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利益”独立于人的观念和思想。他说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制度。他说阶级利益决定了个人的想法，而这种情况导致了不同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然后，马克思回到了他的起点——社会主义是理想状态。
《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概念是“阶级”和“阶级冲突”。马克思并没有说明“阶级”是什么。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那是《共产党宣言》发表35年后。在那35年里，他出版了许多著作，但没有一部著作谈到他用“阶级”一词表达的含义。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未完成的手稿。恩格斯说，这份手稿是于马克思去世后在他的书桌里发现的（马克思在去世前许多年就停止了这份手稿的写作）。在这本书短短的一章（只有三页纸）中，马克思告诉我们“阶级”不是什么。你可能查遍了他所有的著作，想知道“阶级”是什么，却根本找不到。事实上，“阶级”并非自然存在的，正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分类安排，在我们的头脑中构建了阶级。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阶级，问题是我们能否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来使用社会阶级的概念。我们不能。
他没有看到，某个人或某个阶级的“利益”问题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到存在这样的利益以及人们必须按自己的利益行事来解决。我们必须问两个问题：（1）这些“利益”将人们引向什么样的最终目的？（2）这些“利益”打算采用什么方法来达成这些目的？
第一国际由一小群人组成，是一个在伦敦的委员会，里面有马克思的朋友，也有他的敌人。有人建议他们与英国工会运动合作。1865年，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价值、价格和利润》（Value，Price and Profit），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几篇用英语写就的作品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工会运动的方法很差，必须改变。文章转述如下：“工会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改善工人的命运——这是无望且无用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工人的状况不可能改善。工会在这个方面最多只能取得某种短期的成果。工会必须放弃这种‘保守’的政策，必须采取革命性的政策。他们必须为废除工资社会本身而斗争，为社会主义的到来而努力。”马克思生前没敢发表这篇论文。在他去世后，他的女儿发表了这篇文章。他不想得罪工会，他仍然希望他们会放弃他们的理论。
指马克思本人。——译者注
在此，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方法，无产阶级自身存在明显的意见冲突。无产阶级工会与马克思在什么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问题上存在分歧。马克思说，阶级“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有疑问，每个人都知道。然后，一个根本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来了，他是一名作家和律师 ，他告诉工会他们错了。“这是一项糟糕的政策，”他说，“你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你们的政策。”在此，整个阶级的概念都瓦解了：阶级的概念认为，个人有时可能犯错误，但是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不会犯错误。
“The Unresolved Contradiction in the Economic Marxian System”in Shorter Classics of Eugen von Böhm-Bawerk，（Sonth Holland，Ⅲ .：Libertarian Press，1962［1896；Eng. Trans. 1898］），pp. 201-302.
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总是肤浅的。他们没有指出其矛盾之处。庞巴维克的评论 不错，但他没有覆盖整个体系。这些人甚至没有发现他最明显的矛盾。
马克思信奉“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他将此作为其经济学说的基础。他不喜欢这一定律的德语术语，即“无耻的”工资法则（the “brazen”law of wages）。费迪南德·拉萨尔曾就此出版过一本小册子。马克思和拉萨尔不是朋友，而是竞争对手——非常激烈的竞争对手。马克思说，拉萨尔唯一的贡献就是这个术语本身，即“无耻的”的工资法则。而且，这个术语是从词典和歌德那里借用来的。
“工资铁律”仍然留在许多教科书中，留在政治家的头脑中，因此也留在我们的许多法律中。根据“工资铁律”，工资率是由维持生存繁衍所需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数量决定的，以养活工人的子女，直到他们自己能够当工人。如果工资率高于这一水平，那么工人的数量将会增加，而工人数量的增加又会降低工资率。工资也不能低于这一水平，因为那样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这条定律认为，工人是某种微生物或啮齿动物，没有自由选择和自由意志。
如果你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绝对不可能偏离这个比率，那么你怎么还能继续谈论工人不可避免的逐渐贫困呢？“工资铁律”思想与历史哲学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工资铁律”认为，工资将保持在某个水平上，足以养活工人的后代，直到他们自己成为工人。而历史哲学认为，工人将越来越贫穷，直到他们被迫公开叛乱，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当然，这两种学说都站不住脚。即使在50年前，主要的学者也被迫诉诸其他精心设计的方案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令人惊奇的是，自马克思写这部著作以来的一个世纪里，没有人指出这一矛盾。而这个矛盾并非他唯一的矛盾。
马克思的推理从命题到命题之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起始命题是每个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劳动者要么是独立的农民，要么是拥有自己劳动工具的手工业者。当工具不再由劳动者所有，而是由资本家所有时，这一命题——资本主义下的所有权——被否定了。否定之否定是整个社会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这种方式推理，马克思说他已经发现了历史演化的规律。这就是他为什么将其称为“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给以前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贴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标签，因为他们试图指出为什么社会主义更好。他们想说服同胞接受他们的观点，他们期望，人们如果相信社会主义更好，就会采纳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说，他们是“空想主义者”，因为他们试图描述未来的人间天堂。他所认为的“空想主义者”先驱有法国贵族圣西门、有英国制造商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还有法国人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傅立叶被称为“巴黎皇家宫殿的傻瓜”。他说过这样的话：“在社会主义时代，海洋不再是盐水，而成了柠檬水。”）马克思认为这三个人是伟大的先驱。但是，马克思说，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讨论的只是“空想”。他们期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人民的观念变化而到来。但对马克思而言，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将伴随着本质上的必然性而到来。
一方面，马克思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他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和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一次又一次地宣布他的社会主义是革命性的，因此以暴力推翻政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借用妇产科领域来比喻。他说，社会主义政党就像产科一样，使社会主义的到来成为可能。当被问及如果你认为整个过程都不可避免，那么为什么不赞成进化而赞成革命时，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生活中没有进化。出生本身不就是一场革命吗？”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政党的目标不是影响，只是帮助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但产科本身就会影响和改变状况。产科实际上已带来了这一医学分支的进步，甚至拯救了生命。既然拯救了生命，可以说，产科其实已改变了历史进程。
“科学”一词在19世纪获得了声望。恩格斯于1878年出版的《反杜林论》（Anti-Dühring）成为最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之一。其中一章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from Utopia to Science）为题印成了小册子，并取得巨大的成功。苏联共产主义者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后来也写了一本小册子，叫《社会主义的发展，从科学到行动》（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from Science to Action）。
马克思创造意识形态学说，是为了贬斥资产阶级的著作。捷克斯洛伐克的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ás Masaryk）出生在贫苦的家庭，父母是农民和工人，他写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称他为资产阶级。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自称“无产阶级”，那么马萨里克怎么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呢？
如果无产阶级必须根据他们的阶级“利益”来思考，那么他们之间存在分歧和异议的话，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思想上的混乱很难解释这样的情况。当无产者之中存在异议时，他们称异议者为“社会叛徒”。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共产主义政党的伟人是一位德国人，即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917年，当列宁试图彻底改变整个世界的时候，考茨基反对这种观点。由于这一分歧，他一夜之间就从伟人成了“社会叛徒”。他被扣上了“社会叛徒”的帽子，还有许多其他帽子。
我们来看看类似的种族主义者的观念。德国种族主义者宣称，德国有一套确定的政治理念，每一个真正的德国人都必须按照这一套特定的理念进行思考。这套政治理念就是纳粹的政治理念。根据纳粹的观念，最好的状态就是战争状态。但是一些德国人，比如康德、歌德和贝多芬，有“非德国”的不同观念。如果并非每个德国人都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思考，那么谁来决定哪些观念是德国的观念，哪些不是呢？答案只能是，“内心的声音”是最终的标准、最终的尺度。这种立场必然导致冲突，其结果是内战，乃至国际战争。
俄国有两派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即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和孟什维克（Mensheviks）。“解决”他们之间分歧的唯一办法是武力和清算。布尔什维克获胜了。随后，在布尔什维克派系内部，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和斯大林之间出现了别的意见分歧。托洛茨基被迫流亡，逃到了墨西哥，于1940年死在那里。
《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马克思相信革命就在眼前。当时他认为，社会主义是通过一系列干预措施来实现的。他列出了十项干预措施，其中包括累进所得税、废除继承权、农业改革等。他说，这些措施虽然不能持续，但为了社会主义的到来，是必须的。
因此，1848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干预主义实现。到了1859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1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放弃了干预的倡议，他们不再指望通过立法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想通过一夜之间的巨变来实现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认为后来的措施，比如罗斯福的新政、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等，都是“小资产阶级”政策。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曾说，英国劳工法是进步的标志，也是资本主义崩溃的标志。后来，他们称这种干预主义措施或干预主义政策非常糟糕。
1888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出版40年后，一位英国作家完成了该书的翻译。恩格斯对该译本作了一些评论。他提到《共产党宣言》所倡导的十项干预措施，认为这些措施不仅如《共产党宣言》所称的是不能维持的，而且正是因为其不能维持，这些措施必然会一步步走得更远，推动更多的这类措施出现，直到这些更先进的措施最终导向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