烜赫的半個月
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恭王薨逝，恤典極厚。最令人不解者，慈禧太后對恭王的態度作了異乎尋常的轉變，翁同龢記是日未初，兩宮在恭王府西堂召見御前大臣、軍機、內務府大臣的情況云：
皇太后大感慟，諸臣請安畢，又二叩，隨諭恭親王勳德最隆，惟配享太廟始足以昭崇德，臣等請特謚曰「忠」，從之。又論輟朝加二日，皇帝素眠十五日，予祀賢良祠，溥偉即日襲親王，加園寢守衛丁戶，派啟秀經理喪事，一切官為經理，賞陀羅經被等，其餘不能悉記。
恭王自光緒十年罷斥後，慈禧厭惡其人，多年不解，甚至不准其隨班祝嘏，乃忽有配享太廟之諭，後先寵辱之不同，原因何在？答案需要在半個月之後，方始揭曉。
恭王既逝，禮王久病，翁同龢成為實際上的軍機領班。當翁同龢初聞恭王噩耗後，恭王府中即派人將軍機印鑰送交翁同龢。規制：軍機處有方形銀印、印匣鑰匙，由領班佩帶，故印鑰的移轉，即表示大權的移轉。在此以前，中外奏章，翁同龢未能全數過目；軍機處當家的是剛毅，部分奏章由剛毅直接請懿旨辦理，甚至當德宗有所指示時，剛毅竟不奉詔。如三月初三日，德宗「盛怒責剛毅，謂爾總不以為然，試問爾條陳者能行乎？否乎？」有翁同龢日記可證。及至翁同龢接管印鑰，則剛毅即不能擅專，四月十二日以後的半個月，軍機處大小事務皆翁同龢一手主持，煊赫之至。
但禍福相倚，至廿二日已有被禍的跡象，而翁同龢毫無警覺，是日日記：
宣麻，榮祿授大學士，管戶部；剛毅協辦大學士調兵部。
當時內閣大學士，李鴻章居首，次為宗室麟書，於閏三月初二病歿。照例應由協辦大學士榮祿升補；榮祿遺缺則應由刑部尚書剛毅升補。但歷時五十日未見異動，殊非常格，當是榮祿、剛毅二人皆為德宗所惡，有意抑置。
至於翁同龢，雖未見得有阻攔榮祿升大學士的行動，但必不樂見榮祿正揆席，因為麟書升大學士後先管工部，以後改管戶部，榮祿既係補麟書遺缺，當然亦是管戶部，翁同龢不會願意有這樣一個頂頭上司。
因此可以斷定，榮祿在五十天應升未升之後，於此時「扶正」，必係出於懿旨。舊黨阻止變法的計畫，業已成熟，翁同龢之被逐即在預定計畫之中。翁既被逐，則軍機須有一秉筆之人，剛毅白字連篇，較榮祿且不如；錢應溥、廖壽恆為翁同龢所援引，且資望尚淺，班次不能越剛毅而上之，因此，須另覓一人，作翁同龢的替手。
此一人選，以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有「琉璃蛋」外號的王文韶為最理想，但王文韶內召，直督職掌兵權，榮祿必須抓在手裏；而兵部尚書須付託有人，則惟有為翁同龢所提拔而已叛翁的剛毅可以放心。總之，一切安排都是為了因應翁同龢被逐以後，如何接收權力而設計。
然則翁之被逐，究竟是何原因？而且必須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其中在后黨有個不得已的原因：慈禧已有承諾，不干涉德宗的權力。康有為自編年譜云：
上時決意變法，使慶邸告西后曰：「我不能為亡國之君，如不與我權，我寧遜位。」西太后乃聽上。於時恭邸薨，吾乃上書常熟，促其亟變法。
這段話後半段假，前半段真。德宗「使慶邸告西后」云云，其事當在三月廿四日。翁同龢日記：
三月廿三日：總署代康有為條陳摺（變法）……命將康摺並書，及前兩次摺，並「俄彼得變政記」皆呈慈覽。
三月廿四日：慶邸有起（並伺候慈聖起）。命寫奉懿旨，閏月二十日起，分三日在外，火器營校場閱看健銳（等營）操演，一切事宜奕劻敬謹預備。……飯後忽欲出遊，乘肩輿歷青龍橋而西，過健銳營，至碧雲寺，直登寺後高堂，松聲蕭然，默坐良久。……未正歸，夜臥屢醒。
在此以前的三月初七日，翁同龢記云：
都統等名單發下，昨日面請懿旨也。
可見慈禧尚握有用人之權；而從三月廿四日「慶邸有起，並伺候慈聖起後」，除觀操等事外，不見有懿旨如何如何的記載，足徵德宗已大權獨攬。觀翁同龢日記，前一日翁將康有為變法摺及所進各書「皆呈慈覽」，可知德宗命慶王轉達慈禧之語為決定變法，如不與此權力，寧可遜位。而翁同龢是日忽欲出遊，在碧雲寺「默坐良久」，以及「夜臥屢醒」，可知其內心的興奮激動。
因為慈禧已作了不干預君權的承諾，所以德宗在接見德國亨利親王時，種種打破傳統的措施與作風，慈禧不便食言而出面干預。至於變法的策動者，實為張蔭桓而非康有為；變法之議，誠然出自康有為，但翁同龢既不願保薦康有為，則惟有張蔭桓能將他的見解上達宸聽，德宗幾次單獨召見張蔭桓，皆談此事。向慈禧索權，亦極可能出於張蔭桓的建議。
不過，張蔭桓深知，他僅能策動變法，主持變法則非翁同龢不可，至少亦要做到翁同龢不反對或不能反對。於是而有「拖人下水」的情形，其事發生在四月初七、初八兩日。翁同龢日記：
四月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為所進書，會再寫一份遞進。臣對：「與康不往來。」上問：「何也？」對以「此人居心叵測」。曰：「前此何以不說？」對：「臣近見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四月初八日：上又問康書，臣對如昨。上發怒詰責，臣對：「傳總署令進。」上不允，必欲臣詣張蔭桓傳知。臣曰：「張某日日進見，何不面諭？」上仍不允。退乃傳知張君，張正在園寓也。
這不是很明白的事，德宗強使翁同龢參預其事，此必張蔭桓曾經面奏，翁在軍機處握有實權，如翁反對變法，則號令不出國門，根本無從談起，故德宗乃有此舉。
德宗之獲得充分的權力，顯示政治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而在翁同龢毅然為此，則除德宗的權力以外，尚有消極、積極的幾個因紫，可為臚舉如下：
一、德宗已下定決心，銳意變法，迫使翁同龢非參預不可。
二、變法的主動者為張蔭桓，勸德宗「西化」，且有跡象勸德宗訪問外國。德宗言聽計從，而「變」的程度，即翁同龢亦不免側目而視。因此，翁同龢的參預，實際上是想發生「矯枉」的作用。山西道御史楊深秀於四月初十日所上「定國是」摺，主張「守舊圖新」，最合翁同龢的脾胃。
以上是消極的因素，促使翁同龢不能不參預政治改革；以下兩點，則為積極的因素：
三、翁同龢掌樞，為實質上的首相。他當然亦想到應有「相業」；而且君臣和孚，一德同心，正是政治改革大有為之時，豈可輕棄？
四、有個關鍵性的因素，張謇已經到京，有此助手，始能放手辦事。張季直年譜，光緒廿四年戊戌四十六歲下記：
閏三月：入都銷假，補散館試。
四月：上翁尚書理財標本急策。恭親王奕訢卒，度朝局將變。十八日，保和殿試散館……刊二等三十七名。
其見於翁同龢日記者如下：
四月朔：張季直殿元服闋來散館，晤談。
四月十八日：看張季直各種說帖……此君的是霸才。
四月二十日：封奏……徐致靖：外患已深，國是未定，略如楊御史說。……晚約張季直小飲，直談至暮，畢竟奇材。
許之的「霸才」、「奇材」，則翁同龢欲作政治改革，可以不用康有為，抑制張蔭桓而重用張謇。
此年的政治改革，或謂之「變法」，或謂之「定國是」，或謂之「維新」，所蘊含的意義不同，「變法」為張、康的主張，改革的幅度較大，「定國是」為「守舊圖新」，改革的幅度較小，而「維新」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周文王視德宗，直同鼎革，要革慈禧太后的命了。
定國是詔
翁同龢所主張的政治改革，是幅度最小的「定國是」。四月廿三日記：
是日上奉慈諭，以前日御史楊深秀、學士徐致靖言國是未定，良是。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等因，並御書翰林官應准入學，聖意堅定，臣對：「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退擬旨一道，又飭各省督撫保使才，不論官職大小旨一道。
退擬旨一道，即為「定國是詔」。所謂「國是」，即是朝野一致認定的大政方針；翁同龢所草的詔書中，揭示的國是，只是從教育上著手，作根本之圖，頗為平實，而不容於保守派者，因為德宗的企圖，遠超過詔書所示。這是翁同龢生平所作的大文章之一，分段引錄全文如下：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一再審定，籌之至熟，妥議施行。
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狃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
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徙蹈宋明積習，於國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各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掃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務求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各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各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襲，各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習，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誥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上引詔書中，最緊要的一句話，只是「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各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掃空疏迂謬之弊」，無形中宣告了八股文的死刑。相應而興的唯一具體之舉，即為首先舉辦規模龐大的京師大學堂。翁同龢日記中「御書某某官應准入學」之「某某」，自應是「翰林」二字。
這段日記，在翁晚年必有刪改，如國是詔，在前一天即已擬就，張謇自訂年譜明白記載：
二十二日，見翁尚書所擬變法論旨。為翁尚書擬大學堂辦法。
然則翁同龢何以於廿三日書「退擬旨一道」？此由於慈禧雖已完全歸政，但根據楊深秀、徐致靖所主張的「守舊圖新」的原則而定「國是」，到底是一件至大之事，理當陳明太后；而「國是」如此以定，慈禧亦無反對之理，因於廿三日「奉慈諭」後宣示，翁同龢當然不能明言，未奉慈諭以前，即已定局。
於此可知，雖在四月廿二日，慈禧已催促德宗照規制補榮祿為大學士，並升剛毅為協辦，準備接收翁同龢的權力。但慈禧此時，尚未完全決定逐翁；及至由此後三天事態的演變顯示，翁同龢如仍在朝，將被張蔭桓、康有為利用為出頭的工具，因而乃有四月廿七日的劇變。
自四月廿四日至廿六日，這三天發生何事？且看翁同龢所記：
廿四日：是日見起，上欲於宮內見外使，臣以為不可，頗被詰責。又以張蔭桓被劾，疑臣與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據理力陳，不敢阿附也。語特長不悉記。……
散時先傳旨告奕劻，又赴張蔭桓處，商宮內進見事，臣期期知其不可也。
廿五日：徐致靖封奏，保康有為、張元濟、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訪樵野，傳旨仍在宮中見洋人，又問寶星。值其赴總署，因詣署與談。
廿六日：奏對畢，因將張侍郎請給寶星語代奏，聲明只代奏，不敢代請，上曰：「張某可賞一等第三寶星。」
「喜極」之後
四月二十五日另用小字記徐致靖封奏：保康有為、張元濟、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此一奏摺為翁同龢被逐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今發其覆，須先引康有為自敘，其自編年譜云：
（四月）二十五日忽為徐學士薦備顧問，奉旨茲於二十八日預備召見；二十七日詣頤和園，宿戶部公所。
二十八日早入朝房，遇榮祿謝恩，同對，與談變法事。榮入對，即面劾吾辯言亂政矣。吾入對……
照此記載，是個別召見，即所謂「獨對」；康有為謂「同對」，乃新進之士不諳朝廷體制，因而誤書。據康自記，獨對逾十刻之久。退出後，遇李鴻章因蒙賞寶星謝恩，與軍機同起，將其見聞告康有為。康自記云：
李合肥……對我嘆惜，謂榮祿既在上面前劾我，又告剛毅，上欲賞官勿予，當予微差以抑之。上問樞臣以位置吾時，廖仲山（壽恒）將欲言賞五品鄉，而剛毅班在前，請令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蓋欲以屈辱我也。
此記可信。凡特旨召見而奏對稱旨，欲用其人而一時無適當之缺可補者，皆視其原來的品秩身分，賞之五品「京堂」。康有為原為工部主事，應賞五品京官。至於總理衙門章京，與軍機章京相同，皆為「司官級」的「差使」，此所以康有為謂為「欲屈辱我」。
翁同龢之所以必須在召見康有為的前一天被逐，就是為了不使康有為得重用。廿八日如翁同龢仍在，則為軍機處實際上的領袖，軍機處規制，雖每天同班晉見，雁行斜跪，但奏對時，只有領班一人發言，偶然的情況是，皇帝指名垂詢，或領班指名答奏，至於越次陳述，向所不許。如四月廿八日翁同龢仍在，康有為必得五品卿；這也就是慈禧必須在前一日逐去翁同龢，讓剛毅在榮祿指揮之下，對德宗發生阻攔作用的一個關鍵性因素。
四月廿七日是翁同龢的生日。其時久旱，而是日「丑初微雨、既而潺潺」，因喜而不寐，在他只以為天象下應人事，有昭蘇之望，那知全不是這回事。
那知「喜而不寐」以後，竟是軍機叫起時，為「中官止而勿入」。接著便有一道上諭：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近來辦事都未允洽，以致眾情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無常，詞色漸露，實屬狂妄任性，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加嚴譴，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諭。
這道上諭是德宗召見軍機以前即寫就的硃諭，因而可以斷定前一天下午，或當日清晨，慈禧、德宗母子之間，有一場嚴重的「談判」。慈禧的條件是：如仍欲用翁同龢，將恢復訓政，亦即是取消歸政的諾言；否則罷黜翁同龢，且為防備尾大不掉起見，太后須保有用大臣的監督權。
兩者擇一，德宗挑取了後者。問題是慈禧用甚麼理由來說服德宗作此選擇？且看硃諭中所透露的消息。
第一、所謂「每於召對時，諮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無常」，確有實證；但「詞色漸露」則多少是誣罔之詞。慈禧必引張居正之於明神宗的情況為言；而且推想有「有我聽政，翁某伎倆不能出我手掌；現既歸政，我無從控制，不能放心」之類的話。
第二、如謂「詞色漸露，實屬狂妄任性」，則為主觀的判斷，抽象事物，如何「查明究辦」？既云「查明究辦」，且須「予以重懲」，則必有具體的重大罪行；因而又可判斷，慈禧必提出翁同龢受賄一事，縱無確實證據，但既有人參奏，自應查辦，只要有此一道「查明」的上諭，翁同龢即不能不出軍機，且戶部尚書一職，亦不能不先解決，以防其湮沒證據。這樣處置，對翁同龢的傷害，非「開缺回籍」可比；德宗雖能信任翁同龢不致成張居正第二，但難保翁同龢的家屬或門下無代為受賄之事，更難防榮祿及「眾情不服」的人，設計陷害翁同龢。所謂「以示保全」實在也是良心話。
同時又有兩道硃諭，及一道軍機處的廷寄：命直隸總督王文韶迅即來京陛見，以榮祿暫置直督。
兩道硃諭，一道是五品以上官員升級，二品以上中外大員補缺，均應具表向太后謝恩，既須謝恩，便可召見，此為監督用人之一法。
另一道是命宗人府毋庸保薦近支王、貝勒出洋遊歷。這是糾正德宗西化的傾向。
旦夕之間，榮枯頓異，翁同龢真有黃粱一夢之感。是日日記：
起下，中官傳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獨坐看雨，檢點官事五匣，交蘇拉英海。
此已自知必被黜，所以將經手未了事項，裝匣交蘇拉。進退不失大臣之體，畢竟讀書人。續記：
一時許，同人退，恭讀硃諭……臣感激涕零，自省罪狀如此，而聖恩於全，所謂生死而肉白骨也。隨即趨出至公所小憇，同人退甚遲，除授亦甚夥也。章京李玉坡、王嘉禾來，玉坡代撰謝摺，余改數語，交南屋蘇拉遞。剛、錢、廖三公皆來，余衣冠詣之處辭行。張樵野來。晚與三公痛談，明日須磕頭，姑留一宿。城中有信來往。
有剛毅在座，而猶痛談，此老殊不曉事。但當時利害衝突，恩怨糾結，孰痛孰快，本亦難明。八十餘年後作一回顧，則脈絡因果，成敗得失，歷歷分明，可為析述如下：
一、由甲午至戊戌，五年之間，凡滿清開國兩百餘年的積弊，盡皆暴露。非經一番大滌蕩，不能振衰起敝，此為德宗、翁同龢、張蔭桓一致的感想。
二、但翁、張的方法、步驟上，大不相同。翁主緩進，且不以西化為然；而張蔭桓則主激進，且必陳說東西洋各國君主，如何勵精圖治，但得大權在握，放手辦去，早則三、五年，遲亦不過十載，必能見效。此說足以歆動德宗。康有為必是張蔭桓所薦，只是張蔭桓勸德宗變法，由於㊀本身非正途出身，資望不孚；㊁翁同龢以帝師而掌樞，倘不得其同意，不能成一事，所以非力勸德宗施以歷力，與之同流不可。
三、慈禧對翁同龢惡感不深；內務府及中官則以翁在內廷多年，總有情分，不致於必欲去之而後快。但有張蔭桓在內，情況就不同了。
四、張蔭桓跟以李蓮英為首的「宦官集團」，關係一直不好，及至招待亨利親王改用西餐，且由其家廚入宮承辦國宴，這在「宦官集團」及內務府看來，簡直就是公然造反。因為這一來等於否定了內務府職掌皇家家務的法定權利。他們對張蔭桓的背景、路線摸得很清楚，德宗信用不疑；翁同龢與張雖有不協之象，但張可利用德宗予翁以壓力，來作他的擋箭牌。因此要對付張蔭桓，首先就要去掉他的這塊擋箭牌。加以德宗個人似亦忒嫌急進，慈禧不免亦有疑懼，必須設法阻止德宗西化的傾向，此又以促使張蔭桓自知收歛，勿加慫恿為前提，逐翁師傅實有對張蔭桓警告的作用在內。慈禧畢竟是識人的，張蔭桓是可用之材，尚不忍摒棄。
如上分析，可知其時康有為尚不夠資格上煩慈憂，否則慈禎亦必迫使德宗取消翌日召見康有為的上諭，至於翁、張的怨家，是很明白的：
翁同龢：榮祿、李鴻章、剛毅。
張蔭桓：宦官集團、內務府，以徐桐為首，包括親貴在內的守舊頑固派。
張蔭桓的怨家多，但不如榮祿的力量大。榮祿既欲逐翁，而欲逐張者已深知非先逐翁不可。於是翁同龢乃成眾矢之的。
當然，最大的關鍵，還在慈禧太后認為翁同龢當政，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同時德宗的信任亦已大不如前──如果德宗仍然認為翁師傅能輔佐他成為有為之主，情形又不同了。
恩怨說榮張
翁同龢被黜後，最值得注意的是兩個人的動態與反應。一是榮祿，一是張蔭桓。先談後者：
翁同龢日記：
五月初三日：樵野來，盛伯義來，同坐，談至亥初。
五月初八日：樵野來，告初云與軍機同見，上以胡孚宸參摺示之，仍斥得賄二百六十萬，與余平分，蒙諭竭力當差。又云：是口軍機見東朝起，極嚴，以為當辦，廖公力求始罷。又云：先傳英年將張某圍拿，既而無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漫應之而已。
觀初八日所記，話不投機的情狀如見，事實上初五、初六兩日之事，翁同龢自有所聞，初六日記：「來問行期者紛紛，以書告胡雲楣（橘芬，蘆漢路總辦，其時天津至永定門外馬家堡一段已通）不能即行之故」，就因為有胡孚宸的參摺，尚未發落，須俟後命。是則張蔭桓於理於情，不能不作一番解釋，但以心虛之故，言語支離，大失常態。至查抄之事，據張蔭桓向「驛舍探幽錄」作者王慶保、賈景自述，大致如此：
五月初五日，慈禧先密召內務府大臣英年，令其傳知步軍統領崇禮，說「張蔭桓有查辦事件，著其預備，」因而外間傳出風聲，說張蔭桓將被抄家。
其後，慈禧在頤和園召見慶王、廖壽恒、剛毅，說近日張蔭桓頗為擅專，參奏者甚多，問諸有所見聞否？廖壽恒回奏：「總理衙門所稱能辦事者，惟張蔭桓一人，實亦非他不可。」
慈禧大怒責問：「如你所說，張蔭桓死了怎麼辦？」諸臣見太后盛怒，惟有碰頭而已。少頃，慈禧又言：「我亦知道張蔭桓頗能辦事：我要問的是，究竟有沒有擅專的形跡？」廖壽恒便說：「張蔭桓在總理衙門辦事，有與同官商議者，亦有一人專主者，因為他所識洋人很多，交涉密議，行蹤詭密，旁人不得而知。」
於是慈禧向德宗交代：「張蔭桓遇事擅專，皇帝明天叫起，可嚴加申飭，讓他知道警戒。」
當天下午，廖壽恒因事訪張，談到當日上午召見的情形，表示很替他耽心。於是張蔭桓問：「剛子良曾代我說話否？」廖壽恒答說：「他亦很說了些話。」事實上剛毅並未開口，廖壽恒一上來便碰了大釘子，連慶王都不說話，他自然更不敢開口，張蔭桓因而意甚不平。
第二天張蔭桓至軍機處，慶王告訴他：「昨日之事甚險。」並將參張蔭桓擅專、營私各摺相示，看「謗書盈篋」，張蔭桓如此表示：「萬一聖怒難回，惟有請皇上罷斥查辦；再上摺申辯。」
叫起時，同見者五人，慶王、廖壽恆、剛毅，以及初入軍機的王文韶。
張蔭桓自敘云：
時王文韶初入軍機，班在第四，連余五人同入。當聞太監傳語：「張大人墊子在南邊。」余跪聆皇上諭云：「奏參各摺，爾看見否？」余奏對云：「臣已看過，臣在總理衙門，某事係與某人商識，某事係同某人會辦，均可查考。惟某條約係臣一人專主，然亦眾所共知，並未專擅。」皇上因向廖壽恆云：「爾昨日對太后所言，今日何不陳說？」廖壽恆奏對云：「昨日太后詢問臣等，對以張蔭桓在衙門辦事，有與同官商議者，亦有一人專主者，係屬實在，臣不敢欺。」皇上又問剛毅等：「爾有何言？」剛毅等惟只碰頭，皇上略諭慶邸云：「傳知張蔭桓，不必憂慮著急，仍令好好辦事。」剛毅因接口傳諭云：「有恩旨，令張蔭桓改過自新改過自新。」余聞之愈覺憤懣，意謂本自無過，何云自新？故當時並未碰頭謝恩。
如上所述，可以推斷，張蔭桓由匯豐借款中所得「好處」，必曾分潤慶王，故一力護持。由其問廖壽恆：「剛子良曾代我說話否？」則剛毅亦曾利益均沾。故以後剛毅當面偽傳聖旨，張蔭桓「愈贊憤懣」。其實此正剛毅暗中相助，因為其時慈禧既已密令崇禮，預備查抄張家；且張蔭桓是日見起後至戶部，至總署，皆有人以此事相詢，可以推知，慈禧因已承諾大權由帝自主，故雖有此意，而必俟德宗召見後有譴責之語，方可繼以行動。不意德宗竟降溫諭，如為慈禧所知，必大不悅，則張蔭桓禍仍不免。剛毅故意「接口傳諭」云云，是打算著必有人口奏慈禧：「皇上未辦張蔭桓，不過已令其改過自新。」則慈禧不致過怒，張蔭桓亦可苟安。
關於匯豐借款事，張蔭桓有詳細敘述，其中又牽涉到盛宣懷「買空賣空」為張蔭桓拆穿一節，可知張蔭桓之被參，實為眾矢所集。據張言，為償日本第二批款，原已由李鴻章「向俄使訂密約，許借二千餘萬」。張以為「二千餘萬只敷目前用，若得五千萬，可並三批一次償，既省償息，又可省日軍駐華旅費」。翁同龢深以為然，而李鴻章深以為難。
張蔭桓敘述此段情事，殊有不盡不實之處，當時李鴻章之為難，在於英國借款條件極優，俄國須法國財團支持，不可能照英國的條件承貸，因有英俄兩國分借之議；但俄國借款的目的在「索利益」。利益既得，則不必再談借款。此事為李鴻章與張蔭桓的一筆骯髒交易，即張助李達成俄占旅大的目的；而李勸俄勿堅持借款，由張蔭桓與赫德進行英商匯豐銀行借款，俾獲回扣，而英款條件，已與初議大相逕庭，毫無優惠之可言。翁同龢於此竟無一言之詰，是則後來之蒙謗，實咎由自取。
至於盛宣懷一段插曲，據張蔭桓自敘如此：
斯時又有盛宣懷在上海與洋商立草約云：可借五千萬，由上海中國官銀行擔保，電致常熟、合肥。二人得電喜甚，謂可有著。我笑謂曰：「此必無之事也。盛所開之官銀行，成本只數百萬，尚不敷借款數年息，何能擔保五千萬鉅款？」同人竟不深信，後果子虛烏有。
所謂「中國官銀行」係王慶保等誤記。盛宣懷於光緒二十三年在上海所開辦者，為「中國通商銀行」，為國人自創銀行之鼻祖，資本五百萬兩，實收半數，以二百五十萬兩的資本，且為新創銀行，信用尚未建立，何能擔保五千萬的借款？盛宣懷的手法是，希望取得戶部的授權，然後在上海組織中外銀團聯貸，完全是買空賣空的手法。
張蔭桓又言：
時又有各國圖利商人，紛紛向合肥等處承攬，均無實際，而期限更迫，同人又請我向日使議緩期。日使初許電商政府，後因借款無著，頓反前言，事更急；我不得已，始創債總稅務司赫德籌商款，以應急需。議定，以鹽、貨各釐（稅）作抵，當將戶部暨總署各案，查交赫稅務司收執。此事雖我一人主持，然在危急，他人無策，我不能再不出頭，乃事後謗興，咸謂我專擅營私。我何辯哉？
此雖是張蔭桓片面之詞，但足證翁同龢的清白。
至於榮祿對翁同龢的態度，是可想而知的，一定會在私人交情上有所表現。翁同龢五月初二日記：
榮仲華遣人致書，厚贐卻之。
至五月初四日，終於接受了：
榮仲華又專使來贐，受之。答書。
「致書」與「答書」皆為虛情假意，可想而知，翁同龢自南歸後，與榮祿不通音問，等於絕交。二十六年七月廿一日記：
見初四日許景澄、袁昶正法之諭，謂其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又報傳洋兵撲楊村、榮祿陣亡，十四日事，未知確否。胸中埂塞，竟夕不寐。
此為許聚澄、袁昶，而非關懷榮祿。故知誤傳後，並無任何海外東坡之謠的記載。榮祿歿於二十九年三月十四，翁同龢十六日閱報始知，其日記云：
報導榮仲華於十四辰刻長逝，為之於邑，吾故人也！原壤登木，醒人不絕，其平生可不論矣。
禮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人助之沐槨；原壤登木（而歌）曰：『久矣，予之不托於音也。』」翁同龢僅責榮祿無禮，自是恕道，但曾結金蘭之契，而於榮身後無一詩一聯之唁，積怨之深，可想而知。
大臣之風
翁同龢的大臣之風，顯於被黜以後。至少就表面來看，雍容自在，毫無怨望；料理雜務，一如平日之仔細負責。四月廿八日記云：
午正二刻駕出，余急趨赴宮門，在道右磕頭。上回顧無言，臣亦黯然如夢，遂行。……南書房王監齎到端陽例賞紗葛，余告以已出軍機，不敢領。對曰：「奉旨仍賞。」余告以此須原銜具摺，恐不便。伊曰：「當具摺，因此，故太監自送。」酬以二金，並以一切內廷開發付之。函仲山商酌，吾欲令同事諸公代陳，較具摺為妥。
守禮安分是翁同龢的第一長處，但守禮安分者每短於應急濟變之才，時勢所趨，甲午以後，莫知其然而然地用其短，此真清祚不永的氣數使然了。
五月十三日離京，為生平第一次乘火車。日記云：
寅初起，盥洗告辭祠堂，並北向叩頭。寅正一刻乘轎出前門、永定門，回首觚稜，能無依戀。六刻抵馬家堡，門人送者庚辰黃紹曾、于式枚、龐劬庵、丁象震、何乃瑩、楊福臻；壬辰譚啟瑞、劉燕翼、劉福姚；乙酉張謇、朝殿劉樹屏等約四五十人，此不過就所記者言之耳。最奇者湖南衡州夏生，年廿餘，投一紙自稱「曰笙」，向余揮涕曰：「吾為天下，非為公也。」卯正十分揖別登車，長驅飈發，平生奇遇矣。
翁同龢兩典會試，光緒六年庚辰，十八年壬辰；廿一年乙酉則為殿試讀卷官，識拔張謇。所謂「朝殿等約四五十人」，指朝考、殿試等門生而言。
次日在天津時，酬酢極繁，日記中最可注意者為：
袁慰亭來函，令其戚祝廷琛來見，贈厚贐，即覆書交祝君，告以斷不受也。
榮祿此時以直督北洋大臣駐天津，竟未相見，亦未通問，而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忽專函厚贐，此必出於榮祿的授意；否則袁世凱決不敢與「府主」的政敵通款曲。翁同龢「告以斷不受」，除了因為與袁世凱是泛泛之交以外，亦由於有榮祿的關係在內。
船到上海，所受的禮遇，又過於天津。上海道蔡鈞謁見，日記中特註：「花衣」。花衣即蟒袍，在京惟有大慶典時，始著蟒袍，共七天，稱為「花衣期」；何以蔡鈞見翁同龢亦著「花衣」？或者為「補服」的誤記。但不論如何，現任道員以公服來見罷黜者，在翁同龢總是件值得安慰的事。
五月十九日抵常熟，次日先謁墓始還家，日記云：
由南門赴西山，六刻抵墓次，伏哭畢，默省獲保首領，從先人於地下，幸矣！又省所以靖獻吾君者，皆堯舜之道，無骯髒之詞，尚不致貽羞先人也。
翁同龢初回家鄉，亦如歸田的大老那樣，成了地方上紳士的領袖，常熟、昭文兩縣，凡有公益事項，譬如辦平糴等等，都要登門來跟他商量。這年旱荒，縣官祈雨，亦要請他主持；翁同龢以「部民」自居，在城隍廟只肯陪祭。但亦因為如此，愈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