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吴浊流著。1943至1945年用日文写成。1946年以《胡志明》为书名在台北出版,1959年6月杨召憩以《孤帆》为书名首次将作品译成中文。1962年台北华南出版社出版了傅恩荣的中译本《亚细亚的孤儿》。作者在《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中,曾解释主人公原定名“胡志明”时说:“原来我命此名很多寓意,日据时代的台湾人象五胡乱华一样被胡人统治,台湾人是明朝的遗民,所以要志明,此明字是指明朝汉族的意思,而且这个胡字可通何字,所以可以解释‘怎么不志明呢?’”可见作品的主旨在于激励台湾人民的爱国热情。小说塑造了胡太明的形象,通过他从亚细亚孤儿到祖国真正的儿子的曲折道路,抒发了沦于殖民统治的无根孤儿的深痛巨哀,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命运、台湾人民的命运与大陆人民的命运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主题思想。作者以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为广阔背景,描绘了时代的风云和众多的人物,具有极强的纪实性。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岛内的秘密斗争,大陆上的抗日热潮和反侵略斗争,以及台湾封建主义的颓废腐烂,都得到了真实的写照。全书人物众多,其中有蛮横的征服者、数典忘祖的败类、无端歧视台湾人的国民党官吏、醉生梦死的新女性、死守正统的老儒、反战日人、正义学生、满腔仇恨的百姓、积极投身现实斗争的知识分子……许多人物具有鲜明的性格,这使得小说成为“一部雄壮的叙事诗”(叶石涛《吴浊流论》)。小说表现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在形式上,借鉴了中国章回小说体的手法,在人物塑造上,采取白描的手法,加上台湾风土人情和自然景物的描绘,使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色彩。这部作品代表了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的成就,是台湾新文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当代长篇小说。冯志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作品描写一支敌后武工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故事。他们和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在敌后的“确保治安区”里,发动和组织群众,同日寇与汉奸队斗,开辟根据地,直到抗战胜利。小说故事情节曲折惊险,一环扣一环,恰如其分地展示了人物的性格,着重塑造了智勇双全的敌后武工队小队长魏强的形象。他率领武工队巧妙地运走了日军和汉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征集来的小麦,并俘虏了他们的人,夺了他们的枪。他还率领武工队扮成“夜袭队”,用“借刀杀人计”,促使日寇和夜袭队之间激起一场狗咬狗的火并。最后,他率领武工队争取并掌握了敌后警备队小队长田光,利用15炮楼的有利条件,活捉了夜袭队队长刘魁胜及保定日军宪兵队长松田。作品塑造的正面人物还有汪霞、郭小秃等,并充分暴露了反面人物刘魁胜的凶残,日本宪兵队长松田的老奸巨猾和嗜血成性。

长篇小说。废名著。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程小林与史琴子都是孤儿,两小无猜,相互体贴知心。史奶奶便替这对天真无邪的孩子做了“月老”。十年以后,程小林从外地回家,这时史琴子的妹妹细竹也长大了。小林甜蜜地重温与琴子的昔日友情,同时又惊异于细竹的活泼美丽。琴子看到小林对她妹妹的态度,不免产生嫉妒的心理,而小林则认为喜爱未涉世的天真美丽的女子是自己的本性。作者有意淡化情节,着力描写少年男女的无邪,乡间民情的淳朴,自然风光的迷人,既无全篇的主脑,也无完整的布局,只是表现一种古奥悠远的人生意趣和诗一般的境界。语言简洁奇僻,极富抒情色彩和田园牧歌情调。

一卷。明陈良谟(1482－1572)撰。陈良谟，字中夫(一作忠夫)，号栋塘，安吉人。官至贵州布政司参政。陈良谟性恬淡寡欲，诗文温醇典雅。着有《天目山房集》等。《见闻纪训》是一部杂记见闻的笔记小说。这部书记载的故事多挖掘因果报应，虽然大旨上是出于对人劝戒的用意，但还是语怪者太多。明万历己卯许琳刻本三卷附《碧里杂存》一卷，又《宝颜堂秘笈》本、《续说郛》本、《五朝小说》本等。

《山河岁月》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是胡兰成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本书将东西方文化进行纵横比照，从两河流域到希腊罗马，从三皇五帝到辛亥五四，从精神到食色，从住房到穿衣，传神地勾勒出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发肤体貌。胡氏的不少观点，发前人所未发，自成完备体系。他对中国文明先进性的认识是此书的重要观点。胡兰成说，“此著是我的思想与文章之始，其中的发想已树立了我一生学问的体系”。胡兰成非儒非道亦非佛，但笔法流丽，顿悟成趣，百味回甘，往往看似随手拈来，却辄出奇见。

描写一个失业青年在大家庭中如何受到冷落与讽刺。作者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说道：“我家里平常有两种阶级，虽不是有什么条规，但其界线是很明显的。它是一个有完全性的小小社会，生产力之有无，便决定了那个人在这里头的地位和待遇。一日两顿饭，大抵是我们兄弟三人和母亲先吃，然后才轮及第二阶级——妇人和孩子。而且所吃的东西，则又往往是前者比后者优美。”这番话表现了钟理和对传统大家庭制度的批判。

作者钟理和为屏东客家人，早期客家人因生活空间、地缘的关系，山脚下的客家族群与原住民的往来互动及尖锐对峙状态，很早就存在。客家移民必须武装拓垦，原住民也经常以猎头的方式仇视对方，双方的互斗，屡见于文献上。不过，本篇小说却生动刻画了一位嫁到汉人家庭的原住民女性--假黎婆，小说中男孩的奶奶，一位平静、清明、恬适，与人安详宁静的「假黎」。就台湾文学的发展看，战后台湾作家描写原住民族的作品，最早的可能就是钟理和这一短篇小说「假黎婆」。

叙述一对同姓夫妻的自由结合，经过坎坷不平、艰难悲苦的恋爱，冲破来自家庭、社会的种种封建习俗的压力，以及周围人们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并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小说揭示了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愚昧和麻木、卑劣和虚伪，对于农民的落后与愚昧、麻木与愚钝给予了着力的刻画与批判。这一对自由恋爱结婚的夫妻，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他们陷入了孤独无援的困难境地，哀愁像石块似地压在他们的心上。然而这种来自社会的压力，并没有把他们压垮，当人们惊讶于他们同姓结婚生出这么好的孩子时，这对夫妻是多么地欢喜和欣慰啊！生活的贫困，来自周围环境的压力，在这一对真心相爱的患难夫妻面前都得到了化解。只因为有了爱的支撑，才使他数年内能够制服在痛苦时不住缠绕着的自杀的念头。濒于崩溃边缘的精神与肉体，幸有爱的支撑，才能顽强地生活下去。现实的残酷与主人公的隐忍，透过自叙传故事的真实感人与情感的真切动人，深深地打动了读者。

短篇小说。钟理和著。收入1976年11月台北远景出版社版《钟理和全集(卷二)》。小说真实具体地抒写了“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的爱国情愫。它着重叙述主人公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幼年时他从奶奶那里得知自己是原乡人,从大海那边的原乡,坐船来的。在现实生活中,他发现原乡人都神奇、聪明、坚毅、沉着,令人钦慕不已。年事渐长,他从经常到大陆去经商的父亲那里得知,原乡就是中国,原乡人就是中国人,原乡和台湾一水之隔,他终于寻到了自己的根。他从倾慕祖国的二哥那里受到真正启发;了解到原乡的真实情景。那里有美不胜收的古老文化,有赏心悦目的名山大川,还有决心抗战到底的父老兄弟。二哥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救国斗争。他在二哥的召唤和鼓舞下,也踏上了回归原乡的征途。这篇有长篇小说架构的短篇小说,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它细致地描写了台湾人民的觉醒过程,自然亲切,层次清晰,质朴感人。作家用对比的手法来刻画“原乡人”的群象。以日本人的凶残剽悍、来反衬“原乡人”的善良淳朴,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1980年台湾文艺界把小说《原乡人》改编成传记影片,以纪念钟理和先生在文学事业中“震烁的,撼人心弦”的卓著贡献。

短篇小说。钟理和著。初载1959年11月8日《联合报》副刊,原名《鹣鲽之情》,曾译成日文,1964年刊载于日本《农民文学》。后收入1976年11月台北远景出版社版《钟理和全集 (卷三) 》。这是一篇记实小说。它赞颂了一对感情真挚、纯洁坚贞的患难夫妻 “贫贱不能移”的高尚感情。女主人公钟平妹是善良、忠贞、勤劳、淳朴的化身。在那闭塞而落后的封建山村,她同丈夫因同姓氏,恋爱结婚遭世俗鄙夷和反对。他们双双出走,几经艰难,不惜和家庭决裂,才得结成恩爱夫妻。当他们携带儿女返回家乡时,贫穷和疾病同时降临在他们头上。丈夫一病3年不起,家产卖尽,一贫如洗。平妹任劳任怨,为了病夫幼子,几年间学会了庄稼人全副本领: 犁、耙、莳、割,田事完毕还要给附近大户人家或林管局做工维持家计。丈夫则在家做饭、喂猪、照料孩子,家庭和美但经济窘迫,连柴米油盐都难以筹措。平妹被逼跟盗伐山林的人上山偷掮木头。丈夫终日惴惴不安地等待妻子平安归来。一天,平妹在山上被林警发觉而追捕,逃跑时跌入小河而擦伤。他更感愧对爱妻,一边为其擦洗伤口,一边暗自嘘唏。作家以平实质朴之笔,歌颂了这对贫贱夫妻忠贞不渝的美好爱情,写出他们相濡以沫的深情。小说娓娓道来,很少有着意布局的斧凿之痕,细节描写伸入感情世界的深层,表现了夫妻间深沉纯真的爱。

民国三十五年（1946），在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旅居北平的台湾人不但内部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台湾人在北平也陷入不安的处境中，战后的北平难有台湾人容身之处。1月，写下随感《白薯的悲哀》及《祖国归来》两篇文章，可以说是钟理和对居住北京期间的省思之作。《白薯的悲哀》后以笔名“江流”发表于《台湾》杂志；

一名《村老委谈》、《三家村老委谈》，明代文言小说集。徐复祚撰。未见正史及公私书目着录，现有《借月山房汇钞》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抄本残卷一种。其书卷帙颇有歧异，据《借月山房汇钞》本王东溆、徐述曾、黄廷鉴跋与《乾隆常昭合志》卷十一，其书原为三十六卷，《雍正昭文县志》卷七十一、《光绪苏州府志》卷七十六作三十卷，而抄本徐述曾跋则称原书二十四卷。但原书已经亡佚，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徐复祚的曾侄孙徐述曾得到六卷本一种，王跋亦称其书存六卷，现存抄本即为此六卷本，残存五卷(缺第五卷及第一卷后半卷)。嘉庆甲子(1804年)黄廷鉴于书坊中得残本2册，为六卷本所无，遂冠在原六卷本之前，刻入《借月山房汇钞》中，即今所见八卷本者(见八卷本黄廷鉴跋)。清徐述曾跋谓其书：“大抵记朝廷典故、忠贞邪佞、孝义节烈、高人义士、仙佛奇踪、豪猾盗贼、倡优乞丐、术数伎巧，与夫街谈巷议、善恶果报，可兴可观，无不胪陈。”可见其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而其善恶观念、道德褒贬，十分鲜明。书中所否定的内容，主要是朝政弊端和日常生活中的若干丑恶现象，而揭露宦官之患尤为激烈，如卷二《分宜逸事》以严嵩柄权时一寺卿久候其门不得见因求空地溲尿为其僮儿所辱、一监司以十金贿苍头欲求见严世蕃而为不屑掷地的故事，反映严氏父子邪恶势力之嚣张气焰。书中部分故事还以官员对朝廷的不合作和蔑视态度，表现人们对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抵触情绪。如卷三《王光庵》条叙王宾清狂傲世，故旧姚广孝自朝中归里相访，竟至其下马脱朝服后方许其入门。作者还对官场及生活中各种丑恶现象予以鞭挞，如卷六《两掾史》条以叶姓得官后死，王姓冒名顶替，与叶姓平分官俸事，揭露官场的腐败；同卷《金潮》条叙金潮外出行商后，其妻与人有私情，遂骗婆婆外嫁他乡，金潮归后寻得其母，并设计以妻换母。表现人们对家庭生活中不良道德行为的憎恶。

主要记述了一代国学大师林语堂的生平及信仰之旅，是解读林语堂的珍贵资料。正文部分是林语堂多年探求宗教经验的记录，记述其在信仰上的探险、疑难和迷惘，与其他哲学和宗教的磋研，对往圣先哲言论的探讨等。附录部分包括“林语堂自传”和“八十自叙”，主要记述了林语堂的生平经历，信笔挥洒，豁达、从容的智者形象跃然纸上。

现代长篇小说。废名著。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12月初版。张作霖决定将北京大学改为京师大学堂,正在北大英文系就读的废名愤而休学,避居西山,心情苦闷。这段生活经历构成了《莫须有先生传》的创作素材。小说记叙了莫须有先生避居乡下的一段经历。莫须有先生是个捉摸不定的人,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他自恃高雅,内心遵奉古圣芳贤的哲理,他骑驴子下乡,一路大发议论,却被种种现实吓得魂不附体。他在乡下租房为了省钱,却幻想同一位小姐做赴海殉情的风流艳事。他想给寄寓的山舍起个雅号,但左右听到的却是东邻西舍媳妇们的口角,毫无宁静可言。乡居无聊,整天与房东太太闲谈,搬出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书来炫耀。他也写情书,但却都是梦境。他忽然说要去寻短,吓得房东太太不分昼夜看着他,但他其实并不想出门,只是念叨着“余忠于生命,今日得此生命,为无知也!”人们终于不知道莫须有先生最后会是怎么样。小说遇事即发议论,见人即抒感慨,缺乏将全书形成艺术整体的内在线索,文笔较为松散,但也反映出作者着意于小说散文化的追求。

文言寓言小说。 明马中锡撰,存于明刊马中锡《东田文集》卷三。“中山狼”是一则民间流传已久的故事。明刻本《合刻三志》中的《中山狼传》署名唐人姚合,而明刻本《古今说海》、清翟灏《通俗编》、清钮锈《觚剩》,都说是宋代谢良撰。 《明文英华》则题为马中锡作,同时马氏文集中收有此作,故在没有足够否定的证据下,当暂定为马中锡作。 《中山狼传》运用塑造人物,描写情节等小说手法,又与幻想与寓言相结合,刻划了东郭先生与中山狼等鲜明形象。东郭先生被墨家兼爱济物的思想弄得迂腐僵化,明知狼“性贪而狠,党豺为虐”,却千方百计地为它遮藏掩护,以逃过赵简子的追捕。另一形象中山狼,其特点是狡诈而凶残。它本性吃人,在被人追捕的危急之际,却善于变换脸谱,谎言报恩,顺从听命,并大谈兼爱之道,以迎合愚弄东郭先生。当危机一过,便露出狰狞本相,鼓吻奋爪,强词夺理,要吃自己的救命恩人。亏得杖藜老人用计,才杀死它, 救了东郭。作品通过藏狼、护狼、释狼到求狼、斗狼、杀狼等一系列情节,表现了一个富有教育意义和认识作用的主题:狼的本性是不变的。对于狼一样的恶人,决不能有半点同情和怜悯。

是书专记清初名妓柳如是与钱谦益事，兼及柳如是与张溥、陈子龙交往事。此书对柳如是记载较为平实客观，无顾苓《河东君传》之揄扬，亦无王《虞山柳枝词》之诬枉。 其中记“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符盛名’”一节，最为确实。但其记柳、陈交往似有不确，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中有详论。

《神魔列国志》愣严阁主 著。作者在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古代的神话传说和民间的精怪故事甚至连古希腊神话都有所涉及。可以说作者的知识层面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在如此众多的素材之中作者作到了主次有序，杂而不乱，所有的的故事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在进行，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复兴道路。

现代中篇小说。刘盛亚著。上海怀正文化社1947年10月初版,列入“怀正文艺丛书”。本书作者撷取水浒英雄后裔传奇生涯的片断,以梁山英雄阮小七(改名萧恩)之女萧桂英与花荣之子花逢春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绘了沦于金朝以后的石碣湖斗争生活。在水浒英雄或被杀害、或被招降、或出走他乡后,阮小七携女隐居湖上,却屡遭官府催讨渔税。萧桂英为救被俘的未婚夫花逢春,被迫嫁给金将占罕。在一次遗民起义中,金朝的占罕和叶卜华两将领对待遗民的态度不同,遗民们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使占罕杀掉了骄横跋扈的叶卜华,桂英又以药酒毒死占罕。最后,桂英终于和花逢春得以团聚。

凤尾帮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等，被擒后没容审问，竟当夜炸断镣锁，全数越狱逃脱，这一来先害苦了杭州府，知府衙役班头，以及典狱史，全获了罪。

又名《江湖大侠传》，小说以清代发生存湖南桃源县的一件颇为奇特的谋反大案为背景，以众多江湖人士为了帮助彭服筹报杀父大仇为主要线索，讲述一批以活跃在湘川黔等地的哥老会成员为主的江湖人士，在一个相对平静的承平时期是如伺掀起场血雨腥风的江湖恩怨，最后又参与到一场土司之争中，最终获得了地盘、获得了生存空间的故事。

现代武侠奇幻小说。顾明道著。初集首次发表于1928年上海《新闻报·快活林》。1931年出单行本,至1940年出至六集共88回。小说中的女侠方玉琴,家住东北荒江之滨。其父被飞天蜈蚣邓百霸寻仇枪刺身亡。玉琴从小立志雪恨,被昆仑山一明禅师收为徒弟,不数年即成了技艺超群的剑侠。艺成下山后,偶与同派师兄岳剑秋在一次夜战中相识,从此二人结伴闯荡江湖。终于打听出邓百霸的下落,由玉琴一剑刺入邓腹报了父仇。二集至六集,仍写方岳二人走南闯北,锄奸诛恶的故事。有大破天王寺、邓家堡,大破玄女庙及大破横山等重要段落。这些段落的情节安排大致相同:一是当地有人鱼肉百姓,且与剑侠作对;二是琴剑二侠前往探庄察访,或受阻,或遭暗算,陷身绝境,幸得险处逢生;最后,会合各路英雄,一举捣毁敌巢。整部小说都在寻仇——复仇的情节模式中展开,直至第六集,方、岳洞房花烛之夜,忽然火起,亦因仇人寻衅,结果自然是玩火者不堪二侠联袂一击。小说问世后,因受读者欢迎,曾被排演为京剧,并被摄制成多集影片上演,在旧中国风靡一时。

章回小说。近代赵绂章著。十八回。叙清康熙年间,福建乡绅蓝翁倾资修堤,反遭暗算。其女沅华矢志复仇,投师学艺;其子投军平定三藩之乱,随军统一台湾。沅华学成后剪除仇敌,并助其弟建立大功,封官晋爵,荣归故乡,沅华则飘然不知所向。林语堂评语谓其虽“离不了旧小说窠臼,文却高人一筹”。成书于民国初年,民国二十八年(1939)上海广益书局印行,韬汉作序,内有人物绣像。1989年巴蜀书社以之与《花田金玉缘》合订为《林语堂外书》,排印出版。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是作者濯缨子一生呕心沥血之作,它作为以现代历史故事写演义小说的罕见之作,从风俗史的角度展现了晚清至民初军阀时期的政治轶事,并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开篇第一回便点明其宗旨“并不是借着小说,随便拿人开心”,而是在其中寄予了“一番惩劝之意”.这种“惩劝”批判了当时把“从前的礼教纪纲、廉耻道德,全都变得一点影子没有了”,同时又对晚清政治的腐败进行了深刻剖析,对王朝覆亡的教训进行了历史的清算.虽为稗官野史,但事必有据,人必有名,正可填补正史之不足,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自1920年开始在天津《益世报》的副刊《益智粽》上发表,直至1932年登竣,长达12年.该书以晚清至民国军阀时期政治轶事为经,民间风俗人情为纬,纵横穿插文笔生花,全书一百○一回,约二百余万言.卷帙浩繁广远深博,被视为以现代历史故事编写演义小说罕见之作.

现代中篇小说。老舍著。初载1937年7月《文学》第9卷第1期,初收1939上海杂志公司年8月版中篇小说集《火车集》。上海惠群出版社1947年1月出版单行本。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个城市底层人物一生的辛酸经历。“我”做过裱糊匠,因为老婆同人私奔,“没脸再上街口去等生意”,改而做了被人戏称为“马路行走”、“避风阁大学士”的三等巡警。“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生怕丢了差使。但后来还是丢掉了,罪过是“年老与过于办事认真”。这以后,“我”又做过煤矿“卫生处主任”、矿村“警察所所长”,当过“盐务缉私队”的兵,在为人处世上,也开始信奉“别再为良心而坏了事;良心在这年月并不值钱”。尽管这样,还是难得混上较为安逸的日子。最后,儿子猝死,孙子年幼,“我”也年过半百,连一个“三等警”也干不了,只好忍着饥寒去做搬运工或泥水匠、小工等,以勉强糊口度日。围绕“我”的活动,小说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图景,反映出旧中国复杂的社会关系,从一个最平凡、最常见的生活领域,提出了千百万城市贫苦人们的命运问题。

现代长篇小说。洪灵菲著。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4月初版。收作者《自叙》和《自诗》各1篇。小说描写大革命时期一群青年革命者的斗争活动和爱情生活。主人公沈之菲是M党党部的重要人员。M党发生内讧,旧势力大举抓捕激进的新派人物,沈之菲带着女友黄曼曼仓皇逃到T村斋寺附近的一间藏棺古屋,并在危亡之际结为生死伴侣。不久,他们双双来到H港,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被密探发现而被捕。在狱中,他们受尽折磨,但牢记中山先生的教导,坚贞不屈。两天后他们被驱逐出境,押送回S埠。沈之菲与黄曼曼约定在最短的时间里逃往海外,但却受到了家庭的阻挠。父亲不允许他“牺牲家庭去革命”,前来约他的黄曼曼则遭到他父亲的粗暴阻挡。沈之菲不得不只身外出流亡。他先到新加坡,因生活无着,前途无望而转道暹逻,但那里的环境十分险恶,到处逮捕进步人士,沈之菲无所作为,过了十几天流浪生活。革命的愿望终于驱使他回到故国,但国内正值革命低潮。沈之菲只好回到故乡。不断的挫折和死水一般的生活使他徘徊在沉沦与革命的十字路口,父亲的讽刺又使他感到非常苦闷和气愤。这时,黄曼曼从北京来信,诉说了思念之情,并鼓励他继续奋斗,沈之菲热血沸腾,决心“为着人类寻求永远的光明”,踏上新的“流亡的征途”。作品描写了主人公在流亡生涯中遭受的苦难,赞扬了革命者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作品格调高昂,富有斗争气息,但描写不够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