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破坏主义的本质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的到来意味着不合理的经济转变为合理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经济生活的计划管理取代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被理解为理性化身的社会，取代了不理性和自私的个人之间的相互对立的目标。公正的分配代替了不公正的商品分配。短缺与苦难消失了，财富由大家共享。一幅天堂景象在我们眼前展开，这个天堂将成为——历史进化法则告诉我们——我们或至少是我们的子孙长久享用的遗产。因为全部历史都在迈向那片乐土，以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为我们的救赎铺设道路。
我们当代人就是这样看待社会主义的，他们相信它的卓越。以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仅仅主宰着那些自称社会主义党或“社会党”——人们普遍认为它们有着相同的含义——的政党是错误的。今天所有的政党都为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所陶醉。甚至社会主义最坚定的反对者也被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他们也相信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更合理；它能够保证更公正的收入分配；历史的进化正在把人类推向这个无可逃避的方向。他们在反对社会主义时，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在捍卫自私的私人利益；他们是在对抗一种从公众福祉的立场看来是可欲的发展，并且它是建立在一种伦理上唯一得到公认的原则之上的。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的抵抗没有多少希望。
然而，社会主义思想不过是一些华丽说辞而已，它的各种理论无一能够经受住科学的批判，它的所有推理根基并不牢固。早就有人认识到，人们早就看出了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是错误的；它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规划已被证明有着内在矛盾，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非但不会使经济变得更合理，它会彻底消灭社会合作。说它会带来社会公正，我们可以证明它是来自仇恨情绪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中发生的事情的错误解释。所谓历史的演进使我们除了社会主义别无选择，这不过是一种预言，它与原始基督教教派的千禧年梦想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把自己标榜为“科学”。
事实上，社会主义压根就不是它所宣扬的那种东西。它不是一个更美好、更精彩的世界的前奏。它不事建设，因为破坏就是它的本质。它不生产任何东西，它只是坐享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创造出来的东西。既然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只有作为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经济秩序的社会主义碎块才能生存，所以走向社会主义的每一步必然毁坏已经存在的东西，从而导致它自身的灭亡。
这种破坏主义政策意味着资本的消耗。认识到这个事实的人寥寥无几。资本的消耗可以用统计的方法看出，也可以通过理智加以领会，但它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显而易见。一种政策是在挥霍现有的资本财富以增加群众消费，为了眼前而牺牲未来，看出这种政策的弱点，认识到它的本质，需要具备比政治家和政客或把他们推上权力宝座的群众更深入的洞察力。只要工厂的围墙仍然立在那儿，火车仍在开行，人们便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运转正常。越来越难以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被归咎于各种原因，却从未被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政府正在执行一种资本消耗的政策。
在破坏主义社会的资本消耗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要害。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消耗危险尤其严重；煽动家以损害资本的增长和损害现有资本作为代价增加人均消费，最易于得逞。
不断形成新的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资本金越大，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就越高，从而工资的绝对数和相对数也会越高。资本的累进式形成，是既增加社会每年消费的商品数量又不至于减少未来生产的唯一方式——是既增加工人的消费又不损害未来工人的唯一方式。因此自由主义早就断定，资本的累积式形成是能够使广大群众的处境得到持续改善的唯一途径。社会主义和破坏主义试图采用不同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它们打算以未来作为代价，把资本一次用光以获得现在的财富。自由主义政策是慎重的父亲的做法，他厉行节约，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构建未来。破坏主义的政策是败家子的政策，他不管未来，把自己的家产挥霍一空。
二 煽动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最高成就在于他唤醒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他著书立说之前，社会主义的观念一直作为一种学究思想存在于乌托邦主义者和一小撮信徒中间。马克思主义者说，马克思把这种观念同革命的工人——他们过去只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志向——运动联系在一起，由此为无产阶级运动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这场运动将一直进行下去，直至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据说，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并且利用这种历史进化理论，确定了现代社会运动的目标是这一进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据说，他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只有消灭阶级冲突，实现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的社会，才能使自身获得解放。
痴迷的狂热分子把马克思捧为世界史上的大英雄，把他列入伟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甚至最杰出的哲学家。不带偏见的观察者却以另一种眼光看待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马克思完全缺少原创性。他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追随者，但他缺少不带政治偏见研究基本经济问题的能力。他的理论学说，首先考虑的是影响民众头脑的效果。甚至他在这方面也并不是前无古人，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各种小册子中捍卫“对一切劳动产品的权利”、为宪章运动铺平道路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在所有最基本的方面都走在他的前面。此外他十分不幸，在建构自己的体系时，他对理论经济学的革命茫然无知，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不久，这一革命性的转变就已被世人所知了。因此，后来的两卷《资本论》从出版的那一天起，就同现代科学完全脱节。他那些昏头昏脑的追随者真是倒霉得很，从一开始就只能满足于大师著作中的贫乏阐述。他们缩手缩脚，避免同现代价值学说发生任何接触。作为社会学家和历史哲学家，马克思也仅仅是个为自己党派的日常需要写作的能干的鼓动家。唯物史观没有科学价值；再说马克思也从未对它做出准确的阐述，只是以各种自相矛盾的形式提出了一些建议。他的哲学立场是黑格尔主义者的立场。他是当时把辩证法用于一切领域的众多作家之一，而如今他们大都被人遗忘了。在人们好意思把他称为哲学家，把他和伟大的思想家并列之前，几十年已经过去了。
作为科学作家的马克思枯燥乏味，故弄玄虚，令人不堪卒读。他不具备明晰表达自己思想的才具。只有他的政治学著作确实产生了强大影响，这仅仅是因为他运用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对立命题和易于记诵的短语，以及一些卖弄词藻以掩饰其空无一物的文句。他在论战文章中毫不犹豫地歪曲论敌的言论。他的门徒（他的学派其实只存在于德国和东欧，特别是俄国）也亦步亦趋地效仿老师的榜样，只会谩骂自己的对手，从不尝试用论证去驳倒他们。
马克思的原创性和历史意义只存在于政治技巧的领域。他认识到，在工厂里成群结队的工人大众可以形成的巨大社会力量是一个政治因素；他寻找并发现了使这些群众团结起来形成统一运动的口号。他提供时髦话语，使那些原本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去攻击私有财产；他宣扬救赎的教义，使他们的仇恨变得有根有据，使他们的妒忌心和复仇欲摇身一变成了世界历史指定的使命。他向他们发出致敬，把他们当作寄托着人类前途的人，用他们的使命感去鼓舞他们。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普天下无产阶级利益一致的教条。然而，作为个人的工人，每天都在跟他的工人弟兄和随时可能夺走他的饭碗的人进行着激烈竞争；他和自己这一行的同志一起，与同行业另一些分支的工人及其产品的消费者展开竞争。面对这些事实，为了诱导他同其他工人共同追求得救，必须把他的激情全部煽动起来。不过，这并非很难办到的事情，只要唤醒人类心中的邪恶就可以了。然而马克思尤有过之，他为普通人的仇恨镶嵌上科学的光环，使智力更出众、道德层次更高的人也受到了它的吸引。所有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方面都受惠于马克思，它们都把教义悄悄地用于自己的特殊需要。
作为一名煽动的技巧大师，马克思堪称天才；对此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他发现了团结群众投身于唯一一场政治运动的历史时机，并且把自己置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位置。在他看来，一切政治不过是换了一种手段继续进行的战争；他的政治技艺永远是政治计谋。把自身的源头追溯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政党一直坚持着这种做法，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楷模的政党亦复如此。它们精通鼓动的技巧、打动选票与灵魂的乞求术、在选民中煽情、街头示威和恐怖行径。掌握这套把戏需要经年累月的艰苦学习。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员会议和党内文件中，更加关注的是组织和策略问题，而不是最重要的基本政治问题。其实，若想说得更加确切，人们也许不得不承认，除了党的策略观点以外，任何事情都不会让他们感兴趣，他们没有兴致为别的事情分心。
这种政治上的好战态度——它使马克思主义与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国家主义之间的内在亲和性昭然若揭——很快就找到了门徒。欧洲大陆的现代政党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尤其是那些致力于促进特殊利益的政党，那些聚集了农民阶级、工业中产阶级和雇主阶级的政党，都在为自身的目的而利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它们已经掌握了它们从马克思主义那儿了解到的一切。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已经来日无多了。自由主义尽力避免一切政治诡计。它完全依靠自己的思想的内在生命力和说服力，它鄙视其他一切政治斗争方式。它一向不屑于使用政治计谋，一向不会下作地从事煽动。老派的自由主义一贯诚实耿直，忠于自己的原则。它的对手把这种做法称为“老古板”。
今天，对古老的自由主义原则必须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科学在过去一百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必须重新构建自由主义学说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一般基础。在许多问题上，自由主义都没有想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可以收集到一些零散的线索。[1]但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模式是不能改变的。它认为一切社会合作都是理性所认识到的效用的表现，在这种合作中一切权力都要以民意为基础，它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妨碍有思想的人做出自由的决定。自由主义知道，只有认识到社会合作益处的人，才能使社会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决定人类未来的既不是上帝，也不是难窥究竟的命运，而是只有人类自己。有些民族正在盲目地奔向毁灭，自由主义者必须努力唤醒他们。即使他们因为昏聩，或因为警告声过于微弱而听不到，也千万不可以用策略或煽动的伎俩去引诱他们接受正确的行为模式。用煽动也许能毁灭社会，却绝对不可能用这种手段建设社会。
三 文人的破坏主义
19世纪的浪漫派和社会主义的艺术已经为社会主义的破坏主义铺平了道路。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帮助，它绝不可能获得它对人们头脑的控制力。
浪漫主义是人类对理性的反叛，也是对自然强迫他接受的生活条件的反抗。浪漫派是做白日梦的人；他容易驰骋于想象之中，不把逻辑和自然法则当回事。有头脑的理性的行动者力求通过经济活动和工作，使自己摆脱那些未得到满足的需要带来的不舒服；他通过生产去改善自己的处境。浪漫派过于虚弱——过于神经质，所以不适合工作；他想象着成功的欢愉，却不去做任何事情以获得这种欢愉。他不去清除障碍；他只在想象中清除障碍。他厌恶现实，因为现实不像他梦中营造的世界。他憎恨工作、经济和理性。
浪漫派把社会文明的一切馈赠视为理所当然，他也喜欢他认为是远古或异域拥有或提供的一切精妙美好之物。他住在欧洲城镇的舒适环境里，却渴望变成印度邦主、贝都因人、海盗或中世纪的游吟诗人。然而他只盯着这些人的生活中令他陶醉的一面，却绝对看不到他们缺少他本人享用的大量物品。他的牧人在草原上激情如火，策马飞奔；他的海盗俘获美女；他的骑士在爱情和歌咏的间歇中便降伏了敌人。他们的生活险象环生，他们的处境相对贫困，他们的苦难与艰辛——这些事情都被他的想象力有意忽略了：玫瑰色的眼光使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与这种梦中的理想相比，现实看起来枯燥阴暗，有着梦境中不存在的需要克服的障碍，有着需要承担的五花八门的任务。这里没有落入强盗之手需要拯救的美女，没有等人发掘的遗失宝藏，没有需要搏杀的蛟龙。这里有工作要干，不能停歇，而是要勤勤勉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人要想有所收获，必须耕耘播种。浪漫派不打算接受这些劳什子。他就像个顽童，拒绝承认这一切。他冷嘲热讽，他鄙视和讨厌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引起了一种对浪漫主义不友好的心态。充满诗意的骑士和海盗形象变成了笑料。贝都因人、印度邦主、海盗和另一些浪漫主义英雄的生活受到了更细致的审查，效仿的欲望也随之消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取得的成就使活着变成了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人们日益感到，只有资本主义有望使生命和自由得到保障，有望带来和平的幸福和需求的更大满足。浪漫派对资产阶级的轻蔑态度变得声名狼藉。
但是，导致浪漫主义产生的精神态度，却不那么容易消除。对生活的神经质反抗在寻找另一种表现形式。它从19世纪的“社会”艺术中找到了这种形式。
这个时期真正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都不是从事社会和政治宣传的作家。福楼拜、莫泊桑、雅各布森、斯特林堡、康拉德·斐迪南·迈耶——只提他们中间几个人的名字吧——都不是时髦文学的跟风者。我们不把有关这些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言论归在这些确立了19世纪在文学史上的持久地位的作家名下。承担这种任务的是一些二流或三流作家。是这一路作家把吸血鬼式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和高尚的无产阶级变成了文学形象。在他们看来，富人错就错在他是富人，穷人对就对在他是穷人。[2]“可道理就是如此呀，财富就是一种犯罪嘛。”格哈特·霍普曼[3]让其《织工》中的福洛·德勒斯格尔如此说道。这个时期的文学充满了对财产的控诉。
这里不是对这些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是考察它们的政治作用。它们赢得了受过教育的阶层的芳心，使社会主义得以获胜。社会主义利用这些书籍走进豪门大户，掳获了他们的妻子女儿，让儿子放弃了家族的生意，直到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本人也开始相信，自己是在干着卑鄙龌龊的勾当。剧院包厢里挤满了银行家、大企业家和商人，那里正在为热情的观众上演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戏剧。
社会艺术是有意图的艺术：所有的社会文学都要表现一种主题。[4]这个主题始终如一：资本主义是罪恶，社会主义是救赎。这种无休止的重复没有很快让人生厌，只能归功于一个事实：社会主义在不同的作家心目中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他们都效仿马克思的先例，避免阐明他们赞扬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细节；他们大多数人仅仅暗示自己向往某种社会主义制度，虽然这种暗示相当显豁。故也难怪，他们的论证缺少充分的逻辑，他们在得出结论时诉诸感情而不是理性，因为他们看到那些自称的社会主义科学权威也在使用这种手法。小说在这件事上是一种很有利的传播手段，因为几乎无须担心有人会以逻辑批判的方式具体反驳它的言论。人们尚不习惯于追究小说和戏剧中的具体言论的确切含义。即使受到这种追究，作者也能找到出路，他大可以拒绝他应当对自己让英雄说过的哪句话负责。通过刻画人物得出的结论，用逻辑是驳不倒的。就算“富人”总是被描绘成彻头彻尾的坏蛋，也不能根据一个简单的事例去责备作者。作者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整体效果，是不能让一个作家来负责的。
西西·朱佩是《艰难时世》中被马戏团小丑和舞女遗弃的小女儿，狄更斯借她之口诋毁了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他让本泰米特的资本家格拉奇林格设立的模范中学的老师麦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在10万名海上游客中有500人被淹死，罹难者占多大比例。那个乖孩子回答说，对于罹难者的亲友来说，没有比例可言——这十分简单明了地谴责了踌躇满志的曼彻斯特主义。姑不论这种牵强附会的情节不太可能发生，它确实美妙动人。但它不会减少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在想到资本主义时代航海风险大幅下降时感到的满足。既然资本主义如此出众，100万人中每年只有25人饿死，而在早期的经济制度下饥馑而死的人要比这多得多，那么我们在评价这项成就时是不会受西西那种陈词滥调的影响的，虽然对于那些挨饿的人来说，他们的痛苦不会因为有数百万甚至数亿人也在挨饿而有所减轻。此外，没有人给我们提供社会主义社会饿殍更少的证据。狄更斯借西西之口说出的第三种观点，是要证明判断国家的经济繁荣不能根据财富数量，也要考虑到财富的分配。狄更斯对功利主义者的著作太无知了，所以他不知道这种观点与老功利主义并不矛盾。例如边沁就曾特别强调说，如果财富被更平等地分配，而不是让一些人很富另一些人很穷，财富总量会带来更多的幸福。[5]
与西西形成对照的是模范男孩比特泽，他把母亲送进济贫院，然后满足于一年只给她半磅茶叶。狄更斯说，在另一些令人敬佩的年轻人——他把他们称为杰出的年轻经济学家——中间，甚至这种行为也是弱点。因为一切施舍必然使施舍对象变得更穷。此外，就比特泽买茶叶这件事而言，他唯一合理的行为是尽量便宜地买入，再尽量把它卖个好价钱。哲学家们不是已经证明了这就是人的全部（是全部，不是一部分）责任吗？数百万读过这些话的人，都对卑劣的功利主义思想义愤填膺，这也正是作家希望他们产生的感情。然而，他们大错特错了。的确，自由主义政治家极力反对不加区分的施舍，认为这会鼓励乞讨，并且证明了只要不去提高穷人的劳动生产力，任何改善他们境况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向无产阶级揭示了，让没有条件照料小孩的人过早结婚以提高生育率的建议是危险的。然而他们从不反对用《济贫法》帮助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他们也不反对子女负有赡养年迈父母的道义责任。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从未说过，尽可能便宜地买入，尽可能卖个好价钱，是一种“责任”，更没有把它说成是道德的全部内容。自由主义证明了，对于寻求（通过买入卖出）间接满足自己需求的手段的个人来说，这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可是它从未说过，把茶叶送给上了年纪的母亲是不合理的，正如它没说过喝茶本身是不合理的一样。
浏览一下功利主义者的著作，就足以戳穿这些蓄意的歪曲。可是，在狄更斯的读者中间，10万人中恐怕也没有一人读过一行功利主义的著作。狄更斯以及另一些才华稍逊但倾向相同的浪漫派，教会了千百万人仇恨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但是，就像威廉·摩里斯、萧伯纳、威尔士、左拉、安纳托尔·法朗士、霍普曼和艾德蒙多·德·亚米契斯等许多作家一样，狄更斯也不是公然直接支持破坏主义的人。他们都拒绝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都抨击生产资料私有制，虽然未必总是在有意识地这样做。他们在字里行间暗示一幅经济和社会状况更美好的令人神往的画面。他们在为社会主义招兵买马，既然社会主义必然毁掉社会，所以他们也是在为破坏主义铺路架桥。政治社会主义在布尔什维克那儿终于变成了破坏主义的公开宣言，文学社会主义又何尝不是如此。托尔斯泰是一种可以追溯到福音书文字的破坏主义的大先知。他把以神的王国就要降临的信仰为基础的基督的教诲，篡改成了适用于普天之下所有时代的福音。就像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代的共产主义宗派一样，他也试图按照摩西的山上训辞建立社会。他当然没有走得那么远，照字面意思去理解野地上无需劳苦的百合花的事例。[6]可是在他的社会观中，只有那些用简陋工具耕作一小块土地、自给自足的农夫才有容身之地，他可以合乎逻辑地要求毁灭其他一切。
如今，向这种呼吁毁灭一切文化价值的作品大声喝彩的人们，他们自己也已经临近一场社会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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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我的（Jena，1927）.英文版出版者注：英译本是The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An Exposition of the Ideas of Classical Liberalism（Princeton：Van Nostrand，1962）.中译者按：此书中译本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 Cazamian，Le roman social en Angleterre，1830—1850（Paris，1904），pp.267 ff.
[3] 霍普曼（Gerhart Hauptmann，1864—1946）：德国著名剧作家，19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织工》（Die Weber）是其代表作之一。——译注
[4] 关于绘画艺术中的社会主义倾向，见Geschichte der Malerei im 19. Jahr-hundert（Munich，1893），vol. II. pp.186 ff.；Coulin，Die sozialistische Weltanschauung in der franzöisischen Malerei（Leipzig，1909），pp.85 ff.
[5] Bentham，Principles of the Civil Code，pp.304 ff.
[6] 见《新约·马太福音》6：28：“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