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胜利”集体农场的短工谢苗·萨尔托利乌斯来到莫斯科。他个子不高,像乡村一样宽广的脸上,表情模棱两可———嘴边带着微笑,浑浊的眼睛里却满是忧郁。他父亲不姓萨尔托利乌斯,而是茹依波罗达。母亲是个农民,当年他在娘胎里孕育的时候,身边就是嚼碎的黑面包。萨尔托利乌斯手里提的不是装着木工工具的普通箱子,而是一个小提琴琴盒。不过里面除了几张冷冰冰的薄饼和一块肉之外,什么都没有。

集体农场距离莫斯科近100公里,在一条铁路旁边。可是萨尔托利乌斯等来了火车,却没有坐上去:车上人很多,售票处旁边又在吵架,他不想坏了自己和别人的心灵。这颗心多年来早已厌倦。

他在大自然中前行:他的时间还很多———才生活了40来年。7月,全国各地都是好天气。在空无一人的路途中,可以整理思绪,回忆往事,感受新知———步履和风儿总是能唤起脑海中的意识,增强心灵的力量。

在莫斯科,萨尔托利乌斯去了音乐学院办公室,出示了自己的出差证明。证明上写着,吉山农业委员会与“胜利”农场管委会派谢苗·雅科夫列维奇·萨尔托利乌斯同志前来学习。如果需要缴纳学习法律的学费,农场会记在自己账上。同时,萨尔托利乌斯不用为生活担心,若有需要,将为他提供口粮。同样也会寄钱来满足他的用度和文化需求。农业委员会主席团和农场管委会请求音乐学院将萨尔托利乌斯视为对他们很重要的人。他数次用小提琴演奏化解了生活中无法言说,或者即使说出来也让人困惑的难题。可是如今,他的小提琴被来历不明的敌人窃走,不在手边,只剩下了琴盒。重新购买的款项已经拨给萨尔托利乌斯。在公众生活中,若是有损害萨尔托利乌斯的性格或信念的情形发生,请告知。以免让公有经济的资金毁掉一个好人。

音乐学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萨尔托利乌斯,现在是夏天,招生在秋天进行,因此只能在宿舍里给他提供一个床位。

“你说得都对,可是我没有耐心等。”萨尔托利乌斯说,“生命都是以分钟计算,哪儿有时间等待!”

“随您的便,”工作人员说,“给您开个宿舍的入住单,还是怎么的?”

“我才不想随便呢!”萨尔托利乌斯不满地回答,“整个苏联都是我的宿舍……等着我秋天回来,那时再看……”

萨尔托利乌斯离开音乐学院,去商店给自己买新提琴。他试试音色,试试材料的手感,可是都不怎么满意。这些琴奏出了音符,可是木头中却发不出空灵之声。

萨尔托利乌斯在城里继续逛,随处见到各种幸福的、惊恐的或者神秘的面孔。这些面孔显示出内心的想法,在他看来非常美妙。他想,音乐表现的是别人的不一样的生活,而不仅是自己的———仅有自己的是不够的。一个人的身体里容不下能代表永恒和普遍兴趣的东西。人应该永远地活着。他在迎面而过的人群中选择,自己应该成为他们中的哪一个,才能为了音乐获知别人的秘密。

他想象着别人的心灵,想象着自己身上有另一个崭新的躯体,却并没有停下脚步。他想着别人脑子里的念头,迈着自己的脚步,为自己一颗已经放空又在做着准备的心灵贪婪地高兴着。他身体里的青春变成了大脑中热切的欲望。

谦逊微笑的列宁站在广场街巷上,监视着崭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所有道路———生活伸向了没有归路的远方。

一个让人愿意和她过上半辈子的漂亮姑娘建议萨尔托利乌斯去一趟克列斯托夫市场———那儿有时能买到乐器。她本人在音乐学院上学,不过不是小提琴班的。萨尔托利乌斯很想当几分钟她的丈夫,不过还是先出发去买琴了。

2

克列斯托夫市场里挤满了做买卖的穷人和秘密的资产阶级。他们带着干瘪的欲望,在绝望中冒着风险挣口饭吃。人们站着讨价还价,头顶上方空气肮脏浑浊———有的人出售的东西很少,用双手紧紧攥在自己胸前;另一些人则恶狠狠地走到他们跟前问价,伸手摸一摸,算计着要把东西永久地搞到手。这里出售一些被爱惜地穿过好几十年,又专门浆洗过的19世纪式样的旧衣服;还有在革命时期多次转手的皮袄,它们在人间传递的距离超过了地球子午线的长度。人群中还出售一些永远失去了应用价值的物品———某位风姿绰约的女士戴过的风帽;孩子受洗盆上的饰物;某位已故绅士的常礼服;脐环上的坠儿;还没有排水系统时期使用的夜壶;等等———可是这些物品不是作为生活必需品在当地人当中流转,而是作为硬通货在流通。此外,还出售不久前亡故之人穿戴过的物品———留有死亡存在过的印迹。还有为腹中胎儿准备的小衣服,不过,看来母亲改变了主意,堕了胎。现在,这件印满泪痕的小衣服和提前买好的拨浪鼓一起出售。

在一排专门的摊档上出售原创的肖像画和复制艺术品。肖像画上画着去世多年的小市民和来自莫斯科周边县城的新郎新娘。有一个人神情怡然自得,看上去对生活十分满意:他骄傲于自己的生活,如同拥有一枚勋章般自豪。人物身后能看见一座位于大自然中的教堂,长在远去的夏日中的橡树。有一幅画非常大,挂在两根钉进地里的棍子上。画上画着一个农民或者是商人,看上去并不穷,可是穿得脏兮兮的,还光着脚。他站在简陋的木质门廊里往下看。风吹起了他的衬衫,他的络腮胡里夹杂着垃圾和稻草。他漠然地望着空无一人的世界,苍白的太阳不知正在升起还是落下。此人身后是一栋普普通通的大房子,屋里也许存放着几罐蜂蜜、几普特蘑菇馅饼,床应该是木质的,适合于在上面几乎永远地睡去。一个老妇人坐在屋外的玻璃房里———只露出了头———傻乎乎地望着院子里的空地。她家男人刚从睡梦中醒过神来,走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可是一切照旧,风从丑陋破落的原野里刮来,于是那人又立刻去寻找安宁了———去睡觉,却并不做梦,为的是让这没有记忆的生活尽快过去。

萨尔托利乌斯久久地站着,观察这些过去的人们。现在他们的墓碑石都成了新建城市里的人行道,第3代甚至第4代人践踏着上面的墓志铭:“莫斯科二等商人彼得·尼科迪莫维奇·萨莫法洛夫寿终正寝,埋葬于此。你的王国里上帝永在。”“这里长眠着少女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斯特里热娃……我们伤心哭泣,她却眼望上帝。”

萨尔托利乌斯此刻想起的不是上帝,而是故人。他想到自己就生活在他们当中,吓得打了个寒战。那时,还没有砍掉阴森的森林;瘦弱的心脏还永远忠实于孤独的情感;熟识的只有亲人;人们眼中的世界还神奇隐忍;智慧感到寂寞无聊;人在煤油灯下,或是在夏日正午的阳光下,辽阔喧嚣风吹草动的大自然中哭泣———反正都一样。一个忠贞不渝的可怜姑娘,忧伤地环抱着大树,傻气又可爱。她忘记了一切,默默不语。如今她已不在人世,也不会再出现。她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接下来出售的是塑像、茶杯、盘子、锅架、一段栏杆、老式的12普特砝码、就地挖出来的铁板———因为只看见了一头,剩下的部分还埋在土里。旁边蹲着几个最后的个体化学品商贩。失去了工作的钳工们把家里的老虎钳、砍刀、锤子、钉子都拿出来卖掉。往后走是立等可取修鞋的鞋匠们,出售食品的老妪们。她们有的拿着冷冰冰的用烂肉残渣做成的薄饼和馅饼,有的抱着用已故丈夫的棉衣保温的铁罐,有的端着小麦粥———总之售卖各种消除当地人饥饿痛苦的食物。他们能吃光所有能吃的东西,可是却没有什么可吃的。

小偷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出没在饥肠辘辘的人群和小贩当中。他们从人们的手中偷走花布、旧毡靴、白面包、一只套鞋,然后跑到逛市场的人群里,用自己每一次偷来的东西换上半个或一个卢布。实际上他们是在艰难地打着零工,除此之外他们也别无他法。

市场深处偶尔传来绝望的叫喊声,可是没有人会过去救援。商贩们对身边别人的不幸熟视无睹,因为他们自己的痛苦也亟待抚慰。一个卖面包的女人把一个身穿老式军大衣的瘦子赶到了厕所旁的水坑里,拿着破布抽他的脸。一个二流子走过来给女人助威,一下子就把瘦弱之人打得脸上出了血,倒在厕所的栅栏边上。他没有叫喊,也没有摸一下自己受伤的脸,而是急急忙忙地吃下偷来的干面包,用一口烂牙艰难地咀嚼着,很快就完成了这项工作。二流子又往他头上打了一下,受了伤的人用力跳起来,力气大得与他的沉默和温顺极不相称。他消失在人群中,就像湮没在麦田里。无论在哪里,他都能给自己找到食物。他将会长久地活下去。尽管没有财产,也没有幸福,却总是能吃饱饭。

一个看不清模样的男人几乎是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有身旁的混乱才偶尔让他活动一下。萨尔托利乌斯已经是第二次发现他,于是走到他跟前。

“面包券。”那个一动不动的男人自言自语地说。

“怎么卖?”萨尔托利乌斯问。

“25卢布, 5级。”

“给我拿一张。”萨尔托利乌斯说。他想花钱买点什么。

小贩小心翼翼地从侧边衣兜里掏出一个信封,上面打印着:“全苏矿产机械加工研究所,全套。”信封里有一张票券。那个小贩还向萨尔托利乌斯推荐了一把小提琴,不过萨尔托利乌斯是后来向另一个人买到的———此人用自己的乐器换钱购买钓鱼的线虫。他冲着所有路人愤愤不平地唠叨,就像面对的是国家的敌人。

萨尔托利乌斯想在购买前试试琴,可是密集的人流总是让他施展不开:于是他爬上了民警的岗亭———民警往边上靠了靠,给乐手让出了位置。就这样,萨尔托利乌斯站在这座上层建筑的高处开始演奏。下面没有人听他的:这里的人早已对一切古怪行为见惯不惊,音乐也无法渗入每一个号哭的心灵,那里已经堵满了各自的烦心事。可是这把偶然得来的小提琴音质很不错。它用深色材质做成,比木头重一些,外表看上去有些粗糙,可它却能使音色变得比乐手拉出来的更加悦耳动听。萨尔托利乌斯像个听众似的听着它自己唱歌。他惊讶地发现,随着琴弓轻微的摩擦,周围的空气都为之颤抖。可是人们却并不为之所动。后来,他就此事与民警进行了探讨,后者对他解释道:

“你想怎样———这里游荡着最后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被赶出了资产阶级的围栏,现在独自伤心呢。”

“他们在慢慢死去。”萨尔托利乌斯说。

“他们还能怎么办:有人当了小偷,有人当了乞丐,有人做买卖。他们有自己的心灵,活到点儿就该死了。”

“他们为什么不工作?”萨尔托利乌斯问。

“怎么给你说!”民警往人群深处看了一眼,“有的人因为一句话就变了,有的人改变是因为受了惩罚———这些人早就过上人的日子了。还有的人非得死到临头才行,这些人想要变成人,得连续活上两三次———这儿都是些这样的人……公民,这里没意思———你去干自己的事情吧,别在这儿跟踪调查了……”

萨尔托利乌斯垂头丧气弯腰驼背地永远离开了克列斯托夫市场。这个市场很快就会消失,像已不在人世的少女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斯特里热娃,和那个站在台阶上打量阴雨中空无一人的世界的赤足商贩那样死去。

3

从那以后,萨尔托利乌斯开始在莫斯科生活。人潮激发起他的力量,他在人群中行走,就像行走在诱惑中,感觉到他们散发出热量的身体。

萨尔托利乌斯和小提琴成双入对地在光明、整洁与温暖中行走。直到深夜,他都没有考虑何处栖身的问题。他感到,只要他内心不与人民作对,就不可能无人问津缺衣少穿地死在此地。于是他真的行动了起来。在莫斯科的第一晚,萨尔托利乌斯去了一个电车女售票员家里过夜。

他和她是偶然认识的……子夜一点刚过,有轨电车全速奔向停车场。萨尔托利乌斯坐上了一辆这样的电车,饶有兴致地观察空无一人的车厢,就像观察白天挤在里面的成百上千人。他们在空荡荡的座位上留下了自己的呼吸和美好的情感。萨尔托利乌斯重复着自己的旅行,坐了好几辆去往不同方向的车。售票员有的老态龙钟,有的年轻可爱睡眼惺忪。她们独自坐在车厢里,遇到无人的车站就拉动绳子,好快些结束末班车的工作。萨尔托利乌斯走到她们面前,同她们聊一些与周围所见完全无关的事,可是女售票员们显然开始身临其境。后面一节车厢的售票员对萨尔托利乌斯的话颇为赞同,于是他抱着她走到了光线昏暗的车厢后座,在疾驰中吻过了三站地,直到街心花园里有个人发现了他们,冲着他们喊“乌拉”。

从那以后,萨尔托利乌斯偶尔重复自己同夜间女售票员的艳遇———有时会成功,但大多数时候是以失败告终。如果他说他想睡觉,第一夜那个女售票员就请他去过夜,让他同自己的奶奶一起睡在一张宽大的旧床上。他总能在上面睡得很香。

一天傍晚,萨尔托利乌斯来到一个有普希金塑像的街心花园。他把琴盒放在地上,沿着台阶爬上了塑像的基座。他站在那里,设想自己面对全莫斯科,拉起一首喜爱的关于麻雀的作品。作品讲述一只麻雀飞到不远处去吃稻谷,并在众多动物中吃了个饱的故事。可是小提琴几乎是在自动演奏,乐手小心地跟随着它那复杂的旋律———音乐主题拓展了,麻雀的命运改变了。它并没有飞到眼前的食物跟前:狂风将它卷起,带到了远处。在快速的飞行中,麻雀被吓呆了。可是它随之遇见了黑夜———夜色中它看不见高度与空间。它暖和了过来,睡着了,在梦中缩成一团坠落,随着清风落入小树林,又在寂静中,在新的一天的朝霞中醒来,在微笑的陌生鸟儿当中醒来。过路人听得津津有味,络绎不绝地往地上的琴盒里扔钱。萨尔托利乌斯有些不好意思,他不知道自己拿钱有什么用,好像他不是个穷光蛋似的。

一个年轻的地铁建设女工站在距离萨尔托利乌斯不远的地方,像个悍妇似的叉开双腿,闷闷不乐地听他演奏。她穿着男人的工装,只露出女人那聪明可爱的脸,长着一头乌发。明亮的心灵在她的目光中闪现,在地底下工作时沾上的黏土和机油的痕迹并没有损伤她的身体,倒像是为她戴上了荣誉和贞洁的勋章。

乐手演奏时,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地铁建设女工,并没有注意到她,也没有被她的美吸引:他像一个演员,总是感到自己灵魂中有更美好更勇敢的东西,带领他的意志心无旁骛地前进。演奏结束时,萨尔托利乌斯眼角流出了泪———他爱上了自己的音乐并为之动容。可是听众们却都面带微笑,地铁女工则一直在哈哈大笑。

萨尔托利乌斯从纪念碑上走下来,恶狠狠地对这位女工说:

“你这个观众!你还不会思考,却在嘲笑别人的感情。”

“这不是您在演奏,您不会这样演奏。”女工说,“我认识这把琴,用上它,就连我也会演奏。”

“我不和可怜的绣花枕头争论。”萨尔托利乌斯这样评价她,“全苏联都在我的脑海中颤动……”

“啊,您———哦,”女工说出几个谜一般的字眼,“您以为您是个优秀的乐手,实际上,您是个无聊的傻瓜……”

她走开了,他却跟在了她后面,跟着她走到住处,看着她消失。然后萨尔托利乌斯坐上一辆有轨电车,去了城外很远的地方。他在那里焦虑地游走,坐在黑麦田边,沉默孤独地拉着小提琴。他并不明白琴的原理:为什么他一拉琴,它就开始自己演奏,并不完全听从他的指挥。他不懂物理也不懂技术,他只能感觉到内心的欲望与心脏紧张不安的跳动,而这不是硬物所具有的特征,小提琴则显然是坚硬的物体。远处的莫斯科像一部宏大的音乐,温柔地鸣响,城市的灯火映照着大地———最微弱的光线也来到了这片黑麦田的深处,像是朦胧的朝霞,躺在麦穗上。然而,此时还是深夜。萨尔托利乌斯热切地倾听着远方的莫斯科,看着城市的灯火想到,这一切都是秘密的音乐,便又让小提琴演奏起来,听着它周围一切看上去喑哑粗野的东西都汇聚到它身边,附和着少女微张的口中发出的自然琴声。

4

在普希金纪念碑旁听过萨尔托利乌斯演奏的地铁建设女工丽达·奥西波娃,住在一栋新房子的五楼,一套两居室的小公寓里。这栋楼里住着飞行员、设计师、工程师、哲学家、经济理论家等各行各业的人。房间窗外是莫斯科郊外的房顶,丽达下班回家洗漱完,常常趴在窗台上欣赏。她的发丝低垂,听着这个世界级大城市以自己宏大的能量发出轰鸣。偶尔,从密集奔忙的机械设备上传来人的欢声笑语。丽达抬起头看见空洞贫瘠的月亮出现在熄灭的天空中,感觉到自己身上生活的暖流……她的想象力不知疲倦地工作———脑海中感知着各种事件的发生,也在思想中参与着事件的进程。她在孤独中关注着整个世界,观察着灯火的照明,关心着夜以继日紧张工作的机器。为的是在黑暗中点亮明灯,供人们读书,让清晨的面包房里开动马达磨麦子,让自来水流入舞厅里那些温暖的灵魂,流入人们温暖坚实的怀抱中孕育美好的生活———他们在黑暗中独处,看不见自己的脸庞,只是感觉到幸福在聚集———最终,是要让这座她的青春之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首都,智慧和人性之都,灯光明亮,闪耀着欢乐。丽达·奥西波娃与其说是想过上这样的生活,不如说是希望享受到为这种生活提供保障的快乐———整夜站在火车头的刹车闸旁,运送南来北往的旅客,修水管,铺沥青,用天平给病人分药,及时地在别人接吻时关上灯,把刚才的光亮变成自己体内的温暖。在这些时候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利益———她自己那巨大的身体也需要安顿———她只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到了更远的未来:她有耐心,可以等待。

在这些寂寞的夜晚,当丽达从高处探身往窗外看时,楼下的路人大声地和她打招呼。他们叫她和自己一起走进夏日的黄昏,许诺带她去玩遍文化公园的游乐设施,给她买鲜花还有两个蛋糕。丽达对着他们大笑,可是既没有搭腔也没有同去。

后来,丽达从楼上看见郊外这些屋顶下住上了人:一家家人穿过阁楼爬上铁屋顶,铺上被子,把孩子们放到父母中间,在露天躺下睡觉。在屋顶消防通道和水管之间的角落里,恋人们在星辰之下,众人之上忘我地卿卿我我直到清晨。

后半夜几乎所有窗户都熄了灯———需要在睡梦中遗忘白天繁重的劳动。夜里汽车驶过,没有多余的喇叭声,只有轮胎的细语。偶尔,熄了灯的窗户里,灯光会短暂地重新亮起———这是人们下了夜班回家,吃点东西,不吵醒家人,马上就躺下睡觉了。而另一些人是起床去上班———涡轮机和火车头的机械师、无线电技师、服务早间客轮的港口机械师、科研人员以及其他休息好了的人。

丽达·奥西波娃常常忘记关自己房间的门。一天,她遇见一个穿着外衣,脸朝下睡在地板上的陌生人。等他转过脸来,丽达认出,这就是那个在普希金雕塑旁演奏的乐手。萨尔托利乌斯是不请自来,他把小提琴藏在了清洁工处。他睡醒后对她说,想在她家住几天———他很喜欢这个宽敞的地方。因为屋里很简陋,也还有空余的地方,丽达·奥西波娃没有赶他走———她沉默了一会儿,给住客拿来了枕头和被子。萨尔托利乌斯住了下来。每天夜里,他都会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熟睡的丽达身边给她盖好被子。她总是翻身,露出身子,容易受凉。在奥西波娃家住了几天后,乐手把丽达穿坏了的鞋粘牢了后跟,悄悄给她清理干净了秋季大衣上面积攒的灰尘,给她烧好茶,高高兴兴地等着女主人醒来。一开始,丽达责骂小提琴手是在阿谀奉承讨好她,后来为了不受服侍,就开始和住客礼尚往来———开始给他补袜子,甚至用安全剃刀帮他刮脸。

丽达去上班的时候,萨尔托利乌斯就轻声拉琴,努力沉浸在它的魔力中。这把琴看上去普普通通价值不高,可是窗玻璃、墙壁、家具、吊顶和周遭的空气都会呼应它的琴声———像是一支乐队一样,与它一同歌唱。可是丽达在家时,萨尔托利乌斯却不敢拉琴。

萨尔托利乌斯一次也不敢向她打听这把琴的秘密,还有她在纪念碑旁对自己说的那些嘲笑话的含义。总之萨尔托利乌斯明白,把任何死去的东西当作活物来歌颂的新音乐的真谛,他只能从这个黑头发女孩口中探知。除她之外别无他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来投靠她,并竭尽全力去爱她。

很快萨尔托利乌斯就了解到,丽达·奥西波娃是钻探技术员。

一天夜里,当他和往常一样给熟睡中的她盖被子时,听见了她幸福的笑声。她嘟囔着轻声说:“亲爱的,没有你我真寂寞。”

于是萨尔托利乌斯问她:

“亲爱的,这把小提琴是谁的?”

丽达睁开了眼睛:

“什么?”

“我想问一下。”萨尔托利乌斯还不敢马上抱住她。

“你要问什么?”丽达醒过神来,“明天告诉你。”说完就又睡着了。

早上,她告诉萨尔托利乌斯今天晚上有舞会,让他带着琴一块儿去:他大概也不想在家里一直窝到秋天。

“这把琴是谁的,亲爱的?”萨尔托利乌斯问,“告诉我吧!”

丽达慢慢地打量着乐手。

“什么亲爱的?这是什么新词儿эточтозановость?这把琴是用我未婚夫实验室里的边角余料做的———我是他的亲爱的:您明白吗?”

“明白。”萨尔托利乌斯说,“我不是那种市侩。我是个特别的人。”

“能看出来。”丽达并没有在意,也没有生气。

5

晚上,青年学者、工程师、飞行员、医生、教师、演员和新建工厂的知名工人们会聚在区里的共青团俱乐部里。他们中没有人超过27或者30岁,可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家乡———在新世界里———已经小有名气。早来的荣誉让每个人都有些惶恐,也妨碍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脸上多出些紧张。几个上了年纪的俱乐部工作人员一边悄悄唉声叹气,一边擦拭着两个大厅里的陈设———一个是会议厅,另一个是会谈及宴会厅。他们在失败的资本主义年代虚度了年华,浪费了才干。第一批到来的客人中有24岁的工程师波鲁瓦罗夫和女共青团员———总是若有所思的钢琴家库兹明娜。

“咱们去吃点什么吧。”波鲁瓦罗夫对她说。

“吃点吧。”库兹明娜带着女性的温柔同意了。

他们去了小吃部。波鲁瓦罗夫吃下了8个香肠夹面包,而库兹明娜只拿了两个小馅饼。她是为演奏、为音乐而活。

“波鲁瓦罗夫,你怎么吃这么多?”库兹明娜问,“这样可能不错,可是我都不好意思看你。”

很快又有10个人走了进来:旅行家戈洛瓦奇、机械师高斯曼、两个搞水利的女孩,来自莫斯科———伏尔加河运河工程、航空气象员维奇金、高空发动机设计师穆尔得巴维尔、电工昆金和他夫人。他身后还有说话声,又进来几个人———包括丽达·奥西波娃和萨尔托利乌斯。

外科医生萨姆比金是最后一个来到俱乐部的。他刚从医院出来,给一个小男孩做了颅骨环钻术。他强压着身体的悲痛,苦难、疲惫和死亡挤压在他的身体中、骨骼里,比生命和运动还多得多。可奇怪的是,在为改善所有病弱的身体紧张操劳时,萨姆比金却自我感觉良好。他的整个大脑都被思想占据,心脏平稳忠诚地跳动。他不需要比监控别人的心跳更大的幸福———当他意识到自己这秘密的享乐,有点不好意思。他已经打算走出去做自己的报告,因为铃声已经响起。可是突然看见一个陌生的青年女子,旁边还有一个提琴手。她那说不清道不明的美让萨姆比金震惊。他看见了隐藏在她那平凡甚至是羞涩的脸庞下的力量与闪耀的热情。这种出人意料的秘密情感使萨姆比金不禁打了个哆嗦。他走到开阔的阳台上。

拜远方机器的紧张工作所赐,莫斯科之夜在黑暗中闪亮。被数百万人加热的空气忧郁地渗入萨姆比金的心脏。他望了望星辰和神秘莫测的黑暗空间,嘟囔着听来的老话:“我的上帝!”

随后他走进了聚集着他的同龄人和同志们的大厅。萨姆比金应该就他所在的研究所的近期工作做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人的永生。

有着迷人外表的年轻女子坐在第二排。她身边又是那个手拿小提琴的乐手。青春的微笑和单纯的魅力使她更美,可是她自己却并未察觉……萨姆比金和研究所的同志们想提取出一种使生命长久,或者说是永恒的力量———从尸体当中。几年前,萨姆比金从人的尸体的心脏部分找到了一些不明物质的残迹,便沉迷其中。他进行试验,发现该物质具有重振微弱生命的力量。仿佛在死亡那一刻,人体中打开了一个秘密阀门,流出一种特殊液体,渗入机体,保护着整个生命,直到最高危险的来临。

可是在黑暗中,在人体的千回百转中,何处寻找这个吝啬又忠诚地保护着生命最后电荷的阀门?只有当死亡之波冷漠地扫过全身时,备用生命的封印才被打开。它最后一次迸发出来,似乎是在人体内进行一次徒劳的射击,在人的心脏里留下模糊的印迹……

远处探照灯游走的光线偶然停在了俱乐部巨大的窗户上。演讲停顿的时候,传来打桩的声音,莫斯科河上气锤冒着气。丽达·奥西波娃开始不安分地转头看每一个走进大厅的人。有好几次她走到电话机前,打电话给她正在等待的人。不过看来,要么电话没人接,要么电话坏了,她又走回来,脸上看不出伤心的神情。

后来,所有客人都去了另一个房间吃晚餐。在那里又开始了各种争论:关于永生;关于史前的独眼龙是建造希腊和奥林匹斯山的最早的生物;关于宙斯本是被刺瞎了眼的苦役犯,后来因为建立了整个国家而被封为贵族等各种话题。

每隔半米就摆放的鲜花,散发出若隐若现的芬芳。它们因自己姗姗来迟的死亡显得若有所思。设计师的妻子们和年轻女人们———工程师、哲学家、队长———身穿共和国生产的纤薄的丝绸。政府打扮着这些优秀的人们。丽达·奥西波娃穿着重量只有10克的蓝色丝绸连衣裙。连衣裙做工精致,她血管的脉动、胸膛的起伏都在裙下清晰可辨。所有男人,包括不修边幅的萨姆比金和满脸胡须的气象专家维奇金,都穿着质地上乘的西装,简洁又气派。国家竭尽全力供给他们最好的吃穿,也在他们青春的力量和才干中发展壮大。如果穿得邋遢简陋,那就是在责怪国家的贫穷。

萨姆比金请萨尔托利乌斯演奏点儿什么:既然他总是带着小提琴。

萨尔托利乌斯站了起来,以一种透彻幸福的力量奏起了自己的音乐———在年轻的莫斯科中间,在它喧嚣的夜里,在这些生来美丽或由于热情和幸福的青春而美丽的人们头顶上方。他周围的整个世界突然变得尖利而不可调和———世界的构成全是沉重的硬物,粗鲁生硬的力量如此凶恶,以至于它自己都走投无路,在沉默的边缘用人声发出绝望虚弱的哭泣。这股力量重新从自己铁的舞台站起,飞速把敌人的哀号撕碎。这敌人冰冷、坚硬,用自己的尸体占据了一切永恒。这音乐失去了一切旋律,变成了进攻的磨刀霍霍,还带有寻常人心跳的律动。所有人听起来都简明易懂。

可是萨尔托利乌斯演奏时,又无法理解自己的乐器了:为什么小提琴自己的演奏比他更技高一筹,为什么小提琴上死亡的可怜的物质却产生出更多有生命力的音乐。这音乐虽没有主题,却比主题更深刻,比乐手的手更高明。萨尔托利乌斯的手不过是在打扰小提琴。而它自己歌唱、奏出旋律,吸引周围空间里隐藏的和谐来救助自己。整个天空都是音乐的幕布,在大自然的黑暗存在中激起对心灵悸动的亲近回答。

丽达双手捂脸哭了起来,她已无法掩饰自己的痛苦。在场的人们纷纷离开座位走到她身边。萨尔托利乌斯纳闷地放下琴。聚会的欢愉戛然而止。

“喂,”奥西波娃对身边的同志们说,“你们谁有车吗?我要坐车去……”

“车马上来!”萨姆比金说。

他打电话叫来了一辆车。10分钟后,丽达·奥西波娃、萨姆比金和萨尔托利乌斯按照丽达的命令出发了。

在卡兰切夫广场地区,汽车拐进一条窄巷停下。车无法继续开行———那里停着几辆消防车,虽然并没有失火的痕迹。不知何处传来既温柔又可怕的单调旋律。

小巷深处有一栋平房。上面的招牌显示,这里是格鲁波夫工程师衡器与重型秤锤生产厂。工厂大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消防车的探照灯照亮了厂房的一扇窗户。窗户后面———屋内———一动不动地亮着紫色的光。窗户对面摆放着消防水龙,做好了应对准备———这个小工厂里现在躺着一个人,生死不明。

丽达·奥西波娃满心冰冷,努力想弄明白情况。可是突然,除了脑动心动之外,她用自己高亢天真的嗓音叫喊起来,穿过来不及阻止她的消防队员队伍,跑向厂房。

等了几分钟后,没听见她的动静,也没看见她回来。消防队长下令拆除外墙,从厂里疏散人员。

那个温柔却可怖的歌声还在继续,传遍整条小巷,升腾到莫斯科夜里城市的灯火中。

萨尔托利乌斯辨认出这个声音,这是空间和曾经永远死去的狂野的周围物质的声音———这是他那把小提琴的声音。而琴此时正在他手中的琴盒里。他把琴盒举到耳边仔细倾听:琴的全部材料都在唱着什么,变换着旋律,遵循着未知却动人的主题。可是外部的喧嚣和人群的忙乱妨碍了捕捉音乐的思想。

“公民,我的小提琴……应该是,现在说谢谢吧,可是没人可感谢。”

萨尔托利乌斯看见了那个在克列斯托夫市场为了买钓鱼的线虫而把琴卖给他的人。原来,夏天他在这家工厂看门,而以前干过木工,出于对大自然的热爱,也干过捕鱼。

“你们这里怎么回事?”萨尔托利乌斯问他。

“没事了……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坐下来做实验了。”

“他是谁?”

“谁是谁?你看看招牌———就是他。他醒过来了。”

“从哪里醒过来了?”

“他又———从哪里?”看门人不满地说,“从自己的事业中……你看,有个女人在那儿和他一起发呆呢。”

“什么女人?”

“你还问呢———什么女人!是谁刚才和你站在一起的?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的女人,他的未婚妻。”

奇怪深沉的声音停止了,实验室窗内透出的奇怪的光线也熄灭了。丽达·奥西波娃出现在工厂过道上办公室的门口。她对消防队员们说:

“快过来,别再损坏建筑了。现在这里危险,有电。”

消防队员们走进厂房,把一个一声不吭的人抬到了救护车旁。他身上的衣服已破成碎片。

“不,我想回家。”工程师格鲁波夫说,“丽达在哪儿?”

“把他抬过来。”萨姆比金打开自己的车门,“我们去研究所。”他告诉司机。

这个虚弱的人被抬到汽车跟前:身体部分裸露,上面布满密集的汗珠,仿佛他精疲力竭地打了一架。可是他的脸色健康,眼神迷离。

“您好!”萨姆比金对格鲁波夫说。

“您好!”虚弱的工程师回答。

“现在去我们研究所,我来帮助您!”格鲁波夫坐进车后,萨姆比金对他说。

“我不想去。”格鲁波夫拒绝了。

“可这很有意思:我给您注射一种我提取出来的物质。非常有趣的试验———建议您感受一下。”

“那就去吧。”格鲁波夫立刻同意了。

“等等,”萨尔托利乌斯那把小提琴的制作者,守夜人挤进了小车,“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您在那儿干什么———发呆?”

“发呆,西多尔·彼得洛维奇。”

“你知道吗,我本来想进到你那儿去的———可我撞到一个东西,被撞得退了回来。”

“不行,西多尔·彼得洛维奇。这会要了你的命。”

“不行———不该……我想拿些废料———我想再做两把小提琴,最后两把了。”

“拿走吧,西多尔·彼得洛维奇……去睡觉吧,我也累得不行了……”

他们的车开了,小巷变得空空荡荡。只留下了西多尔·彼得洛维奇和萨尔托利乌斯。

6

萨尔托利乌斯以自己随遇而安的习惯在衡器厂留了下来。他当上了杂工,住在工厂院子里,西多尔·彼得洛维奇屋里。看门人很快教会了萨尔托利乌斯做琴。他的制作方法很普通,不懂得任何古老的工艺,只是深色发亮的材料是从格鲁波夫的实验室拿来的。这块材料对于工程师来说,既不适用,也不精确,就被抛到了一边。萨尔托利乌斯无法完全明白,为什么自然界的物质几乎能自行演奏,并超过乐手的技艺。西多尔·彼得洛维奇也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

萨尔托利乌斯苦恼了整整两个月,一无所知,直到工厂开始生产新型衡器。这是集体农庄的需求:农庄庄员的口粮和劳动日计算,储存粮食———最珍贵的集体财富,都需要有精确的秤。为此,大量工人急需通过短训班提高技术水平。萨尔托利乌斯也被派去参加新技术学习。那时,厂里出现了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小型电动机器,这种机器发射出无形的巨大力量,使加工的材料先是发出痛苦的哭腔,然后沉默下来,加工完成。制作秤锤的材料是黏土、刨花板、普通的泥土,以及所有便宜却无用的东西。经过电动工具的加工,这些物质变得像钢铁和铅弹一样坚硬结实。

工程师格鲁波夫对工人们解释说,世界,尤其是经过人为加工的地方,都是用带病的材料建成的。因为其所有细小的分子部分都被用火、劳动、机器等撞落,离开了自己原来的好地方,忧郁地在物质内部游荡。高频电流和超声振动使这些分子快速回到它们古时候的位置———大自然变得健康牢固。分子期待着,它们发出和谐的共振,也就是用声、热、电来回应一切刺激,甚至当刺激已经停止,它们还独自歌唱,用自己遥远的声音让周遭知道,它们在受难和抵抗。人能够理解这种声音。当他的心承受着艺术的张力时,几乎也在同样地歌唱。只是没有那么精确,更加模糊不清。

“这在西多尔·彼得洛维奇制作的小提琴上得到了证明。”一天,格鲁波夫在生产会上说,“小提琴用不适于秤锤生产的废料制成,它的音乐来自我们的次品……可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用真正的材料做几把琴……”

格鲁波夫微笑了一下,他那在长期劳动中久经风霜的脸变得温柔、年轻。此人多次经受狂野残酷的电击,出生入死。在坟墓边缘,他才了解到死亡物质的命运,并力所能及地改变它。

萨尔托利乌斯在衡器厂工作到九月,然后就去向不明。巨大的莫斯科被装入了他的身体,许多人在他身上起作用,振奋着他,别人的心也比他自己的心更有意思———他想在所有人多种多样的命运中感受自己的灵魂,而不是仅仅以一个小提琴手的身份,也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狭隘的才能。

整个秋天里,萨尔托利乌斯农庄的同乡们找遍了整个莫斯科,只找到一些居住证上有关他的蛛丝马迹。他没有再活着出现过:他迷失在人间。他的国家伟大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