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
其時京裏實行新政，新舊相爭，如火如荼，第一個大爭端是廢八股、設學堂，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三「政變前記」云：
五月初五日下詔廢八股取士之制，舉國守舊迂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業，自是日夜相聚，陰謀與新政為敵之術矣。禮部者，科舉學校之總匯也，禮部尚書許應騤，百計謀阻撓廢八股之事，於是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劾之，許應騤乃轉劾康有為，皇上兩不問。
德宗之兩不問者，因為一問必是康有為吃虧。至七月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請德宗遊歷外國；定例，部曹上書，應請堂官代奏，許應騤這一關通不過，即不能上達天聽。其時親貴中亦有同情德宗的，如肅王善耆即是；王照與肅王很熟，經此一條途徑，德宗始悉其事，大為震怒，將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及滿漢侍郎四人，「六堂全革」，賞王照四品京堂。據梁啟超云：
皇上初行賞罰之事，此詔一下，維新者無不稱快。守舊者初則震恐，繼而切齒，於是懷塔布、立山等率內務府人員數十人，環跪於西后前痛哭而愬皇上之無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謀於榮祿，而廢立之議，即定於此時矣。
另一方面德宗索性放手大幹，兩宮各趨極端。梁啟超又記：
皇上至是時，亦知守舊大臣與己不兩立，有不顧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於是益放手辦事，乃特擢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人，參預新政。參預新政者，猶唐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任也。命下之日，皇上賜四人以一密諭，用黃匣親緘之，蓋命四人盡心輔翼新政，無得瞻顧也。自是凡有章奏，皆經四人閱覽；凡有上諭，皆由四人擬稿，軍機大臣側目而視矣。
楊銳等四人，皆賞四品京堂充軍機章京，而特開懋勤殿為治事之所，與軍機處了不相干。此四人即所謂「四京卿」，經歷如下：
楊銳，字叔嶠，四川綿竹人。為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所拔識，執贄稱弟子。光緒十五年以舉人充內閣中書，為張之洞在京的「坐探」。楊銳好談時務，與康有為過從甚密，除了是「保國會」的中堅分子以外，又自創「蜀學會」於四川會館。
但楊銳之參預新政，實際上為張之洞所策動，張之洞的功名心最熱，又最好趕時髦，不論有任何眾所矚目的問題出現，無不有他大發議論。德宗推行新政，他大部分是贊成的，不過他對宮掖的動態，亦頗留心，不敢過分急進，因而特囑湖南巡撫陳寶箴舉荐其得意門生楊銳。倘或「四京卿」真有所成，德宗的抱負能夠實現，張之洞不入政府亦會移督兩江。
林旭字暾谷，福州人，沈葆楨的孫婿，富文采，亦以舉人而官內閣中書，從康有為遊。以詹事府少詹王錫蕃之薦，特旨召見，林旭鄉音甚重，德宗聽聞不真，命具摺陳奏。摺上，內多述康有為之說，因而得預於「四京卿」之列。新政上諭，多出林旭手筆。
當譚嗣同密謀結納袁世凱時，林旭因曾有極短的時間為榮祿北洋幕府，對「武衛軍」的大將頗有所知，特賦一絕示譚嗣同：「願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意謂謀諸袁世凱，不如結交董福祥。
劉光第字裴村，四川人，亦由陳寶箴之荐而被四品卿之命，可知亦為張之洞督學四川所拔之士，劉光第成進士，用為刑部主事。甲午以丁憂去官，復起入京，加入「保國會」，但與康有為並無往來。
「四京卿」在懋勤殿，亦如軍機處之例，章京分為兩班。劉光第與譚嗣同一班，一見如故，大為契合。被逮繫獄，一日提訊由「鎮撫司」西門而出，劉光第知無生理，刑部故事，處決則出西門，果然。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自幼喪母，為庶母所虐待，因而養成了近乎偏激的性格。
譚嗣同弱冠曾入新疆巡撫劉錦棠幕，未幾辭去，浪跡江湖凡十年之久，亦儒亦俠，別具一格，好作詩，奇橫無比。據魯迅記述，當時青年學其詩者甚多，號為「瀏陽體」。
譚嗣同是湖南人；楊銳、劉光第由湖北巡撫譚繼洵所保；而當時各省以自強為目的而組織的「學會」，以「南學會」為最激進，是故戊戌政變與湖南的關係最密切，譚嗣同之成為戊戌政變的主角，固無怪其然。但有一個事實，不可忽略，湖南在湖廣總督管轄監督之下。
戊戌政變發作於八月初四日，在此以前，上溯至頒布「定國是詔」之時，為期約一百天，稱之為「百日維新」，而百日維新有個主角，每為後世史家所忽略，是即湖廣總督張之洞。
因此光緒二十四年，德宗由獲得慈禧的「充分」歸政，至慈禧的第三次正式臨朝，應分為兩個階段：「百日維新」、「戊戌政變」，亦可合稱「維新與政變」。歸納此一時期的種種情況，探索其根源，或者可以這樣說，「維新與政變」於湖廣的關係，最為密切；湖廣則以張之洞與譚嗣同所發生的作用最重要。
張之洞
張之洞雖與翁同龢不睦，但變法的理想，實無二致。張之洞的「名言」，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實即翁同龢所擬的「定國是詔」中的主旨。而詔書中興學為急，則張之洞早已實行，據胡鈞、許同莘各編的兩本張之洞年譜，記是年奉詔以前，興學育才的情形如下：
二月：開辦工藝學堂，延日本教習工人，教物理、化學、機器製造等。
三月：撰「勸學篇」成，分內外兩篇，大意在正人心、開風氣兩義。日撰一首，率以燈下為之，黎明而就，次日復改，易稿至於六、七。
閏三月：遵旨廣設學堂，以減徵丁漕平餘捐，永充學堂經費。
因為如此，有閏三月初四的上論：「張之洞著即來京陛見，有面詢事件。」至十七日交卸篆務，二十一日起行，二十五日抵上海，不意湖北沙市有焚燒洋房之案，恐再度引起國際糾紛，飭令「即日折回本任，俟辦理此案完竣，地方一律安靜，再行來京。」
及至維新開始，由於教育制度的變更，登進人材的途徑，相應而起變化。廢科舉之說大興，張之洞在基本上是贊成的。
在張之洞初回任時，正值擬議更改科舉辦法，張之洞是全力支持的，不獨對文科有意見，即「變通武科章程十條」，亦有洋洋灑灑，長達五、六千言的陳奏。文科廢八股之議，起於御史宋伯魯，而奏稿出於康有為之手。最後則照張之洞所奏定議，二十四年六月初一上論，全引張之洞奏摺外，提綱挈領，刊出原則如下：
一、貴州學政嚴修建議特開經濟特科，原已明諭舉行，以後「宜合科舉、經濟、學堂為一事。」
二、鄉會試仍定為三場，但將先後之序互易。三場所試科目如下：
（一）第一場試中國史事，國朝政治論策問五道。
（二）第二場試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
（三）第三場試四書義兩篇、五經義一篇，其格大略如講義，討論經說。
三、首場按中額十倍錄取；二場三倍錄取；三場如額取中。每場發榜，取者始准試次場。按：鄉會試錄取名額，每年規定，鄉試稱為中額；會試稱為解額，但名額大致相差不遠。如會試解額總計三百人，則第一場取三千人；第二場由三千人中取中九百人；第三場由九百人中錄取如額。
四、員生童生歲科、科試，亦比照此例，先試經古一場，專以史論、時務策命題；正場試以四書義、經義各一篇。
五、詞章楷法，館閣撰擬應奉文字，未可盡廢，如需用此項人員，先期特降諭旨考試，偶一舉行，不為常例。
六、嗣後一切考試，均以講求實學實政為主，不得憑楷法之優劣為高下。
此外於殿試另有特旨一道：以殿試「為通籍之始，典禮至重」，將親自「臨軒發策，虛衷採納」，此後「一經殿試，即可視為授職，朝考一場，著即停止舉行」。將資格考試與任用考試合而為一，為唐朝開科取士以來，一項空前的改革，亦由張之洞原奏，「一經殿試，即可據為授職之等差，朝考似可從省」而來。上諭中並特別聲明：「朝廷造成人才，惟務振興實學，不憑楷法取士」，亦以張之洞原奏中，極力抨擊殿試重楷法之故。
德宗對張之洞的看重，在這兩道上諭上，灼然可見。原因是當時的督撫，對推行新政，並不起勁。六月廿三日特頒上諭，申明變法不得之苦衷，命內外諸臣，力除壅蔽，上下以誠相感。七月初十更有一道嚴旨：
近來朝廷整頓庶務，如學堂、商務、鐵路、礦務，一切新政，迭經諭令各將軍督撫，切實籌辦，並將辦理情形，先行具奏，該將軍督撫等，自應仰體朝廷孜孜求治之意，內外一心，迅速辦理，方為不負委任。乃各省積習相沿，因循玩懈，雖經嚴旨敦迫，猶復意存觀望，即如劉坤一、譚鍾麟身任封圻，於本年五、六月間，諭令籌辦之事，並無一宗覆奏，迨經電旨催問，劉坤一則藉口部文未到，一味塞責，譚鍾麟且並電旨未覆，置若罔聞。該督等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復何望？倘再藉詞虛延，定必予以嚴懲。直隸距京咫尺，榮祿於奉旨交辦各件，尤當趕緊辦理，陸續奏陳。其餘各省督撫，亦當振刷精神，一體從速籌辦，毋得遲玩，至干咎戾。
這道上諭，透露了許多消息，亦激起很強的反應，但皆歸於失敗或消沉。這些反應，大致為兩種，一種是德宗本人決定採取更激烈的手段；由「朕復何望」一語，可以想見他內心的苦悶與憤懣，所以反應激烈，是很自然的事。
第二種反應是同情德宗，願為分勞，當然亦有私意在內。滿清自辛酉政變以來，一直是內輕外重之局；全國四督，直隸、兩江、兩廣、湖廣，只有四督中較輕的湖廣奉行新政；內則王文韶、剛毅皆不為督撫所重，且都傾向慈禧，在這種情況之下，德宗號令之不行，亦是很自然的事。可是有一點，卻是實在的，此即德宗仍舊有權，而且乾網已振，無奈他沒有幫手。於是有兩個人怦然心動。一個是張之洞，一個是翁同龢。
翁同龢是隻身南歸，姨太太陸氏亦暫留京寓，京中情形，有他的姪孫弢夫，隨時函告；張之洞則始終有「坐探」在京，對朝廷動態，一向留意。翁、張二人根據「京信」，對德宗斷然實施新政後的處境，有兩點共同瞭解：
第一：德宗有權無柄。易言之，他缺少得以行使他的權力的憑藉；因為剛毅早就蓄意掣肘，而王文韶除了受榮祿的影響以外，他本人根本是不贊成新政的。
第二、慈禧太后只是限制德宗過分傾向西化，並無意收權；只要德宗能用老成作溫和的改革，很可望能獲得慈禧的支持。
這樣，翁同龢與張之洞都不能無動於衷，一個不願放棄有所匡救的機會；一個認為抒展抱負，得以大用的時機已至。當然，他們在產生這樣的意念之前，還有個別的考慮。先談張之洞的考慮：
一、同治二年殿試前二本，兩宮太后頗有主張，翁同龢之姪翁曾源掄元，乃因詔逮翁同書繫獄，翁心存受此刺激而去世，故以狀元畀曾源，以慰老臣於泉下。張之洞策論卷書寫不如式，兩宮不以為違犯功令，得點探花。慈禧對張之洞一向優容，亦為事實；有此背景，正宜利用。
二、朝中當權者榮祿，以李鴻藻的關係，早有淵源；榮祿任西安將軍時，張之洞姊丈鹿傳霖為陝西巡撫，彼此深相結納，此又是對張之洞至為有利的條件。
三、德宗對興學一事，幾乎完全採納張之洞的意見，是則入朝後，君臣必能相得。
此外，張之洞還有一個心願，想調和宮廷間母子的感情，後來作詩有「課停頭白范純仁」之語，以宋朝宣仁太后及哲宗視慈禧母子，而此非入朝不可。
因此，湖北巡撫於八月初七日電奏保薦；略云：
變法事體重大，必得通識老成重望，更事多而憂患密者，始足參決機要，宏濟艱難。竊見湖廣總督張之洞忠勤識略，久為聖明所洞見，其於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講求至為精密，似宜特旨迅召入都，贊助新政。與軍機、總理衙門王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籌，期自強之實效。
陳寶箴發此電時，不知朝中政局，已在前一日發生清朝開國以來所未有的劇變，自然再無人理會這通電報，對張之洞來說，實為大幸，此為發動於數日以前，德宗必然接納，電召入都之旨一下，則張之洞必然牽涉在內，當然不會與「六君子」同科，但降調或恐不免。
至於在翁同龢，罷黜之日，端午節賞照賞，即表示慈禧猶顧念三十年「西席」之情。當他出都後，愈來愈明顯的跡象是，慈禧深恐激進派如康有為，以及其支持者張蔭桓恃翁同龢為護符而得以出頭，只要翁同龢出軍機，剝奪了他的「宰相」的權力，即無足為患。至於「定國是诏」，並非離經叛道，相反地，他的主張且已積極地見諸行動，此即詔書中所強調的設立京師大學堂一事，以及孫家鼐之被重用。
翁同龢與孫家鼐的關係，在宮中略如李鴻藻之與翁同龢。孫家鼐之能為帝師，出於翁同龢的援引，翁同龢被逐，所遺協辦一缺，亦由孫遞補。至五月七日，命軍機及總署，迅即議奏京師大學堂事，十五日總署奏上章程，詔派孫家鼐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並節制各省所設學堂，此即不尋常的舉動。
何以言之？學校歸禮部管理，而孫家鼐為吏部尚書；吏部掌人材之進用，而造就人材非其所能問。倘謂京師大學堂性質為變相的翰林院「庶常館」，則掌院學士為徐桐，派他管理大學堂，方於事理為順。固然徐桐及禮部尚書許應騤，皆為守舊派，不宜與聞新政；但此一出自德宗意旨的決定，順利實現，至少可以證明，總署及軍機的「后黨」，既未反對翁同龢的主張，亦未反對可視之為翁同龢的替手的孫家鼐。
翁同龢及其晚輩的判斷是，德宗始終是心向師傅的，四月廿七日之事，因在慈禧堅決而激烈的態度之下，倘或全力維護，勢必激起更為嚴重的局面，暫且容忍，俟機轉圜，為德宗唯一可採取的對策。德宗既有彌補咎歉之心，復又想到「師傅」在位時，不論德宗的意旨如何不贊成，但最後終必接受要求；則相形之下，德宗既有甚麼事都「辦不到」的苦悶，自必更會想到師傅。
不過，德宗要顧慮的是兩個人，一為慈禧；二為榮祿。慈禧一向念舊，或者對翁同龢如此下場，亦覺不忍，即無此心，亦決不會如當年對恭王那樣深惡痛絕，如果德宗請復起翁同龢，只命他辦事，不賦予權力，必能得慈禧的同意。
至於榮祿，或許德宗沒有考慮到，但翁氏家人一定要估量他是否會成為翁同龢復起的絆腳石？但從榮祿兩次厚贐，又示意袁世凱來結納這些情況來看，榮祿必已感覺得手段太狠，應有所彌補，因為即不論感情，以翁同龢三十年顯宦，疊掌文衡，亦可說門生故舊遍天下，有其不可輕侮者在。因此，「冤家宜解不宜結」這句諺語，在榮祿此時，必是常常盤桓在胸中的。
東山再起
於是翁同龢日記中，突如其來的有這樣的記載：
七月十五日：檢行李粗畢，客來皆未見。
七月十六日：卯正二登舟開行……（至蘇州）船中鬱悶，寄常信，又寄京信，作七絕三首。初更飲茶市樓，歸船即臥，聞呼聲，乃葉茂如專人送言信來，甚訝，觀之乃斌託其轉遞者也（十一號，初六發），平安。
七月十七日：五更起，秉燭作覆葉信，添寫京信五紙，交郵政。得鹿卿函，遞來妾陸函……酉初三刻，大東公司輪船開行，拖帶六船，余船第二，在洋關停一刻，未查。五更月上，靜思三十七年前灤陽事，不禁魂斷。
至上海為候船轉往江西，至其姪江西藩司翁曾桂署中。觀此三天日記，可指出者如下：
一、江西之行，非倉卒所定，而此行目的為何，並無記載，故忽來檢點行李句，頗為突兀。
二、「斌」即斌孫，所寄函須託人轉遞，則以翁同龢居城居鄉，行踪不定，恐有貽誤，故託至親收轉，可靠而快捷。
三、翁出京後，為時兩月，翁斌孫所寄之信，已有「十一號」之多。而翁同龢覆信至「五紙」之多，可知所談之事複雜而重要，不複雜不必費五紙；不重要不必煩老人。
四、所謂「靜思三十七年前灤陽事」，極明白，光緒二十四年，再減同治十三年，正為文宗在熱河崩逝之年；細思辛酉政變以來，三十七年的家門盛衰，宦海風波，自不免有無窮的感慨，但於此夕「靜思」，自非無因。
最可注意的是，十六日「作七絕三首」，檢詩集卷六，只存「將之江右視筱珊姪」一首，此首之前為「戊戌六月廿有七日苦熱」題「殘本乙瑛碑」七絕兩首；此首之後為「戊戌八月十九日阻風彭蠡」七絕三首，詩題中不但標明月日，而且特書戊戌，大違常例，可知有意為之，其作用在明確示人，自六月廿七日至八月十九日之間，只作詩一首。然則十六日在蘇州作「作七絕三首」，已刪其二。
事實上所刪者，不止此兩首。七月初九日「和（趙）次公與郋亭（汪鳴鑾）唱酬之作」，及十一日「作詩三首與次公」亦皆不存。至於「將之江右視筱珊姪」一首，則在刻集時已經改過；改作如下：
海程行過復江城，無限蒼涼北望情，傳語蛟龍莫作劇，老夫慣聽怒禱聲。
詩意中有恐懼不測之禍之意。此為解釋何以甫自京師歸里，忽又不顧「秋老虎」正肆虐之時，而有江右之行？為的是新政詔諭迭下，自知所草「定國是詔」，竟爾誤國，恐朝廷逮問，故至翁曾桂署中待罪。
由此足以反證，原詩三首，及和趙次公與汪鳴鑾唱酬之作，以及與趙次公詩三首，必為抒「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之情。
於此可作進一步探討，第一翁同龢準備入都之議，起於何時；第二、入都之後，可作何事；第三、德宗是否渴望翁同龢？這三個問題中，後面兩個是相關的，先談入都之議之起。
檢日記七月初十「得京信兩函」，為六月廿六與七月初一日所發。準備入都，即定於是日，於是次日遍謁祖塋；凡翁同龢有遠行，皆有祭祖辭行的舉動。又次日「致奎樂峰制軍函」，下註「平糶緩歸款」；奎樂峰即江蘇巡撫奎俊，其時已擢為川督，尚未離任，故稱之為「制軍」，小註則為後來的掩飾，事實上是告以將赴蘇轉往江西，又次日乃有「檢行李粗畢」語。
排比上述行程緊湊異常，頗有「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的模樣，事實上當亦是如此，後來日記中有極堪玩味的透露。目前不妨設一假定，即翁斌孫於六月廿六、七月初一所發，於七月十一日同時到達的兩「京信」，當是馳告這樣一個信息：德宗命廖壽豐傳旨：翁同龢可即預備進京，候旨啟程。至於至江西待命，則可能是翁斌孫與廖壽豐、孫家鼐商定的辦法，因為照翁同龢的情況，如有旨復起，必命地方官轉知，倘有密令，容易外洩，在翁曾桂署中，則電報已通至九江，傳遞迅速，且易保密。
翁同龢於四月廿七日所獲的處分為「開缺回籍」，乃暫時解除職務，與後來奉旨「革職，永不敘用」的嚴譴，大不相同，不必任何理由即可復召。而德宗所擬位置翁同龢者，當是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翁自光緒七年正月起，奉派管理國子監事務，以迄開缺為止。以此一經歷來管理京師大學堂，實為「棄瑕錄用」最適當的職務。當然，初步是不可能恢復原職的，因為協辦大學士已經補了孫家鼐；照清朝的規制，類此情況，當是先補內閣學士，然後再作進一步的安排。
至於翁斌孫七月初六所發第十一號信，託由葉茂如代轉者，因為估計翁同龢可能已經啟程，而葉茂如必知行蹤，託他轉遞，比較確實。而此信之為催促上路，亦殊顯然，問題是京師大學堂籌備事務，正由孫家鼐在主持，情勢上並不迫切，則催促上路，必然另有原因。
依各種情況判斷，「十一號」函，當與七月初八的一道上諭有關：
整軍經武，為國家自強要圖，現當參用西法訓練，各軍尤宜及時校閱，以振戎行。現擇於九月初五日，朕奉慈禧皇太后慈輿，由西苑啟鑾，詣南苑舊宮駐蹕，初六日由舊宮詣新宮駐蹕，初七日由新宮詣團河駐蹕，初九日閱視御前大臣等馬步箭，除奕劻、晉祺毋庸預備外，其御前乾清門行走侍衛等，或步射、或馬射，著先期自行報明，以備屆時閱看。初十日閱視神機營全隊操演，十一日閱視武勝新隊操演。十五日自團河啟變御輪車，由鐵路詣天津行宮駐蹕，廿五日回鑾，其天津應行預備各項操演，著俟駐蹕南苑時聽候詣旨。
以後的連天巨浪，都由這道上諭所激起。論者以為「在此次政變過程中，新舊兩黨都先後準備使用軍隊，以達成奪權的政治目的。」這話不但有悖史實，且不公平。此時尚無擢用「四京卿」之事，所謂「新黨」如指康梁而言，從何去「使用軍隊」；如新黨指四京卿，則運動袁世凱乃被迫行險，如踢足球之以攻擊為防衛，倘無此上諭，譚嗣同等人決不會異想天開發動武裝政變。
因而可以斷定，奉太后閱兵之論，決非德宗之意。因為第一：正在全力行新政之際，吏治尚未澄清，何暇整軍經武？第二，德宗即欲閱兵，亦一定要看袁世凱在小站用西法所練的兵，神機營及八旗王公侍衛，腰帶上掛煙槍下操場的情況，莫非德宗沒有見過？
於此可以進一步斷定，此為榮祿策劃的陰謀。料想最初的情形是，慈禧閒閒提起，應該看看操。本來清朝的家法，奉皇太后閱兵看操，作用與看馬戲無異，是一種娛樂，德宗自然同意。隨後方始省悟，在此期間，可能發生政變，必須預作防備。本來以巡狩之例來說，留守的部署，要顧到兩點，第一、老成可靠，能應付不測之變；第二、倘或發生不測，號召勤王，須有名義可奉。前者則特簡大臣「留京辦事」；後者則以「太子監國」，清朝自雍正以後不立儲，則必以年長的「阿哥」留守，如「林清之變」以前，宣宗並未隨扈木蘭，仍居大內，即為其例。
在德宗心目中，朝中任何一個人在他發生危險時，都不見得會捨生護主，唯一的一個人就是翁同龢。此所以在原則已經決定，軍機會同兵部在安排日程時，德宗急召翁同龢；如果此一判斷不誤，則翁同龢到京，必將三度入軍機，有翁同龢，則不獨廖壽恆、錢應溥可聽指揮，王文韶亦會合作，此外與王同時入軍機的裕祿，與翁素有交情，聯絡一氣，以五敵一，足以壓制剛毅。據葉昌熾「緣督廬日記」載，翁同龢之開缺回籍，乃剛毅所排擠。葉記中稱之為「木訥令兄」，「剛毅木訥」的歇後語。
不過，翁斌孫的信中，決不會說得這麼詳細，甚至他也不知道德宗的打算，可以確定的是，曾根據廖壽恆或孫家鼐的傳旨，催翁同龢儘速自常熟起程。
在翁同龢本已毫無耽擱，所以仍照預定計畫，安排行程，自七月十八日起，程途紀要如下：
七月十八日：五更輪停，問之鍋爐壞，過三時許尚未修好，因即解維行，逆風拉縴，距申尚百餘里也。午初過四港口，兩輪船來，仍帶行，午正三過黃渡，酉正泊醬園弄口，蔣升、傅桂兩僕來迎，燈後，緝夫、寅臣同來，談至亥初去。
醬園弄在英租界新閘路。緝夫、寅臣皆翁同龢姪孫，翁家「小狀元」曾源之子。
七月十九日：發京信、發常熟信。午到醬園弄緝夫寓，見二姪婦，瘦甚，老景矣。萬生（航，改名中立，江蘇道，號欣陶）來見，甫出京，帶余衣箱兩隻、秋帽一頂來，而段玉帶書箱數十只隨行之說，不知何故中止？
「二姪婦」即翁曾源之婦。「萬生」所帶衣箱，自係官服，因為有復起「明發」，地方大吏必來訪謁，不能不衣冠肅客。段玉係翁家男僕，既有復起之信，書箱自不必南運。「不知何故中止」？係後來刪改之跡，與改「將之江右」一詩，同其機杼。
七月二十日：亥初至江寬船，是夜丑正開行。
七月廿一日：午初過通州，酉初過泰興。發京信、發上海信，均託施君（船上帳房）送京口局。
自十七日至廿一日，五日之中，凡三發「京信」，如此行與復起無關，家書不必如此頻繁。
七月廿二日：丑初二刻始泊鎮江碼頭，巳初三泊金陵，酉初一蕪湖停輪，三刻復行，落日照江，光景奇特，然一出戶則環觀，即小窗亦窺覘者不絕，可厭也。
「窺覘不絕」正見得翁同龢動向之惹人注目，「可厭」實為若憾之詞。
七月廿三日：辰初一泊安慶，未正二刻過小姑山，申正泊九江。五姪遣僕持函候於此，雇一舟，舟湖廣紅船也。又報委員鄭輔清來見，餘官皆投謁，未見，送酒食者亦壁。九江鎮宋超僑，九江道誠勳（果泉）便衣來談；果泉送路菜，受之。亥正始臥。
七月廿三日：鄭輔清等來送，皆未見，辰初開行，仍順流折回湖口，中流容與，始盡攬南北形勝。午初一刻至湖口縣，縣令徐元升來迎，未見，石鎊山左右防營排隊接，辭之（帶隊記名提督）。……東泊一彎，炮船排炮，馬頭預備，辭之。
長江輪船至九江後，續往西航，而南昌在南，故須折回湖口過大孤山，經鄱陽湖至省城。
七月廿五日：遊石鐘山，過楊泗廟，僧八十八矣，坐石共語，有奇趣。
覺有奇趣，故特「記老僧語」：
一見呼余老太爺，問係湘人；「曾從軍乎？」曰：「腳踢湖南省，幸打廣西城。」又曰：「此庵彭公來後無人來，爾來，吾以是彭公郎爾矣。」又曰：「爾年三四歲耳！」余訶之，則曰：「不過六歲餘耳。」又曰：「爾欲閒，恐天不放閒，爾名利中人也。」余曰：「我在名利外。」一笑而起，予一銀餅；再拜曰：「菩薩錢。」
所謂「奇趣」者如此。廿六日復行，廿七日未初抵省城。是日記云：
未至十五里，於雞籠山呼小舟，與賣炭人雜坐，抵德勝門外石灰窖，坐小竹轎入城以避客。至門則導從絡紛，入室則一家喜氣，嫂氏一見握手，喜出涕，二十年青春之懷，於此稍釋。住簽押房發京信，小山發京電。
其時復起的信息，當已明朗化，滿城文武除巡撫德馨調職已離省外，皆至碼頭迎接，故廿八日日記有如下記載：
雖起習起跪。差官詣兩司道府州縣謝步（用帖，武官用片）。
廿九日所記，更為微妙：
是日筱山姪生朝，余亦冠帶致賀。紅男綠女，環繞怡愉。
但「導從繽紛」、「一家喜氣」；「紅男綠女，環繞怡愉」，只得道廿七至廿九的三日，過此則得意之態，歡樂之情，一掃而空。
美夢成空
情況的劇變，發生在七月最後一天，是日日記，翁同龢完全刪去，只書三字：「發京電」。現在還不能確知發生了何事？但必與七月十九、二十兩日以後的朝局有關。
德宗的變法開始時是漸進的，但守舊之臣，頑固如故，積忿而激成極端，則在禮部主事王照上條陳，堂官不為代奏一案，七月十九日吏部議奏，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等，照應奏不奏例，降三級調用；奉上諭「均著即行革職」，有「豈以朕之諭旨為不足遵耶？」是故禮部全堂革職，乃乾綱獨振的立威。德宗如果有高宗那樣的手腕，由此開始，一步一步加強，威信可望逐漸建立，但次日即有授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等四人四品卿銜，在軍機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之旨，以致「立威」之舉變成除舊布新，似乎懷塔布等人，懲非其罪，並非因違旨而獲嚴譴，只是因為他們是守舊派而適逢其會而已。如是，則舊派人人自危，聯結益固，且得振振有詞地媒蘖於慈禧之前。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三云：
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皇上初行賞罰之事，此詔一下，維新者無不稱快，守舊者初而震恐，繼而切齒，於是懷塔布、立山等率內務府人員數十人，環跪於西后前痛哭，而愬皇上之無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謀於榮祿，而廢立之議即定於此時矣。
於此可知「初而震恐」則「立威」已見效果。徜或德宗自己見得到，或軍機大臣得力，則必於上諭中聲明，此係懷塔布等自取之咎，中外臣工但能恪遵旨意，實心奉職，無須疑懼，強調此為個案，則守舊之臣又何能集結環跪於慈禧之前？此在雍正、乾隆兩朝，行大誅罰，必有此安定人心的表示。而此一上諭，不特未設想到此，且敘明賞王照三品頂戴的原因，竟用「不畏強禦、勇猛可嘉」之語，是則皇帝先就視守舊之臣為待剿之匪了。至於何以有此上諭，非「木訥令兄」有意煽動，即王文韶等輩無能，兩者必居一。甚至王文韶有意迎合剛毅，亦未可知。
梁啟超「戍戌政變記」卷一，有「岑春煊（誤作暄）以上裁官摺由未補缺之四品卿特簡布政使」一語，所記僅得真相之半；岑春煊實已補缺，而所上裁官摺之妙，即在以退為進，非自請裁撤以證明其為可有可無的冗員，不足以動天聽。至岑春煊本人則諱言其事，所著「樂齋漫筆」，不著一字，但云「戊戌四月，陛辭赴粵」，亦為不實之言，「東華錄」明載其簡放粵藩在七月十五日，何得四月間「陛辭」？
凡此導致人心不安的過當之舉，皆發生於翁同龢自蘇州經上海至南昌途中，在此期間，翁斌孫一直在京觀變，並未致書其叔；翁同龢對京中情形，亦相當隔膜。自四月二十日四京卿參預新政後，「明發」皆用電報，但亦未能發現政局變化之跡；細參各家記述，保守派的反擊行動，起於七月廿二日，命李鴻章、敬信退出總理衙門。
李鴻章雖為首輔，但以翰林出身，而一生從未有過考差，所以不獨不能派充翰林院掌院，且凡所有屬於主持修史撰文的差使，亦皆無分，在內閣完全只有一個文華殿大學士的空銜；唯一的差使即為總理大臣，亦即唯一的據點在總理衙門。撤去此差，已同閒廢，但於情難堪，猶在其次；嚴重的是，翁同龢即將復起，極可能仍派在總署行走，而張蔭桓亦必將仍與翁同龢合作，如此則中俄交涉，可能翻案，李鴻章引狼入室，復又為虎作倀的種種卑劣行徑，全盤暴露，將有不測之禍。
於是李鴻章又發動他專用的「打手」了，此人即是李伯行的兒女親家，嚴參文廷式的楊崇伊。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八月初九日記：
聞首發難者，仍係敝同鄉楊侍御也。此君沉深陰鷙，聖門諸賢嘐嘐然志大而才疏，本非其敵。
又初十日記：
午後赴省館應紺宇之紹，見鳳石、範卿、淮海昆仲、蔚若，各證所聞，知莘伯發難，無疑義，並聞先商之王、廖兩樞臣，皆不敢發，復赴津與榮中堂定策，其摺由慶邸遞入，係請皇太后訓政，並劾新進諸君，植黨營私，莠言亂政也。
德宗的變法，與宋神宗的變法相較，方向正確得多，且宋神宗的變法，保守派無不反對，德宗的變法，保守派在理論上亦有不能反對者，但兩者皆失敗於執行不善則一。所不同的是，神宗有王安石，而德宗只有王文韶與剛毅，此兩人皆有故意操之過急，鹵莽割裂之嫌。
在此以前，引起保守派極大恐懼的一事，厥為裁撤冗閒衙門，七月十四日發布的上諭，內容共五條：
一、詹事府無事可辦，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半屬有名無實，均即歸併內閣及禮、兵、刑等部辦事，原衙門裁撤。
二、督撫同城之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及只管一部分河工之東河總督裁撤。
三、各省不辦運糧之糧道，及無鹽場之鹽道裁撤。
四、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冗員，命即詳議趕辦。
五、各省辦公局所，無非位置冗員，各省應即一律裁撤淨盡。
此事關乎不少人的生計，應有妥善辦法，逐步進行，而軍機惟以一紙上諭了之，殊非辦事之道，而徒為君上賈怨。相傳此議起於岑春煊，此人為漢光武「雲臺二十八宿」之一，舞陰侯岑彭的後裔，原籍浙江餘姚，北宋年間有岑仲淑者，從狄青西征，因落箱於廣西西林，成了土司，乾隆朝改土歸流，又變為土官，其父岑毓英，曾官雲貴總督。岑春煊先納貲為郎，後中舉人，久任部曹；丁憂起復後，任鴻臚寺正卿。其時新政如火如荼，廣開言路，各部上條陳者，日以百計；岑春煊向來好事，謀之其門客張鳴岐，上一條陳，裁撤各冗閒衙門，且身為之倡，請撤其職，德宗大喜，即交軍機擬上諭，一體遵行。岑春煊則大蒙賞識，簡放廣東藩司。
岑春煊之得派此缺，因召見時力陳廣東政風不良；而粵督譚鍾麟為反對新政最力者；督撫同城的廣東巡撫既裁，譚鍾麟的權柄益重，德宗以岑春煊年輕力壯，敢言且勇於任事，既為新政之擁護者，則派為廣東藩司，足以箝制譚鍾麟，新政失敗，體制復舊，岑春煊以廣東藩司調甘肅臬司，乃由至美之地調至瘠之缺，不意復有庚子救駕一事，受慈禧特達之知，晚清宦途經歷之奇，莫過此人。
楊崇伊發難
政變由楊崇伊所發難，為眾口一詞的指證；但整個計劃出於何人策定，則尚成疑問，時人有詩：「定策殊勛誰第一，青袍御史氣如雲。」則為楊崇伊定策；但楊崇伊背後有人，即是李鴻章父子。袁世凱「戊戌日記」，記七月廿九日奉召進京，八月初一日召見，旋奉旨以侍郎候補；初二日謝恩情形云：
謝恩召見，復陳無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賞，慚悚萬狀。上笑諭：「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等語。退下，在宮門外候見慶邸，匆匆數語，即回寓，會大雨，至午，始回清華寺，憊甚酣睡。至晚食復睡。
按：既云「候見慶邸」，則必有要事；而又只「匆匆數語」，且不言其事，此為一大疑問。但次日行蹤，大致可以解答：
次日初三晨，謁合肥相國，久談兵事，飯後赴慶邸府，邸在園，閽人囑稍後，即在回事處候。將暮，得營中電信，謂有英兵船多隻游弋大沽海口，接榮相傳令，飭各營準備聽調，即回寓作復電。適有榮相傳弁遺書，亦謂英船游，已調聶士成帶兵十營來津，駐紮陳家溝，盼即日回防。
以下接敘譚嗣同密訪事。結尾云：
予因其志在殺人作亂，無可再說，且已夜深，託為趕辦奏摺，請其去。反覆籌思，如癡如病，遂亦未及遞摺請訓，細想如任若輩所為，必至釀生大變，危及宗社，惟有在上前稍露詞意，冀可補救。
以下即寫初五日請訓事。劉鳳翰著「袁世凱與戊戌政變」，即指出「『失落』了初四這一天」，是最大的漏洞。但疑問還不止於在初四那天，袁世凱做了些甚麼？而在初三那天，袁世凱的行事：
第一、初三午後至慶王府，慶王在頤和園，司閽囑稍後，則慶王必已先有交代；也就是說，慶王有事交代，但候至日暮，未曾見到慶王，此後亦再未提及，然則袁世凱與慶王之間，究竟有何交道要打，而保持如此密切的接觸？
二、最成疑問的是，初三晨謁李鴻章「久談兵事」，而且是在李處午飯後，赴慶王府。袁世凱自韓歸國，久為李氏父子所深惡痛絕，乃忽然有此一謁，已頗奇特，而又「久談兵事」，試問李鴻章久已不親行伍，西法練兵，亦非素所講求，有何可談？而且「新建陸軍」只得七個半營，總計七千人，談這樣一支部隊，又何須一上午之久？
自初二召見後至初三「將暮」，袁世凱所會見的只兩個人：召見後「在宮門外候見慶邸，匆匆數語」；初三晨「謁合肥相國，久談兵事」；午後赴慶王府「在回事處候」，將暮未能見到，即回寓所。將這些情況聯結起來看，明明白白顯示，前一天慶王匆匆數語，必是關照袁世凱，詳細情形可問李鴻章，次日與李鴻章久談後，復赴慶王府，乃是禮貌上的覆命，報告已遵囑見過李鴻章；故雖未見到慶王，亦無關係。
當袁世凱在慶王府久候時，政變已經發動，慶王在園未回，即是安排楊崇伊在頤和園上書，請太后訓政。楊崇伊的行動，李鴻章當然知道；而袁世凱不能不知楊李為至親，且楊崇伊有赴京謁榮祿之舉，然則初三袁、李的話題，不能不及於此，而其時譚嗣同尚未晤袁，無所謂「告密」。
在我的看法，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事則有之；思籠絡袁世凱，使與「榮祿各辦各事」，效忠於帝，言或有之，但所謂「硃諭」，所謂「圍頤和園」，皆是子虛烏有之事。目的在製造一個殺康黨的藉口；不過此亦非袁世凱的本意，而是榮祿授意袁世凱「誣報」四京卿，酬勞則是一年以後的山東巡撫。
首先要指出的是，「告密」一事根本不存在；因為：第一、譚嗣同既未說過圍頤和園的話，即無密可告；第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已奉明旨，歸直督節制，則袁世凱奉召入京時，必先向榮祿請示；榮祿亦必有召見時德宗作何語，隨時密告的要求。及至入京，所接觸者為慶王、為李鴻章，一定會問起召見的情形；袁亦一定不敢隱瞞，「與榮祿各辦各事」之語，早就傳了出去，如譚嗣同真有「圍頤和園」之語，不必袁世凱回京「告密」，在京即已不能保密。因為袁世凱在京必有人偵伺，譚嗣同夜訪，則次日自有慶王等人相詢。其日記「失落」初四一天，其中大有文章。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推斷當時情況如此：
一、德宗力行新政，而頑固的保守派，相繼反對。軍機處剛毅當權，所採取的破壞手法是，凡事掣肘；掣肘不成則如江湖傷科郎中之「貼爛膏藥」，鹵莽割裂，為帝賈怨。
二、德宗思召翁同龢為助：而當翁待命之時，因禮部不為王照代遞奏摺，導致德宗盛怒，一意孤行，擢用四京卿，以致新舊黨爭，益趨尖銳。
三、李鴻章奉旨退出總署，深恐經手交涉有翻案之虞，於是而有楊崇伊請太后訓政之舉。
四、四京卿中譚嗣同、林旭主張設法分北洋軍權，俾以實力作後盾，強力推行新政。其中譚嗣同主張籠絡袁世凱，而林旭則傾向於聯絡董福祥。
五、袁世凱之被召，加速了政變的推進。七月底請太后訓政一事，即已定局。由於楊崇伊曾先謀之於王文韶、廖壽恒，則廖壽恒必曾通知翁斌孫，訓政實現，翁同龢豈有復起的機會？多日經營，一旦成為畫餅，此為八月初一日翁同龢日記全刪，惟留「發京電」三字的真相。
六、八月初二日召見袁世凱後，如無袁以侍郎候補的恩命，政變或可稍緩發作，既有此命，楊崇伊遂於八月初三日向太后遞請訓政摺。
七、政變的關係人物，策畫者為李鴻章、楊崇伊；執行者為榮祿、袁世凱，居中聯絡者為慶王。
八、慈禧於八月初四日回宮，而於初六日始發動政變者，由於伊藤博文到京定於八月初五日覲見之故。
按：伊藤博文係七月廿六日抵達北京，八月初二日接受張蔭桓代表總署的歡宴，八月初五日偕日本公使林權助覲見德宗。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於此條下有附註：
新黨御史李岳瑞等，曾上書請用客卿，伊藤之來，或傳係康有為勾引，將入軍機，舊黨惶悚不安。
此為舊黨因李岳瑞等有此一奏，因而造作謠言。謂康有為「勾引」伊藤，將康有為的地位太高估了。
如上排比，只缺八月初四日一天情事，留待後論。茲所欲辨者，根本無袁世凱告密之事；是則謂政變之作由袁告密而來，與事實全不相符。所以有此一說者，由於八月十四日即殺「六君子」的第二天，上諭有「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等語，因非誣以謀反大逆的罪名，便無「正法」的理由。不過如此鉅案，必然有人追問，是如何「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又如何而「幸經覺察」？於是速作一段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說以先誅榮祿，再謀圍頤和園的「故事」；而「幸經覺察」，則由於袁世凱的告密。其過程如劉鳳翰「袁世凱『戊戌日記』考訂」，就袁記刊出八月初五日的活動如下：
早請訓，上賜密諭。
退後赴車站候達佑文觀察。
乘十一點四十分車，下午三點抵津，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
詣院晉謁榮祿，報告內情，榮祿即乘車（五點）晉京，留袁護理直督。
汪袞甫（榮寶）「重有感」十首戊戌政變，其第七首下半云：
銀鐺夜醉開東閣，鐵騎朝飛入北軍。定策殊勛誰第一，青袍御史氣如雲。
「銀鐺」、「鐵騎」一聯，用酈寄賣友的故事，以譚嗣同為酈寄所出賣的呂祿，而以榮祿擬條侯周勃。詩意亦謂袁世凱告密後，榮祿入京「清君側」。因此，這段史實的分辨之處，在於榮祿是否曾於八月初五連夜進京，八月初六如周勃之突入北軍？
細考官文書及私人記載，均無榮祿於初五入京之說。如葉昌熾記當時前後情事甚詳，楊崇伊上訓政摺，先謀之於「王廖兩樞臣」，皆不敢發，而廖因楊有此舉，知德宗欲召翁同龢的意願，必成畫餅，因而通知翁斌孫轉電翁同龢。我的推斷，即因葉記有此重要透露而來。依當時情勢來說：榮祿以大學士而握兵權，其行蹤備受人注目；如政變為榮祿入京後所發動，葉昌熾亦必有楊崇伊的摺子，由慶王遞進的記載，而竟無隻字提及，可知必無其事。至於袁世凱的說法，亦復兩歧，或有或無，只能信其一；我的看法，適與劉鳳翰相反。
袁世凱的說法有兩種，一為袁世凱在北洋最親密的幕僚張一麐，在「古紅梅閣筆記」中所記：
次日召見，德宗示以所命，袁極言母慈子孝，為立國之本。退朝，有某侍衛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蓋西后遣人詗之，而為立言得體也。袁遂不敢返館，即赴津，至督轅則見榮祿已命衛兵夾道羅列，而自西后處來之楊莘伯亦在座，乃跪求榮祿作主。
榮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屬君。」送至車中，袁曰：「今日之事，皇上處於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凱以死繼之。」榮曰：「皇上決無他，其餘臣子則不能保。」
據張一麐自注：「此數語皆袁所親告人者。」袁世凱明言「送至車中」，則是親見榮祿入京。但其日記的說法不同：
初五日請訓，因奏曰（略）等語，上為動容，無答諭。請安，退下，即赴車站，候達祐文觀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詣院謁榮相，略述內情，並稱：「皇上聖孝，實無他意，但有群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罪實在下，必須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語未竟，葉祖珪入座，未幾，祐文亦來，久候將至二鼓，不得閒，只好先退晚餐，約以明早再造詳談。次早榮相枉顧，以詳細情形備述，榮相失色，大呼冤曰：「榮某若有絲毫犯上心，天必誅我，近來屢有人來津，通告內情，但不及今談之詳。」予謂：「此事與上毫無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藥而死耳。」籌商良久，迄無善策，榮相回署，復約祐文熟商，是晚榮折簡來招，楊莘伯在座，出示訓政之電，業已自內發矣。榮相撫茶杯笑曰：「此非毒藥，你可飲之。」惟耿耿於心，寢食難忘者，恐累及上位耳。
按：達祐文名達斌，一字以文。甲午之戰時，恭王奉旨組織「督辦軍務處」，慶王幫辦，翁同龢、李鴻藻、榮祿、長麟會辦，達斌為幕僚，以後即為榮祿參贊軍務。袁世凱日記中提及此人，殊有深意。
袁世凱續記：
越四日，榮相奉召入都，臨行相約，誓死以保全皇上。予曰：「趙盾弒其君，並非趙盾。中堂世篤忠貞，現居要津，而皇上萬一不安，天下後世，其謂中堂何？我亦世受國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報之。」榮相曰：「此在我與慶邸，決不至累及上位，勿慮也。良以慈聖祖母也，皇上父親也，處祖母父親之間，為子孫者，惟有出死力以調和，至倫常之變，非子孫所忍言，也非子孫所敢聞。」謹述大略，五衷如焚，時在八月十四日記於天津督署。
此一日記，論者皆以為不實。如劉鳳翰即謂之為「除了承認自己告密外，幾乎全是謊言，並且漏洞百出」。因而相信「榮祿於當天下午五點即已去京」，以為袁所記「晚間」及「次早」與榮祿的談話，「當然全是虛構」。且同意「張謇傳記」作者，與張一麐頗有交情的劉厚生的看法，這段日記經過張一麐的筆削，因為「袁世凱自己的手筆，尚沒有如此通順」。
劉鳳翰的推論，皆有根據；不過虛構是一回事，榮祿八月初五並未進京，又是一回事。袁的日記中，私室晤談，竟作何語，並無見證；但記行蹤，則不可能虛構，因為道份日記在宣統元年即由南通翰墨林印行，稱為「戊戌日記」；南通因張謇之故，冠蓋不絕，「戊戌日記」流傳不會不廣，其時去戊戌不過十年，姑不言各人記憶，或身經其事者，出而證明虛實，即「國聞報」、「申報」等記要人行蹤，亦可覆按。如查出榮祿於八月初五日便已進京，則所言皆虛，袁世凱不能不慮及於此。且記榮祿入京的日期，相當明確，「越四日」即八月初十；而八月十一日，即有一連串重要的上諭，如：
一、榮祿保獎袁世凱。
二、步軍統領崇禮，奏報緝捕人犯的經過，奉旨派軍機，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並宣示概不深究株連。
三、為翁同龢所不滿而退出總署的徐用儀，復回總署。
四、原裁各衙門悉仍其舊。
這都是榮祿到京，謁見慈禧以後所作的決定。
袁世凱告密之謎
然則袁世凱在德宗既崩，攝政王載灃與隆裕太后定策，欲殺袁世凱為德宗報仇，而為張之洞所力救，罷黜回籍之前，何以要留下這一篇支離葛藤的日記；而張一麐又特地託費仲深在南通印行？實為預作免禍之計，其想法與作法是：
第一、袁世凱雖罷歸洹上，其禍未解，倘或追論「告密」案，則先有印行的一本日記在，可作為辯解的根據。
第二、袁世凱的日記中，不但為他自己辯解，而且也極力為榮祿開脫，強調他跟榮祿的立場是一致的，如果他有責任，榮祿也脫不得干係。因為攝政王載灃是榮祿的女婿，如果他要迴護他的岳父，即不能不連帶迴護袁世凱。
至於日記中所欲透露的事實，當於不經意處及無字間推求，其主要的申訴是如下兩點：
（一）「訓政之電，業已自內發矣」，表示榮祿並未主張請太后復出；而由「楊莘伯在座」，「出示」此電，暗示策動政變，另有其人。
（二）榮祿謂「倫常之變」，「非子孫所忍言，也非子孫所敢聞」，暗示德宗之被幽居瀛臺，完全是慈禧單獨所作的決定。
關於「密告」的傳說，起於八月十四日既殺六君子，頒發上諭，為康黨加上「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這些謀反大逆的罪名以後。此為榮祿於八月初十進京以後，面謁慈禧太后後，商定的策略，因非如此不能殺六君子，幽德宗於瀛臺。當八月初六採取逮捕行動時，以康有為為「首惡」，其罪名亦不過「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初九日續奉上諭，逮捕張蔭桓、徐致靜、楊深秀及四京卿時，僅謂「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審訊」，根本未言是何罪名？故步軍統領崇禮會同刑部具奏時，亦含糊以「該革員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牽涉大小臣工多名，案情極為重大」為言，僅是株連，而無法具體指出涉嫌的罪名。及至十一日已派軍機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後，忽又於十三日逕行縛赴西市，四新貴，一言官，一布衣，同時公開處斬，而不知所「伏」者是何「法」？更不知所謂「明正典刑」者何在？於此可知六君子畢命以後，指其謀反大逆，若問證據何在？殊非秦檜之「莫須有」三字所能了事。在死無對證的情況下，唯一的活口袁世凱，為上諭的誣控作誣證，乃成必須。「戊戌日記」末綴「謹述大略，五衷如焚，時在八月十四日記於天津督署」等語，實為暗示在見及是日明發上諭以後，作桴鼓之應。袁世凱之受嘉獎，以及翌年冬天之被擢為山東巡撫，乃酬庸及誣證而非告密。這一點，至今尚無人為之細辨，甚矣哉，論史之難。
不過，袁世凱作此誣證，亦係備而不用，此非有面子之事，袁所深諱。但當時眾口喧騰，政變係由袁世凱告密而起，則為康梁師弟大肆宣傳而起，袁世凱是不得已而作誣證，康梁則明知其誣，乃以別有用心之故，蓄意誣上加誣，以致後來保皇黨每罵一次慈禧，即使得慈禧遷怒於德宗，加上幾分虐待，且慈禧對德宗的成見始終膠結不解，康有為之「保皇」者如是！近世高級知識分子，欺世盜名，奸險無恥，莫過於康有為！梁啟超固可佩服，但於此重公案不能不與師同流合污，實為白璧之瑕。
如上所論，今所欲解決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即在為譚嗣同辨誣。戊戌八月初三之夜，譚晤袁時，究作何語，已成千古疑案，但就情理而論，如康梁所言，譚嗣同勸袁世凱以流血不過五步的殺榮祿，或有可能；若謂其要求袁世凱提兵圍頤和園，劫制慈禧太后，則可斷定譚嗣同決不會作此囈語，否則他就是白癡。
試想，袁世凱有兵七千在新農鎮，亦即所謂「小站」，由此發兵，首須北向通過天津，這一關能不能通得過？其次蘆漢路局總辦胡燏芬，會不會支持袁世凱，撥給足夠的車廂供他運兵？就算北洋自榮祿以下都在夢中，任其所為，但蘆漢路只通至南苑附近的馬家埠，袁部又如何能從城南到京城西北的頤和園？即令聶、董兩軍不能赴援，步軍統領崇禮的「巡捕五營」及屬於內務府護軍營系統的頤和園衛隊，莫非都會棄械投降？
康有為以奉有「衣帶密詔」為言，在海外招搖撞騙，且曾偽造譚嗣同在獄中所作的「血書」，為王照所揭發（詳見「水東集」），此為治近代史者所深悉。所謂「密詔」，事誠有之，亦僅只一通，係德宗在七月廿八日手交楊銳，楊被難後，其子密藏回川，宜統元年繳呈攝政王，交實錄館，真相始大白於世。原件以大白摺端楷硃書，其第一段云：
近來朕仰窥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實在為難情形也。
十九日硃瑜，指禮部全堂盡革事，慈禧「以為過重」，並不以為根本不應處分，此即所謂「恐失人心」之意，而德宗亦因「聖意堅定」，故「不得不徐圖」，冀「隨時幾諫」，尚有挽回之望。此為當時德宗的基本態度。第二段云：
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
此足見德宗有自知之明，且亦明白道出處境，謂「權力實有未足」，則非無權力；謂舊法盡變，昏庸盡黜，位且不能保，則倘非盡翻全局，位均能保。德宗在此時的地位，還談不到「危」之一字。第三段云：
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朽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由朕熟思審慮，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焦急翹盼之至。
一則曰「俾舊法可以漸變」；再則曰：「候朕深思熟慮，再行辦理」，充分顯示德宗已由急切求功，轉變為謀定後動，逐漸改進，以迄於最後達到黜舊進新的目的。情緒上「雖不勝焦急翹盼之至」，而事實上毫無匆遽急迫之狀。
特別需要指出，而言戊戌政變所全未指出者，即密諭中的「爾等」，並不包括林、譚、劉，固已見於字面，且並不包括康有為，康有為是在「諸同志」之列，與林、譚、劉等，都在「妥籌密商」的被動方面。然則「爾等」指誰呢？指具有「密繕封奏」的人，也就是楊深秀、徐致靜這些言官及兼講官的翰林，六部九卿以外，只有他們能上「封奏」；至於康有為上奏，需由工部堂官代遞，所言之事先要說明白，如王照之例可知。
這就是何以楊銳得以保存此密詔而未交與康有為的緣故。康有為甚至連墨本都未得到，他只是聽譚嗣同說過，有此一道詔書，「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一語，在康有為年譜中，居然變成「朕位且不保，令與同志設法密救」了。
依前引密詔而論，可以斷言德宗此時對康有為已經疏遠；因為他知道激進之路已經走不通。其實，謂康有為如何上結至知，亦只是他自己如此說而已。果然德宗視康有為如宋神宗之於王荊公，則擢用四京卿時，何不置之於左右？且安有見信之臣，遠遣之上海辦報之理？康有為也好，張蔭桓也好，對德宗的影響力，決不如翁同龢，當德宗準備取得慈禧的諒解，復起翁同龢時，必已想到翁同龢不願引薦康有為的話，而康有為之被疏遠，即始於此時。
康有為之無恥，即在於翁同龢及德宗，謬託知己；後世言此事之失，在以為康有為雖欺詐，但事實總得其十之七八，究其實際，必無之事，滿紙誑言。茲就其矛盾偽飾之明顯可見者，略舉如下：
（一）八月初二上論：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康有為素日講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這道上論的用意，是很清楚的。第一是對康有為的警告；第二是澄清康有為的地位。康有為奉旨督辦官報，僅係上海一處，十八行省一千幾百州縣，每處每月出銀一兩，另加紳商購閱，月可得二千兩，此即上諭中的所謂「籌有的款」。但康有為未饜所欲，仍在京中大肆招搖；他本人並無專摺言事之權，有所陳說，須呈本衙門總署代遞，因而多方鼓動言官出奏，頗為孫家鼐所惡，因有此旨，催其出京。又以康有為招搖過甚，流言且有康有為進宮之說，故上諭中特為聲明，「召見一次」。末尾更謂其「遷延觀望」，加上開頭的「實堪詫異」，則此諭已近乎申斥，而康有為自編年譜中，竟如此說法：
初二日明詔敦促我出京，於是國人駭悚，知禍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諭，有要事由軍機大臣面傳諭旨而已。……楊崇伊於初二日至頤和園，遽請訓政摺，西后意定，上欲保全我，故促我出京也。
在此以前，康又自謂：
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摺稱師，知為吾門生；上之用譚嗣同，以其與我同為徐學士及李苾園尚書所薦，皆吾徒也，故拔入樞桓。楊、劉為楚撫陳寶箴所薦，而陳寶箴曾薦我，楊漪川又曾保陳寶箴，上亦以為皆吾徒也，而用之。時譚復生實館於吾，林暾谷並日日來，上意有所欲傳，吾有所欲白，皆藉譚、林通之。
照康有為所說，「四京卿」之得用，都由於他的關係，此種囈語，可以不辨。但既常藉譚、林以達天聽，尚未出京，應早為德宗所知，何以「實堪詫異」？既欲「保全」，德宗何不命譚、林口傳，促其從速出京，豈不遠較明詔為妥當？
事實上，那裏有「保全」的說法？楊崇伊遞請訓政摺，係初二下午到海甸，初三凌晨遞摺；其時促康有為出京已有明發上諭。楊崇伊尚未遞摺，訓政亦未成為事實，而謂德宗竟能先知，促康出京，以為保全，天下竟有此奇事？其後康徒張伯楨為其師作傳，知此為大不通之事，改為「楊崇伊於初一日至頤和園遞請訓摺，西后意遂決，德宗知事中變，欲保全先師，故促先師出京也。」康門弟子之誕妄如此！
（二）康有為日記又云：「初三日暾谷持密詔來，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日起程出京，並開用官報關防。二十九日交楊銳帶出之密詔，楊銳震恐，不知所為計，亦至是日，由林暾谷交來，與復生跪讀痛哭，乃召卓如（梁啟超）及二徐（徐致靖、仁鐘父子）、幼博（康廣仁）來，經畫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世昌）亦來，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
所謂「林暾谷持密詔來」，根本為子虛烏有之事，已成定論。且就其自己所記，已出現了極大的漏洞，既然有所謂密詔中的「妥速密籌，設法相救」，且「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卻又奏報「於初四日起程出京」，初四日即翌日，然則「皇上」救不救了呢？
再談康有為所住的南海會館，位於米市胡同。這條胡同的周圍，即清朝詩人筆下常提到的「宣南」，在明朝就很有名，入清如昔，其西的丞相胡同，有明朝嚴世蕃聽雨樓的遺址。米市胡同有「狀元宰相」潘世恩的大宅，至潘祖蔭時代，文酒之會，盛極一時，且內有中州、江陰、光州、六安、重慶等會館，北去即刑人之處的菜市口，在這樣一個車馬喧闐的繁盛之區，謂如逢國喪，大哭特哭，試問有此理乎？且公然「經畫救上之策」，則所謂「妥速密籌」的「妥」與「密」者何在？凡此皆非情理中所能有。
康有為於「大眾痛哭不成聲」下又說：「乃屬譚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託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袁曰：「殺榮祿乃一狗耳」云云。
這段話大概是康有為想到了明英宗的「奪門之變」，信口胡說。照康有為的計畫，其前提是袁世凱有兵帶來，可以挑選死士，在京行動，但袁世凱並未帶兵來。而且德宗在京，而榮祿在津，「扶上登午門」即無法殺榮祿；倘謂是在津殺榮祿，則又何必「扶上登午門」？皇帝固照常辦事，且將接見伊藤博文；並非已被幽禁，需要扶上午門，令百姓瞻仰，以示真命有在。凡此不通之說，數十年來竟無一人指摘者，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康有為日記中，其他公然作誑之言，可謂之指不勝屈，如五月初三日：「總理大臣代遞謝恩摺，上命曰：何必代遞，後此康有為摺，可令其直遞來。」但「東華錄」後此所載上諭，如為康有為的奏摺，無不由總理衙門代遞，則仍是工部主事派充總理衙門章京的身分，並無特許直接上奏之權。
康有為之不能如言官、講官之得具「封奏」，陳言逕達天聽，已為鐵樣的事實。德宗之有密詔，不能付與無「封奏」權的官員，更為理所必然之事，否則不能直接奏覆，何「密」可言？而況朝廷辦事，自有規制，上下溝通的管道，尤為嚴格，如翁同龢復起，因軍機處不能逕對無職任人員行文，須由地方官轉知，如在常熟，由江蘇巡撫轉知，不易保密，且恐有故意延擱或阻撓的情事，所以先使翁同龢赴南昌，因其時翁曾桂以贛藩署理巡撫，廷寄朝到，翁則夕行，既妥且速。
但康有為決不能道破實情，否則他的一切誑言，無不拆穿。因此，他竟造作德宗許以「直遞」的子虛之事，進而有所謂「密摺」、「密詔」。其事實真相，可為之分析：
第一、從譚、林口中，康有為得知確有密詔付楊銳。康有為設想他人必有此疑問：康某既自稱如何上結德宗特達之知，則有密詔，何以不付康某？於是撒謊撒到底，竟謂有兩道密詔，一道謂「朕位且不保，令與同志設法密救」；一道謂催其出京，意在保全。好在譚、楊均已不在人世，死無對證；即令不信有其事，但無證據。不意此密诏竟為楊銳攜回四川，且於宣統元年呈交攝政王，公諸於世，真相乃明，否則終成疑案。
第二、康有為在京多方活動，終未能更上層樓，八月初二日催其出京的明詔一頒，康有為的原形，已顯了一半。八月初三楊崇伊上訓政摺，則慈禧復掌大權，已成定局。康有為至此已至日暮途窮之境，倘不速走，禍且及身；但既不能攜其弟同行，而忍令蹈虎尾春冰之險，就必須有一說得過去的理由，因而造作德宗境況如何危險，欲其相救，以示大義所在，忠君不能不棄弟的苦衷。
第三、有密詔始可號召勤王，以遂其行騙之計。
至於袁世凱，只在迫不得已，或居然有人當面詢問時，承認告密，不認誣證，因為告密可有解釋，一是為了「保全皇上」；二是榮祿為長官，如此大事，何所不告？但誣證則為陷害，決不可認。
但就是袁世凱自己的話，亦有許多前後不符之處，如張一麐所記，「據北洋幕府所聞」，而又謂「此數語皆袁所親告人者」，謂袁世凱回津後，「榮祿已令衛兵夾道羅列，而自西后處來之楊莘伯亦在座」之云，而「戊戌日記」則謂次日始於榮祿座中見到楊莘伯。
曾在北洋政府任要職的張國淦，數年前有一回憶錄發表，謂曾面詢袁世凱。據記如下：
袁言：「當時宮廷和天津督署，天天有私人往返，所有秘密，他們知道比我多，比我快，何待我告密？御史楊崇伊常常來津，在督署一住多日，禮部尚書懷塔布等革職後，他們到津與榮督秘談，所談何事，外人固不得知，聽說與太后訓政有關。七月二十九日，我奉旨到京，初一日召見，特賞侍郎候補。初三夜，譚嗣同來，聲言榮某近日獻策，將廢立，要求我誅榮某，圍頤和園，並言：已有硃諭在手。出示硃諭，乃係黑筆所書（原註：即廿九日密詔節錄者。高陽按：即付楊銳的密詔），並無誅榮圍園之語。譚言：他能挾制皇上，於我請訓時，付我誅榮圍園硃諭。我聽其『挾制』二字，不寒而慄，告以『天津尚有聶董兩軍，及淮練各軍七十多營，北京神機各旗營，事前不能接洽妥當，單靠我的七千人，如何能辦這樣大事？』譚嘵嘵不休，只得說──」
但在「戊戌日記」中談及硃論時，謂「譚云：『硃諭在林旭手，此為楊銳抄給我的，確有此硃諭。』」前後說法不同。張國淦又記：
我又詢初五日請訓，皇上交何硃諭？袁言：實未交硃諭。但諭『你練兵甚好，以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似乎是我的軍隊以後可與榮祿對立，不必受他的節制，但亦未明言。」
「與榮祿各辦各事」一語，亦見「戊戌日記」，但記為初二日謝恩時所諭；日記中謂初五日請訓時，只有袁世凱的奏諫，而「無答諭。」揆情度理，以與張國淦所言為真實，因既為請訓，德宗決無一言不發之理。張國淦又記：
袁又言：「我見榮督，榮問：『請訓時奉何密諭？』我言：『請訓時並未奉有密諭，只叫我好好練兵。』榮言：『何必欺瞞？』我覺得北京舉動，彼已聞知，因言：『皇上對於太后並無他意，只是新進諸臣，興風作浪。』即將初三日夜，譚嗣同談話詳要說明，並言：『這是他們的策畫，與皇上絲毫無干。母慈子孝，他們的胡作非為，萬不可牽累皇上。我們當調和兩宮，保全皇上。』榮笑言：『你倒是皇上忠臣。』我言：『外有各國使臣，內有各省督撫，如果有非常之舉，難保不有異議，致生他故。』榮頻點頭言：『你還是好好練兵吧！』
袁世凱這一段話，與日記不同。日記中強調他與榮祿的立場一致，俾為如或興獄，有辯解的餘地。此時已非清朝，無所顧忌，因而語氣中指出榮祿為后黨。至於所謂「欺瞞」，袁世凱所瞞者，為「與榮祿各辦各事」一語，而非所謂「誅榮圍園」，但日記既已如此說法，對張國淦遂亦不得不說假話。張國淦又記：
我又詢袁：「彼時都說榮祿初五夜專車秘密到京，才決定大計，實情如何？」袁言：「太后訓政，醞釀已久，近日殺榮圍園，風聲傳播，后黨方面又加甚其詞，所以提前辦理。我在此時亦是他們懷疑防閒之一人，榮果秘密到京，自然不令我知道。我此時憂讒畏譏，亦不敢多有議論。」
這段話有真有偽。榮祿如於初五秘密進京，袁世凱決無不知之理。因為榮如初五夜進京，則初六日謁見慈禧，有許多事要辦，初六必然無法、亦無必要趕回天津，則袁世凱至督署見榮撲空，榮祿的行蹤自明。推作不知，正為榮祿其時未曾進京的反證。
張國淦與袁世凱的上引談話，是在民國二年，當時他並未看到宣統元年在南通印行的「戊戌日記」，直至民國十五年二月，有名的詞家況夔笙，在發表於「申報」的「餐櫻廡漫筆」專欄中，連續刊載日記原文，張國淦方始發生疑問，認為其中最大的漏洞是袁世凱八月初五回津與榮祿相晤的情況，他說：
這是何等重大事件，豈有當晚「略述內情」而等待「次早」卻又「枉顧」之理？
誠然，這是情理上絕不可通之事，袁世凱於此段未說真話。但如因此而以為袁世凱有不可告人之處，即為告密的證據，則大謬特謬。如前分析，袁世凱作此日記的用意，在留一辯解的餘地，且極力強調他與榮祿的立場、看法以及情緒相同，俾使攝政王載灃有投鼠忌器的顧慮，不敢再追究此案，即不能不簡化其與榮祿談話的經過。
問題是假話說得不好，照道理應該編得更合理，事實上這亦並非困難之事；而所以如此寫者，是故意寫得不合理，故意留下漏洞，須知這個漏洞，是一個開啟真相的匙孔。譬如這一段：
語未竟，葉祖珪入坐，未幾達佑文亦來，久候，至將二鼓，不得閒只好先退，約以明早再造詳談。
就「告密」而言，這一段是非常不通的。葉、達皆榮祿幕僚，儘可請他們離去，以待畢其詞；即或為了禮貌，亦可請榮祿易地密談。復就情理血言，榮祿亦決不會置如此大事於不問，而與幕僚閒談之理。袁世凱所以如此寫，主要的原因是：第一列舉兩名在場的證人；第二，暗示本無密可告，故以「略述內情」一語了之。此為史法中曲筆及隱筆的交替運用。清朝初期文網甚密，故清人有所記述，欲保留真相而恐觸犯時忌時，每每運用此技。我在作清朝諸疑案的考證時，經常遇到。如冒辟疆作「影梅庵憶語」，有意將董小宛的年齡弄錯一年；並託吳梅村設法保存董小宛被劫，輾轉入宮，祔葬順治孝陵的真相，吳梅村為之寫「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七絕八首，即為一例。
吳梅村的方法是先寫董小宛被劫，而以「引言」中「阮佃夫刊章置獄；高無賴爭地稱兵」兩語，閃爍其詞，故意用阮大鋮及高傑兩人來淆亂聽聞；最後在第八首結尾，留下「欲即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這麼一個疑問，也就是一個大漏洞，董小宛既然葬在影梅庵，何以祭掃無由？墓門是如何深；侯門是如何阻？要問答案，便須從這個「匙孔」中去探索真相。
袁世凱的「戊戌日記」漏洞尚多，而所有的漏洞，無非都在暗示，「圍園」是不可能的事；政變亦非由他而起。所謂「袁世凱告密」亦如「曾參殺人」，越傳越盛，越具體越誕妄，最可笑的莫如大陸專門造假古董、假史料的一班人，在所謂「項城書札擇抄」中，偽造一封袁世凱致其兄袁世勛的信。先謂袁世凱是保皇黨，其言如此：
蓋緣皇上急欲變法圖強，擢用康有為、梁啟超等一班維新之士，佐治改革。康梁遂設立「保皇黨」以資號召，知余統練新軍，誘引入黨，密奏皇上將余破格升授為候補侍郎。余思保皇本為臣下之天職，慨允入黨。其黨綱以革除腐敗老臣，施行維新政策為宗旨。
按：其時只有「保國會」，並無保皇黨。至光緒廿五年夏，康有為在加拿大以「衣帶詔」為斂財之舉，始於六月十三日在域多利省成立「保皇會」，其後遍設總會、支會於加拿大、美國各埠；梁啟超亦於日本橫濱成立同樣的組織，方有「保皇黨」這個名稱。「戊戌政變」以前，皇帝所握有的權力，前所未有，足以自保，何待他人「保皇」？
以下又談「廢立」云：
不料太后在頤和園得此消息，立召榮相並滿漢大臣商議，欲廢皇上為庶人，另立端王之子溥儁以承大統。事機不密為康梁所探悉，急奏皇上降密旨命余提兵圍困頤和園，將太后軟禁，榮祿等一班奸黨一律逮捕監禁。弟接旨後，進退兩難，不奉詔是欺君逆指，若提兵軟禁太后，是助君為不孝。
此一段無一真實，且「康梁」為後來的名詞，當時的梁啟超，尚鮮為人知。又談與榮祿的關係云：
逮捕榮相，是以怨報德。自問天良，弟無榮相特保，安有今日之勢？若派他人殺之囚之，弟可不問，由我督兵捕之，天理人情均嫌不合。此中委曲，後世明眼人自能諒之。弟徬徨終夜，此種重大機密，又不能與幕友磋商，直至天明，決意提兵入京，見機而行。
此時袁世凱已經在京，何得又謂之「提兵入京」？但愈出愈奇，奇談之尤，更在以下：
及抵京師，屯兵城外，孑身入宮，面見皇上，授余密詔，捕拿太后黨羽，榮相刊首名。余只得唯唯而退。行近宮門，正遇榮相入宮，攔路問余帶兵來此何事？弟被逼詞窮，只得以實情詳告。榮相立即帶弟入頤和園面奏太后。此非弟之賣君求榮，實緣榮相是弟恩師，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戰勝，斷送六君子之生命，弟之過之。但弟資格太淺，斷無真除之理，如此反覆圖功，必然受後世之唾罵。若然拘囚太后，後世又將責弟若君為不孝也。」
對袁世凱的這封「家書」，只有以「開玩笑」三字來形容。表面上是開袁世凱的玩笑，實際上是開中共的玩笑。中共幹部常將文化人視如勞工，以為只要動手，就必有成績，若干文史學者，乃以苦中求樂的心情，信口開河，大開玩笑，一以排遣無聊寂寞的苦悶心情；一以嘲笑中共之無文化，一以交差換取糧票，一舉數得，而淺薄無知者，信以為真，則自取之咎。
張國淦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既錄此「家書」，復作四點分析：㈠「加入保皇黨」，㈡「初五日面交密詔」，㈢「提兵入京」，㈣「初五日請訓告密」。最妙的是，在此四點分析以後，須作結論時，前面先加一句：「由此，我們如認為袁書確實」則如何如何，此非強烈暗示，「袁書」並不確實。中共搞「文化」工作的幹部，以「代工」的方式作「學術研究」，史料便是原料，分配多少史料，便須交多少成品，「論件計酬」付工資。至於史料之真偽，在中共幹部是不分辨也無法分辨的。
「木訥令兄」的故事
翁同龢光緒廿四年十月廿四日記：
以新聞報導：廿一日嚴旨，臣種種罪狀，革職永不敘用，並加地方官嚴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等因；伏讀感涕而已。
這又是葉緣督所稱「木訥令兄」的搆陷。清朝末年，士大夫好以隱語暗指人物。「剛毅木訥近乎仁」，木訥之上為剛毅──此人是戊戌政變中，隱於暗處的兩主角之一。「六君子」之死，以及翁同龢的被放，他要負大部分責任。
他是滿洲鑲藍旗人，筆帖式出身；任刑部司官時，以熟於律例，派充為秋審處總辦。當同光之交，楊乃武案轟動全國，此案的背景，極其複雜，牽涉到兩個政治問題，一是地域性的黨爭，一是中央與地方權力之爭。當洪楊既平，湘淮兩系的勢力大為膨脹，左宗棠平定浙江，李鴻章平定江蘇，原有功於江浙，但亦因為如此，儼然以為可以支配江浙，李鴻章「用滬平吳」後，始終布其羽翼在兩江；左宗棠則更視浙江為禁臠，自同治八年保荐他麾下大將楊昌濬為浙江巡撫後，楊昌濬每個月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湊足西征的「協餉」，匯交左宗棠的糧臺，本省有重要興作，如修水利等等，反不能優先動用本省的收入，日子一長，浙江人對左宗棠不免反感。江蘇人對李鴻章則更不時杯葛，以致於李鴻章大罵「吳兒無良」。這種對立的情況發展至同治末年，到達頂點時，發生了楊乃武、小白菜的案子。
楊乃武未中舉以前，在地方上包攬訟事，並不安分，但此案中無辜；小白菜風流放誕，聲名不佳，但此案中亦屬無辜。只以餘杭知縣劉錫彤，自恃為大軍機寶鋆的鄉榜同年，平日素惡楊乃武好事，復又誤信人言，審此案一上來就誤入歧途，及至發覺不妥，已無可挽回，只有將錯就錯，鍛鍊成獄。浙江京官，皆知內幕，支持楊乃武的家屬京控，發交浙江學政胡瑞瀾提審；胡瑞瀾竟維持原判。浙江京官大譁；以胡瑞瀾籍隸湖北，而兩湖是大同鄉，認為胡瑞瀾庇護其同鄉楊昌濬，因而造成浙江與兩湖的對立；江蘇則以對湘軍、淮軍皆無好感之故，而且江浙一向親近，所以加入浙江方面，變成江浙對兩湖的黨爭。
至於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問題，是辛酉政變以後才產生的。清朝一直採取中央集權制，而以雍乾兩朝發揮得最徹底，至道光朝由於中央的領導無方，內憂外患並起，至咸豐朝漸成內輕外重之勢。於是辛酉政變後，特為選用「同治」作年號，以表示放棄中央集權制度，但此為迫於現實，不得不作籠絡之計，慈禧太后及親貴世臣，內心並不情願。
其時的現實是什麼？是漢人以其智慧，並付出生命、財產為滿清打天下。此所以肅順雖誅，而他的重用漢人的政策，為恭王所繼承，且進一步由事實上這麼在做，變為昭示天下，曾國藩以兩江總督節制五省軍務，明詔「朝廷不為遙制」，自清兵入關以來，從未賦與漢人如此大的權力。
及至洪楊平定，捻匪瓦解，朝廷發現疆吏的權力過於膨脹，漸成尾大不掉之勢，因而亟謀收權。楊乃武案，是借此以殺督撫威風的妙著；欲使天下咸知，生殺予奪之權，仍操諸朝廷。是故四川總督丁寶楨入覲時，面責刑部尚書桑春榮：「公真憒憒！此案何可翻？一翻此案，疆吏不可為矣。」但此案終於平反，浙江巡撫楊昌濬以下，皆獲嚴譴。
但刑部起先主持此案者，非滿漢兩尚書，而為署理侍郎的翁同龢，其光緒二年十二月九日記：
葛畢氏案，提驗屍骨無毒，皆具結矣。此案余首駁議，而松姪司藩極用力，甚矣折獄之難，而有司者之不可不審慎也。
「松姪」即翁曾桂，時為刑部司官；與剛毅同為秋審處總辦。剛毅以承審此案，奉旨嘉獎。光緒五年己卯京察──三年考績，外官曰「大計」，京官曰「京察」，前者於寅申巳亥年舉行，後者逢子午卯酉年舉行。這年正月，翁同龢升任刑部尚書，京察時以剛毅列為一等。部曹京察一等必外放，剛毅因此得為廣東潮嘉惠道，是個好缺，未幾升江西臬司，調直隸，遷廣東藩司，又調雲南，光緒十一年擢升為山西巡撫，行外放至封疆，歷時僅六年，而資格相同的翁曾桂，至光緒廿四年亦不過以江西藩司，署理巡撫，剛毅受翁同龢之深，於此可見。
剛毅任外官時，仍頗結納翁同龢，如光緒十一年翁同龢日記：
九月廿六日：剛子良中丞來長談。
九月廿七日：拜剛子良晤談，以所刊「牧令須知」等見贈，此君清廉明決，特沾沾自喜耳。
十月初七日：剛子良有贈，卻。
剛毅每次到京，必與翁有數次長談；翁亦常為人寫「八行」與剛，交誼實為不薄。甲午以後，更援引剛毅，聯翩入樞，不意同官既久，漸生意見。
剛毅與徐桐一樣，是極端的排外派，翁同龢與剛毅公然發生爭執，即由於論洋務；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翁同龢日記：
與剛公語不合，幾拂衣。
此為論對德交涉，剛毅一味主強硬之故。及至二十四年德國亨利親王來訪，議禮節時，剛毅不獨與翁同龢意見不合，且於上諭亦以為不可。三月初八日翁記：
議德王弟覲見禮，內有握手回拜兩端，諸臣皆以為不可……剛君早起與余論事不合，然其人直，可恕也。
翁同龢之為君子，即此可見；但僅有君子之腹，不知剛毅此時已結納慈禧左右，正謀排擠翁同龢。三月十三日記：
（論接見德王弟禮節）上盛怒責剛毅，謂「爾總不以為然，試問爾條陳者能行乎，否乎？」
至於翁同龢對剛毅，以昔為部屬，且有援引之德，共事時態度不免略見倨傲，此尤為結怨不解之由，如同月廿八日記：
無摺有報，事頗多。見面時，漏一片未請批，余當時即顧剛君令檢，而公反覆未能檢出，退始了然。又承旨派毓賢出省竟遺忘，遞事後旨問乃急補遞，皆余之疏也，敬識之，巳正乃散。仲華約於話，會約明日代奏，伊派大挑大臣，因步軍統領有印，不能住內閣。
於此可見，翁同龢視剛毅，約略如軍機章京。記榮祿一段，足見外間指翁同龢為權臣，亦非虛語。榮祿其時在協辦大學士中居首，大學士麟書新歿，即將升補其缺，而舉人大挑，奉派為大挑大臣，以步軍統領職司京畿治安，不能住內閣，竟不能「遞牌子」請見面陳，而須翁同龢代奏，在翁與無帖權之心，而在他人不作如是想。凡此遭妒，皆為翁同龢驟然蒙禍之因。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記剛毅與翁同龢結怨之因云：
客有告協揆（謂翁）曰：「剛相識漢字無多，聞在直時，每稱大舜為舜王，讀皋陶之陶字從本音，並於外省道員中指道員劉鼎為劉鼐，經公當面呵斥，渠隱恨思報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