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三妈的儿子）和五姐是同一年结的婚，那年他们都是十七岁。大哥订婚时才六岁，当时那小姑娘只有五岁。她是爸的一个好友的女儿，十岁时失去了双亲，跟她叔叔一起生活。十六岁时，她叔叔写信给爸，说她已到“及笄”之年，应尽早了却她父亲的遗愿，为她完婚。爸接到信后，马上从一本黄历上挑了个良辰吉日，写在一张红帖上，派人寄给我未来嫂子的叔叔。这下子，家里热闹开了，爸和三妈忙着为婚礼做准备。
结婚礼服和婚冕由家里准备，送出去前，先放在家里。在这令人高兴的时刻，我们都跑到客厅观瞧。红缎子的结婚礼服上有不同颜色的刺绣。婚冕上满是各式各样的珍珠，顶部是一只凤，装饰着珍珠、翡翠和宝石。冕前垂下一串串的珍珠。除了这，还有其他一些发饰，两对金手镯，两只漂亮的红缎盒里放着四个镶着不同种类宝石的戒指。
“小十，”九姐兴奋地在门廊下招呼我，她早就想看这些东西，“你看见金手镯了吗？他们说这是上海最流行的，你知道上海在哪儿吗？”
“我当然知道，你问这干吗？”我说。
“我是说，上海的东西真好，要能去上海该多好啊！”九姐那双漂亮的眼睛说话时一闪一闪的，跟她妈一样迷人。但她经常过于做作，有点让我讨厌。
“小十，再去看看结婚礼服。我妈一天到晚为哥哥的婚事忙，真来劲。”
“我妈也一直为五姐的婚事忙，她也快了。我妈天天出去，给五姐买了许多好看的衣料。”
“那有什么意思，你姐姐是嫁到别人家，好东西都带走了。”
我不想听她说，想往外走。可她非拉着我去看结婚礼服。她眼睛睁得大大的，老是盯着衣服和珠宝看个没完。
“小十，”她小声跟我说，“我想好了，如果将来我没有这样的结婚礼服，就不结婚。你呢？”
“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想嫁出去。”
“你真精明，不说心里话。”她紧咬着两片小嘴唇笑着说。
精明对我是个新词。我羡慕起九姐的学问，不禁流露出钦佩的目光。她似乎看出来了。
“你以前没听说过这个词吧？”
我诚实地摇了摇头。她更以得意的语调说：
“这是大哥教我的，他说是《论语》里的。他真聪明，将来总有一天他能像爸一样，当个大学者。你知道，他读过孔子写的所有书，现正在学英语和法语。大表哥每天教他英语，他说结婚后还可以教新娘子外语。他们要能一起出国就好了。可妈觉得这太可笑，她说，如果他们出了国，人家该笑话我们了，因为新娘子要跟丈夫出了国，讨儿媳妇还有什么用。儿媳妇的责任是顾家。”
“那大哥愿把新娘子一人留下吗？”我问。
“我想不会，就像妈说的，大哥是个孝子，他首先想的是光宗耀祖，不会让父母丢面子。”
我当时还小，不懂什么是丢面子，可又不敢问，我怕九姐会看不起我。这时，大哥和其他姐妹们走进来。他们一进屋，姐姐们就逼着大哥看结婚礼服，大哥很害羞，不想看，可姐姐们紧紧拉着他的胳膊。
“这有什么好看的？”大哥小声咕哝着，脸都涨红了。“你今天可是要人，最该看了。”一个姐姐说完，其余的都开心地笑了。
“哥，这衣服新娘子穿上大不大。”“不知道。”
“不知道？这就怪了，你一定见过她，我敢打赌。”“赌什么的。”
“什么都成。”
“你们当我那么傻，我才不跟你们这些娇小姐打赌呢，掉了泪儿，让别人替你们难过。”
“你敢发誓从没见过她？以你的名誉担保。”“用不着发誓，我已经说了，我没见过她。”“你肯定见过她。”
“胡说八道。”大哥的脸突然变红了，他生气了。“那你一定在梦里见过她，是不是？”
又是一阵大笑。
九姐过来帮腔。那些日子，大哥俨然是她心目中的英雄。
“真讨厌，管人家做什么梦呢，又没你们什么事。”九姐说。
婚礼是两天后举行的。那天早晨，家里人人都在忙。每间屋子都披红挂彩。祠堂上方悬挂着一大长条红缎子，正中书写着四个大金字：“百世良缘。”旁边是爸的老友送来的一对红挂轴，是特别向爸道喜的。客厅的四面墙壁上挂满了这类红挂轴，有些是红丝的，有些是红纸的，显得特别好看。刺绣的红桌布、椅布、椅垫在烛光的映照下，耀眼生辉。祠堂前面摆放着几张桌案，上面是香和大红蜡烛，还有酒杯、肉和菜。门廊各侧挂着五对红丝灯笼，轻风吹动红穗，更显得堂皇庄重。
花轿一大早就抬到了院子里。八位轿夫身穿绿丝长袍，头戴黑帽，上面是鲜红的缨子。花轿用红丝刺绣包着，只等吉辰一到，出去接新娘。八位轿夫到时尽可足足地吃喝一顿。
我们都去看花轿，大哥兴奋极了，不停地说笑。他那天显得特别精神、英俊，黑缎子上衣外套了一件崭新的蓝缎子3
长服，新帽子，新鞋，新袜子，新手帕。总之，结婚那天，新郎和新娘用的所有东西都得是新的，即便穷人家也照这规矩办。
三姑、二姐也来了，还有许多来道喜的客人。客厅里摆了五十桌酒宴。平常隔开客厅和卧室的屏风拿走了，客厅更显得宽敞明亮。整个下午，茶点不断，这叫“流水宴”。在当时，大户人家不论婚、丧，都经常招待个千把人。大城市的有些穷人就巴望着有这种机会，要不老得饿肚子。他们有时连吃带拿，拿回家够全家吃几顿的。即使让人看见了，他们也不觉害臊，通常也没人管他们。像在北京这样的老城，总有一些人，专门替人操办红白喜事。
“这大喜的日子，新郎怎么不穿朝服，就穿这个，多可惜。我想他要是穿上官袍才帅呢。”三姑说。
“所以我不喜欢民国，”三妈说，“民国前，我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且我儿子怎么着也得弄个七品，因为他爸是当朝一品。可如今，你瞧我们穿的，跟乡下婆子似的。”
八姐冲我一挤眼，示意跟她一起溜出去。到了个没人的地方，她说：
“小十，你看还是民国公平，有儿子的跟没儿子的差不了多少。还是不要皇帝好。如果今儿个三妈穿上清朝衣服，就该瞧不起别人了。谢天谢地，现在是民国。”
“总统也给爸送贺礼了吗？三妈说婚礼过后得把总统的贺礼放她屋里。”我说。
“你真傻！三妈还当总统跟皇帝一样呢。她不知道，民国的总统跟普通人一样，老百姓拥戴谁，谁就能当领袖。孙中山原来只是个医生，还不是当了第一任大总统。”
八姐说话时的神情，严肃得像个大人。虽然我不全明白，可我知道她是对的。
“你想当领袖吗？”我也试着用领袖这个新词。
“当然想，我想先学医，当个医生，然后认识好多人，当了领袖改革中国，还有我们家。”
改革是当时最热门的课题。我想，八姐一定能搞出个百八十项改革。
听到爆竹响，我们知道花轿出去接新娘了。我们跑到前门去看。八位乐手和手拿刺绣丝旗、手提灯笼的一群孩子正跟着花轿往前走。
八位乐手每人拿一件不同的民族乐器，锣、鼓、钹、笛子、唢呐等。婚乐非常简单，一个曲子只奏五或十分钟，奏完了，再奏一遍。
接新娘的队伍晚上才到家。花轿停在门口，佣人进来说新娘子到了，新郎出去迎接。新郎冲花轿鞠三个躬，掀开轿帘，恭敬地站在一旁。然后，两位伴娘扶新娘子出轿，她的脸被红丝盖头遮着。我们一个劲地往前凑，想先看第一眼。新娘由两位伴娘扶着走到祠堂前停下来，新郎揭开盖头，我们看见了她的脸。
新郎、新娘一起叩拜祖宗，磕过三个头之后，向父母行礼，也是叩拜。
新郎、新娘入洞房以后，坐在桌边。新娘一动不动，她那漂亮的衣服和缀满了珠宝的婚冕，使她看上去像庙里的一尊神像。我们争着往前挤，想尽可能地离他们近一点。
只有在这种特殊的场合，新娘才是尊贵的，新郎只是她恭顺的仆人。但这顿饭一过，她就得侍候丈夫一生，当然得柔顺贤淑。
第二天一大早，九姐跑进我们屋，有趣的话题自然是昨天的婚礼。我们都觉着新娘漂亮，这可让九姐高兴坏了，因为新娘是她嫂子。
“我哥当然很高兴，今儿早上来看我妈，我正在那儿。他跟我说，新娘跟他说了一夜悄悄话，他觉着她很迷人、很漂亮，她说一辈子也不离开他，如果他死了，她跟着一道去死······可妈说，大喜的日子说到死太不吉利。我哥说，新娘还会作诗，给他看了一些。她最喜欢看《红楼梦》。”
“我想听听她还带来了什么好书。”八姐问。
“我去把哥叫来，让他多讲讲新娘，我还得让新娘给我的扇面题诗呢。她特别聪明。”
大哥的婚礼之后不久，爸的一位老朋友关大叔来跟爸谈五姐的婚事。他说，爸未来的女婿要他来跟爸说，他长在二十世纪，是民国的公民，婚礼也要办成现代的。他说他忍受不了那老式的花轿和刺耳的音乐，用辆普通马车去接新娘就行了。他准备穿燕尾服和西装裤，也不希望新娘戴婚冕，头上只需披一块白色纱巾。
关大叔恳请爸好好考虑一下他未来女婿的建议。他说，近些年许多年轻人都不愿让父母包办婚姻，他们不肯接受老式的婚姻习俗。而他们的父母担心亲戚朋友会说闲话。爸听到这些，笑了。
“我自然答应我女婿，”爸说，“我还是很开明的，毕竟是
年轻人结婚，我干吗要干涉他们。”
“你是个聪明的父亲。我常想，你在小事上不大动脑筋，可在大问题上，比我们谁接受得都快。”关大叔说。
爸放声大笑：“你是说我平常总是糊里糊涂，可昏头昏脑也有点好处。我们都老了，应该关心怎么使自己活得更自在。你说是不是？来，为自在的晚年干一杯。”
妈把关大叔讲的跟五妈说了，她对新式婚礼有点担心，她根本没听说过。
“我不明白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二十世纪、三十世纪，又是公民又是现代的。”妈皱着眉头说。
“我说姐姐，你别担心。”五妈说：“现在年轻人都兴时髦，将来你的姑爷也得这样，用不着担心。何况老爷已经点头，就得了。我们女人家平日很少出门，人家都说井底下的蛙只能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块天。我要是你，就不反对，可以让他改变些作法，显得我们也知道一些新事物，可接受不了那么快。你说对不对？”
“等我女儿结婚那天，我可不愿她头上只披着白纱。想想看，让我女儿坐马车，人家会怎么说，肯定会说三道四，多可笑的主意。”
五妈很聪明，想了几个主意，答应由她去跟爸说。妈轻松了许多，她相信五妈能把任何事办妥。
五妈提出的折衷方案是，新娘披粉色面纱，穿婚服。当时人们结婚，有人不挑白色而用粉色，因为粉色对姑娘家也
很合适。马车上要装饰点东西，比如用红丝布挡住车窗，这样路人就看不到新娘的脸。如果新郎不喜欢民乐，可以奏西洋乐。
那些日子里，大多数家庭总试图在东、西方习俗之间找一种折衷的方式，既能让老一代接受，又能使年轻人欢心。当时的年轻人对想要什么样的新东西也没个准主意，只想图个新鲜。
差不多每天晚饭后，妈都呆在五姐的房里，直到深夜。她让五姐试穿新衣，跟她小声聊天，有时五妈也去。她为五姐难过，因为五姐太孤单寂寞了，她的妹妹们还小，理解不了她的感情。
妈跟五姐说话时，经常打发我和八姐出去。我记得有好几个月，五姐都是那么悲伤、难过。要是谁当她面说了什么不受听的话，她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她老是呆在卧房里，很少与人说话。我和八姐都感到很难受。
有天晚上，我和八姐早早就被轰上了床。我睡不着，听见八姐也在床上辗转反侧。
“你说五姐会喜欢那新式婚礼吗？”我问。
“嫁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男人，能高兴得了？新式婚礼又管什么用。”
八姐说，她真为五姐担心，五姐老是把忧伤闷在心里，如果再这样下去，她没准会自杀。我们越说，越替五姐焦虑。我们想干脆下床，到院子里，透过五姐屋的纸窗户，听妈跟她说些什么。
纸窗户上有个小洞，我们看见五姐正伤心地啜泣。妈静静地坐在她身边，背对着窗户。虽然看不到她的脸，但她好像也在呜咽着抽泣。
“好女儿，别难过了，”妈轻声说，“有些事就是跟想的差很远。他年轻、聪明，你们在一起会很好的。要往好里想，心总能换来心，他很快就会是你的，我肯定。”
五姐哭得更伤心了，她喃喃自语：“还不如死了呢。”
八姐再也听不下去了，拉着我跑回房里。她扑到床上，哭了起来。我躺在床上，一直哭到睡着。
第二天一早我和八姐醒来时，眼睛都哭肿了。我一照镜子，看见自己的眼睛又红又大。我们穿好衣服，去看五姐。我想她可能病了，要取消结婚。这想法够多孩子气。出乎意料的是，她比我们起得还早，而且端坐在梳妆台前，妈在帮她梳头。她的脸色苍白，眼睛红肿。这个早晨，她看上去只有十岁。
我们像平常一样，进屋向她道早安。她抬起头，看见我们，便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扑在床上呜呜地哭了。
“妈，你不能把姐姐留在家里吗？”八姐问，“你去跟爸说，让新郎去跟别的姑娘结婚，他有他的理儿，我们还有我们的呢。”
妈脸色苍白，强忍住眼泪，没流下来。
“别说傻话了，你得明白，结婚是件大事，我们答应了，就得说话算数。”
五姐的婚礼是在一家旅馆的大客厅里举行的。那是个下午，家里人全去了。客厅里装饰着与大哥结婚时相类似的红绸挂卷和画轴。没有祠堂，没有祭祖的供桌，只在客厅中央摆着个台子，还为贺喜的和媒人准备了些椅子。新郎新娘的父母坐在前排。只有台前的几只花篮增添了几分喜庆的气氛。
客厅里挤满了亲戚朋友，还有一些专为来看新式婚礼的看客。
客厅里奏起了西洋音乐。在当时，人们很少有机会听到西洋音乐，除非是在教堂或街上救世军的乐队。这种圣乐对中国人没有吸引力。我们等着这圣乐过后，一位牧师出来说，你有罪了，如果不进行忏悔，或掏空钱袋救济穷人，上帝是不会拯救你的。因此，等待新娘时的气氛既庄严又悲哀也就不足为奇了。客厅里的每个人都疑惑不解地等待着。我们越来越感到压抑。
我记得，新郎新娘到时，奏的是一首军队进行曲。紧接着奏的那支曲子，我于许多年后在美国一所教堂参加丧礼时听到过。客人们都以一种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这对新人，这使我和八姐感到特别难受。
五姐穿着一条粉色刺绣丝裙，披了一件粉纱，头发上别着几件珠宝发饰，还戴了一个红花环，手里拿着一束颜色各异的鲜花。两位衣着艳丽的姑娘挽着新娘的胳膊走上台子。116
新郎穿了件黑色燕尾服，头上戴了顶滑稽可笑的高帽子，使他看上去就像戏里的小丑。两个小伙子陪着新郎走到新娘身边，他俩严肃异常，活像两名卫兵。他们走上台子，面对观众。
这种新式婚姻也还是脱不了礼教色彩，得鞠那么多躬。先是新人互相鞠躬，再向父母鞠躬，向前来道喜的亲朋好友鞠躬，最后向媒人和证婚人鞠躬。鞠躬前，有个男的拿着个单子站着大声宣布该干什么，这令我们想起旧式的葬礼。
八姐冲我扮了个鬼脸，叹了口气，说：“但愿我没参加姐姐的婚礼。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够多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