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管
從光緒廿四年八月初一日起，翁同龢才算真正歸田。
前一天，七月三十日，日記中僅餘「發京電」三字，其時袁世凱已經奉召抵京；楊崇伊上摺請太后訓政事，已決定實行；此摺一上，朝局必翻。慈禧可以同意德宗復起翁同龢，但黜翁既係由她主持，迨至訓政復又起用翁同龢，變成出爾反爾，斷不可行。但京華夢斷，翁斌孫大概只告訴了他最簡單的結果，原因是不能見諸電報的。
八月初二開始作歸計，日記云：
與筱姪談家事，又假姪二百金作歸資。
於此可證，江西之行非為省嫂視姪，一舒遊觀，倘原意如此，來去川資當早籌畫妥當，不必臨時開口。
至初八日，翁同龢「恭讀電傳諭旨」，始知太后復出訓政。日記中記感想云：
臣在江湖，心依魏闕，益戰慄罔知所措也。是日秋分，微陰仍熱，終日憤憤，未辦一事。得斌七月廿二日函，平安、言近事頗奇突。
「戰慄罔知所措」之上，加一「益」字，最足以道出心境。如無復起之議，則既已放歸田里，寵辱不驚，無須「戰慄」；著一「益」字是深恐因此又遭咎戾。初九日又記：
晨雨，數月以來，夜夢種種，亦不復信矣。昨夢人持示一詩：首句「寂寂仁義圃，坦坦道德途」，真至言哉！
由此可知，翁同龢出京之前，便有終將還朝的自信。此自非憑空而來，依當時的情況及德宗對翁同龢的感情而言，四月二十七日的嚴旨以後，必使廖壽恆或張蔭桓傳諭翁同龢，暫且歸田，俟太后消怒後，即當復召。至此大澈大悟，熱中之念全消，但亦不至「戰慄罔知所措」，雖仁義寂寂，但道德不虧，自是君子之坦途。所難堪者是對家人，尤其是想到翁同書夫人。
翁同書夫人，翁同龢稱之為「三嫂」，而實為長嫂。她的一生，在感情上的起伏極大，翁同書在安徽帶兵打仗，身處危城，日夕驚心；其後被逮入京，將罹大辟，其心境可想。後來幸而被赦，至陝西花馬池剿匪，戎馬倉皇，日子並不舒服。翁同書歿後，翁曾桂外放為監司，板輿迎養，稍享晚福，但她亦深知「朝裏無人莫做官」的道理，因此，翁同龢的升沉在她是非常關心的。這一點可以從翁同龢的日記中，反映出來。
七月廿七日：至門則導從繽紛，入室則一家喜氣。嫂氏……一見握手，喜出涕，二十年春眷之懷，於此稍釋。
八月初九日：午後入見嫂氏，今日下床坐椅，精神語言，大勝於前，惟老人為余揮淚，余未敢言歸，而寸腸鬱結。
為之揮淚，則已知復起之說成空，翁同龢「未敢言歸」，更可見其有所為而來。
八月十四日：默坐未能入辭，輾轉百端，此值莫可喻也。
八月十五日：五更起檢行囊、徘徊不入。
辭嫂之難如此，因意料中凄苦話別，翁同龢自己亦不堪承受。
九月十七日：得熙孫（翁曾源次子，翁斌孫之弟）信，云江西初二函，言老人病未愈，未詳其狀，因發電交茂為，由福山電局去。
九月十九日：午正突接江西回電，嫂氏於昨日午刻棄養矣。驚痛之餘，中懷茫昧，急告諸宅。數日心驚肉顫，今晨起占易，得屯之上六，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知此事在旦夕，亦感神明昭鑒之捷矣。痛思文勤公客死塞上，吾嫂氏辛苦數十年，猶幸賢子孫侍養無違，稍享老福，吾今年尚得一見。自歸後即慮此疾難起，不料竟未及期頤也。……此行真大錯矣！
翁同龢如在常熟等候信息，則復起時，例由軍機以「廷寄」囑江蘇巡撫轉知，不過稍稍耽擱，無礙大局，而事之不成，翁曾桂可以婉轉陳明堂上，甚至於飾詞敷衍，不以真相明告，翁同書夫人所受的刺激不深。及至溽暑有南昌之行，滿城文武以迎接現任大員之禮相待，翁同書夫人喜極而涕，老年人驟有此感情上的大波動，本已於病體不宜，不意升之於九霄，擲之於九淵，翁同龢雖可以「寂寂仁義圃，坦坦道德途」自解，而在翁同書夫人則真是不折不扣的邯鄲一夢。翁同龢歸後即慮其「此疾難起」，亦是想到將近期頤之年，不能經此榮枯頓異的刺激。這一來翁曾桂必須因丁憂而開缺，半年之間，叔姪雙雙鎩羽，此行真個大錯。
經此巨創，翁同龢開始安排林下生涯，在城內塔前，賃了一所平房，作「安宅記」短篇云：
戊戌八月歸自江西，久賃屋於塔前為栖泊之所。國事方殷，憂懷為擣，遑敢作身家計，然親戚往來，見聞雜遝，不可弗記也，故書此冊，庶幾焚香告天之意。是月廿五日，松禪老人記。
「松禪」之名，首見於此。但既賃屋鬧市，又置此冊，以記見聞，其未忘懷國事，意亦可知。其時姨太太陸氏業已南歸，書籍字畫，悉數運來；翁同龢常親瑣屑，藉為排遣，且子姪親友眾多，日子過得還不寂寞。
到了十月廿一日，忽然又來一個極沉重的打擊，是日上諭：
翁同龢授讀以來，輔導無方，從未以經史大義，剴切敷陳，但以怡情適性之書畫古玩等物，不時陳說。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自甲午年中日之役，主戰主和，甚至議及遷避，信口侈陳，任意慫恿，辦理諸務，種種乖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陳變法，密保康有為，謂其才勝伊十倍，意在舉國以聽。朕以時局艱難，亟圖自強，於變法一事，不憚屈己以從，乃康有為乘變法之際，陰行其悖逆之謀，是翁同龢濫保匪人，已屬罪無可逭。其餘陳奏重大事件，朕間有駁詰，翁同龢輒怫然不悅，恫喝要挾，無所不至，詞色甚為狂悖。其跋扈情形，事後追維，深堪痛恨，前令其開缺回籍，實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為大臣居心險詐者戒。
同時另有一道上諭，嚴譴吳大澂：開缺巡撫吳大澂居心狡詐，言大而誇，遇事粉飾，聲名惡劣，茲即革職永不敘用。
甲午之役，湖南巡撫吳大澂請纓，帶領湘軍宿將出關，王湘綺曾作「小遊仙詩」四首相譏。其人之「言大而誇，遇事粉飾」，八字罪名，字字皆實。兵敗後，竟無任何嚴重處分，外間多謂翁同龢包庇，翁於此節，亦未否認；此時牽累及之，可知翁之獲罪，與追論甲午責任有關。
「緣督廬日記」十月廿一日全錄上諭，後誌感慨云：
臣蘇人也，讀竟不能不為短氣。愙齋咎由自取，嚴譴已遲；至瓶師醴酒之嫌，不意決裂至此，不如壽州之生，亦不若高陽之死也。連日讀「海虞妖亂志」，適聞此變，奇哉，奇哉。
「愙齋」為吳大澂的別署；「瓶師」指翁同龢，翁別號「瓶居士」；壽州謂孫家鼐，此際正得意之時；「高陽」謂李鴻藻，歿於上年夏天，恤典甚優。此三人者，皆為帝師，而翁同龢的境遇獨慘，而獲咎之故，如葉昌熾所謂「醴酒之嫌」，不過在慈禧面前禮貌稍疏，而決裂如此，實為意想不到。「海虞妖亂志」一書，如「過墟志」、「三荒十衍錄」等，皆為明朝末年特有的一種小說，記世家大族的秘辛異聞，生活瑣屑，事奇人奇，始末畢具，在當朝即有奇書之目。「海虞妖亂志」記常熟錢氏族中祖孫父子，生前身後、悖逆倫常、爭權奪利，乃至子孫烝庶母、庶祖母的醜聞。葉昌熾竟以此比擬翁同龢以帝師之尊而受「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的處分，可以想見當時士林為翁不平的心情。
沈鵬事件
翁同龢自奉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即失去紳士干預地方事務的地位。但山中歲月，並不安閒，至二十五年十一月，微有沈鵬劾三凶一案，牽連及於翁同龢，大起風波。翁同龢刪改日記，即在此時。
沈鵬字北山，其人其事，見於燕谷老人所著「續孽海花」，燕谷老人名張鴻，是翁同龢的姪孫婿。茲先分段引錄孫雄所撰沈鵬墓表，並作解說如下：
沈君北山，與翁公同里閈，肄業國子監南學，為公所賞，旋拔中癸巳順天鄉試舉人，出公門下，甲午聯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夙慕楊忠愍、史忠正之為人，平居目擊時艱，常鬱鬱思有所建白。
觀此可知沈鵬與翁同龢關係甚深，光緒二十年四月二十九日翁記：
知派閱朝考卷……邑子孫同康一等第二，沈鵬一等五十九。
又五月初十日：
是日見圈原，吾鄉孫同康、沈鵬皆庶常。
按：光緒十九年癸巳順天鄉試，翁同龢奉派為正考官，沈鵬此科中舉，則必拜座師，翁同龢亦必有記。二十年殿試，翁同龢奉派為讀卷官，張謇是科中狀元，即出於翁同龢的成就。殿試卷糊名而不易書，沈鵬筆跡，自必熟識，取中二甲第一百三十名，當然更須拜門，亦必有記，而皆已刪去。特記朝考等第，因為是由徐桐歸總，定一等六十，而沈鵬為一等五十九，因而得入詞林。故翁同龢記沈鵬朝考及入庶常，是為了表明並未格外提拔沈鵬。
但日記中記與沈鵬的往來關係，亦有刪而未盡者，如設宴賀門生，以及會試後為同邑舉人接場，皆有「沈頌棠」之名，此人即沈鵬，頌棠或作誦唐。
沈鵬事件為王照事件的翻版。緣督廬日記，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徐相師傅接見。自承乏史館，久不與旅見之列，午後赴署，同班八人……坐甫定，沈誦唐持摺匣闖然而入，口稱銷假，求遞封奏。先是，兩年前誦唐曾上書言宮闈事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雖赴西市無憾。」師告以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力拒未許。自此戒閽人無為沈編修通謁。今日之舉，大約猶是前篇文字，且已緘口；師勃然變色，告以非啟視無違悖字樣，不能代遞。齟齬久之，誦唐云：「中堂欲視，何妨啟視。」師告以既係密摺，廣座不能宣露。離座斥之，聲色俱厲。余知其有心疾也，風館人勸之退，師怒氣猶未息，且語侵瓶笙師，云其指使此事。不得不告玉舟，萬一決裂，林下鉅公，將有不測之禍也。
「徐相師」指徐桐，久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瓶笙」為翁同龢別署；所謂「林下鉅公」亦指翁同龢。「玉舟」當是翁斌孫。觀徐桐之語及葉昌熾所記，可知事態之嚴重。至於說沈鵬有「心疾」，確為事實，此由婚姻不如意而起。「續孽海花」第二十八卷「沈北山聯登高甲第，米筱亭悔結錯姻緣」，米筱亭指費念慈，字屺懷，常州人，光緒十五年翰林，其父名學曾，官到直隸清河道，但費念慈卻有一個很闊的老丈人，江蘇嘉定人徐郙，字頌閣，同治元年狀元，官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費念慈的太太，對她的「狀元小姐」的身分，看得很了不起。曾孟樸的「孽海花」第十四回，於費念慈夫婦，有極其生動的描寫。
沈鵬的妻子，便是「狀元小姐」的小姐。沈鵬為費念慈所相中，託曾孟樸的父親曾君表作媒，曾孟樸認為這個媒「萬做不得」，結果不幸而言中。
原來費念慈入翰林時，正是翁同龢最紅的那幾年，所以光緒十七年辛卯鄉試，得以編修放為浙江副主考，風評不佳，謠傳他出賣關節，御史聞風言事，雖因缺乏實據，安然過關，但在翰林院絕少派到差使，只以鑑賞金石書畫，打發日子。
這三、四年閒下來，費念慈本人固然著急，他太太更是功名心熱，只催丈夫想法子。那時徐桐已是翰林院的掌院學士了，一見面談性理，談因果報應，談到文字，經常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是：「八股文五百年不廢，自有它的道理，只不過我們識不透而已。」有真才實學的，聽了這種論調無不皺眉，但半通不通、善於揣摩、工於逢迎、為通人所輕親的一班翰林，卻大行其道。京中嘲笑有名無實，有幾句口號，「光祿寺的茶湯，翰林院的文章」，都是沒味道的東西，笑話竟好像成了事實。
在徐桐眼中，玩物喪志的費念慈，一籌莫展；老丈人徐郙雖可以幫他的忙，卻不能去求，因為他的太太原就是要在娘家人面前爭氣，所以任何路子可走，就是不能走岳家的路子。想來想去，還是老師翁同龢比較有希望，但因有辛卯年在浙江的那段前科，自己開不得口，需要有個人替他說話。
於是靈機一動，想到沈鵬常常為翁師傅誇獎，說他品學兼優；如果能有這樣一個女婿，在翁同龢面前替他進言，一定會發生作用。
女兒的終身，費念慈不敢擅專作主，跟他太太商量，問起沈鵬的情形，家境清寒，倒還在其次；其貌不揚，最是難處，費小姐豐容盛鬋，天生福相，沈鵬卻生得瘦弱矮小，站在一起，實在不大相稱。因此費太太只一聲冷笑，有季常之癖的費念慈，就不敢再說下去了。
不過狀元的小姐，到底深知翰林的可貴，她也知道，有翁師傅的照應，散館以後，留館升任編修，是靠得住。一般翰林，年紀都是三、四十，早有妻兒；除非作填房，未婚的翰林，極其罕見，因而「玉堂歸娶」，成為韻事。費太太心想，要找個現成的翰林女婿，也不容易；辦喜事那天，新貴人金頂掛珠，也是很有面子的事。
原來編修跟縣官一樣，都是七品官，頂戴相同，不同的是翰林特許掛朝珠；同樣戴的金頂子，配上朝珠，一望而知是清班，頓時會令人肅然起敬。
就因為費太太回心轉意了，費念慈才來託曾君表作媒。當時去看沈鵬，道明來意。沈鵬卻有自知之明，自分清寒，不敢高攀閥閱之家。曾君表想到曾孟樸的話，也就不敢太熱心，照沈鵬的話，據實回覆了費家。
這時的費太太，已下決心一定要這個翰林女婿了。「續孽海花」描寫當時的情形，頗為生動：
「姓沈的不肯答應，我想他沒有別的意思，他自問娶不起，所以說的倒是老實話。你既愛他的人，那些當時的排場，也不必計較的了。你何妨寫封信給龔弓夫，託他詳細說明，一切都從簡省就是了。他家自然不能迎娶，只好到我們家來入贅，一應都由我們來開支，不過委屈些女兒罷了。好在進門就能掛朝珠、穿補褂，總算勝過了我。」
筱亭說道：「太太又來發牢騷了！現在可不是翰林太太麼？」
夫人冷笑道：「你真不害臊！兒女這麼大了，你還是個七品官兒，虧你說得出！」
筱亭恐怕她又要生氣了，連忙立起來道：「我就去寫龔弓夫的信，把你的意思都寫上，託他向沈北山說明。北山是龔師傅栽培出來的，弓夫去說，十有九成。」
夫人道：「我們是女家，不好過於委屈的，你的信怎麼寫？」
筱亭呆了一呆道：「既要託弓夫，只好直說。」
夫人道：「你這個大傻子，你給弓夫信，你只當沒有接著公坊的信，算是託他們做媒，不較為占點兒地步麼？」
筱亭笑道：「你的見識是比我高，人家說我怕你，棋高一著，縛手縛腳，真教我怎麼不怕呢？」
按：上引原文，人物皆為化名，龔弓夫即翁弢夫；筱亭即費念慈；公坊即曾君表。
翁弢夫亦知道這個媒不易做，為沈鵬分析利害得失，入贅以後，一切費用都不必愁，但岳家不易應付，請沈鵬自己斟酌。
沈鵬的兄嫂家境清寒，贊成結這樣一門有錢的親戚，其餘親族亦大多贊成。只有沈鵬的朋友，認為齊大非偶，勸他慎重。沈鵬在莫衷一是的茫然心情中，終於糊裏糊塗地答應下來。到得散館，沈鵬果然授職編修，方始行聘。
那知岳家不易應付，翁弢夫還未將費小姐計算在內。這位小姐跟她母親一樣，也是極要面子的，一見男家送來的聘禮，十分寒薄，不由得感到委屈，費太太便只好拿「翰林」的頭銜來勸慰，說譬如沒有出閣，在家住幾年，終有熬出頭的日子。這一下，費小姐就將全部希望寄託在沈鵬這個人上頭了。
費念慈原籍常州，但從他祖父定居蘇州，已歷三世，所以也算蘇州的世家。但這一回辦喜事，因為招贅不是件有面子的事，所以沒有請多少客。喜期那天，沈鵬預先泊舟蘇州閶門外的太子碼頭，吉時是在午前，費家備了全副儀仗，四人大轎，連同沈鵬自己的「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這兩副高腳銜牌，一起迎到費家，抬入大廳院子裏，簷前下了「花轎」，原來笑語紛紛，在等著看新郎倌的賀客，一時都不作聲了。費太太一看，新郎倌又瘦又小，形容萎瑣，雖也跟他的老丈人費念慈一樣是朝珠補褂，頭戴金冠，但看上去怎麼也不像金馬玉堂中的人物，於是板著臉坐下來受禮；通常岳母受禮，總是滿臉含笑，連聲的「姑爺，不敢當」，還要站起來避開，要等親戚女眷，強按著坐下，在一片嘻笑聲中，完成大禮。所以這天看見費太太那副神態，賀客們料知必有風波，有的就連喜酒都不喝，悄悄地溜掉了。
新娘在禮堂上，紅巾蓋頭，只看到新郎下半身，只發現身材不高，及至進入洞房，挑開蓋頭，一見新郎那副猥瑣寒酸，似未成年童子般的儀容，不由得心中一酸，幾乎落淚。勉強將坐帳撒帳的禮節行完，男女客人都覺無趣，喜宴草草終場。新郎被引入書房，暫且休息，不道後堂有又哭又罵的聲音，一班傭人僕婦，交頭接耳，竊竊私議，沈鵬內心自亦難免不安，但還猜不到岳父岳母是為他起了勃谿。
原來費小姐是在她母親臥室中，放聲大哭。費太太氣惱痛心之下，將費念慈喚了進去，大吵大罵，費念慈除了嘆氣之外，別無他語。這樣鬧了一下午，到晚上專有一席請新姑爺，應該是岳父親自作主人，費念慈心情灰惡，只命兒子及帳房陪席。這時沈鵬已看出情形不妙了；等到進入新房，夫妻喝交杯盞時，卻不見新娘子，僕婦託辭費小姐「身子不舒服」，說是「請姑爺先用」。沈鵬惱怒非凡，但生性懦弱，發作不出來，交代收拾這一桌原封不動的合巹酒，一直等到深夜，未見芳蹤，一個人卸了長袍和衣而臥。直到天亮，才看兒丫頭送費小姐入洞房，新郎倌一開口，新娘子就哭，這一下倒讓沈鵬的「乾綱」振了起來，面對面跟費小姐開始談判。
這場談判的結果，「續孽海花」寫得亦頗為傳神：
「我們的婚姻，我自分寒素，本來不配的，尊大人第一次託曹公坊（曾君表）來做媒，我就辭謝了。不料第二次又託龔弓夫（翁弢夫）來，說了許多遷就的話，我一時感激知己，才答應了。不料昨天婚禮以後，惹得府上生了許多煩惱，小姐大約很不願意；現在只有請尊大人想個法子，我是無有不答應的。好在如今只是徒具形式，請小姐去和尊大人商量一個妥善辦法；倘然小姐不去說，只好由我當面去談了。」
新娘聽了，越發哽咽不絕。那隨來的一個丫頭，就奔到太太房中，把姑爺的話，統統的告訴了老爺太太。那太太厲聲道：「他第一天來就擺架子麼？」
筱亭道：「太太，你不要發火，他的話很有理，也很厲害。昨兒回房夜飯不去吃，也不回房，等到今天才回去，也不能怪他生氣。女兒你要開導開導她，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他究竟也是一個翰林。女兒的話，那裏行得去呢？難道我們這種人家，可以隨隨便便的麼？萬一他使氣走了，不用說媒人來說話，終究是女兒吃虧，你也要勸勸女兒，誰家的小姐，是要富貴雙全才嫁的呢？」
那太太道：「都是你這個好老子給他挑的！」
筱亭道：「畢竟也沒有缺一個眼，短一個鼻子，不過清瘦些，少點英發的氣象罷了。」
接下來，「續孽海花」描寫費念慈向新女婿致歉，費小姐亦「早早的回了房，一同睡了。洞房春暖，錦被香濃，是否花開並蒂，帳結同心」，卻不得而知。
剛過滿月，費太太便催沈鵬進京銷假，沈鵬不免戀戀，跟新婚妻子談起，所得到的答覆是：「我們的夫妻有甚麼戀戀，我纔不戀戀呢！」
此為沈鵬得心疾的基本原因。舊時婚姻，若非門當戶對，但因特殊原因而入贅以外，贅婿每遭岳家輕視，惟有妻子的慰藉勸勉，否則即為人生至苦之境。左宗棠亦為贅婿，常受岳家的氣，幸虧周夫人多方調護，始能有成，與沈鵬的境況，恰成強烈的對比。
「續孽海花」中說，沈鵬到京後，由費念慈的同年，荐了一個館是：
步軍統領右翼總兵年映家裏。這人也算二三等的闊人，他有兩個兒子，要學作八股文、試帖詩，請北山去教。那北山也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他去了一兩個月，那年映因他是個翰林，還看得起他，有時到書房中和北山談談天，講到宮廷裏面，今天說是光緒如何病重，如何頑太監，明天又說皇上是天閹的，將永遠不會生育，後天又說如何吃春藥，如何看春宮冊子，不管說的話自相矛盾，任意的說著。有時又說光緒的惡德，一半是龔師傅不善教導，一半是莊小燕貢獻春冊春藥，現在是成了不起的症候。他們一派人和內務府的人，都要迎合太后的意思，廢掉光緒。當時北京的社會，就算這一派的議論，最為漂亮。那年映家中往來的，都是這種人，所說的都是這種話。
按：這段敘述，極具史料價值，於翁同龢的罷黜及以後的編管，指出了根本原因。「年映」即英年，清史稿卷四六五，與徐桐父子、剛毅、趙舒翹、啟秀、裕祿、毓賢等合傳，皆為義和團之亂的罪魁禍首。英年一傳特簡，不足兩百字，僅謂「載勛等出示，招致義民攻使館，英年弗能阻」，似乎力不從心，本意並不偏向拳匪，「褫職論斬」有些冤枉。觀「續孽海花」的描寫，參以其他史料，方知英年早為「載漪、剛毅集團」的中堅分子。
清史傳本傳記英年出身云：「姓何氏，隸內務，為漢軍正白旗人。」則其人為上三旗包衣。乾隆以後，包衣每稱為漢軍；此人以貢生考取筆帖式，會看風水，因而起家，右步軍統領屬下右翼總兵，轉左翼，是載漪的黨羽。翁同龢罷黜後，載漪集團廢立的陰謀，日趨積極，造作種種德宗有病的謠言。沈鵬聽不入耳，曾數與居停爭執，不歡而散，旋即出京回蘇州。
費念慈當初以沈鵬為贅婿，原是有作用的，及至翁同龢放歸田里，沈鵬就再也不能發生任何作用，因而在岳家的境遇，益發不堪，走常熟謁師，翁同龢是年九月廿六日記：
晨沈頌棠來，伊八月廿四出京，在蘇州費氏婿鄉，忽又不樂，欲余薦館，又欲從余居。此人誠朴有志節，不兒迂而少通。
廿八日又記：
晨沈頌棠從梅里歸，又來談，勸其姑還婿鄉，然勢不可久居矣。
隔了兩天，費念慈謁師長談，自然亦是為了沈鵬。翁同龢十月初六日記：
寫俞君實信，為沈頌棠。頌棠來信，謂婿鄉不可住，在上海即赴鄂也。
俞君實名鍾潁，與翁家有親，自光緒初年即一直受翁同龢的提攜，二十二年以總理衙門章京，外放為湖北荊宜施道。他曾任翁家西席，兼任接待賓客之資，跟沈鵬也很熟，應該會很好地照應他。但相處未幾，復又辭館而歸，其時為廿五年三月。
在蘇州住到夏天，復又不能安於婿鄉了，翁同龢七月廿九日記：
沈頌棠來，仍有疑疾，余廣其意，仍以入都為是。
所謂「廣其意」者，沈鵬頗思振作，翁同龢加以勉勵，並認為仍以回京銷假，在翰林院供職，方為正辦。這一次銷假入都，遂有葉昌熾所記，九月廿一日之事。緣督廬日記先記其兩年以前事云：
先是，兩年前誦唐曾上書言宮闈事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雖赴西市無憾。」師（指徐桐）告以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力拒未許。自此戒閽人無為沈編修通謁。
在徐桐看，沈鵬既有心疾，又有「前科」，翁同龢在鄉理當提高警惕，嚴加管束；則任令其來京銷假，首請代遞封奏，而處置老到，謂「中堂欲視，何妨啟視」，將以洩露內容之責，歸之於徐桐，此又不似閱歷不深而又有心疾者之所為，因而徐桐疑心為翁同龢所教唆。
事實上，翁家為此事非常緊張。而教唆者，則翁家的女婿，亦即「續孽海花」的作者張鴻倒難脫嫌疑。張鴻在他的書中分析沈鵬致心疾之由，最重要的一點，是疑心費小姐在蘇州另有所歡：
他本來研究詩詞，滿腔情緒，滿擬在閨房唱酬用的，不料那位米小姐毫無一點熱愛深憐的表示，別來數月，音信不通……他天天獨住在會館中，幾個同鄉老友如莊仲玉等，時時勸導他，也不能消滅他的精神變態。
莊仲玉即是張鴻，在他的書中，為他自己所起的化名。以下引錄沈鵬劾「三凶」的奏稿；「三凶」謂榮祿、剛毅、李蓮英，歷數罪狀，但除了表示對李蓮英「除惡務盡，不俟終朝」以外，於榮祿僅謂「亟收兵權」，於剛毅亦不過請懲其苛暴，並未要求作任何嚴峻的措施。
張鴻看完此奏，曾與沈鵬談翁同龢的功過，張鴻的看法是頗為中肯的，他說：
去年黨禍（指戊戌政變），我看稍有良心的士大夫，都有點灰心的人。你這個摺子上了，有甚麼用處？況且也未必能上去。你說到皇上現在可憐，但是你的老夫子教了他一二十年書，也沒有替他布置點基礎，去年不趕掉他，確是可保不致於鬧事；但是母子爭權，早晚總要決裂的，那時候他老人家或許受禍較深些，也未可知。
謂翁同龢在此一二十年中，並未為德宗「布置點基礎」，也就是說沒有組成一個真正的「保皇黨」，確為實情。但翁同龢並非沒有組織過，汪鳴鑾、文廷式、張謇，在翁同龢看，都是棟樑之材，可惜培養不得法；而一旦見忌，又不能力任保護，任令人排而去之。張謇是最聰明的，早看出翁同龢不可恃，因而自作打算，在所謂「翁門六子」中是結局最好的。
不過張鴻之所謂「沒有替他布置點基礎」，不免有牢騷在內，因為他雖是翁同龢姪孫女婿，卻並沒有受到甚麼提拔；也就是不注意「布置」的一個證明。張鴻接下來又說翁同龢，「至多不過如王漁洋、翁覃溪一流，文采風流，照耀一時罷了，決沒有大政治家的手段」，卻是一針見血的批評。
以下又談到沈鵬此摺一上，累及翁同龢的問題。「續孽海花」中寫道：
仲玉道：「據我揣想，那掌院的余老道，正想做大阿哥的師傅，那裏肯替你代奏？你的禍福他不管，他倘然代奏了，比你的罪更厲害，這老肯傻幹麼？他不代奏，就不會牽出你的老夫子來了。」
「余老道」謂徐桐，因為他篤信「太上感應篇」，故有此外號。徐桐不肯代奏，就不會牽累翁同龢，這是第一次的情形；第二次就不同了，此為張鴻所見不到，還是別有緣故，已無法查考，但張鴻寫沈鵬上奏是第二次的紀實，在戊戌政變前，沈鵬已有一次，張鴻不能不知，既知而未加阻止，且復慫恿之，很難解釋其心態。張鴻為沈鵬的打算如此：
仲玉道：「我們總角之交，無庸客氣，你將來飛黃騰達，我是不來保你的，一來你沒有趨蹌奔走的才幹，二來你從小讀了許多書，不願做那卑鄙龌齪的事，所以你的官運，將來也不過如此。況且朝局如此，不久必有大亂，恐怕也沒有時候讓你等著飛黃騰達。你倘然由此得一大名而去，替你想也很上算的。」
北山呵呵笑道：「畢竟是知己！我本來沒有富貴的希望，加以處境如此惡劣，還是幹這個的好。這稿子請你改削一下，幾天內我就要去幹。」
三千餘言的原稿，經張鴻刪改成一千多字。上摺的情形，除緣督廬日記以外，翁同龢日記中，亦曾提及，但皆無細節。故「續孽海花」中的記載，可補拙稿之不足。據翁氏族人告訴張鴻，沈鵬自在翰林院見拒於徐桐以後，次日又至徐桐家求見，「聲明禍福由他一人身受」，而徐桐仍舊拒而不見，但對翁同龢的影響，至為惡劣。
其時翁弢夫因丁祖母之憂，已回常熟，翁家在京諸事，由翁同龢的一個遠房姪孫翁燿孫，亦即是「續孽海花」中的龔樵孫照料。沈鵬的封奏，雖未上達，但京中已傳遍了這一新聞。翁燿孫便派人將沈鵬送回蘇州。到了十一月初，沈鵬復又北上，這回鬧的風波很大。翁同龢日記：
十一月初四日：聞沈頌棠抵上海，此次入京又欲上封事，狂疾深矣！
十一月初九日：沈鵬前日到山投刺，聞住三峰，所欲遞之摺，竟刊入申報，可怪、可憎。
十一月十一日：沈頌棠由三峰來，辭以疾。
沈鵬謁翁同龢既未獲接見，遂又入京，乃有訐告徐桐之事。翁同龢日記：
十一月廿五日：連日為沈鵬在京欲訐大臣，同是公議，遂令出京，而炯孫阻之尤力，旋天津報登其疏稿，而論者遂疑余主使。沈鵬既歸，見之又作辨誣一篇，欲刊之於報，於是同鄉諸君益憤，斌孫面斥其具疏之謬，並痛駁其置辯之非，乃始罷議。噫，沈鵬一癡獃子耳，其人不足惜，而欲累及師門，亦奇矣哉。
意在言外，謂有人鼓動，其人即為張鴻。翁家後與張鴻幾絕往來。而張鴻在「續孽海花」中對申報及天津國聞報登載沈鵬疏稿，皆略而未寫，獨詳者為沈鵬大鬧翰林院，翁燿孫手指幾被咬斷一節：
仲玉一看，果然是北山和樵孫二人在地下拖滾。仲玉就上前扶起北山，那趕車的也扶起樵孫，兩個人頸面脹紅，相視不出一聲。
仲玉道：「二位在此地都不雅觀，姑且到我家裏去再說。」
樵孫道：「好，好！」他就跳上了車。北山的車不知那裏去了，仲玉就扶他坐在自己車廂裏，自己跨了車沿，一同回到半截胡同寓中。仲玉請他們到書房中坐下，只見樵孫衣袖上血跡淋漓，吃了一驚，問道：「樵孫，你袖子上怎麼了？」
原來翁燿孫趕到翰林院，只見沈鵬穿了官服，在大門外三跪九叩禮畢，捧著摺匣正要進門。翁燿孫上前先奪摺匣，交與車伕，然後勸阻；沈鵬跳著腳大吵大鬧，招來了好些看熱鬧的人。翁燿孫拉他上車時，彼此滑倒。沈鵬恨極，拉住翁燿孫的手，咬住他的小指不放，直待張鴻趕到，才得解圍，但翁燿孫的那隻小指已被咬斷了骨頭，僅有一半皮肉相連。
徵諸翁同龢日記，齧指一事，確為紀實，而且翁燿孫的這番痛楚，對保全翁同龢，頗有關係。後面將會談到。
當時在張鴻寓中，苦勸沈鵬回南，沈鵬表示，只有翁同龢可以阻止他，否則，匹夫不能奪志。於是打電報到常熟，由翁弢夫回電：「諭令墊資，派人婉勸回常。」恰好翁燿孫的姊夫，也是翁同龢的另一個姪孫女婿葉茂如引見後南歸，便由他護送沈鵬同行。路經天津，發生了沈鵬奏摺，披露於國聞報的新聞，此事於翁同龢頗有關係，亦為了解戊戌政變真相的一項重要佐證，據「續孽海花」描寫如下：
葉茂如和北山，在天津車站下來，就住在紫竹林鴻昇旅館。茂如去找了幾個朋友，回來向北山道：「今晚上有個朋友請我吃花酒，你一同去散散心好吧？」北山道：「很好。」
傍晚，那朋友來了，進房看見了北山，就由茂如介紹了，原來直隸候補知府王菀生。菀生知道是沈北山，就特別和北山作揖道：「兄弟新近聽說老兄具摺參劾三凶，真是朝陽鳴鳳，欽佩得很。」
北山道：「書生愚見，算得甚麼？況且沒有上達，承閣下提及，慚愧得很。」
菀生道：「這篇文章本不在乎上達不上達，只要天地間留得正氣，留得公論。老實說，這事沒不能實行的，何妨在報上發表一下，教世上有心人都拜讀一下纔痛快。」
茂如聽了忙道：「這萬萬使不得的，北京同鄉教我伴送他回鄉，就怕他再闖禍。」
菀生聽了，向著北山一笑道：「這事不提……」
當天晚上王菀生在天津侯家浚賽金花處宴客，將沈鵬的疏稿騙到手，交由嚴復在國聞報上，原原本本、一字不易地發表了全文。這當然是惡意的。按：王菀生名修植，浙江定海人，光緒十六年的翰林，與翁同龢素無往還，而為榮祿在北洋時，辦洋務的文案要員，官銜是候補道。戊戌政變時，梁啟超以日本公使林權助的安排，化粧為日本人，在天津登上日本輪船，總署通知北洋，榮祿派王修植帶同日文翻譯官上船查緝，王修植與梁啟超相熟，一見裝作不識，日文翻譯官以日語盤問梁啟超時，梁始終不肯開口，王修植一笑而起，帶回翻譯官，以查緝無著覆電總署。王修植承榮祿之命有意縱放；康有為則在慈禧訓政的前一天，八月初五即已得到消息，一早出京，至塘沽後，自道已登招商局的海晏輪，大餐間已有人，改搭官艙，行李亦已下船，因船須次日清晨四點鐘方開，嫌艙中氣悶，因而又攜行李下船，第二天初六上午十時，搭英商太古公司的重慶輪離津。但上海的報紙記載，上海道蔡鈞奉到緝拿康黨的電報後，盤查所有自津抵滬的輪船，招商局新濟輪的買辦陳述：康有為於初五下午下船，後來有口操粵語者四人上船覓康，低語良久，康有為即攜行李下船，據聞將改搭重慶輪云云。是則康有為亦為政變發作以前，有意縱放；原搭新濟輪，而在是年年底自編的年譜中，故意寫為海晏輪，乃是作偽而避免為人查究真相的手法。戊戌政變，另有真相。頗持正義的嚴復，在國聞報上評論說：
天下至不平而可傷心之事，莫甚於憑一家之私說，而無兩造之訟直。即如康有為一獄，自八月初六日以後，中國之懿旨上諭，始則曰「辮（莠）言亂政」，繼則曰「大逆不道」……欲成其讞，須有四證：一、康之奏文；二、袁之告辭；三、皇帝之諭旨；四、同謀楊、劉、林、譚之供狀……不然則與八月十四日上諭，「謀圍頤和園」五字，前不見來蹤，後不見去影，冥冥九閽，茫茫終古，長留此不明不白一種疑案而已。
王修植一直在北洋辦洋務，同時也替北洋聯絡新黨及報界，類似今天所謂「公關」人員。既為幕僚，自以府主之意旨為意旨，在戊戌政變前後，榮祿為「載漪、剛毅集團」拖下水，不能不縱放康梁，以免所謂「告密」、「謀圍頤和園」的欲加之罪，因康梁到案，公開審訊而拆出。及至裕祿代榮祿督直，此人屬於「載、剛集團」；義和團在袁世凱治下的山東不能立足，湧向直隸，在裕祿的庇護下，迅速蔓延，同時廢立的陰謀正在積極進行，為消除可能產生的阻礙，對於退歸林下的翁同龢，仍有相當的顧忌；及至居然有沈鵬這種「書獃子」出現，更不知翁同龢門下，尚有幾許人步沈鵬的後塵，所以王修植之騙取沈鵬的原奏，交國聞報發表，包藏禍心，是翁同龢又一次極嚴重的危機，且不說翁同龢對廢立如果有不滿的表示，即難免殺身之禍；即令其朝士有反對的言論，亦可能以翁同龢作題目興起大獄。因此沈鵬的行為，為整個常熟京官所厭惡，而沈鵬亦因此而不能免於禍。
二十六年正月廿五日，上諭將沈鵬革職，著地方官嚴行監禁。常熟縣自曾君表家將沈鵬傳到，獄中頗為優待，不與眾囚同處，且派兩僕為之執役，縣令又贈書籍碑帖，鐵窗歲月，不難消磨。月餘以後，移省監禁。至義和團亂起，沈鵬得知兩宮西狩，大受刺激，心疾更甚。獄中有詩兩首，一首是七律，題作「聞西狩有感」：
回首長安感慨多，宸躬消息更如何？半年縲絏思金闕，一夕烟塵渡玉河。算我無能空嘆息，逢人多淚自滂沱。聖朝恩澤知無限，應有遺臣夜枕戈。
另一首五律，比七律要高明些。
四郊多壘日，天子復蒙塵。縲絏微臣罪，封章丞相嗔。圍鈞誰致亂，家難更傷神。愛惜桃花好，從今莫問津。
刪改日記
自沈鵬入獄後，翁家上下都鬆了一口氣，而翁同龢猶恐被禍，刪改日記，即在此時，日記中有關此事的記載如下：
正月初十日（二十六年）：晴，日出烟開，為入春第一好天氣。連日看從前日記，擬自撰年譜也。
正月十四日：擬撰年譜，檢日記頗不耐也。
正月廿二日：編年譜。
正月廿五日：看舊日記，甚悶。
正月廿六日：檢日記甚煩。
正月廿八日：檢日記至甲午年，棖觸多感。
二月初二日：檢日記甚煩。
二月初四日：一日只檢日記一本，甚厭棖觸。
一日只檢日記一本，可知刪改之煩。其記沈鵬事云：
正月十七日：沈鵬來，未見。
正月廿九日：知沈鵬去歲事有電密拿，提省訊究。幸前期已位置於曾孟樸處教書，一傳即至，在署管押。
二月初三日：新聞謂經元善事，牽連余。申報謂大哉孔子，題用地球，翁某實典春闈，皆夢囈，可笑如此。聞沈鵬提省甚好，可根究也。
二月初八日：沈事已結……連日謠言百出，今可息矣。
翁同龢的山中歲月，並不平靜，經歷了沈鵬的風波，且高齡亦已七十有一，應該萬念俱灰了，誰知不然；他還是存著會復起的念頭。
自二十六年五月起，拳匪蔓延，勢成大亂，翁同龢復又開始關心時事，他原來有諧句：「怕看細字新聞報」，此時也不怕了。
五月十六日日記：
昨夢益奇，蓋神馳魏闕也。
凡翁同龢在山中作夢，什九夢見京華，記夢之語，半真半假，假者心懷此念，託之於夢；即令夢真，亦由「日有所思」。庚子年五月十六日之夢，身在江湖，神馳魏闕，倒不是貪戀祿位，冀可重得，而是深信慈禧太后會眷念老成。由此開始，幾乎日日記時事，而且與他的住在上海的姪孫翁寅丞，往來筆墨如織，「得寅信，發寅信」的字樣屢見，無非報告及打聽時事消息。六月初五日記：
得郋亭函，聞廿九消息，午後子戴、君閎自蘇歸，所聞尤異。
五月廿九日的消息為何？依「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共有九條，為翁同龢所關心的是：
一、諭李鴻章、李秉衡、劉坤一、張之洞等，團民仇教，剿撫兩難，各國強占大沽炮台，釁非我開，應各盡職守，以保疆土。
二、張之洞、劉坤一電盛宣懷，即飭上海余聯沅與各國領事，訂約保護租界及長江商教，並電告李鴻章。
三、盛宣懷、李鴻章、劉坤一等，保全東南，權宜應之。
四、張之洞照會漢口英領事，不承認五月廿五以後之諭旨。
按：此即「東南互保」案，而先決條件為不承認五月廿五日所下的「宣戰詔書」。除張之洞以外，粵督李鴻章、直督李秉衡、江督劉坤一，亦有同樣的表示。
此外這天還有兩條消息，自然亦為翁同龢所縈懷：
五，載漪、載勛率義和團擾及宮內，擬弒帝，太后持不可。
六、第一次停止攻擊使館，命榮祿前往議和，並派兵保護。
但對德宗的安危，翁間龢並不如上年除夕，以為已經廢立那樣震慄失措。相反地，慈禧能保護德宗，為翁同龢所樂見，且亦因此相信，慈禧一定會對他的過去諒解，而可能復召。
老驥伏櫪
東南互保一事，創議者趙鳳昌；綰合者盛宣懷；而主持者實為張季直。自五月初拳匪在良鄉車站發難後，英國駐華海軍司令西摩，打算由海入江；如果各國兵艦接續而至，則自宜昌、沙市一直至江寧，都將不保。因而趙鳳昌建議盛杏生，與各國領事訂一「東南各省一律合訂中外互保」之約，即各國兵艦不入長江，而各省督撫負責保護外僑及教士，維持上海秩序，則租界以內歸外人，租界以外歸華官。
盛宣懷表示贊成，即分電東南各省，而最主要的是鄂、江兩督。張之洞很快地覆電同意；劉坤一卻無回電，因為他幕府中認為擅與外人訂約，且違反朝旨，責任太重，所以劉坤一不免踌躇。
其時劉坤一很尊重一班名士，對張季直尤為欣賞。趙鳳昌與張季直的關係很密切，倡此議時亦經先函商張季直；因此說動劉坤一的責任，便由張一肩擔負。「嗇翁自訂年譜」，庚子年五月條記：
愛蒼玉寧，與議保衛東南，陳伯嚴三立，與議迎鍾南下。
至滬與眉孫、愛蒼議，由江鄂公推李相統兵入衛。
與眉孫、愛蒼、蟄仙、伯嚴等議，合劉、張二督保衛東南。余詣劉、陳說後，其幕客有沮者，劉猶豫，復引余問：「兩宮將幸西北，西北與東南孰重？」余曰：「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為其名不足以存也；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為其實不足以存也。」劉蹶然曰：「吾決矣！」告某客曰：「頭是姓劉物。」即定議電鄂約張，張應。
眉孫為何嗣焜，愛蒼為沈瑜慶，蟄仙為湯壽潛，伯嚴為陳三立，此數人皆新派而通達者，為劉坤一所敬禮。
劉張既諾，遂又盛宣懷與趙鳳昌，在上海籌備會議，地點是在新建的會審公廨，會議時有兩名如今時之所謂「共同主席」，領事團則為資格最深的美國總領事古納；華方則由上海道余聯沅居首，盛宣懷以太常寺卿作為在籍紳士代表居次，此外江寧、湖北等省所派的候補道。會議在五月二十五日宣戰詔之後，所以古納首先發言，即謂：「今日各督撫派與各國訂互保之約，倘貴國大皇帝又有上諭，要殺洋人，各位是遵辦，還是不遵？」
這話很難回答，因為遵旨殺洋人，則根本違反互保之約；倘不遵旨，則為獨立形態的地方政府，在未獲對方承認以前，不具外交上的資格。
幸而事先跟余聯沅有約，遇到疑難，不妨先跟盛宣懷商量後再答。於是交換意見後，以「今日訂約，係奏明辦理」作答。「奏明辦理」可在事後，而領事團以為北京業已准許，表示滿意，簽約而散。
東南互保一事，除張季直外，翁同龢及汪鳴鑾等皆未與聞。但翁同龢雖報國有心，看大局日壞，東南當道亦未以林下大老相視，諮詢國事，心也就慢慢冷了。不過對兩宮安危，卻很關心。日記中有九月初三，汪鳴鑾（郋亭）來訪，攜京中來函，述八國聯軍入京後，兩宮及諸臣生死下落情況云：
郋攜陸鳳石、徐花農信稿，皆八月底所發，陸云：西狩時只車六輛、馬數匹，餘皆步行，至貫市始更騾轎，伊逃至保定，崇文山縊於行館，榮相西行，伊到德州。
徐云：慶邸率諸臣請回鑾，批回大略俟和局定，即可回鑾。俄將三海、頤和園、總署退出，而德兵至又占。德晓峰之子為洋人捸去，勒贖。啟蔭之為日本所執，徐相殉於寶相花園，崇文山經於保定，福少農全家，葆孝先全家，壽伯富全家，王廉生夫婦及子婦、宋養初（承庠）、熙積甫（元）、寶和年（豐）、王鐵珊、韓紹飛兩駕部皆殉。徐函尚提及我，託致意也，閱之憤嘆不能已。
陸鳳石為陸潤庠；徐花農名琪，受業於俞曲園，為翁同龢光緒六年典會試取中的門生。崇文山（綺）自縊於保定蓮池書院，謚文節，其妻瓜爾佳氏，即穆宗皇后的生母，於京師將陷時，預掘深坑，率子散秩大臣葆初及諸孫廉定、廉容、廉密、廉宏等，分別男女，入坑生瘞，閤門死難，慘烈無比。
徐琪函中所述死難諸人，「徐相」謂徐桐，其家本在西江米巷，為使館區，故徐桐有「與鬼為鄰」之語。庚子之亂，借住寶鋆的花園，殉節時先令老僕於廳上結雙繯，一以自縊，一以留為徐承煜。
徐桐有好幾個兒子，知名者是第三子徐承煜，號枬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徐桐認為他官至卿贰，亦應殉國，而徐承煜扶父就縊後竟貪生不死。聯軍入城後，與啟秀並為日軍所捕。啟秀母死，乞假歸家治喪；徐承煜亦援其例，請假改葬其父。事畢想潛逃而不得，終於伏法。
以上是郭則澐「庚子詩鑑」所記載，猶是心存忠厚。「清史稿」則記得很不堪，列傳二百五十二：
聯軍入，桐倉皇失措，承煜請曰：「父庇拳匪，外人至，必不免，失大臣體。盍殉國？兒當從侍地下耳！」桐迺投繯死，年八十有二矣。而承煜遂亡走，為日軍所拘，置之順天府尹署，與啟秀俱明年正月正法。命下，日軍官置酒為餞，傳詔旨，承煜色變，口呼冤，痛詆西人不已。翌日，備輿送至菜市，監刑官出席禮之，已昏不知人矣，尋就戮，和議成，褫桐職，奪卹典，旋論棄市，以先死議免。
徐桐的下場甚慘，實為道學所誤。讀書非有真知，不能去碰道學，否則必成乖謬頑固，不可理喻，且至死不悟不悔的怪物。徐桐父子皆頗受翁同龢之惠；徐於同治年間在弘德殿行走，既無學問，教法又不好，頗為慈禧所厭，倘非翁同龢迴護，且在文字上為之捉刀，早就出書房了。而晚年一意與翁同龢為難，故其死也，翁同龢日記中不提，而於崇綺自縊，則頗致哀悼，其閏八月初三日記：
報傳崇公綺自盡於保定，有恤典，為之愴戚。此吾故人，謙學者也。
崇綺的道學，要比徐桐純得多，但中狀元時，亦不免心氣浮動而失態，為通人所譏。
與徐承煜相較，徐桐的一門生一子，賢愚判然。啟秀即翁同龢所記的「啟蔭之」，又字穎之，滿洲正白旗籍，同治四年翰林。戊戌政變後禮部尚書裕祿外放直督，即由啟秀繼任，並入軍機、兼總署，半出徐桐之力。相傳殺許景澄、袁爽秋的上諭，即出於啟秀的手筆。及至拳匪之亂，兩宮倉皇出奔，啟秀既為軍機大臣，理當扈從，只以老母正病，無法隨後趕赴行在，與徐承煜同為日軍所拘。
及至聯軍入城，啟秀自盡不果，被捕後，與徐承煜同時聞正法之命，神色自若，這一份養氣的工夫，頗為難得。
「福少農」之少農，不是指戶部侍郎，而是卸任安徽巡撫福潤的別號。「庚子詩鑑」記：
餘庵府尹福裕，為倭文端子，由奉天府尹引疾歸，值庚子之變，城陷仰藥死，其堂兄福潤，官安徽巡撫告歸，全家並殉，事尤烈。文端講性理之學，為海內宗仰，其長子福咸官徽寧池太廣道，先於咸豐中殉粵寇之難，知其教澤深矣。
「文端」為倭仁的謚號，他是真道學；不過所謂「教澤」者，無非「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而已。壽伯富即壽伯茀。寶廷兩子，長名壽富、字伯茀，次名富壽、字仲茀，兄弟俱仰藥死。王文敏即王懿榮，山東福山人，以收藏碑版著名，為當時名士之一。「庚子詩鑑」記：
福山王文敏，以祭酒為京師團練大臣，城破死事甚烈，都人即其故宅為祠。又與滿祭酒熙元同附祀國子監韓文公祠，張文襄詩所謂「巍然十鼓兩司成」也。
國子監在安定門內成賢街，其東即孔廟。「石鼓」為周宣王時，史竹㨨以大篆記田獵之事的刻石，其形如鼓，故名石鼓。乾隆五十五年另製新鼓十，與舊石鼓並列國子監大成門內。庚子之役，國子監滿漢兩祭酒，同時殉難。熙元字稹甫，謚文貞；王懿榮則謚文敏。張之洞有「國子監拜熙文貞王文敏兩公祠遂觀石鼓」詩。
寶豐字和年，宗室，官至侍讀，為大阿哥溥儁的師傅。兩宮西狩，不及隨扈，吞金自盡，題絕命詞於壁，文曰：「忠孝節廉，本乎天性，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嗚呼寶豐，不失其正。」學問如何，大致可知。
王鐵珊字伯唐，為兵部郎中，頗附和主戰，城破，自縊於六安會館，遺囑云：「鐵珊棄母不養十餘年，乃千古第一不孝，今主憂臣辱，實不可再活，且以自伏不孝之罪，非為效忠也。恐人誤曰『忠』，故辨之。」王鐵珊與譚嗣同為好友，而譚嗣同曾痛詆以死報君，謂「自居於宦官妾婦」，他寫信給唐才常說：「伯唐亦深韙斯言。」這就是王鐵珊所以要「辨」的緣故，但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亦仍舊是效忠。
庚子之亂，翁同龢如仍在朝，而又不及隨扈，將如何自處，無從設想。但六飛在道，百官流離，則翁同龢的放歸田里，自是不幸而大幸。尤其是朝局一變，向之與翁同龢為難者，或暴斃如剛毅、或自裁如徐桐，即令「編管」之令猶在，但已不必惴惴然恐邏者之在門。因此，辛丑年起，翁同龢才真正有數年蕭閒的山中歲月。
辛丑──光緒二十七年，翁同龢的題畫詩獨多，感時之作，則有上巳兩詩：
今日修禊辰，祓除應更新，欣欣菜麥秀，浩浩江南春。江南雖云樂，奈此燕晉秦。輾轉尺一書，迍邅屬車塵。皇天覆萬物，煦嫗無不仁，會當敷大澤，蘇彼孑遺民。世運有回斡，時政毋逡巡，頹然一釣叟，飲泣西湖濱。（上巳有感）
此「西湖」指尚湖，在虞山之西，故謂之西湖。其時和約將成，而上年十二月初十，有變法之詔，指康有為之談新政，乃亂法而非變法，故詩中有「時政毋逡巡」之語。
同時應酬也多了，人情冷暖，翁同龢的體會是最深的，但一無怨語。如三月十二日記：
常熟邑尊饋鰣魚。費屺懷、丁叔衡同到，屺懷攜徐子靜唐本「說文木部」卷；「萬歲通天帖鈎填本」卷；宋拓「荐季直表」屬題。子靜送所刻叢書，魚翅廿斤、宣腿二只。
此徐子靜非徐致靖，殆為徐士愷，安徽人，別號「觀自得齋」，久居吳中，富收藏。
三月下旬，有福山訪碑之行，途中作「浣溪紗」六首，今集中留五首，過此即未再作詞，其「食鰣魚」一首云：
一箸腥風饜腹腴，嬾如熊白膩如酥，江南雋味世應無，作貢遠通遼海舶，嘗新忝荷大官廚，酒醒忽憶在江湖。
鰣魚進貢，明朝有之，自江南馳驛至京，亦須半月，往往腐臭不堪食。清末自有海輪後，三、四日抵京，始以鰣魚作貢，以翁同龢的身分，例得分賜。後半闋的「遼海舶」即指海輪，可到旅順、秦皇島，便是遼海。又一首題作「田山聖濟寺時方重修」：
寂寂茅堂野鴿飛，山僧乞食未曾歸，一龕香火敞雙扉。紺宇重新須努力，金容無恙得瞻依，有人悵望泪沾衣。
後半闋隱喻兩宮回鑾，「金容」自是指德宗，末句具見忠愛之思。
悽涼到蓋棺
翁同龢歿於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享年七十五，臨終口占一絕云：「六十年中事，悽涼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此詩一直無人能解，試為一釋，並考正翁同龢並無謚「文恭」之事。
翁同龢雖已高齡七十有五，而腰腿甚健，四月廿一日由蘇州啟程，翌日至杭，宿於翁曾桂署中。
翁曾桂在江西藩司任內，丁憂回籍守制，服滿於廿八年九月進京，三個月後簡放浙江藩司，翁同龢是年除夕日記：
頻年與兩姪相依，頗足慰意，今秋菉姪棄吾而去，最傷老懷。筱姪（翁曾桂）蒙恩簡近省，然究非聚處之樂。
「菉姪」指翁曾榮，歿於翁曾桂入京以前。所謂「蒙恩簡近省」，可知榮祿不忘故交，特加照應。故於榮祿之歿，日記中比擬為原壤之於孔子，僅責其無禮而已，且有「為之於邑」之語，與記剛毅、徐桐之死，感情完全不同。
翁同龢在杭，由葉茂如陪同遊湖，四月廿六日記：
茂如來約遊理安，遂以小輿偕行，出湧金門，繞武林門沿湖行，山如環，湖如鏡，入張祠（勤果）、左祠、拜岳王墳，南至靈隱寺飯。飯已拾級至韜光，得金蓮花一枝，又所謂泉龍者（四足而有角）。仍下至靈隱寺門，逕往茅家埠，約七里，覓一舟至孤山，登巢居閣（林處士墓），今又增林典史，近又添林太守迪臣基。又至三潭印月，其右即彭祠也。坐良久，泛湖歸，黑雲如山，亟輿至靈隱，此至而雨作，點燈共飯。
次日日記謂「有雲氣，正增遊興」，凌晨即步至冷泉亭坐石聽泉，旋遊龍井，煙霞洞，隨即赴拱宸橋，乘船回常熟。
觀此可知翁同龢不但興致極好，身體亦極好。至於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翁曾桂健康狀況不佳，特往探視，而來去悄然，臨行且未作別，與戊戌七月至南昌的情形完全不同，是一極鮮明的對比。
戊戌七月至江西，是等待復召之命，而此時是在「編管」之中，行動不能自由，私下到杭州探姪，還要看機會。其時浙江巡撫誠勳調任，翁曾桂以藩司護印，為一省最高長官，在這樣的情況下，翁同龢方能作杭州之行，因為誠勳如在，不作禮貌上的周旋，便是翁曾桂失禮；倘去拜訪，為言官所知，露章糾彈，翁曾桂必獲處分，降革都有可能。
即令如此，行蹤仍不能不力求隱秘，到杭州後，只在藩署一宿，次日遊湖，宿於靈隱，又次日回常熟，只翁曾桂之子惠夫在拱宸橋相送。翁同龢宿藩署之夕，日記中有「共此燈燭，亦幸矣哉」，林下鉅公探視胞姪，竟如衛八處士之訪老杜，此非悽涼而何？
此行的感觸至深，故歸後即「忽忽不適」；日記中「竟日煩懣不可當」；「觸目悽然，終日昏昏」；「悶坐無聊」等字樣不斷，與未去杭州以前的心境，大不相同。至五月十一日閱報得悉有一恩諭，就不能不病了。
五月十一日：見初八日報，奉太后恩諭，以今年慶典，凡戊戌案內革職人員皆開復原官，監禁交地方管束者，概釋，著該部該省查奏，欽此。逋臣得邀此寬典，雖一息當伏謁君門也。大寶從津來謁，得杭信（初六），得京信（初四）。
按：原詔為：「從前獲罪人員，除謀立會之康有為、梁啟超二犯，實屬罪大惡極，無可赦免外，其餘戊戌案內各員，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經革職者，俱著開復原銜，其通飭緝拿，並現在監禁，及交地方官管束者，一體開釋；事犯在此次恩旨以前者，概行免究。」中如王照潛回京師後，於三月十二日被捕，亦因有此恩諭，得獲釋放。
五月十二日：晨見日，午後雨，發熱，遍身疼，胸痞常梗，晚益甚，得汗不解，呻吟徹曉。
五月十三日：晴。晨乘舟入城，延王士翹來診，云盡是濕熱，用芳香泄濁，然於肝疾似未及也。晨略爽，晚仍熱。
五月十四日：晴。先公誕日設奠，叩頭竟不能起。
翁同龢日記至是日而止。但直至五月二十日棄世而止，始終神明湛然。
在翁同龢的想法，這道恩諭是通案，對他應該另有特旨，所謂進退大臣以禮，他之放歸田里，以及後來交地方官之嚴加管束，皆奉特旨；則如今寬宥前罪，開復原官而仍為協辦大學士，當然亦應該用特旨。豈有宰相復位，而須地方官查奏之理。此所以日記中有「逋臣如得邀此寬典，雖一息當伏謁君門也。」用一假設的「如」字，即意謂他不在通案之內，故可算尚未邀得寬典，等奉到特旨，怎麼樣也要進京去謝恩。那知居然並無特旨，將兩朝帝師，四朝元老，與草茅新進的沈鵬，一例看待了。
這要怪誰呢？第一要怪德宗。既然太后有此恩典，他應該替翁同龢講話。剛毅、徐桐排擠翁同龢，慈禧應該早就看出來了，而且慈禧亦是很念舊的人，只要德宗肯說話，在當時母子感情已見好轉之際，慈禧決無不准之理。
其次要怪軍機。自榮祿歿後，慶王掌樞，漢大臣以王文韶為首，他對朝章制度，非常熟悉，只要在承旨時，說一聲「奉特旨撤職人員，照例應下特旨開復原銜」。此為循例應辦之事，何能不准？
所以致此者，不外乎兩個原因，第一是根本忘記了有翁同龢這麼一個人；第二是顧忌到眾口鑠金的翁同龢保荐康有為之說，而康梁自戊戌政變時，由北洋縱放後，在海外一面假勤王之名歛財；一面不斷醜詆慈禧，恐一提翁同龢，會觸怒慈禧。以情理而論，當以後者為是。是則沉冤至死莫白，此即「悽涼到蓋棺」。
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傳」：
學士宋濂坐孫慎罪，逮至論死，后諫曰：「民家為子弟延師，尚以禮全始終，況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帝不聽。會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問故，對曰：「妾為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
馬皇后之賢，在「治平寶鑑」中數載其事；同治年間，詞臣為兩宮太后進講，亦必談過此一故事。宋濂罪至論死，只以曾為太子師而蒙赦；翁同龢兩為帝師，即令曾保康有為，其罪亦不至如宋濂不能教兒孫，以致其長孫宋慎參預胡惟庸的逆謀，而慈禧一直不諒，此為「六十年中事」所不堪回首者。
凡此悽涼，既與家屬無關，且亦難為家屬訴說，惟有抱恨入地，「不將兩行淚，輕為汝曹彈」，有苦至死而不能言，真正是悽涼到蓋棺了。
身涉是非
至於翁同龢是否已經開復原銜，頗成疑問。就那道恩諭看，應視為開復，但有「著該部及各省督撫迅即查明具奏，欽遵辦理」這個尾巴在，問題就來了。
如光緒東華錄三十一年四月：
乙卯（十三日）允周浩請，予戊戌案內已革湖南巡撫陳寶箴開復原銜。
周浩非「該部」（吏部）堂官，亦非「該省」（陳寶箴原籍江西）巡撫，殆為御史。以此例而言，須有人奏請允准，方為開復。
「關外本清史稿」卷二十五「宣統皇帝本紀」，宣統元年三月己巳：
詔復前戶部尚書立山……太常寺卿袁昶原官，並賜謚。
此為昭雪庚子年所殺「五忠」，原本不在「戊戌案內」，但「戊戌案內」革職之禮部尚書李端棻，則在同年十月癸卯，有此記載：
復前禮部尚書李端棻原官。
此亦為有人奏請所獲的結果。於此更可證明，雖有光緒卅年五月的「恩諭」，但必須「查明具奏，欽遵辦理」，而同時竟無一省查報，似乎表面有此「恩諭」，實際上慈禧餘憾未釋，各省督撫怕事，不敢查報。當然，主要的是案內斥革人員的家屬膽小，不敢陳情；地方大吏就落得省事了。
翁同龢是否已開後原銜，尚成疑問，則所謂賜謚「文恭」，就更談不上了。今按「常（孰）昭（文）合志」翁同龢傳云：
宣統元年，吳中士大夫追念忠清，合詞請為湔雪，恩准開復原官；旋予謚「文恭」。
這段話，可以證明光緒年間，翁同龢並未開復原官。至予謚一節，與沈鵬同受知於翁同龢，後來因不孝而為師門所疏遠的孫雄（原名同康，字師鄭）所撰翁傳，關於開復予謚一節，詞句同上，只刪去「宣統元年」四字，而宣統本紀元年的記載，絕未提及翁同龢三字，原書具在，不難覆按。
更有一強力的證據，可以肯定翁同龢並未賜謚。翁同龢「瓶廬詩稿」八卷，為其門生邰松年與繆荃孫所釐定，事在民國，已無干冒宸嚴之諱，而有緣事文飾之便，故邰松年一跋稱「文恭師」，而一時負目錄學權威重望的江陰繆荃孫，則出之以史筆，不諱不飾，稱之為「松禪夫子」，而於翁心存則稱「文端公」；於翁同書則稱「文勤公」，易名之典，出於欽賜，仕宦所榮，翁同龢如曾予謚，門下斷無不稱「文恭公」者。
然則翁同龢謚「文恭」之說，是從那裏來的呢？答案可能是在「緣督廬日記」中，葉昌熾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廿一日，記平熟罟里「鐵琴銅劍樓」幼主瞿良士，與其在蘇州舟中聚晤云：
其來意以午帥與南皮相國，徵其家藏書入京師圖書館，其鄉曾孟樸孝廉及寓公宗子戴（在午帥幕府，亦舊交也），皆至罟里游說。近午帥並有兩電嚴催。保守祖澤，保守國粹，獎勵之不暇，而乃以催科為政乎？賢者必不為之，倀者恐不僅曾戴兩公也。龐絅堂、邵伯英諸公，已有公函達京師緩頰，伯英並有專函上午帥。不佞久不預外事，姑允作一函，告鳳石有若。
「午帥」指兩江總督端方，字午橋；「南皮相國」謂張之洞，於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入軍機，管學部，因創議設京師圖書館，胡鈞重編張之洞年譜，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條下，記「學部議購書設圖書館」云：
江南創建圖書館，既搆致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庋之館中；陸氏「皕宋樓」書為日本以重金輦載而去；瞿氏「鐵琴銅劍樓」書，亦有覬覦者，江督忠敏公端方，議購瞿氏書，供京師圖書館庋藏。公屬竭力圖之；瞿氏尚未允，惟湖州姚氏、楊氏、徐氏當先後致之京師，暫僦淨業湖濱、廣仙寺為藏書之所，公暇時邀賓客幕僚欣賞。
由「公（指張之洞）屬竭力圖之」，可知端方的「兩電嚴催」，完全是為了巴結張之洞；發電適當袁世凱被逐以後，用意尤為明顯。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政變，瞿鴻機、岑春煊垮得很慘；其事為慶王、袁世凱及端方內外合作的結果。袁世凱既出政府，回籍養疴，失一靠山，而慶王雖為軍機領班，但發言的力量，大不如前，亦即並不可恃，因而為防岑春煊報復，端方必須另覓奧援。端方原與張之洞有舊，如「竭力圖之」而能成功，張之洞自必出力加以迴護。
葉昌熾曾為「鐵琴銅劍樓」藏書編目，故瞿良氏乞援於葉。「鳳石」為體仁閣大學士陸潤庠，清朝最後的一個狀元宰相。「蔚若」為吳郁生，其時官內閣學士，皆葉昌熾至交。
很顯然的，對於鐵琴銅劍樓的藏書，應不應該售與京師圖書館，有兩派不同的意見。但贊成的一派中，除曾孟樸外，宗子戴，只是「寓公」，此人本名舜年，別號咫園，南京人，他自己亦是藏書家。但既非常熟人，發言的地位便差得多。至於反對的龐絅堂，名鴻文，光緒二年翰林，其父名鍾璐，李鴻章一榜的探花。常熟龐家，三世詞臣，在地方上頗負清望；邵伯英名松年，光緒九年翰林，「瓶廬詩稿」即由邵伯英編定。有此兩人出面以公函達京師。當然有相當力量，而葉昌熾之介入，事更棘手，端方因而在葉晤瞿良士後，致以密電，葉昌熾十二月廿四日記：
朱竹石觀察兩使來，開門納之，啟函則轉遞午帥一密電，洋洋數百言，為鐵琴銅劍樓藏書，宗子戴，曾孟樸先後往，不得要領；又聞良士來蘇，以為就不佞商榷恐更生阻力，為此先發制人之計，其言咄咄可畏，作作有芒。不佞度隴歸來，未嘗重叩琅嬛，良士之來在二十日，舟中相見在廿二日，而寧垣已如燭照，不惟有倀，且有諜矣！此電寧垣今晨拍發，而當夜即到瀆川，可謂神速。不佞定山一老，何敢與制府抗？敢不惟命是聽，允即日作函招良士，並就燈下詳悉作一書告朱觀察，請先行轉達。巧偷豪奪，出於巖巖具瞻之臣，尚言立憲哉！
葉昌熾其時由甘肅學政卸任回蘇；而早年則曾為瞿氏聘去校書，故有「度隴歸來，未嘗重叩琅嬛」之語。朱竹石外號「朱瞎子」，但肓目而不盲心，為江蘇候補道中的能員。
葉昌熾始屈於勢力而終又不屈，其次日日記云：
良士……求不佞解圍，而轉為當途游說，何以對其父兄？首鼠兩端，柔則茹之，剛則吐之，何以見虞山父老？思之，思之，泚然汗下，即振筆書一復電辭午帥，雖直告之，尚有遜詞。
發此電後的反應是，端方決定新正初七到蘇州，託朱竹石函約葉昌熾面談。宣統元年正月初二日葉記：
午帥之電不可不告良士，去年除夕草一函，附往來電二通外，再以朱觀察廿七日函示之。
至正月初七，葉昌熾記其與端方在蘇州相晤的情形云：
十年不見，髩蒼然矣，書畫金石圖籍之外，公事私事無一語。諄諄以鐵琴銅劍樓為託，巽言、直言，皆充耳不聞，笑而允之。此事求者如小兒之索乳，拒者如執玉奉盈，兢兢不敢失墜，輸攻墨守恐有大衝突，甚可憂也。
結果大出葉昌熾意料之外，其三月十一日記云：
得瞿良士函，傳示浭陽尚書致虞山紳士一電云：瞿氏書籍歸公，俟帝室圖書館成立，當贊成；與學部諸君同閱，歡喜讚嘆，莫可名言。圖書館在靜業湖上，月內即可入奏，先此電謝云云。此真強硬手段也。虞山諸公揖讓而成之，非鄙人所敢與聞。
「浭陽尚書」即端方，浭水在蘇州，為端方原籍；總督例掛兵部尚書銜，故作此稱。
所謂「虞山諸公，揖讓而成立」，意味著曾孟樸、龐絅堂、邵伯英等，與端方完成了一項交易，即是為翁同龢奏請復原銜，並賜謚。當時可能談得非常具體，故連「文恭」之謚，亦已預先擬定，擬謚為內閣之職，當時孫家鼐以文淵閣大學士為首輔，當然會支持其事。至於常熟方面，「瞿氏書籍歸公，俟帝室圖害館成立，當贊成」，實際上是俗語所說的「空心湯圓」，因為館址方勘定於京師後門什剎海，即淨業湖；落成不知何時？反正先將翁同龢的善後辦妥，瞿書歸公之事，尚可從長計議。
但此後人事變化甚劇，以致雖有成議，一時未能實現，據葉昌熾日記，變故如下：
五月十二日：閱邸抄，午帥調直督，未到任以前，那（桐）相署。（按：直督楊士驤病歿。）
八月初六日：龐絅堂、楊莘伯、沈頌唐（棠）均作古。聞之駭然，冋時三太史相攜俱去，虞山不黯然無色耶？
八月廿五日：昨見邸抄，孫（家鼐）、張（之洞）兩相，同日因病請開缺，承溫旨慰留。今日報紙忽登，南皮病轉劇，竟於廿一日亥刻，騎箕而去。
最大的一個變故是端方由直隸總督垮下來。葉昌熾元年十月十四日記：
讀邸鈔：孝欽顯皇后永遠奉安，陶齋制府以行「遷奠禮」時，乘輿橫衝神道，派人照相，又在風水墻內以陵樹為電竿，為李國杰所劾。上諭，照部議即行革職，陳筱石制軍調直督，此間瑞中丞署鄂督。
筱石為陳夔龍的號，由湖廣總督調直隸。「此間瑞中丞」謂江蘇巡撫瑞澂，其妻舅即度支部尚書載澤，得其奧援，故得擢升鄂督。此番疆吏的調動，導致武昌起義，而革命成功，來得太遽，又導致袁世凱的竊國。而此一關乎歷史機運的樞紐，由表面看來，起於端方的素性輕佻，失大臣體統；而深一層看，則起於一件極其卑鄙齷齪的小事，天地以萬物為芻狗，冥冥中造化弄人真有不可思議者。
葉昌熾光緒卅四年九月廿二日記：
閱申報連日記楊莘伯觀察以持槍糾黨至吳子和家搶劫，為瑞方伯嚴辦，詳由督撫會銜奏參革職，永不敘用，不准逗留省垣，驅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如再不知斂跡，干預公事，再行按照所犯治罪。
從來紳士獲咎，未有如此之齷齪者，況曾列諫垣、詞館者乎？人言嘖嘖，皆云受蔡人王阿松之賄二千元，奪合浦雙珠還，釀此大獄，斯文掃地，廉恥掃地，至於此極！士大夫與有辱焉。
此事不足以細述污筆墨。但楊崇伊之取辱至於如此，則另有內幕。葉記中的所謂「瑞方伯」即指瑞澂，其時為江蘇藩司。江蘇督撫分治，總督於蘇常等府民政，可以不必干預，但蘇撫軟弱，則江督權力就會擴張。其時蘇撫陳啟泰人頗忠厚，以致上受江督之制，下受滬道之氣。楊崇伊一案，實為瑞澂受端方（陶齋）之指，有意興此大獄。
然則端方又何以如此深惡痛絕楊崇伊，溯因還是在他戊戌政變作了打手。端方與那桐在翁同龢當政時期，是京中有名的行司員；且亦受知於張蔭桓，而戊戌政變，使得翁、張的下場皆極慘，推原論始，不能不以楊崇伊為罪魁禍首。故為翁張修怨計，抓住機會，狠下毒手。
其次則端方本人，亦受楊崇伊之害。端方本是新黨中人，與張蔭桓同為德宗推行新政的重要角色。
當時張蔭桓有一套新政上的大計劃，而富國強兵以地盡其用的開發為主，所以建議德宗，六月中首先成立礦務鐵路總局，派王文韶、張蔭桓專理其事，實際上是由張蔭桓主持；七月初又成立農工商總局，派定督理之人，首席即為端方。他那時的官銜只是直隸霸昌道，一任農工商總局督理，即成卿贰，得以專摺奏事，此為端方鳶飛魚躍的一大步，卻以楊崇伊一摺，朝局盡翻，倘非後來袁世凱得勢，端方的前途便為楊崇伊所斷送了。憶及舊事，餘恨猶在，而端方的作風，一向肆無忌憚，不留餘地，以致楊崇伊身敗名裂，不齒於鄉黨，未及一年，鬱鬱而歿。
楊崇伊的家人戚屬，對端方當然恨之入骨。及至宣統元年十月初四，葬慈禧於普陀峪定東陵，端方乘轎橫過神道，派人照相，及暫以陵樹為電竿，原都不是了不起的罪過，但意存報復的李國杰，想起他祖父的一件往事，認為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李鴻章訪俄回國後，曾一遊圓明園廢墟，不料竟為翁同龢門下一言官所劾，以擅入禁區，奉旨申斥；則以端方之所為，自然構成「大不敬」的罪名。於是拜託一個老世交出面彈劾，要扳倒端方。
他那老世交不願為李國杰利用，而無緣無故與端方結怨；但推託的話很妙，他說：「具摺參人，上頭不看摺子，先在心裏有個疑問，某人參某人，是為了甚麼？如果是我來參他，一定以為我想取而代之，或者保某人為直督。那一來，我的話就打折扣了。倒不如你自己以勳臣子弟，上摺糾舉，出於忠愛之心，並無利害關係，話就顯得更有力量。」
李國杰從其所教，請了一個好手草摺。但擅自拍照，橫衝神路，陵樹作電竿，雖為「大不敬」，但按諸律例是一回事，稽諸事實又是一回事，洪楊以後，朝廷自知有取侮之道，威信尊嚴，早已掃地，執法如想照雍、乾年間那樣嚴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沒有一個深中當道之忌的說法，是扳不倒端方的。
這個好手，確是刀筆，首先三項罪名中，以陵樹作電竿為主，科以破壞風水之罪，皇室無不重視；但猶不足以革逐端方，要想個說法，連攝政王載灃都會動容，覺得非嚴辦端方不可，那樣才真能將端方扳倒。
這個說法便是在「主少國疑」這句話上作文章，暗示端方的行為，啟大臣跋扈之漸；朝廷倘非乘此機會立威，則後果不堪設想。
以此主題立論，奏摺中最厲害的有兩段話，第一段論風水：
又臣見風水墻內，綿亙電線，云係該督安設，以便北洋文報交通。在該督，自為慎重公事起見，然使電桿安設在風水墻外，相距亦僅止十數里，馬上傳遞，未為不便，何必借行樹為電桿，致蹈人臣不敬之誅。
這是暗示端方故意以風水墻內的行樹為電竿，不言可知，目的是在破壞風水。
第二段是結論：
凡此皆該督平日之間，藐視朝廷，膽大妄為，無所不至。推原其故，蓋由皇上正在冲齡，監國攝政王謙和御下，乃敢目無法紀，肆意妄行。若不明申禁令，加以嚴懲，恐臣下紛紛效尤，而履霜冰，朝綱將從盡隳。
此為指責端方欺侮「孤兒寡婦」，為五代以來，當在位為冲齡之主時，無不引以為懼之事。而「攝政王謙和御下，乃敢目無法紀」之語，則不僅指攝政王庸懦無能，且可能為故意縱容，然則攝政王亦須避欺侮孤兒寡婦之嫌。因此，初交部議，及至部議革職，攝政王便只有准如所議。
端方革職以後，亟謀復起，目標是湖廣總督，先由奕劻保薦他為「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並經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同意，只要他將川路風潮擺平，一定勸服度支部尚書載澤，不再為他的至親瑞澂「保駕」，將鄂督讓給端方。
其時川路風潮，已很棘手；而端方走錯了一步棋，保盛宣懷的死對頭袁世凱為川督以平亂。袁世凱唯恐天下不亂，當然不就；但盛宣懷卻大起戒心，對端方的態度一變，與瑞澂密電往來，設下一條請君入甕之計，由閣議通過，著端方入川「按視」，並「准其酌帶兵隊，以資彈壓」。盛宣懷又通知端方，說可統率湘鄂兩省新軍入川，相機剿撫，倘川亂因此而平，即以端方取代趙爾豐為川督。端方無奈，帶兵入川，竟以身殉；而川路風潮擴大的結果，直接促成了陰曆八月十九，陽曆雙十的武昌起義。
由此因果關係一層一層上推，都由楊崇伊幹了那件小流氓才會有的齷齪行逕。而端方由兩江調直隸，由直督而革職，鐵琴銅劍之書，固得保存；而為翁同龢謀復職並請謚一事，亦始終沒有機會進行。翁同龢之無謚與愛新覺羅氏之失國相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