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高談時局
康有為年譜二十四年第一條云：
正月初二日，總理衙門總辦來書，告初三日三下鐘，王大臣約見，至時李中堂鴻章，翁中堂同龢，榮中堂祿，刑部尚書廖壽恆，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相見於西花廉，待以賓禮，問變法之宜。
據康有為自記，榮祿首先發言，謂「祖宗之法不能變」。廖壽恆問「如何變法」？康答「宜變法律，官制為先。」李鴻章因而詰問：「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翁同龢則問「籌款」。康有為又自言，曾「陳法律、度支、學校、農商」，以至農商工礦、陸海軍等。又謂「閱日召見樞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見；榮邸謂令其條陳所見，若可採取，乃令召見。上乃令條陳所見，並進呈日本變法考及俄彼得變政記。」
凡此在翁同龢日記中，皆未記載，只初三日一條云：
傳康有為到署，高談時局，以變法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數大端，狂甚。
翁之不記康有為，當因晚年恐賈禍而刪削日記，但對正月初三傳見康有為一事，並未重視，則可從是日一早致張蔭桓函中，絕未一提其事，反證而知，翁同龢致張蔭桓原函如下：
新歲展慶無涯，今日俄、英兩使並見，邸辭當有次第，盍早到署一商。昨震東來言：海客招飲，意不欲赴，如何措詞，乞代酌。
「海客」路海靖，初四日有「海靖約十二日赴彼館飲，託梁震東婉謝」之語可證。此一小事，尚在信中述及，則不提是日約見康有為，應作何語，在翁同龢看得其事比應酬更小了。
翁同龢致張蔭桓函中從不一及康有為，為翁同龢決未保荐康有為最有力的證據，因為這些函件保存得相當完整，是最有價值的第一手史料。翁同龢不輕信人，而康有為在京城活動已久，與張蔭桓過從甚密，如翁對康欣賞，斷無在日記、書函中不一提及之理；日記固可謂之刪改，書函已在他人手中，何可追索？且往往「筆墨如織」，大小事想到即書，亦無法確記某日某時函中曾一提康有為，而能索回銷燬，以掩其跡。此外，就翁同龢的性格分析，亦不可能：
第一、翁同龢基本上是醇謹之士，與康有為的性格，完全是兩路；氣味不投，無可交往。
第二、翁同龢一直教帝以孝，以期感格母慈；而康有為早有對慈禧不滿的言論，認為德宗應獨振乾綱，張蔭桓即頗受其影響，而翁同龢決不願亦決不敢為子排母。
第三、翁同龢在甲午前後，所親信者為汪鳴鑾；所看重者為張謇，而此二人皆與康有為無甚交往。
第四、翁同龢居官，素持明哲保身之道。二十四年正月初三，總署諸臣約見康有為，榮祿首言「祖宗之法不能變」，與康有為處於對立的地位。榮祿的看法，即為慈禧、親貴、守舊派的看法，翁同龢不能不知。既知而支持康有為，應知後果如何？翁以望七之年，豈能作此冒昧之事？然則翁同龢保薦康有為之說何來？一則是后黨如榮祿等人，有意散播流言，因康有為與張蔭桓同鄉交密，而翁倚張為左右手，效此種流言，易為人所信。再則康有為刻意欲攀附翁同龢以自高聲價，其「自編年譜」中，虛榜與翁交往的情形，實不值一哂。如割臺以後，翁同龢「有變法之心，訪康不遇，康乃謁翁，謂變法之事，大洽。」並記翁之語云：
與君雖新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為子言，宜密之。上實無權，太后極猜忌，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視有密詔否？自經文芸閣台見後，即不許上見小臣，即吾之見客，亦有人窺門三巡數之者，故吾不敢見客，蓋有難言也。
翁同紀向以穩健著稱，言行皆頗謹飭，有時失言失態，輒自咎責，這在他的日記中隨處可見。若如康有為所言，即或曾經接見，豈有與一素無淵源的狂士，談宮闈秘辛之理？
而且，康有為在後來名氣甚大，當時不過一正途出身的工部主事而已，對朝中、宮中情形固甚隔膜。上引杜撰的一段話，至少有兩點是決不可能出諸「常熟」之口的：
第一、所謂「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視有密詔否？」此點心即為「克食」，一種用酥油麵粉所製的甜點心，在民間謂之「大八件」、「小八件」。克食為宮中經常祭神之物，故祭餘以分賜王公大臣，俾共迓神庥。此物中可藏密詔，真奇談之尤。且克食為御膳房所製，莫非膳夫能由德宗指揮，在調製時即將密詔貯於其中？
第二、德宗如有密詔，必先詔翁，而翁同龢每日或書房、或養心殿輒先有獨對之時，德宗如有密詔，何不當面交付？即令詔其他臣工，亦可付翁轉交，何必藏於「點心」之中。
由此可見，康有為並翁同龢常有與德宗單獨相見這一點，亦根本不知，說假話而有此大漏洞。推究其故，康有為要強調的是「密詔」。戊戌以後，康有為亡命海外，以奉有「衣帶詔」向華僑斂財，而所謂「衣帶詔」者何在？卻始終拿不出實物來。此事即其門弟子亦頗不以為然，康有為亦唯有死無對證的情況下，信口開河，表示德宗早有下「密詔」之意，以期用模糊影響之詞，令人誤信其確曾受「衣帶詔」。
其時翁同龢對康有為的陳述，了不措意。他全力在應付者，一為由對德交涉而引起的俄、英需索；二為貸款問題。對德交涉最使翁同龢難堪者，即是海靖對翁已失去信心，先欲見恭、慶兩王；後來又訪李鴻章於賢良廟，李拒而不納，只約於正月初八日見於總署，而屆時又託病不到。李鴻章之不願見海靖，原因有二，第一、刻意將對德交涉失敗的責任，推卸給翁同龢；第二、對俄、對英的交涉，需視對德交涉的結果為轉移，李鴻章為俄國利益計，希望德國能獨佔膠澳，故不願與海靖爭。到而不爭，形跡彌顯，不如不見之為愈。
俄國之著急，是因為英國貸款的條件，非常優厚，雖亦外索「利益五端」，但並不比俄國苛刻。其次，英國在華經營多年，尤其是有能說華語，受中國官職，且欲令其子參加北闈鄉試，自取別號「鷺賓」的總稅務司赫德，在俄國是無法與英競爭的，因而唯有將全部壓力施諸其在華利益「代理人」的李鴻章。所謂「合肥頗急」，自是李鴻章致翁同龢函中所自述；東山養望，矯情鎮物，李鴻章何能不明斯理？而焦急之心，形於筆墨，且兩國交涉，即令不能如俄之願，引起嚴重糾紛，亦為舉國之憂，何須李鴻章一個人著急？
於此可以推斷，在吳克托穆的電報之外，俄國必另派人向李鴻章書面提出威脅，如果不能達成俄國的要求，將會宣佈李鴻章受賄的真相。此人最可能是後來為俄國駐華公使，當時是華俄道勝銀行負責人的璞科第（D.D. Konostovetz）。這是李鴻章身家性命所繫之事，何得不急？
光緒廿四年正月初五
據翁同龢日記分析，可知李鴻章此時受俄國的壓力頗重，已完全落入微德所設計的圈套，為俄謀利的手段，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正月初五日：祝合肥壽，未見。飯後，合肥鈔吳王電，謂若不借俄，則伊與戶部代中國出力之處，前功盡棄，再緩數日即遲矣云云。合肥頗急，令璞科第電微德商半借；又請速發許電，至如何拒英，則並無一字也。晚再詣合肥，值其他出，作函告以恭邸未入，須明晨會商。樵野來，談二刻去。
正月初五為李鴻章生日，以首輔之尊，高齡七十有五，何事不能安然受兒孫門下，稱觴祝壽，而冒寒夜出；朝中又有何人，即有至急之事，不能登門求教，而須「壽星」親自往訪？是則夜出乃往俄國公使館，商吳克托穆電報中所述之事，豈不甚明？
至於張蔭桓之訪翁，度時已在深夜，因據翁日記，「晚再詣合肥」不值後，既須作函相告，又「訪陳瑤圃，留書予之」，則回家為時必甚晚，而張蔭桓往訪，當是談貸款向英俄各借一半事，而張之此行，顯然為李與張預先商定的步嫌，此所以李致翁函中，於「如何拒英並無一字也。」
正月初六日：恭邸與總署諸人會商借款，定各借五千萬，即電許使，令馳往俄都。未正歸，李相來晤，云海靖欲往廟面談，拒之；約定明日兩點半到署，邀余與樵野往晤。
「許使」謂原駐德公使許景澄。駐俄公使已由原駐美的楊儒調任，駐德公使亦已改派呂海寰，許景澄受命綜理與俄國合辦的「東清鐵路」，亦即後來的中東鐵路，此時尚在德國，特命赴俄交涉。
「廟」指東城冰渣胡同的賢良寺，原為雍正年間怡賢王胤祥府邸，怡王歿後，捨宅為寺，本在帥府園，乾隆二十年移建冰渣胡同。寺有精舍，外省大吏入京，每借居於此；曾國藩、左宗棠，都曾住過，李鴻章奉「入閣辦事」之旨，亦借居於此。翌日之約，本李鴻章所定，結果本人未到。詳後。
三月初七日：未初至總署，儀公以喉疾不能來，樵野、子齋及余款待海靖。海靖所指摘四端；所索者兩事：一由膠至沂州另造一鐵路；一由中國辦山東路先與德國商量。余一一駁之，詞氣甚壯，彼雖未屈，余始終未應也。
是日中午，李鴻章先有親筆函致翁同龢。文如下：
昨冒風寒，喉間忽紅腫，噤不能言，延滿、林二醫診視，據稱宜避風靜養，擬告假二日。今午後海使會晤，竟不克赴約，祈偏勞為何。明日各使拜年，亦難奉陪，乞道歉忱。昨覆吳克托電，並詳告竹篔以俄英借款大略，署電只略舉大意可矣。尊稿僭易數語，可否酌定飭發。各借一萬（半）之說，應俟許電覆及竇使初九晤後再定。羅電似亦可少緩。初九如少愈，必當力疾至署須議也。敬頌
叔丈中堂
樵野仁弟 均祺
鴻章頓首正月八（七）日午
附電三件。
此函可解說如下：
一、先言稱謂。李鴻章為曾國藩門生。而曾國藩與翁同龢之兄同書，道光十八年、二十年先後入翰林，行輩相侔。以此淵源，李鴻章以尊師為本，對翁同書之弟亦稱「丈」，既未敘齒，更不論清班先後，這完全是強調繼承曾國藩衣鉢之意。至於稱張蔭桓為「仁弟」，則可證明李鴻章是張蔭桓「拜門」的老師。
二、既云病喉「靜養」，而又親自作書，與生辰之日，冒寒夜出，皆可想見此事不能假手僚屬；「各借一半」之「半」，誤為「萬」；明明「七日」，誤作「八日」，亦可想見其心情之焦憂恍惚。
三、附電三件，一致吳克托穆；一致許景澄（竹篔）。另一電，則為改翁同龢致許的「署電」，不知所「僭易」者何語？但既有「署電只略舉大意可矣」；而他自己又「詳告竹篔」，可以想見，意在使許景澄，獲一印象，對俄交涉，總署已授權李鴻章主辦。
四、「各借一半」之說，在翁同龢看，已是讓步；而李鴻章猶恐俄國未饜所欲，須先疏通，並由許景澄向俄交涉，獲得同意後再定。翁、李所持的態度，截然不同；其中緣故，翁同龢未必不知，只以畏憚李鴻章而不敢發。李鴻章固然賣國，翁同龢當政，亦難辭姑息養奸之咎。
五、「羅電」之羅，當指駐英公使羅豐祿，其事自亦與「各借一半」有關。此時李鴻章猶冀英款可不借，故不願羅豐祿向英國有何表示，以免形成承諾，難以挽回。
至於「致俄王爵吳克托」電，一味低聲下氣，幾同告饒；「俯如所允」一語，辱國至甚。「致許欽差電」，釋文並解說如下：
一、「俄款照前辦法」謂借款本身的條件，如利率、年限等等，皆照以前辦法。以下告許以俄國另「索利益」如下：「一、東三省造路興利，不准用他國人；一、設支路，在黃海所擇海口建碼頭，停俄船。」又下為手續上的細節：「銀行立合同，政府立專條，限期初七。」亦即發電的第二天，俄國已向李鴻章個人下了「哀的美敦書」，因而焦急如此。
二，以下告以英國借款的條件：「英廷保借、肆厘無扣、還息，五十年不歸本，比較稍省。聞俄阻，勢將失和，而俄逼愈緊。今為調停計，擬各借一半五千萬，以全兩國體面交情。煩公速往商辦，姑藉鐵路為名。鴻、魚」魚日即初六，前一日已先發電。許景澄的動態，英國當然會注意，為求秘密，李鴻章建議他以商辦東清鐵路為名赴俄，真可謂煞費苦心。
其實李鴻章亦是因個人身家榮辱所關，過分緊張，初七限期，不過逼迫的手段，有致吳克托穆一電，自然暫可無事，而李鴻章則猶多方活動，欲全借俄國之款，恭王竟為所動，至於英國，對借款予以優惠條件，乃「索利益」的自動讓步；中國不借亦可，但「利益」照索。翁同龢正月十五日記：
未正竇使來，言得外部電，責我何以借款旋散？仍索利益：曰「長江不許別國占」；曰「輪船任行內河」；曰「南寧開口」；曰「湘潭開口」。余等駁辯數四、卒不能回，乃允可行，須端節前定議，伊得允乃要以發電告本國，惟南寧口氣略鬆，湘潭可換岳州耳，不借而失利權，孰為之耶？噫！
英國如此，德國的交涉，則尚未定奪，因為翁同龢與海靖，彼此都意氣用事，所以翁同龢對德宗囑往德使館，堅不奉詔，其自述云：
正月十一日：昨夕海靖照會，堅稱諭旨不符，因專索沂州路，推論及余種種與之為難，候李中堂病痊再商云云，余於召對時奏之，上意仍欲派臣往彼館論說，臣言此舉無益乃罷。
正月十二日：入對語極多，仍飭余赴海使今日之會，臣未敢奉詔也，同人訝余之戇。……函致海靖，約十四日來署。
正月十三日：晚訪合肥，因海靖不來而要總署大臣往，余不可去，合肥亦以為然。
正月十五日：早晨，上又催赴德館，臣頓首力辭，邸不謂然，無以難余，乃派李鴻章、張蔭桓，令慶邸傳旨。
英國借款
其時分期應付日本的賠款，又將到期，翁同龢因借俄、借英，抑各借一半，尚未定局，故與張蔭桓同訪赫德，請代商日使稍緩期限，是日與日本公使矢野相晤，面談其事，矢野滿口答應，當盡力電商其政府，及至正月十七日，赫德有了回話：「不能許。」事實上此為一個圈套的開始，翁同龢懵然不覺，以致後來受誣，成為其被誣的一個直接原因。翁同龢是日日記：
赫德約余，余於未正詣之，伊述矢野語，問許使往俄是否借款？余曰：「不是借款。」伊又云：「今日矢野來告，償款緩期不能許。」余曰：「有先入之見，以為中國借俄款耳。破此一層宜可商。」縱談時事，伊問可商匯豐否？余答曰：「可」。
翁同龢此時極不滿李鴻章，而無可如何，此時答「可」，因本人掌度支，英款條件亦優，如獨斷獨行，可報復李鴻章而李亦無可如何，其實借英款之事，張蔭桓與赫德、李鴻章都已談妥；俄國本無款可借，第一次借款是由法國財團出資，俄國不過居間以示惠中國而已。此次借款表面強硬，實在是為了取得旅大，如張蔭桓能支持李鴻章償俄所欲，則李自可許張借英款以獲回佣。
但借英款之議，不能發之於張蔭桓，更不能發之於李鴻章，故由赫德發動；而赫德願當斯任，於其個人亦有好處。翁同龢既已入彀中，赫德乃具體談條件：
伊又曰：「須將釐鹽二事，先商抵押。」余曰：「二千萬不值議及此。」伊又曰：「若三月一款不還，各國謂中國利權掃地，將派人來干預矣！」余曰：「不知（者）將謂汝為匯豐說項，以危語怵人，余不汝疑。然汝言過矣！此事終藉汝力商借匯豐而不要抵押也。」三刻散。
此事至正月十九日有了初步結果，是日英國公使竇納樂至總署，談借款；提出二項要求：
一、「赫德須留任總稅務司，並赫德去仍用英人。」
二、「如長江不讓他國；內河省輪無阻」，須用正式照會答覆。
這兩點，翁同龢與張蔭桓事先即已商量過，所以一概「允之」。接著便由赫德至總署與張蔭桓面商細節，翁同龢記：
仍令匯豐承辦，而欲指定某處釐稅交赫德督理始允，吾恐各省督撫大權，盡歸外人，督撫未能甘也。
在此以前，僅海關由洋人管理，自此筆借款開始，洋人始插足中國的鹽稅，迨至正月廿七日，商談定局。翁同龢記：
午詣樵野處，敬君在彼，本約赫德到署，既而約吾三人往訪，遂於其家晤談。赫言匯豐款可借，惟須派稅司管釐金，則外國商人始服，不得已允之。又言，須指定某某處釐五百萬，始敷抵款，並刻定議，答以到署查明，二日必覆，三人遂偕至戶部畫公事訖。夜作札與樵野，慮借英商款，俄有責言云云，此意再三與樵言，樵意無礙，我終未釋然。
敬君指敬信，字子齋，宗室，為戶部尚書。戶部向來由翁同龢掌權；談英國借款，翁同龢亦從未與之一商，是故敬信顯然是由張蔭桓所約，預備分他一杯羹，「君子可欺以方」；以後來的情形看，張蔭桓在索賄時，曾將翁同龢亦算在內，不過吞沒而已。翁同龢致張蔭桓原函如下：
商款無礙之說，雖經開喻，鄙懷終未釋然。譬如豪橫無賴，欺一懦夫，縱理直不能申也。其他萬無慮，惟此實無把握耳，彷徨中以此奉質求示。
另附一紙，述其所以未能「釋然」者：
我曰商款，彼曰總是英款；我曰稅司，彼曰總是英人。浸偽而占黃海；浸偽而吞三省，奈何！敵勢如此，故不能不慮。明日退直當先訪面談。
此函作於正月廿七日；次日翁同龢記：
本約午初訪赫德，因疾未往，以署開釐金單送敬公面交。敬公、樵野皆來晤，據赫云，商款無礙，樵亦未詣赫也。
「樵亦未詣赫」，而轉述赫德之語，「商款無礙」，可知張蔭桓與赫德曾經會晤。尤可注意者，是張蔭桓與敬信相偕，為背棄翁同龢的明顯跡象；因為他在與李鴻章作成「交易」後，借匯豐之款一事，已成定局，但侍郎雖亦為「堂官」，畢竟是「卿贰」，奏報如何與赫德定議時，不能沒有尚書；翁同龢已在局外，而張蔭桓又不能以局中內幕相告，則局外人鰓鰓過慮，形成困擾，同時以翁同龢當時的地位而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是故張蔭桓挾敬信以「備用」。翁同龢與榮祿不和，與李鴻章不和，與總署同列不和，而自恃帝師，處處獨斷，既未深入考查內幕，又以君子之腹不能度小人之心，倒又發了書獃子脾氣，在小節上爭意氣而無補於大局，以致連恭王亦覺厭煩。現在連倚為左右手的張蔭桓，亦復離心赫德，則已成孤立之勢；孤立於廟堂即是孤立於危地，不敗而不可得。
但翁同龢似乎始終不知張蔭桓與李鴻章已暗通款曲，向匯豐借款事，亦聽任張蔭桓辦理，不加聞問，意中以為不易談成；張蔭桓既有敬信作傀儡，亦不必再問翁同龢。如是至二月初七日，方再接觸此案。翁同龢是日記云：
早間樵野見起時，以匯豐借款合同稿見示，議竟成矣！一萬萬、四厘五息、八三扣、二厘五用錢，指鹽釐三處，江蘇二處，浙東一處歸總稅司管理，時迫不得不出此。
此一借款本身的條件與上年十二月十九日、竇納樂當面所提者，已大不相同：
一、原言年息「四釐息」，增至四釐五。
二、原言「不折扣」，變為八三扣，且另加佣金二釐五。
三、原來並未要求擔保，現指鹽釐三處歸總稅務司管理。
以第一款而言，年息增加五毫，即是萬分之五，則每年國庫須多負擔利息五萬兩，此猶小焉者也；第二款則出入甚大。
二、八三扣即借款一億，實收八千三百萬。少收的一千七百萬，一部分貼還原借行，作為信用上擔風險的補償；一部分則所有經手人皆得分潤，張蔭桓、赫德以外，敬信亦必然有分。後來有翁同龢、張蔭桓受賄兩百六十萬均分之言，即由此而來；因為佣金二釐五，不過二十五萬銀子，則「受賄」非指佣金，明甚。
三、指定江蘇兩處、浙東一處的鹽釐（稅）歸總稅務司管理，為原來所無。就稽征而言，可以防杜不肖官吏侵漁，固是好事，但在破壞鹽政制度的完整上，關係極大。
這種前後條件的差別，只要是有知識的人，無不能區分。翁同龢始終主管其事，而竟默然接受，只以江蘇鹽釐兩處歸外人管理，恐督撫不滿為慮，則後之蒙謗，亦可謂咎由自取。
此借款合同，於二月初九日簽訂於總署。接著，便是俄國方面開始行動。翁同龢二月十一日記：
赴總署，十人咸集。未正巴使偕博百福來，專言旅大租地及造支路達黃海兩事，以為其君決定要辦，限五日照覆。恭語塞，廖稍申，餘皆默。余因其譏刺德事，直揭其坐視不助，彼遁辭支吾。申正三去，發許使，令暫留，擬國電致俄君，另辦法示許使；另電楊使，俟許到再譯致俄外部。
廖指廖壽恒，原值總署，其時方拜軍機之命，其餘包括李鴻章在內，皆默無一言。將交涉移至俄國，由許景澄辦理，為翁同龢的主張；巴伯羅福大為不滿，翁同龢二月二十日記：
晚飯後赴總署。（聞）巴使來大鬧，謂旅大租地，開通鐵路，斷不能改，已奉訓條，在此議論，限一日覆，至緩兩日。與言專使在彼，何得限日，竟拂衣而去。余到巴已行，張未來。
至次日，傳旨令李鴻章、張蔭桓赴俄國公使與巴伯羅福交涉。而李張規避，翁同龢記云：
已而儀公信來，云樵野頰腫不能出門，彼一人不能獨往，明日據以回奏也。
俄國第二次行賄
在派李、張與俄使交涉以前，俄國復又行賄，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是年西曆三月九日，即農曆二月十七日條：
俄署使巴布羅福及樸科第，與李鴻章、張蔭桓密談，如能於限期內應允俄國要求，願各酬以五十萬兩。
因為德國交涉，已於二月十五日簽約解決。英國借款業已定奪，所許「利益」亦有成議，德、英兩國為俄先驅，各有所得，俄國即已有足夠的理由與藉口，採取強硬態度，但俄國交涉，李鴻章不願翁同龢插手；翁亦不願直接干預，只是李鴻章必須拉緊張蔭桓，既以分擔責任，亦藉以應付翁同龢，至俄使行賄之款，當然是由「李鴻章基金」中撥付。
其時許景澄剛由德抵俄，與俄國外務部交涉後，電告總署云：
頃外部約晤云：膠事已定，英得長江利益，法亦有索件，故俄必須租得不凍海口為水師屯地，保護兩國利權，各款前已電巴（伯羅福），現將租期及租界電巴轉達總署，一面仍會在京接續商辦。至租界內收稅理民，歸中國自主，中俄兵艦，二口均可同泊，其鐵路請准聽東省公司自鴨綠江至牛莊一帶，求以擇宜通接等語；告以事關東方大局，中國允俄，則英法日亦必生心，中俄交密，務請體察。彼云：俄已告明英法等國，務請轉達總署，從速答復，俄主意在必成，惟租界遠近，或可酌商等語，詞意堅決，大非昔比。
翌日俄外交部又提出租界圖線，由旅順、大連沿海往東北，直至皮子嵩；線外復有一線，謀此線內中國派兵須有定數。許景澄乃又會同駐俄公使楊儒，據情轉報。並加按語云：「此直索地，非止海口，尤出意外。」
這兩個電報，於二月廿二日到達北京，張蔭桓於次日清晨函送翁同龢，時方早餐，為之推案不食，覆函張蔭桓云：
朝食讀手教，並許楊兩件，推案而起。欲先問英，欲照此再索他處否，以極其所致。
接許、楊兩電，而忽涉及對英交涉，則以原電內俄國表示「英已得長江利益，法亦有索件」，以及「俄已告明英法等國」之語，翁同龢已悟俄與英法亦有勾結。法國公使呂班提出四項要求，慶王以空言敷衍，交涉尚未具體；對英交涉則由張蔭桓主辦，故翁同龢提出此一看法，要探索其得寸進尺，究竟至何程度，方能罷手，俾便應付。不過，此為發牢騷的負氣語，是很顯然的。
是日翁同龢記云：
晨得樵野函，許兩電，旅大事與外部言難挽迴。未食亟入，邸來已遲，無可商酌。見起二刻餘，上切責諸臣，一事不辦，召對俄頃，直廬數時而已。邸疾強入，至是流汗，命將息數日。退尋慶邸，到署商辦，儀公擬致許楊電，堅持勿許而無辦法，於大連稍參活筆。午訪樵野，示以儀電，以為然，用密電發。赴總署，慶邸、儀公、許廢敬崇皆集，儀電慶以為然，慶意揭破日本先有不准他人占租（旅大）之約，若允租彼，必與我為難，莫若隨時許泊，無租界之名，有租泊之實，遂再發電。
李鴻章「堅持勿許而無辦法」；慶王則侃侃而言辦法，豈李鴻章之才不及慶王，而張蔭桓亦見不及此？非是！李鴻章的用意，是使許景澄與俄國外務部談判破裂，俾交涉重心，得由聖彼得堡移回北京。翁同龢縱不知張蔭桓亦已納俄之賄，但張與李的形跡日密，竟亦一無警惕，以致「示以儀電」，聽其一言而定可行與否，其愚闇真是可驚。
俄國積極圖謀旅大之事，引起日俄關係的緊張，致有「日俄將開戰局」的傳說。日本亦派其華裔翻譯官鄭永邦至總署探索真相，其情彌見急迫。本來此為以夷制夷的一個機會，但翁同龢既不知可以利用，李鴻章、張蔭桓當然絕不會出聲。至於在俄京，許景澄觐見俄皇，除照慶王之言，強調俄國必欲租旅大，必致擾亂東方大局以外，而且指出俄國曾有俄艦只在旅大過冬，春暖離港的諾言，要求其實行。交涉可謂得體，那知俄皇竟公然食言。
據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當時俄皇答覆許景澄說：「我曾說此話。但自中國向英德借款以後，東方情形另有變動，商租兩口乃中俄兩國公同利益，實為保護兩國起見，我並無得地之意，不過俄國在東方不能不有一駐足之地，務盼中國按俄國條款期，早日辦妥。」
至次日，俄國外務部通知許景澄，俄皇已任命巴伯羅福為全權代表，限期十天簽訂條約，逾期則俄國將自由行動，不復顧全聯盟交誼。及至許景澄欲繼續交涉時，俄國外務部竟拒絕接見，交涉重心，迫不得已復移回北京；而事實上所謂交涉者，只是巴伯羅福恃強勒索。據翁同龢日記，經過如下：
二月廿八日：午正赴總署待巴使，未即來，李、張及許、廖、崇與余見之，出約稿六條，略如前說，惟大連灣可作各國通商口岸，至旅順則租界內不准中國駐兵，又須劃至皮子口等處，無地圖不能詳也。余與廖公先至東堂，申初遂行，時巴猶未散也。
二月廿九日：見起三刻……論俄事良久，命傳李鴻章、張蔭桓明日預備召見。……申正合肥來，待樵野戌正始來，集余齋與仲山（廖壽恆）相商，兩公皆無策，互相駁詰，空言而已，時事如此，吾其已矣。
三月初一日：今日李張起，上亦不能斷也。見起三刻，衡量時局，諸臣皆揮涕，是何景象？負罪深矣。退時，慶（王）、李、張邀談，大約除允行外，別無法。至英日法同時將起，更無法也。
三月初二日：樵野有起，四刻始退。余等見起三刻，瀝陳現在危迫情彤，請作各海口已失想，庶幾策勵，力圖自立，旅大事無可回矣。上云璇闈憂勞之深，轉未將此事論及，則蘊結可知矣。派李鴻章、張蔭桓畫押，命臣傳知。
此日張蔭桓獨對至四刻始久，而康有為則方於四日前創立「保國會」，君臣所論何事，大致可想。
三月初三日：是日有合肥起，不過囑其慎重，並無譙訶。未正赴總署，申初巴使來，續議旅大約，已允者鐵案，與餘眾頗商改，惟鐵路一條忽變為沿海至營口，余指圖大爭，巴竟謂若大連不能通，則另覓海岸作通商口。余遂大駁，謂「爾臨時所改，我照華文一字不改。」巴詞窮，認筆誤，仍以發電謂中國因數字不符，不肯畫押，因而決裂。余笑應之曰：「任爾誣罔，我不任咎。」
惟時英使在東廳，合肥、廖公晤之，巴有所聞，故改前說，知若之必來阻撓，預埋不開大連商埠之根也。此一事直持至戌初，合肥還座，倦容可掬，竟允其加沿海二字而罷。從此畫押之期不改，各國均起矣，如何？如何？
竇使昌言謂「大連開埠甚是，旅順屯兵關係東方商務大局，英已電駐俄使，向俄外部力爭矣。」詢以爭不能得，奈何？則曰：「惟看中國如何措置，平各國之氣耳。」
旅大租地條約，於三日後簽訂，共計十款，最重要者四款：
一、中國允將旅順口、大連灣及附近水面租予俄國，惟不侵中國主權。（原第一條）
二、租期二十五年，期滿可展限。（原第三條）
三、旅順一口專為武備，華俄船隻可出入；大連灣除口內一港，照旅順之例，其餘地方作為通商口岸，各國商船任便可到。（原第六條）
四、東清鐵路幹路築至大連灣；另至營口，或鴨綠江中間沿海較便之處築一支路。（原第八條）。
條約中又聲明，雙方另派代表在俄國續商訂立「專條」，議定「所有租地、隙地、界線及支線鐵路」等技術性細目。中國仍由專使許景澄負責交涉，在開議之前，許景澄以節略一份，送交俄國外務部，一共三點：
一、改減租所留隙地。
二、金州城廂及往來道路營汛，不歸租界。
三、支線鐵路只至大連灣，不達別口。
亨利親王訪華
據吳相湘教授著「俄帝侵略中國史」第六章中分析，所謂「隙地」指旅大租地與中國土地之間的隙地，若照俄國的解釋，則從西岸營口起，經海城、鳳凰城、大姑山至五道河口止，皆是隙地。許景澄指出：營口為通商要埠，鳳凰城又係邊防要地，如列為隙地，不准駐兵，異日中國軍隊調動，將受牽制。再三堅持爭論，最後終將營口、海城、鳳凰城三城，自隙地中刪去，但中國承諾：「隙地非俄國同意，不讓與他國使用。」此外租界內金州城歸中國管理，以及支線鐵路終點，明訂在旅大海口，不在沿海別處，都是許景澄不屈不撓的成就。
俄德勾結，李鴻章甘為虎倀，膠州灣、旅順、大連相繼失去以後，英國立即提出租借威海衛的要求；日本表示贊成，因為這可減輕俄國租借旅大後所予日本的威脅。然後是法國提出四項要求：一、租借廣州灣；二、雲南、廣東、廣西不讓與他國；三、自越南往昆明的鐵路築路權；四、中國郵政總辦由法人擔任。總署一一允許。
當時總署尚有一件大事在辦，即是籌備接待德國王弟亨利親王，由張蔭桓一手主辦。張之送命，禍根即在此事。據王慶保、曹景郕合著「驛舍探幽錄」中，記張蔭桓自述云：
初德藩有游歷中國之倍，我與同官商議，外國章程有出使游歷各國者，各國接待與否，均聽其便。此事亦當請旨定奪。嗣奉諭旨接待。著會議。我即向德使商量，據云：「此係我國親王，與尋常使臣不同。中國既允接待，一切禮儀，當從優異。」我旋即奏明皇上。彼時聞德王至閩、粵等省，乘坐黃轎，此節是我主議不行。旋議定用綠轎黃絆。臨時慶邸、禮邸迎至城外，一面電知北洋大臣迎送如儀。旋又奏明太后：太后聞奏，因欲先見德藩。我奏以外國使臣入觀，理宜先見皇上。太后諭謂：「德藩此來，並無國書，與使臣不同，皇上亦可在我處同見。見時令走廊子，不賜坐。」當時將此諭奏知皇上。
尚有人爭海舶香
德宗對接見德國亨利王一事，異常重視，屢次召見張蔭桓，有所垂詢，並深納其言，內心已傾向西化，與清宮嫉視洋人的傳統，完全不同。因此與慈禧及守舊大臣發生嚴重的矛盾，甚至翁同龢進言，亦遭駁斥。三月十三日翁同龢記奏對論此事經過云：
（上）又云：德親王進見，在園不便，恐其詣見慈禧，懿旨著在宮內。
又云：著在毓慶宮，開前星門，於東配殿賜食，准其乘轎入東華門。
臣對：優待極矣，然有窒礙，毓慶前殿曰惇本殿，東間供孝靜皇后御容，萬不能闢中間為道路，一也；配殿極隘無容席地，二也；參隨無別處可見，三也；前星門近百年未啟，框木沉陷，四也；乘轎入門非禮，五也。上皆駁之。
德宗欲在大內見德藩，主要的原因，非「恐其詣見慈禧」，而是不願慈禧接見德藩，更不願「皇上亦可在我處同見」。故此事遷延不決，至三月十八日始由慈禧決定：「先召見德王於樂壽堂立見；然後上召見於玉瀾堂，仍賜座、賜食以盡邦交之禮。」此為張蔭桓所建議。
至閏三月廿四日，亨利親王抵京，次日覲兩宮，翁同龢日記中其經過如下：
亨利出西直門即騎馬沿河行，過萬壽寺到娘娘廟，更衣易轎至南配殿堂，於樂壽堂覲見（不坐，此屢經辯論始定，慶邸之力）。
在德和園實堂少憩，旋帶隨員人見於至瀾堂（賜坐），退至南配殿賜飯（隨員等仍入殿，麾之不出，慶邸、李相陪之，余等往東階下）。一刻許，上親舉至趾答之（此段禮節未詳）。
坐少頃，上還，慶邸率一行人乘輪船小船赴龍王廟遊觀，出乃赴慶邸宴。宴罷復至娘娘廟，更衣入城。
翁同龢很會做官，訣竅之一是，詳記儀節，特別是御前的規矩，譬如方位尊卑，永遠都弄得很清楚。以上所記，即是為他日皇帝接見外賓之一成例，西洋人能親見太后，並在御前有坐位，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所以翁同龢在記儀節以外，另有覲見的實錄，大致如下：
一、午初亨利到，乘轎直入東宮門，有德國衛隊廿四人翼護，但為翁同龢所阻。
二、亨利至南配殿後，隨員自海靖以下十七人，跟隨入殿；翁同龢告以此處專為親王設座，餘人在兩旁屋中休息，海靖等不理。
三、翁同龢告德使翻譯官福蘭格，衛隊應退出宮門；初尚應許，既而不但不退出，並帶至南配殿階下排隊。
四、坐約半小時，慶王帶亨利、海靖、兩翻譯及蔭昌往樂壽堂見太后。
五、翁同龢帶亨利隨員在山道口會齊，同赴玉瀾堂見德宗。亨利先致頌詞，次進大瓷瓶兩個。德宗坐後，命亨利坐於右首一有墊的高凳上。海靖在殿中立，翁同龢等在簷下立。寒暄時，德宗告慶王；慶王告蔭昌；蔭昌翻譯。承旨時，皆一膝下跪。約十五分鐘，退至南配殿接受招待。
六、亨利的隨員，皆不肯退出南配殿，迫不得已添設座位，一體招待。
七、半小時後，德宗步行至南配殿慰勞，面贈寶星，約一刻許畢事。
八、德宗至南配殿，德國衛隊三舉槍致敬，擊銅鼓，帶隊官「拔刀禹步」。德宗立視片刻，諭云：「兵皆精壯，甚可觀。」
九、慶王、張蔭桓帶亨利等上船遊龍王廟。翁同龢等至承澤園等候。
十、未正，亨利到，慶王設宴，陪客洋人十一、華官十三。
十一、慶王作主人，所備為西餐，係張蔭桓一手主持，用張家的廚子，酒半，慶王致頌詞；亨利有答詞，宴會中並有「洋樂」。
十二、亨利請慶王、李鴻章、翁同龢題詞留念，慶王寫「福壽綿長」；李鴻章寫「諸事吉祥，四海昇平」；翁同龢寫「久固邦交」。與翁同龢並坐的洋人，亦請翁題詞，翁寫「永敦和好」四字，自謂「吾意在大局，不肯私祝」。
如上所記，已完全是西洋「國宴」的形式，德宗對此日經過，深為滿意；而張蔭桓則註定了將遭大禍的命運。
至於亨利親王，連日酬酢，並遊居庸關、明陵、湯山後，於閏四月初五日謁德宗於西苑辭行，並面贈「黑鷹寶星」，即「鐵十字勳章」，初六日離京。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曹州教案起，至是適為半年，膠州灣、旅順、大連灣，相繼拱手讓人，英、法所索「利益」尚不算在內。責任誰屬？李鴻章至少負一半；翁同龢亦有兩三分，但他並不知己身姑息庸弱而誤國，「瓶廬詩稿」卷六，丁酉（廿三）年最後一題為「題自藏石谷仿董巨畫卷」詩云：
鵷行人傑未全無，文學居然勝大夫。互市忽來回紇馬，割城誰獻督亢圖？封疆事大疑難決，帷幄謀深智若愚。記取伏蒲三數語，首將芻藁責司徒。
此詩明明是詠膠澳事件，乃隱於一不相干的題目之下。這大概是他的門生繆荃孫為老師編訂遺詩時，不願得罪李鴻章後人，故意作此狡猾。
首二語不知指何人。「互市」謂開通商碼頭，「回紇馬」指俄艦。「割城誰獻督亢圖」，不欲明言。「帷幄謀深智若愚」亦不知指誰。結語中「司徒」為地官，是翁自謂；大約召見時，德宗對移用海軍經費一事，有所責備。
戊戌（廿四）年詩，第一題為「再題自畫草堂圖次前韻」；此圖自畫於丁亥（十三）年冬，題七絕一首云：
夢裏新添竹數行，城西聞有小芳堂，他年炒豆呼村酒，莫忘官廚臘粥香。
戊戌年元旦次韻「再題」之詩共兩首：
十三年尚逐鵷行，孤負城西舊草堂；元日退朝惟默坐，敢誇身染御爐香。
掣電飛馳墨數行（自註：電信多予筆），居然批敕立朝堂，桑榆難補東隅失，尚有人爭海舶香。（自註：頃因膠事，嘔盡心血，卒被人數語割棄，憤惋欲絕。）
第二首為張蔭桓而詠。十二月十二日翁與海靖爭膠澳南岸時，張蔭桓「首云陳家島已不要」。次日召見時，翁「直陳張某首允」可證。所謂「尚有人爭海舶香」者，謂借洋款經手可得回扣，亦指張蔭桓主借英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