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著

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著,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英文版。1938年2月在上海用复社名义出版中译本。这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1938年1月24日,作者为本书中译本写序称:“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书。”全书共12篇:第一篇探寻红色中国;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第三篇在保安;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第五篇长征;第六篇红星在西北;第七篇去前线的路上;第八篇同红军在一起;第九篇同红军在一起(续);第十篇战争与和平;第十一篇回到保安;第十二篇又是白色世界。本书将作者1936年6～10月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实地采访所得的材料,向全世界作了真实报道,从而扩大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影响。

《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是乌拉圭作家奥拉西奥·基罗加的短篇小说集，选录了作者的成名作《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作者为自己儿女创作的童话《大森林的故事》以及作者其他的寓言故事如《阿纳孔达》《胡安·达里恩》等，共28篇作品。基罗加善于从拉丁美洲独特的社会生活和神秘的大自然景物中汲取题材，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刻画人物，营造背景气氛，使他的作品里呈现出全然不同于前人的浓烈色彩和个性。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兰克将目光转向人类历史上最难探讨的主题之一：灵魂。《心理学与灵魂》这本经典之作即是对这一概念之起源、演化与本质的探索。 与20世纪的其他知识分子不同，兰克为灵魂保留了一个位置，而不是将它当成一种幻想而摒弃。在这本书中，兰克将灵魂视作人类个体和社会一种普遍和必要的信仰，认为它在功能上一直没变，虽然在形式上历经千年演变。兰克认为灵魂是在不可抗拒的心灵力量与不可改变的生物事实的碰撞中产生的，这一碰撞在我们的个人和社会意识中产生火花，并在历史的传承下转化为我们的精神源泉。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意识形态都反映了这种现象，并修正其表达以适应时代。而心理学及其对意识、自我意识和人格的复杂分析，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兰克在书中还试图表明，群体信仰的表达，使得灵魂的观念获得了最为强大的力量。

巴塔耶的小说《天空之蓝》写于1935年，但直到1957年才由让-雅克·珀维尔（Jean-Jacques Pauvert）出版。故事发生在二战前夕，以主人公亨利·托普曼（Henri Troppmann）为第一人称，讲述了这个青年迷茫、绝望、耽溺酒色的黑色流浪生活。托普曼与三个女人纠缠不清：嘟蒂（Dirty），是位富有、轻佻、神经质又酗酒无度的美丽女郎；拉扎尔（Lazare），相貌丑陋的犹太女人，共产主义者、激进分子，随时愿为坚定信仰而献身；还有年轻、温顺的歌泽妮（Xénie）。故事开场于伦敦一家妓院，托普曼和多蒂一夜狂欢。随后，场景转向巴黎，托普曼向拉扎尔坦白多蒂的故事，以及自己种种不齿的痛苦与欲望。日复一日，醉生梦死，他在一夜宿醉后偶遇格泽妮，重病的托普曼得到格泽妮无微不至的照顾。康复之后，托普曼前往巴塞罗那，西班牙已在内战边缘，一场罢工正在孕育，战争的阴霾笼罩都市。托普曼收悉嘟蒂来信，得知她即将前往巴塞罗那与自己汇合；拉扎尔则谋划着向监狱发起进攻；格泽妮与托普曼的好友米歇尔相识……接二连三的动荡之后，嘟蒂和托普曼动身前往德国。故事最后，嘟蒂也离开了托普曼，主人公一个人在法兰克福，看着少年纳粹游行，预示着时代的剧变即将到来。

《一片树叶的颤动》是毛姆生前亲自编选的单行本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六个以南太平洋诸岛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素材均为作者漫游太平洋地区的见闻。在这些故事中，南太平洋诸岛的异域风光美丽而凶险，安逸而诡谲，赋予作品神奇而迷人的魅力。上至总督下至侍役，从贵妇人到街头妓女，这些在远东殖民地生活的西方人经历了在家乡舒适的生活中无法想象和体验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波澜，展现出了鲜明而突出的性格特点；他们的满足、喜悦以及对理想世界的追慕，他们的软弱、伪善和空虚，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毛姆对复杂人性的追问和思考。

在《实现自我：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中，霍妮指出人出现神经症的过程是人的成长过程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与健康成长相对立的过程。她全面阐释了出现这一特殊状况的不同时期及表现，描述了病态自负、病态自卑、病态要求、病态依赖以及人际关系与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书后提出了解决这些具体神经症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整部著作中，作者都在用深刻的洞察力去努力诠释人类自身拥有的为实现自己的潜力而奋斗的巨大潜力。 《实现自我：神经症与人的成长》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经典著作，也是精神分析流派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它不仅有严格的理论支撑，更有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常见问题的方法，对于普通人的自我修复与自我成长也有很大的启示。

长篇小说。作者〔日本〕尾崎红叶。1897年1月—1902年5月连载于《读卖新闻》。小说的主人公间贯一自幼失去父母, 他是鴫泽家的养子, 也是鴫泽女儿阿宫的未婚夫。可是,未婚妻阿宫却为金钱和财富所诱惑,移情于银行家的儿子。间贯一愤而退学,投身高利贷主的门下,发誓要用金钱来向夺走他的爱情的社会进行报复。几年后,他成为一个贪婪金钱、冷酷无情的魔鬼。小说以金钱和爱情为主题,对明治时期的日本社会作了尝试性的剖析,对金权主义进行了批判。小说心理刻画细腻逼真,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是明治时期的一大畅销书。

又名《君王论》、《霸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杰出的政治家、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著作。中译本根据《君主论》意大利原文版的马佐尼校订本(1927年意大利版)、卡塞拉校订本(1930年罗马版)和邦凡蒂尼校订本(1954年米兰版)译出,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全书近10万字,共分为26章。主要论述了以下三方面内容:君主国的类型及统治方式、军队的性质和作用、君主应具有的行为和品质。本书是作者献给君王小洛伦佐(1492——1519)的一部阐述他研究经国治世之道成就的著作。它的理论基础是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经验中人性的分析。他相信,一个人实际中怎样生活,和他应该怎样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不是从书本中的道德箴言出发,而是依据历史和经验中人的实际面目考察问题。他认为,人在追求权力和财富的基本欲望驱使下,彼此之间的关系是虚假、伪善、反复无常、背信异义的。出于这种观念,本书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力,努力的基础是使人畏惧的实力或暴力。他用state称呼国家,西方学者认为,这个概念含义一是主权,一是领土,标志着西方国家观念演变中的又一个阶段。作者以权力为基点考察国家的本质,利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这是第一次使政治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本书赞扬共和制,但又认为在当时腐朽衰败的现状下,只能建立集中的君主制,才有利于意大利的统一和强盛。君主凭据的手段,一是法律、一是武力,法律必须以武力为后盾。本书着重论述了巩固君主统治的方法和政治权术。从所谓“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原则出发,认为君主为了达到统治的目的,应当摈弃道德,运用权术,采取背信异义、残酷无情、搞阴谋诡计等各种手段。认为凡是“聪明”的君主,都应采取暴力和欺骗相结合的统治方法。这种权术思想,即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它为剥削阶级统治和奴役人民提供了方略,但也充分暴露了剥削阶级奴役人民的本质。

德国哲学家和物理学家费息纳(GustavTheodor Fechner,1801～1887)著,1860年出版。作者将心理物理学的定义表述为“讨论心物之函数的关系或相互关系的正确的科学”。(见李汉松编著:《西方心理学史》第131页)它的公式为:S=KlogR(S代表感觉强度,R代表刺激强度,K为常数)意思是,刺激作为几何级数增加时,感觉作为算术级数增加。此书的历史功绩在于将实验研究和数学计算同时介入心理学,推动了科学心理学的诞生。18世纪时康德曾断言,心理现象复杂多变,既不能实验,也不能用数学公式推算。19世纪初,赫尔巴特曾用数学公式推算,但因为无实验数据计算,终于失败了。费息纳的心理物理学却在两方面都获得成功,尽管他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泛灵论二元论的心物关系,但此书提出的研究方法和一些新的概念一直为实验心理学沿用着。为此,曾有人主张,实验心理学或说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应从本书出版的时间算起。

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尔温·薛定谔用热力学和量子力学来探讨生命的本质和遗传机制的一本专论。于1944年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48年英文版译出,作为内部发行于1973年出版。全书由6章71节、序言和跋所组成,6万余字。第一章作者着重说明经典物理学和化学同生物学的关系。第二章通过对孟德尔和摩尔根的理论和实验成果的分析,认为基因是遗传物质载体的假说是成立的,第一次提出遗传密码的新概念。第三章,作者借用量子论的量子跃迁来解释突变。认为“突变实际上就是基因分子中量子跃迁所引起的”。并对突变的法则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真正的问题是遗传信息如何被编码,在从一代细胞到另一代细胞的大量传递中如何保持稳定?偶然的变异是如何产生的?第四、五章里,作者修改了德尔布吕克关于基因在世代相传中保存其结构不变的观点。提出基因是由无数较小的异构的单位所组成。由于它们结构上的特殊性质,就可能包含着遗传信息。第六、七章对熵的物理含义和统计学意义进行分析,认为负熵本身是有序的一个量度。认为一个有机体所以稳定在一个相当高的有序水平上,在于它向环境不断地吸取负熵去抵销它在生活中产生的熵的增加,指明产生有序的两种不同的“机制”:“有序来自无序”是“统计学机制”和“有序来自有序”的新机制。他认为通过对生命物质的研究将可能导致新的物理定律的发现。这本书在本世纪40、50年代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唯一的一本著作,也是他早期哲学的代表作。1921年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奇书”,因为它既无章节,又无论述,整部书都是排列有序的格言式的短句。全书宗旨可以用作者在书中写下的一句名言来表示,那就是:“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维特根斯坦一反过去哲学家们那种苦苦思索本体问题的做法,而把整个哲学问题归结到语言问题上。他认为一切所谓哲学问题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我们日常语言的背离逻辑,因而他要致力于建立一种完善的语言,研究出能够完善地表达我们的思想的符号体系之逻辑基础,一句话,就是划分清楚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有两次提到美学问题,一次是说“美”、“善”跟大多数哲学命题一样,毫无意义;另一次是说,美学和伦理学一样是先验的,不能表述的。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分析美学的代表人物将美一词看作不能说的命题,应该对它保持沉默;关于美的问题仅仅限于日常语言中的一种具体运用的形容词或感叹词而已,美、善一类命题属于语言批判之外的东西,所以是无须探讨的。维特根斯坦的这一套理论对于美学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观念,即摆脱对美的本质、规定性的研究,把这些当作“不可说的”,而将研究美学变为研究某种态度与日常语言运用的关系问题。追随维特根斯坦的方法和观念的人如莫里斯·韦兹(Morris Weitz)、肯尼克(W.E.Kennick)、保罗·齐夫(Paul Ziff)等等,形成了西方当代美学中分析美学一派。

近代英国史学理论著作。托·卡莱尔著。1841年在伦敦出版。本书是作者晚年思想的集中体现,为1840年5月演讲稿的汇编,共分6讲:1.神灵英雄(北欧神话);2.先知英雄(穆罕默德);3.诗人英雄(但丁、莎士比亚);4.教士英雄(路德、诺克斯);5.文人英雄(约翰逊、卢梭、彭斯);6.君王英雄(克伦威尔、拿破仑)。认为,英雄人物是“公正天意”的体现者,因此是历史的主人,一部世界历史,不过是一部伟大的人物传记,而人民只是一群无所事事,愚昧渺小的乌合之众,是英雄们手中不自觉的工具。这一观点后来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被认为是历史上“英雄史观”的典型代表。当然,对本书的“英雄史观”应辩证分析。首先,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确起过一定作用,关键是它夸大了这一作用;其次,它所说的英雄也包括了许多宗教界和文学界的人,因而也有一定群众基础;第3,它肯定了克伦威尔的英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托利党史学对克伦威尔的否定。本书文笔优美,多不拘语法形式,如行云流水,任思想自由驰骋,令人赏心悦目,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

维特根斯坦著,1953年出版。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由693节组成,下卷由14节组成。该书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代表作,也是分析哲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以全新的方法处理语言的意义问题,对于分析哲学中用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语言意义转到注重生活实践,注意语言的日常用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维特根斯坦放弃了早期以逻辑分析语言,提示其真实结构的方法。他从观察人们使用语言的实际情况入手,把使用词的整个过程想像成是一些游戏中的一种,孩童通过这种游戏学习他们的母语。作者把这些游戏称为“语言游戏”,有时把简单语言说成语言游戏。在这种语言游戏中包含有无数多种句子,这些句子也有无数多种用法。这种多样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们会看到一些新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而另外一些则要被人遗忘。提问、感谢、咒骂、问候-把语言中工具的多样性和它们使用的多样性,把词类和句子的多样性与逻辑学家关于语言所说的话作比较,结果是很有趣的。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在于词的用法是多样的,维特根斯坦把词比作各种工具借以说明它们功用的各不相同。语句也是游戏中最根本的因素是遵守规则。每一种遵守规则的方式都是一种解释,但我们应该把“解释”一词局限于用对于规则的一种表达来代替另一种表达。哲学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语言的误解。既然语言的意义在于用法,那么当语言休息时,即在不使用时,哲学问题就产生了。如果我们尊重语法的用法,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使用语言,就不会出现问题。哲学不可以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

斯宾诺莎（1632—1677），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并称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理性主义者。本书分为两卷和两个附录，第一卷为“论上帝”，第二卷为“论人和属于人的东西”，附录一为“论实体、自然、上帝”，附录二为“论人的心灵”。本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基本上勾勒出了斯宾诺莎早期哲学体系的轮廓，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泛神论思想，因而对于我们研究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亦译《世尊歌》、《神之歌》、《黑天歌》。指古代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第6篇《毗湿摩》。共18章,七百颂。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经典。记载了大神毗湿奴的化身黑天(Krsna)和战士阿周那(Arjuna)之间的对话,黑天以哲理说服阿周那把俱卢族和班度族争夺王位的战争进行到底。它是综合性的哲学诗,贯穿了数论、瑜伽和吠檀多三派的哲学思想和伦理观念,宣扬了业(行动)、智(认识)、信(信仰)的统一。认为“法”既是国家、社会和整个世界的秩序,也是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遵法、执法是社会成员的天职和责任,人只有认识了这种道理,在完成自己的职责中才能使个体灵魂“我”与宇宙灵魂“梵”相结合,从而使灵魂得到拯救。并认为虔诚信仰和崇拜大神毗湿奴和他的化身黑天,人才能从世俗的生活中得以解脱。后吠檀多派哲学家曾有多种注释,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欧亚各国。对印度近代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也有一定影响。

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著。全书共4卷39章,主要叙述了苏格拉底关于宗教神明与道德理想的理论与实践。他用大量事实否定了强加于苏格拉底的不信国神、败坏青年的诬陷之词,赞颂其崇高品德。苏格拉底崇奉神灵、信仰神造世界、人类、人的感觉、理性和语言;他常在各种场合献祭、劝诫人们困难时求神赐教;他虔信神的征候、异兆并进行占卜,但回避对神做虚妄的推论。他重视对青年进行知识、道德教育,主张节制欲望、衣着朴实、不追求美味佳肴,以清茶淡饭为主;他反对自我夸耀,主张不计报酬;提倡努力学习,使青年人受到良好教育。他认为知识就是智慧、幸福不在于财富,而在于知识和对人类的贡献;他教育子女对父母不能忘恩负义,兄弟间应该和睦相处、同舟共济;他强调友谊的价值,断言朋友比财富更有价值、更持久,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谅解。此外,他在书中还对正义、勇敢、明智、自制、幸福、智慧、善与美、虔诚、疯狂、忌妒、懒惰和指挥等范畴进行了研究,并下了定义。

瑞士荣格著。英国伦敦罗特列杰与基根·保罗公司1933年出版英文版。由1930年前后发表的11篇论文合编而成。是荣格脱离精神分析学会,独创心理分析学派后的著作。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继承性的批判和更新性的发展,对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都赋予了新的理解和新的含义,从梦的解析出发,精辟论述了分析心理学的各个问题。涉及从集体潜意识到宗教、文艺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该书由梦的解析出发，内容涉及荣格关于心理治疗、类型心理学等分析心理学各个方面的观点，提出“集体潜意识”的概念，阐述分析心理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分歧所在，关注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对心理学与文学、宗教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书是桑代克三卷本的《教育心理学》的精编版，共3卷27章，分别阐述了人类本性、学习心理、个体差异及其成因。作者系统地阐述了人的本性——“人当生命之初，即当父精与母卵结合为人时，就已经具备了无数确定将来行为的原始倾向”，亦即“情境”与“反应”的“联结”；系统论述了学习定律的普适性，解释了练习成绩的变化及其原因，指出了心理疲劳的原因和心理卫生的措施；深入讨论了遗传、成熟、环境和教育对个体差异的影响。 本书是桑代克的重要代表作，在教育心理学发展史上影响很大，对相关学科如教育学、社会学等的专业人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奥地利阿德勒著。美国格伦贝格出版公司1927年出版。由个体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和性格科学两部分组成。运用个体心理学的原理,对人的性格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强调人的社会性以及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性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正确地理解人性,更好地处理日常关系,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发展。其中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追求优越、自卑和补偿等在书中均有论述。

作者是（法）罗曼·罗兰，“哥拉·泼泥翁，勃艮第的老好人，做人随便，肚皮臃肿，年纪不轻，已经五十足岁，但是背还没驼，牙齿还咬得动，眼睛不花，耳朵不聋，头发虽然已经花白，还是紧紧地栽在头皮上，密密丛丛。” 这位生活在十七世纪的勃艮第的细木工，坐在桌前，左边一瓶墨水，右边一瓶美酒，以日记的形式，回顾了自己的半百人生，记录了经历的种种欢乐和忧愁，还有对生活充满智慧的观察。他聪明、幽默、正直、勇敢，热爱自由，在不幸面前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是高卢民族精神的化身。

本书以日本筑摩书房1985年出版的《太宰治全集》为底本， 收入太宰治的《盲人独笑》《蟋蟀》《清贫谭》《东京八景》《风之信》等9部中短篇小说及随笔。 《东京八景》是太宰治的青春诀别辞。《盲人独笑》则通过一个盲乐师的日记，写出了他面对苦难人生的乐观。《蟋蟀》则通过一个艺术家妻子的口吻，申告了太宰治自己对艺术、成功与富有的独特看法。

《魔鬼颂》是布尔加科夫的早期作品，撰写于1923年。泯灭人性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作者极力批判的目标。 幻觉与现实的交错，可能与不可能的彼此碾压，希望与绝望同时并存，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平行世界的错觉。而这一切似乎都在引导读者聚焦一个事实——官僚主义导致的人格分裂。 小说副标题是“一对双胞胎如何毁了一位办事员的故事”，其实小说中的角色都呈现出双面，以魔幻的写作手法揭示出：官僚主义的办公室政治，使奴役人者需要“人格分裂”，受奴役者被迫“人格分裂”。

《狗心》是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创作的中篇小说，创作于1925年。1987年6月在前苏联首次公开发表。 小说反映的是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的社会生活。闻名欧洲的医学教授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和助手博尔缅塔尔博士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将一名死去男子的脑垂体和睾丸植入一条狗的体内，试图发现促成人类肌体年轻化的奥秘。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实验的结果导致了狗的人化。这只成为人的狗尽管具有人的外形和语言能力，但却没有任何道德意识。他无耻下流，为所欲为，搅得教授一家鸡犬不宁，最后竟拔枪威胁其缔造者的生命，万不得己教授和他的助手重又将其变回狗身。 在这部中篇小说中，作家运用巧妙的艺术手法，将现实与幻想、悲剧与喜剧、轻松的幽默与辛辣的讽刺融为一体，同时提出了一系列事关人类自身发展的重大命题，比如进化与革命、认知世界的渴望与科学实验的危险后果、人对自己行为的道德责任等，因此《狗心》被评论家称为布尔加科夫从小品文写作跨入高水平创作的标志性作品。

小说讲述了一个疯狂的天才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光线，不是“死亡之光”，而是“生命之光”，结果阴差阳错，这道光没有赋予目标生物以活力，反而繁殖出了一大批巨大的爬行怪物。故事的最后，就在莫斯科城因怪物来袭危在旦夕之际，一阵寒流突然降临，那些热带生物禁不住酷寒纷纷死去，莫斯科城的危机才得以解除。在科幻小说的框架下，《不祥的蛋》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有着窄小额头的动物学家佩尔西科夫教授筹划的一次实验，到了愚昧无知和急功近利的人手上便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人类的灾难。

霍妮著。美国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37年出版。共15章。全面分析了神经病人格的表现。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神经症本质上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人性、追求、压抑、挫折、内心冲突、焦虑、正常人格、病态人格皆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作者的代表作，全面分析了现代人的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作者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时刻处于各种矛盾与冲突之中，而最主要的冲突就是我们都同时具有“亲近人”、“对抗人”、“逃避人”的冲动。这些冲动若协调不好，就会使我们陷入各种各样的焦虑和神经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