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是一种思想学派，强调经济领域中社会、历史和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而不是个人行为的重要性。——原编者注
制度主义 曾经嘲笑古典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是从“鲁滨孙经济学”开始的。开始时，渔夫想要捕获更多的鱼，超出日常所需数量，然后他利用闲暇时间来制造渔网。这些渔网和存储下来的鱼是“资本品”，我不称其为“资本”。
资本品是给定的自然生产要素和消费品之间的中间要素。自然（给定的资源）和人类劳动是给定的自然要素。但如果人们要生产，他们就必须得到指导。所生产出来的中间生产要素——资本品——不仅是工具，也包括所有其他中间产品、半成品和供应的消费品，这些消费品是用以支持那些借助资本品进行生产的人。我们今天所组织和运作的生产过程开始于远古时代，也就是历史上最遥远的时代。如果孩子们用光了父母生产的渔网和鱼，那么资本积累将不得不重新开始。从较简单的情况到较精密的情况是持续不断的过程。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知道，从一开始，要产生这种依靠资本品生产的体系，第一步就是储蓄，而且一直都是储蓄。
我们必须将“资本”的概念与“资本品”的概念相区分。如果不使用我们在复杂的现代资本计算体系中发展出来的概念，我们就不可能思考和处理资本品的问题。资本品是某种物质，可以用物理和化学来描述。“资本”的概念指的是这些资本品的供给以货币为单位的估值。对资本品以货币估值，标志着人类努力改善其外部条件的一个更高级的新时期的开端。问题是，如何维持或保持资本的可用量，以及如何避免在没有替换的情况下消耗可用的资本品。问题是，怎样才能不消耗更多的东西，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如何让消费少于新生产出来的产品。这是保持和维持资本的问题，当然也是增加可用资本的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不需要任何专门的计算就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某个农民一直以同样的方式生产，并且建筑方法和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他就可以估计自己的状况，可以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进行比较——两个谷仓多于一个谷仓，十二头牛多于两头牛，等等。但在有着变化和进步的经济系统中，这种简单的计算方式就不够了。用来替换的生产要素可能不同于已消耗掉的生产要素。柴油机可以代替蒸汽机等。在这种情况下，替换和维持资本要求有一种只能以货币来计算的方法。各种物质性的外部生产要素只能从它们为人类提供的服务的角度来比较，以货币来计算，除此之外再无他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交换过程中，被交换的东西必然具有相同的价值，这是他的基本错误之一。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两三千年间，同样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令伟大的思想家也如普通人那样误入了歧途。即使是在晚得多的杰出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著作中，这个错误也仍然重复着。
交换并不等价。相反，正是差异导致交换。不能将交换和贸易的条件简化为等价，你只能将它们简化为评价的不同。买方认为他得到的东西比他放弃的价值更高，卖方认为他提供的东西比他得到的价值更低。因此，我们在确定各种资本品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时，所用的等量的值只能以价格来表示。通过价格计算，你可以建立一套价格体系，并确定某种价格是否有增加或减少，即货币表示的价格是否上涨或下降。没有价格体系，人们就不能进行任何计算。计划经济中不可能像市场经济中那样存在价格体系，因此不能计算。
在经济计算体系中，有“资本”和“收入”两个术语，它们是在这套体系之外无法想象的术语和概念。“资本”是市场上资本品的某一给定供给所能获得的价格之和。商人以特定的方式运用经济计算，没有这套经济计算体系，他就无法运作。在他的企业开张时，他就确定了所有可支配的资本品的总价值——称为他的“资本”或者他的企业的“资本”。他定期将企业内所有可用资本品的价格数值与初始时资本品的价格进行比较。如果增长，他就称之为“利润”。如果减少，他就称之为“亏损”。没有其他体系可以确定他所做的事是增加了可用资本、改善了可用资本还是减少了可用资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称为“利润”的总盈余也可以被称为“收入”，只要能够让其所有者（企业或个人）在不减少可用资本的情况下消费这笔金额（因而不是以损害未来为代价）。所以，“资本”和“收入”的概念只会在这套经济计算体系中发展出来。
如果收入的总额被消费掉，那么企业可用资本的数量便不会发生变化。如果有部分收入被储蓄起来，即没有被消费而用于再投资——也就是说，用于扩大企业中运转的资本品存量，那么我们可以说积累了额外的资本。企业赚取了一些“收入”。如果所有者消费的金额超过了收入，那么就有资本消耗，即资本减少，未来用于消费品生产的可用资本将会减少。
我不想探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这些观念有多少了解。他们至少有某些知识，但到了中世纪，这些知识完全消失了。在中世纪，人们没有这种计算的需求。在中世纪后期，在那些比其他国家的经济进步得多的国家，比如意大利，经济计算开始一步一步地缓慢发展。因此，一些基本的会计术语保留了其意大利起源，比如“资本”一词本身。
刚开始时，会计术语不是十分清晰、明确。人们并不擅长数值计算，甚至在15世纪大企业的账簿中，我们也发现了严重的算术错误。渐渐地，这些概念发展得越来越多，直到复式记账法出现。我们整个思维方式现在都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即使是那些不了解会计问题的人，以及那些不会阅读和解释公司资产负债表的人，他们的观念也受其影响。会计师和记账员只是以基础的方式处理所有物质性外部问题的普通工作人员。然而，这些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会计师和记账员。歌德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科学家和进化论先驱，他将商人的复式记账法称为“人类精神中最神奇的发明之一”。歌德意识到这些观念是现代生产和行为体系的基础，而且这些概念是人们处理所有相关问题的实用性数学和逻辑的方式。
在我们的时代，公众舆论和立法丧失了对这些问题的所有理解。这得归咎于现代所得税立法。首先，在所得税立法中，立法者把薪水和工资称为“收入”或“劳动收入”。然而，在经济意义上，“收入”的主要特点是，它是超出商人成本之上的那部分盈余——可以在不减少资本，即不以未来为代价消费的盈余。你不能在损害未来生产机会的情况下消费“收入”。“资本”和“收入”的概念只能在经济计算体系中发展出来。
这些所得税法律还把“利润”当作工资来处理。如果某个企业每年都没有利润，所得税法的拟定者就非常震惊。他们没有意识到企业既有好年景也有坏年景。结果之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期间，人们常说：“一个拥有大工厂的人今年不用缴任何所得税，而一个月收入仅有300美元的人却要缴税，这是多么不公平！”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并非不公平，因为那一年大工厂主没有“收入”。
颁布了这些所得税法的立法者对经济体系中“资本”和“收入”的真正含义一无所知。他们不明白，大部分高额利润和高额收入并没有被商人消费掉，而是再投资于资本品，这些资本品重新投入了企业以提高产量。这正是经济得以发展、物质条件得以改善的方式。幸运的是，我不需要探讨所得税法律，也不需要探讨产生这些法律的心态。就每个工人的角度而言，只对消费掉的收入征税，而不是对储蓄和再投资的收入征税，这样要合理得多。说清楚这一点就足够了。
很多时候，一个人到了晚年就很难谋生了，或者至少很难赚到他在盛年时赚到的那么多钱。简单地说，以歌手的情况为例，他们赚大钱的年头肯定是有限的。
我想探讨的是这种观点，即认为普遍而言（或在特定情况下），储蓄不利于共同体福利，因此应该采取某些措施限制储蓄或将其引导到特别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所有的物质进步、所有让我们的社会条件不同于历史早期的东西，都是因为有更多东西作为资本品储蓄或积累下来。这也是美国与印度的区别。最重要的不过是时间上的区别。我们只是更早开始把超过消费的那部分产品存了起来。
国家要发展，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是建立使大规模储蓄成为可能的政府体制和立法体制。在所有那些政府认为某人所得甚多必然是他人贫困之因的国家，大规模储蓄过去不可能的，现在仍然不可能。这曾经是所有人的想法，到了今天也仍然是许多国家的人的想法。正是这种观念现在危害着西方文明——通过将不同的治理方式引入那些让西方文明得以发展的宪法之中。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直到被很不恰当地称为“工业革命”的时代来临之前）大多数欧洲国家所盛行的观念。
为了证明这种观念有多么强大，我在此引用康德的话。康德是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住在东部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当时称为柯尼斯堡（Königsberg）。他说：“如果一个人所拥有的多于他所需，那么另一个人所拥有的就少于他所需。”当然，这在数学上完全正确，但数学和经济学是两回事。事实是，在所有那些人们相信这句格言的国家，在所有那些政府相信改善社会状况的最好方法就是没收成功商人财富的国家（没必要没收那些不成功商人的财富），储蓄和投资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古希腊人没有铁路，那么我会回答：“因为那个时代有没收财富的倾向。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要投资呢？”希腊哲学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所做的一些演讲至今仍为我们所知。他说，如果某个富有的公民在雅典受审，他就没有机会赢得官司，因为法官们希望没收他的财富，希望以此来改善他们的处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大规模储蓄。
直到18世纪，大规模储蓄才开始发展。从那时起，也发展出了一些制度，让储蓄和投资成为可能，不仅是富人的储蓄和投资，也包括穷人的小额储蓄和投资。穷人以前只能通过积攒硬币来储蓄。但硬币不计息，他从储蓄中得到的好处也不大。此外，他平时在家中存着这些小东西是危险的，很容易被偷，而且什么也赚不到。19世纪初，有了一种大规模的发展，让广大群众也能储蓄。
资本主义制度和前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是那些不太富裕的人也拥有储蓄，并可以进行小额的投资。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异。直到今天，在处理利息问题时，政治家或政客以及公众舆论仍然认为，债权人都是富人，债务人都是穷人。因此，他们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即通过政府干预人为降低利率的政策，有利于穷人，不利于富人。但事实上，穷人和不太富的人在储蓄银行有存款，有债券和保险单，还有养老金权益。根据当下一家报纸的报道，美国有650万名债券（支付的承诺）所有者。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准确。然而，这些债券确实分布广泛，这意味着大多数人不是债务人，而是债权人。所有的债券所有者都是债权人。另一方面，那些发行了债券或欠了银行债务的公司，其普通股股东不是债权人，而是债务人。同样，有大量抵押贷款的大型房地产运营商也是债务人。因此，富人都是债权人、穷人都是债务人的说法已经不再正确了。这一方面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
希特勒在一次盛大的集会上喊道：“废除利息奴隶制！债务人万岁！消灭债权人！”但一家德国报纸意识到了其中的错误，写了一篇文章，其标题是“你知道你自己是债权人吗？”我认为希特勒不会欣赏这篇文章。
多年前，出现了对储蓄和资本积累的敌意。一位俄国经济学家多年前宣称，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自相矛盾的。生产出来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用于消费，而是被储蓄起来，积累为新增的资本。后人将有越来越多的资本。这有什么意义？积累这一切是为了谁？他们像守财奴一样积累，但谁能享受储蓄者赚取的利益呢？这是荒谬的，是不好的，应该采取措施改变这种情况。
凯恩斯的反储蓄计划获得了成功。他认为，过度储蓄存在危险。他相信投资机会是有限的，许多人接受了他的这种观点。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来吸收作为储蓄的那部分收入。生意变得不好做，是因为储蓄太多。因此，储蓄有可能是过多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同样的学说已经流行了很长的时间。人们相信一项新发明——某种节省劳动力的装置——会导致所谓的“技术性失业”。正是这种观念导致早期工会去破坏机器。现在的工会仍然有同样的想法，但他们不再像直接破坏机器那样头脑简单了，他们有了更精致的方法。
据我们所知，人类的需求实际上是无限的。如果要满足需求，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资本品的积累。在美国，我们没享受到更高的生活水平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本品来生产人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不会说人们总是能充分利用经济上的改善。但无论你想要的是什么，都要有更多的投资和人力才能满足。即使在美国最富裕的地区，甚至在加利福尼亚州，我们仍然可以改善生活条件，仍然可以想出更多的方法来利用资本。只要物质生产要素是稀缺的，我们就永远有足够的投资空间。而我们无法想象消除了这种稀缺的状态。我们无法想象“安乐乡”（Land of Cockaigne）的生活，在那里，人们只要饭来张口就行了，而其他一切想要的东西也唾手可得。
生产要素的稀缺意味着资本品的稀缺。因此，整个理念——我们必须停止储蓄并开始消费——都是非常荒唐的。1931年或1932年，凯恩斯勋爵和他的一些朋友发表了一份宣言，他们表示，要想立即避免灾难并改善经济状况，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支出，更多的支出，多多益善。就经济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意义上的支出不能创造投资无法创造的就业机会。你是把钱用来购买新机器还是花在夜总会里都不重要。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把钱用于消费、改善生活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而购买机器并提高产量的人却妨碍了公众的利益。
凯恩斯在撰写其著作时，用英国的状况为他的政府支出创造充分就业的理论提供辩护，但这是不正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工业没有必需的资源来改进工厂的材料设备，这造成了英国的不利局面。因此，与其他某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机器相比，英国的机器效率很低。其结果是，英国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较低。但由于工会不能容忍大幅降低工资来提高英国工业的竞争力，结果就是失业。英国当时需要的是更多的投资来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正如英国如今仍需要这样做一样。
See “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 an excerpt from the first chapter of Bastiat's Selected 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translated by Seymour Cain and edited by George B. de Huszar （Irvington-on-Hudson，N. 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1995 ［1964］），reprinted in The Freeman: Ideas on Liberty，June 2001.
凯恩斯勋爵的这一观点非常古怪。他的一位美国朋友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他与凯恩斯勋爵的私人友谊。他讲了一个故事，他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拜访凯恩斯。在洗手时，这位朋友非常小心，只用了一条毛巾。然后，凯恩斯把所有的毛巾都揉成一团，说他这样做是为美国的客房服务员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增加就业的最好方法是尽可能多地搞破坏。我本以为这种想法已经被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在他的“破窗” 故事中彻底推翻了。但显然，凯恩斯没有理解巴斯夏讲的故事。
节省劳动的机器会造成技术性失业，这种谬论不仅被理论检验证明是错误的，而且被整个人类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恰恰是由引入越来越多的节省劳动的机器构成的。今天，我们用少得多的人类劳动生产了更多的各种设施，而且养活了更多的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认为人们被新机器的发明剥夺了工作，这是不正确的。
资本的积累伤害了工人同样是一个谎言，而且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谎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用的资本品越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就越高。在考虑雇用或解雇一名工人时，雇主会问自己，雇用这名工人会为他的产品增加多少价值。如果多雇用一名工人增加了产量，那么雇主的问题是，雇用他的成本是否高于他生产的产品的销售额。当考虑是否要新增资本品时，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工人人均可获得的资本越多，工人的边际生产率就越大，因此，雇主可以支付的工资就越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积累的资本越多，雇主就可以以相同的（或者更高的）工资率雇用更多的工人。
有两位商人，即太阳石油公司（Sunoco）的J. 霍华德·皮尤（J. Howard Pew）和美国钢铁公司（U. S. Steel）的欧文·奥兹（Irving Olds），曾试图向其他商人解释通货膨胀对资本积累、库存、折旧等方面的影响，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通货膨胀提高了商人的销售价格，制造了他们盈利的假象。然后，政府对这些表面上的“利润”征税，并将其用于当期的支出，而原本这些利润将用于投资或计提折旧和设备更换。
如果个人向一家私人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公司就会将保费用于投资。当然，后来必须支付保险金时，保险公司就不得不撤资。个人有必须撤资的时候，但保险公司每年都在扩张，而由于整个国家的资本在资本积累，保险公司作为整体不必撤资。
私人保险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同。政府谈论保险精算统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保险公司所说的意思。政府将个人支付的费用用于当期的支出，然后给“社会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 Fund）一张欠条，称之为“债券”。因此，政府“投资”于政府债券。当征收“社会保障”税时，政府说：“把你的钱给我来支出，作为回报，我承诺，30年或40年后，纳税人将愿意偿还我们今天所欠的债务。”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与私人保险迥然不同。社会保障制度不意味着有什么储蓄。相反，个人的储蓄被政府征收，用于“社会保障”，但其实被用于当期支出。我完全相信政府以后会支付欠债，但问题是，以什么样的货币支付？整个事情取决于未来的国会和公众是否愿意以良币来支付。如果人们不喜欢纸币，他们就不会使用。例如，在美国内战时期，加利福尼亚州一直使用硬通货，而不是使用“林肯绿币”。
俾斯麦关于社会保障的理念是，他希望每个人都能从政府得到些什么。他将此与法国进行了比较，许多法国人持有政府债券并获得利息。他认为这就是法国人如此爱国的原因：他们得到了来自政府的东西。俾斯麦希望德国的个人也依赖政府。因此，他启动了一项附加政府奖金，向每位养老金领取者多发放50马克。这被称为“Reichszuschuss”（政府补充津贴）。
资本的问题是经济计算的问题。你不能通过通货膨胀来增加“资本品”，尽管你似乎可以增加“资本”。经济计算表明，其结果是资本品与资本之间存在差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