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内战争结束了。一个中年女人走出一栋老式莫斯科小屋的栅栏门———房子年岁久远，灰浆剥落，露出了圆木———往街上看去，看丈夫有没有回来。他早该回家了：他已经离家6年，音讯全无。
现在的日子渐渐好过些了。女人从莫斯科苏维埃得到了一些帮助———给她自己和一对双胞胎。最近还开始有肉供应，母亲可以煮给孩子们吃。
“吃点牛肉吧，”她说，“咱们现在可以多活些日子了。”
可是那对双胞胎，八九岁的一儿一女并没有马上适应能吃上饱饭的生活。饥肠辘辘的时候，他们总是躺在床上打盹，相互取暖。他们从浅睡中醒来，吃了一点东西马上又闭上了眼睛，为自己将来的命运下意识地保存着生命。
他们的父亲还是没有从战场回来。母亲总是徒劳无益地走出栅栏门去迎接丈夫。她已经得知，邻居家不少人都回来了。厂里的起重机司机古斯塔夫·李斯特回来了，他上过土库曼前线；模型工库利科夫也出现在街上，头上缠着绷带，身上穿着军大衣；修理厂的冲压工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科尔帕什尼科夫已经病怏怏地在家里躺了3个月。可是没人见过她的丈夫———她问遍了所有人———战争规模浩大，常有人在那里不知所踪。可是咨询委员会告诉她，伊万·尼科季莫维奇·波尔特诺夫应该还活着。于是她就去车站守候来自东西南北的列车。她去了各个火车站，看着身边成千上万的人从战场回到了莫斯科，回到了自己的家庭和空荡荡的工厂里。
波尔特诺夫的妻子已经习惯于接不到丈夫，独自往回走。孩子们在家里睡觉，屋顶的烟囱没有冒烟，而邻居家烟囱里的烟却一阵密过一阵。人们在取暖、做饭。多年的分离后，他们又重聚了。
冬天来临，莫斯科银装素裹。月色映照着整洁的大地和重又喧嚣起来的城市街道。波尔特诺夫的妻子和往常一样去火车站，上军事委员会，干家务，对自己内心的痛楚已经习以为常。她决定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留给丈夫的只有流了又干的泪水。
冬日里的一天，她拿着一些面粉和布料回家。天色已晚，各家的窗户里都亮起了灯，生起了炉子。她家那栋旧房子的烟囱里也冒出了温暖的烟。波尔特诺夫的妻子看见这股烟———先是吓得停住了脚步，不知道是谁点着了炉子，然后惊慌失措地走回家，打开了自己房间的门。
房间里，敞开的炉门前，一个人坐在倒扣的桶上，点燃了一小堆火来取暖。他脱下了靴子和衣服，只穿一条黄色军裤，裤子膝盖下面系着绳子，绳子上挂着一个自制的木勺。木勺一直挂在那里———生活、打仗，甚至在这个人睡觉的时候。来人肚子以上身体裸露，能看见几处愈合的伤口疤痕和骨头断裂的痕迹。可是因为身体受伤而退化的生命物质，却在完整的皮肤下面聚集成堆，凝聚起力量，外在表现为石头般的小丘和坚硬的物体———因此，此人的身体像是被翻耕过的死气沉沉的大地，无法抚平，无法拥抱。尽管他全身肤色暗黑，尽管伤病和风雨留下了斑斑印迹，但他隆起的乳头下面，用刺激性的化学物质书写的签名依然清晰可见：装甲坦克部队伊万·波尔特诺夫。
也许，这就是正低头烧火的这个人的证件。艰难的岁月使他毛发稀疏的脑袋上已经秃了顶。此外，左边脑袋还被烧得露出了骨头，长不出头发。面孔大而沉默———谈不上美丑，与常人无异，只是像婴儿一样，丰满平静，双眼迷茫，面无表情。
波尔特诺夫把一根细柴放进火里，站起身，默默地向妻子走去，局促不安地站到了她面前。女人回忆起了曾经的幸福，放下手里的东西，迫不及待地抱住了丈夫，久久不肯松手。她用自己的胸口感受到了他身体里的小丘和千疮百孔的伤痕，感觉到了他那战胜了一切死亡的力量。
她现在一刻也无法离开他，贪婪地呼吸着丈夫身上温暖的气息，对他的归家永远心怀感激。
波尔特诺夫的视线越过妻子头顶，看了看快燃尽的壁炉，等着身边的妻子回到现实。他爱抚地碰了碰她的后背，摸了摸她低下的头，不经意间发现妻子消瘦的身体变得冰冷，头发也在凄苦的等待中日渐稀疏。归来的红军战士又看了看仰面睡在床上的两个孩子。他们在没有记忆的梦境里微睁着孩童那忧郁的双眼，没有力气闭紧眼皮，也无力苏醒。他们的父亲为他们赢得了未来生活的荣誉，而他的孩子们躺在永久安宁的前夜。于是，归来的波尔特诺夫离开妻子，在两个孩子中间躺下，一解多年行军打仗的疲乏。他把双手放到孩子们身上，闭上眼睛，沉沉睡去。
他的妻子还没睡。她烧旺了炉子，开始准备明天的餐食，照料酣睡的家人，给他们盖上被子。莫斯科上空下着大雪，把房屋与大地都裹进了自己温暖的身下。各家各户的灯光都一直亮到了半夜，人们畅谈、饮食、休息。胜利结束了战争，点燃了炉子，点亮了灯。
2
波尔特诺夫一家添丁了———一年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像战争和革命开始前一样，波尔特诺夫重新在桥梁构件厂上班。妻子在家做饭带孩子，料理家务。一对双胞胎不再打瞌睡，他们挺过了吃不饱饭身体孱弱的日子。曾经寂寞的童年现在充满对这个新奇世界的幸福感受。
波尔特诺夫上白班时，每天晚上都睡在孩子们中间，在他们脑袋上方张开双臂，像是在保护他们。对于已经到来的和平，他还将信将疑。夜里他会走到外面，听远处货站里哨兵发出的稀疏的枪声，为整个国家的虚弱而心痛。
有时，厂里压缩机电机的电压会急剧下降，波尔特诺夫就凶狠又伤心地用双手抓住驱动皮带，帮助机器前进。机器停下来的时候，他狂怒却又一言不发。工厂的支部书记，或者莫斯科苏维埃的代表几乎每天都来找波尔特诺夫：从莫斯科南边和东边出城的列车都沿着几乎是涉水临时搭建的枕木通过河流和低谷。因为桥梁的桁架被炸毁，翻倒在河谷里。没有压缩机，不能压缩空气，桥梁厂就无法施工———无法进行铆接。
“你有孩子吗？”苏维埃代表问波尔特诺夫。
“有几个。”空压机机械工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要爱护他们，让气泵正常工作———由于库尔斯克铁路上两座桥梁被炸毁，运送木柴的列车无法运行，土豆也冻坏了……”
“哪怕土豆皮能运进来也行啊！”波尔特诺夫说。
一天值夜班的时候，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主席来找波尔特诺夫。一整夜他们都在检测气压表，听钻头的歌唱和空气锤战斗般急速地工作。可是到了半夜，电压下降，压缩机忧郁地发出喘息，缩短了进程：波尔特诺夫用双手抓住电机碳刷，让它们少冒火花，以免白白浪费电流。他站在铁板上，高压穿过了他的身体，可他并没有感觉到致命的电击，只是有轻微的不适，人为地节省了因多余的小型放电消耗的能量。
莫斯科苏维埃的主席拿起电话与电站通话，下令关闭几个抽水泵。正当电站工作人员诧异的时候，主席说：
“没事，现在地上还有雪。就这样！早上我到你们那边锅炉房来。”说完就挂了电话。
他俩又开始在车间里操作压缩机。当气压正常的时候，两人就点起用捣碎的植物裹的烟卷，会意地对视一眼。
早上，波尔特诺夫回到家时，新出生的孩子夭折了。母亲把他捧在手里，默默地端详，想永远记住他的模样。她从小贩手里买了一小把干蘑菇，混着小麦熬了粥。两个大孩子喝了粥，呕吐了好几次，虽然难受但保住了性命。可是最小的孩子却中毒身亡。波尔特诺夫什么话也没说。他把冰冷的孩子靠近自己的身体，用红军大衣蒙上了自己和孩子的头，在黑暗中一直躺到了傍晚。他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让孩子入土，自己却继续活着……多少次———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战场上———他都感到自己是个行尸走肉，痛苦与折磨冲淡了他的理智。难道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忍受讥笑和死亡？不，不能如此！
夜里，波尔特诺夫又站在压缩机旁边增加电压。他用裸露的双手抓紧电机碳刷，清理上面的集电极，却并没有感觉到电击。他双脚站立，偶尔会在一瞬间睡着，在梦中哭泣，醒来擦干不知什么时候流出的眼泪。20世纪初安装的旧马达一头撞击着转轴，使轴承发烫。可是机油早已耗尽，连重油都没有了———人们用蜡烛和旧棉纱里挤出的残油润滑轴承。波尔特诺夫甚至往抹布里擤一把鼻涕塞进机器，为的是让里面能有一点黏稠物。
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和几个波尔特诺夫并不熟悉的人参加了他儿子的葬礼。主席和波尔特诺夫轮换着把棺材抬到了墓地。他告诉所有的同路人，近日将会在区里开设一家示范托儿所，因为在每个被埋葬的孩子身上，我们都葬送了自己的未来，消灭了革命。
这个中年布尔什维克还走下墓穴，用双手接过小棺材。
“我们的情况已经明了，”他站在大地深处说，“可是他们的情况还不清楚：也许比我们更好，更纯粹！就这样吧，同志们，让我们继续生活。”主席爬出墓穴，“没关系，还会有孩子在我们这里出生。”
3
孩子的确又生了出来。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波尔特诺夫生了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大的一对双胞胎———谢尔盖和玛妮娅———已经上了学。在学校里吃得更好，还给他们发了衣服和鞋子。幼年时只有一件围兜穿，为了忍饥挨饿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睡觉的情形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任何印迹，因为大自然不记得自己的灾难。他们已经远离了童年。他们自己也急于摆脱童年，希望时间过得快一些———童年令他们恐惧。
父亲偶尔带他们去厂里。第一次去是在新压缩机投入使用的那天。小而无用的旧机器摆在车间正中，等待天车来把它吊走。
“把它运到哪儿去？”谢尔盖问。
“运到冲压床那儿，”父亲说，“在那里把它压成废铁。”
“你心疼机器吗？”儿子又问。
“有什么好心疼的？我会记得它，这就行啦！”父亲回答。
父亲说完走到新机器前，启动了机器。它温柔地快速运转，像小孩子一样温顺。
谢尔盖很高兴，自己有这样一个父亲：他生下他（谢尔盖一点也不记得这回事了。他想不起来，忘了），然后打倒了一切资产阶级回到家。现在用坏了旧机器，开始使用最带劲的新机器了。可是父亲也是个落后的人。一次他问谢尔盖和玛妮娅：
“我曾经在哪儿听说过哺乳动物。这是什么？你们恐怕也不知道吧，白上学了。”
“不，我们知道！”玛妮娅说。
“那是什么？”
“嗯，比如说，怎么给你说呢！”谢尔盖认真地说，“比如大象、狮子、你……”
“还有我……”女儿补充道。
父亲不同意。
“你们没喝多少牛奶，你们不是哺乳动物。”
“父亲，你说话也不想想！”
“我们小时候是没喝过，”玛妮娅解释，“可是现在每天都吃炼乳：比牛奶还营养呢！”
“显然，咱们都是哺乳动物。”儿子肯定地说，“你不了解事实。你该去上学了。”
父亲哑口无言。他喜欢自己孩子这样羞辱自己。这意味着，生活在前进，人们在长进。经历过劳动、打仗和情感之后，他意识到，如果仅靠他一个人的智慧与情感，要理解寻常的自然法则，他需要活上几千年。他可以承受机器电流穿过身体的打击；与敌人浴血奋战时，可以将性命托付给幸存的同志；然而他是用自己心脏的张力在承受机器的工作，脑子里却是一片混沌。
4
波尔特诺夫开始上技术夜校。刚开始时，他坐在课堂上像个傻子一样，每天都想放弃。
“我真是没用！”他想，“有文化的人不会让我开机器了，我到进棺材那天都只会敲大锤……”
每天夜里他唉声叹气，睡在床上辗转反侧。睡在旁边的大孩子们明白父亲的心思，蒙在被子里好笑。可他却独自犯愁，如何才能学会思考别人早已明白的内容。为此他需要把分子、分母、小数、比例、折旧率等设想成他明白的东西。在迷雾一般的脑子里，他把分数想象成骑兵，分子是战士，分母是战马；小数就是骑兵在飞驰，他与马之间有小数点的野草阻挡，把他们分开，迫使他跳下马。因此骑兵从马上跳到了马的肚子下面———变成了分母，然后又与马站成了一队。波尔特诺夫把折旧率想象成父亲传宗接代的精子。当波尔特诺夫想出了这样一套系统后，很快就掌握了科学知识，把科学永久地装入了自己的大脑和身体里。后来他已经非常习惯与科学打交道，甚至开始教妻子学习物理和力学。她也很快就听懂了他的讲解。她现在也需要力学和电工学的知识。他们搬进了新家———有3个房间、带天然气的厨房、浴室、电熨斗和无线电收音机。这样一来，波尔特诺夫的妻子也有了整整一个车间的机器———有用的机器和危险的机器。
完成了3年的学业后，波尔特诺夫当上了厂里所有重型设备的负责人和副厂长。他很快就开始扩大工厂规模，因为铁路和新城市建设中修建了数以百计的桥梁。波尔特诺夫领导了新车间的建设、旧车间的改造，换上了动力强劲的新设备。他惊异地发现，车间里旧东西只剩下了墙上的几千匹砖，他已经找不到自己过去的工位。
波尔特诺夫的孩子，谢尔盖和玛利亚[1]长成了小伙子和大姑娘，两个小一点的孩子也长大了。父亲很尊重自己的大孩子，就像尊重比他地位高、懂得比他多、认识世界比他准确的同志。他对这样的情形暗自高兴。孩子在场的时候，他表现得更为小心谨慎。波尔特诺夫的妻子向丈夫和孩子学会了操作各种家电设备。自己熟练掌握后，还教会了邻居和其他熟人正确用气用电、使用洗衣机、吸尘器，还用双手比画着教他们维修这些设备。她被委以重任———先被任命为住房管理委员会成员，后来还当选为区苏维埃代表。
全家人每天晚上都聚在一起。而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亲情和习惯，还有相互之间的兴趣、友谊，有时还是对自己或他人取得的成绩的共同赞叹。
“从前的世界像是石头做的。”父亲吃下一块馅饼，说道，“常常是10年都看不见一条街道出现，只看见房子在变旧，人在变老……每个人都担心，怕发生什么祸事。现在我们把城市弄得像玩具似的，世界没有石头那么硬了，我们都比它硬。”
“大自然可是件严肃的事儿！”大儿子说，“你别得意忘形。我们正在学宇宙物理，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人要想弄懂宇宙，还得做很多改变。”
“好吧，”父亲说，“重要的是，我们在向前走，而不在于走多远。我们先是在大地的最低处保存人，培育人，然后往上走。党章里随时可以增加条款，我们想帮助全世界的大自然尽快完善自己的事业，它也是赞同我们的———你看，工人阶级没时间生孩子的时候，你俩都是我一下子生出来的，现在这样的事也经常听说———这儿生2个，那儿生3个，还有一次生4个的。日子变好了之后，后代就成群地出来了，几大军列的孩子爬到了世上。这就是大自然！”
“爸爸，你最好还是给我们讲讲白军吧！”小儿子格里高利请求道，“讲这些我们听着没意思！”
“没意思，没意思……他们有什么好讲的：你也要去打白军的，到时候就知道了……”
“我会生几个孩子？”小男孩问。
“8个， 10个， 14个，”父亲回答，“快点长，让白军都怕你，他们就不敢惹你了。”
“14个孩子？这真不错！”男孩说，“我还想就1个———看来少了……”
窗外的莫斯科亮起了灯光。这座城市里人越来越多，崭新的高楼大厦层出不穷。数百万人呼气成云，夜间灯光在云上颤动着，仿佛映照出他们夜以继日的劳动场景。
波尔特诺夫躺下睡觉。妻子躺在他身边。他俩都没说话，每个人的意识中都支离破碎地显现出他们过去的生活。孩子们睡在另一个房间。他们都在看书，勾画蓝图，思考未知的美好生活。他们有时不得不孤身一人，屈从于荒诞的世界，像父亲那样身负重伤。现在就让他们成长生活在莫斯科、故乡和家庭温暖的灯光里吧……波尔特诺夫一只手抱着妻子睡着了。他想休息休息，以免过早地衰老疲惫死去。他还要再次———与数百万长大的孩子们一起———去战斗并取得胜利，再次穿着破旧的军装回家，回到老去的妻子身边———坐在壁炉前，温暖在路途中冰冷的身躯。
波尔特诺夫在睡梦中抚摩着妻子的肩膀，她醒来擦去了自己的泪水，仿佛第二天一早她就要与丈夫长期、永久地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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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妮娅的大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