订道德法典才行得通。要想承认私有财产的社会效用，必须首先使人相信其他一切制度都是有害的。
这便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激战的本质，如果我们认识到道德生活的其他一些领域也在发生同样的过程，这一点就变得更为明显。财产问题并非今天正在讨论的唯一问题。令整个世界颤抖的杀戮问题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它同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也是如此。在性道德方面，古老的道德信条也在发生变化。一直被视为禁忌的东西，出于道德和几乎神圣的原因而得到服从的法则，如今则根据它们在促进公共福祉方面的重要性加以规定或废除。这种对行为规范的基础的重新评估，难免引起对至今一直有效的各种准则的全面修改。人们问道：它们真的有用吗？真不能废除它们吗？
在个人的内心生活中，至今无法取得的道德平衡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冲击，这便是医学上人所熟知的精神病。[2]这是我们这个道德转型的时代，这个“各民族精神青春期”的典型疾病。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怀着恐惧见证的各种冲突和谬论带来了相互倾轧。一个人是否能从青春期的麻烦和恐惧转变为平和和健全，无论他是否带有长期阻碍他发展个人能力的创伤，这对于个人的生活至关重要；同理，人类社会以何种方式奋力克服棘手的组织问题，也事关重大。一边是进一步加强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从而达到更高的幸福水平，另一边是合作的衰败和由此导致的财富减少：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第三种选择是不存在的。
伟大的社会辩论只能借助于个人的思想、意志和行动进行。社会的生命和行动只存在于个人之中；它仅仅是他们的某种态度。每个人都肩负着社会的一部分；别人不会为他承担他那一份责任。假如社会走向毁灭，那么谁也不能给自己找到一条生路。因此，基于自身的利益，人人都要热情地投身于这场思想之战。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因为每个人的利益都维系于它的结果。无论是否做出选择，每个人都无法逃避这场伟大的历史性斗争，无法逃避这场我们的时代使我们卷入其中的决战。
不是上帝或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创造了社会。它是由人类创造的。从所有事件的因果关系允许我们谈论自由意志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是继续发展还是走向衰亡，掌握在人类的手中。社会是好是坏，也许是一个个人判断的问题；但是，无论何人，只要他喜欢生不喜欢死，喜欢幸福讨厌痛苦，希望富足不想受穷，他就必须接受社会。无论何人，如果他希望社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他就必须无保留地接受生产资料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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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克尔松（Johann Bockelson，1508—1535）另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约翰·莱登（John of Leiden）。他和克尼佩尔多林（Bernt Knipper-dolling，1490—1536）都是荷兰人，也是再浸礼宗信徒让·麦特吉斯（Jan Matthyszals）的追随者。1533年再浸礼宗教徒成为明斯特城的统治者。博克尔松任市长。他是个极富魅力的空想家，经常表现出一些野蛮的极端行为，有一次发疯时，甚至把自己四个妻子之一砍了头。再浸礼宗统治的明斯特在1534年受到围攻，麦特吉斯被杀。博克尔松继承了他的“先知”称号。克尼佩尔多林最初是博克尔松的对手，后来却与他同流合污。明斯特城于1535年从再浸礼宗手里夺回，博克尔松和克尼佩尔多林都被残酷地处死——英文版出版者注。
[2] Freud，Totem und Tabu（Vienna，1913），pp.62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