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者……热心进步，同情穷人，痛恨邪恶，激励英雄行为，这些一直是日后的自由主义所缺乏的。然而，他们的科学却建立在一种深刻的误解之上……因此，他们的行动极具破坏性和反动性。人的心灵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以致他们的精神分裂了，他们再也没可供选择的机会。
——沃尔特·李普曼
“利用情绪，不把精力浪费在摧毁它们的无益努力上。”[2]一直是反抗自由的策略。人道主义者的一些最弥足珍爱的观念，常常受到其死敌的高声喝彩，后者就这样打着同盟者的幌子，渗透到人道主义者的阵营，制造分裂和严重的混乱。这种策略常常获得极大的成功，正如事实所表明的，许多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仍然崇敬柏拉图的“正义”观念、中世纪“基督教的”权威主义、卢梭的“普遍意志”观念，或者费希特和黑格尔“民族自由”观念。[3]然而，只是在黑格尔主义把自身确立为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运动的基础之后，这种渗透、分裂人道主义者阵营并制造混乱的方法，这种建造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因而具有双重效应的知识第五纵队的方法，才获得极大的成功：至于马克思主义，则被看成历史主义的最纯粹的、最发达的和最危险的形式。
详细研究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左派及其法西斯主义的副本之间的相似性，是件诱人的事情。然而，如果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则绝对不公平。虽然它们的知识源泉近乎相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激励，则不应有任何疑义。而且，同右派黑格尔分子相反，在把理性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最迫切的问题上，马克思作了诚挚的尝试。这种尝试的价值没有为这一事实所减损，即正如我将要表明的，它以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成功。科学要经历不断的尝试和错误才能进步。马克思毕竟进行过尝试，虽然他在主要理论上犯了错误，但他的尝试没有白费。他以各种方式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目光更敏锐。退回到前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是不可想象的。所有现代的著作家都受惠于马克思，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点。对于那些像我一样不赞同马克思的理论的人，情况显得尤其如此；我欣然承认，例如我对柏拉图[4]和黑格尔的研究，就打上了受马克思影响的印记。
如果不承认马克思的真诚，我们就不能公正地对待他。马克思的开放的心灵、敏锐的现实感、不信空言，尤其是不信道德方面的空言，使他成了世界上反对伪善和法利赛主义的最有影响的战士之一。他有着帮助被压迫者的强烈欲望；他充分意识到，需要在行动上而不只是在言词中证实自身。尽管马克思的主要才能是在理论方面，但是为铸造他认为是科学的战斗武器，以改进大多数人的命运，他付出了巨大辛劳。我认为，他追求真理的真诚和他在理智上的诚实，使他与他的许多追随者完全不同（尽管不幸的是，他没有彻底摆脱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氛围中养成的腐朽影响，这种辩证法被叔本华描述为能够“摧毁一切理性”[5]），马克思对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的兴趣，基本上是一种实践的兴趣。他在知识中找到了一种推动人进步的手段。[6]
那么，为何还要攻击马克思呢？虽然他有许多功绩，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他是历史进程的预言家，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但这不是我的主要责难。更为重要的是，他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在那些试图推进开放社会的事业的人的队伍中，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的破坏性影响负责。
然而，马克思主义真的打上了纯粹历史主义的印记吗？在马克思主义中就不存在一些社会工艺学的因素吗？俄国在社会工程中从事冒险而又常常取得实验成功的事实，使得许多人断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支撑俄国实验的科学或信条，应该是一门社会工艺学，或者至少要赞成它。然而，没有一个熟知马克思主义史的人会犯这种错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理论，一种旨在预测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的未来进程，尤其是预测革命的未来进程的理论。因为如此，在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马克思主义当然就不再为它的政策提供依据。马克思实际上禁止一切社会工艺学，并把它斥责为乌托邦，[7]他的俄国信徒一开始就发现，自己对社会工程领域中的宏伟任务，完全缺乏准备。正如列宁很快明白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对实际的经济问题提供帮助。“我并不知道有哪位社会主义者探讨过这些问题”，列宁在夺取政权后这样说，“在布尔什维克或孟什维克的文献中，并没有关于这类问题的记载”。[8]在经历一段不成功的实验时期，即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之后，列宁决定采取各种实际上意味着有限地暂时地回到私人企业的措施。这些所谓的新经济政策，以及后来的各种实验——五年计划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宣布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列宁在引进新经济政策之前发现的自己所处的特殊情境，还是他所取得的成就，如果不适当地考虑到这一点，就都不能获得应有的评价。马克思的宏大的经济研究，甚至没有触及一项建设性的经济政策（例如，经济计划的问题）。正如列宁所承认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一个论及社会主义的经济词句——且不论“从按劳取酬到按需分配”之类的无用的[9]口号。原因在于，马克思的经济研究完全是从属于其历史预言的。然而我们还必须多谈点。马克思特别强调，他的纯历史主义的方法与一切以合理计划的观点进行经济分析的尝试是对立的。他把这种尝试斥责为乌托邦和不合逻辑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不研究所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该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在准备建设工作方面，他们甚至比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缺少培训。
在使社会主义摆脱其多愁善感的、道德主义的和幻想的背景方面，马克思找到了自己的专门使命。社会主义必然要从乌托邦的阶段发展到科学的阶段；[10]它应该建立在分析原因和结果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测见的基础之上。由于他假定，社会领域中的预测与历史预言是同一种东西，因而科学社会主义必然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原因和结果的研究之上，最终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自身来临的预言的基础之上。
当马克思主义者发现自己的理论受到攻击时，他们就常常撤退至这一立场，即马克思主义主要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他们认为，即使马克思理论中的特殊部分，或者其追随者的某些理论中的特殊部分被取代，马克思的方法仍然是不可辩驳的。我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是上一种方法，是十分正确的。但是，认为作为一种方法，它就应该免受攻击，这就错了。这种观点说白一点就是，谁要评判马克思主义，他就必须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深究和批评，也就是说，他必须以方法论的标准来衡量它。他必须追问，它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还是一种贫乏的方法，也即，它是否能够推进科学的工作。因此，我们用来评判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标准，应该具有一种实践的本性。通过把马克思主义描述为最纯粹的历史主义，我已经指出，我确实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十分贫乏的。[11]
马克思本人也许赞同对批评他的方法作这样一种实际的探索，因为他是发展后来被称作“实用主义”的观点的首批哲学家之一。他之所以被引向这一立场，我认为，是由于他确信，一种科学的背景为实际政治家——这种实际政治家当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所迫切需要。他教导说，科学能够产生实际的结果。应该随时关注成果，关注理论的实际结果！他们甚至谈论有关其科学结构的某些事情。一门不产生实际结果的哲学或科学，只不过解释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然而它能够而且应该做得更多些；它应该改变世界。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也许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他预期到后来实用主义者所主张的重要的方法论理论，即科学的最富特征的工作，不是获得既往事实的知识，而是预见未来。
这种对科学预测的强调，实质上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的发现，不幸的是，它把马克思引入了歧途。因为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据（只有当未来被提前决定——只有当未来像从前一样存在于过去之中、被嵌入过去之中——科学才能够预见未来）把马克思引向固执于这一虚假的信仰，即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决定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关于自然界和历史发展的“无情规律”的说法，清楚地表明了拉普拉斯氛围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然而，相信“科学的”和“决定论的”术语如果不是同义的，至少也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现在要被说成是一个尚未完全消失的时代的迷信之一。[13]由于我主要对方法问题感兴趣，我感到高兴的是，当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时，并没有必要加入有关决定论的形而上学问题的争论。因为不论这些形而上学争论的结果如何，例如，量子理论关于“自由意志”方面，我想要说的是，事情早就解决了。没有哪种决定论，不论它被表述为自然界的齐一性原理，还是被表述为普遍的因果规律，能够再被作为科学方法的必要假定来考虑。因为物理学——一切学科中最先进的科学——不仅表明，没有这种假定，它照样能够从事研究，而且还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同这些前提有矛盾。对一门能够进行预测的学科而言，决定论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因此，科学方法不能被说成支持采取严格的决定论。没有这一假定，科学也能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当然，马克思不能因为坚持了相反的观点就应受到责难，因为他那时的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持有同样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把马克思引向歧途的，并不是决定论的抽象的、理论的原理，毋宁说是该原理对其科学论观点、对其关于社会科学的目的和可能性观点的实际影响。如果“决定”社会发展的抽象的“原因”观念不导向历史主义，它就不会如此十分有害。诚然，这种观念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对社会制度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同每个人，尤其是决定论者对机械和电子设备所采取的显然是工艺学的态度形成奇怪的对比。也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相信，在一切科学中，社会科学能够为我们实现揭示未来所储藏着的秘密这一古老的梦想。对科学的算命术的这种信仰，并不仅仅建立在决定论的基础之上；它的其他基础包括，混淆了科学预测和宏大的历史预言，前者有如我们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中所了解的，后者则在广泛的战线上预言社会的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这两种预测是根本不同的（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试图表明的[14]），前者的科学特征并不为支持后者的科学特征提供证据。
马克思关于社会科学的目的的历史主义观点极大地搅乱了实用主义，后者一开始曾使他强调科学的预测功能。这迫使他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早期观点，即科学必须，而且能够改变世界。因为只要存在社会科学，因而存在历史预言，历史的主要过程就应该是被预先决定的，无论是善良意志还是理性，都无权改变它。以合理的干预这一方式留给我们的，只是通过历史预言去肯定发展的即将来临的过程，去清除途中的糟糕障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5]正是这些观点导致马克思把所有那些人斥责为“乌托邦主义者”，这些人以社会工程学的目光考察社会制度，认为社会制度服从于人的理性和意志，能够成为理性设计的一个可能领域。在马克思看来，这些“乌托邦主义者”试图用人类脆弱的双手，去驾驶逆历史的自然潮流和风暴而上的社会巨轮。他认为，一位科学家所能够做的一切，只是提前预报风暴和旋涡。因此，他们能提供的实际服务，只限于提出警告，下次风暴将构成威胁，使巨轮偏离正确的航线（正确的航线当然是向左转！），或者是劝告乘客，最好集合到船的哪一侧。马克思在宣告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的太平盛世中，发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任务。只有借助于这种宣告，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导才能有助于创造一个社会主义世界，而通过使人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变化，意识到历史的游戏中分派给他的角色，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导才能够推进社会主义世界的到来。这种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工艺学；它不教授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途径和手段。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验的关系的观点，表明了其历史主义的观点的纯洁性。
马克思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其时代的产物，当时那场巨大的历史地震，即法国革命令人记忆犹新（1848年的革命使它获得复苏）。他感到，这种革命不能靠人的理性来设计和筹划。然而，它可以用一种历史主义的社会科学预测；透彻认识社会形势可以揭示其原因。从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和J.S.穆勒的历史主义的密切相似（类似于其前辈黑格尔和孔德的历史主义哲学的相似），可以看出这种历史主义态度所具有的这一时期的十分典型的特征。马克思并没有深入思考过“J.S.穆勒之类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16]，他把他们视为“枯燥无味的、无头脑的调和论”的典型代表。虽然在某些地方，马克思实际上对“慈善经济学家”穆勒的“现代倾向”，表明了某种尊敬，在我看来，也有足够详尽的证据驳斥这事实，即认为马克思直接受到穆勒（或者毋宁说孔德）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看法的影响。因而马克思的观点和穆勒的观点的一致，是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所以，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17]他可以说是在传达穆勒的纲领：“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必须是寻找规律，依照这种规律，一切社会状况制造出继之而起并取代它的状况。”穆勒十分明确地区分了他称作“两种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第一种与我所说的社会工艺学极为相当，第二种与历史主义的预言相当，他袒护后者，把它描述为“社会的一般科学，另一种社会研究的结论应该因之而受到限制和控制”。或者更专门的依照穆勒的科学方法的观点，这种社会的一般科学是建立在因果律原理的基础之上的；他把这种对社会的因果分析描述为“历史的方法”。穆勒的“社会的状态”具有“从一个时代到另一时代的……可以变化的特性”，正好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埋藏”相当，当然，尽管它比自己的辩证法对手更为朴实（穆勒认为，“人类事物必须遵循的”运动形态“应该是”两种可能的天文学运动中的“二者之一”，即或者是“一种沿轨运动”，或者是“一种弹道运行”。[18]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不肯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简明性；正如曾经有过的那样，它接受穆勒的两种运动的组合——即类似于某种波浪式运动或螺旋式运动的东西）。
在马克思和穆勒之间存在不少相似性；例如，二者都对放任的自由主义不满，二者都试图为实施基本的自由观念提供更好的基础。然而，在他们对社会学方法的直法中，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穆勒认为，社会的研究归根结底应该还原为心理学；依照人性、“精神的规律”，尤其是人性的进化，就能够解释清楚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种的进化”，他说，“是社会科学的方法得以……确立的基础，它远比从前流行的模式……优越。”[19]这种社会学原则上可以被还原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尽管由于无数个体的互动引起的复杂性，这种还原可能相当困难——已经广为许多思想家所主张；诚然，它属于常常简单地受到赞同的各种理论之一。我将把这种社会学的研究称作（方法论的）心理主义。[20]我们现在可以说，穆勒信仰心理主义。但马克思却向它挑战。他宣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21]对心理主义指出了疑问，也许是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的最大成果。这样，他就为更深刻地认识社会学规律的专门领域，至少是认识局部自主的社会学，开辟了道路。
在下述篇章中，我将解释马克思方法的一些观点，并力图着重强调他那些在我看来具有持久价值的观点。因此，接下我将讨论马克思对心理主义的攻击，讨论他支持不可还原为心理学的自立社会科学的论证。最后，我将试图指明其历史主义的致命弱点和破坏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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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马克思各章的说明：我将尽可能地注明《资本论》或《马克思主义手册》或是它们二者的资料来源。当使用《资本论》时，我指的是E.保罗和C.保罗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的人人丛书两卷本版。使用H.o.M时，表示的是《马克思主义手册》，E.伯恩斯1935年编辑。但是，对文献的完整版本的材料来源的注明还有必要给予补充。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述，我用的是莫斯科标准版（以GA表示），该书于1927年以后陆续出版，由D.莱扎诺夫等人编辑，但还不完整。关于列宁的引述，我用的是《列宁小文库》，由马丁·劳伦斯、后又由劳伦斯和魏夏特出版。《资本论》的后两卷引自《资本论》德文版（其中第1卷最早出版于1867年），其中所引的第2卷是1885年的版本，第3卷第1章和第3卷第2章（用Ⅲ/1和Ⅲ/2表示）是1894年的版本。我要说明的是，虽然我尽可能援引上述提及的译著，但我并未一味照搬它们的遣词造句。（按照中文译本的惯例，在本书的翻译中，凡遇上作者引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且文意准确一致的，我们一律转换成中文版最新版本的页码。当遇上作者按自己的理解而更译词意时，我们一律按作者的原文译出，并在注释中或指出与经典作家的中文版著作不一致之处，或附上中文版中的原文与之进行对照——译者。）
[2] 参阅V.帕累托《论普通社会学》第1843页（英译本《心灵和社会》第3卷，1935年版，第1281页；另见本书第一卷第388页注②正文）。帕累托写道（第1281页）：“政府的艺术在于发现利用这种情绪的各种方法，而不是把能量浪费在毁灭它们的无效努力中；后一进程的唯一效果常常必然是强化它们。能够使自身摆脱自己的情绪的盲目支配的人，也能够利用其他人的情绪来为他自身的目的服务……这一般可以被说成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全心全意为自身及其政党服务的政治家，就是这种深知如何凭借其他人的偏见获利的不带偏见的人。”帕累托所想到的偏见具有多重性的特征——民族主义、热爱自由、人道主义。同样还应该注意到，尽管帕累托使自身摆脱了一些偏见，但他肯定不可能成功地使自身摆脱一切偏见。这点在他所写的近乎每一页中，都可以看到，尤其是在他谈论他并非不恰当地描述为“人道化的宗教”中，当然可以看到。他本人的偏见就是反人道化的宗教。如果他认识到他并不是要在偏见和摆脱偏见之间做出选择，而只需要在人道化的偏见和反人道化的偏见之间做出选择，他也许就不会对自己的优越感有什么自信。（关于偏见问题，可参阅第二十四章第358页注①（1）及正文）
帕累托关于“政府的艺术”的观点是非常陈旧的；它们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叔父克里底亚，并在柏拉图派的传统中发挥过作用（正如第236页注①所指出的）。
[3] （1）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观点导致了民族国家和民族自决的原则，然而却是一种诸如马撒里克之类的开放社会的战士也真诚信仰，以及民主派人士威尔逊也采纳的反动原则（关于威尔逊，例如可以参阅A.齐默恩编的《现代政治学说》，1939年版，第223页）。这条原则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显然是不适用的。在欧洲，许多国家（即语言集团）如此稠密地聚集在一起，以致难以将它们分解。威尔逊试图将这条浪漫的原则应用于欧洲政治的可怕努力，迄今对每个人而言，都应该明白。凡尔赛协定过于苛刻，是一个神话；威尔逊的原则没有被获得一以贯之的应用；凡尔赛协定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试图应用威尔逊的不适用的原则（所有这些，可参阅第一卷第308页注①和第十二章第96页注②至108页注①各注释）。
（2）与本段正文所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特征相联系，我在此列举了马克思主义采自黑格尔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我对马克思的探讨并不建立在这种列举之上，因为我并不试图把他仅仅作为另一个黑格尔分子，而毋宁作为一位能够并且应该答复自身的严肃探索者来探讨。下述所列各点，是依照不同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重要性而作的近似的排列。
（a）历史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是对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固有趋势的研究。
（b）历史相对论：在某一历史时期成为规律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埋藏并不一定就成为规律（黑格尔认为，在某一时期真实的东西在另一时期不一定就真实）。
（c）在历史发展中，存在一条固有的进步的规律。
（d）虽然引发发展的媒介并不是我们的合理计划，而是诸如我们的情感和自身利益的非理性力量（黑格尔称之为“理性的狡黠”），发展仍然是趋于更自由和理性的发展。
（e）道德实证论，或者依照马克思的实例，称作道德的“未来论”（该术语在第二十二章中得到了解释）。
（f）阶级意识是发展用于推动自身的工具之一（黑格尔行使的是民族的意识，是“民族精神”或“民族天才”）。
（g）方法论的本质主义，辩证法。
（h）下述黑格尔的观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挥了作用，但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变得更重要。
（h1）纯粹“形式的”自由或者纯粹“形式的”民主和“现实的”或“经济的”自由或者“经济的”民主之间的区别，等等；与此相联系，存在一种特定的、对待自由主义的、“矛盾的”态度，即一种爱与恨的混合状态。
（h2）集体主义。
在下述篇章中，（a）重新成为主题。在（a）和（b）的联系方面，另见本章第152页注①。关于（b）可以参阅第二十二章（关于黑格尔的“理性的狡黠”，可参阅第128页注①正文）。关于（f），可参阅第十六和十九章。关于（g），可参阅第144页注②、第195页注④、第182页注①、第251页注①、以及第284页注②至286页注②各注释及其正文。关于（h1），可参阅第203页注①。（h2）对马克思的反心理主义有影响（可参阅第171页注①的正文）；正是在柏拉图—黑格尔的国家对个人具有优越性的学说影响下，马克思发展了他的甚至个人的“意识”也受社会条件决定的理论。然而，马克思基本上是一位个人主义者；他的主要兴趣是要帮助经受苦难的人类个体。因此，集体主义之类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肯定没有发挥重要作用［除（f）所提到的他强调集体的阶级意识之外；例如，可参阅第225页注①］。然而，它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中却发挥了作用。
[4] 在《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5—406页）中，马克思对柏拉图的分工理论（参阅第一卷第五章第157页注②及正文）和柏拉图的国家的等级制特征，都做了一些有意思的评论（然而，马克思只涉及埃及而没有涉及斯巴达；参阅第一卷第四章第96页注①）。与此相联系，马克思也从伊索克拉特的《布西里士》一书（Isf.，224/5）中援引了一段有意思的话，在那里伊索克拉特首次提供了一个与柏拉图相类似的关于分工的论点（第157页注②）；伊索克拉特接着指出：“埃及人……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以致埃及的政治制度优于一切其他国家，斯巴达人……能够以这种良好的方式统治他们自己的城邦，是由于他们模仿了埃及人的方式。”我认为很可能伊索克拉特在这里论及的是柏拉图；正如第一卷第96页注①（3）中提到的，当克兰托谈论那些谴责柏拉图变成了埃及人的信徒的人时，他反而可能是指伊索克拉特。
[5] 或者说“理智的毁灭”；参阅第115页注①及正文。关于一般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特例，可参阅第十二章，尤其是第78页注②至81页注②各注正文。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我不想在本书中讨论，因为我在其他地方已讨论过它（参阅《何谓辩证法？》，载《精神》杂志第49卷，1940年，第403页；另见修正稿，载《精神》杂志第50卷，1941年，第311页）。我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样，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糊涂物；尤其是因为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批判涵盖了他的辩证法中应该被严肃对待的一切，因而可以在这里避免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作分析。
[6] 例如参阅第150页注①正文中的引文。
[7] 在《共产党宣言》第3章第3节中，乌托邦主义首次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攻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305页）。关于马克思对“试图把政治经济学和无产者的要求……调和起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攻击，尤其是直接反对穆勒和孔德学派的其他成员的攻击，可特别参阅《资本论》第868页（对穆勒的攻击；另见第153页注①）和870页（对孔德主义的Revue positiviste的攻击；另见第237页注①正文）。关于与历史主义相对的社会工艺学以及与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学相对的零星社会工程学的总问题，可特别参阅上述第九章（另见第一卷第一章第50页注①、第五章第147页注②以及第九章第303页注①；并可参阅M.伊斯特曼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吗？》）。
[8] （1）引自列宁的这两段话采自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编的《苏联共产主义》（第2版，1937年）第650页，在一个注释中，他们说，引文和第二段话出自列宁1918年5月所做的一次演讲。最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列宁如何迅速把握了形势。在1917年8月党夺取政权的前夜，列宁发表《国家与革命》之时，他仍然是一位纯粹的历史主义者。那时他不仅没有意识到在建设一个新社会中所涉及的最困难的问题；他甚至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相信，这些问题尚不存在，或者说它们将由历史的进程解决。可特别参阅《马克思主义手册》第757页中引自《国家与革命》的有关段落，在那里，列宁强调了在推进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阶段上组织和行政问题的简单性。他写道，“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着重号是原有的。）这些令人惊讶的朴素的陈述很具有代表性［我们在德国和英国也发现有类似的观点表达，参阅本条注释（2）］。应该将它们与 几个月后列宁所作的讲演进行比较。它们表明预言式的“科学社会主义者”是如何提前摆脱一切对问题和灾难的预言的（我指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灾难，该时期表现为这种预言式的和反技术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但是，它们也表明列宁发现和自我承认所犯错误的能力。尽管他没有在理论上、但却在实践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夺取政权之前“科学社会主义”的这种纯历史主义的，即预言式的和反技术的（或许像列宁所说的“反乌托邦的”，参阅《马克思主义手册》第747页）特征，可参阅《马克思主义手册》中关于列宁的第5章第2和3节，第742页以下（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196页）。
然而，当列宁承认他不知道有什么著作讨论过社会工程的更富有建设性的问题时，那么他只不过证明，信奉马克思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没有读过“坐在太师椅上的教授式的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材料”，这类社会主义者试图从这种种问题出发；这使我想起英国的某些费边主义者和A.门格尔（例如可见《新政治学》，1904年第2版，特别是第248页以下），以及奥地利的J.波普-林丘斯。后者撇开一些其他建议不论，发展了一种集体农庄的技术，尤其是后来被引入俄国的那种大农庄的技术（见Allgemeine Nahrpflicht，1912年，参阅该书1923年第2版，第206页和第300页）。然而，他的有意思的著作并没有被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对待。它被作为一种“半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体系”而打发掉。它之所以是“亲社会主义的”，是因为J.波普-林丘斯在社会设想了一种私有企业成分；他把国家的活动限制在负责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需求——提供“生活的最低保障”。除此之外的一切，都被留给严格的竞争体系。（2）上述援引的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观点（正如J.维勒所指出的）与约翰·卡鲁瑟《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中的观点非常相似（参阅第一卷第320页注①）；特别见第14—16页。他说：“资本家已经发明一种金融制度，它虽然复杂，但却足以简单得适于实际运作，并能充分指令每个人以最佳的方式管理工厂。一种极其类似的（尽管大为简单）金融同样能指令社会主义工厂中当选的经理如何管理工厂，他并不比资本家更需要来自职业组织者的劝告。”
[9] 这种朴素的自然主义的口号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它起源于柏拉图和早期基督教（参阅第五章注；《行动》杂志第2卷，第44—45页，以及第3卷，第34—35页；另见第二十四章注，以及所提供的那些综合文献）。它在《国家与革命》中曾被列宁所引用；见《马克思主义手册》第752页。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它体现在1936年的苏联的《新宪法》中——则似乎不具有重要意义；对照其中第12条，我们在那里读到：“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原则已经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劳动”取代早期基督教的术语“需要”，将一个浪漫的和经济上十分有限的自然主义短语变成一个十分实际却又平凡的原则——变成甚至“资本主义”也可以作为自身要求的原则。
[10] 我这里暗指的是恩格斯的一部名著的题目：《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这部著作在英国已经以“社会主义：乌托邦和科学”为题出版）。
[11] 见我的《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经济出版社，1944年）。
[12] 这是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1845年）的第11条，参阅《马克思主义手册》，第231页。另见第153页注①、154页注①和155页注①，以及《历史主义贫困论》的第1、17和18章。
[13] 我在这里并不想详细讨论决定论的形而上学的或方法论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几点进一步的评论在下述第二十二章中可以发现）。但是，我要指出，如果“决定论”和“科学的方法”被认作同义语，这将是如何的不合适。然而甚至B.马林诺夫斯基这样优秀和精确的作者，也仍然持这种主张。例如，可参阅他在《人类事务》第12章中的文章（卡特尔、柯亨和特拉维编，1937年）。我完全赞同这篇文章的方法论的倾向，赞同它呼吁在社会科学中动用科学方法，也赞同它对人类学中浪漫主义倾向的明智谴责（特别参阅第207页及第221—224页）。然而，当马林诺夫斯基为“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决定论”辩护时（第212页；例如也可见第252页），我并不明白，如果他不是简单地意指“科学的方法”的话，他用“决定论”意指什么。可是，这一引文并站不住脚，正如在正文中所表明的，它有着严重的危险性；因为它可能导致历史主义。
[14] 关于对历史主义的批判，见我的《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经济出版社，1944年）。
马克思可能也被谴责为持有这一错误主张，即认为存在一种“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因为他的时代的一些最优秀的科学家（例如T.H.赫胥黎；参阅他1880年出版的Lay Sermons，第214页）都相信揭示进化规律的可能性。然而，并不存在经验的“进化规律”。只存在特殊的进化假说，阐述地球上的生命是以一定方式发展而来的。但普遍的或自然的进化规律则必须阐述一种涉及（至少是）全部行星的生命发展过程的假说。换言之，无论我们把对一种唯一过程的观察限制在何处，在那里我们不能希望发现和测定一种“自然规律”（当然，存在各种从属于年轻机体的发展的进化规律，等等）。
也可能存在社会学规律，甚至存在从属于进步问题的社会学规律；例如，存在这种假说，即无论思想和思想交流的自由在哪里受到法律制度和确保讨论之公正的制度的有效捍卫，在那里就会存在科学的进步（参阅第二十三章）。然而，也有理由坚持这一观点，我们最好根本不谈历史规律（参阅第403页注①及正文）。
[15] 参阅《资本论》第864页（第1版序言。关于对穆勒的类似评论，见下述第155页注①）。在同一地方，马克思还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关于这一观点，参阅《马克思主义手册》第374页，以及本书第155页注①正文。）如果我们将这些段落与他的《费尔巴哈论纲》第11条（第150页注①正文引述了）作比较，马克思的实用主义和他的历史主义的冲突就变得十分明显。在《历史主义贫困论》第十七章中，我试图通过以某种马克思攻击费尔巴哈十分类似的形式来描述他的历史主义，以使这种冲突变得更加明显。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陈述来阐释正文中引述的马克思的词句：历史主义者只能解释社会发展，并以各种不同方式帮助它；然而，其观点是，没有谁能够改变它。另见第二十二章，特别是第337页注②正文。
[16] 参阅《资本论》第469页；下三段引文出自《资本论》第868页（第二版序言。译文《肤浅的调和论》并不十分符合原文那种十分强烈的表达）；参阅《资本论》第673页；并参阅第830页。关于正文中提到的“充足详尽的论据”，例如，可参阅《资本论》第105、562、649、656页。
[17] 参阅《资本论》第864页；并参阅第153页注①。下述三段引文出自J.S.穆勒《逻辑系统》［1843年第1版，第2节（结尾）；第1节（开头）；第1节（结尾）］。在穆勒《逻辑学》同一章第8节中，可以找到一个有趣的段落（它与第153页注①正文中援引的马克思的著名评论说的几乎是同一意思）。谈到寻求“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规律”的历史方法时，穆勒写道：“通过它的帮助，我们从此不仅能够成功地展望人类的未来历史，而且能够成功地决定何种人工手段可以被运用、并在何种程度上尽可能有益地推动自然的进步；弥补一切可能成为其内部固有的不便和不足，并防止我们人类从自然的进步的必然事件所面临的各种危险或事故。”（着重号是我加的）或者像马克思所指出的，“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18] 参阅穆勒上述著作同章第2节；接下来的评论出自第3节的第1段。“沿轨运行”和“弹道运行”的说法都出自第3节第2段的结尾。当谈论“沿轨运行”时，穆勒可能想到的是类似于柏拉图《政治家》，或者是马基雅维利《论李维》中所阐述的发展的循环理论。
[19] 参阅穆勒《逻辑系统》同章第3节最后一段的开头——关于全部这些段落，也可参阅本书第160页注②至162页注①各注，以及《历史主义贫困论》第22、24、27和28章。
[20] 关于心理主义（该术语源于E.胡塞尔），我这里可以援引几段优秀心理学家D.达兹说过的话；这些话采自他的文章《心理需求》（载卡特尔编的《人类事务》，第3章，1937年，第36页）。“在哲学上，曾几何时存在一种使心理学成为一切其他科学之根本基础的倾向……这种倾向通常被称为心理主义……然而，即使诸如社会学和经济学之类与心理学联系较密切的科学，也具有不是心理学的中性内核……”在本书第十四章中，心理主义将得到详细讨论。另见第一卷第171页注①。
[21] 参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另见《资本论》第xv页）。在本书第182页注①正文和第189页注①正文中，这段话被更完整地引用；另见第158页注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