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的重要性。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已经认为个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事情。“个人和个人主义”是进步的口号，是自由主义的口号。反动派在19世纪初就攻击过这一立场。
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指出，我们需要的是良好的法律。理性上不具备正当理由的古老习俗应该被抛弃。法律唯一的正当性是，它是否可以促进公共的社会福利。在许多国家，自由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要求成文的宪法，要求法律的编纂，要求允许每个人发挥才能的新法律。
对个人主义观念的反作用在发展，特别是德国，德国法学家和法律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很活跃。萨维尼宣称法律不能由人来制定，法律是由民族整体的灵魂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发展出来的。思考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或某个社会实体，它们只是利用个人表达自己的思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非常强调这一观点。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不是黑格尔的追随者，黑格尔关于历史演化的主要观点是朝个人自由的方向演化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会走自己的路。物质生产力就是走自己的路，独立于个人的意志而发展。而历史事件是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物质生产力会像歌剧的导演那样做：必定有一个可用的替补，以防出现问题；就像歌剧的导演必定有一个替补，以防歌手生病不能演出。根据这种观点，比如，拿破仑和但丁（Dante）并不重要——如果他们没有在历史上出现并占据其自身的特殊地位，其他人就会出现在舞台上填补他们的空缺。
要理解某些单词的含义，你就必须理解德语。从17世纪开始，德国花了相当大的努力以反对拉丁词汇的使用，将它们从德语中剔除。许多情况下，一个外来词汇仍然会保留在德语里，尽管它也有一个含义相同的德语表达。这两个单词一开始是同义词，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们有了不同的含义。以“Umwälzung”这个词为例，它是拉丁语“revolution”的德语直译。拉丁语中没有战斗的意思。因此，“revolution”一词就演化出了两种意思：一种是暴力革命，另一种是像“工业革命”这样的渐进式革命。但是，马克思使用德语中的“Revolution”一词，不仅指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这样的暴力革命，还指渐进式的工业革命。
顺便提一下，“工业革命”这个术语是由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首先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促进资本主义颠覆的不是革命——看看工业革命吧！”
马克思为奴隶制、农奴制和其他奴役制度赋予了特殊含义。他说，为了让剥削者能剥削劳动者，劳动者必须获得自由。这个观念源于他对封建领主的情况的解释，封建领主必须照顾自己的劳动者，即使在他们不工作的时候。马克思将自由主义性质的变化解释为让剥削者摆脱了对劳动者生活所负的责任。
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是一种障碍。在他看来，财富积累的唯一解释是一个人抢劫了另一个人。对马克思而言，整个工业革命都只不过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工人的处境变得更糟了。他们的处境与奴隶和农奴的不同之处在于，资本家没有义务去照顾那些失去了剥削价值的工人，而领主必须照顾奴隶和农奴。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引导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盛世的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阶段。如果资本主义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不可避免的必要一步，那么根据其观点，我们就不能一直声称资本主义所做的一切在伦理上、道德上都是坏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攻击资本家呢？
他说，一部分产品被资本家占有，到不了工人手上。他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其结果是，工人不再能够消费他们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因此，他们生产的一部分产品没有被消费，存在“消费不足”。因此，由于存在消费不足，经济萧条经常发生。这是其关于萧条的消费不足理论。
1700年左右，英国人口大约有550万人；到了18世纪中期，英国人口约为650万人，其中50万人处于赤贫状态。整个经济体系产生了“过剩”人口。英国的人口过剩问题比欧洲大陆出现得更早。这首先是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所以没有受到外国军队入侵，外敌入侵减少了欧洲的人口。英国的战争是内战，虽然糟糕，但当时已停止了。于是，剩余人口不会因战争而消耗掉，其数量便增加了。欧洲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但是，欧洲大陆从事农业的机会比英国更有利。
济贫法是英国关于向穷人提供公共援助的立法，可追溯到伊丽莎白时代，于1834年修订，以便建立全国监督的统一救济制度。——原编者注
英国的旧式经济制度无法应对过剩的人口。多余的人口大多是非常差的人——乞丐、强盗、小偷和妓女。他们靠济贫法 和社区慈善机构等来支持。一些人被强征入陆军和海军，被送去国外服役。农业也有多余的人。当时，加工业既有的行会制度和其他垄断制度使得工业无法扩张。在那个前资本主义时代，买得起新鞋子、新衣服的人和买不起的人之间有明显的阶级差异。加工业主要为上流社会生产。买不起新衣服的人穿的是旧衣服。当时有相当大的二手服装交易——当现代工业开始为下层社会生产服装时，这种交易就几乎完全消失了。如果资本主义没有为这些“多余”的人提供维生手段，那么他们已经被饿死了。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天花导致了许多死亡；现在，它实际上已经被消灭了。医学的进步也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所谓的工业革命大灾难其实不是灾难，它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许多原本活不下来的人活下来了。只有剥削者才能利用技术进步，大众的生活状态比工业革命前夕差得多——这并非事实。事实上，资本主义让许多本来无计为生的人得以生存。今天，许多人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他们100年前或200年前的祖先。
18世纪出现了许多呼吁贸易自由的杰出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亚当·斯密。他们反对垄断，反对行会，反对国王和议会给予的特权。另外，有些聪明的人，在几乎没有任何储蓄和资本的情况下，开始组织饥饿的贫民进行生产，他们不是在工厂里生产，而是在工厂外，而且不仅仅是为上层阶级生产。这些新组织起来的生产者开始为大众生产简单的商品。这就是巨变的发生，这就是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生产了更多的食物和其他商品，因此人口增加了。这就是真实的情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增加的人口已如此之多，英国已有了6000万人。
你不能把美国与英国相比较。美国一开始就几乎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但大致上，我们可以说，今天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八个人中，有七个正是因为工业革命的成果才能活着。如果没有工业革命，那么只有1/8的人会活下来。你能够确定你个人是在1/8中吗？如果你不能确定，那么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工业革命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马克思对工业革命的解释同样适用于对“上层建筑”的解释。马克思说，“物质生产力”，即工具和机器，产生了“生产关系”，即社会结构、财产权等，这些又产生了“上层建筑”，即哲学、艺术和宗教。马克思说，“上层建筑”的情况（他是否是诗人、画家等）取决于个人的阶级状况。马克思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国家的精神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被称为股票和债券持有者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被称为大企业的哲学家。意识形态的每一次变化，以及音乐、艺术、小说、戏剧创作的每一次变化，马克思主义者都有即时的解释。每本新书都用特定时期的“上层建筑”来解释。每本书都被分配了一个形容词——“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一律都被认为是反动派。
J. L. and Barbara Hammond，authors of the trilogy The Village Labourer（1911），The Town Labourer（1917），and The Skilled Labourer（1919）.
T. S. 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30（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1948，1961］）.
不要认为一个人可以一辈子实践某种意识形态而不相信它。那些无论如何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使用“成熟资本主义”的术语，这表明他们受到了马克思多么大的影响！哈蒙德（Hammond）夫妇——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工业革命的解释。 唯一的例外是阿什顿（Ashton）。 马克思在他学术生涯的后半段，已经不是一个干预主义者了，他赞成自由放任。因为他预计资本主义崩溃并被社会主义取代源于资本主义的完全成熟，所以他赞成让资本主义发展。出于这种理由，在他的论著中，他是经济自由的支持者。
马克思相信，干预主义措施没有好处，因为这推迟了社会主义的到来。因此，马克思反对工会推荐的干预措施。但不管怎么样，工会生产不出任何东西，而且生产者如果实际上没有生产更多产品的话，那么也不可能提高工资率。
马克思声称，干预措施损害了工人的利益。德国社会主义者投票反对俾斯麦（Bismarck）在1881年前后发起的社会改革（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而美国的共产党人反对新政。当然，他们反对执政政府其实另有原因。没有哪个反对党愿意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另一个政党。在起草纲领时，每个人都默认自己将成为计划者，或者默认计划者在思想上完全依赖于他，并为他打杂。没有人愿意成为别人计划方案中的普通成员。
这些计划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关于国家形式的论文。柏拉图直言不讳。他计划了一个完全由哲学家统治的体系。他想取消所有个人权利和个人决策。任何人除非被告知该这样做，否则他不应该去任何地方，也不应该休息、睡觉、吃饭、喝水、洗漱。在柏拉图的计划中，他想把人的地位降低为棋子。他们所需的是一位独裁者，任命一位哲学家担任生产管理中央委员会的总理或主席。
在柏拉图之后的2300年里，很少有反对他观点的记载。甚至康德也没有反对他。
现在我想讨论的是意识形态扭曲真理的意义。阶级意识不是一开始就发展起来的，但它必然要来。马克思发展了他的意识形态学说：“你说的不是真的。这只是意识形态。只要在一个存在阶级的社会，一个人的思想就必然是一种阶级意识，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意识上的。”马克思假定这种意识形态对此阶级和要发展此阶级的阶级成员是有用的。这些思想的目标是追求他们阶级的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并发展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思想。因此，从这时起，资产阶级的学说就完全无用了。也许有人会说，资产阶级需要其学说的解释来解决他们的良心不安。但如果他们的存在是必要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良心不安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因为没有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在资本主义“成熟”之前，任何社会主义都不可能存在。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有时被称为“资产阶级生产的辩护术”，帮助了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会这样解释，资产阶级为这种邪恶的资产阶级理论提供的思想，在资产阶级和受剥削的人看来，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从而使这种制度得以存在。但这种解释非常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资产阶级生产制度不需要任何辩护理由；资产阶级之所以剥削，是因为他们就是要剥削，正如细菌就要剥削宿主那样。资产阶级不需要任何理由。他们的阶级意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这样做；剥削是资本家的本性。
马克思的一位俄国朋友写信给他说，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必须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好地进行剥削，马克思则回信说，这没有必要。马克思随后写了一段简短的笔记，说俄国可以在不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情况下实现社会主义。他没有把这个笔记寄出去。恩格斯在马克思的书桌上发现了这张纸，自己抄了一遍，并把抄本寄给了维拉·扎苏里奇（Vera Zasulich）。扎苏里奇在俄国很有名，因为她曾试图刺杀圣彼得堡的警察局局长，但被陪审团无罪释放了（她有个很好的辩护律师）。这个女人出版了马克思的笔记，这个笔记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大财富。
资本主义制度是这样的制度：在其制度下，晋升完全根据功绩而定。如果人们没有取得进步，他们心中就会感到痛苦。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承认他们没有提升，是因为他们缺乏才智。他们将自己未能提升的原因归咎于社会。许多人指责社会而转向社会主义。这种倾向在知识分子行列中尤其强烈。因为专业人士认为彼此都是平等的，能力较弱的专业人士也认为自己比非专业人士“优越”，觉得自己应得到更多的认可。嫉妒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人们存在对既有状态不满的一种哲学倾向，还存在对政治条件的不满。如果你不满意，那么你会问还有什么其他状态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