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破坏的手段
社会主义为达到它的目的采用了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直接致力于让社会皈依社会主义；第二种手段是通过破坏建立在私有财产上的社会秩序，间接地完成这种转化。主张社会改良的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中的渐进派喜欢前一种手段；后一种手段则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武器，它首先关心的是摧毁旧的文明，为建设新文明清理场地。第一种手段是把企业收归城市和国家所有，第二种手段是捣乱和革命。
这种区分的实际意义因为一个事实而大打折扣，两帮人造成的后果并无太大差别。如我们前面所说，甚至以创建新社会为目标的前一种直接手段，也只能破坏不能创造。可以说，已经主宰世界数十年的社会主义政策，自始至终都在从事破坏。在共产主义者的政策中，毁灭的意志是如此清晰，没有人会对它视而不见。布尔什维克行动中的破坏主义虽然比另一些政党更易于辨认，但从本质上说，破坏主义在所有社会主义运动中是同样强大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这种所谓的“经济政策”，除了毁灭经济生活之外没有任何作用。各种禁令和管制有着设置障碍的普遍倾向，由此培养了浪费的风气。这种政策在战时就找到了很多理由，实际上是给企业家的经济行为统统扣上了违法的帽子。生产虽然已经变得不那么合理，但是仍在进行，这仅仅是因为破坏主义法律和措施尚未得到全面有效的执行。它们一旦变得更加有效，饥馁和大衰败将成为今天所有文明国家的厄运。
我们的整个生活就被这样交付给了破坏主义，人们很难再指出一个未受它侵蚀的领域了。“社会”艺术在宣扬它，学校在教导它，教堂也在传播它。最近二三十年来，文明国家的立法部门制定的每一部重要法律，几乎都向破坏主义至少做出了稍许的让步；法律完全受着它的支配。要想全面解释破坏主义，就得写一本历史书，介绍这个给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做好准备并使其发生的年代。此时此刻是无法承担起这项任务的。我们只能满足于发表少许评论，它也许有助于人们理解破坏主义的发展。
二 劳动立法
在破坏主义政策所采用的手段中，对劳动的法律保护从其直接后果看最为无害，但是作为破坏主义思想的后果，这方面的社会政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主张保护劳动的人喜欢把这个问题与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的情形做类比，后者导致了一些对庄园制度下的劳动者加以保护的措施。当时的国家试图逐步使农奴获得自由，它的干预使农民的劳役不断减少，今天的劳动立法据说也与此相似，仅仅是为了提高受工资奴役的现代无产阶级的地位，使他们过上人的生活。然而这种比较是很成问题的。对农奴劳役施加的限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农村的劳动量。强迫劳动以及贫困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下降使农民有了自由，他既可以改良自己那一小块土地，也可以从事雇佣劳动。不自由的农民有利的大多数措施，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农业劳动的强度，另一方面是为了工业生产而解放劳动力。当农民政策最终消灭了农业劳动者的强迫劳动时，它并没有消灭劳动，而是增加了劳动的机会。现代社会政策对工作时间进行“管理”，把工时限制在每天十、九、八个小时，或把各种官员的工时规定为六小时甚至更短，其作用却大不相同，因为它减少了工作量，从而也减少了产量。
这些限制劳动的措施的作用太明显了，人们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这便是扩大对劳动的法律保护、要求彻底改善劳动条件的努力总是遇到强烈反抗的原因。国家主义的作家都在说，劳动时间普遍缩短，女工和童工逐渐消失，夜班受到限制，这些都要归功于立法干预和工会的活动。[1]这种态度表明，他们仍受到一些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没有好感的小圈子的影响，这些人对产业化的工资劳动者的特点持有一种观点，认为工厂化的产业特别讨厌受过充分训练的劳动力。据说，它更喜欢的不是受过全面培训的专业工人，而是没有技能的劳动力、力气小的妇女和羸弱的儿童。因为一方面它只想生产品质低劣的大众商品，制造这些东西不必使用有技能的雇工；另一方面，机器生产中的简单动作使工业可以雇用未成年和没有力气的人。据说，工厂只有压低工人工资才能赚钱，它们当然要雇用没有技能的工人、妇女和儿童，并且要尽量延长工时。据说，看看大工业的演化过程，便可以证实这种观点。可是，大工业最初只能满足于这种劳动力，因为当时它只能雇用技工行会以外的人；它只能接受没有训练的妇女儿童，因为只有这些人可以雇用；它不得不把生产过程设计得能够适应素质低下的劳动力。工厂支付的工资要低于技工所得，是因为产量较低。由于同样的原因，工时也比技工更长。只有当这些局面逐渐发生了变化，大工业才能改进它的劳动条件。工厂最初别无选择，只能雇用妇女儿童，因为它雇不到训练有素的工人。但是当它通过竞争战胜了那种过时的劳动制度，把那里的就业工人都吸引了过来，它就改变了劳动流程，有技能的男性工人也就成了主要劳动力，妇女和儿童只好逐渐退出工业生产。工资也有了提高，因为效率高的工人的产量要高于女工和童工。工人家庭的妻儿不再需要挣钱糊口了。工时也减少了，因为同那些素质差的劳动力的懒惰笨拙相比，高效率的工人的高强度劳动，使机器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2]
工时的缩短以及对雇用女工童工的限制，就大战爆发时德国采取的这类改进措施而言，并不是赞成对劳动者进行立法保护使其不受自私企业家侵害的人取得的胜利。它们是大工业演化的结果，它不必再从经济生活的边缘寻找工人；为了适应高素质的劳动力它必须改善劳动条件。大体上说，立法仅仅是抢先一步完成了正趋于成熟的变革，或仅仅是批准了既成事实。它确实总想超出工业发展所允许的限度，走在它的前头，但它无法把这种斗争维持下去。它受到的阻碍主要不是来自企业的抗拒，而是工人本身的抵制，这种抵制不会因为缺少声张或宣扬而失效。因为工人本身必须直接或间接地为每一种保护性管制措施买单。限制女工和童工，就像限制雇用成年劳动力一样，加重了工人支出的负担。这种措施造成的劳动力供应的减少，确实提高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单位产量的工资比重。这种提高是否足以抵消商品价格的上涨给工人带来的负担，是令人怀疑的。在就此得出任何结论之前，必须评估每一个具体事例的数据。大概可以说，生产的下降不可能导致工人实际收入的绝对增长。我们无须讨论这件事的细节。人们只能说，如果劳动法在不止一个国家生效，它将导致劳动力供应的大幅减少。只要不发生这种情况，只要每个国家各行其是，在颁布劳动保护法上落在后面和新兴工业国家抓住一切机会排挤老工业国的工业，那么工人在市场上的地位就不可能通过劳动保护得到改善。有人打算通过国际条约使劳动保护得到普及，以此纠正这种状况。但是，就算国际劳动保护比国内的运动更切合实际，大概也只能说，这一过程尚未超出工业的正常演进所达到的阶段。
这种破坏主义态度显然更多的是来自于理论，而不是来自落实劳动保护的行动，因为各种管制对工业发展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把理论变成实践的企图。工资劳动者受剥削的理论广为传播并迅速被人接受，首先要归因于破坏主义，因为它一向不惮于用一种只能称为煽情的手法去描绘工业生产的劳动条件。一边是铁石心肠的企业家和贪婪的资本家，另一边是高尚的穷人和受剥削的工人，这种流行的形象已经变成了法律体系的前提。立法者已经学会了把企业家计划的每一次挫败视为公众福利对那些寄生虫的私利取得的胜利。工人已经学会了相信自己是在为资本的利润而辛苦劳作，所以不必对它言谢；尽量偷懒耍滑是他为自己的阶级和历史承担的义务。
劳动保护法的鼓吹者提出的工资理论漏洞百出。他们以不屑的态度看待西尼尔反对限制工时立法的论证，可是他们拿不出任何相关的东西去驳倒他根据静态条件的假设得出的结论。“讲坛社会主义”（Kathedersozialist）学派缺少理解经济问题的能力，这在布伦塔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工资与劳动效率相一致的观点大大超出了他的理解力，虽然存在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即干好工作可以比干不好工作得到更多的报酬，他却构想出一种高工资增加劳动产量、低工资降低产量的“法则”。[3]当他接下来说，工时的缩短是提高劳动效率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时，他这种谬论再一次暴露无遗。
德国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清楚争取劳动立法的斗争对传播破坏主义是多么重要。《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说，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次伟大的实践上的成功，而且是一项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4]20多年以前，恩格斯甚至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做出了一种更拙劣的有着破坏主义本性的表示。他情不自禁地同意企业家的反驳对了一半。他认为这个法案将压低工资，使英国工业失去竞争力。但是这并没有让他却步。“当然”，他补充道，“如果问题是以十小时法案为极限，那英国就会毁灭，但是这个法案必然还会带来其他的措施，这些措施一定会使英国走上和它目前所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所以这个法案是前进了一步。”[5]假如英国的工业在与外国的较量中败下阵来，革命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6]他在后来一篇文章中又谈到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它已经不再是阻止工业发展的一种孤立的努力。它是一系列措施中的一环，这些措施将改变目前的整个社会形态，逐渐消灭以往的阶级冲突。这不是反动的措施，而是革命的措施。”[7]
争取劳动立法的斗争的根本重要性，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自由主义对手，都高估了这种具体措施直接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破坏主义还在另一些战线上向前挺进。
三 强制性社会保险
德国国家主义方案的精髓是社会保险。德意志帝国以外的人们也逐渐把社会保险视为政治家的眼光和政治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如果有人称赞这种制度的神奇成果，另一些人也只能责怪它没有走得更远，还没有涵盖所有的阶级，还没有为受益人提供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应当享有的全部好处。据说，社会保险的最终目的是为每个生病的公民提供充分的照顾和最好的医疗服务，在他们因事故、疾病或衰老而失去工作能力，或找不到他们认为符合必要条件的工作时，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生活保障。
大凡秩序良好的社会，都不会冷酷无情地让穷人和丧失能力的人饿死。总是存在着某种类型的部门，为不能自食其力的穷人提供帮助。随着整体生活水平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携手并进，对穷人的救济也得到了改进。同时这种救济的法律基础也发生了改变。过去穷人不能提出权利主张的慈善活动，如今变成了社会的责任。做出了一些为救助穷人提供保障的安排。但是，人们最初并不想赋予每个人要求救济和生活保障的法律权利。同样，他们也不曾想过把那些靠社会养活的人说得全无污点。这不是冷酷无情。英国的《济贫法》引起的辩论具体表明，人们十分清楚每一次扩大济贫范围都包含着严重的社会危险。
德国的社会保险和其他国家的类似制度，是建立在一种十分不同的基础上的。维持生计是被赋予这种权利者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权利主张。权利人不因其社会地位而受到藐视。他就像国王、大臣或保险年金的领受人一样，或是像任何签订了保险合同的人一样，是国家津贴的领受人。此外，他有着不容置疑的资格去监督自己的所得等于他交纳的数量。保险费总是要从工资中出，至于交费的是企业家还是工人自己，那是无关紧要的。企业家必须支付的保险费是以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代价的，因此会使劳动工资下降。如果供给的成本来自税收，那么显然是工人直接或间接为它交费。
在那些支持社会保险的知识分子和实施它的政治家及国务活动家看来，有病和健康似乎是人体的两种界线分明的状态，可以毫不费力或确定无疑地做出清楚的区分。任何医生都能诊断出“健康”的特点。“生病”是一种与人类的意愿无关的生理现象，也不易受到意愿的影响。有些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装病，但是医生能够拆穿他的骗局。只有健康的人才有完全的劳动力。病人的劳动力下降，这取决于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性质，医生可以通过有着客观标准的体检，确定劳动力下降的程度。
这种理论中的每一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健康和生病并非泾渭分明。生病不是一种与自觉的愿望以及在潜意识层面起作用的心理因素无关的现象。人的精力不但是其生理状况的结果，而且大大取决于他的精神和意愿。因此，以为能够通过医检对生病与没病以及装病、对有工作能力的人和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加以区分，这种想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有些人认为，诊断疾病和受伤及其后果的完全有效的手段，是事故和健康保险的可依赖的基础，他们更是错得离谱。事故和健康保险的破坏主义作用，首先便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这种制度助长了事故和生病，延缓了康复，经常造成或至少加剧和延长了生病或事故后的功能紊乱。
有一种特殊的疾病，即在某些案例中由于伤害赔偿权利的法规而出现的创伤性神经疾病（traumatic neurosis），已经因为强制性的社会保险而变成了一种全国性疾病。再也没有人会否认创伤性神经病是社会立法的结果。大量的统计数字显示，有保险的人在受伤后的康复时间要大大长于其他人，他们比没有保险的人更有可能延长治疗时间和患上长期功能紊乱。对抗疾病的保险助长了疾病。医生的个人观察和统计数字都证明，在官员、永久雇员和上了强制性保险的人员中间，疾病和受伤的康复时间都要长于另一些职业和没有保险的人。可以证明，让身体好起来、尽快做好工作准备的愿望和必要性，在很大程度有助于一个人的康复。[8]
感觉中的身体健康与医学意义上的健康是很不一样的，人的劳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别器官可以从生理上确定和衡量的状况无关。不希望自己健康的人不仅是个装病的人，而且是个不健全的人。假如保持身体健康、让工作有效率的意愿有所下降，也会引起疾病和劳动能力的丧失。社会保险削弱或彻底摧毁了人们保持健康和劳动能力的意愿，从而造成疾病和劳动能力的丧失；它使人养成发牢骚的习惯——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病——和另一些类型的精神性疾病。总之，这是一种有可能鼓励人们生病——姑不论事故——并使事故和疾病的生理和心理后果更加严重的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使人们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变得不健全，或至少有助于增加、延长和加剧疾病。
包括人类在内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很活跃的心理因素，人的表现为健康的意愿和有所作为的心理因素，并非同社会环境无关。有些环境使它们加强；另一些环境使它们减弱。一个靠狩猎为生的非洲部落的社会环境，可以对激发这种因素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公民有着十分不同的环境，但非洲部落的道理对他们同样适用。另一方面，如果一种社会秩序做出允诺，个人因生病或受伤妨碍了劳动，他不必劳动或只做一点工作也能活下去，收入不会明显减少，这个社会就会削弱这种因素。问题并不像军队或监狱医生的幼稚病理学所说的那样简单。
可见，社会保险使享有保险者的精神疾病成了一种危险的公共病。再对这种制度加以扩展，这种疾病也会愈演愈烈。任何改革都帮不上忙。我们不可能做到既削弱或摧毁健康的意愿又不引起疾病。
四 工会
在评估工会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时，一个基本问题是，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是否能够通过结社和集体谈判为全体工人争取到长期维持下去的高工资。对于这个问题，经济理论——无论是古典学派（包括它的马克思主义一翼）还是现代学派（包括它的社会主义一翼）——都断然给予否定的回答。公众的看法是，事实已经证明了工会在改善劳动者状况上发挥的作用，因为过去一百年来大众的生活水平一直在稳步提高。经济学家则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解释这个事实。根据他们的看法，这种改进要归因于资本主义的进步，归因于资本的积累及其带来的成果，即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提高。我们无疑要把更多的信任给予经济学家的观点，因为它们已被事实所证明，而不是相信一些人的幼稚天真信念，他们仅仅提出了一种属于“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即“后此谬误”的谬论（因发生在后，即误认为因其引起）。确实，这个基本问题被成百上千位把毕生的工作献给工会组织的可敬的劳工领袖完全误解了；也被许多把工会视为未来社会基础的杰出的慈善家彻底误解了。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工会制度发展成了破坏主义政策最重要的武器，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悲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此成功地掩盖了工会的性质和特征，使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工会是什么以及它在做些什么。人们仍然倾向于认为，工人社团的问题是个结社自由和罢工权利的问题。但是，是否应当赋予工人结社自由，或他们是否有权停工，即使这样做违反劳动合同，这在几十年前就已经不是问题了。任何法律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利，工人个人因违反合同停工而可能受到的法律惩罚，在实践中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因此，即使是破坏主义最极端的拥护者，也不会操心替工人要求任意违反合同义务的权利了。近年来，有些国家，譬如作为现代工会发祥地的英国，试图限制工会政策的权力，它们的意图不是为了消除它们所认为的工会的非政治行动。1927年的法案试图禁止总罢工和声援性罢工，但是它丝毫没有干预结社自由或以增加工薪为目的的罢工。
无论是总罢工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把它视为一种革命手段，甚至从本质上说它就是革命本身。总罢工的要害在于，为了达到某种要求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彻底搞瘫痪社会的经济生活。总罢工可以取得多大成功，可以由“卡普政变”[9]来证明，它得到了合法军队和一大群非法武装支持，把政府赶出了首都，但是总罢工在几天之内就把它打败了。在这个事件中总罢工的武器是被用来捍卫民主。然而，有组织的劳工的政治态度是否值得同情并不重要。事实是，在工会势力十分强大，能够发动总罢工的国家，掌握最高权力的并不是议会和由它支配的政府，而是工会。正是由于认识到了工会及其工作的真正意义，法国的工团主义者才萌生出了他们的基本思想：政党要想掌权，就必须运用暴力手段。切不可忘记，用来取代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调解教诲的暴力哲学，是以工会哲学起家的。工团主义并非他物，它就是法语对工会的称呼。如今严重威胁着所有民主政府的俄国苏维埃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都是从革命工团主义者的教导中诞生的。工会问题的要害在于它强迫入会和强迫罢工。工会宣称，它们有权强迫所有拒绝加入工会的人或它不允许其入会的人失去工作。它们宣称有权随意停工，并且阻止任何人顶替罢工者的职位。它们宣称有权以暴力手段阻止和惩罚违反它们的决定的行为，有权采取一切措施组织这种暴力行动，以确保自己的成功。
任何社团的首领一上了年纪，都会变得缩手缩脚。好斗的社团失去了进攻的欲望和采取迅速行动战胜对手的能力。军队，尤其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一次又一次认识到在年迈的将领指挥下难以获胜。工会也不是这条法则的例外。因此，一些十分成熟的老工会有可能暂时失去它的破坏主义攻击嗜好和好战精神。当上了年纪的人抵制鲁莽的年轻人的破坏主义政策时，破坏的工具会暂时变为维持现状的工具。激进派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不断谴责工会，工会为扩张强制性工会制度而需要非社会主义者的帮助时，它们也正是以此为自己辩护。工会在破坏性战斗中的喘息总是短暂的。一次又一次赢得胜利的，是那些鼓吹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发动不间断猛攻的人。暴力因素不是赶跑了年迈的工会领袖，就是建立新的组织取代了老工会。事情只能如此。因为按照工会提出的基本理念，只能把工会这种工人社团当作一件破坏武器。我们已经证明，工会会员的团结只能建立在破坏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战斗观念上。不但工会的实践，而且它的基本理念，都是破坏主义的。
工会运动的基础是强迫入会。对于那些属于他们不承认的组织的人，工人拒绝同他们一起工作。他们用威胁罢工或最后真的罢工，排挤那些非工会的人。拒绝加入工会的人往往也在野蛮手段的威逼下加入其中。对于这种做法是在严重侵犯个人自由，这里就不必多说了。甚至工会破坏主义支持者的诡辩，在这个问题上也无法说服公众。对非工会工人施暴的特别严重的事件被一再公之于众，这时甚至那些在别的事上大体站在破坏主义一边的报纸也发出了抗议之声。
工会的武器是罢工。切不可忘记，每一次罢工都是一种强制行为，一种敲诈方式，一种针对行为可能与罢工者的意图相反的人采取的暴力措施。因为企业家若是能雇用别人代替罢工者工作，或是只有一部分工人参加罢工，罢工的目的也就失败了。工会权利的优势和劣势，事实上取决于以原始的暴力对付破坏罢工者的权利，工人成功地保住了这种权利。我们这里不想讨论各国工会是如何确立这种权利的。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过去几十年来它在各国都得到了确立，这主要不是因为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批准，而是因为它得到了政府和法律的默许。多年来，在欧洲各地几乎已经不可能用雇用罢工破坏者的方式去挫败罢工。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能够避免铁路、供电供水行业以及最重要的城市食品供应行业的罢工。如今破坏主义在这些地方也终于得手了。
没有人会严肃反驳工会的破坏主义作用。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一种工资理论可以使人推断，工会组织能够导致工人真实收入的长期增长。马克思显然不认为工会对工资有任何作用。在1865年对“国际”总委员会的演说中，[10]马克思试图说服他的同志与工会采取统一行动。他的开场白暴露了他这样做的目的。他说，不可能通过罢工提高工资的观点——在法国提出这种观点的是蒲鲁东分子，在德国是拉萨尔派——“在工人阶级中间最不受欢迎”。马克思具有了不起的策略家品质，这使他在一年前的“开幕词”中能够把有关工人运动的性质、目的和任务的各种南辕北辙的意见融合成一个统一的纲领，这种品质现在再次发挥作用了，他很想把工会运动同国际结合在一起，所以极尽讨好工会之能事。但是他有意避开了工人的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工会直接得到改善的说法。在他看来，工会的头等大事是领导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他为工会安排的地位，就他期待它们的介入带来的结果而言，是不容怀疑的：“他们应当把‘消灭工资制度’这句话印在自己的旗帜上，用它取代保守派的格言‘干一天活，付一天钱’。——他们普遍迷失了自己的目标，他们画地为牢，只开展反对目前这种制度的后果的游击战，而不是同时为改变这种制度而努力，把他们的组织力量作为一支杠杆，致力于工人阶级的最终解放；也就是说，致力于最终消灭工资制度。”[11]马克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只能把工会理解为一个毁灭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工具。有待于“务实的”经济学家和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去下这样的断言：工会能够把工资长期维持在如果没有工会工资所能达到的水平以上。没有必要去反驳这种观点，因为没有人试图从中发展出一套理论。它始终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断言，却从来不提各种经济因素的相互依存，也从未提出任何证据。
罢工、暴力和怠工的政策没有资格声称它取得了改善工人处境的任何成绩。[12]它有助于动摇精心建构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厦的基础，很多最贫困的工人在这座大厦中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它不是为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是为工团主义的利益而工作。
所谓的非要害部门的产业工人，假如他们把工资提高到市场条件决定的水平以上的要求得到实现，将引起价格错位，从而启动一种最终会使受干扰的市场均衡得到调整的力量。但是，假如要害部门的工人能够通过罢工或威胁罢工实现自己提高工资的要求，并且能够提出其他工人在工资斗争中提出的所有权利主张，情况就彻底不同了。把这些工人称为事实上的垄断者是错误的，这里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垄断的范畴。假如全体运输雇员举行罢工，并且阻止一切可能削弱其罢工意图的行动，他们就成了自己所控制的地区的绝对暴君。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他们是在头脑清醒地运用自己的权力，然而这没有改变他们拥有这种权力的事实。如此一来这个国家便只有两种人了：对生活至关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工会会员和没有任何权利的其他所有人。于是我们陷入了“不可缺少的工人用暴力统治手段主宰其他所有的阶层”[13]的境地。
既然又说到权力，这里也许可以探讨一下这种权力同其他所有权力的共同基础是什么。这些在工会中组织起来的工人所掌握的令今天的世界颤抖不已的权力，有着同任何时代任何暴君的权力一样的基础；它完全是人类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近二三十年来它给人们带来的印象是，在工会中结成社团的工人，对于个人就像对于社会一样必要而有益；只有邪恶自私的剥削者才会同工会对抗；参与罢工的人总是正确的；天底下再也没有比破坏罢工更可耻的事情了；试图保护那些愿意工作的人是反社会的行为。过去几十年里成长起来的人，从孩提时代就被教导说，成为工会会员是工人最重要的社会责任。罢工变成了一种神圣的行动，一种社会使命。工人社团的权力便是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上。假如它的社会效用理论被另一些有关工会作用的观点推翻，它就会归于破产。所以十分清楚，最强大的工会不得不有节制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如果它给社会造成过分的伤害，有可能使人们思考工会的性质和作用，从而导致他们反省和否定这种理论。当然，这个道理不单适用于工会，也适用于所有的掌权者。
有一点应当是很清楚的：假如对要害部门工人的罢工权利进行深入的讨论，有关工会和强制性罢工的理论很快就会破产，像“技术救援队”[14]这类破坏罢工的社团，就会把今天罢工者所享有的喝彩争取到自己一边。由此引起的冲突有可能导致社会的毁灭。但是，一个致力于维护奉行着目前这种路线的工会的社会，肯定也是走在通往毁灭的道路上。
五 失业保险
为失业者提供帮助，已被证明是破坏主义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建立失业保险的理由与建立疾病和事故保险的理由是一样的。失业被视为一种不幸，它就像雪崩一样把人压垮。没有哪个人会认为失去工资强过失去工作，因为丢掉工作的人失去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作报酬。问题不在于“失业者”找不到工作，而是他们不愿意以他们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的工资去工作，即使他们既有能力也愿意去做这种工作。
健康和事故保险的价值令人生疑，是因为入了保险的人有可能自己制造或至少强化获得保费的条件。但是就失业保险而言，除非投保人愿意，作为投保对象的条件是绝对不可能形成的。如果他们不像工会会员那样行动，而是降低自己的要求，按照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改变自己的住地和职业，他们终究会找到一份工作。只要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而不是住在心想事成的乐土，劳动便是一种稀缺物品，也就是说，总是存在着没有得到满足的劳动需求。失业是个工资问题，而不是岗位问题。不妨说，给失业上保险，就像给卖不出去的商品上保险一样是不可能的。
“失业保险”肯定是个很荒谬的字眼。根本没办法给这种保险找到任何令人满意的依据。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了这一点，它们或放弃了“保险”的说法，或至少对其含义视而不见。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不加掩饰的“援助”。它使工会能够把工资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导致只有一部分找工作的人能够就业。可见失业援助是造成长期失业现象的首要原因。目前欧洲各国都在拿出一大笔钱做这件事情，这大大超出了它们的公共财政能力。
各国几乎都存在着大量的长期失业人口，舆论把这个事实看作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当作有必要实行政府干预、全盘计划和社会主义的铁证。人们看到俄国是唯一不存在失业这种罪恶的大国，便认为这是一种无可辩驳的观点。然而这种论证的逻辑是很成问题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和工会的政策都在致力于维持一种与现有的劳动生产力脱节的工资水平。不错，就我们所知，俄国没有大规模的失业，可是俄国工人的生活标准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领取失业救济的工人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很多。假如英国或欧洲大陆的工人愿意接受确实低于目前水平的、但仍比俄国工人的工资高数倍的工资，这些国家的失业也会随之消失。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并没有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无效率，俄国不存在失业也不是共产制度效率高的佐证。但是，几乎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大规模失业的现象，这一事实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继续生存的最为可怕的威胁。长期的大规模失业破坏着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完成了就业训练的年轻人被迫无所事事，为形成最激进的政治运动提供了酵母。即将到来的革命便是从他们中间招兵买马的。
这的确是我们面对的一种可悲形势。支持工会和失业救济政策的人真诚地相信，工会的政策是群众维持像样的生活条件的唯一办法。他们没有认识到，从长远看，把工资提高到与反映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市场相符的水平以上的所有努力必然导致失业；长期而论，失业救济除了使失业永久化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效果。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为救济苦命人开出的药方——失业救济金和公共工程——导致资本的消耗，而资本的消耗最终必然导致工资水平的进一步下降。在目前的条件下，一举取消为失业者提供的救济金、其他重要物品和各种公共工程，显然是行不通的。一切干预主义措施的一大弊病就是很难使这种过程发生逆转——取消干预会造成一些麻烦，几乎不可能找到解决它们的完全令人满意的方式。目前国家治理的大问题是，如何从这些干预主义措施的迷宫中找到一条出路。近年来所做的事情，仅仅是在不断地试图掩盖降低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政策的经济后果。当务之急是恢复能够确保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这显然包括彻底放弃保护主义、各种进口规定和配额的政策。必须重新让劳动力在不同的产业和国家之间自由流动。
对长期失业这种罪恶负有责任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使资本主义陷入瘫痪的政策。
六 社会化
在自由主义的制度下，国有工厂和国家的生产被取消。实际上，就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一切经济活动应交给公民私人这条普遍原则而言，邮政部门是唯一的例外。国家主义的拥护者费尽心机，提出一些他们认为有利于邮政和相关电报业务国有化的理由。他们首先提出政治上的论证。可是，在赞成和反对国家控制邮政与电报系统的辩论中，应当分别对待的两件事情被完全混为一谈了：统一服务的问题和把它完全交给国家的问题。没有人否认，统一性给邮政和电报系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即使把它们完全放开，还是难免形成托拉斯，导致个人至少对整个地区的事实上的垄断。其他任何企业都没有如此明显的集约经营的优势。然而，同意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解决了另一个问题：是否应当在法律上允许国家成为这种服务的全部分支机构的垄断者。不难证明，国家的经营工作是浪费的，按照业务需要增设投递信件包裹的机构是笨拙的，而且很难说服它做出实际的改进。这个领域的经济生活的普遍进步，是由私营企业取得的。我们把大范围的陆地电报主要归功于私营企业：英国直到1869年才把它收归国有。在美国，它仍然掌握在股份公司手里。海底电缆大多归私人企业所有。甚至德国的国家主义想在深海电缆业务上“摆脱”与私人企业的合作时，也表现得迟疑不决。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也支持完全放开邮政和电报服务的原则，并在揭露国有企业经营不当上取得了很大成功。[15]这些生产分支没有被私有化只能归因于一个事实：掌权者为了钳制舆论，需要邮政和电报。
任何地方的军队都想给企业家设置障碍，但它们也承认他的出色，把武器和军需交给他生产。战争技术的巨大进步是从私人企业开始生产战争物品那一刻开始的。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企业家在生产军火上干得比公务员出色；这在战场上得到了证实，甚至使最顽固主张国家生产的人也开了窍。在19世纪，国营兵工厂和船厂几乎彻底消失，或是改为单纯的军火仓库，它们的位置被私人企业所取代。支持工业国有化的作家和议员的军火工业国有化的要求很少能够得逞，甚至在世界大战之前国家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也是如此。总参谋部很清楚私人企业技高一筹。
由于公共财政的原因，一些来历久远的财源垄断行为即使在自由主义时代也没有取消。它们得以继续存在，是因为人们把这视为征收消费税的方便途径。可是人们对国有企业的浪费本质——例如对烟草的垄断管理——并不抱幻想。但是，在自由主义能够把它的获胜的原则贯彻到这个领域之前，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大开倒车了。
使现代最早的收归国有和收归市有的措施得以发生的观念，并非完全来自现代社会主义。在这场运动的源头，历史悠久的“治安国”观念以及纯粹的军事和政治考虑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很快就变成了主角。国家和市政府开始自觉地实行社会化。口号是：消灭浪费的私有企业，消灭私有制。
最初，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劣势没能阻止国有化和市有化的推进。发出的警告无人理睬，它被湮没在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和有利害关系的所有势力的一片喧嚣声中。人们不想搞清楚政府企业的弊端，所以也就不把它们放在眼里。只有一种条件限制着私有财产的敌人的过度狂热——大量国营企业无法克服的财政困难。出于政治原因，政府不能把国家管理的更高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因此经常发生经营亏损。它的支持者安慰自己说，与国有和市有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的普遍益处相比，值得做出这种牺牲。但不管怎么说，有必要谨慎地对待国家主义的政策。讨论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在把国有企业的财务失败归因于这种企业的浪费方式时犹犹豫豫，这显然表明他们陷入了一种很尴尬的处境。他们试图用一些特殊条件做出解释，例如个人管理的失误和组织错误等等。他们一再提到普鲁士的国有铁路，把它作为出色管理的典范。当然，普鲁士的国有铁路获得了很不错的盈利。然而这是有特殊原因的。普鲁士在19世纪80年代前期以当时十分低廉的价格买下了这个国铁系统最重要的部分，在90年代德国工业蓬勃发展之前对整个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装备和扩张。所以以下事实并不值得夸耀：这些铁路的收入状况良好，它们无须请求贷款就能年复一年地增长，它们大多数都在平原地区运行，它们随时都能买到煤炭，而且是以十分有利的条件成交。它们的处境使它们有可能暂时获利，尽管是由国家经营。对煤气、供水、电力设施以及一些大城市的电车也可以这样说。然而，从这种现象得出的一般结论，却远远谈不上是正确的。
一般而言，国有化和市有化的结果是必须用税收去维持成本。因此可以说，当时最不恰当的口号就是葛德谢[16]的“征税国家受到压制”。葛德谢认为，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给国家造成的财政麻烦，已经无法用公共财政的老办法加以解决。私营企业的税收在下降，因此必须没收资本家的企业，使国家“重新成为所有人”，这样国家才能用自己的企业利润弥补它的开支。[17]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倒果为因的逻辑。财政困难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国家的税收已经无力支付社会主义企业必需的大量拨款。如果把所有的企业都社会化，罪恶的形式当然也就发生了变化，但它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变得更加严重。不错，预算赤字的遮掩，使人们再也看不到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但是民众的境况也更糟了。烦恼与苦难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为了消除国家的财政困难，葛德谢建议把社会化推行到底。然而这种财政困难正是社会化已经走得太远引起的。只有把社会化的企业恢复为私人所有，它才会消失。社会主义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地步，人人都看到了它不可能推行自己的措施，连瞎子也看出了它正在加速文明的衰落。中欧地区全盘社会化的尝试归于失败，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抵抗，而是因为从财政角度看已经根本不可能把社会化进一步推行下去。在大战之前由国家和市政府实行的系统、冷酷和深入的社会化戛然而止，是因为它所导致的结果已经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试图换一个名称掩人耳目，例如像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化委员会所做的那样，是不可能得逞的。假如执意要把社会化的工作进行下去，再用老办法是不可能办到了。必须窒息那些警告人们别在这条路上继续冒险的理性声音；必须用狂热和幻想引起的陶醉感去扑灭批判；既然没办法驳倒反对派，那就只能把他们干掉。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巴达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后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也是破坏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
七 征税
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为国家指派的唯一任务是保护公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对于它来说，加强公共服务的手段是个次要问题。与自由社会的全部国民收入相比，这种机构造成的开支很小，因此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加以满足没有多少差别。如果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作家也想找到最好的征税方式，那是因为他们希望以最有效的方式处理社会制度的每个细节，而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公共财政是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他们当然要考虑到这样的事实，他们的理念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尚未得到落实，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完全得到实现的希望也很渺茫。他们在各地看到了自由主义发展的清晰证据；他们相信，从长远看未来属于自由主义；但是，旧势力似乎仍很强大，能够阻碍它的进步，虽然已经不足以让它彻底停顿下来，更不用说把它镇压下去。仍有暴力和征服的计划，仍有常备军、外交密约、关税、国家对贸易和工业的干预——总之，国内和外交政策中的各种干预主义。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各国必须为政府的开支准备一大笔资金。在纯正的自由主义国家，征税的问题不那么重要，而在当时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开展工作的专制国家，却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因此他们首先建议限制国家的开支。但是，既然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他们就必须决定，在只做出绝对必要的伤害的前提下，需要征收多少必要的资金。
自由主义的征税建议肯定会受到误解，除非认识到自由主义政治家把征税一概视为罪恶——尽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所以必须尽可能把国家开支减少到最低限度。当他们提议开征某种税时，或更确切地说，当他们说这种税的害处小于另一种税时，他们心里想的总是征收较少的数额。低税率是自由主义税制不可分割的内容。仅此即可解释他们对所得税的态度，是他们最先把它引入有关公共财政的严肃辩论，他们十分乐于同意，对最低限度的生计应予免税，对低收入的税率应当降低。[18]
社会主义的财政政策也是临时性的，它的有效时限是过渡时期。在社会主义国家，全部生产资料都归社会所有，所有的收入都进入国库，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根本不存在财政和税收问题，因为这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才需要处理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某种形式，例如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允许名义上和形式上的私有财产继续存在，其实也不需要征税，虽然它们有可能保留税的名称和法律形式。每个企业获得的社会收入多少应当留给名义上的所有人，多少应当交国家，只需它们的一纸命令。在这种国家里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征税为个人的生意设置某种障碍，但它对商品价格、工资、利润、利息和租金的影响留给市场去解决。只有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地方，才存在公共财政和税收政策的问题。
但是，同样，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过渡期拖得越长，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财政问题就变得越重要。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努力扩大国家的干预范围，从而导致开支有增无减。于是他们承担起了增加国家收入的责任。社会主义政策变成了政府开支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的要求支配着税收政策，公共财政在社会主义纲领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自由主义政纲的基本原则是低税率，社会主义者则认为税负越重越好。
古典经济学在税赋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尽管它的基本价值学说有缺陷，这一成果是必须承认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在批评现状，提议改革时，他们是以李嘉图对该问题的可贵研究的主要前提为起点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很轻松地拿来现成的东西，他们没有自己的新见解，他们根据当前的政治需要，只从古典作家那儿索取他们需要的东西——割裂文义的寻章摘句，主要是那些讨论税负对消费的影响的内容。他们拼凑出一个粗糙的体系，它完全没有触及主要问题，但是具有简单明了、群众可以理解的优点。税收要由富人、企业家和资本家支付，简言之，要由“别人”支付；工人，即在重要时刻其选票的作用非同小可的选民，应当一直享受免税。应当取消对大众消费品，甚至酒精饮料的一切征税，因为它加重人民的负担。直接税政府想定多高就能定多高，只要留出工人的收入和所得就成。赞成这种取悦民众的税收政策的人好像从来没有认识到，直接税和贸易税可能启动了一个因果链，它将导致他们自称代表其具体利益的那些阶级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几乎没有人问一句，对财产征税所导致的对资本形成的限制，是否也会伤害到那些没有财产的社会成员。税收政策日益演化为一种没收的政策。它的核心目标就是把财产带来的一切财富和收入征得一干二净；在这个过程中，投资于贸易和工业、股份和债券的财产，一般比土地投资受到更加无情的对待。征税变成了干预主义的心爱武器。税法不再仅仅或主要以增加国库收入为目的，而是被用于财政需要之外的另一些目的。有时它们同公共财政的关联彻底消失，而是发挥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功能。有些税好像是对有害行为的罚款；对大商场的征税使其更难以同小商店竞争；股票交易税的目的是限制投机。收费变得名目繁多，做生意的人必须首先考虑这对自己的纳税有何影响。不计其数的经济规划被束之高阁，因为税负可能使其变得无利可图。许多国家对创建和维持股份制公司以及公司的合并和清偿规定了沉重的责任，使这种制度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
煽动家赢得民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断提出对富人课以重税的要求。资本税以及对高收入者提高税率，格外受老百姓的欢迎，因为付钱的不是他们。估税员和收税员也干劲十足，他们巧妙地解释税法，意在加重纳税人的负担。
破坏主义的征税在资本税上达到了顶点。财产被侵夺，然后被消耗掉了。资本变成了供人使用和消费的物品。这些做法的后果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目前取悦民心的整个税收理论，也在导致同样的结果。
通过合法的征税方式没收财产，既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也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手段。它们所导致的不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是资本的消耗。只有当把这种措施融入一种保留私有财产的名义和形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它才会成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在“战时社会主义”期间，这种税收是对强制性经济体制的补充，对整个体制向社会主义演化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19]在生产资料被全部正式社会化的社会主义体制里，从原则上说不会再有财产税和财产所得税。社会主义社会对其成员收费时，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的支配权。
马克思曾谈到用征税措施改变社会制度的努力。他明确地认为，仅仅通过税制改革，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20]他对税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作用的观点，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主义者的看法。他有一次说，“所得税不会影响工人”这种说法“其实是荒谬的”。“在我们目前的社会制度中，企业主和工人是对立的，资产阶级普遍通过降低工资或抬高价格来弥补自己多交的税。”[21]但是，《共产党宣言》曾要求“加重累进税”，而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征税要求一向是最为激进的。因此，它在这个领域也正向着破坏主义挺进。
八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破坏主义的最新成就。布尔什维克有着举世无双的才华，他们把自己的仇恨说得有理有据，把失败解释成胜利，把自己的财政政策说成是通过摧毁货币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的努力。可是，虽然通货膨胀确实在毁灭资本主义，它并没有消除私有财产。它使财富和收入发生巨大变化，它彻底毁灭组织精巧的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生产机制，它能使经济退化为没有贸易的经济，除非采用金属货币或至少是以货易货的贸易。但是它不能创造任何东西，甚至不能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通货膨胀摧毁了价值核算的基础，即利用普遍的至少短期内不会剧烈波动的价格信号进行核算的可能性，从而动摇了货币核算体系，而这种体系是人类思维发展出来的最重要的经济行为辅助手段。只要通货膨胀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它对于依靠资本消耗生存的经济政策是一种很好的心理支持。在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资本主义簿记制度中，通货膨胀能够在亏损的现实中造成一种赢利的幻觉。人们把过去的成本价格的名义数额作为起点，所以他们为固定资本的贬值留出的余地很小；他们把流动资本的表面价值的增长计入账目，仿佛这种增长是真实价值的增长，于是账面上会出现赢利，而在货币稳定的条件下账目会显示亏损。[22]这肯定不是一种消除国家主义的政策恶果的手段，而仅仅是对大众掩盖这种恶果。人们在谈论盈利，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经济进步的时代，甚至最后会赞美这种使大家表面上都更加富裕的聪明政策。
可是，通货膨胀一旦超过某个限度，画面就变了。它开始助长破坏主义，它不但通过掩盖破坏主义政策的恶果间接地发挥这种作用，而且它本身也变成了破坏主义最重要的工具。它使每个人消耗自己的财富；它使人不愿意节约，从而阻碍新资本的形成。它鼓励没收式的税收政策。货币贬值抬高了商品价值的货币标价，它通过反映在账面上的资本价值的变化——税务部门把这视为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又变成没收所有者一部分财富的新的合法理由。采用货币价值保持稳定时的核算标准，向企业家指出他的账面利润很高，就成了一种煽动民愤的妙招。很容易用这种方式把所有的企业活动都说成是在发横财和不劳而获。由此导致的混乱，即在不断发行新钞票的压力下货币系统的崩溃，为破坏大业的完成提供了有利时机。
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破坏性政策已经使世界陷入巨大的苦难。面对由他们一手造成的危机，政治家一筹莫展。除了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或他们如今所说的“通货的再膨胀”（reflation），他们想不出任何其他办法。运用新的银行信贷（也就是说，用更多的“流通”信贷）“重新启动”经济生活，这算是一种较温和的要求；或通过发行新的法币，这是一种更激进的方案。
但是，货币和信用工具数量的增长不会使世界变得更富，也不会使被破坏主义毁掉的东西恢复原状。信用扩张确实能导致一时的繁荣，但这种繁荣迟早会归于破灭，导致新一轮的萧条。财政和货币把戏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时之效。从长远看它肯定会让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这种方法对国民福祉的整体损害越严重，人们用不断创造信用编织出来的繁荣幻觉进行自我欺骗的时间就会越长。[23]
九 马克思主义和破坏主义
社会主义并不是蓄意破坏社会。它自以为是在创造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是，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每向它前进一步，都会对社会造成损害。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每一项社会主义政策肯定会变成破坏主义。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描绘成社会主义的必然前奏，仅仅把未来的新社会视为资本主义成熟的果实。假如我们把马克思理论中的这一部分内容——他确实提出了一些与此完全不相容的理论——作为我们的根据，那么所有那些把马克思奉为权威的政党的政策，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向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物开战。他们应当反对工会及其各种做法，反对保护劳工的法律，反对强制性社会保险，反对财产税；他们应当向妨碍股票和产品交换、规定价格的一切法律以及反卡特尔和托拉斯的政策开战；他们应当抵制通货膨胀主义。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反，他们满足于重复马克思对“小资产阶级”政策的谴责，却没有从中得出必然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者当初希望同所有信奉前资本主义经济理想的政党的政策划清界线，最终得出的观点却和它们如出一辙。
在马克思主义者同那些明确自称为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斗中，双方都采用了十分粗野的语言，这很容易让人觉得他们不共戴天。其实并非如此。这两派人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一致反对自由主义，拒绝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双方都向往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它们的纲领的唯一区别是，它们眼里的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景稍有差别；这并不是本质的差别，我们很容易证明这一点。最令国家社会主义兴奋的要求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谈论消灭劳动的商品性质，国家社会主义者说的是“打破利息的奴役”（Brechung der Zinsknechtschaft）。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家”要对一切罪恶负责，国家社会主义则想更具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大呼“犹太鬼该死”（Judaverrecke）。[24]
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另一些反资本主义的政党确实各立门户，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有帮派仇恨和个人恩怨，还因为某些形而上学和人生问题。但是它们在改造社会制度的关键问题上看法一致：它们都拒绝生产资料私有制，希望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错，它们希望沿着不同的道路走向共同的目标，但是即使它们各奔前程时，它们仍然隔水相望。
故也难怪，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这种密切的关系，却仍然打得不可开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少数派的命运必然变得不堪忍受。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会过得怎样？或者，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又会活得如何？
破坏主义政策的后果不会因为它们采用不同的口号和旗帜而有所不同。无论“右翼”还是“左翼”的领袖上台，都会毫不犹豫地为了“今天”而牺牲“明天”。这种制度的拥护者在不断地给它输送资本——直到败坏掉全部家当。[25]
* * *
[1] 见 Hutt，Economica（vol. VI，pp.92 ff.）对这种谎言的批判。
[2] 甚至无节制地高估劳动立法作用的布伦塔诺，也必须承认这一点，“不完善的机器用孩子取代父亲。……完善的机器使父亲重新成为家庭的顶梁柱，让孩子重新回到了学校。现在重新需要成年工人，只能雇用那些因为生活水平较高而能符合机器提出的更高要求的工人”。Brentano，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Arbeitslohn und Arbeitszeit zur Arbeitsleis-tung，2nd ed.（Leipzig，1893），p. 43.
[3] Brentano，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Arbeitslohn und Arbeitszeit zur Arbeitsleis-tung，pp.11，23 ff.；Brentano，Arbeitszeit und Arbeitslohn nach dem Kriege（Jena，1919），p. 10；Stucken，“Theorie der Lohnsteigenmg”.（Schmollers Jahrbuch，45th year，pp.1152 ff.）
[4] Die Inauguraladresse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ed. Kautsky（Stuttgart，1922），p.27.
[5] Engels，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2nd ed.（Stuttgart，1892），p. 178.
[6] Ibid.，p. 297.
[7] Engels，“Die englische Zehnstundenbill”in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cdle，vol. III（Stuttgart，1902），p. 393.
[8] Liek，Der Arzt und seine Sendung，4th ed.（Munich，1927），p. 54；Liek，Die Schaden der sozialen Versicherung，2nd ed.（Munich，1928），pp.17 ff.有关的医学文献还在不断增多。
[9] “卡普政变”（1920年3月13日）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革命骚乱局势的象征，也是它的产物。多数派社会主义政府为粉碎左派而组建的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1946）新军，发动了反政府的叛乱，把政权交给了祖国党的领袖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1868—1922）。德国的右翼工会领袖卡尔·莱格恩（Karl Legien，1861—1920），随即呼吁总罢工，这一右派呼吁获得了巨大反响，政变很快就被粉碎。两个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政党达成协议，于1920年4月组成联合政府，它把极左派和共产党都排除在权力之外。——英文版出版者注
[10] 这篇演说由伯恩施坦译成德文并以“价值、价格与利润”为题发表。我引用的是1910年在法兰克福印行的第三版。英译本注：马克思这篇演说的英文第一版是Value，Price and Profit，ed. Eleanor Marx Avel-ing（Chicago：Charles H. Kerr & Co.，1910）.
[11] Ibid.，p. 46.
[12] Adolf Weber，Der Kampf zwischen Kapital und Arbeit，3rd and 4th eds.（Tüyingen，1921），pp.384 ff.；Robbins，Wages（London，1926），pp.58 ff.；Hutt，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London，1930），pp.1 ff.；另见我的 Kritik des InterveraioTusmus（Jena，1929），pp.12 ff.；79 ff.；133 ff.英译本注：Hutt 的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1954 年由 Free Press（Glencoe，Illinois）再版，这个美国版由米瑟斯为其作序。
[13] Kautsky，quoted by Dietzel，“Ausbeutung der Arbeiterklasse durch Arbeit-ergruppen”（Deutsche Atbeit，vol. 4，1929），pp.145 ff.
[14] “技术救援队”（Technische Nothilfe）成立于1919年9月，宗旨是在罢工、工厂戒严和自然灾害期间提供基本服务。这是一个政治上中立的志愿者组织，受德国内政部领导，1928年有26万名成员，1939年被转为一个政府机构，1945年由同盟国的占领军解散。作为替代1953年成立了为各种灾害提供援助的“专业救济队”（Technisches Hilfswerk）。——英文版出版者注
[15] Millar，“The Evils of State Trading as Illustrated by the Post Office”in A Plea for Liberty，ed. Mackay，2nd ed.（London，1891），pp.305 ff.
[16] 葛德谢（Rudolf Goldscheid，1870—1931）：德国经济学家，著有《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财政学与社会学》等书，最早提出“财政社会学”的概念。——译注
[17] Goldscheid，Staatssozialismus oder Staatskapitalismus（Vienna，1917）；Sozialisierung der Wirtschaft oder Staatsbankerott（Vienna，1919）；参见 Schumpeter，Die Krise des Steuerstaates（Graz and Leipzig，1918）.
[18] 关于自由派对累进税的否定态度，见Thiers，De la Propriété（Paris，1848），pp.352 ff.
[19] 见我的 Nation，Staat und Wirtschaft，pp.134 ff.
[20] Mengelberg，Die Finanzpolitik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in ihren Zusammenhängen mit dem sozialistischen Staatsgedanken（Mannheim，1919），pp.30 ff.
[21] Marx-Engels，Gesammelte Schriften，1852—1862（Collected Writings，1852—1862），ed. Rjasanoff（Stuttgart，1917），vol. I，p. 127.
[22] 见我的 Nation，Staat und Wirtschaft，pp.129 ff.
[23] 见我的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London，1934），pp.339 ff.；另见我的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Jena，1928），pp.43 ff. 英文版出版者注：米瑟斯的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有新的版本（Yale，1953，FEE，1971；Liberty Press，1981）。米瑟斯的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 被收入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 这本文集（edited by Percy L. Greaves，Jr.，translated by Bettina Bien Graves，under the title“Monetary Stabilization and Cyclical Policy”，pp.57—171.）
[24] 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见我的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Jena，1929），pp.91 ff.；另见 Karl Wagner，“Brechung der Zinsknechtschaft？”i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Third Series，vol. LXX-IX，pp.790 ff.
[25] 对破坏主义最出色的说明，是斯托尔姆描述雅各宾财政政策的一段话：“雅各宾党人的财政精神仅仅是：以未来为代价现在尽情挥霍。他们从不考虑明天，他们的举止仿佛是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这是大革命所有行动的明确特征。这也是它有出奇的存活能力的秘密所在：每天都在掠夺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的家底，由此带来的财富超出了人们的一切预见。”斯托尔姆接下来说的话，字字句句都适用于德国1923年的通货膨胀政策：“纸币只要还值点儿钱，哪怕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它便如洪水般不断地涌出，淹没了整个国家。他们崩溃的前景片刻也没有阻止住纸币的发行；只有当公众彻底拒绝接受形同废纸的任何纸币时，才让他们停下手来。”见Stourm，Finances de l′An-cien Régime et de la Révolution（Paris，1885），vol. II，p. 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