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地方人民多以畜牧为业，尤其是那些富而且贵的蒙古王公，每每都拥着极大的牧群，以表现他们豪富。这些牧群中，饲牛的有牛群，牧羊的有羊群，放马的有马群，又更以马群为最有价值。因为蒙古的马种好，比牛羊都值钱多。每年从夏季天到秋季天，蒙古平原上靠近盐池的所在，青草长得非凡茂盛。蒙古王府里所有的牛群羊群马群，全撒开了在这些地方，任其吃那不花本钱的上好食料。只要几个月工夫便都吃得很肥大，可以平白地增加上许多价值。不过这其中又自然是马群的利益为最大了。大概每一个马群，从几百匹以至几千匹，尽都是些未受羁勒口齿幼稚的良马。若细细加以择选，一群里头什么龙种千里驹之类，总可以发现些个，只凭这么一两匹，便值钱不少。就是整群整群很平常一般的卖与中国内地或俄罗斯的马贩子，也可以得一笔很丰厚的代价，因此这个马群便成为蒙古王公高贵的财产，很能引起一般人的歆羡。便又有一种专做没本钱生意的马上健儿，在每年秋高马肥的时候，特来到有马群的地方施展一番劫夺的举动。至于他们劫夺的方法是预先给合着一小队心粗胆壮和骑术精驯的盗马贼，一样骑着快马，从远处向这牧马的地方驰来，一直钻进这马群里。那十来个同党便呼啸的呼啸，挥鞭的挥鞭，放枪的放枪，打响器的打响器，务必出其不意，教那些马吃一大惊，东西乱窜。然后由一个为首的勒转马头，领导着这些奔马奔向他自己集合的地方去。再有许多徒党在两旁和后方不住吆喝着扬鞭赶动，居然把那些马都受着胁迫听他们的指挥。每每一个大马群，被他们这样整个地赶走，或是劫去十分之七八都毫不足为奇。而且劫夺的时候绝不像鼠窃狗偷一般怕人知道，并故意闹得震天价响，卖弄他们的好身手。只要手段敏捷，如风卷残云般一赶便走，再加上逃走的时节旋展出最擅长的骑术，星驰电掣，一转眼间便去得无影无踪。不特事前教人防不胜防，事后也万万无人追赶得上。但是一群马是值钱很多的，劫去的人送到西伯利亚一卖，固然是得其所哉；那失马的蒙古王公平白失去这么一笔大财产，又哪能就此甘心任人劫夺，便也为着保卫起见雇用着许多勇士和蒙古兵，在有马群的地方严加防守，并远远地放出马探。有时盗马的那方面风声不密，或是行动迂缓了些，被这边防守的人侦得消息，预先派出队伍向前迎敌，就免不了一场恶战。又有时纵然很迅速地冲入马群，大家混战一场，秩序越乱，那些野马越惊窜得厉害，使看守的人很感不便，但收队走去之后，若是不能用特别速度飞也似的逃走，被防守的人集合人马追上前来，也往往会受些伤损。所以干这个盗马勾当的必定要有点特别出众的本事：第一要马骑得快，第二要枪打得准，此外眼睛要灵，手脚要活，胆儿要大，心思要细，各色俱长才能算是能手。
如今单讲三十年前外蒙地方一个著名的盗马团首领包四阎罗，原本是山东人，弱冠的时候不知怎样混到外蒙当贼去了。自从劫过几个大马群，将他的全身武艺显出，为同党中人所佩服，就推他做了首领。每逢干活的时节，他总是一马当先，第一个来扰乱马群。他又深知马性，能发能收。无论马群中惊窜得东奔西散，他唿哨一声领着道儿向去路飞跑，那些奔马都自然惟他马首是瞻。有时与看马的蒙兵打起仗来，他或是冲锋陷阵，或是殿后拒敌。凭他的一杆手枪射击得很准确很迅速，只要手儿一撒，枪弹应声而出，绝没有虚发的。甚至于有追兵追得很急，他只须回头一眼瞥见，随意伸手向后放上一枪，也是百发百中。有许多人见识过的都恭维他这一手叫撒手神枪，和从前秦叔宝撒手锏一般赫赫有名。又因他枪法是专向敌人太阳角和正胸射去，当着的休想活命，便又大家替他取个绰号叫包四阎罗。所以叫包四的，是因为他在家里弟兄排行第四；所以叫阎罗的，就因为他枪下太会要人性命。
包四阎罗出名以后，不到几年碰着了好机会。蒙古地方另有一种蒙匪作乱，虽说包四也一样做的是贼，但他是汉人，平日因为蒙人在蒙古地方常常依仗着主人翁的势力欺压汉人，是他向来所痛恨的，当然不与蒙匪合伙，而且还有时故意掣蒙匪的肘，保护蒙古道上为蒙匪所蹂躏的内地客商。那时恰巧清廷派来一个统兵大员名叫马宫保的征剿蒙匪，从一些逃难出来的内地客商口中探听出包四阎罗的大名，便特地挽出与包四相识的人劝他归顺，好收他作一臂之助。他本来是具有大志的，何尝肯以盗马贼三字了却他的一生，便欣然受了马宫保的招安，来到马宫保军前投效。马宫保看他臂力强壮，性情爽直，是一个热血男儿，高兴得了不得，顿时就委他做一名哨长，由他统率所带来的一般弟兄成立一个小队，随着大军向前作战。他从此就一帆风顺做起军官，立起功业来。在征剿蒙匪那回战役中，他总是包打前敌，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很打了几个有名的胜仗。
有一天他因为按着平日临阵的老习惯，总是一个人一骑马单枪直入，杀一个很痛快。虽离出本军的阵线很远，他恃着人快马快，以为可以来去自如，一星儿也不害怕。不想这次遇了一个劲敌，是蒙匪队中的大头目黑皮喇嘛。那人身材高大，虽与包四差不多，但那一身浑肉比包四肥胖得多，蛮力似亦在包四之上。他二人无意中在喇嘛庙不远的荒原上遇着，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便陡地交起手来。那喇嘛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远看像一尊天神模样，刷的一声便对准着包四施展出他平生在战场上的一种神技，那是一根很长的绊马索，蒙古人原用来捉野马的，只要远远一抛，准套在马头上，那活结儿越绊越紧，便任凭什么烈马都可以一拉便走。这喇嘛仿照这办法，别出心裁制成一根藤杆，将这绳索用一个车骨碌系在杆头上，一抛出去非常准确有力，可以将敌人连人带马一索擒住，或是把敌人绊上马来。包四猝不及防，就遭了这个暗算。那喇嘛见包四已经落马，有心要收拾包四生命，依然扬鞭飞跑，从马上紧拖着那根绳索。任凭包四在他的马后的地下拖着滚动，像这样跑上几里路，哪怕包四不将一身皮肉擦破成一个血肉狼藉半死不死的人儿。哪知包四一交摔倒之后，定了定神，猛然想出一个死里求活的妙法来。他不忙去解他身上的束缚，也深知道这种活结愈缠愈紧，不是解得开的。反而伸出两手将那绳索的上部一把捞住，利用那喇嘛反动的活力使劲向怀里一拉，竟将那喇嘛也拉倒下马。设使那喇嘛不用力去拖他，本也无从施展这个妙计，这总算是天假的好机缘呢。等到那喇嘛落马以后，他两人已一同倒在地下，包四总算恢复自由了，赶忙又用很迅捷的手法拔出一柄利刃，将捆身的绳索割断。等那喇嘛翻身爬起奔向前来捉他时，他便与那喇嘛扭做一团乱打。幸他内工练得很精，施出几手拳脚，将那喇嘛打晕过去。接着救援的官兵赶来，便又将那喇嘛活捉去了。他遇险不死，反而得着最后的胜利，他智勇兼全的名声，便从此益加浩大。
后来蒙匪平定，蒙古又另外出了一件乱事，叫红帽造反。包四又立了一回大功。但提起这回事来，却又话长。只因有一年正月初一的那天，有一个在蒙古做小卖生意的山东小子隔夜赌输了许多钱，忽然大发其神经病，顺手摸出一方红布，往头上一缠，又举起一把短刀，跑在市集上狂呼乱叫，说是“杀蒙古鞑子呀！你不杀鞑子，鞑子就要来杀你了呀！”有些个汉人莫名其妙跟在这疯汉身后看闹热，不想在道上遇见了几个蒙古人，以为这些人真个要杀他们，便也真个拔出刀来迎敌。两下一言不合，决斗起来，那疯汉喊得越是起劲，便越有些不明事理的也一个个加入战团，并都照样用红布包扎着，一声声喊着“杀鞑子”。这风声一传开去，那些客籍人又因平日蒙古王公威权很大，凡是在蒙古地方耕种的都得向蒙古王府纳税，并还有种种的苛捐，譬如那些在王府里当协理或管事的，每每矫传王爷的旨意，说王爷如今有一种特别的用度，便任意向各佃户摊派，或是随便将牲口和一些值钱的东西抢了走。谁也不敢抵抗，但是心里终是不甘服的；怀恨既久，碰着这个可以发泄的机会，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到处的农民全都加入响应，竟成了一支人马。内有几个很精灵的人又特为编出一段神话，说那疯汉是天神下降，受戒的应都用红布包头，才能得天神的庇佑，杀尽鞑子，不为鞑子所伤，便一律以红布为标帜，自己定名叫红帽党。旬日之间连破了几个蒙古堡，又攻入内蒙几个县城和村镇，胁迫着许多良民也一同跟着他们成伙，居然便集合了好几万人，扬言要打到北京来呢。清廷接了这个警报，以为是人民造反，立刻命大军剿伐，统兵的还是马宫保。当前敌的又还是包四。依清廷和马宫保的意思是要将那些乱党一律屠杀勿论，包四却断断以为不可，极力向马宫保抗议道：“这回事是那些蒙古王府里倚势凌人的协理和管事人逼成的，许多的红帽党，被胁迫而加入的也很多，一律屠杀于心何忍？除了几个贼头罪在不赦以外，其余胁从附和的人，由我去劝谕解散。我包能平定下这回乱事。若是不依我这话，我只好告假不干这个差事。”马宫保听他说得有理，满口答应。他果然剿抚兼施，不上半月工夫，便告了肃清，保全了不少民命。也因为他在蒙古一带很有声名，一般红帽党徒信任他不是暗助蒙古人欺压同种的人，才如此肯听从他的劝说。他事后又邀集了多少蒙古王府的办事人员，苦劝以后不要苛待佃户，免酿意外的变故。从此汉蒙两种人间，并因此恢复好感，再没出过第二回岔子。这都是出于包四一人所赐呢！
到了民国时代，他那一哨人马改归姜军统改编，在热河附近也平过几次匪乱，但他却渐渐交入蹇运了。那时任何军队，都有一种新人物在内，欺负他是个一勇之夫，不认得字，常常冒他的功，或是用一种阴谋和他倾轧。他为人爽直，不喜巴结人，常讨不着长官的喜欢，因此他虽然仗着平生战功，官阶上已升到中将，但所带的部属，仍然是从前那一哨老人，在军职上也只是一员营长。他常常抚髀叹道：“我并不想当师旅长，带上许多的人。我只愿与我一同做过贼的四五百弟兄们，终身厮混在一起。若是我舍得离开他们的，我早不愿做这个捞什子抠气官，到深山做和尚去了。”
民国九年，他随着本师常师长驻在河南。吴大将军容不得他们，将他们调到赣边去打革命党。他那一营骑兵下了京汉火车，来到汉口江岸要搭船渡到江西去。忽然长官传下一道命令，说南边俱是山地，骑兵没有用处，运输上更感困难，将他的骑兵，改成步兵，所有马匹就地在汉口喂养，或是变卖。他念着那些战马都是极好的蒙古种，相随多年，驯良可爱。一旦将它们抛弃，心里万分难舍。临别之时，他和他部下都对那些马痛哭了一大场。那些马深通人性，也是举首哀嘶，叫得甚是惨切。他又顾念着汉口没有好草地，喂马不便，还怕被人盗卖，遭着损失，更特地派出几个亲信人，将那群马送回口外开鲁地方自己私宅里喂养，这才安心上道到赣边去。后来在梅岭度了几月，一般人感着山岚瘴气，水土不服，全都病倒。他也病得半死半活奄奄一息，便发了一个恨，向长官请长假道：“我要走了，如再不离开这地方，我和我的弟兄全都会病死，那是何苦？请您遣散我们罢，我带他们回老家一同当和尚去。”但常师长不应允他这要求，只准他请三个月的病假，回原籍养病，假满后仍须回防销差。他强辞不得，只好带了十多名亲信卫兵，扶病登程。临行并对部下说道：“我是决不再来的了，你们愿跟我的，慢慢地陆续请假，回到我家里来，我总养活着你们就是。”
当他路过北京之时，寄寓在雍和宫，经一个友人介绍，曾承他亲到记者的寓所里，畅谈了一回；又一同上酒馆子里吃了一顿饭。那时他已五十多岁的人了，身长在五尺以上，狭长的面庞和罩了一层严霜似的，两目也炯炯有光，脚上套了一双黄皮统长靴，走动起来健捷无伦，很显出他腰腿上的工夫的是不弱。不过病后未曾复原，身体还是很瘦罢了。酒酣耳热，他连连地叹息：“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完了。我只是舍不得那班弟兄和那些马。”记者曾劝慰他道：“天下方乱，以后机会正多，何必灰心呢！”他正色道：“什么机会？只要能够好好死在家里，就算便宜的了。我生平没做过大坏事，只是在战阵上杀得性起，有些好多杀人。虽说为的是公，不见得就是罪过，但问心总算杀人太多了。古来好杀人的名将，据说都死于非命。我将来恐怕也是不免的啊！”席散后第二天，他就回开鲁去了。那是十一年冬天的事。记者当时本就以他这番话说得太没来由，不想还竟成谶语呢！
十三年的夏天，又有朋友告诉记者，说包四在家里被人枪毙了。细一打听，原来包四回到老宅后，病体日渐痊愈，不免静极思动，仍打算干些事业。江西地方，英雄无用武之地，是决不想回去的。原籍地方自己没有兵柄，也做不了什么事。恰巧那时东三省反对曹、吴，打算兴兵复仇，从热河方面进攻。久佩服包四是个将才，在当地号召得出许多人马；又因不能为曹、吴所用，抑郁不平，正有些跃跃思动。便挽出一个与包四有交情的人，秘密来访包四，说明东三省借重之意。只要他肯加入讨曹，一切接应可由东省从丰供给。包四正愁无事做，遇着这现成机会，当然满口应允，并订下许多秘密条件。什么军饷的汇送，军器的输入，都议得有些眉目。包四便暗暗召集部属，准备结合。不想事机不密，被当地的镇守使张二扁子截留了一封电报去，查出这里面的秘密计划，不由不使张二扁子大吃一惊。论理这张二扁子也是包四的旧同事，还拜过异姓兄弟，平日很有交情，最近也还有来往，又何忍为这点旁人家的事戕害多年的老朋友？但张二扁子这时正受着曹、吴的笼络，膺着地方上守土的重任。平日既深知包四厉害，就不敢轻觑此事。又深怕自己为这个岔子失却地盘，耽误了自己的功名，对不起曹、吴两家恩主。便就心上一横，决意杀友求荣，不讲什么义气了。一面打电进京告密，一面不动声色备柬请包四至公馆内来吃酒。包四为人心无城府，万想不到会中人圈套。届时竟惠然而来，连一点戒备都没有。在酒席筵上张二扁子勉强敷衍了几句话，便推说另有公事，告便自去。去不多时，走进许多卫士便把包四绑了。包四此时虽明知不妙，但还镇静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有一个副官上前翻开一张电报说道：“你私通东三省，扰乱地方的阴谋发作了。今日北京有电来要重办你。我们镇守使也没有法子，只好对不起罢。”包四这才明白张二扁子竟有绝义杀友之心，破口大骂一场，从容就义。什么遗嘱都没有，只说：“张二扁子你好好干罢，阴险的人将来总有报应的。”后来张二扁子在第二次奉直战争里果然被奉军打跑，并没曾保住位置。有人说张二扁子若是顾朋友的，纵然不赞成包四的办法，劝包四暗地里离开那地方，也就完了。又何必定要好朋友的性命呢？包四死后，还有一种可以值得记载得事，是他的一个蒙古妾听得了这个凶讯，一点也不惊惶，特地跑到张二扁子公馆里，见面跪求道：“人既已死了，便什么也算完了，请大哥顾念旧交允许我好生装殓他，使死者安稳到地下去罢。”说毕嘤嘤啜泣，很有哀而不怨的态度。说得张二扁子发生了羞愧之心，拿出许多银子嘱伊装殓。伊等包四下葬之后，便悄悄地悬梁自尽了。
如今曹、吴既倒，奉军得势，想必总有一种旌赏包四的办法。只是记者不过与他匆匆会过一面，对于他生平的轶事，知道的很少，胡乱诌成这一篇小说，挂一漏万，未能传出包四的生平，倒是一种遗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