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的古谚说：“连一本书都是有命运的。”一本书的命运有时候比人的命运更奇特呢！
希腊诗人阿尔克曼的集子就是一个例子。那是写在莎草纸手卷上面的，它能够保存到现在，说起来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原来这书老早就被埋葬在地下了，和葬人一样的葬法。
原来古代埃及人有一个风俗，人死后做成木乃伊，这人生前所有的书籍文件都和木乃伊葬在一处。因此，几千年前写下的书籍、信件往往在木乃伊的胸头保存着，一直到如今。
葬人如葬书
古代埃及的坟墓里所保存的古书，要比无论哪家图书馆所保存下来的都更多些！
埃及最大的图书馆就是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在罗马恺撒大帝的军队占领亚历山大城的时候被烧掉了。这几百万卷的莎草纸书中有无数的秘本珍籍，可是都烧掉了。现在留给我们的，只有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些散佚不全的书目。
所有这些在当时使人哭、使人笑的书，到现在只留下一个书名儿，像许多被忘却的死人一样，现在只留下墓碑上所题的姓名。
还有更古怪的事，有些书因为有人要消灭它，却反而保存下来了。这并不是要消灭书，而是要消灭书中的文字。原来，中古时代羊皮纸很贵，因此有人把那些异教的希腊诗集或罗马历史等书的原有的文字刮去了，再写上圣灵的传记之类。在当时，就有些专家专干刮书和损毁旧书这一些勾当。
这些经过刽子手杀害了的书，要是到了我们的时代，没有发明重新显出原文的法子，那就永不会留传了。
墨水写在羊皮纸上面，留着很深的痕迹。不论刮书的人刮得怎样厉害，还是保留着形迹。只消把这些稿本浸在某种化学药品里，面上就会显出蓝的红的影子。可是别太高兴了。在药水中间浸过以后，这些蓝的红的字迹马上就会变成黑色，到最后便模糊得无法阅读了。
尤其是用五倍子酸浸过的书，马上就会变成黑色，再也看不出字来。现在，每家大图书馆里差不多都有几册死过两次的手抄本！
有关某学者的故事。据说，有位学者因为翻译古书翻错了，恐怕受人指摘，特意把那重新显出来的古书涂坏了。
过了不久，又有人发明了另一种非酸性的液体，可以把磨灭的古代文字重新显出，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失。当看得见文字的时候，要赶紧用照相机拍照。
交叉使用两种文字的手抄本
到了最近的发明，已经可以不用药水洗，而用一种特殊的照相镜头拍照了。
假如书有一些仇敌，那么当然，也就有一些朋友。这些爱古书的朋友，专在埃及古代坟墓中、赫库兰尼姆和庞贝的灰堆中以及修道院的库房里，找寻一些上了年代的旧书。
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位爱书的朋友西皮翁·马菲（ScipioMaffei）和他发现维罗纳（Verone）图书馆藏书的经过。
在西皮翁·马菲以前，许多游客的笔记里都写着维罗纳图书馆珍藏着很多珍贵的拉丁文手抄本。后来有两位著名的学者——马比容（Mabilon）和蒙特福松（Montfaucon）想了种种方法搜寻，都没有寻到。
可是西皮翁·马菲却不因此而失望。他原不是一个版本学家，只是一个懂得旧书的人。他努力去找寻。最后却在别人都找过而没找到的那地方——就在维罗纳图书馆——找到了那些秘籍。
原来这些秘籍并不在书橱里面，而在书橱顶上。从前许多人没有想到在书橱顶上去找寻。西皮翁·马菲用梯子爬上去，无意中却发现了许多年乱堆着的满是灰尘的书。
西皮翁·马菲在书橱顶上发现最古老的拉丁文书
他是多么高兴啊！在他前面就是一堆世界上最古老的拉丁文抄本！
关于书的运命，要是再说下去，还有许多事可以说，比方亚历山大图书馆里烧掉的那些书，修士院里失掉的藏书，宗教裁判所下令焚毁的书和战争中毁掉的书。
书的运命，往往随着人的运命、民族的运命、国家的运命而转变。书这东西不但是记录过去的历史，指示各科的知识，书的本身也参加战争与革命。有时一本书可以推翻一个国王。在战争的时候，战胜的和战败的双方都有书参加斗争。而且，一本书是属于哪一党、哪一派，往往一眼就看得出来。
我在研究院图书馆里看见几本法文书，是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出版的。其中有一本篇幅很厚很大，装订插图都非常讲究。原来这是保皇党用的书，所以装帧阔得很。其他几本却都是很渺小，可以藏在口袋里，藏在手心里，这些是革命党用的书。样式小，才能偷运到前线，于叛变时四处分散。所以，书的开本大小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书的生活断不能和人的生活分离。一本书的大小，一定是要和人相配合的。
我记起一个故事了，是讲人和书同时被焚烧的。
这是十六世纪在法国发生的事。一五四六年里昂市的排字工人罢工。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次的排字工人罢工吧！这次罢工维持了两年之久。其中有一个印刷所老板，名叫艾蒂安·多莱（EtienneDolet）的，背叛了他的那些同行老板，帮了工人许多的忙。后来工潮结束了，可是那些老板没有忘记这一回事。五年以后，就有人向巴黎大学神学院提起了诉讼。里昂市的印刷业业主联名控告多莱，罪名是印刷反宗教的书籍。这案子很快就判决了。多莱被判处死刑。他和他所印刷的书一起在巴黎摩贝尔广场被架着的柴火焚烧掉了。
这最后一章写完了。我很抱歉，像“书”那样出色的东西，我却只写了这么一点点。
16—17世纪古斯拉夫的印刷书
译后记
一九三六年初夏，在印度洋船上颇闷，就把伊林的《书的故事》从伊洛·维尼（IloVenly）的法文译本译成汉语，打算带回给小侄女序同，当作一件恩物。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这一本小书在国内已有了两种译本。我这一个译稿，自然更没有出版的必要了。
后来，偶然的机会，看到董纯才先生的译本和我的译本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这才又把张允和先生的另一译本买来比较。原来，董、张两先生都是根据英译本重译的，和我所根据的法译本内容颇有出入。其中最重要的是，英译本不见了那原书最后一章最末几段文字，另外却又在上篇第三章后面加上了一个故事，是嘲笑黑人的愚蠢的。当初我怀疑法文本翻译不忠实，就请张仲实先生用俄文原本核对，才知道法文译本是比较忠实的。英译本却把原作增删了许多地方。
这一些书本来是给孩子读的，我不明白英译本的译者为什么不加声明就添上了一段牛头不对马嘴的故事，故意要替英美的儿童造成一种蔑视有色人种的成见。而且，英译本故意截去原书的尾巴，也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
因此，为求忠实介绍读物起见，我就决定把这个译本重新印刷出版，并且请张仲实先生依照俄文本加以校订，除了删改俄文本中对于中国文字了解的一些错误外，自信和伊林的原作已没有多少出入。
伊林说得不错，每一本书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书的生活断不能和人的生活分离”。从翻译上看来，也是如此。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