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是一个伤心的故事。
我的生命是一个可怜的生命。
我的命运是一个悲惨的命运。
人间本不是平等的人间,而我的不平则是最无人同情的不平。
我的母亲是美丽的女性,我的父亲是俊秀的男人,我的姊妹都有她们独特的秀丽,我的兄弟都有他们正常的挺逸。
而我,我则是一个丑陋的生命。
我不为母亲所爱,不为父亲所喜,兄弟不当我是兄弟,姊妹不当我是姊妹,客人轻视我,佣人虐待我。常常在家中最热闹的时候,我被拘在黑暗的小房里独自僵卧,常常在全家出去宴游的时候,我独自在院中月下摸索。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到入学的年龄。我被送入一个学校里住读,长长的学期从未有亲人望我。我不但丑陋而且愚笨,没有一个教员不蔑视我,也没有一个同学不厌憎我,我被欺侮,被凌辱,被笑骂,一切罪恶都被诬赖到我的头上,一切责罚我都需一一承当。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自卑,我羞涩,我不敢正面看人,也不敢正眼对人,我喜欢黑暗,我喜欢孤独,我从小就失眠,常常一个人蒙在被下哭泣。
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知道我应当用功。我开始在报纸中杂志与书籍中寻到了荫庇。
在中学里,我还是一个被师友笑骂的对象,一直到高中二年级,我才遇到了我生平唯一的一个同情我的人,那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国文教员,我在这里特别要纪念他,因为他不但给我安慰,也给我鼓励。他就是林稻门先生。
我的父亲于我中学毕业时就死了,家里经济情形不好,母亲也不再管我,我还是进了大学,夜里我在一家报馆里做校对。这一切我不得不感谢林稻门先生。
在两年大学生活中,由于生活的需要,由于林稻门先生的鼓励,我开始投稿,我写的大多是小小的考证,由冷僻书籍中摘抄,别人不注意的材料,写两三千字的文章,常常投到报上杂志上发表,换取稿费。我也试写创作,但是我没天才,虽然也有发表的,但从未被人注意过。我在学校里始终是孤僻的,我爱黑暗,爱孤独,我从不交朋友,从不同别人来往,我走路低着头,上课时望着桌上,从不同教授有什么问答,我怕人注意,怕人看我。我过的是土拨鼠一样的生活。学校宿舍是两人一间,但我同房的同学是很活泼广交的人,他常常在外面,但是我还在中间挂了一块黑布,使我同他隔离着,我们从未交谈。
在这样寂寞的生活中,我唯一的伴侣就是阅读,我非常用功,但是我的愚笨使我的用功在功课上并没有出色。在读书以外,我还爱上了音乐,我积了钱买了一架唱机,在旧货店我搜寻着古典的唱片,我就整天鸩溺在这些音乐里面,它使我得随时脱离现实的生活。它使我愿意为买唱片而节衣缩食,以后唱片就成为我唯一的花钱的对象,音乐成了我的嗜好同我的娱乐,并为我整个心身的寄托了。但是我并不会歌唱,也不懂什么乐器与乐谱。我不想学音乐,我知道我对一切艺术都没有天才,我只是爱好它,因为它解除了我的寂寞,它会带我到没有人的世界,在那里我可以自由,不必害怕,不必畏缩,不必被人指责笑骂。
这样半工半读的生活,我过了两年,有一天,林稻门先生忽然对我说: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于你很合适,不知你愿意去么?”
“你说是职业?”
“是的,”他说,“一个很有钱的人家,想请一个家庭教师,待遇不错,而且在郊外一个别墅里,环境非常清静,他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房间,当然也供给你伙食。”
“我当然去。”
“不过你读书不得不中断了。”
我当时当然不想中断我的学业,所以也很难决定,我就说:
“你以为我应当去吗?”
“我想你这样半工半读太苦,再下去你身体怕也吃不消的。在那面做一年事,积点钱再读书也不晚。”他说,“好在你在那面可以不花一点钱,全部薪金都可以积蓄下来的。”
林先生的话是不错的,而且我觉得我在学校里读书还是自己在摸索,教授与同学对我很少帮助。我的用功已使我摸到求学的门径,我所缺少的是聪敏与天才,而这两样东西竟也不是大学所能给我的。但是我怕我这个丑陋的面貌会不受欢迎,我当时就说:
“林先生,你以为他们会不讨厌我么?”
“这个你可以放心,张柏龄先生是我的世交,以前在外交界做事,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我也曾教过他孩子的书。现在他孩子张世眉事业很有成就了,他住在霞飞路。张老先生因为身体不好,则住虹桥路一所房子里,他还有一些孩子,有的在国外,有的因为要上学,都同他们哥哥住在一起。他自己则带了两个孙子来同他同住,因此想请一个家庭教师,来托我介绍。实际上,虹桥路的房子人很少,只有张老先生同两个孙子,此外就是两个女佣人,所以希望家庭教师会是一个不怕寂寞不爱出门的人,因此我就想到了你。”
“如果你以为我合适的,那我就决定去了。”
这就是我到张家去教书的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