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内战时期的一天夜里，她的父母死于伤寒。那年奥尔加14岁，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住在火车站旁的一个小村里。她父亲曾在这个车站当列车调车员。邻居和熟人们帮忙安葬了父母亲之后，女孩在那套空荡荡，已经收归国有的房子里住了几天。奥尔加擦干净了厨房和房间的地板，收拾好房间，在凳子上坐下来，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些什么，现在日子该怎么过。邻居奶奶给女孩端来一碗粥，让这个瘦小得与年龄不相符的孤儿吃点东西。奥尔加吃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老奶奶走后，奥利亚[1]开始洗衣服：母亲的衬衫，父亲的衬裤———都是父母亲留下的衣服。晚上奥尔加躺上床睡觉，父母亲生前患病时睡的就是这张床。第二天早上她起床、梳洗、收拾了床铺、打扫了房间，说道：“又得活着！”———这是她母亲常说的话。然后奥尔加走进厨房开始忙碌，学着自己去世的母亲那样做饭。
其实没什么可做的，一点食品也没有。可是奥尔加还是把空锅架到了炉板上，像妈妈那样拿起炉钩，倚着它，叹了口气，在炉边发愁。然后她把所有餐具反复擦拭干净，放进抽屉。她看了看钟，把钟摆拉近表盘，想着：“爸爸要么准时下班，要么就会晚一些……如果要编制路线，就还会更晚些……”奥尔加的妈妈常会这么想，她管自己的丈夫叫父亲。现在孤儿奥尔加像母亲那样做，那样想，这让她一个人的日子好过些。当她代替妈妈做一切家务活的时候，当她重复妈妈的话，为生活所迫在厨房里唉声叹气，暗自伤心的时候，女孩想象着，母亲还活在自己的身体里，她感觉到母亲和自己在一起。
傍晚，奥尔加点亮煤油灯，把灯放到了窗台上。灯里的煤油还是以前父亲倒进去的，已经见底。天黑以后，她母亲等父亲回家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父亲朝家走来，远远地就开始咳嗽、擤鼻涕，告诉妻女，父亲回来了。可是现在外面一片寂静：有的人去了村子里热闹的地方，有的病怏怏地躺在自己家里，而有些院子里一片死寂。一直到天黑，奥尔加都在等着父亲回来，或是有人来她家。可是没有人想起这个孤儿———无论是隔壁的老奶奶，还是其他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心事。于是她躺到父母的床上，独自睡去。
女孩在屋里又住了两天，然后就去了车站。她的姨妈住在很远的地方，在伏尔加河畔的省城。两年前，她来过母亲家里做客。奥尔加感觉她有钱又和善。姨妈是母亲的妹妹，模样和母亲也非常相似。女孩恨不得立刻去投靠她，就可以在姨妈身边生活，不再思念母亲。重病的母亲临终前曾说，如果奥尔加必须得活下去，就让她去找姨妈，以免孤身一人。母亲的妹妹会供给孤女吃穿，还会送她去上学。现在女儿想起了母亲，便照她的话做了。
火车站很荒凉，同资产阶级的战争转移到了南方。月台对面的铁轨上停着一节不大的旧火车头和两节空货车车厢。副司机从火车头的驾驶室里打量着女孩：他记得她父母，知道他们已经去世了。于是他叫女孩上车。女孩沿着梯子爬上了火车头，副司机解开一张红手帕，从里面拿出四个烤土豆，在锅炉上加热，蘸上盐，递了两个给奥尔加，两个自己吃。奥尔加多希望火车司机能把自己带回家，她可以在他家里生活，并习惯他的一切。可是司机并没有对奥尔加说一句关心的话。他给她吃了东西，就把空空如也的红手帕收了起来。他家里也有好几个孩子，他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多养活一张嘴。
奥尔加在火车头里坐到了黄昏时分，直到一列长长的红军战士宿营列车驶进车站。
“我要走了，我要去找姨妈。”奥尔加对火车司机说，“妈妈还在的时候让我去的。”
“该去就去吧！”司机对她说。
奥尔加下了火车，往红军的列车走。所有车厢都大开着门，红军战士们几乎都走了出来。有的在月台上走动，向四处打量———水塔、车站附近和远处的房屋、寻常的麦田。四个战士用锌皮桶提着肉汤从车站厨房走出来。奥尔加走到装肉汤的桶前往里看，里面飘出肉和茴香的香味。可这是给红军们吃的，他们是去打仗，应该身强体健。肉汤没有奥尔加的分。
一节车厢旁边站着一个若有所思的红军：他并不急于去吃饭，而是在休息，舒缓路途和战争的疲惫。
“叔叔，我可以和你们一起走吗？”奥尔加请求道，“我的亲姨妈在等我……”
“她住哪儿啊？”红军问，“远吗？”
奥尔加说了城市的名字，红军同意了———这地方挺远，走路到不了。坐火车的话，大概明天一早就能到。
这时两个红军提着肉汤桶走了过来，他们后面还跟着几个红军，手里拿着面包、马合烟、一锅粥、肥皂、火柴和其他供给品。
“这个女孩想搭车去姨妈家，”红军对走过来的同志们说，“应该带上她，是吧？”
“为什么不呢？让她搭车吧！”一个腋下夹着两个面包走过来的红军说，“她当未婚妻不合适———太小了，做妹妹正好！”
奥尔加被带进了车厢，有人给了她一把勺子和一大块面包。她坐在红军们中间，从锌皮桶里舀肉汤吃。很快一个红军发现她坐在地上够不着，就让她跪着———这样她就能用勺子捞到桶底的干货，也能看得清哪里有油脂，哪里有牛肉。
吃完饭列车开动。红军战士们让奥尔加睡在更暖和更安静的上铺，给她盖上了两件军大衣，这样即使在早上和夜里的寒冷中她也不会冻得发抖。
2
上午，红军们叫醒了奥尔加。列车停靠在一个大站。远处，陌生的火车头发出异样的汽笛声，阳光也来自与奥尔加的村子不同的方向。红军们给了奥尔加半个面包、一片腊肉，就把她托举出车厢放到了地上。
“你的姨妈就住在这儿，”他们说，“去找她吧。好好学习，快快长大，等到那时候就过上好日子了！”
“我不知道姨妈家住哪儿。”奥尔加在车厢下面说。现在她一个人站着，穿着破旧的裙子，赤着脚，手里拿着面包。
“去找找看，”那个若有所思的红军说，“会有人给你指路的。”
可是奥尔加并没有离开。她想和红军们一起待在车厢里，和他们一起去他们的目的地。她和他们有些熟悉了，她也想每天吃上肉汤。
“去吧，慢慢走！”车厢里的人对她说。
“你们说我会过上好日子，那是什么时候呢？”她不敢立刻去找不知所踪的姨妈，就问道。
“再忍耐一下吧，”之前那位若有所思的红军回答，“我们现在事情还很多：要消灭白军。”
“我能忍。”奥尔加同意，“再见吧，我去找姨妈了。”
直到傍晚，她才找到姨妈家。她问遍了迎面走来的所有面善的路人，可是没有人知道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博拉季赫住在哪里。一个过路人让奥尔加给他吃一口面包，却把整个面包都抢走了。他还对奥尔加说，现在严禁投机倒把卖面包。奥尔加赶快吃完了战士们给她的那片腊肉，免得又被抢走。她走进一家院子要水喝。一个中年妇女端给她一杯水说，只有这么多。
“我不是来打水的，我来找姨妈。”奥尔加说。
“你姨妈是谁？”女人问。
奥尔加仔细说出了自己姨妈的姓名。那个女人不知为什么叹了口气，给女孩指了方向：在街角右转，左边第3栋，窗户没有上漆的房子就是博拉季赫家。家里就是夫妻俩，没有孩子。
“没有？”奥尔加问。
“没有。”女人肯定地说，“这些人不喜欢生孩子。”
奥尔加找到了这栋窗户没有上漆的小木屋。走进杂草丛生的院子，敲了敲关着的门。里面有人不高兴地小声应了一声，然后听见脚步声，门开了———像夜里一样，门插上了门闩。赤着脚没包头巾的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姨妈走出来，打量着奥尔加。奥尔加看着自己面前的姨妈想，小时候，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在自己父母家做客的时候既活泼又和善，可是现在姨妈打量自己的眼神那么冷漠，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的到来并没让她感到高兴。
“你怎么来了？”姨妈问。
“母亲让我来的。”奥尔加说，“她和父亲都去世了，我一个人生活……姨妈，我再也没有父母了！”
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撩起围裙的一角擦了擦眼睛。
“我们的亲戚关系也不长久，”她说，“我也只是———看上去身体还行。房子不是我租的……他们，不，房子不是我的！”
奥尔加诧异地看着姨妈———现在她感觉她和善了，因为她在为死去的姐姐和自己难过。
“日子就这么过，没时间伤心。”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叹了口气，“你去街上找地方坐坐，”她给侄女指了指，“我刚擦了地板，打扫了卫生，不好让你进门。”
“我在院子里待会儿吧，你们这里有草地。”奥尔加说。
可是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生气了：
“你待在院子里干吗！我们家的鸡在院子里走动，就这样他们都跑不开，你坐在那儿会吓到它们。青草我们要割来喂兔子，不能踩……你沿着小路走到门外去！”
奥尔加走到了街上。道路中间堆着生锈的旧铁轨。铁轨中间的青草反复枯荣，现在又长了出来。女孩在铁轨上坐下———正好对着姨妈家的窗户。等着姨妈家里的地板干了，姨妈就会叫她过去吃饭。
可是街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农民们坐着大车回村了。从车站运送袋装粮食的车夫也收了工———到了傍晚，天色变暗。奥尔加赤裸的双脚冻僵了，她把双脚靠紧身体，坐在冰冷的铁轨上睡着了。当她睁开眼睛，看见姨妈家亮起了灯光。而整条街上却是令孩子感到阴森可怖的寂静黑夜，似乎有一些影影绰绰的不明生物，让所有人都避之不及，关门闭户地躲在家里。奥尔加飞快地跑到姨妈家房前。栅栏门关着，于是女孩敲了敲明亮的窗户。房间里有人拉开窗帘，一张浓须密布的中年人的大脸从里面看了看奥尔加。他迅速吞下了什么东西，好像是怕有人来和他抢吃的，一双像动物似的小眼睛在黑暗中警惕地张望。从他身后能看见摆着晚餐的餐桌，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正急急忙忙地从桌上收走面包和餐具。
奥尔加从窗边走开。很快，栅栏门打开了，露出姨妈的身影：
“你敲什么？”她问，“我们还以为你早就走了……”
“我困得难受，等着您叫我，”奥尔加说，“我一个人在外面害怕……”
“来吧！”姨妈招呼道。
姨妈家的厨房和堂屋干净舒适，收拾得井井有条，散发出有钱人家那种好闻的味道。“我不会住在这儿，”奥尔加想，“不能住在这儿。他们会说，你会把这儿弄脏的！”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的丈夫，就是那个透过窗户打量奥尔加的人，又坐回餐桌，正在吃饭。
“神仙都摆脱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亲戚的孩子还给我们找事儿。”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叹了口气，“阿尔卡沙，你摊上事了！我的侄女，她现在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管她吃喝拉撒吧！”
“好得很！”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的丈夫漫不经心地嘟哝着，“好吧，给她吃的，今天让她在这儿过夜……反正都得管她！”
“我怎么让她住？”姨妈提高了声音，“我们什么都没有多的：没有睡衣，没有被子，也没有干净的枕套！”
“我就这么睡———睡硬床，盖自己的衣服。”女孩说。
“让她睡吧，”姨父阿尔卡季·米哈伊洛维奇对妻子说，“你现在别干惨无人道的事，苏维埃政府会给你好看！”
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怔了一下，发起火来：
“凭什么给我好看，啊？苏维埃政府？它算老几？它以为人人都是天使-同志？就应该不顾自己死活地生养孩子？就让它自己给他们饭吃吧，苏维埃政府！”
“会给他们饭吃的。”姨妈的丈夫一边用勺子吃着黄油粥，一边信心满满地说。
“会给他们饭吃的！”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学着丈夫的语调，“要是他们的父母生而不养，谁管他们！我可知道苏维埃政府有多难，连我都同情它！”
“不用给我饭吃，我只想睡觉。”奥尔加说。她在一个箱子上坐了下来，并把脸从男主人面前那碗粥上移开。
姨父擦干净自己的勺子，把它放到碗边，对孤儿说：
“坐下，吃吧———碗里还有。”
奥尔加坐到餐桌前，开始吃碗底那所剩无几的黄油粥。
“瞧，你还说不用给你饭吃，只想睡觉！”姨妈说着，飞快地把一个没有套枕套的枕头扔到了箱子上给女孩睡觉用。
“我就吃一点儿。”奥尔加回答。她再次舀起半勺子粥，把勺子舔得干干净净，然后恭恭敬敬地放回餐桌上说，“我不吃了。”
“吃饱了？”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和蔼地问。
“没有，我还很想吃。”奥尔加说。
“现在睡觉，休息吧，”姨妈邀请她躺上箱子，“我们要熄灯了：干吗白白浪费煤油！”
奥尔加在箱子上躺下，默默地蜷起身子，好让自己暖和一些。她在硬邦邦的木箱子上睡着了，如同睡在软绵绵的床上。因为在这世界上她再无栖身之地。
3
早上姨父和姨妈醒得很早。姨父是火车司机，要去开货运列车。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为丈夫准备了丰盛的路上餐食———一块腌肉、一个面包、一杯黍米煮的热粥、四个煮鸡蛋。司机穿上暖和的外套，戴上了防风的帽子。
“咱们现在怎么过啊？”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附在丈夫耳边问。
“什么？”阿尔卡季·米哈伊洛维奇说。
“你瞧，”姨妈指着奥尔加，“那儿躺着咱们的新宝贝呢！”
“她是你的亲戚，”丈夫回答，“你想怎么对她都行，我只要家里没事就好。”
丈夫走后，姨妈在熟睡的侄女面前坐下，手托着腮，愁眉苦脸地嘟囔着：
“来了就享福了———姨父和姨妈有很多钱：他们会给我吃，给我穿，还会给我准备嫁妆！……接受我这个礼物吧———我光着脚，就穿着一条破裙子，饿着肚子，邋邋遢遢，不幸的孤女……也许，老天保佑，你们快点死掉吧———姨父姨妈，这样我就是这家的主人了，你们辛辛苦苦挣来的，一下子就被我据为己有！好吧，亲爱的，就让魔鬼把你抓走，我的财产上的灰尘都不会让你碰一下，你会被我压成碎片！男人整天上班，风里来雨里去，我也从早到晚不得闲，你却来坐享其成：你们要爱我，供我吃饭……奥尔加，你怎么还在睡？”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突然大声叫道：“瞧你困的，你想想———早该起床了！因为你，我啥事也干不了！”
奥尔加脸冲着墙，一动不动地躺着。她小小的身体蜷缩着，膝盖几乎顶到了下巴。双手放在肚子上，低着头，只为胸口还能喘气，还能温暖自己。她穿着一条破旧的连衣裙，裙子已经不合身———她长大了，蜷缩着身子躺着时，裙子还勉强能盖住她，可是白天，膝盖下面瘦弱的双腿都露在外面，袖口更是只到手肘。
“瞧你，变得多娇气！”姨妈站在她面前说。
“我不睡觉了。”奥尔加说。
“那你还躺着干吗？我要打扫房间了！”
“我听您的。”女孩说。
姨妈生气了：
“你小小年纪，可一看就是个阴险的人！”
奥尔加站起来，整了整身上的裙子。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沉默了一会儿对她说：
“你去洗洗，我烧上水。恐怕你还想吃东西吧？”
奥尔加没有回答。她不知道现在该怎么想，怎么做。
喝茶的时候，姨妈给了奥尔加一点黑面包干和半个煮鸡蛋，剩下半个自己吃了。吃完自己的食物，奥尔加从桌布上拾起面包干的残渣，放进自己嘴里。
“你还没吃饱？”姨妈问，“你还喂不饱了！……我一走出家门，你又要翻箱倒柜地找面包渣……我现在正好要去市场，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
“我现在就走，我不留在你们家。”奥尔加回答。
姨妈满意地笑了。
“好吧，走吧———就是说你还是有地方去……寂寞无聊的时候可以上我们家做客。这样好些。”
“我寂寞无聊的时候就来。”奥尔加说完就走了。
天色还早，温暖的太阳从云层后面透着光。秋天临近，不过还没有到来，只是树叶变老了。奥尔加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走过一栋栋房子，看着陌生的景物，却没有任何愿望。她感觉到姨妈带给她的痛苦，这痛苦在她心中没有变成委屈或者残酷无情，却变成了冷漠。她现在对新的事物全无兴趣，似乎她面前的整个生活突然停滞了。她同身边的路人一道向前走，眼前所见，转瞬就遗忘。一栋黄色房子上贴着告示和标语，人们驻足观望。奥尔加也停下来看了上面的内容。上面写的是，有哪里在招收工人，按7级工资制的哪一级付酬。一则告示上写着，大学招收旁听生，还提供奖学金和宿舍。奥尔加去了大学———她既希望有宿舍住，又想上学。她和父母一起生活时，上过4年学。
大学的办公室里没有人，所有人都去了食堂。只有一个看门的老人坐在椅子上，正在吃铁皮饭缸里的面包渣汤，用手指从里面捞出泡软了的面包渣。他告诉奥尔加，她年龄太小，还不懂事，大学不会录取她。让她先去低一级的学校上学。
“我想住宿舍。”奥尔加说。
“那有什么好？”老大爷回答，“和家人一起住吧，那才更舒服。”
“爷爷，让我把你的汤喝掉吧。”奥尔加请求，“你碗里没剩多少了，你反正也吃不完，你已经把面包渣都捞干净了……”
老人把自己的饭缸递给孤儿。
“吃吧，你那么小，够你吃了。要不然———你把它吃完吧……你是哪家的孩子？”
奥尔加开始喝汤，她回答：
“我不是哪家的，我自己管自己。”
“瞧你说的，什么叫自己管自己！”老人说，“那你干吗喝我的粥？你吃自己的饭呀，住干净的房子呀……”
奥尔加把饭缸还给老人：
“你自己吃吧，还剩一些……都不把我当人看！”
4
从食堂吃饭回来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帮了奥尔加的忙。主任写了推荐信给少年铁路员工培训班，请他们录取这个工人留下的孤女，并提供一切生活保障。傍晚，看门老人把奥尔加送了过去，培训班的管理员给奥尔加安排了宿舍———一张床、一个衣柜———在一个小房间里，旁边还有一张床。走廊两边还有很多房间，住着学生们。管理员让奥尔加明天一早，培训班主任上班时，就来填表办理入学手续。
几天来，奥尔加慢慢熟悉宿舍里的朋友们和自己的新生活，她感觉这里很不错。上午和晚上她都在培训班的预备班里学习，中午是午饭和午休。当主任得知奥尔加需要在食堂吃饭并且无法支付费用时，吩咐给这位新生提前半个月支付助学金，还发给她皮鞋、内衣、针线、两双长袜、外套等配给物品。
现在在奥尔加心中，父母亲去世，以及在姨妈家过夜带给她的忧伤和对生活的恐惧已经不复存在。人们都对她避之不及，谁也不需要她的感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奥尔加明白，现在有人疼她爱她，因为有人给了她衣服、钱和食物，就像她的父母复活了，她重新住在父母家。也就是说，所有人，整个苏维埃政府都认为她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她，他们也过不了那么好。
奥尔加刻苦学习，心中平静幸福，只是想起父母亲时会感到伤心。女孩希望能有一个人重新爱她———单独的一个人，比如父亲或者母亲，而不是现在供给她吃穿，让她上学，可她却并不全都认识的所有人。
夜里睡觉的时候，奥尔加常常忘记自己是睡在宿舍里。蒙眬中，她感觉到旁边是母亲和父亲正睡在自己的旧床上，听见车站传来调度火车头的哨声和远处为主人看家护院的狗的叫声。可是当她的眼睛习惯了黑暗，她看见了熟睡的室友， 15岁的丽扎。室友总是睡得很香，平静的身体发出均匀的呼吸声。也许她是梦见了少女的憧憬———未来的幸福生活。这栋大楼厚厚的墙壁里传来经久不息的城市的轰鸣声，总是仿佛刚一消失，又因人们的夜间劳动和走动重新出现。
在班里奥尔加和丽扎坐在一起。她也是孤儿：她的父亲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被打死了；母亲，一个中年妇女，嫁给了食堂主任便不再关心自己的女儿，而是献身于喧嚣富裕的生活和某种社会活动。可是在丽扎身边出现了其他的亲人：失去母亲后，她在宿舍里结识了女伴，得知了列宁，了解了什么是革命———生存的艰难和孤儿的忧伤留在了她心底。在此之前，她的心灵还是不幸的，因为她感觉到，生活就是和母亲两个人忍饥挨饿，忍受愁苦；就是孤苦伶仃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旁边是挨着壁炉的父母的床。当他们偶尔弄到一些黍米和刨花，才会做饭吃。后来母亲就去找了丈夫，却总是忘了给女儿带面包回来……
女伴、宿舍、学习科学知识、兴趣小组、食堂里为所有人准备好饭菜———这全然不同于家里的愁苦。奥尔加不用再天天为面包操心，而这已将她童年的心灵折磨得疲惫不堪。
开始时，奥尔加不理解，这里凭什么供给她吃，还让她住得整洁温暖，为什么这里不用边学习边工作，要做的仅仅是思考、学习，晚上在手风琴俱乐部玩的时候听听音乐，阅读描写全部生活的书籍。奥尔加担心自己被赶出学校和宿舍，因为她暂时还不值得爱、供养，不值得把人民的财产花到她身上。虽然她并不怕吃住条件恶劣，可是她舍不得失去这种幸福开心的宿舍生活，这里能感觉到自由，意识到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她从书本里和培训班的老师那里学来的。她现在不愿像以前那样内心躲躲藏藏，小心翼翼生活———她想感受一切从前未知的东西。
晚上，为了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奥尔加生平第一次在劳动宫里长时间地听了钢琴演奏。她哭了，这一切那么美好，这一切让生活不再枯燥平凡。生活正应该像她童年或少女心中真正的梦想那样，充满魔力。
奥尔加问坐在她旁边的丽扎：
“丽扎，我们不会从这儿被赶回家吧？我没有家了！谁为我们做的这一切？”
“列宁。”丽扎说，“他永远不会欺负我们！”
“为什么？”奥尔加问。
丽扎惊讶地说：
“为什么？……因为他也爱我们，我们是未来的人，我们将会是共产主义……没有了我们，所有人都过不上好日子。”
奥尔加陷入了沉思。她没有明白丽扎的话。
“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得努力才行！”
“列宁知道，未来将会怎么样！”丽扎轻松地回答。
奥尔加看了看列宁的画像。“他已经老了，”她想，“和我的父亲一样。我们吃穿花费挺多，昨天培训班又运来5车柴———我们应当赶快学习赶快长大，好自己工作。”她自己也知道，自己个子小，力气小。“无论如何不能死，”她想到，“不久前流行伤寒和流感，列宁会把最后的钱都花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突然病死了，就什么也做不了，也永远见不到他了。”
夜里奥尔加蒙着头开始考虑自己的生活和总的生活。她想象着列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自己和所有穷人好人的总的父亲———这样的念头让她感觉到自己心中明确的幸福，仿佛整个混沌的大地在眼前变得明亮整洁，她不再怕浪费粮食和住处，难道列宁会让她受委屈？会让这个没有希望没有亲人的孤儿再次孤身一人？奥尔加喜欢正确的世界制度，一切都恰当合理———这样她更容易思考世界，幸福地生活。
5
如果身体瘦弱的学生提出要求，食堂会给加餐———多给他们一碗汤或者粥。刚上学时奥尔加也经常给自己要一份加餐，好吃得更饱一些。可是现在她不再要加餐，对总是吃两份正餐的丽扎也颇为不满。奥尔加心痛国家的食品总量，希望多留一些食品给红军战士和工人们———给所有比她更需要的人。
可是几个月后，春天到来之前，食堂突然完全停止了供应，还停发了所有学生的助学金。后来搞清了原因，责任在那些在省食品委员会和财经处工作的白军军官，以及那些让他们进入苏维埃机关工作的人。
丽扎有两天没有吃上饭。到第三天，她哭了起来。可奥尔加没有哭。奥尔加一早就去了三楼，那里住的是居民们。奥尔加请求他们给自己一些家务活儿干———这一天她翘课了。可是节俭的女主人们都是自己干活，只有一家的胖女人波琳娜·艾杜阿尔多夫娜让奥尔加擦洗地板，因为她太胖了，弯不下腰。干完这份工作，奥尔加得到了一磅面包，两块糖和一点钱。
奥尔加回到宿舍，等到丽扎上完课回来，把面包和糖分给了她一半。丽扎吃完自己那份，却并没吃饱，又开始饿得发愁。
“给我说说，今天课上讲什么了？”奥尔加问她。
“今天的课没意思！”丽扎回答。
奥尔加皱起眉。
“我们领不到助学金这段时间，你为自己，也替我学习。”她说，“我来养活你，抄你的笔记。每天晚上我来复习……”
丽扎问：
“你打算干什么呢？”
“我去帮别人擦洗地板，看孩子———到处都能找到活儿干。”奥尔加忧郁地说，“你好好学习，我一个人养你。”
“我想吃东西。”丽扎说，“你的面包和一块糖我没吃饱。”
“我马上再给你带点面包回来。”奥尔加答应着，离开了房间。
她往姨妈家走去。可是她不敢马上去找她，就在姨妈家窗户对面的铁轨上坐了下来。无家可归的旧铁轨还在远处，奥尔加带着重逢和相知的微笑用手抚摩着它们。她坐了很久，看见姨妈两次从窗口打量她。虽然奥尔加早就被冬天的寒冷冻僵了，可是她却更加难以走向那栋亲戚的房子。
傍晚，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走出栅栏门，招呼侄女：
“来吧，坐着干吗！来尝点儿我的粥……”
奥尔加进屋吃完了姨妈用铁皮饭缸盛给她的粥。阿尔卡季·米哈伊洛维奇不在家。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催奥尔加快点儿吃，因为姨妈要出门。由于匆忙，她甚至忘了给孤儿拿面包。而奥尔加正是为此事而来，她要带面包回去给丽扎。
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给侄女喝完稀粥，出其不意地说道：
“你再坐坐，我出门还早。”突然她用围裙擦了擦眼睛，那里并没有泪水，或者只有很少的泪水。
然后姨妈告诉奥尔加，她现在要去铁路食堂：她的丈夫阿尔卡季·米哈伊洛维奇现在常常是交了班，从火车头上一下来，洗洗就去了食堂。别看他上了年纪，可他和那儿一个端盘子的服务员马鲁西卡·维赫列娃好上了。她得去那儿查清他们的奸情……
“姨妈，”奥尔加对她说，“多给我一块面包吧。”
姨妈看了看孤儿，没有作声，又想了一会儿。
“你拿吧，”姨妈对自己生活的毁灭愤愤不平，“现在我总是一个人———这不是命……我这个苦命的人啊……”
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哭起来，哭诉着自己、丈夫和自己这空荡荡的家。奥尔加自己打开食品柜，拿出一个大圆面包。姨妈看着她，可什么也没说。只是当奥尔加把面包切成两半，拿了一半在手里时，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大叫一声，哭得更厉害了：
“我的生活完了！”她轻声说，“我现在给谁吃给谁喝，在家里等谁啊！”
奥尔加答应很快再来看姨妈就和她告了别。她赶时间。
“哪怕是你来看看我也好！”塔季雅娜·瓦西里耶夫娜请求道，“你看我变成什么样子了———完全没有人样了……”
奥尔加在宿舍里碰到了丽扎。她已经从晚课上溜了回来，一节课都没上完。奥尔加把面包给她吃，自己却开始继续学习今天的课程，不让自己掉队。丽扎边吃面包边给女伴讲今天课堂上的内容。可是她自己也没有掌握好，所以讲不清楚什么叫周期数。
“要用功！”奥尔加对她说，“你今天为什么不把课听完？你坐在那儿的时候在想什么？你呀！你这个苦命的人啊！”
“关你什么事！”丽扎委屈地说，“明天咱们吃什么？”她叹了口气。
“和今天一样。”奥尔加回答，“我去弄。如果你又怕死，又连周期数都记不住，你就不能说，我们是未来的人……过去的人，资产阶级才会叹气和害怕，他们只活了四五十年……我们应当好好的，列宁爱我们！”
丽扎停下吃面包的动作说：
“我再也不这样了，咱们一起做功课吧。我肚子咕咕叫，想吃东西。”
“你除了肚子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奥尔加生气地说，“你应该有意识！”
两个朋友在一张大桌子前坐下做功课。灯光下她们低着头凝神思考，她们的头脑中运行着心血滋养的人类智慧。可是很快她们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当她们猛然惊醒，微笑一下就躺到各自床上，默默地做起了孩子的梦。
第二天早上奥尔加又去给别人打工，为自己和丽扎挣口饭吃。丽扎则应该一个人去上课，替两个人学习。
奥尔加受雇为一个妻子早逝的鳏夫照看孩子———找不到别的家务活干。孩子一岁半，名叫尤什卡。每天奥尔加需要在室内照看他9-10个小时，直到尤什卡的父亲傍晚下班。这份工作可以让奥尔加得到餐食和人民食堂[2]工作人员标准的工资。
奥尔加喜欢上了尤什卡，这是个大脑袋、黑头发的男孩，一双灰色的清澈眼睛总是专注又温和地观察着房间里的一切。他通常不哭不闹，不急不躁，平静地忍受着自己幼年的苦难。男孩的一个特点引起了奥尔加的注意：她给他东西时，他会先接住，然后又全部还给她，还会再给她一个自己手边的东西———从他正在玩耍的童车里或正在爬的地板上。如果奥尔加递给他一个旧铃铛，男孩就会回赠她一个自己刚玩过的小木桶，还要再递上一个奶嘴或者其他自己的日用品。奥尔加给尤什卡喂粥时，只有她也和他一起吃———轮流一人吃一口，他才愿意吃，要不然就不吃。或许他已经习惯了妈妈的存在，以为奥尔加就是自己的母亲，还像以前一样爱自己。尤什卡用双手在奥尔加胸前摸索，抱怨地看着她。小保姆把他的小手拿开，教训他不许再来，可是尤什卡不相信，又去寻找他没有来得及喝够的母亲的乳汁。有一次奥尔加禁不住孩子的请求，把自己一侧的乳头放进了他嘴里。这让她很是难为情，她的乳房还小，尚在发育。尽管尤什卡无法从乳房中汲取任何营养，他却用嘴唇贪婪地吸吮着。吸完后非常满足，仿佛真的饱餐了一顿。尤什卡抓住奥尔加的手，很快就带着失而复得的幸福睡着了。对于小保姆给予他的这种幸福，他暂时还无以回报。
奥尔加整整当了一个月保姆，每天晚上给丽扎带回自己省下的那份晚餐。后来，吃饭的问题解决了：给学员们补发了拖欠的助学金，食堂也恢复了供应。可是奥尔加已经不愿意丢下尤什卡一个人，几乎每天都要趁午休或者下午上完课去看他。
尤什卡有了另一个保姆，是个老太太。可是尤什卡更喜欢奥尔加，总是黏着她，寻找她的乳房。如果老太太在一边做事看不见他们，奥尔加就偷偷让尤什卡吸吮自己没有奶的少女的乳房。
尤什卡的父亲是个30岁的柴油机械师。奥尔加当着他的面和孩子亲昵时，他总是一言不发地看着她，自言自语地说：“真遗憾呀，真遗憾！”他遗憾的是，奥尔加永远也当不了尤什卡的继母。他把视线从儿子和奥尔加身上转向窗外，窗户变得模糊，因为他眼中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
奥尔加不喜欢这个老太太保姆。现在她可以把尤什卡托付给经过严格挑选的人，因此她找到一家托儿所，劝尤什卡父亲把他送过去。尤什卡父亲一开始有些犹豫，他不相信按级别领工资的国家的保姆，工会成员能代替孩子的母亲。可是奥尔加反驳道，自己也是国家的、苏维埃的保姆，也从他那里按级别领工资。父亲想了想就同意把尤什卡送到托儿所。
6
三年后，奥尔加和丽扎从培训班毕业，去铁路上实习。出发前，奥尔加同尤什卡告别的时候在他面前哭了起来。长大了的男孩子早已习惯叫奥尔加妈妈。他抱着她久久不松手，一直到奥尔加离开……
那时奥尔加已经17岁，丽扎18岁。她们是好朋友，为了让她们不相互挂念，好好工作，她们被分到了一起。
她们被分到一个叫谢尔加的铁路小站实习，距离上学的城市不远。她们要在这里当办事员、称重员、代班值班员，还要学习车辆调度。
那是夏天，车站附近没有村庄。站长就让两个女生住到闲置在铁路尽头，用来运送军人的货运车厢里。
刚开始，两个女生想在车站里的火车头上实习，站长同意了———漫长的夏日里她们一直在老式的О-в系列火车头上值班。上了年纪的火车司机休假了，接班的是副司机伊万·波德梅特科， 30岁出头，沉默寡言。奥尔加和丽扎一起给他当助手。波德梅特科用自己的方法教姑娘们———哪些是车辆操作禁忌。
“你看，我打开蒸汽，可车并不会马上开动。”波德梅特科说。他打开了调节器，可火车纹丝不动。
奥尔加和丽扎需要猜出来，这是怎么回事。
“进气不足，转动操纵杆！”
“对！”波德梅特科高兴地笑了，“如果我现在把车往前开，然后用力向后拉操纵杆，调节器全开，”波德梅特科说道，“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如果你不开进气阀，打开气缸盖，那么要么弄弯活塞杆，要么弄坏牵引杆。”
“傻瓜都明白。”波德梅特科同意，“会烧锅炉吗？我教你们……以后再说吧，现在擦机器去，要把整个机器擦得发亮。擦完自己洗洗脸———你们脏得像个邋遢鬼坐在车里：肮脏———这是多余的摩擦和死亡！看着我———好好想想！”
在火车头上干了三个月后，丽扎开始在站长办公室工作———学习列车按计划表运行的艺术，奥尔加被派到仓库———做称重助手。她想准确了解货运业务，这是铁路上的主要工作。
深秋，两个女生的实习结束了，她们要重返培训班，通过考试，并获得工作派遣。她们不一定会被派到同一个地方，两个姑娘面临着分离。傍晚，她们常常坐在自己住的车厢里，把腿悬在外面，聊未来的美好生活。她们眼前是夜里清冷朦胧的草原———广阔、忧郁，可是友善又充满魔力，就像青年人向往的未来时光。两个女孩心中满是憧憬，她们相互拥抱，充满信任。
离开谢尔加车站前不久，奥尔加梦到了朝霞。丽扎在她身边沉睡，全身包裹着从卧铺车厢拿来的灰色被子。运送军人的取暖车厢里总是温暖安静，两个女孩在这里住了一个夏天。有一种遥远的，令人不安的，旋风般急促的火车汽笛声开始填满她们这幽暗寂静的住所。奥尔加迅速意识到是什么吵醒了自己：也许她还在梦中的时候，火车头就发出了叫喊。她马上跳了起来，叫醒丽扎：
“起来……它的刹车失灵了！”
奥尔加从凳子上抓起自己的衣服穿好。火车头从远处逼近，又发出叫声。奥尔加倾听着火车的话语：
“不，”她思忖着，“它是说，车厢脱落了……”
她打开门，跳出车厢，往车站跑。她来不及等丽扎，就让她一个人在朝霞中盖好被子熟睡吧。
车站对面，第三道上停着一辆孤零零的火车头。这是站上唯一一台车，周围没有别的车。车站、草原此时都显得明亮空旷。有两个人正从火车头里看着列车驶来的方向———上了年纪的司机和他的助手伊万·波德梅特科。他们在等待车厢脱落后事态的发展。通常，除了邮车，所有客货列车都不会在谢尔加停靠。
当天值班的是站长。他站在月台上，摘下大檐帽，仔细听着正从长下坡驶近的列车的信号声。
奥尔加跑到他跟前：
“您听见了吗———车厢脱落了！”
“我听见了。”站长不高兴地回答。突然他像个精疲力竭的老人似的难过，发起火来，“为什么这些事故都发生在我值班的时候！就不能让我省点心？”
奥尔加没有答话。她望着事故发生的方向，胆小怕事的站长也望着那边。
远处，笔直的铁路从车站向一片陡峭的长坡延伸。长下坡上，一辆火车正呼啸向前———蒸汽全开，进气阀全开。
那列火车不时呼哧呼哧地响着，让人心惊。一会儿是发出车厢脱落的信号，一会儿是在请求穿行通过。
站长专注地看了看奥尔加：
“脱轨的是军列！应该尽快采取措施！”
奥尔加请求他：
“请下命令！”
“马上，”站长惊慌失措地说，“我马上想办法！”
“来不及了，”奥尔加反驳道，“不用了，我有办法……”
她从月台往下面跑，跨越轨道，跑到了调度车头旁，抓住通向车厢的梯子，转过身对站长说：
“通知邻近的车站，让它通过！”说着跑进了发出轻微嘶嘶声的火车头。
车站的信号灯关着，站长看了看它就从站台上消失了。
“送风器！”奥尔加说着走进了驾驶室，“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看？”
伊万·波德梅特科一言不发地拧开送风器阀门，打开了炉门，开始往里面铲煤。火焰争先恐后地涌出，长长的红黑色火舌充满了燃烧室。
“你和我一起去吗？”奥尔加问那个平静的老司机，火车头的主人。
司机没有马上回答。他想了想，摸了摸下巴上浓密的胡须，说道：
“下坡很长，我们会被撞坏的……过了谢尔加站，下坡路继续往伏尔加河延伸———只有在车站上有一小块平地。我还有一大家子人呢……”
站长打开了信号灯。军列已经在近旁喘息。奥尔加对司机说：
“好吧，我们得去———你去照顾自己的孩子们吧！”
波德梅特科还在急急忙忙地往炉膛里添煤。
“你呢？”奥尔加问他。
“我可以去。”波德梅特科回答，“走吧！我没孩子！”
站长走到月台上。他伸出的手里拿着打开的黄色旗子：小心通过。沉重的列车车轮已经在近处叮当作响，火车头又发出事故预警的鸣笛。
火车头的司机下了车，慢慢沿着铁路走，像是在对机器进行例行检查。
飞快驶来的列车挡住了站长的身影。火车头飞驰而过，后面拖着几节车厢吱吱嘎嘎地发出尖叫，车厢门大开着。“丽扎在哪儿？”奥尔加想，“难道她睡着了，没有听见？”透过开着的车厢门，红军战士们的身影一闪而过：他们用年轻有力的双手控制着被飞快的速度和车厢的晃动吓得发抖的马匹，马蹄踢坏了车厢的挡板，木板断裂处清晰可见。
火车驶过，月台上留下了一只从车上扔下来的指挥棒。站长拾起指挥棒，从里面取出一张字条读道：“第20-30节车厢脱落。我从车尾离开。请允许通行并通知前方。司机阿·博拉季赫。”
站长拿着字条跳下月台，越过铁轨，把字条递给了奥尔加。
奥尔加拿过字条看完，望着只剩前半部分的列车驶来的方向。
从那边，地平线上，一列没有火车头的车尾正疾驰而来，前面的车厢———失明笨拙的车厢在眼前变得越来越大。
奥尔加不知该把站长给她的字条放到哪里，就把它放进了嘴里。她把换向器的操纵杆向前转动了几圈一直转到底，把操纵杆推到打开蒸汽。车头动了。
奥尔加抓住操纵杆的手柄，拉，推，摇动，又把它拉到底。车头向前奔去，蒸汽在快速喘息的进气阀中冲击着烟管。
车站的调度车头已经驶离了车站，可是站长为了防止万一，还是举起了停车信号———红色圆圈———另一只手掌举起对着列车。车尾第20-30节车厢带着自由速度的旋风和音乐出现在他们眼前。大部分车厢都是开放的平板车厢，上面装载的是轻型武器、厨房设备和盖着防水布的军用物资。红军战士们平静地坐在平板车厢上，唱着自己的歌。只有他们的指挥员手里握着一节车厢的刹车，沉默地注视着前方。正如站长偶然发现的那样，这节车厢下面的刹车已经死死刹住。可是一节车厢无法阻止整列火车俯冲下坡。
站长马上走进值班室———通知事故处置处。
奥尔加驾驶的火车头速度很快，剧烈晃动着。可她并没有关小蒸汽和进气阀。她不时看一眼水位表、压力表，看看后面沿坡道疾驰而来的脱轨的列车。伊万·波德梅特科不停往炉膛里加煤，保持锅炉良好的压力，向前行驶。可是当他回头看时，他开始怀疑：脱轨的车尾很快就要追上他们了。
“我们挡不住列车，我们将被撞毁。”他说，“我们会完蛋的。”
“跳！”奥尔加对他提议。
“你呢？”波德梅特科问。
“我一个人留下来。”奥尔加回答。
波德梅特科打开炉门，又开始用铲子往里加煤。
“我和你一起，”他说，“咱们能行！”
奥尔加已经把机车开到极速，车轮连杆几乎已看不见。只有奥尔加一个人看见此时自己这台机车的状态。失明的车厢比它的车头冲得更快，几乎顶上了飞奔的机车。
“伊万！”她喊道，“赶快通通火！你的煤快把火焰盖熄了！你在干什么！”
波德梅特科拿起炉钩放进熊熊的火中。可是车头与脱轨车厢的距离越来越短。“难道，”她暗想，“难道我要死了？我不想啊！”
突然，她听见疯狂疾驰而来的列车上传来红军们的歌声。“我不会死！”她想。她从驾驶室的窗户探出身子，看见了自己的危险处境：疾驰的车厢就要从侧面撞到她驾驶的轻型火车头。
她转过头看着伊万·波德梅特科：
“你走吧！我们马上就要被撞毁了！”
伊万想了想。
“应该把水排空———开得更快。”他猛地拉开气缸阀门的操纵杆，然后抓住梯子的把手，消失在了下面。他应该是跳到铁轨旁的沙地里逃命了。
奥尔加发现波德梅特科跑了，像她去世的妈妈一样自言自语地说着：“我的天！”接下来她已经来不及思考，她感觉到火车头受到撞击，像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物一样向前跳了一下。奥尔加转过身透过车窗往后看，怎么回事？她立刻感觉到第二次猛烈的撞击。“可怜的人！”她吓得对自己说出声来，“就让他们自己唱歌吧，你不能和他们一起了！”于是奥尔加关上了操纵杆，把沙袋里的沙放到了车轮下面，把逆向器往后拉，用操纵杆反向开大了蒸汽，把刹车阀门完全打开。机车瞬间牢牢地站住了———奥尔加马上放开了空气刹车，然后独自一人用整个火车头顶住了撞上来的车厢。可是压过来的车厢的惯性还在起作用———它们致命的力量把煤水车挤进了仅有一个司机的驾驶室。奥尔加明白发生了什么，蜷缩在司机座位上：“这就是姨妈的丈夫，混蛋博拉季赫，阿尔卡季·米哈伊洛维奇———就是他让列车脱轨了！我牙齿里咬着的他的字条呢，到哪儿去了？丽扎在哪儿呢？难道还在睡觉？”
奥尔加在车头里受到了挤压。她感觉到憋闷，仿佛她整个人———一点不剩的，连衣服一起———被一种外来的力量压进了滚烫的锅炉那钢铁的身体里。她那曾被尤什卡吸吮的乳房炸开了。
调度车头甚至没有出轨，仅有煤水车被挤压进了机车———挤进了锅炉。可是脱轨的车厢完好无损，仅仅是与火车头发生撞击的前面一节车厢连接装置受损。现在整个列车静静地停在高高的路基上，周围是空旷的原野，沐浴着平静的晨光。红军战士们和指挥员先走到了草地上，来到火车头跟前。火车头里躺着一个正在熟睡或是已经去世的陌生的、孤独的女人。指挥员和他的助手清理了火车头驾驶室的车顶，把女人救了出来。红军战士们用手托住了她。
然后指挥员走到边上大声说：
“留4个人在这里。其余人跑步回车站。前4个人抬女伤员，然后传递给后4个人，再往下传！完毕！”
半小时后，奥尔加被红军们的手送回了谢尔加小站。没有把她丢在路上的军列指挥员和她一起到达。他用铁路电报同军区指挥部取得了联系，报告了事故情况：火车司机头部和胸部受伤，所有红军战士安然无恙，财产没有损失。如果脱离车头的列车继续以自由速度奔驰，在伏尔加河大桥的弧形转弯处，或者在桥上，脱轨将不可避免。列车也有可能在过桥之后，闯入河对岸的车站撞毁。军区通知，派出救护车，带上两名医生和所有必要的医疗设备。汽车沿直线行进，将会比紧急火车头更快到达目的地。
奥尔加躺在电话室的沙发上。指挥员在她身边俯身问她：
“您想见谁？我们现在就把他找来。也许是您的亲戚或者朋友？”
“尤什卡。”奥尔加说，“其他谁也不用了。就让世上的所有人替我活着吧……”
“好，”指挥员回答，示意电报员准备发报，“这个尤什卡是谁？”
“一个小男孩。”奥尔加说。
指挥员很惊讶，这个母亲这么年轻。可是他什么也没说。
奥尔加病了很久，后来康复了。一直活到了现在。
* * *
[1] 奥利亚是奥尔加的小名。———译者注
[2] 苏联成立初期的低价食堂。———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