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
一
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的《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虽然迟至1957年才以专著的形式正式出版，但它的初稿却早在1935年即已形成。1936年，他以同一个《历史主义贫困论》为题，宣读了两篇论文：第一篇是在布鲁塞尔的一个哲学讨论会上，第二篇是在伦敦由哈耶克[1]所主持的一个讲习班上。随后，他把他的稿子送给一个杂志，但被退稿。7年以后，这篇稿子始分期刊登在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Economica）上。这部书从成形到问世，前后经历了20年之久。
历史主义自从19世纪末以来，一直是德国乃至西欧史学界的一个热门题目。此词德文原为Historismus，字面上应该相当于英文的historism；但是波普尔论述历史主义，却另拈出his-toricism一词。自此而后，英文中historicism一词反而成了德文Historimus一词的相应词，而historism一词竟致被人废弃不用。[2]波普尔之所以拈出historicism而不用historism，是因为他的历史主义的含义与德国学派如狄尔泰和梅尼克等人的迥然异趣。在传统的历史主义者那里，所谓历史主义就意味着：历史的意义一般地是可以，或者是应该以某种法则或规律加以解释的。同时，每一种世界观也都是历史地被限定的、被制约的，因而是相对于其时代的。传统的历史主义者又大多认为，历史学对经验事实的研究和推论方式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
和这一传统的意义不同的是，波普尔把历史主义严格地限定为历史决定论；也就是说，历史主义一词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历史的行程遵循着客观的必然规律，因而人们就可以据之以预言未来。所以他使用历史主义一词是指那种根据客观的历史规律解释过去并从而预言将来的历史观。[3]在他看来，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乃是同义语，而他本人则是反对历史主义的。[4]任何科学如果发现了客观的必然规律，就一定可以据之以预言未来。例如，天文可以预告日月蚀，地质学可以预告地震。人类的历史过程有没有也像自然世界过程那样的客观规律呢？波普尔的回答是：没有。历史是并没有规律可循的，因而也就是无法预言的。他的这一反历史主义的理论构成为他的史学理论的核心。
波普尔的看法是，史学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解释和描述。“历史学的这两种任务——即解开因果线索和描述把这些线索交织在一起的‘偶然’方式——都是必要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5]但是在这里，他对于所谓“历史的解释”却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是可以检验的，但是“历史研究或历史观点是不可能检验的。它们不可能被反驳，所以表态的肯定就是没有价值的”，于是“这样一种抉择的观点或历史兴趣的焦点——假如它不可能被总结为一种可验证的假说的话——我们就称之为历史的解释”[6]。历史的解释不是科学，因为它是不可检验的，是假说。当然，他并不认为假说就可以异想天开，或者不可检验的东西就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不过，他的整个史学理论确实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的：历史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它把对历史的解释误认为就是科学。
二
波普尔反历史主义的史学理论，可以归结为如下的五条论纲：
（一）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受到人类知识进步的强烈影响的。
（二）我们无法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预言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三）因此，我们无法预言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四）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否定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相应于理论物理学的那种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
（五）因此，历史主义方法的基本目标就是构思错误的，历史主义就是不能成立的。[7]
在这五条基本论纲中，第（一）条可以说是常识，而且作为一种作业前提，一般似可接受。关键是第（二）条，但它的正确性却很可怀疑。为什么人类知识的进步就无法预言或预测呢？自第（二）条以下的第（三）、（四）、（五）条，每一条都是前一条的系论。如果第（二）条不能成立，则第（三）、（四）、（五）条便都不能成立。五条论纲的中心思想是：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获得知识，然而知识的增长其本身却并无规律可循，所以预言就是不可能的。
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有其必经的不可改变的阶段；波普尔则认为这个发展历程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所以是无法预测的。他的主要论据如下：自然界的演变过程和人类无关，而人类历史的历程则和人类（作为认识的主体）是密切相关联的。主体本身就参与了客体（历史）的发展过程；因而客观规律或阶段就会受到主体的影响而改变。预言本身就参与着并影响着历史的过程，所以预言也就不可能是对客观规律的描述或宣告。这就是说，历史主义必然要做预言，而预言又恰好以其自身对历史的作用而取消了规律的客观性。预言之影响到历史的进程，就意味着历史主义的预言的自我否定。为了说明这一点，波普尔引用了弗洛伊德有名的俄狄浦斯（Oedipus）的预言为例。在希腊悲剧家索福克里斯的剧本里，先知传神谕说，底比斯的王子俄狄浦斯日后将要杀父娶母；为了躲避这个命运，俄狄浦斯就远离了自己的故土，多年漂泊异乡，但他在归来的途中却无意地杀死自己的父亲，后来又娶了自己的母亲。波普尔对此解释说：正是这个预言本身，乃是导致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原因。他把这种作用称为俄狄浦斯效应；亦即，预言就会影响到被预言的事件的历史过程：从而也就否定了客观的历史规律。这种效应在自然界中是并不存在的，例如人们对日月蚀的预言无论正确与否，都绝不会影响到自然界中日月蚀的客观过程。但是这种效应在人类的历史上，却只能说是太显著了。例如，只要人们在主观上预期将要发生战争，就必然会引起人们对预期中行将到来的战争进行种种努力与活动，而这些就又反过来会影响到事物发展的行程。古希腊人行军作战之前要进行占卜，所卜得预兆的吉凶会极大地影响到战略、战术和军心士气，那作用之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又如，人们对股票行情变化所作的预告，无论有无根据，也无论正确与否，是势必要影响到股票市场的变化的。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不胜枚举。不但预言，甚至于谣言也会起到类似作用。传说中玛丽•安图娃奈特（Marie Antoinette，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的珠宝大贪污案，大大刺激了法国大革命前夜法国人民对波旁王朝的痛恨和仇视，从而加速了革命的进程。又如地震的谣言，虽不会影响自然过程（地震）的本身，却会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的效果，从而也就影响了社会过程（生产停滞、生活紊乱）。客观规律一旦渗入了主观因素，就会受到它的影响而引起改变。于是，预言就改变了被预言事物的本身；因此，历史就没有客观的规律可以预言。预言本身，也就是人类知识的本身，就必然影响到被预言的事件的现实过程（即历史）；由此而得的结论就是：真正的预言是不可能的。
预言，或者更准确地说，决定论意义上的预言，乃是科学之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8]现在既然在历史研究中，预言乃是不可能的；历史主义也就是不能成立的。历史研究当然不免要有对历史的解释，但这种历史的解释只能是多元的，而不是决定论的，因而其性质就只是“设想性的”和“随意性的”，而决非某种非如此不可（sine qua non）的东西。[9]以上的意思也可以换成另一种以哲学术语来表达的方式：那就是，历史学的命题乃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故而它（或它们）就不可能有任何先验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历史是不可能预言的。关于人类认识本身会影响到人类历史的进程——亦即“对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其本身势必影响到社会生活”[10]——波普尔的论据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东西方曾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三
波普尔还有一个攻击的目标，叫作总体论（holism）。他的公式是：历史主义就等于决定论，也就等于总体论。他本人反对历史主义，所以也反对总体论。总体论据说必然引向乌托邦工程学。与乌托邦工程学相对抗，波普尔就提出了所谓“零碎工程学”（piecemeal engineering）。它就社会理论而言，就是零碎工程学；就所使用的方法而言，则是“试错法”（trial and error）。这一点在政治上的含义是明显不过的，那就是要以零敲碎打的改良来对抗全面的社会革命。他的反总体论的论点如下：
历史主义是不可能的，总体论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想“建立和指导整个社会体系并规划全部社会生活，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事”。[11]逻辑上既不可能，事实上就更不可能了。流行的观点是，部分之和就构成总体。他认为，这种观点在物理世界是正确的，但在人类历史上却不是。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一种总体论意义上的历史，我们所能探讨的只能是历史的某一个或某些个方面。[12]总体论的基本立场是“把人类历史当作一条巨大的、无所不包的发展洪流”，但是“这样的一部历史是写不出来的”，因为“任何写出来的历史都只是‘总体’发展的某一狭隘方面的历史”[13]。但是在责难总体论的时候，波普尔自己也犯了一点总体论的错误，至少是在他的史学方法论上。他误以为在历史研究中，总体就等于细节的总和。其实，这种意义的历史学在史学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任何一部写出来的历史都决不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家之写历史有如画家之作画，他只是透过某一点（某一瞬间、某一侧面）而掇取并表现出其整体生命的神髓。历史是有独立生命的，写出来的历史书（至少，一部好的历史书）也是有独立生命的。波普尔这位科学哲学家在分析历史学的性质时，却忽略了它有其作为艺术的那一面。而且历史学，无论是作为科学的概括还是作为艺术的概括，都决不要求包罗万象。
波普尔强调，历史主义或总体论，由于其自身的谬误，不仅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理论上“总体论的实验也不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知识作出什么贡献”[14]，因为“社会工程师的总体论蓝图并非是基于任何一种可以比较的实际经验”[15]之上的，或者说，总体论的蓝图和实际经验是无从比较的。然而历史主义者却只会以一种唯一的（在波普尔看来是僵化的）思想方式，即以总体论的思想方式去思想；他可以想象变化，但是他只能想象不变条件之下的变化，“他无法想象变化条件之下的变化”[16]。归根到底，“历史主义贫困论乃是想象力的贫困”[17]的结果，也就是贫困的思想对于历史主义进行报复的结果。
人类的知识并没有任何永不错误的依据，无论是在智性的层次上还是在感性的层次上。因此，“人类的一切知识，尤其是一切前知，都有可能错误”[18]。然而思想的贫困却使得人们在中世纪把圣书和启示当作永不错误的权威，而到了近代则又以理性（或智性）为永不错误的权威。以理性为其权威的科学并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性质，因为没有一种科学理论可以完全被证明是理所当然的（justified）。一种新科学理论的提出，同时也就带来了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同样之多的新问题。新问题同样地有待于解决，故此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称得上是完整的理论体系，或者说是真理。然而，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什么又是随着他本人提出的反历史主义的理论而来的新问题呢？还是它已不再面临任何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了呢？对此，他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
四
波普尔的企图是制订出一套能统一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思想方法论。他的这一工作，往往不免予读者以刻意标新立异之感，他喜欢罗列一大堆的主义：本质主义、假说主义、演绎主义、唯科学主义、消灭主义，等等。然而在把自然科学思维方法引入人文世界方面，他毕竟是当今西方思想界的突出代表之一。
波普尔攻击历史主义，是采取先为历史主义辩护的姿态，力图发挥历史主义的论点，然后再指责它的错误，进行攻击。就历史和历史学所涉及的范围而言，他的攻击集中于一点，即断言历史没有客观的规律，因而不能预言——不是在微观上，而是在宏观上。这里的论证是：科学真理必须能够经受证伪的检验，而所谓的历史的规律是不能证伪的，因而就不能成其为规律。自然科学的规律必须是普遍的，但历史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能用科学上的证伪方法来加以检验；历史研究只能称为历史的解释而非历史的规律。这一论证的前半部分——即历史学不可能有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遍规律——并没有超出19世纪末以来的新康德学派。但新康德学派主要是就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二者本性的不同而立论，波普尔则更多地是从方法论着眼。他可以说是把新康德学派的观点引申到科学哲学的领域里来。
总体是不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的，所以对历史发展的整体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理论。所以历史学所需要的并不是牛顿（那样体系的建立者），而是伽利略[19]（那样的实验观察者），所以总体论就应该代之以零碎工程学；总体论是有预定的目的的，而零碎工程学则只问个别事件，不问目的。目的永远是总体论的构成部分，[20]而目的论则必然导致空想主义。[21]于是，空想主义或乌托邦也和总体论一样成了历史主义的同义语，也就成了波普尔所反对的对象。他以为任何乌托邦都不能逃避两个缺点，一是其本身内在的矛盾，二是它必然导致暴力。科学是不能、也不会构造出一个乌托邦来的——这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所着重阐述的基本思想。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中，他又强调对未来社会的美好信仰无异于相信奇迹，[22]那原因就在于：我们研究一件事物“只能是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写世界的全貌”，“因为描述乃是有选择性的”。[23]关于这一零碎工程学的论点——它在哲学上就叫做“批判的理性主义”——马吉（Bryan Magee）曾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来解说：人类就像是正在大海上航行的一艘船上的水手，他们可以修改他们所生活于其上的这艘船的任何一部分，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修改它，但是他们却不可能一下子全盘彻底改造它。[24]
历史事件有别于自然现象的，在于它仅只一度出现，所以是独一无二的，不像自然界现象那样反复出现；这一论点新康德学派已经再三申说，波普尔于此了无新意。如果说他有什么新意，或许在如下的一点，即自然事变不是人为的，而历史则是人为的，其中包括人的意志、愿望、知识，等等。人类的某些知识，如牛顿的力学、瓦特和爱迪生的发明，可以极大地影响历史的行程。自然史与人文史之间的这一根本歧异，过去是探讨得很不够的。波普尔着重指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但他在论述历史学时，却犯了一个不可容忍的谬误。的确，我们并不能观察或描写世界的全貌，因而历史书的描写总是有选择的。然而这个选择，对于历史学家却并非随意的。他所选择的应该是那最足以表明历史精神的东西。他之略去许多东西，恰好是有助于表现他所要表示的东西。上节已提到，史家写史有如画家作画，他的画面不必表现全部的细节。成功的艺术品在于表现精神，它必然要遗略许多细节。历史学有作为科学的一面，也有作为艺术的一面。对于艺术的一面，波普尔的史学理论是全然忽视了的。他只萦心于作为科学的历史学；但就是这一面，其基本论点也是值得批判的。
五
自1939年起，席尔普（Paul A.Schilpp）开始编辑一套《当代哲学丛刊》；半个世纪来已陆续出版了20多种。1974年出版的第14种就是《波普尔的哲学》。这件一登龙门的事，似乎正式确定了波普尔在当代西方思想界的地位，并得以和杜威、怀德海、罗素等人并驾齐驱。从一个偏远国度里的一个默默无闻的讲师，一跃而侧身于当代最负盛名的哲学家的行列中间，而且还有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誉——当代西方思想家的得名之骤，波普尔要算是少数当中的一个；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波普尔大概也应该算是少数当中的一个。
波普尔1907年7月28日生于维也纳，为奥籍犹太人，1928年获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由于纳粹排犹，他去英国，再去新西兰任坎特伯雷大学任讲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重返英国任伦敦经济学院的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1964年受封为爵士，1969年退休。在政治上，他青少年时，曾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党员长达20年，而社会民主党是有着特别深厚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传统的；它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一条原则：即，把可以避免的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边沁功利主义的原则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波普尔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是：最小少数的最小不幸。[25]
波普尔年轻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风靡一时。波普尔认为斯宾格勒既是一个狄尔泰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者。说斯宾格勒是狄尔泰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者，是因为在斯宾格勒历史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乃是狄尔泰意义上的“理解”；说他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者，则是因为他“预言”了西方的没落。[26]据波普尔自述说：“我在维也纳作学生的时候，左派和右派的气氛都是强烈的历史主义的。‘历史是在我们这一边’这个口号，你可以从国社党（及其有关团体）和社会民主党（我和我的朋友都属于它）两方面同样地听到。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对社会主义必将到来的科学证明。”[27]青年时代的社会思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开始对历史主义理论的研究感到兴趣。此后他毕生的研究和探讨，主要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科学哲学，一个是历史哲学。后一方面的主要代表著作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主义贫困论》两部书。[28]两次大战的浩劫引起他对历史进行反思，法西斯和共产党都使他感到恐惧。恐法西斯病和恐共病之成为他后来理论著作中的一条主要的感情线索，就渊源于他青年时这种生活经历的背景。
维也纳学派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思潮不久即在英美得到广泛的流传，形成一个有势力的分析学派，至今不衰。波普尔本人出身于维也纳，虽未参加维也纳学派的组织，但在思想路线上却和他们既有分歧，又复有共同之处，并与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尤其是和费格尔（Herbert Feigl）与卡尔那普（Rudolph Carnap）]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深受其影响。分析学派提出了经验的可证实性作为划分有无意义的标准，即一个命题如果在经验上是可证实的，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波普尔不承认这一证实原则，而于1933年提出了他的证伪原则作为划分真假科学的标准。真科学是实验科学，假科学是形而上学；这一点他大致与分析学派相同。不同的是，他承认假科学或者神话也可以发展或转化成为科学，只要能经过一番批判。凡是通不过证伪检验的，就是形而上学；但却并不必然就是无意义的。与证实原则相比较，证伪原则有其表面上的逻辑优点；其优点在于：无论有多少正面的经验事例似乎都不足以证实一种概括，但是只要有一个反面的事例就足以证伪了。然而，这一区别纯属表面上的，因而是肤浅的。艾耶（A. J. Ayer）就指出：“其实这一区别并不像它乍看上去那么清楚明白”，[29]所以艾耶批评波普尔说：“他那体系的基础并不牢固。”[30]这个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
六
波普尔的讨论涉及多方面的科学问题，包括量子力学、概率论等专门学科以及方便假设论、思维经济论等思想方法论。构成他思想的一个特点而又有别于其他许多人的，是他力图把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打成一片。打通这两者的关键则是他统一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也被称为“证伪标准论”（theory of falsification criterion），是他企图对这两者一以贯之的理论。这个理论说：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应该是证实，而应该是证伪，“进行科学检验的真正企图，就是对理论进行证伪”[31]。科学真理必须经过一切可能证伪的考验。反之，凡是没有可能被证伪的，就决不可能是科学真理。也就是说，真理必须能经受正反两方面的检验，而尤其是反面的检验（即证伪）。正面的事例或许不足以证实，但是反面的事例只要有一个就足以证伪了。例如说，希特勒是战无不胜的；无论希特勒打了多少胜仗都不足以证明这个命题正确（因为他也有可能再打败仗）；但是只要他打了一次败仗，就足以证明他决不是战无不胜的，这就是证伪。也就是说，必须是能够经得起证伪的检验的，才有资格配称为真理；凡不可能以证伪方法进行检验的，就不可能是真理。
因此，科学可以说就是证伪。对科学的“一切检验，都可以解释为就是要淘汰错误理论的努力”，而进行淘汰所使用的手段则是证伪，其目的“是要去发现一种理论的弱点，以便去否定它，假如它被检验所证伪了的话”。[32]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去挑剔一个理论的任何错误，“我们必须竭力去证伪它们”；而且“只有当我们竭尽全力而不能证伪它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它们经受住了严格的检验”。[33]只有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认为它们通过证伪而证明了自己是真理。或者用一种比喻的说法：真理是颠扑不破的，证伪就是要千方百计去颠破它，只有去用尽一切办法都颠扑它不破的时候，它才有资格称为真理。对真理的检验也就是进行证伪，或者说是进行进攻、进行驳斥、进行围剿；总之，“理论最后必须要服从经验的检验”[34]。真理不但不怕反驳，而且还必须通过一切可能的证伪来反驳，以辨明自己的生存权。真理的真金，是由证伪之火锻炼出来的。可证伪的程度越高，则一个理论的可靠性与精确度也就越高。如果一种理论可被证伪的程度等于零，亦即它根本就没有被证伪的可能时，那么它就丧失了作为科学真理的品质而不可能成其为科学的真理，它就只能是神话了。一切真命题或科学的命题，都是有可能被证伪（但又并没有被证伪）的命题；而凡不可能被证伪的命题就都是假命题或伪科学。一个命题不必一定要被证实，但却必须有可能被证伪。于是分析派所标榜的证实原则，到了波普尔的手里，就被代之以证伪原则。
人类认识的进步，就要靠人们双管齐下，一方面是不断设想各种大胆的假说，一方面则是千方百计地对这些假说进行反驳或证伪。这种工作越多、越好，则科学也就越进步。科学理论是猜测，证伪则是对猜测的反驳。科学认识就是通过这一猜测与反驳的双方交锋而不断前进的。这就是人类科学知识进步的规律。这个思想他在1968年的《猜测与反驳》一书中作了系统的阐述。[35]猜测与反驳的过程是永没有完结的，所以人们不应该轻易地陷入那种廉价的科学主义的诱惑之中，天真地设想着：真理就在这里了！科学永远都是尝试性的，并且是必然要犯错误的。真理只能是一个无穷的探索[36]的过程；没有任何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说：瞧，这就是真理！这种科学主义的向往，正如各式各样的总体论、乌托邦或本质主义一样，都只不过是人们的幻想，而且还是人们为之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幻想。它们都以一种盲目的武断，排斥了检验它们成败的可能性；它们自命掌握了事物的本质，其实事物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所说的那样的本质。真正的科学认识，只能是在猜测与反驳、试与错、假说与证伪双方不断反复较量之中逐步前进。
可以承认科学理论里面往往包含有灵感或猜测的成分，但只是在一定的限度上。一旦出了有效性的限度之外，正确就会转化为谬误。波普尔那种“科学发展的逻辑”[37]的致命伤，在于他把科学理论、猜测与反驳绝对化了。这就导致他否认不同层次的概括化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总体和部分也是相对的，相对于不同的层次；绝对意义上的总体或部分都只是空类；可是波普尔也把它们绝对化了。例如生物进化的规律，诚然它只是地球表面上的单一的历史事件，我们没有理由把它认为是普遍性的、适用于其他星球或全宇宙；然而就地球的范围而论，为什么就不能有它合理存在的地位呢？波普尔的理论，问题实在太多了；他那些僵硬的概念划分办法，常常不仅违反常识，而且难以令人（不同意他那前提的人）同意。对于一个历史家的著作，我们可以有时不同意他的理论观点，而同意他的某些论断；但是对于波普尔的史学理论，可以同意的论断似乎并不很多。
七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是《历史主义贫困论》的姊妹篇，前书的第一卷就是后书第十节的发挥。[38]《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经问世，几乎是轰动一时；西方思想界一些代表，对他能从思想方法论的角度深入历史哲学的领域探讨其中的根本理论问题，纷纷表示惊异和赞叹。但是待到最初的一阵轰动过去以后，人们便开始更客观、更冷静地评价他的理论。在半个世纪以后（该书初版于1943年）的今天，重阅这部书，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读者都不难察觉，此书虽然貌似体大思精，然而许多论证却是对前人（尤其是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断章取义并肆意渲染，用以回护或坐实他自己的观点和偏见；这是随便选择几段他的引文和解释与前人的原文相对勘就可以判明的。而他所论证的中心主旨也只有一个，即他的反历史主义的观点。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论点是：任何一门学科的主题和方法，都是被该学科的逻辑所规定的；波普尔也是由此出发而论证历史科学的。《历史主义贫困论》选择了两种当代的观点，《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则选择了三位历史上的思想家，作为他批判的鹄的。《历史主义贫困论》所批判的两种观点是：（一）拥自然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在于它认为历史科学有一种普遍的演化规律。其实，演化过程并不是规律，而只是表明一种倾向。[39]（二）反自然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与历史，因为社会与历史有其特殊的、不同于自然界的规律。针对以上两种观点，波普尔就提出：科学方法之作为方法是同样地既适用于自然，也适用于社会与历史，但仅以它涉及整体的某一或某些特殊的、个别的方面为限。社会科学、历史科学可以发现能够阐明人类某些方面行为结果的规律；但是就（作为一个单独的、唯一的）整体而论，却是没有规律的。所以社会或历史的进步，如上所述，就只能靠零碎工程学。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下简称《开放》）所挑选来加以批判的三个历史上的思想家是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其实，他在这里只不过是借用几个历史人物来反衬他自己的理论而已。他表态说，他选择这三个人并无意于贬低他们，而是由于“我的信念是：如果我们的文明要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打破那种崇拜伟大人物的习惯”，“因为伟大的人物就会犯伟大的错误”。[40]他处理他们的办法是：撇开历史人物的具体历史背景和思想歧异，专就他个人论点与偏见的需要，从中抽出某些概念或思想模式，如所谓总体论、乌托邦或历史主义的论点等加以攻击。这似乎倒可以表明在他论证历史主义贫困论时，他自己历史思想的局限。
《开放》一书的主题是反历史主义，即否认我们能够发现那些我们可以据之以预言历史事件的进程的历史规律，换句话说，即否认（如历史主义所认为的）“人类历史上是有一个布局的；如果能够成功地描述这个布局，我们就掌握了通向未来的钥匙”[41]。波普尔把历史主义称为历史的形而上学，指责它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根据它所做出的预言还是有害的；[42]因为历史的形而上学妨碍了零碎科学方法之运用于社会改革问题。[43]个别事物，作为整体的部分，可以重复并可以有规律；但整体作为独一无二的整体，则不能重复，不能比较，所以并没有规律。整体的规律只能是空想，根据空想进行革命的改造，只能妨碍社会真正的进步和改良。这就是他的基本论点。《开放》最后以“历史有意义吗”这个问题结束全书。那么，说到最后，究竟历史有意义吗？他的答复是：“在通常的意义上，历史并没有意义”。[44]然而，“尽管历史并没有意义，我们却可以赋之以意义”[45]；因为“什么是我们的生活的目的，是要由我们自己决定的”[46]。所以结论就是：“我们切不可自命为先知，而是必须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47]那意思是说：先知是预言者，而预言是要假定有不可变易的规律的，于是预言也就排除了人类有创造自己历史的可能性（因为自己的历史早已被规律所规定了）。以下我们准备用更通俗的语言来重新解释一下波普尔的反历史主义。
他好像是在质问历史主义者说：你不是要证明你所预言的社会的合理性吗？你那理想国不是最符合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吗？若是果然如此，你就无权反过来强迫你的人民来适应你的理想国。否则的话，那在逻辑上就是把车倒装在马的前面了。既然你要表明人民是拥护你的，你就不能反过来定义说，凡不拥护你的就不是人民。如果不拥护你的就不是人民，那么，这从定义上就排斥了有不拥护你的人民的存在的可能性；于是人民拥护你就成为一个在逻辑上永远也无法证伪的命题（即假命题）。然则，你又如何可能证明人民是拥护你的那理想国的呢？这是他的政治哲学；而且至此为止，在推论形式上看来并没有错误。但是，他继续质问历史主义者说：你不是强调历史的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吗？既然是客观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它就不会受到人性自身变化的影响而改变它的行程；否则它就不成其为客观规律了。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性却从来就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人性的变化（包括思想、认识等），其本身就作用于、而且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人性并不是流变不居的环境之中的一个常数项，而是它本身就以变数项的身份在参与着这场流变不居的发展过程。在流变不居的历史洪流中，就有着人性本身发展变化及其对历史过程的作用和影响。故而人性绝非希腊人所设想的某种“变中之不变”：即历史在变，但人性在其中却永远不变。波普尔论证说，这就是历史之所以没有规律、因而也不可能预言的原因。自然世界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并可以预言的，因为其中没有变数项，物性是不变的。然而历史却不是的，因为其中有了人性这一变数项。
但他的这种说法显然也存在着两个漏洞：（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这个变数项也要作用并影响于自然界的；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核辐射等。（二）至少某些重大历史事变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如在战争爆发前夕，人们可以肯定地预言战争即将爆发；战争结束前夕，人们也可以肯定战争行将结束。1944年人们已普遍地预期着战争不久就要结束了，这只是我们经验中的常识。波普尔绝对化的论点，使得他对这种常识视而不见。
他的另一个重要的论点是：人性虽是一个变数，但并不存在所谓人的改造的问题。假如人能按照人的意志来加以改造，那就“必然破坏了科学的客观性，从而也就破坏了科学本身”[48]。人性既然不断在参与历史变化，而人性本身又不可能按照人的意志加以改造；于是它就成了历史过程中最无从捉摸、最难以把握的因素；但又正好是它，归根到底在左右着社会制度和历史面貌。所以历史是没有规律可寻的；至于以往各派思辨历史哲学所大谈特谈的历史规律，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规律而只是倾向或趋势。[49]倾向和趋势是有的，但规律却并不存在。不能把倾向或趋势认为是规律。
八
什么是“开放”？“开放”一词在他看来，就是“民主”的同义语，而封闭则是“极权”的同义语。他把自己表现为是拥护“民主”、反对“极权”的，宣称“现代极权主义只不过是终古以来反自由、反理性的一幕插曲而已”[50]。这种立场和态度虽然并无新义，却博得某些人（包括罗素在内）的好评。既然标榜自由和理性，所以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思想上的专政；声称：“对于心灵采取强制的任何企图，势必摧毁能够发现人民真正是在思想什么的最后可能性。”[51]因为，你既然规定了人们只能是怎样思想和思想什么的时候，那么，你就不可能知道人们真正是在怎样思想和想些什么了。例如，人人都只能表现得以苦为乐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真正知道他们的苦与乐都是些什么了。这就引入了他的开放社会的理论中如下的核心部分。
柏拉图说：“智者必须领导和专政，愚人必须紧跟。”[52]波普尔评论这个论点说：问题是应该由谁来领导或专政？或者说，谁是智者？对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同的答案。卢梭的答案是“公意”，戈比诺（J. A. Gobineau，1816—1882）和法西斯的回答是“优秀种族”，马克思回答是“产业工人”，等等。这些，他认为都只是神话。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谁是智者”，而在于“我们应该怎样组织统治体制，从而可以防止恶劣无能的统治造成过多的损害”[53]。或者，按照他的证伪逻辑，“应该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就应该被另一个更真实的问题所代替，即“怎样设计政治体制，才能把坏统治者的风险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也就是“我们怎样才能驯服他们（坏统治者）”。[54]全部的政治智慧也可以归结到一点，即怎样选择领袖。波普尔本人是倾向于阿克顿（John E. Acton，1834—1902）的权力腐化论的论点的，他认为自从柏拉图[55]以来的思想家们在这一根本之点上都没有能成功。[56]
反极权主义的另一理论根据则是，统治权力的强化不利于思想自由，因而就不利于科学的和社会的进步；原因在于：“政治权力的集中是和科学的进步互为补充的（此处指互相排斥的，即反面的补充——引者），因为科学的进步有赖于思想的自由竞争，所以也就有赖于思想自由，所以最终也就有赖于政治自由。”[57]他又论证说：“终于它（思想统治——引者）必定要毁灭知识，所获得的权力愈大，则所损失的知识也就愈多。”[58]政治自由、历史进步、科学和思想的发展，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方面，而且是和极权统治不相容的。极权统治的思想理论必然要采取总体论的形式；而历史的进步却不能靠总体论而只能靠零碎社会工程学。[59]他的这一根本论点，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对史学理论的探讨大致呈现为两派：一派以亨佩尔（Carl Hempel）和波普尔为代表，主张科学研究只有一种逻辑，它对自然科学和历史学是同样适用的；另一派则以丹图（A. Danto）和德雷（W. Dray）为代表，主张应该进行个体化的研究，不承认自然科学和历史有普遍的统一的逻辑。[60]但德雷认为波普尔是个实证主义者，[61]却未必完全妥当；波普尔虽与逻辑实证论有很深的渊源，但也有明显的分歧。在不承认历史有目的的这一点上，他倒是与列维-斯特劳斯有相通之处。究竟他属于哪一流派，并无关重要。他思想的实质在于：他以开放的社会为西方自由主义辩护，而以封闭的社会来描述极权政权，并把极权主义的指导理论认同于历史主义。这就是波普尔反历史主义的理论的政治含义。然而被他挑选出来作为历史主义代表人的，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到马克思等人的理论，曾经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思想和史学理论的宝库；相形之下，反历史主义的波普尔却没有能真正认识或有意无视他们理论的精粹所在。他确实也提出一套颇似严密的逻辑，但都是用来向开放社会的敌人论战，来证明开放社会的优越性的。然而优越性归根到底却不是靠论战而是要靠事实来证明的。[62]
九
作为科学来说，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应该是有其同为科学的共同之处的，即有其统一性。但近代西方思想家对这个统一性的看法，往往失之偏颇，很少能采取一种健全而持平的态度。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大多有见于齐（两者的一致性，并力图使历史学向自然科学看齐）而无见于畸（特别是历史学的特殊性）；尔后的德国学派又反其道而行，有见于畸而无见于齐。波普尔则代表着当代把这两者打成一片的努力。假如说，哲学就在于一种哲学化的思维方式（philosophizing），那么，波普尔确实是在力图以一种统一的思维方式来贯穿自然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上面所评论的他的两部著作，就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努力的见证。但是他同时也强调，自然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同一性，其间仍然存在着一个实质性的区别：历史主义者虽断言其真理的客观性，然而他们所断言的那些真理的本身就影响到历史的行程，所以对于历史就并不是中立的、也不是纯客观的。它们并没有自然科学的那种客观性。
波普尔不同意逻辑实证论的语言分析的路数。他认为哲学思维并无所谓唯一无二的正确方法；语言分析——无论是对现实的语言，还是对人工设计的理想语言——可以有助于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但这决非是通向真理的不二法门。哲学思维一定要和其他具体的学科结合在一起才有生命，否则它就势必蜕化为繁琐的经院哲学，成为一种孤立的空洞的抽象体系。应该说，波普尔的这一见解比分析学派高出一筹：哲学本来应该也是研究客观现实的（虽则是在另一个层次上），所以决不能把它归结为纯粹的语言学或语义学的问题。但是他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把哲学纳入了具体科学的轨道。具体科学获得知识是要靠试错法的，他把这种方法引用到对客观存在的整体考察，企图以此代替所谓总体论或历史主义或乌托邦。结果他就从另一个极端，也和分析派一样地取消了哲学的根本问题，包括历史哲学在内。哲学所要探讨的是作为整体的客观存在的根本问题，而波普尔和分析派可以说是殊途而同归，他们都不承认有这个问题。具体到历史学的领域，问题就是：人类的历史发展有没有客观规律？我们能不能够以及如何能够认识它？波普尔的答案对此是全盘否定的。某些分析派认为这个问题根本不是哲学问题，所以不予考虑；而波普尔则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并断言它们都是神话。这就比逻辑实证主义走得更远了一步。
波普尔的基本论点是，科学知识和理论只能是通过试错法，即通过猜测与反驳而前进的。就凭这一点，他认为就可以否定历史主义。毫无疑问，试错法、猜测与反驳是有效的方法；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任何方法论都有一个有效性的范围，超出了那个领域就成为荒谬（例如万有引力是普遍存在的和普遍有效的，但你不能拿它来解决一切问题，比如说爱情问题）。波普尔方法论的错误在于他把一定范围内有效的方法，当成了包罗一切和包医百病的方法。逻辑实证论的重点在于反对形而上学；但在反对形而上学的借口之下，却把本来不是形而上学的许多东西也都当作形而上学反对掉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重点在于反对历史主义，他并不（至少并不全盘）反对形而上学；相反地，他还认为科学的发现须以纯思辨的形而上学为其前提。[63]他历来对逻辑实证论的一些原则都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应该说他对形而上学的看法要比逻辑实证论者更合理一些。和逻辑实证论者不同，他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方法论的逻辑基础。他的路数是从方法论入手来打通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然而他的结论则是否定了两者可以一视同仁。
科学方法——例如生物进化论的方法——（一）可不可以引用到历史研究上来？（二）假如可以的话，它是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如果对于（一）的答复是否定的，则历史就没有进化（演化）规律可言；如果对于（一）的答复是肯定的但对于（二）的答复是否定的，则这种方法虽在一定条件之下有效，却还是不足以成为独一无二的方法。这里有一个（或若干）条件的限制。历史学和理论科学不同：前者是研究独一无二事件的因果关系，后者则研究许多相同事件的普遍规律。[64]更具体地说，这一论点也可以表述为：发生学的描述方法对于历史学的理论化工作并不重要，乃至于并不需要。[65]例如，我们不能用有关婚姻的历史起源的描述——如初民社会是在昏夜抢劫妇女成亲的——来解说或论证婚姻制度的法理基础。它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二者的对象和性质都不一样。
这样，波普尔就把普遍规律排除于历史之外；并且同时与此相关，又把因果机制也排除在历史学之外。因为历史是人类思想活动的产物，而思想活动并不是一种因果机制，从中是籀绎不出规律的。因此，历史就不能纳入历史主义的轨道。其实，他的这一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就蕴涵着一句话：不是存在决定思想，而是思想决定存在；亦即说到最后，终究是思想才是历史的决定因素。这里需要澄清一下的是，波普尔所使用的是law这个字。这个字在中文里可以是“规律”，也可以是“定律”，还可以是“法律”。此字作为法律解，和自然规律意义上的规律一词，二者的含义是不同的。自然规律可以说是自然法，它有别于人为法。我们可以设想：自然界的事物是变化着的，而自然法（例如万有引力定律）却是亘古不变的。但是人为的法律（如宪法、婚姻法）却总是随着人类事物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可以有万世不变的自然法，但没有万世不变的人为法。人为法既然总是要变的，则必定有要求改变它的那些思想和愿望为之前导。所以可以说，一切人为法从其一诞生之日起，就在开始朝着否定它本身的方向前进了。任何法律或制度的创立，并不意味着它本身的巩固，反而是意味着趋向于它自身的灭亡。这个思想是波普尔理论中所应有的推论。其实，这一论点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缅因（Henry Maine，1822—1888）在他有名的《古代法》（1861）一书中就已经做过精辟的阐释。
在统一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努力上，波普尔有着一系列根本之点值得商榷。其中之一是他用以反对历史主义的认识论论据：即一切知识（直观或推论）都是抽象的，所以我们就“不可能把握社会现象本身的具体结构”[66]。另一个地方他又说：“制度是构造出来用以解释某些被选择出来的个人之间的抽象关系的抽象模型”；[67]因而我们所把握的就只能是抽象，而不能是具体。这种提法犯了绝对化地割裂抽象和具体的错误。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所表示的确实只能是出之以概念的形式。但是这种抽象乃是对具体的抽象；反过来，我们所认识的具体也是以抽象语言形式所呈现的具体。二者是统一的；这就是我们认识的性质。这里不妨针对波普尔的提法反过来说：我们就正是以抽象的形式在“把握社会现象本身的具体结构”的，正如物理学家是以抽象的概念和公式在把握物理现象本身的结构一样。
自然科学方法对历史学的适用性的问题，是许多世纪以来聚讼纷纭的老问题了。波普尔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了这场理论问题的角逐。他那独特的方式是，他讲历史思想方法论是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直接挂钩并放在一起加以考察的；然而他又并不把两者等同为一谈，而是得出了各有其独自的领域、目标和作业方式的结论。他既讨论各种各样的现代科学与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又恣意论列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思想方式——所有这些就为他的理论平添一道现代科学的色彩，显得与众不同，从而也给他本人渲染出一副特殊的神态。不走这种偏锋，他是不会享有他现在的名气的。他的贡献倒并不在于（像是有人所说的），他那批判的理性主义可以取代、或者确实取代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地位。
十
在他的创新之中，有一个论点是应该提到的，那就是他的第三世界的理论。他所谓的第一世界是指客观的物质世界，第二世界是指主观的精神世界；这是传统的二分法，即客与主、物与心的对立。但波普尔别出心裁，以三分法代替二方法，[68]于传统的世界两分之外，另拈出一个第三世界[按他的说法，应该叫做世界（3）]；它是人类各种理论、各种问题和各种文化成果（科学、艺术等）的世界，它既不是第一世界，也不是第二世界。它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但又超于主观意识之外而独立存在，并且与主观意识相互作用着。[69]这个第三世界的历史就是人类思想的历史，既不属于第一世界，也不属于第二世界。他认为介乎第一、第二两个世界之间，还应该有一种中间的、可以称之为思想内容或自在陈述的东西存在着，像科学理论、技术发明、艺术创作等。按照传统的看法，第一、第二世界的对立，其间关系我们可以设想为是主客相依、相融，也可以设想为主观作用于或体现于客观或是客观作用于或反映于主观；这样在逻辑上便无另行假设第三世界的必要。但按照波普尔的看法，第三世界决不是一个在理论上无用的赘疣，因为它是独立于第一、第二世界之外而存在的，而且历史是要依赖于这个第三世界的存在才能得到解释的。这一点关系到他之所以特标第三世界的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作意。他的目的是要论证历史主义所宣扬的那种“合理的社会结构”乃是“不可能的”；[70]因而零碎工程学就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引向他的另一个基本论点，即政治权力的集中和人类的自由是互相排斥的、互不相容的。而自由和科学又是互为表里的；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科学。于是，科学和政治权力的集中，二者的关系也就是互不相容的，（亦即哥本哈根学派尼•波尔所谓的反面意义上的互补。）当科学本身可以起作用的时候，就不需要政治权力来干预；正如一架运转良好的机器应该是能够自行调节的那样。科学的进步是要靠思想的自由竞争，因而，归根到底也就要靠政治自由。波普尔的这一基本倾向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
他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分析，大体上是正确的、有道理的；但认为马克思的那个历史阶段今天已经成为过去；例如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论断在当时是正确的，而今天则已过时。原因是马克思也不能脱离他自己的时代，“马克思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71]。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错误，应该归咎于历史主义的思想方式。马克思是根据决定论而做出他对共产主义预言的。然而波普尔辩论说：“决定论并不是科学之能够做出预言的必要前提。因此，就不能说科学方法是在赞成严格的决定论的。科学不要这一（决定论的）假设，也可以是科学的”；接着他又以一种似乎是在为马克思辩解的口吻说：“当然，并不能责怪马克思采取与此相反的观点，因为他那时最优秀的科学都是这样的。”[72]所以这一点勿宁说是那个时代的、而非马克思本人的局限。然而，按照他的讲法，现代科学革命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思想理论的变化，理所当然地已经改变了这种决定论的科学观和历史观。
在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把一些本来并不是马克思的东西都塞到马克思的名下，然后就借口反对这些东西来反对马克思。事实是，自从马克思以后一个多世纪以来，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种政治和历史理论都在打着马克思的旗号，然而，其中有许多理论和实践根本就和马克思本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绝不能把一切后来号称的马克思主义都挂到马克思的名下，要由马克思本人来负责。那样做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波普尔这样做，只能说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恶意了。一方面，他曾多次恭维马克思，称赞马克思“诚恳”、“开明”、“实事求是”、“绝不夸夸其谈”，是“世界上反对虚伪与伪善的最有影响的斗士”[73]等；但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以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作为是一对孪生兄弟，[74]把一切后来号称的马克思主义都算在马克思的账上。《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的献辞写道：“为了纪念各种信仰或各个国家或种族的无数男女，他们在历史定命的无情规律之下，沦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受难者。”[75]30年以后在他的自传中，他仍然坚持：历史主义既鼓励了马克思主义又鼓励了法西斯主义。[76]他自称他的反历史主义的这两部著作就是“反极权主义”的历史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极权主义在行动之中”。[77]但事实上是，假如有任何东西是和教条主义的总体论、神谕哲学的乌托邦或法西斯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那就绝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78]。只有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才会以法西斯来冒充或篡改马克思主义。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常识，波普尔却把黑格尔、马克思一起都划归为“神谕哲学”，并把法西斯主义说成部分地乃是马克思主义破产的副产品。[79]同时，在另外的地方，他又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等量齐观，把它们一起列入伪科学。伪科学他也称之为神话；然而，他又并不全然反对伪科学。这不但因为伪科学可以发展为科学，而且尤其因为人类知识的进步就是伪科学由于受到批判检验而转化成为科学的过程。
历史主义一词，在他看来，也就是神学史观的别名。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者据说都是在根据自己的史观（即他们所发现的历史发展规律）对历史做出预言，和中世纪的神学史观一样；只不过中世纪的神学史观寄希望于选民，法西斯代之以特选的种族，马克思主义代之以特选的阶级而已。[80]马克思的历史观，他也叫做“经济的历史主义”或“经济主义”。[81]他认为这种主义的错误在于“相信历史的预言乃是研究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82]但他说事实却不是这样。马克思认为历史运动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且“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同时这个规律又是可以检验的，马克思本人就曾“用（法兰西第二共和）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83]这是马克思和波普尔的根本分歧所在；波普尔认为历史是随着人的认识而转移的，所以就没有客观规律，而且历史主义的乌托邦就是不可检验的。他批评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乃是社会伦理学（即社会说教）而非社会科学。[84]既然历史主义注定了和乌托邦的体系是两位一体，所以他就极力推出零碎工程学来取而代之，他断言资本主义的性质可以、而且已经被零碎工程所改变。关于他的这一论述，这里可以指出两点：（1）他所指责的马克思，大多并不是马克思的本来面貌，而是后人（也包括波普尔本人）所强加给马克思的；（2）固然点滴改良也是社会进步所需要的，但对历史发展的整体理解却不是零碎的试错法所能为的。任何一种理论，就其必然带有普遍性和概括性而言，就总是带有总体论的性质，那是零碎方法所无法总结出来的。
十一
再回到对历史认识论的考察上来。波普尔的论断是：“总之，不可能有‘像它所曾的确发生过的’那种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并没有一种对解释的最后定论；每一代人都有权构造他们自己的解释。”[85]确实，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解释历史；但这是不是就蕴涵着过去并没有它自身的历史呢？历史唯心主义（包括波普尔）的论点是：既然你永远不可能认识客观历史，所以肯定客观历史的存在就是没有意义的事。也就是，除了主观的理解而外，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历史。我们对历史所能认识的全部，就只是我们主观的理解。他的这一历史学的诘难和我们上面所提过的另一个政治学的诘难在思想方法上是一致的。那另一个诘难是说：社会主义本来是要建立一个能够更好地适合于人类的新社会，但是新社会一旦建立，倒反过来要改造人以适应新社会了。在这种情形下，假如新社会不能适应人的需要的话，人们就不能责难新社会，而只好责难自己没有改造好，以致于适应不了新社会。在他看来，“显然这就取消了检验新社会成功或失败的任何可能性”[86]，新社会的优越性就变成了某种不能证伪的东西，因之也就丧失了它有可能成为真理的资格。他似乎对人的改造（或思想改造）怀有一种本能的恐惧。[87]他认为改造人的工作乃是法西斯的工作，这个工作把问题颠倒过来了。（例如，希特勒打了败仗，那就被说成并不是元首的错误，而是整个德意志民族都不配实现伟大元首的伟大理想）。这一个诘难表面上看来似乎其言甚辩，其实它和第一个诘难一样，是把对立的两个方面绝对化了。主客体在认识过程中是统一的，个人和社会在历史发展中也是统一的。新秩序的建立，当然首要的目的是能更好地适合于人的需要；但同时人也有使自己适应于新秩序的一面。社会以及个人同时都在日新又新，这才是历史过程的真正内容。假设有一方（即使是非主导的一方）是绝对不变的，那就真正是形而上学了。
波普尔指责社会主义的另一个论据是：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社会，新社会必然要产生新阶级， “新社会的新统治阶级是一种新贵族或新官僚”[88]。他认为一旦肯定了历史的必然性，就势必诉之于暴力；历史必然性和暴力二者是分不开的；[89]可以说暴力本身就孕育着新阶级。他还自命他已经证伪了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迄今为止，号称可以证伪马克思主义的事例——例如这里所谓的新贵族、新官僚的诞生，可以承认确有其事——应该说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只是自封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如果说证伪了的话，那就只是证伪了自封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证伪，也根本就谈不到已经被证伪。新贵族、新官僚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波普尔把并非是马克思的思想硬塞给了马克思；这一点某些西方的学者也曾加以指责。[90]
波普尔有时走到了这种地步，竟致于把一切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理论和实践都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于是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是反民主的这一结论。其实，反民主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正是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他还针对着马克思的历史主义不承认思想的主观性可以影响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发了不少议论。这些议论只能表明他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以及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各种理论与实践是何等之视而不见。这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正确，还是错误？一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各种理论与实践，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他把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张冠李戴，从而使他的证伪理论犯了不可原谅的逻辑谬误。
十二
一般的习惯总是把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两者区分开来。应该说寻求一种统一的方法论来打通这二者，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努力。波普尔试图表明：（1）二者有统一的方法，（2）二者有统一的对象。那统一不仅是语言，而且是语言所指示的世界。他所探讨的范围虽广，其间却并非没有内在联系。他的方法论也并非全无合理的成分，对于前人也不失为有所突破或补充。但合理的因素被夸大到超出其有效性的范围之外，就转化为谬误。他的某些分析，在性质上本来是现象学的分析或概念的分析；他却把这些当成是论述客观历史实在的论据。[91]他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和态度也与流行的分析学派的看法不同，并有其独到之见。他认为没有形而上学的信仰，科学的发现就是不可能的事。分析他的理论中哪些是合理的成分，哪些是不合理的（以及政治上反动的）成分，还有赖于我国学术界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只有在吸取人类思想中一切合理的成分而又对一切不合理的成分进行批判的过程之中，才可望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正确的理论。不应该在正确承认一个人合理成分时，把他不合理的成分也全盘接受过来；也不应该在否定他的错误时，就拒绝他的合理因素。对具体论点进行具体分析，就包含着既不以言取人，也不因人废言。
在他反历史主义的理论中，要害问题是：历史发展何以不能预言。日常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有些历史发展是难以预言的，但有些则是完全可以的。即以他本人所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战争爆发前不是有很多人都在预言战争是无可避免的吗？他本人不就是因此远走新西兰的吗？有些历史发展的方向，不仅是经验中的事实，而且（可以预言说）对于未来也会是有效的。这些预言是有根据的，而且是准确的，是任何人都不好否认的。对此他的答案只能是很勉强地说：这是趋势，而趋势并不是规律；或者说，这只是历史解释，而历史解释并不是科学理论，我们尽管可以有历史的解释，但却“不可能有历史的规律”[92]。实际上，他的办法是把问题缩小到一点上：即知识的增长是没有客观规律的。问题虽然缩小了，但仍然给不出满意的答复。他真正的意图是要说：科学理论乃是人的意识的创造；有了客观规律才能够预言，而主观意识则是不能预言的。[93]为什么主观意识或知识的增长就没有客观规律而且是不能预言的呢？他始终没有给出一自圆其说的论据，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了他理论里的阿基里斯（Achilles）的足踵。在根本上，他是一个历史不可知论者，这种偏见引导他把规律和倾向绝对对立起来，也把决定论和自由绝对对立起来。好像要么就要自由，要么就接受决定论；二者是不相容的，所以是不可得而兼的。这也引导他认定极权主义和决定论是两位一体，政治上成为极权，理论上就必然成为决定论；反之亦然。这就使促他自觉地处处要反对决定论以维护自由。他毫无根据地把理性等同于自由，把暴力等同于极权；他自诩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并宣称理性的态度乃是取代暴力的唯一选择。[94]这种对概念的抽象化大概只能走到甘地式的或托尔斯泰式的非暴力论的结论。这种结论又是他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的。所以爱•卡尔又批评他说：他一方面号称是在保卫理性，一方面却又以他的零碎工程学把理性缩减到非常可怜的地步。爱•卡尔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他派给理性的任务和地位，就好比英国政府里的文官，只能是听命于上级的政务官，波普尔的理性是完全听命于现行的社会秩序的。[95]
最后，在讲了那么多的历史与史学的理论之后，历史到底有意义吗？波普尔明确地回答说：历史没有意义。然而，历史虽然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赋给它以意义。所以有人评论他说：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他否定了历史的意义，但是又在实用主义或存在主义的意义上肯定了历史的意义。这是形而上学和实用主义两者的结合。[96]在这种意义上，他也有理由被人说成是一个“反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者”[97]。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他的贡献又恰好在于他对逻辑主义的思维方式补充了一种历史思考的因素。
至于他的反历史主义的理论，其中主要论点虽则大部分都是可疑的；但是假如一种理论的贡献并不单纯在于它所给出的答案，而且也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可以认为波普尔的理论仍不失为有其成绩。在他把历史思考的因素注入思想方法论时，他提供了一个新问题，即在史学理论中怎样运用证伪方法作为检验标准的这一问题，从而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去探讨，并通过对他的批判而提高历史学的理论水平；尽管其中有着那么多不可原谅的疏漏（例如，他完全不提古典历史哲学的价值）和那么多无可弥补的缺陷（例如，他过分简单地把决定论绝对化了）。而他本人运用这种方法成功与否，则是另外的问题。
十三
克罗齐的史学理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98]那意思是说，一切历史都必须从当前出发，脱离了这个唯一的坐标系就无所谓历史。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99]那意思是说，历史之成其为历史就在于有其中的思想，抽掉了思想，历史就只不过剩下来一具躯壳。在另一个地方，柯林武德又阐释说：“每一个时代都在重新写历史；每一个人都是把自己的心灵注入历史研究，并从自己本人的和时代的特征观点去研究历史”。[100]这种思潮反映了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上的一场大换位，即把史学的立足点从客位上转移到主位上来。它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朴素的自然主义历史学的根本动摇。在这一根本之点上，波普尔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潮的精神，即历史作为事件历程的本身，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或者说，自然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客观的历史，是根本就不存在的。[101]所以这种理论——即从根本上否认有所谓（兰克意义上的）客观如实的历史的理论——就被人称之为克罗齐-柯林武德-波普尔的史学理论（即关于史实的理论）。[102]这一史学理论中带根本性的问题，即历史学认识论的问题，从克罗齐开其端，经过柯林武德的发扬，到波普尔手中，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史学理论中的显学。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史学理论的研究者，无论是赞同它还是反对它，大概总是无法回避它的。
毫无疑问，波普尔对于历史主义、对于史学理论，有许多看法都是成问题的，甚至于难以自圆。但他也还有另一个方面。如果说，科学家的真正成就并不在于发现了一种真理论，而在于发现了一种丰产的新观点的话，[103]那么，波普尔所提供的观点和方法之中的一些新因素还是值得加以研究和深入批判的。如果说，一种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其答案的正确与否，那么，波普尔的理论大概可以说并没有多大价值。但如果说，一种理论的价值某种程度上也还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及其推理方式的创新性，那么，波普尔的理论似乎并非全无可取。前一种观点是判断思想内容的是非，后一种观点则是衡量推论方式的深浅。两者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的同一或一致。错误得很深刻，可能要比正确得很浮浅更有助于丰富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像维根斯坦所说的“一种新比喻可以清新智慧”[104]，一个新问题或一种新思想方法同样可以清新人们的智慧。对真理的认识过程，本来就是通过正反两个方面在不断深入而开展着的。或许，这就要求我们对波普尔的理论区别两个方面来看待：一方面，是他思想的内容实质，一方面，是他思想的推论方法。有些人的贡献在于其结论，另有一些人的贡献在于他所提出的问题和方法。虽然观点和方法总是密切相联系的，但又毕竟并不是同一回事。据说维根斯坦曾说过：“我所能给你的一切，就只是一种方法，我不能教给你任何新的真理。”[105]意思是说，结论的真假是另一个问题，重要的是在于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似乎不妨说，波普尔的史学理论对当代的影响，主要的也是在这一方面。
至于那另外一方面，即他思想的内容实质那一方面，虽然也有人认为他的理论做出了两大贡献，一是历史学上的情况逻辑理论，二是他的进步的制度理论；[106]还有人认为他的理论一劳永逸地揭示了历史主义与科学经验二者之间互不相容；[107]但这类评价的正确性似乎是很可疑的。真正值得考虑和研究的，看来并不是他那些对政治和历史的表态，而是他的方法论所提出的新问题，即历史主义能否证伪，以及如何可能证伪。
1987年 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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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1899—1992），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作者。波普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去新西兰任教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返英伦任教，都是出自哈耶克的推荐。两人的关系之深以及思想的共同基础，可以从他们的著作里明显看出。
[2]参看A.多纳甘《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考察》，载希尔普编《波普尔的哲学》第2卷，拉萨尔伊利诺伊州，1974年版，第906页。
[3]参看K.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纽约1964年版，第50页。
[4]有人把波普尔的历史主义径直译作历史决定论。这种译法虽不错误，不过它在字面上就和historical determinism（见本书附录）没有区别了；同时也不便于和波普尔所论述的其他各种“主义”相对应。
[5]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146—147页。
[6]同上。
[7]同上书，第6—7页。
[8]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14页。
[9]同上书，第151页。
[10]同上书，第156页。
[11]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81页。
[12]同上书，第80页。
[13]同上书，第81页。
[14]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85页。
[15]同上书，第83页。
[16]同上书，第130页。
[17]同上。
[18]希尔普编，前引著作，第2卷，第1164页。
[19]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60页。
[20]同上书，第64页。
[21]同上书，第85页。
[22]同上书，第50页。
[23]同上书，第77页。
[24]参看布赖恩•马吉（Bryan Magee）《波普尔》，纽约，1973年版，第103页。
[25]参看布赖恩•马吉（Bryan Magee）《波普尔》，第81页。
[26]参看希尔普编，前引著作，第2卷，第1173页。
[27]同上书，第2卷，第1172页。
[28]关于他的全部著作，T. E.汉森（T. E. Hansen）编有一份详尽的编年目录，载希尔普编，前引著作，第2卷，第1202—1287页。
[29]艾耶：《20世纪的哲学》，纽约，1984年，第132页。
[30]同上书，第134页。
[31]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131页。
[32]同上书，第133页。
[33]同上。
[34]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132页。
[35]卡尔•波普尔：《猜测与反驳》纽约，1968年，到处可见。
[36]参看希尔普编，前引著作，第3页以下各页。
[37]这是他另一本著作的名字。
[38]这两部互相补充的书，包括他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同时也有对维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某些批判，而这后一点往往被人忽略。参看希尔普编，前引著作，第1卷，第116—118页。
[39]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可以作为诸如优生学的规律的例证。
[40]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普林斯顿，1971年，第1卷，第6页。
[41]参看爱德华•博伊尔《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载希尔普编，前引著作，第1卷，第847页。
[42]参看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第34页。
[43]同上书，第1卷，第3—4页。
[44]同上书，第2卷，第269页。
[45]参看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278页。
[46]同上。
[47]同上书，第2卷，第280页。
[48]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158页。
[49]参看同上书，第41页以下各页；第105页以下各页。还可参看W.德雷（W. Dray）《历史哲学》，美国，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4年，第62页。
[50]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60页。
[51]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89页。
[52]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第120页。
[53]同上。
[54]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133页。
[55]罗素说：“他对柏拉图的攻击尽管是非正统的，但我认为是有道理的。”B.马吉，前引著作，第91页。
[56]参看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136页。
[57]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90页。
[58]同上。
[59]因为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决不可能以完整的总体为对象。参看同上书，第80页。
[60]参看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念》，米德尔敦（康涅狄格州），1983年，第277页。
[61]W.德雷：《历史中的规律和解释》，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丹图则认为波普尔是“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A.丹图：《分析历史哲学》，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312页。
[62]例如，关于高度发达的物质水平是不是和民主（即开放的社会）分不开的这一论点。参看马吉，前引著作，第71页。
[63]参看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伦敦，1959年，第36页以下各页。
[64]参看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144页。
[65]同上。
[66]参看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78页。
[67]同上书，第140页。
[68]三分法在逻辑上似亦并非无据，因为两端之间总会有中间部分。
[69]参看D.卡尔和W.德雷编：（D. Carr and W. Dray ed.）《历史哲学和今日的历史实践》，渥太华，1982年，第47—50页。
[70]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48页。
[71]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87页。同一个地方他又说：“当时对法国革命那场历史大地震记忆犹新。”
[72]同上书，第2卷，第85页。
[73]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82页。
[74]参看同上书，第81页。
[75]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9页。
[76]参看希尔普编，前引著作，第2卷，第113—114页。
[77]同上。
[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79]参看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60页。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早已说明：“我们的历史观……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32页。
[80]参看同上书，第1卷，第9页。
[81]同上书，第2卷，第101页。
[82]同上书，第2卷，第82页。
[8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1页。
[84]参看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199页。
[85]同上书，第268页。
[86]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第70页。
[87]参看同上书，第159页。
[88]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138页。
[89]恩格斯：“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2页。
[90]例如爱•卡尔就评论他说：“波普尔以为历史主义的核心错误在于相信历史倾向或趋势可以从普遍的规律之中推导出来，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所否认的。”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纽约，1961年，第82页。
[91]维特根斯坦承认：“现象学的分析是概念的分析，它既不赞同也不反对物理学。”L.维特根斯坦：《色彩论》，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6页。
[92]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264页。
[93]这大概是指责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是伪科学的真正原因所在。
[94]卡尔•波普尔：《猜测与反驳》，第18章中到处可见。
[95]参看爱德华•卡尔，前引书，第207页。
[96]参看汉斯•迈耶霍夫《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美国加登城，1959年，第300页。
[97]I.伯林：《反潮流》，纽约，1982年，第37页。
[98]B.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纽约，1960年，第12页。
[99]R. 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牛津，1962年，第215页。
[100]R. G.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文集》，纽约，1966年，第138页。
[101]参看同上书，第99页。亦可参看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269页。
[102]D.卡尔和W.德雷编，前引著作，第313—314页。
[103]参看L.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芝加哥，1980年，第18页。
[104]同上书，第11页。
[105]K. I.尼恩：《维特根斯坦的历史观念》，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109页。
[106]参看希尔普，前引著作，第2卷，第923页。
[107]I.伯林：《历史的必然性》，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