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兴趣，和对宇宙学和物理学的科学兴趣，几乎是同样地古老。在古代，曾有过这样的时期（我的心目中是柏拉图的政治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宪法汇编），当时社会科学似乎曾经比自然科学更先进得多。但随着伽利略[1]和牛顿[2]，物理学的成功出乎人们预料，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的科学；而且生物科学，自从巴斯德[3]——生物学的伽利略——之后，也几乎是同样地成功。但社会科学却似乎还没有发现自己的伽利略。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在这一或那一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就非常之关心着方法问题；他们很多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是着眼于那些更为繁荣昌盛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方法而进行的。例如，正是有意识的企图模仿物理学的实验方法，就导致了冯特[4]那代人对心理学的改革；而自穆勒[5]以来，则反复试图根据大体类似的路线来改造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心里学的领域，这些改革可能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尽管也有大量令人失望之处。但是在理论社会科学的领域，除了经济学之外，这些企图所得到的大抵只不外是令人失望而已。当人们讨论这些失败时，很快地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物理学的方法是不是真能适用于社会科学？或许，是不是对这一方法的可适用性的顽固信仰，应该对这些研究的可悲状态负责？
这些疑问就提示着有关不很成功的科学方法之各派思想的一种简单的分类。依照他们对物理学方法可适用性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这些流派分为拥自然主义的或反自然主义的；如果他们赞同把物理学的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就称他们为“拥自然主义的”或“实证的”；如果他们反对应用这类方法，则称为“反自然主义的”或“否定的”学派。
一个方法论的学者是坚持反自然主义的学说还是拥自然主义的学说，或是否接受这两种学说的理论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们对所考虑学科的特点及其主题的特点的看法。他所采取的态度，也取决于他关于物理学方法的观点。我相信这后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我认为，在大多数有关方法论的讨论中，严重的错误都产生于对物理学方法的某些极为普通的错误理解。尤其是，我认为他们产生于对物理学理论的逻辑形式、检验方法和观察与实验的逻辑功能的一种错误理解。我的论点是，这些错误的理解有着严重的后果；我将在本书第三和第四部分中试图证明这一主张。在这两部分中，我要证明各种不同的、有时是互相冲突的论证和学说，无论是反自然主义的还是拥自然主义的，都确实是基于对物理学方法的一种错误的理解。然而在第一、第二两部分中，我将仅限于解释某些反自然主义和拥自然主义的学说，这两种学说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有特色的研究途径的组成部分。
我首先是要解释、然后才是要批评的那种研究途径，我称之为“历史主义”。它在讨论社会科学方法时是常常遇到的；它也是不经批判的反思就经常被人应用的，甚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我所说的“历史主义”一词是什么意思，我将在本书中详加阐述。在这里，我只要说我所谓的“历史主义”是指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途径，它认为历史预言是它的主要目的，并认为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的“节奏”、“类型”、“规律”和“趋势”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这样说就够了。既然我确信这类历史主义方法的学说，从根本上说，要对理论社会科学（除了经济理论而外）之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负责，所以我对这些学说的表述必然不会是没有偏见的。但是我力图做出一种有利于历史主义的申诉，以便对我随后的批评先让一步。我力图把历史主义表现为一门精心考虑和结构紧密的哲学。我毫不犹豫要构造出来种种拥护它的论据；这些论据，就我所知，是历史主义者自己还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我希望，我以这样的方式而能成功地建立一种真正值得攻击的立场。换句话说，我已经力图完善一种虽然经常被人提了出来、但却或许从来没有呈现为一种充分发展的形式的理论。这就是我为什么有意选择了一个多少有点不大习惯的名词——“历史主义”——的原因。通过对它的介绍，我希望我将能避免单纯文字上的吹毛求疵，因为我希望不会有人被诱导去提问：这里所讨论的任何论点是否真正地、确切地或在本质上是属于历史主义的，或者历史主义一词的真正的、确切的、本质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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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译者
[2]牛顿（Newton，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经典物理学的奠基人。——译者
[3]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译者
[4]冯特（Wundt，1832—1920），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构造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译者
[5]穆勒（J. S.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