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利益”是破坏主义的克星
按马克思的观点，个人的政治信仰取决于他所属的阶级；他所属的阶级的政治信仰则取决于它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注定拥护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也只有通过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摆脱资本家的剥削。可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政治竞技场上的立场是事先就被决定了的。这大概是对政治理论影响最深远的马克思的教条。接受者不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线阵营。自由主义逐渐被视为表达资产阶级和大商业的阶级利益的信条。只要是表达自由主义意见的人，就被视为基本上是与普遍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的自觉代表。拒绝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经济学家，被说成是“资本利润——往往还有地租——的思想保镖”。[1]这是一种颇为方便的理论，它可以使马克思主义者省去论证的麻烦。
甚至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也接受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它得到了多么普遍的承认。当人们说打败社会主义主要是甚至仅仅是有产阶级的任务时，当他们为对抗社会主义而试图组成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时，他们也就承认了维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是某个阶级的特殊利益，而且它与公共福利是对立的。这些令人奇怪的眼光短浅的反社会主义者没有认识到，某个阶级——与群众相比它是少数——捍卫自己特殊利益的任何努力必然归于无效；他们没有认识到，把私有财产视为其所有者的特权，它注定难逃厄运。他们更没有能力理解，他们的假设与实际政党的形成经验极不相符。
自由主义不是一种为有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学说。凡是这样理解它的人，等于承认了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他也不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支持私有财产，并不是为了财产所有者的利益，而是为了普遍利益；它相信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不但对资本家有利，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利。它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许不存在或根本就不存在收入不平等。然而它也认为，由于社会主义的生产成果不丰，可供分享的总量要少得多，所以每个人的所得要少于今天最贫穷者的所得。接受还是拒绝这种观点属于另一个问题，但它才是导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发生冲突的关键。凡是随便拒绝这一点的人，也就拒绝了自由主义。不过，对这个问题和双方的论证不认真加以思考就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事实上，企业家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的特殊利益也仅仅在于捍卫私有产权原则或对抗社会主义原则。至于实行社会主义必然对企业家和资本家或至少是他们的子女造成损害，那些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人人贫困的人也不会予以否认。因此，从这个角度则可以说，有产阶级具有反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但是，他们的利益并不比其他任何社会成员更大，而且与他们的特殊地位没有多少关系。假如可以设想，社会主义能在一夜之间彻底实现，那么也许能够说，企业家和资本家有着维护资本主义体制的特殊理由。他们将失去比别人更多的东西。即使这种社会重组带来的贫困对所有的人是一样的，地位下降太多的人也会更加痛苦。但是，难以想象能够如此迅速地实现社会主义；就算能够做到，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企业家由于具备专业知识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仍会在社会主义组织中占据特殊的位置，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够做到这一点。
企业家无法使自己的孙辈和重孙辈衣食无虞，因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特点就在于，它无法创造永久的收入来源。必须通过努力使财富不断得到更新。封建领主维护封建制度时，他不仅是在捍卫自己的财产，也是在捍卫自己子嗣的财产。但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企业家很清楚，他的子孙只有保住自己在生产性企业中的领导位置，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去。如果他关心自己后代的命运，想用一种违反社会利益的方式为他们保住财产，他肯定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敌人，要求对竞争施加一切限制。假如转型没有发生得那么突然，他甚至会认为社会主义是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手段，因为他可以期待从财产充公中得到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财产被充公的人会享有可靠的收入，而不必像企业主那样面对变幻莫测的命运。如果一个企业家看重自己的财产或自己子孙的财产，这也许会使他拥护而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他肯定会欢迎一切旨在压制新形成的财富的努力，尤其是欢迎旨在对具有经济自由性质的事物进行限制的措施，因为这些做法使收入——只要竞争不受限制，他就得每天为之辛勤劳作——有了保障，因为它们排除了新的竞争者。[2]
企业家有着在同组织成工会的工人的工资谈判中采取统一行动的利益。[3]他们有着联合起来设置关税、实行一些违背自由主义的本质和原则的限制的利益，或是抵制有可能伤害他们的政府干预的利益。然而他们绝对没有反抗社会主义和社会化的特殊利益。他们没有反抗破坏主义的特殊利益。企业家的目的仅仅是根据经济变化随时做出调整。他的目标不是打败社会主义，而是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化政策导致的局面。别指望企业家或任何社会团体会出于自身利益，必然把普遍的福利原则当作自己行动的座右铭。生活的必然因素迫使他们在任何处境中都要尽量获取最好的结果。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战斗中充当领袖，不属于企业家的业务；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对自己和自己的企业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化政策造成的形势，使他们能够在既定条件下获得最大利润。
因此，无论是企业家协会还是企业家支持的组织，都不想投身于同社会主义的原则之战。随时捕捉机会的企业家，对于一场不知何时到头的世俗斗争的问题不感兴趣。他的利益在于根据自己的眼前处境做出自我调整。企业家的组织只把对抗工会的一些个别的侵犯行为作为目的；它可能反对一些立法动议，例如某些特定的税收形式。如果要求企业家的组织与有组织的工人进行合作，以便让破坏性势力在国民经济中获得发言权，它会执行议会或政府指派给他的任务。为维护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而投身于原则之战，不是企业家组织纲领的内容。它对自由主义的态度是漠不关心，在关税政策上甚至与自由主义对立。
按照社会主义教义的描述，有组织的利益不是指企业家协会，而是指农民联合会，后者赞成为农产品设置关税；或是指一些小生产者的协会，它们——尤其是在奥地利——热衷于排斥竞争。这些显然都不是自由主义的做法。
由此可见，任何个人或阶级都没有使其支持资本主义本身的利益。自由主义的政策是造福天下的政策，是让特殊利益服从公共福祉的政策——这个过程并不要求个人放弃多少自己的利益，而是要求他理解所有个人利益的和谐共存。因此，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到的保护，归根到底不可能好于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受到的保护。虽然任何人的利益说到底不可能受到社会主义的更好关照，但是与维护自由主义相比，社会化政策可以更好地维护很多人一时的特殊利益。自由主义反对任何人浮于事的现象，力求把政府官员的数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干预主义政策以社会的其他成员为代价，向成千上万的人提供安然悠闲的职业。所有的国有化或成立市属或公有企业的行为，都是把私人利益与反对私有财产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如今，社会主义在上百万人中间找到了最坚定的支持者，因为回到更自由的经济会立刻在短期内损害他们的特殊利益。
二 暴力与权力
从私有财产中看到它的所有者享有特权，是一种财产史上以往时代的残留心态。一切财产权都是从占有无主物品开始的。财产的历史经历过一个暴力剥夺所有人的时期，此乃通则。可以有把握地说，任何一片土地资产的所有权，都可以追溯至暴力侵夺的行为。这当然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因为这里的财产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获得的。但是，自由主义原则在任何地方——至少在欧洲——都没有得到完全的践行，尤其是在土地财产方面，很多古老的暴力遗风依然到处存在，封建所有者的传统仍然挥之不去：“Ich lieg und besitze”（我占了就归我）。对财产权的批判遇到暴力的虐待。这就是德国容克地主反对社会民主党时采取的政策——人所共知，他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功。[4]
这种秩序的信徒在为生产资料私有制辩护时，除了说它是由暴力维系，什么也不会说。强者的战斗是他们能够从事的唯一战斗。他们吹嘘自己的物质力量，依靠他们的武器装备，以为他们有资格蔑视其他任何观点。只有当他们赖以立足的基础发生动摇时，他们才站在既有权利的立场上提出另一种论证。对他们的财产的侵犯变成了必须予以避免的非法行为。我们不必多费口舌去揭露这种在反对创设新权利的斗争中的观点的软弱。假如舆论在谴责财产，那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舆论。财产的受益者恐惧地意识到这一点，危难之中便转向教会，提出一种离奇的请求：教会应让misera plebs（劳苦大众）保持平和谦卑，让他们克服贪婪，使穷光蛋的眼光从现世的享乐移向来世。[5]要保持基督教的活力，这样人们才不会变得贪婪。对教会提出这种要求简直荒唐透顶。这是在要求它为一部分特权人物的利益服务，而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利益对社会是有害的。教会的真正事工显然反对这种傲慢的要求，教会的敌人却发现，在他们摆脱宗教的战争中这是一件利器。令人诧异的是，教会中那些社会主义的敌人，极力想把社会主义说成是自由主义、自由学派和无神论的产儿，对教会在维护现有财产关系中所做的工作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所以耶稣会士卡瑟莱恩说：“假如认为现世生活就是一切，那么对于那些只能苦苦挣扎一生的穷人和受压迫者，谁还能要求他们当以耐心和忍让去承受他们痛苦的命运，只能眼看着别人过锦衣玉食的生活？工人心中不是也有对完美幸福不可摧毁的向往吗？如果剥夺了他对更美好的来世的一切希望，谁还有权阻止他尽量追求自己的世俗幸福，固执地要求得到他那一份现世的财富？难道他不是和自己的雇主一样的人吗？他们认为世上的好东西属于这人而不是那人没有道理，那么为何有人要在贫穷困顿中求生存，有人却依靠沃土良田而衣食无虞？如果无神论一自然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是正确的：世俗的福祉应当尽可能在全体人民中间平等分配；有人身居豪宅，过着悠闲惬意的生活，有人却住在地下室和阁楼，百般努力也难以果腹，这种状况是错误的。”[6]假如事情真如卡瑟莱恩所想——私有产权是所有者的特权；有人穷，是因为有人富；有人食不果腹，是因为有人花天酒地；有人住陋室，是因为有人住豪宅，那么他果真相信教会能够维持这种状况吗？不管人们能从教会的社会教诲中读出什么，都不可能设想它的创立者或支持者会赞成利用教会去维护一种对人类的大多数显然不利的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假如基督教果真像它的许多最恶毒的敌人，如俾斯麦和卡特莱恩之流对它的曲解那样，是对广大民众有害的社会制度的保镖，它早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批评社会主义观念既不能靠武力，也不能靠权力，因为这两样东西都站在社会主义而不是它的对手一边。如果大炮机关枪在今天派上了用场，它们也是出现在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队列里。我们当代人中有大量的人受到社会主义或工团主义精神的感染。当前被授予权力的无论是何种体系，它肯定不是资本主义，因为群众已经不相信它了。
三 观念之战
认为已经做过的社会主义试验乏善可陈有助于克服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单凭事实既不能证实也不能驳倒任何东西。一切都取决于观念和理论对事实的阐述和解释。
坚信社会主义的人，会继续把人间的一切罪恶归咎于私有财产，期待着社会主义的救赎。社会主义者把俄国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失败归罪于环境，对这种制度的不当只字不提。在社会主义者的眼里，资本主义要对近年来这个世界所承受的一切罪恶负责。社会主义者只盯着他们喜欢看的东西，对于可能与他们的学说相悖的事情一概视若无睹。
只有观念能够战胜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战胜社会主义。只有打一场观念之战，才能分出胜负。
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向冷静的、善于平衡的头脑表达自己。它们采用严格的逻辑，清除任何诉诸情绪的做法。相反，社会主义对着情绪下功夫，它试图激起个人利益的意识，违反逻辑思维；它要唤醒原始的本能，以便窒息理性的声音。
这使社会主义甚至在那些智力很高但独立反思能力不强的人中间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至于其他人，那些没有思考能力的大众，其社会主义的立场据信是不可撼动的。[7]可以说，能让群众激情澎湃的演说家，获胜的机会要大于诉诸群众理性的人。就此而言，自由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交锋中前景堪忧。
这种悲观主义观点在评估理性而冷静的思考能对群众发生什么影响时，做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也严重夸大了群众在创造和形成一个时代的主流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从而夸大了群众心理因素在这件事上的重要性。
的确，群众是不思考的。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追随那些思考者。人类的思想向导是极少数为自己而思考的人。他们最初是影响一批能够掌握和领会别人思想的人；通过这些中间人，他们的思想进入群众，在那儿凝结为当时的舆论。社会主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观念，并不是因为群众首先想出了生产资料社会化，然后把它传播给了智力水平更高的阶层。甚至被浪漫主义和历史法学学派想象出来的“人民的精神”（the psyche of the people）所迷惑的唯物史观，也没敢下这种断言。这种“人民的精神”本身除了集体犯罪、肆意蹂躏和破坏以外，从未带来任何东西。可以说，社会主义观念也是只有破坏作用，然而它是一种观念，必须有人把它想出来，这只能是个别思想家的工作。就像其他一切伟大的思想一样，它只能通过知识的中间阶层才能渗透到群众之中。最早的社会主义者既不是人民，也不是群众，甚至今天他们仍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农业社会主义者或工团主义者。最早的社会主义者是知识分子；是他们，而不是群众，才是社会主义的中坚。[8]社会主义的势力就像其他任何势力一样，说到底是一种精神力量；它从思想领袖加以阐述并提供给人民的观念中找到了支持。假如知识分子抛弃了社会主义，它的力量也会随之终结。从长远看，群众无法抵挡领袖的观念。不错，个别煽动家可能出于某种野心，昧着自己的良知，把一些迎合群众更加卑劣的本能，从而也更容易被接受的观念灌输给他们。但是，心怀鬼胎的先知，终究敌不过具有真诚信念力量的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腐蚀观念。无论金钱还是其他任何奖励，都雇不来反抗观念的战士。
人类社会是一种精神现象。必须首先想到社会合作，然后有了合作的愿望，才能在行动中加以落实。创造历史的是观念，而不是“物质生产力”，不是唯物史观那些让人如入五里雾中的神秘主义图式。只要我们能够战胜社会主义观念，只要能让人类认识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必然性，社会主义肯定会退出舞台。此乃唯一需要切记的事情。
社会主义观念能够战胜自由主义观念，无疑仅仅是因为一种社会观逐渐被一种反社会观所取代，前者尊重每一种社会制度的功能和全部社会基础构造的整体作用，后者则认为社会机制的每个部分是可以拆卸的零件。社会主义盯着个人——饥肠辘辘的人、丢了饭碗的人和富人，以此为据吹毛求疵；自由主义从不忘记整体和每种现象的相互依存。它十分清楚，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能力把现世变成天堂；除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可能实现，所以它促进全体人民福祉的能力还不如资本主义之外，自由主义从未试图肯定任何事情。
最近几十年来加入自由主义行列的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最差的。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反对资本主义的“弊端”，于是问心无愧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反社会态度的特征。社会秩序中并不存在能够随意切除的赘疣。倘若一种现象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体系的必然产物，那是不能以道德或审美空想去谴责它的。例如，无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其他什么社会里，投机是任何经济行为中固有的现象，因此不能仅仅因为道学家们搞错了它的社会功能而对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的形式给予谴责。这些自由主义的信徒在批判社会主义时也颇为不幸。他们不断地宣称，社会主义是一种美好而高尚的理想，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人们应当为之奋斗；可是，唉，它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的前提是存在着一种比我们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在道德上更完美的人类。真是难以理解，人们居然会断定社会主义无论如何都优于资本主义，除非他们能够坚信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具有更出色的功能。按照这样的辩护，同样可以说，根据永动机原理制造的机器要优于根据机械学的既定原理运转的机器——可是你得造出这种功能可靠的机器来才成啊。假如社会主义理论中包含着错误，使这种制度不可能完成预定任务，那就不能拿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制度做比较，因为后者已经证明自身是可以运转的。更不能给它戴上更高尚、更美好或更公正的桂冠。
社会主义无法实现，但这不是因为它在召唤高尚的利他主义动物。本书打算证明的事情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缺少一种品质，只要经济系统不是以即采即食的方式，而是以间接迂回的方式进行生产，那么这种品质，即进行核算从而做到理性管理的能力，就是不可缺少的。一旦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的社会主义观念就会从理性的人类头脑中消失。
社会主义必然到来，因为社会的进化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这种看法是多么不正确，本书已在前面的内容中做了说明。这个世界在堕入社会主义，是因为大多数人向往它。他们向往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主义为更高的福利水平提供了保障。这种信念的消失将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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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考茨基的话，转引自 Georg Adler，Grundlagen der Karl Marxschen Kritik der bestehenden Volkswirtschajt（Tübingen，1887），p. 511.
[2] “很多工人，但不是最好的工人，愿意按工作日而不是按完成的工作发工资。很多企业家，但不是最出色的企业家，愿意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从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他们在竞争制度中所能得到的酬劳。在这种竞争制度下，企业家是按完成的工作得到报酬的‘官员在社会主义组织中，他们将成为按工作日领工资的‘官员’。”Pareto，Cours d′Economic Politique，vol. II，p. 97n.
[3] Hutt，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pp.25 ff.
[4] 容克地主关心的不是维护作为一种生产手段的私有财产，而是维护作为一种特殊收入来源的私有财产。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很容易把他们争取到自己一边。它能保护他们的特权收入。
[5] 例如俾斯麦就持这种观点。见1847年6月15日他在帝国议会上的演说，Fürst Bismarcks Reden，edited by Stein，vol. I，p. 24.
[6] Cathrein，Der Sozialismus，12th and 13th eds.（Freiburg，1920），pp.347 ff.
[7] Maclver，Community，London，1924，pp.79 ff.
[8] 这话当然也适用于德意志民族。德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信奉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天主教信奉的是教会社会主义；其他派别信奉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