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風總論
第一節 論風之為病以外因內因為兩大綱
風者，大塊之噫氣也。大之而云物晦明，陰霾晴霽，無一非此大氣之鼓盪；小之而動息掌乳，草木繁滋，又皆恃此空氣為涵濡。吾人生於氣交之中，呼吸吐納，更息息相依為命，尤為須臾不可離者焉。然在天之風，其和煦也，則為生長百物之母；其肅殺也，即為摧殘萬有之機。而斯人之呼吸長空，賴以生活者，得其和氣，則吐故吸新，百骸滋長；而感其戾氣，即千變萬狀，疾病叢生。讀《素問》、《甲乙》、《病源》、《千金》等書，於風病言之綦詳，敘述病變，亦極繁頤。大率自外感受者，由淺入深，自經絡而腑臟，幻化百端，不可思議。古所謂善行而數變者，其故可思也。此外因之風邪，為害固已甚厲，凡古人祛風方藥，恆主疏邪解表者，誠以外感為病，仍須治之於外，泄而散之，此外因證治之一大綱也。〔批〕（外因之風，無不由漸而來，非內風之猝然暴動，一發即重者可此。）而人之生也，常稟五行之氣化以迭為消長，則臟腑中自有此涵煦不息之機，以運用其津液氣血，而充溢肢體，敷布形骸。古所謂風氣通於肝者，則非天空中鼓盪之外風也。其為病也，五臟之性肝為暴，肝木橫逆則風自生；五志之極皆生火，火焰升騰則風亦動。推之而陰虛於下，陽浮於上，則風以虛而暗煽；津傷液耗，營血不充，則風以燥而猖狂。所以病至末傳，時有風陽陡動，而一蹶不可復振者，是人有此生，又恆與風相為終始。大率自內而發者，由靜生動，則猝然而震撼，波譎雲詭，一往無前。古所謂風為百病之長者，殆即指此。此內因之風火恣肆，又最難馴。凡古人熄風良法，必以潛陽鎮定者，誠以內因為病，務必治之於內，安而宅之，此內因證治之又一大綱也。斯二因者，淵源既別，見症亦自不同，而治療斯各有主義。〔批〕（內風為病，其源不一，見症本各不同，治法亦各有主義，惟潛陽熄風之品，必不可缺。）假使病是外因，而不為疏泄，則坐令深入，譬猶開門揖盜，寧不入室升堂，傾筐倒筐？病是內因而妄與發散，則狂飈益肆，譬猶洪爐鼓扇，寧不摧枯拉朽，棟折榱崩？此則談醫者所必明辨於機先，而不能混淆不清，指鹿為馬者。故古之中風，皆是外因，治必溫散解表者，所以祛外來之邪風也；今之中風，多是內因，治必潛降鎮攝者，所以靖內動之風陽也。誠能判別此外內二因之來源去委，則於古今中風證治，思過半矣。
第二節 論中風之病，漢唐治法皆是外因，金元辨證乃識內因
中風病名，導源《素問》，演於《甲乙》，並見於《難經》及仲景之《傷寒論》、《金匱要略》，下逮隋唐，則巢氏《病源》、孫氏《千金》、王氏《外臺》，分析各證，言之尤詳，而治療方藥，亦最明備，此皆吾邦醫學百世不遷之大宗也。似乎後之學者，欲求中風證治之綱領，必當守此數家之言，奉為圭臬，而可以探驪得珠，生死肉骨矣。抑知言非一端，義各有當，古人立論，各道其道，有不可不分而觀之者乎！夫《難經》所謂傷寒有五，之一曰中風，及仲景《傷寒論》所謂太陽中風之桂枝湯證，固明明外感初步之風寒也。其病在經，未嘗深入，則與猝然昏僕之中風，迥不相侔，是必異病同名，不可相提並論。此其義固人人能知之而能言之。不意《千金》、《外臺》之治猝中風欲死，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能語，奄奄忽忽，神情悶亂者，首推小續命湯一方，仍是仲景之麻桂二方加味，則可知彼時之所謂中風，雖其證與仲景之太陽中風不同，而制方之意，固以為即是太陽病之外感風寒，所以用藥同此一轍。是蓋古人所見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語之猝然中風，必有太陽外寒見症，則仍與仲景之所謂太陽中風，無甚差池。所以金元以來，每謂中風中經絡者，外有六經形症，通以小續命湯加減主治，張潔古氏且有桂枝續命、麻黃續命等六經加減，號為定法，豈非以風從表受，病在經絡立論？是又與《傷寒論》六經皆有中風之意，同一理論。更證以《外臺秘要》中風方，首列深師之桂枝湯、麻黃湯，所治之證，所用之藥，皆與《傷寒論》之太陽中風吻合，益可知六朝隋唐之所謂中風，未嘗不與《難經》、《傷寒論》之所謂中風同一畦町，然必非近今所見眩暈暴僕、痰涎上湧、神志昏迷之中風，可斷言也。〔批〕（謂續命諸方為附會《傷寒論》太陽中風而作，語雖新奇，卻有至理。再申之以方中所用諸藥，何以能治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語諸病？則雖有儀秦之辯，亦必不能為切當之解說。可見古人制方之時，本在五里霧中，今既大放光明，則似此雜亂無章之古方，必不可復存，以淆惑學者視聽。作者能推測古人制方之意，宛如身歷其境，真是傳神之筆。）（壽頤按：《千金》、《外臺》小續命湯，所謂治猝中風欲死，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能語，奄奄忽忽，神情悶亂等症，其實已無一非內風暴動，氣血上菀，激動腦神經，失其功用之病。何嘗有外來之風邪，且何嘗有太陽經見症？而制此方者，乃比附於《傷寒論》之太陽中風，合用麻桂二方加味，本不可解，蓋制方者知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語等症之名為中風，而又見《傷寒論》有太陽中風之明文，遂誤認此之中風即彼之中風，因而依門傍壁，竟用太陽經例，製成此怪不可識之方。試問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諸症，何者有合於麻黃、桂枝之功用？而小續命湯諸味，又何者是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語等對症之藥？此皆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乃方下主治，且謂諸風服之皆驗，而後人皆稱小續命湯為中風之第一要方，終是莫名其妙。茲以其既用太陽之藥，姑以為必有太陽證耳。究之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語之中風，必非仲景之所謂太陽中風也）。若《素問》、《甲乙》之所謂中風，亦皆外感之風邪，大率由淺入深，由漸馴劇，未嘗有昏僕傾跌、痰塞神迷之症。蓋外風襲入肢體，為患雖各不同，而皆自表及里，循次傳變，亦與忽然暴僕、昏憒無知之中風，見症絕異。此惟景岳張氏曾言，《內經》諸風，皆指外邪立論，與神魂昏憒、猝僕痰塞之中風不同，而其他名賢之論中風者，無不以古證今，混而一之矣。（壽頤按：景岳創非風之論，立名未免不正，然能分別外風、內風見症不同，復申言古人之治中風，皆主外風，其論最為清澈，能使後學從此辨證論治，與他書之不分內外二因者，大有上下床之別。惜其生平慣於溫補，亦復以膩補溫腎之法主治內風，則亦無效）若今之《金匱》，既名「要略」，中風一篇，寥寥數節，文義不甚貫串，則是斷簡殘編，未能明瞭。（壽頤按：《金匱要略》之中風，竟以內風暴動之不遂不仁、昏憒吐涎等症，指為風邪之在經在絡、入腑入臟，而後之《千金》、《外臺》，乃無不以祛風散寒之藥治昏憒猝僕之內風矣。是外因內因之混合不清，即由《金匱》開其端，最是疑竇，後有專論詳辨之）
至巢氏《病源》，則分析各證，言之甚詳，而《千金》、《外臺》中風之方，竟成巨帙。然統觀此三書之論證用藥，幾無一不從外風立法。凡是喎僻不遂、痿躄不仁、癱瘓不用等症，皆以為邪風之外襲。即至神情瞀亂、昏不識人、痰壅涎流、舌強不語之候，近人所□知為內動之風者，在古人亦必以為外風之入腑入臟。則用藥惟有散風泄表之一途，麻桂羌防，幾於千方一律，且皆為寒風設法。則解表之劑，必主辛溫，薑桂椒辛，天雄烏附，俯拾即是。雖其間亦時有芩連石膏寒涼之品，而恆與溫中解表並轡以馳。是皆古人主治中風之定法，固無不以為外因之寒風也。（壽頤按：《千金》、《外臺》中風之方，亦間有涼潤清熱之劑，而如徐嗣伯、許仁則之方論，且發明內熱生風之旨，實為河間、丹溪之先導，似不可謂古人皆主溫中解表一法。但古方中涼潤清熱之法，終是無多，茲以其大概言之，固辛溫者十之八九也。其徐嗣伯、許仁則之方論見第三卷《古方平議篇》）〔批〕（徐、許二家之論中風，獨能知是內熱生風，乃唐以前之絕無僅有者。然即此已可見古人之病，亦猶是今人之病也。）逮乎金元以降，始有悟於昏憒猝僕之中風，病形脈症，確於外感風邪不類，乃漸變其論調而注重於內因。河間主火，東垣主氣，丹溪主痰，持論雖各不同，而同以為病由內發，則與唐以前之皆指為外風者，所見大異，而古人通行之大小續命湯等泄散風邪之法，必與內因之證枘鑿不入，勢必不可復用。然河間之論中風，既知為將息失宜，心火暴盛，固謂內動之風火也，而其論治，則又曰中風既為熱盛，治之者或用烏附等類之熱藥，欲令藥氣開通經絡，使氣血宣行而無壅滯，則又未脫古人專治寒風之窠臼矣。〔批〕（河間既知內熱生風，而反故意為古人熱藥斡旋，大不可訓。）東垣之論中風，既知非外來之風邪，而為本氣之自病，固為內因之虛風也，乃治法又用潔古老人《保命集》舊說，謂中血脈者，外有六經形症，則以小續命湯加減治之；中腑者，內有便溺阻隔，則以三化湯等通利之；外無六經形症，內無便溺阻隔，宜大秦艽湯、羌活愈風湯主之，則又用外感寒風之套藥矣。〔批〕（《保命集》分此三綱，雖曰為外來之風病設法，然其時所謂中風之病，已無一非內動之風，則三綱之分，全是夢中說夢，以續命、愈風等方，皆是有害無利。不意東垣已說明內動之風，而仍教人用此祛風溫燥之藥，更是可怪。）（坊刻《保命集》，多作劉河間著，且列於《河間六書》中，以劉名完素，張名元素而誤也，《四庫提要》已改正之，今稱潔古，昭其實也）是以此數家之說，雖恆為近世醫書援引，而宗其法者，治亦無效。明之薛立齋亦以內因立論，則倡為真水竭、真火虛之說，遂開趙養葵專用六味、八味之陋。景岳張氏又約之以「內傷頹敗」四字，持論既籠統不切，而用藥又偏於膩補，則皆蠻鈍不靈，終無效果。惟皆從內風自煽著想，一洗古人辛散疏泄之習，或為彼善於此，然當風火披猖、挾痰上湧之時，而遽欲顧其根本之虛，滋補濁膩，適以助痰為虐，奚能有濟？獨有繆氏仲淳謂真陰虧而內熱生風，猝然僵仆，初宜清熱順氣開痰，繼則培本，分作兩層治法，乃有次序可言。則視薛、趙、景岳輩，獨能言明且清。〔批〕（古人之論內風，治法必以仲淳此說為第一明白，今更加以「潛鎮」二字，則完壁矣。）近來西國醫家，謂此猝然昏僕之病，乃血沖腦經，失其功用，在彼以剖驗得之，據死於此病者腦中必有死血或積水，則血衝入腦，固無疑義。惟血在絡中，何故而直上衝腦，則亦未聞有精確之發明，因而亦無捷效之治驗。光緒中葉，蓬萊張伯龍著有《雪雅堂醫案》，其論內風昏僕，謂是陰虛陽擾，水不涵肝，木旺生風而氣升、火升、痰升，沖激腦經所致，是以頃刻瞀亂、神志迷濛，或失知覺，或失運動，皆腦神經為之震動而失其功用之病。西醫謂之血沖腦者，正與《素問·調經論》所謂「血之與氣，並走於上，則為大厥」之旨吻合。〔批〕（此是二千年來破天荒之第一名論。）頤謂亦即《生氣通天論》所謂「血菀於上，使人薄厥」之意。（菀，讀為「郁」。《詩》：彼都人士，我心菀結。箋，猶結也，積也。薄，讀為「迫」。《左傳》：「薄諸河」、「楚師薄於險」，皆逼迫之意。《小爾雅廣言》：薄，迫也）其治法則惟以潛陽攝納為主，鎮定其上升之勢，使血與氣不走於上，則厥可定，而腦神經之功用可復，無論昏憒暴僕、痰壅氣促、喎斜不遂、癱瘓不仁、舌強不語、痿躄掣痛等症，猝然而起者，皆可猝然而安。此則闡發內風暴動證治，實能勘透淵源，精當確切，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竟是《素問》以後，無人知此病情，至今而是病始有療治正法，開後學覺悟之門，至理名言，有如皎日。壽頤屢宗此旨，以治痰壅傾僕、神志迷亂者而效，以治肢體刺痛、手足不遂者而又效。乃知伯龍此論，最是實地經驗，迥非前人之空言塗附者所能同日而語。得此而從，古百家方論皆可廢，雖謂伯龍為內風暴僕之開山祖師可也。〔批〕（能以實在治驗為證，方與空言之理想家，顯分畛域。）抑頤因之而重有感焉，《素問》之言中風，非不明析，然皆外因之病，景岳所謂風邪中人，本皆表證，《內經》諸風，皆指外邪，故無神魂昏憒、痰壅僵仆、癱瘓抽搐等症，已是讀書得間，信而有徵。若內因之昏憒猝僕者，《素問》自有大厥、薄厥等條，而並不謂之中風。在古人各明一義，辨別如分水之犀，本不慮後人之誤認。不謂《甲乙經》以擊僕偏枯、猝然暴死，指為偏中邪風，而《金匱》之中風篇，又以喎僻不遂、身重不仁、昏不識人、舌強吐涎，指為賊邪之在經在絡、入腑入臟。於是內風暴動之病，皆以為外感之邪風，亂《素問》之例，而內因外因之風，乃渾熔於一爐之中，糾纏不清，莫衷一是，不得不謂《甲乙》、《金匱》之誤。〔批〕（此是內風之病誤認外風之始作俑者，讀者必須認清，方不為古人所愚。）而《巢氏病源》亦以內因諸症作外因說解。《千金》、《外臺》諸方，亦惟以解表祛風之法，通治內風諸症，相沿成習，鐵鑄六州之錯者，將二千年。至景岳而始毅然決然亟為辨別，真知灼見，已是不可幾及，而其《非風》一篇，亦知是《素問》之厥，即此昏憒猝僕之病，又隱隱悟到大厥、薄厥之旨。蓋景岳有《類經》之作，其於《內經》用力最深，故能有此神悟。獨惜其誤以非風立名，反覺言之不順。然獨能識得今之中風，可擬《素問》之厥，所見固是有真。而不聞更有人能助之闡發一言者，此則古書之真不易讀，而亦可見潛心體會，善讀古書者之難其選也。若西人血沖腦之說，在彼以實驗而有此發明，初不與吾國古書互為印證。不意《素問》有大厥、薄厥兩節，久已明言於漢魏之前，即此可徵吾邦舊學自有精鑿不刊之至理，且可知醫為實用之科學，自必有徵實之證據。雖中西兩家學術淵源絕不相同，而果有實在之發明，終必同歸一致。〔批〕（得此兩節，可證吾因醫學在上古之世，最是戛戛獨造。惜乎周秦以降，久已失傳，而漢魏六朝諸書，都不免空言塗附，此惟《素問》一編，秦火以前舊說，猶有存者，誠非漢唐名賢所可幾及者矣。）蓋疾病本是實事，陸九芝所謂一個病，止有一條理，斷不容各道其道，彼此歧異，更不能空談理想，幻說欺人。世固有消吾國醫學之徒以理論見長，而無當於事實者，試令尋繹此大厥、薄厥之旨，當可恍然於理論果為事實之母矣。惜乎晚近學者，目光不遠，不能早悟及此，致令內風暴動之病，久稱難治。而今而後，凡有氣升痰升、昏眩猝僕之症，不獨漢唐家法溫燥升散之助桀為虐者，必不可誤讀古書，反以僨事，即河間、東垣、丹溪、立齋、景岳諸大家，雖各明一義，不無可取，然皆瞠乎後矣。
第三節 論昏瞀猝僕之中風，無一非內因之風
昏瞀猝僕、痰壅涎流，而語言謇澀、癱瘓不仁，此舉世所共知為中風之病也。惟考之《素問》，則凡此諸症，皆未嘗謂之中風。蓋《素問》之所謂中風者，只是風邪襲表，病在肌腠經絡，本無俄頃之間即已矇蔽性靈、汩沒神志，而遽致傾跌僵仆、不動不言之理。〔批〕（《素問》之所謂中風，本無昏瞀猝僕之症，讀者首宜注意。）（壽頤按：《素問》之明言中風者，本不多見。惟《脈要精微論》曰：「中惡風者，陽氣受也。」則明言其人陽氣不充而始受病，可知其所謂惡風者，必為肅殺之寒風，此古人治中風，所以必用麻桂羌防、姜辛烏附、大小續命湯等溫經散寒之劑也。又《通評虛實論》曰：「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則謂風邪留著經絡肌肉為病，故其人消瘦，則風痹之證，亦外風也。又《風論》有「飲酒中風」、「入房汗出中風」、「新沐中風」數條，無一非外感之風，皆可斷言，而未嘗有一條內動之風陽名之為中風者。〔批〕（《素問》本不以內風為中風，則今之所謂中風，必不能援引《素問》之中風為據。）所以《甲乙經》、《巢氏病源》、《千金》、《外臺》諸書所論中風，皆是外感之風，而肝陽自動之內風，絕不雜厠其間，固皆本之於《素問》者也）若《素問》所論內風自動、眩暈昏僕之病，則《通評虛實論》所謂僕擊偏枯，肥貴人則高梁之疾也。（壽頤按：「高梁」讀為「膏粱」，以富貴家肥甘太過，釀痰蘊濕，積熱生風，致為暴僕偏枯，猝然而變，如有所擊者，然則聲色酒醴，斷喪真元，皆在其中，病由內因，最為明顯。此《素問》所言昏僕偏枯之正義也。何以《金匱》竟以喎僻不遂、不仁難言、不識人等，謂之賊邪，而《甲乙經》亦有偏中邪風、擊僕偏枯二句，明明與《素問》背道而馳，是不可不據《素問》以正《金匱》、《甲乙》之誤）〔批〕（《素問》此條，最宜認定，然後方知後世各家，竟是無一不誤。）《五臟生成篇》所謂徇蒙招尤、目冥耳聾，過在足少陽厥陰，甚則入肝也。（壽頤按：「徇蒙招尤」一句，甚是費解，注家多拘泥本字，如塗塗附，皆不可通。要知古字最多假借，漢人讀經，有改讀之例，重字音不重字形，凡音近音轉之字，多可借讀，《素問》尚是周秦遺書，假借字及古字古義不少，讀者不可不知此例。此節謂徇蒙招尤、目冥耳聾，病在足少陽厥陰二經，明是肝膽火升、內風煽動、眩暈昏瞀之候。則「徇」字當讀為「眴」，實即借為「眩」字，「蒙」字本有「冒」義，古多通用，惟「眩冒」之「冒」，本是「矇昧不明」之義，已借「冒」為「蒙」，則「徇蒙」可讀為「眩冒」，亦可讀為「眩蒙」。「招尤」則讀為「招搖」，實即「掉搖」，「招」之為「掉」，「尤」之為「搖」，皆一聲之轉，且本是形容之辭，但當通之以意，而不能墨守本字正義者。凡古書中之形容字，多無一定字形，是其例也。質而言之，即《五常政大論》之所謂掉眩巔疾耳。俞蔭甫《余錄》亦謂此節之「徇蒙」，當讀為「眩矇」，可證經生家亦有先我而言之者矣）〔批〕（六書假借，經學家、小學家所謂專門學也。不謂醫雖小道，而亦非具此學識不能讀古人之書。信乎！學醫之非易事也！此節引證《素問》內風各條，而一一說明其病狀，殊覺古人之為《素問》作注者，皆未必有此明白，然一經表出，又覺淺顯易知，絕無穿鑿附會之弊，所謂至理自在人間，會心人固不必求之深遠也。）《玉機真臟論》所謂春脈如弦，其氣來實而強，此為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巔疾也。（壽頤按：善忘，當依宋校正改作「善怒」，此傳寫之誤。巔疾，今本《甲乙經》、《脈經》作「癲」，同字。《脈要精微論》厥成為巔疾，王啟玄注：厥，謂氣逆也。氣逆上而不已，則變為上巔之疾。是此病在腦、在巔頂已極明顯，古人已不啻明言之。〔批〕（頂巔之病，豈非即是腦病，古人久已言之，何等明白曉暢。）正不待西學東漸而始昭著，但未揭出腦之一字耳。「巔」字，古止作「顛」，加「廣」則作「瘨」。《說文》：瘨，病也。則許叔重猶未明言何者之病。至《廣雅》、《釋詁》則曰：瘨，狂也。《玉篇》：瘨，都賢切，狂也。又癇，小兒瘨病。《廣韻》始有「癲」字，為「瘨」字之重文。注曰：上同，是顛癇、顛狂諸病。古人造字本取頂顛之義，吾國古學又無不知是腦受其病矣。脈弦實強，則肝氣橫逆莫制，故為善怒、為眩暈、為昏冒，陽氣上浮，直達顛頂，謂非腦神經之病而何）《生氣通天論》所謂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闢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也。（壽頤按：「煎厥」二字不甚可解，然謂人之陽氣，以煩勞而其勢愈張，明是肝膽陽升之病，更遇夏令陽盛之時，則陽氣闢積，發而為厥。蓋與《調經論》之大厥相近。闢積者，復疊重累之義，其字亦作「襞□」，如今女子之裙，褶襉者是。《論語·鄉黨》帷裳，朱注謂：腰有闢積，而旁無殺縫是也。目盲不可視，耳閉不可聽，則即《五臟生成篇》之所謂徇蒙招尤、目冥耳聾，已是天旋地旋、日月無光之候。更申之以憒憒乎、汩汩乎二句，無非形容其昏然無識、莫名所苦之狀。謂非肝陽暴動、眩暈昏昧、猝厥猝僕之病而何？〔批〕（描摹病態，是繪影繪聲筆法，讀此猶不能明白瞭解者，天下必無是人。）獨惜古今注家，未悟此意，說得迷離倘恍，反以疑誤後人，而《素問》之正義，遂不可曉。《脈解篇》又有「善怒者，名曰煎厥」一條。蓋怒則氣火俱升，因而暴厥，其病狀亦猶是也）又謂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也。《調經論》所謂血之與氣，並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也。（壽頤按：內風陡動之病，習醫者能知為肝陽上擾，已是高明之家，終不能知是氣火俱浮，迫血上湧，直傷腦經之病。乍聞西醫「血沖腦經」四字，方且搖首咋舌，群相駭怪，更莫測其病理之何似。抑知《素問》有薄厥、大厥二條，固已明言其血菀於上，氣血並走於上，蓋亦與新學家之所謂血沖腦經同一明白，而讀者皆不覺悟，則為注家說得模糊，引入魔道，遂令古人精義，幾於泯沒不傳，可為嘆息。然今既證明此薄厥、大厥，即是內風昏瞀之病，更可知上古醫理，至精至確，洵是超凡入聖之學，真非漢唐以降所能望見項背者矣）《脈要精微論》所謂厥成為巔疾也，又謂浮而散者為眴僕也。（壽頤按：厥為巔頂之疾，一句道破，直與西學血沖腦經同符合撰。惟其氣火大浮，有升無降，故脈浮且散，當為眩暈昏僕之病）《至真要大論》所謂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熱瞀瘛，皆屬於火也。（壽頤按：此《素問》明言眩暈強直、昏瞀瘛瘲諸病之屬於肝火肝風者）《陰陽應象大論》所謂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臟為肝也。又謂風氣通於肝也。（壽頤按：此節諸風，雖似言外因之風，然在天為風，而人之肝臟應之，則可知肝之自能生風，非專指外來之風矣）《五常政大論》所謂發生之紀，其動掉眩，巔疾也。〔批〕（古有巔疾之名，可知掉眩目冥等病，古人亦未嘗不知其病在於腦，則西人血沖腦經之說，雖是新發明，亦何必非吾邦舊學。）又謂厥陰司天，風氣下臨，目轉耳鳴也。《六元正紀大論》所謂太陽之政，壬辰、壬戌，其病掉眩目冥也。少陽之政，壬寅、壬申，其病掉眩也。（壽頤按：發生之紀，乃木運之太過，厥陰司天，則風木之旺時，壬年即木運太過，所以有掉眩巔疾、目轉耳鳴等病，此皆臟氣之應乎天氣，而內風自動者也）又謂厥陰司天，三之氣，民病耳鳴掉眩也。木鬱之發，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也。火鬱之發，瞀悶懊憹，善暴死也。少陽司天，三之氣，病昏憒也。少陽所至，為瞀昧暴病，為瞤瘛暴死也。（壽頤按：瞀昧、瞀悶，皆昏憒迷亂、神識不清之貌；瞤，謂口眼之瞤動；瘛，謂肢體之瘛瘲。此皆厥陰風木及君相二火之氣用事，而謂掉眩僵仆、昏瞀懊憹、瞤瘛暴死等病。是亦臟氣之應乎天氣，而為風病火病者也）《脈解篇》謂太陽所謂甚則狂巔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巔疾也。（壽頤按：此節之所謂太陽，言其陽氣極盛，升浮於上，故曰陽盡在上，正是氣升火升，迫血沖腦之候，下虛上實四字，何等明白，與十二經絡之太陽經無涉。然啟玄作注，竟以脈上額交巔妄為附會，遂令後之學者，不知古人真旨，可為嘆息。惟經文陰氣從下一句，殊不可解，必有訛誤）《厥論》所謂巨陽之厥，發為眴僕；陽明之厥，則巔疾欲走呼也。（壽頤按：此巨陽、陽明，亦當以陽氣大盛言之。惟其陽盛於上，巔頂受病，故或為狂悖而走呼，或為昏憒而眩僕，皆即氣血沖腦之病，必非太陽之經、陽明之經，亦猶《平人氣象論》之太陽脈至、陽明脈至，《至真要大論》之太陽之至、陽明之至，皆以時令陰陽言之，本與太陽、陽明經絡毫不相涉。《難經·七難》冬至之後，得甲子，少陽王，復得甲子，陽明王，復得甲子，太陽王。言陽氣之旺，尤其明證。此何可以經絡之太少陰陽，妄為比附！雖《厥論》此節下文又有以經取之一句，頗似主經絡而言，必無疑義，要之，與眩僕昏狂之旨不能符合，恐是淺人有所竄入。若王氏之注，專以經脈作解，則啟玄固慣於望文生義者，全書中謬戾甚多，不足徵也）《宣明五氣篇》所謂搏陽則為巔疾也。（壽頤按：搏陽亦陽盛之意）《方盛衰論》所謂有餘者厥，一上不下也。又謂氣上不下，頭痛巔疾也。（壽頤按：氣盛於上，上實下虛，故曰有餘。一上不下，氣上不下，言之尤顯）《著至教論》所謂太陽者，至陽也。病起疾風，至如礔礪，九竅皆塞，陽氣滂溢，干嗌喉塞也。（壽頤按：礔礪，今作「霹靂」。此節文義不甚條達。其大旨則謂太陽是陽氣之至盛，所以病發猝暴，迅如霹靂，以致九竅皆塞，嗌乾喉塞。蓋與煎厥、薄厥、大厥等病情大致相似，則亦猝然昏瞀之中風也）凡此諸條，皆是肝膽火升，浮陽陡動，擾亂神志，或為暴僕，或為偏枯，或為眩暈昏厥，或為目冥耳聾，或更瞤動瘛瘲、強直暴死，諸般病狀，俱已歷歷如繪，此皆近世之所謂中風病也。然在《素問》何嘗名以中風，可見《素問》之所謂中風者，皆是外風，其症固不若是，惟古人文字簡潔，於此諸條，未嘗明示以此即內風陡動之病。而《甲乙經》遂有偏中邪風、擊僕偏枯之語，乃以內風之病誤認外風。（壽頤按：此條見《甲乙經》六卷《八正八虛八風大論篇》，全篇文義，甚是龐雜，本不可信，辨見後文第五節。惟《甲乙經》此文，亦見《靈樞·九宮八風篇》。近世醫家，每謂《靈樞》、《素問》，即《漢書·藝文志》之《黃帝內經》十八篇，其實《素問》之書最古。張仲景《傷寒論·序》引及之，可信為漢世所傳之舊。若以《靈樞》為《黃帝內經》，則其說創於唐之王冰，而以前未見有《靈樞》之名。宋晁公武《讀書志》已謂好事者於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抄出之，名為古書。〔批〕（《靈樞》是唐人偽書，《四庫提要》考證甚詳，而俗人竟謂是軒岐真本，抑何可笑乃爾）。頤按，王冰之《素問》注中，始引《靈樞》。是《靈樞》之書，傳於王氏無疑。蓋傳書之人，即偽撰之人。古之偽書，大部如是，所以杭世駿道古堂集《靈樞經》跋語，直謂其文義淺短，為王冰偽託可知云云。頤謂《靈樞》一書，固成之於王氏之手，然詳校之，無一條非《甲乙經》之舊，但變易其篇名，改竄其字句，顛倒其先後則已，抄胥伎倆，尤其鄙陋，後之誤以為古書者，皆未考之《甲乙經》耳。是以頤於此編引《甲乙》而不引《靈樞》，誠以晉人之書，因遠在唐人偽本之先耳）而自漢迄唐，皆從外風主治，訛以傳訛，竟如鐵案而牢不可破，幸有河間、東垣、丹溪諸家之論，而後為火、為氣、為痰，病屬內因，又復漸漸發明，藉以提撕後學。惟是火之升、氣之逆、痰之壅，皆其肝風煽動，有以載之上浮，是肝風為病之本，而火也、氣也、痰也，皆其標。乃讀諸家之論，但知於火、氣、痰三字，竭力闡明，而反將主動之肝風，略而不問，則欲為清火而火必不退，欲為順氣而氣仍不納，欲為化痰而痰亦不減，卒之皆無捷速之效。此則金元以來，雖有類中風之名稱，可以區別於漢唐專用溫散之真中風，而所謂痰中、氣中諸病，固以盡人能知，然治療仍鮮實效者，則專治其火、氣、痰，而不能注重於平肝熄風之過也。〔批〕（金元以來，類中病情，論者已詳，惟尚少平肝熄風之法，所以少效，一朝說破，誰不恍然大悟。）要之，即以《素問》而論，內風為病，固已數見不鮮，惟散在各篇之中，忽略讀過，每不知其即是肝風內動之證，且又各明一義，並不明言其為內動之風。而後人之讀古書者，惟知於中風之字面上，以求古人之所謂中風，而更不能尋繹於不言之表，遂使古人精義之流露於字裡行間者，皆不得領悟其旨趣。於是漢唐之世，墨守此「中風」二字，競用風藥、表藥以治內風，辛散溫升更以鼓激其奮迅之勢，是洪爐烈焰，本已飛揚，不使潛息於一室之中，而反門戶大開，助之煽動，豈不速其燎原，頃刻灰燼？此則《素問》未嘗揭明內風為病，有以釀成浩劫，當亦古人之所不及料。吾知自漢迄唐，內風病之誤於續命諸方者，必非少數。今者伯龍氏尋繹《素問》大厥之旨，而內風暗恣，擾亂神經，以致昏瞀僵仆之真實原委，亦既灼然無疑，則古人專用溫散辛燥之法，其謬亦堪共信。而所謂潛陽鎮攝之功用，仍是見證治證，一定不易之理，本非別開生面，眩異矜奇，是必以「內風」二字，鄭重讀之，而後此病之真情實理，庶幾大白於天下後世也。〔批〕（潛陽鎮攝之法，本是作者發明之真義，乃不矜創穫，而視作尋常理法，是誘掖後進，與人為善之微意也。真儒至性，菩薩心腸，具此救苦救難之熱忱，不可不授學子以易學易行之捷訣。
第四節 論醫學家類中之病名，不如徑作內風之明顯
金元以前，無所謂真中、類中也。蓋古人之所謂中風者，皆外風耳、寒風耳。既以為真是外來之寒風所中，則治療之法，惟有辛溫表散，以祛其風、勝其寒，對病發藥，直捷爽快。此古人不知有內動之肝風，不知有肝陽之風火，固不必為古人曲諱者也。自河間、東垣、丹溪諸家之論出，而始知舉世之所共指為中風者，本未嘗感受外來之邪風，然又心疑於古人之恆以風藥、表藥治中風者，意謂古時必有邪風中人之病，於是以古書之中風，謂之真中，而即以其發明之痰中、氣中等證，謂之類中。以視古人之不問內因、外因，而惟從事於麻桂羌防、姜辛烏附者，其議論固已大有區別，而治法亦切近一步矣。然既有類中之名，藉以立異於古人之所謂真中，則必以感受外風者為真中，而以未感外風者為類中。所以河間之論類中，謂為心火之暴盛，而並謂非肝木之風；東垣之論類中，謂為本氣之自病，而亦謂非外來之風邪；丹溪之論類中，謂為濕痰生熱，痰熱生風，而亦不以為肝動之風。究之五臟之性，惟肝為暴，合德於木，動則生風，且其氣左升，剛果用事，苟不順其條達之性，則橫逆恣肆，一發難收。其為病也，氣火升浮，痰涎上壅，皆其有形之見症。然必以無形之風陽為之先導，而後火也、氣也、痰也，得憑藉之力，而其勢愈猖，此內風為患，暴戾恣睢，斷非外風之襲人肌表者可以同日而語。乃論者惟知有痰中、氣中諸候，專治其有形之火與痰，而不治其主動之肝陽，宜其無應手之捷效。此無他，知其為類中而以為既名為類，即所以別於真中之風邪，而遂謂類中之與風無涉，於是柔肝熄風一層，最為是病之緊要關鍵，而略過不談，則凡是類中，皆不可治。抑知氣中、痰中諸候，無不猝然眩暈，而漸至昏憒神迷、涎流傾僕，是皆肝陽陡動為虐，亦即氣血沖腦之變，苟非亟投鎮攝以靖內風，則當狂飈鼓舞，天旋地轉之交，日月無光，耳目矇蔽，將何以澄清宇宙，掃蕩群霾？壽頤以為與其仍類中之名，泛而不切，不能得其要領，毋寧以內風二字，揭諸天下，而顧名思義，易得旨歸。是以輯錄此編，即以內風挈其綱領，庶幾名正言順，以見潛陽熄風一法，本是治內風者應有之要義，而後之學者，乃不復以新奇為疑，則病得有正當之治療。而壽頤探討古今，所費日力為不虛，是亦私衷之所竊慰者矣。〔批〕（既定其病名曰內風，而後潛陽攝納之治法，自然名正言順。）
第五節 論《甲乙經》之中風本是外因，而始有以內風之病認作外風之誤
吾國醫書，自《素問》而外，當以《甲乙》為最古，乃皇甫士安採集古書而成之，其藍本當猶在仲景之前。此嗜古之士，所當抱殘守缺，動懷古之遐思者也。乃近世醫家，恆奉《靈樞》為經，反置《甲乙》而不道，數典忘祖，其蔽深矣。惟以中風言之，則《甲乙經》「中風」二字，亦不多見，惟《病形脈診篇》有「身之中於風也」，及「五臟之中風」二句（《靈樞·邪氣臟腑病形篇》本此）。又頻言邪之中人、虛邪中人，如《經絡受病篇》（《靈樞·百病始生篇》本此）、《陰受病發痹篇》（《靈樞·刺節真邪篇》本此），皆言病之次第傳變，無不以風從外感立論，與《素問》之所謂中風，最為吻合，絕非後世昏僕之中風可以比擬。又《十二經脈絡支別篇》謂肺手太陰之脈，氣盛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靈樞·經脈篇》本此），則亦外感之中風。肺主皮毛，故外感之邪從皮毛而入，即為肺手太陰脈之病。所謂氣盛有餘者，是外感邪氣之盛，凡風寒感冒，畏風惡寒皆是。此即世俗之所謂傷風，而《甲乙經》亦謂之中風。可見與仲景之太陽中風，雖一屬足之太陽，一屬手之太陰，經絡不同，而同是在表之風寒，則同謂之中風，仍與《素問》之所謂中風無異，其非痰壅昏僕之中風，固彰明較著者也。〔批〕（此皆外風，確鑿可信。）（頤按：《甲乙》此節，「風寒」二字，當作「惡風寒」。蓋傳寫者脫一「惡」字，與《傷寒論·太陽篇》之「惡風惡寒」同義，若無「惡」字即不可解。今本《脈經》及《千金方》引此節皆作「肩背痛風」，則又缺一「寒」字，更不可從）乃其《八正八虛八風大論》一篇則獨創異說，大是駭人。其文曰：風從其沖後來者，名曰虛風，賊傷人者也，主殺害，必謹候虛風而謹避之。避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後邪弗能害也。又曰：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又曰：凡此八風者，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薄，則為暴病猝死。又曰：聖人避邪，如避矢石，其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為擊僕偏枯矣。又曰：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亟也疾，其病人猝暴。又曰：人有猝然暴死者，何邪使然？曰：得三虛者，其死疾；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也。乘車之虛，逢月之空，失時之和，人氣之少（今《靈樞》無此四字）。因為賊風邪氣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是為粗工。若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傷也。（《靈樞·九宮八風篇》及《歲露論》本此）遂以擊僕偏枯、猝然暴死，認作偏中邪風，乃與《素問》中風之旨大異。〔批〕（此誤認內風為外風之作俑，又是鑿鑿可據。繹其辭旨，蓋本於《素問·八正神明論》而演成之。壽頤謂《八正神明篇》之所謂八風虛邪、八正虛邪等說，已覺文義晦澀，不可索解，且亦無可證實。而《甲乙》此篇，竟因八正、八虛二語，演成此怪誕不經之說，欲以警世駭俗，是為文字之妖。觀其以八方之風，各立名目，離奇怪僻，擬不於倫，全無義理可求，是何異於讖緯書中，五帝號之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葉光紀之名稱，海市蜃樓本無實在，而其書確出於秦漢人之手，可見古人自有此一派邪僻之學。而《甲乙》此篇，文義多不聯屬，辭旨多不條達，尤為譾陋。其所謂風從沖後來者，名曰虛風，賊傷人者，必謹候虛風而謹避之。試問何者謂之沖後，將何以謹候之而謹避之？又謂八風者，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則又何者為虛之鄉？豈非惝恍迷離，莫可究詰？夫以人體及病情而言虛實，可說也，乃天空之風而亦有虛實，寧非大怪？且更有所謂虛之鄉者，則真是捕風捉影之談，何所取證？〔批〕（辨得何等透徹，可知《甲乙》此條，全是架空，必不可信。）縱是古人自有此一種學說，亦是占角望氣、左道惑眾之流，於醫理病理，有何關係？雖似此杳冥恍惚之言，在《素問》亦所不免，而《甲乙經》為尤多，本可不錄，惟此條所謂三虛而偏中邪風，則為擊僕偏枯，又謂賊風邪氣中人，病人猝暴，則竟似猝暴中風、昏僕偏枯之病，皆即感受此外來之賊風所致，是以內風陡動誤認外風。既昧於此病之實在證情，而徒以空言強為附會，顯與《素問》之所謂中風及僕擊偏枯二者，大相刺謬。且因此一條，而遂開後人專以散風泄表之藥，通治內風暴動之病，謬戾最甚，貽害最深，不可不辨。蓋其所謂擊僕偏枯者，即忽然昏僕，如有所擊，而肢體偏廢，癱瘓不遂也。是即內風肆虐，火升痰升，氣血上壅，激亂腦經之候。在今日固已證明，本與外感之風渺不相涉，且在《素問》亦未嘗謂之中風。《通評虛實論》所謂僕擊偏枯，肥貴人則高梁之疾，已明言富厚之家，肥甘太過，濁膩壅塞，聲色貨利，戕賊真元，馴致陰虛火動，痰熱生風之病。未始不與大厥、薄厥數條隱隱符合，且與今之西學家所謂血沖腦經之情狀息息相通。而《素問》之所謂中風，則止以風邪外感言之，亦未嘗雜以暴僕偏枯諸症。〔批〕（引證鑿鑿，言明且清。試遍讀《素問》全部，雖外風、內風尚未分析明言，然兩者之各明一義，絕不相混，則顯而可指，信而有徵。初不料《甲乙》是篇，竟創此模糊疑似之說，乃始以內風之病，比附於外風之因，豈非未悟《素問》之旨，而以臆說欺人。此則以經證之，而《甲乙》此條，已可不攻自破。惟以《甲乙》之書，終是中古相傳之舊，世之談醫者多宗之，而唐人偽撰《靈樞》，又全錄《甲乙》之文，舉世方共尊之為上古醫經，又誰敢輕加評議，宜乎外風、內風，永永混淆，莫能是正，遂令漢魏隋唐之言中風者，無不以昏僕不遂等症，一概作為外風。所以《千金》、《外臺》中風方論，各成巨帙，論症則昏迷欲死，皆是邪風；論治則麻桂羌防，千方一律，乃令內風猝動之病情治法，幾不可得之於漢魏六朝隋唐諸名醫之言論，而猝暴昏僕之中風，勢必百無一治。追源禍首，當以《甲乙》此條為始作之湧，為害之烈，誠不下於洪水猛獸。此記所謂言偽而辯以疑眾之可殺者也。〔批〕（老吏斷獄，無枉無縱。）若篇中文字，忽謂賊風，忽謂虛風，忽謂三虛相搏，則為暴病猝死，忽謂三虛而偏中邪風，則為擊僕偏枯，疑是疑非，忽彼忽此，尤令人頭腦冬烘，無從捉摸，正以其議論之皆是鑿空，所以竟無一定主義，更不足辨矣。或謂暴風中人，頃刻僵絕，如明人《玉機微義》所述甘州大風之事，固亦有之（《玉機微義》此條，詳見後文「真中風病必不多有」條中），則《甲乙經》此節，正可引作真中風之確證。又安見昏憒暴僕者之皆是內因，且古人中風之方，必以散風、溫中、補虛三者並進，本為虛而受邪設法，似《甲乙》此說，未可厚非。頤謂《玉機微義》之事，是偶然之異氣，不可以論民病之常，且亦非《素問》所謂中風之本旨。蓋昏憒暴僕之病，《素問》固皆在內風之例，而人之病此者，多未嘗猝遇暴風之變也。若夫自漢迄唐，中風各方，皆主溫中、泄表、補虛者，又因《甲乙經》三虛而偏中邪風一句，如法炮製，不問病情之是否合用，此又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之惡習，正是《甲乙》此條之應聲蟲。醫道至此，可謂迷惘已極，而病家何辜，慘罹浩劫，亦大可憐矣。
第六節 論仲景傷寒六經皆有中風，本言外感之風，而後人誤以內動之風附會，六經遂有中風中經絡一說
《傷寒論》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本是外感風寒之病，與今之所謂傷風，無分軒輊，故主治之桂枝湯，溫經散寒，和調營衛而已。乃作注者，且謂仲景不曰傷風而曰中風，恐與鼻塞聲重之傷風相混云云，則過於重讀《傷寒論》，而疑仲景所言，必非輕淺之病，遂不問其證情之若何，用藥之若何，幾以《傷寒論》為不易讀，而傷寒方亦不易用，本淺近也，而反以為艱深。此仲景書之所以束諸高閣，而醫道之所以一落千丈也。〔批〕（世之讀《傷寒論》者，隱隱然自有此心理，然皆其學識之未到耳。果有真知灼見，則仲師成法，無不切中病情，安見古人之方，必不可用之於今日？要非有實在經驗者，因亦未易言此也。）其亦知太陽病為表病之第一步，桂枝湯治中風證，止是溫經解表，極輕極淺之功用乎？觀仲景以中風為外感風寒之病，蓋當時尚無傷風之名稱，絕非「中」與「傷」之字義，果有輕重於其間。（王秉衡《重慶堂隨筆》，亦言《傷寒論》之中風，即後世之傷風，傷與中字義無殊）又可見其所謂中風者，其症為發熱、汗出、惡風，則當時之對於昏憒暴僕者，必不謂之中風。仲師之旨，固與《素問》若合符節，惟《傷寒論》之中風，不僅太陽一經，陽明有中風，少陽有中風，而三陰經亦各有中風之條，然其病皆在經絡，本未嘗深入腑臟。蓋以風邪中人，侵入肌腠經絡，本不擇定一經，太陽屬表，陽明、少陽，其經亦皆屬表，即曰三陰屬裡，然三陰之經，亦無不在表也。仲景六經皆有中風，正與《甲乙經·病形脈診篇》所謂或中於陰，或中於陽，上下左右，無有恆常之說，同一理論。（壽頤按：萬病皆以六經論治，蓋經絡者，如臟腑之枝葉；臟腑者，如經絡之本根。病之輕者，多屬經絡，重則漸及腑臟，固不僅外感之病必先見經病也，而外感六淫之病，又無一不先從經絡感受。但不能拘執一經以為受病之始，如寒邪多先見太陽證，溫邪即多先見陽明證及少陽證。仲景《傷寒論》次序，以太陽病始者，正以風寒之邪，必多先入太陽經，亦以太陽循行部位，自頭至足，所過之地位最多，外感初步必多太陽見症故耳。非謂傷寒之病必先太陽，次陽明，次少陽，如行路者必按部就班、循次進步也。自諸家之注《傷寒論》者，多謂太陽為六經之第一層，故表病必先太陽，已未免強分層次，執一難通。又有謂六經傳變之次第，必先太陽，而後遞及陽明、少陽，以入三陰者，則又誤以仲景《傷寒論》之次序，認作病情傳變一定之次序。抑知病狀萬端，活潑潑地，豈有依樣葫蘆，逐步進退之理！《素問·熱病論》一日太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云云，雖曰言其步驟之板法，以立之標準，固無不可，頤終嫌其說得太呆，恐非醫理之上乘。而為《傷寒論》作注者，又有拘執一日、二日、三日等字面，教人必以日數推算，而辨其病在某經者，抑何呆笨乃爾？〔批〕（陳修園《傷寒論淺注》，此病最深。）又有知一日、二日之必不可以分別六經傳變者，則又造為氣傳而非病傳一說，尤其向壁虛構，畫蛇添足，更非通人之論。試觀仲景六經，皆有中風之明文，《甲乙經》或中於陰，或中於陽之說，可見六經無一不可為受病發端之始，又何得曰一日必在太陽，二日必在陽明，三日必在少陽乎？近賢論傷寒溫熱病之傳經，已知病之輕而緩者，多日尚在一經，不必傳變；病之重而急者，一日遞傳數經，難以逆料。最是閱歷有得之言，學者必須識此，庶不為古人所愚。要之，手足十二經，本無一經不能發病，而其傳變也，亦惟病是視，必不能謂某經之病必傳某經，然後可以見證論證，見病治病，心靈手敏，應變無方，豈不直捷？而傷寒傳足不傳手，溫熱傳手不傳足之說，皆是誓言，胥當一掃而空，不使束縛學子之性靈，方是斬絕葛藤之大徹大悟。〔批〕（傳經之理，惟此數語足以盡之，須知十二經病，必無一定傳變，則傳足傳手，聚訟紛紜者，豈非多事？）此與昏憒猝僕之中風，病由內因者，源流各別，必不能混為一家。凡在醫家，固無不知《傷寒論》之中風與雜病之中風，顯分畛域。然而宋金以後，每謂昏僕之中風，有中經絡之一候，且申言之曰，中經絡者，必外有六經形症，通以小續命湯加減主治，則即從《傷寒論》之六經中風附會而來。其意蓋謂昏僕之中風，即是外感之風，則風從表受，自然先及經絡，見仲景之《傷寒論》既有六經中風明文，而《千金》、《外臺》專治猝中風欲死之小續命湯，又有桂枝、麻黃，合於仲景太陽證治，因謂此方可治在經之中風。豈知制此續命之人，固已誤認昏僕之中風，同於《傷寒論》之太陽中風，乃竊取仲師聖法，合用麻桂二方加味，不知方中既用麻黃、防風發汗，而合用芍藥斂陰，已失仲景桂麻二方分證論治之正旨。（桂枝湯治太陽有汗，故以桂枝和營衛，即以芍藥斂陰液；麻黃湯治太陽無汗，故雖合用桂枝之和營衛，而必去芍藥。桂枝、麻黃二方之分治，其主義即在麻黃、芍藥，一發一收）而更合以附子之溫、黃芩之清、人參之補，龐雜已極，全非仲師家法，乃後人見其麻黃與桂枝並列，謬謂此即仲景太陽經成例，又見其方中並有陽經之黃芩。陰經之附子，遂謂可以通治六經，實屬顢頇已極。〔批〕（申言小續命湯等方，不合仲聖六經條理，則似此諸方之良窳可知。觀其層層辯駁，始知宋金以來，竟無一人不在夢中說夢，真是奇事。）至易老而定為六經加減之法，蓋亦心知是方之必不可以通治六經，因而為之更定其君臣，增損其藥品，以求有合於仲師六經條理。究之亦表亦裡，亦溫亦清，叢雜繁蕪，仍無法度可言，又安能用之而有效力？〔批〕（易老六經加減古人方，以為銖兩悉稱，豈知經此一番議論，而潔古老人苦心孤詣，竟為蛇足，所以有前賢畏後生之說也。景岳之論續命湯，已謂水火冰炭，道本不同，縱有神功，終不心服，真是見到之語。頤則謂小續命湯之治猝中風欲死，本是附會《傷寒論》之太陽中風，而制此鴻檬未判之奇方，乃後人之論中風，有中經絡之一證，又附會小續命之可治太陽經，而造此不可思議之病證。要知昏瞀卒僕之中風，既非在表之風邪，必非小續命湯之龐雜所能僥倖圖功。且猝中風欲死之證，本不在《傷寒論》六經中風例中，又何嘗有一是六經之形症。然則凡百醫書，對此昏瞀卒僕之中風，恆嘐嘐然教人辨別六經，而仿用潔古老人之加減續命法者，最是此病之魔障。〔批〕（說明內風昏僕，本不在六經條理之中，則金元以來，凡百醫書，教人辨認六經而用藥者，豈非笑話？）不能解脫此層束縛，必不可語以氣血上菀之原理，而是病終不可治。學者果欲求切實有效之治驗，則古今各家書中，似此陳陳相因之庸腐議論，不可不湔除淨盡者也。
壽頤按：凡百病證，輕者皆在經絡，重者則入腑臟，所以論病必當認定經絡腑臟，分證論治，固不獨傷寒溫熱，不能不守仲聖六經之範圍也。葉氏之論溫熱，既誤信傳手不傳足之說，杜撰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兩層，竟將陽明一經最多最要之病，置之不問，已聚六州之鐵，鑄成大錯。然此老亦明知溫病熱病，必多陽明經腑之症，第苦於一口咬定手經在先，則胃是足經，無以自圓其說，乃更倚老賣老，信口雌黃，捏造河間溫熱，先究三焦二語，隱隱然以自己所說之肺病心病，歸之上焦，即以世間恆有之陽明熱病，歸之中焦。純是掩耳盜鈴手段，其計不可謂不狡，然自欺欺人，終不能使天下後世不一讀河間之書，試問溫熱三焦之語果出何處，則臆說立見其窮。可嘆鞠通不學，竟以讕言作為鴻秘，所撰《條辨》即以三焦分篇，而耳食之徒，又能信此兩家，寶為兔園冊子，所謂葉派者遍於國中，於是治溫熱者，絕不聞分經辨證之論，豈不可駭？獨此昏瞀猝僕之中風，則是氣血上衝之腦神經病，不在十二經絡例中，而論者反欲拘執六經，強為比附。一則有經可據而無端破壞之，一則無經可尋而反以附會之，皆是邪說淫辭，不可不正。然以中風附會六經者，則古時腦經之理，尚未發明，僅憑思想，而有此誤會，亦當為古人曲諒。以視葉氏之妄作聰明，破壞仲師條理者，其罪猶當未減。
第七節 論《金匱》之中風，本言外因，而所敘各證皆是內因之誤
《金匱要略·中風篇》其開宗明義第一句曰：風之為病，固言外感之風也。其次節則曰：脈浮而緊，寒虛相搏，又明言外感之寒風。然其所述病狀，則喎僻不遂、昏不識人、身重不勝、舌強難言，皆內風陡動、氣血沖腦之病。而《金匱》又明明謂之賊邪在經在絡，入腑入臟，絕非《素問》中風之真旨。此蓋《甲乙經》偏中邪風、擊僕偏枯，及賊風邪氣傷人，病人猝暴之說，導其先路也。惟以《金匱》之書出於仲景之手，則不無大可疑者。今試錄其全文，而明辨之如下。（壽頤按：《金匱玉函》為仲師舊本，亦經晉人王叔和編次，似不可謂仲景承《甲乙》之誤。然據皇甫氏《甲乙經》自序，其所採集之書，皆仲景以前之古本，則仲師之時，雖尚無《甲乙》之經，而其中舊說，固皆仲師之所已見者也。惟今之《金匱要略》則出於宋世，考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此書乃王洙於館閣蠹簡中得之，曰《金匱玉函要略》，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云云。則既名「要略」，必非仲師之舊，且亦非叔和編次之本。〔批〕（此今本《金匱》之所自出，無怪其詰屈謷牙，至不可讀。）讀者當注意於此，弗謂仲師聖人，不容加以評議也）
其第一節曰：夫風之為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為痹，脈微而數，中風使然。則所謂中風者，以風邪之在經隧者言之，故以半身不遂及但臂不遂之痹，皆謂之中風使然。雖與《傷寒論》之太陽中風發熱惡寒者不同，而同為外風之襲入經絡，尚非昏瞀暴僕之中風，謂之外風所中，亦無不可。要之，不遂之病，其因有二。有氣血不充而為風寒濕邪三氣所襲者，其病以漸，即此條所謂風之為病，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之為痹者是也。治宜養血通絡，視其風寒濕三氣之偏勝者而徐圖之。古來宣痹通絡諸方，皆為此證而設，是亦外因也。其氣火上升，內風暴動，激亂神經者，則其病以暴，所以猝中風者，忽然肢節痿廢、掣痛不仁是也。治宜潛陽鎮逆，定其上湧之勢，使腦不受激、神經不亂，而癱瘓痿廢、不遂不仁皆可立愈，是內因也。二者之不遂固同，而淵源大異。〔批〕（於不遂、痛痹之中分出二種病因，明白曉暢，直是從古不傳之秘鑰，益人智慧不淺。）且病發之初，一緩一急，其形態亦自有可辨，而治法則大相懸殊。然古今醫籍，尚未有洞徹此情為之分別論治者，則以腦神經之說，古所未知，而內因外因，無不混合為一，皆作外風治療。所以古來之治此不遂者，方藥雖多，恆不一效。《金匱》此條之所謂痹，未必果皆外感之風邪，而竟無內風沖激腦經之病。乃止曰風之為病，曰中風使然，亦僅以外因之風立論，而不及內動之風，所以《千金》、《外臺》治此不遂之方，無非祛風溫經一派，此即《甲乙經》所謂偏中邪風、擊僕偏枯一語，有以誤之矣。
其第二節曰：頭痛脈滑者中風，風脈虛弱也。則仍是《傷寒論》之中風。頭痛者，即太陽外風之頭痛也。脈滑者，風為陽邪，故脈滑利。脈虛弱者，感邪輕淺，故脈不堅實，亦與太陽病之陽浮陰弱同義。（考證）此節十二字，今本《金匱要略》無之，考《脈經》八卷《中風歷節脈症篇》章節字句，皆與今本《金匱要略》大同，頗似王叔和所見之《金匱》，即同今本。惟其第一節之後多此一節，詳其文義，與仲景《傷寒論》之太陽中風，最為符合，可見《金匱》之中風，亦主外因，是皆古人所謂中風之本旨也。茲據《脈經》補此一條，正以證明古之中風，固無有雜以內因之肝風者耳。〔批〕（佐證確當，言明且清。）
其第三節曰：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寫（寫，今本作「瀉」，古今字），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即難言，口吐涎（《脈經》作「口吐淤涎」）。則詳述中風各症，凡喎僻不遂、身重不仁、神昏舌強等，皆《素問》中風條中所未及，是與《素問》之所謂中風絕異。〔批〕（《素問》之所謂中風，無此諸症，讀者必須注意，然後方知《金匱》此節皆是內因。）而《金匱》此篇，固明明以中風標題，則顯然非《素問》中風之正旨。其以在經、在絡、入腑、入臟四者，分別條例，又即後人於中風一門，分為中經絡、中腑、中臟之鼻祖，亦與《素問》所言中風傳變之狀態，各自不同。蓋至是而中風之病名，乃專屬於喎僻不遂、昏憒暴僕之症，遂與《素問》、《傷寒論》之中風，病在經絡，以次遞傳，由淺而深者，顯然大別。而即以《金匱》此節，為其承接轉戾之機軸。以皮膚、經絡、腑臟數層，分別病態，其意蓋謂同是外風之所中，而受病之處，各有淺深之不同，非自表及里，以次遞傳者可比。〔批〕（古人之意，無不如是，而從此鑄成大錯矣。〕而必以「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五句，挈其綱領，則又明指正氣虛餒，而寒風外乘，遂為暴中。此則古人之治中風，所以必用麻桂羌防解其表，姜辛烏附溫其中，參耆朮草補其虛，數者皆備，並進兼營，是為一脈真傳，淵源有自。《金匱》本條，初無方藥，近人之作注者，每謂此條之下，次以侯氏黑散，即為此證之主方。然黑散一方，亦是後人附入，必非作者本意。蓋本條敘症甚多，乃是條舉而並列之辭，非謂凡是中風者，必一時而畢具此種種見症。本無專用一方可以統治經絡、腑臟之理，則《金匱》之不出方者，自有深意，而注家乃欲以一方通治之，最堪噴飯。〔批〕（黑散一方，豈獨不可以治內風，亦必不可以治外風，解見第三卷《古方平議》。）惟既以「寒虛相搏，邪在皮膚」兩句，定為此病之樞紐，則當用之藥，亦必解表、溫中、補虛三者咸備，而後可為對病。《千金》、《外臺》多數續命湯散，不啻為「寒虛相搏，邪在皮膚」者出其正治之法，此又古人於昏僕猝倒之中風，無不認為寒風外受之恆例者也。然以近今所見之昏瞀猝僕諸症言之，無一非肝陽暴動，氣升火升，熱痰上湧。氣粗息高，正與古人之認作寒虛者絕端反對。是古為外風，今為內風。古之外風，為肅殺之寒風；今之內風，為蘊隆之風火，一寒一熱，內因外因，似此冰炭殊途，枘鑿不合，則《千金》、《外臺》主治寒風之千百方藥，必無一方可治風火自動之病，而《金匱》所謂寒虛相搏之中風，又必非風火自擾之中風，皆當以病情決之，而萬無兩可者。是豈古今之病果有不同耶？〔批〕（說得淋漓盡致，惟其氣盛，故言之長短皆宜。）要之，昏瞀猝僕之實在病因，《素問》薄厥、大厥二條，固已明言，其血菀於上，氣血並走於上，今之西國醫家，定名為血沖腦經之病，又以實驗得之，確是氣火升騰，迫血上湧，沖激入腦，因而神經瞀亂，知覺、運動頓失常度。擾亂及於何部之神經，即某一部肢體為之不用，如猝暴昏僕、口眼喎斜、舌強不語、頰車不開、癱瘓不遂、痰湧涎流，或為目閉口開、撒手遺尿諸候，無一非氣血沖腦，激亂神經所致。是以猝然而來即病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非如外感之邪，雖亦可以深入，而必受之以漸，次第增劇。《金匱》此條，敘述喎僻不遂等種種見症，固皆神經之變，而乃指為在經在絡、入腑入臟，本是理想之辭，則以古時腦神經之說尚未發明，無所謂知覺、運動皆主於腦之理，則見此猝然昏僕之病，四體百骸，見症各異，而不能推測其所以然之故。因思善行數變，惟風為速，無以名此，則姑以中風名之。又不解其或病肢體，或病口目，或更不言不識，千態萬狀，莫可端倪，則意想所能及者，無非經絡腑臟，受病之部位有淺深，斯發現之病形有輕重，因而倡為在經在絡、入腑入臟之等級，亦可謂智慮聰明、心思周密。〔批〕（推測古人分別中經絡、中腑、 中臟三綱，本於理想，洵是確論。）殊不知此身主宰，無不稟命於腦，大而肢體之運動、知覺之感觸，小而喉舌之言語、耳目之見聞，皆此腦之神經為其運用。神經一亂，頃刻失常，肢體百骸，倏忽變態，而又以腦之神經布於全體，偶然激亂，未必全體神經盡為震動，於是或為手足不遂，或為癱瘓不仁，或為口眼喎斜、喉舌牽強，或則知覺已失而運動自如，或則運動不遂而知覺未泯，各呈奇態，種種不同，而皆其一部神經之亂有以致之。此則實情實理，必不能更易一辭者，可以證明古人中經絡、中腑、中臟三綱，本是空談，毫無實據。在古人未知腦神經之作用，而懸擬此等條目，不可謂非理想中之能事。〔批〕（此是實在病情，然古人未知腦有神經之作用，亦無怪不識此病之真情。）然在今日，既確有發明，則大輅椎輪，已為無用，正不必以《金匱》言之，而更為之曲曲塗附者也。惟以《金匱》此條，原是仲師手筆，則不無大可疑者。〔批〕（奇峰陡起，將軍下筆開生面，是他人之所必不敢言，而亦必不能言者。）考仲師《傷寒論·自序》，謂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等，庶可以見病知源，是仲景著書本於《素問》。而《素問》之所謂中風，止言在經在表之風邪，並未涉及昏瞀不遂等症，所以《傷寒論》之中風，亦止是一在經之病，與《素問》無所歧異。何以《金匱》亦出仲師一手，而競以中風之名稱，移屬於喎僻不遂、昏不識人、舌強難言諸症。此則遍讀《素問》而皆不謂之中風者，至《金匱》而始列為中風之條例，大非《素問》本旨。〔批〕（確是實在證據。）此其可疑者一。或謂《六元正紀大論》木鬱之發、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豈非木動生風，猝暴昏僕之明證？則是中風僵仆、昏不識人，亦是《素問》所固有。〔批〕（此一難亦不可少。）然《天元紀》等七篇，本非《素問》之舊，乃唐時《素問》已有缺快，而王啟玄作注，別採古醫書以補其缺者。宋·林億等校語，謂此七篇當是古之《陰陽大論》，是全元起注本《素問》之所無者，則仲景所見漢時《素問》必不能有此，即曰此專論五運六氣之七篇，果如林億之說，確是古之《陰陽大論》，即仲景《傷寒論·序》中所據之本，則木盛而生火生風，風為內風，且是風火，而《金匱》此條反以為寒虛相搏之賊邪，是既誤內風為外邪，又誤風火為寒虛，更與《六元正紀篇》顯然矛盾。仲景必不若是之武斷。〔批〕（辨得清澈。）此其可疑者二。即以本條證情言之，惟內熱生風，肝陽陡動，迫其氣血上衝入腦者，乃有此猝然喎僻、體重不仁、昏不識人、舌強難言、口吐涎沫諸候。其外形必有肝陽之見症可徵，如面赤唇紅、氣粗息高等皆是。且其脈必多浮大、渾濁、數促之象，必不獨見浮緊。〔批〕（此病脈症，無不如是。）雖間亦有真陽式微，虛風一煽，而即見脫證者，面青肢冷、冷汗自流，乃與《金匱》所言之寒虛相搏近似。然此證已不多有，即曰仲景當時，或竟多此脫證，要知脫證之寒，亦非在表之寒，於脈當遲細沉伏，必無浮緊之理。況乎當日之喎僻不遂、昏不識人者，豈其無一肝陽上擾之證，而乃直以脈浮而緊、寒虛相搏定為大綱？止知有表證之寒邪，而不知有內蘊之風火，明是粗知醫說者，附會傷寒在表之脈象，模仿仲師句法，造此臆說，誤盡蒼生，而謂仲景能為此病情脈象，枘鑿不合之無稽之言，其何可信？〔批〕（抽繭剝蕉，層層都到，然後知《金匱》此節竟不可解，疑到後人模仿為之，亦是可信。似此咄咄逼人，有情有理，非有真識力、真見解者，安能道其隻字！）頤愚以為今本《金匱》之中風歷節病一篇，文義龐雜，幾於全不可解。其論中風，又止此三節，皆不倫不類，必不足以發明此中精義，當是殘缺之餘，掇拾為之，訛誤脫俠，皆所不免。若就今本言之，實屬無可索解。《醫宗金鑑》於此兩節，曾有訂正，則亦明知脈浮而緊，寒虛相傅之說，與喎僻不遂之中風，不能符合，乃欲以下節之「脈遲而緩」六句，與此節首六句互易，無如於義仍有難通，則又改竄幾字，以強求其可解，縱使所改者果有至理，亦是自我作古，終不免續鳧斷鶴之嫌，況乎所改亦未必精當耶！原夫古今賢哲，於《金匱》一書，不敢輕加評騭者，本是尊重仲師之意。誠以吾邦醫學，發源最早，而中古舊籍久已無傳，惟仲景之書，論證列方，頗多可信，已是醫界中最古之本，自當為之推闡發明，以揚國粹，萬不容輕肆駁斥，致啟後學荒經蔑古之心。而頤則謂今之《金匱要略》，已是宋人手錄之本，去仲景之世甚遠，輾轉流傳，蓋亦久失廬山真面。陳氏《書錄解題》明謂其得於蠹簡之中，則斷爛不完，已可想見，所以是書之不可解者最多，必非如《傷寒論》之為王叔和重編者，所可一例而論。〔批〕（此層亦是實情，既出於蠹簡之中，又安能必其無淺人點竄之弊。）果能灼知其可疑，而別有確切之發明，正不妨佐證病情，說明原委，以求其實在之效用，亦非妄肆空談，輕詆先哲。且此節分在經在絡、入腑入臟數條，即以寒風外搏言之，亦不應重門洞開，俄頃之間，即能深入臟腑，以意測之，亦頗不近於理。況乎於古無徵，於今不信，似此憑空虛構之言，恐非仲景真本所固有。即曰果是仲師手筆，則當時本不知腦神經之作用，僅憑理想而生誤會，亦是情理之常。今既確有所知，亟為更正，庸何傷於仲師日月之明？〔批〕（開誠布公，教人尊重仲師，須從實在治驗上注意，不當徒慕虛名，隨聲附合，方於學問痛機，胥有實用。是真能讀仲師書，而真能尊敬仲師者。）如必以仲師之故，而姑為之曲曲附會，勉強敷衍，不顧情理之難安，則適之厚誣古人，重欺來哲。吾知真能尊崇仲聖者，不當如此，敢冒天下之大不匙，直抒己見，就正高賢，破除泥古之嫌，冀為斯道一新其耳目，凡以實事求是，庶幾治療之得效耳。固非師心自用，妄論前人短長也。若曰蔑古，則頤豈敢！
其第四節曰：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為寒，緩則為虛，榮緩則為亡血，衛緩則為中風。邪氣中經，則身癢而癮疹；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頤按：《金匱》此節之所謂中風，更不可通，身癢癮疹之症，乃風熱在表，或其人本有蘊熱，則微風束之，肌膚之熱，不得外泄，於是起塊發瘰，癢搔遍體。今三吳之俗，謂之風疹塊是肌膀間極淺極輕之病，雖亦可謂之風邪，而何得與上節喎僻不遂、不仁不識之中風，連類而書，相提並論？乃觀本節全文，則曰「脈遲而緩，遲則為寒，緩者為虛」，已與風熱之癮疹，顯然矛盾。且更鄭重其辭曰，「榮緩亡血，衛緩中風」，不倫不類，文義亦不相貫串。且以身癢癮疹皮毛之病，而謂之邪氣中經。據病理而言，確是風熱侵襲肌腠，其說似無不可。然上節則曰「邪在於經，即重不勝」，語氣又復不符。豈有同在一篇之中，而忽彼忽此，自盾自矛，竟無一定宗旨之理，而謂仲師手筆，有如是之模糊隱約，疑是疑非者乎！要之，今本《金匱要略》似此不可索解者最多，皆當存而不論，既不能強為疏通，削足適履，亦不當隨文敷衍，虛與委蛇。其「心氣不足，邪氣入中，胸滿短氣」三句，亦是不相聯屬之文。而注者曲為說解，仍不可通，亦何苦耶？頤按：巢氏《病源候論》謂人皮膚虛，力風邪所折，則起隱軫。又謂邪氣客於皮膚，復逢風寒相折，則起風瘙隱軫。《千金方》謂風邪客於肌膚，虛癢成風胗瘙瘡。（「癮」之與「隱」，「疹」之與「軫」、「胗」，皆古今字）可見身癢癮疹，止是微風鬱於肌膚之病。《金匱》此條不為《病源》、《千金》所採，則巢元方、孫思邈等，亦不以《金匱》此說為然。惟《金匱》既以癮疹列於《中風篇》，益可見其所謂中風之病，皆是外風，此固唐以前之通例也。
第八節 論續命諸方，古人本以專治外因之寒風，而已並用寒涼，可見古時亦是肝火內燔之證
《千金方》、《外臺秘要》兩書，中風之方最多，約舉其例，皆續命湯、桂麻姜附之類也。而所治之症，則昏憒暴僕、痰壅涎流、痙厥瘛瘲、喎僻不遂，皆在其中。忖度其意，蓋謂此等見症，無一非凜烈之寒風直犯經絡腑臟之病，故用藥必辛散解表，燥熱溫中，雙管齊下。此固自漢迄唐，治療中風之恆例也。讀《甲乙經》所謂「偏中邪風，擊僕偏枯」，及《金匱》「脈浮而緊，寒虛相搏」兩條，未嘗不脈症病情，若合符節。然試以所見之昏眩猝僕者言之，則無非肝火內擾，木鬱生風，氣火上升，痰涎逆湧，豈不與古人之概投溫散者大相背謬？豈古人之暴僕者，皆屬虛寒，果運會推移，不可一例論耶？迨以《千金》、《外臺》諸方下所載病證細讀之，則頭眩面赤、恍惚驚悸諸候，咸在其列，豈非內熱生風、浮陽上擾之明證？而確然可據之寒風見症，反不多有，乃方中仍是溫辛升散之品居其多數。則古人直以肝陽上僭、內熱火升者，一律作寒邪主治，得毋可駭？乃人以續命諸方所用藥物熟思之，則既用附桂之溫，而即兼芩芍之清，已覺自盾自矛，不可索解。而續命散、八風散等方，則又桂附姜辛、膏苓大黃，一爐同冶，更莫測其主義之何在。景岳所謂水火冰炭，誠非虛語。要之，其所治之病，必有內熱可徵，而後需此寒涼之藥。於此可見古之所謂中風，雖曰當時或多寒證，而亦必有菀熱昭著、肝火內燔者。〔批〕（於古人溫燥方中，尋出寒涼之藥，以證古時之病，亦是內熱生風，最是真據。而說者輒曰古是外風，今是內風，得毋仍在夢中說夢？）然諸方之中，猶必以桂附麻辛，雜然並列，而不問其性情之不合，臭味之不投，則亦習俗相沿，視為成例，而不自覺悟耳。然則古書諸方，即使古人用之，亦必不能確合病情，發生效力，而以反觀鄉曲俗醫，猶有依傍古方，以治火升痰升之昏僕者，舌裂唇焦，如遭炮烙，哀號呼謈，慘不可言，此雖學之不明，徒讀父書，適以憤事，而古人之千方一律，當亦不能不任其咎者矣。
第九節 論古書所謂真中風之病必不多有
漢唐之世，皆以喎僻不遂、昏僕不仁、痰涎壅塞等症，謂之中風，固無不以為真是外來之賊風中人也。直至金元以降，類中之說日漸昌明，而後知猝然暴僕、昏瞀痰迷之中風，固多不出戶庭，未嘗蒙犯邪風者。此晚近醫家所謂真中、類中之界限，亦即外風、內風之畛域也。然自真小、類中顯然分別之後，則類中之病，所在多有，而所謂真中風者，不可復覯。丹溪有言，西北地高，風寒燥烈，故有真為風邪所中者。此亦懸擬之辭，可見真中之病，在丹溪亦未必一見。且可知中土平原之地，東南燠烋之鄉，固多內動風陽、氣升火升之病，而果為寒風外襲，可用古人發表溫中之劑者，蓋已几几乎為理之所必無者矣。又證之以《玉機微義》（明·徐用誠撰，劉純續增）曰：余居涼州，其地高阜，四時多風少雨，天氣常寒，每見中風或暴死者有之。時洪武乙亥秋八月，大風起自西北，時甘州城外，路死者數人，余亦始悟經謂西北之折風，傷人至病暴死之旨，丹溪之言，有所本也云云。壽頤所見古書，惟此節可為寒風中人、暴病猝死之確證，始能吻合真中風之名義。〔批〕（必如是而始可謂之真中風，則可知此證必不多有。）而於《千金》、《外臺》之中風各方，皆以溫中散表為主者，可為對證之藥。然惟西北絕塞，乃有此偶然之戾氣；若在中原人煙稠密之區，何致多此非常之奇變？而古人藥劑，竟復疊重累，立數十百方而未已者，初不解漢魏六朝隋唐之世，何以得此許多對藥之病，意者古時兩域初通，發現此種奇病，因而交相研究，製成此大同小異之湯散。抑且古人最重師承，一人唱之於前，自必有數十百人和之於後，積之既久，而中風之病，既共知為一大證，斯中風之方，遂成此一大部。況乎漢唐畿輔皆在關中，本是西北剛燥之地，不啻與甘涼為鄰，有此寒風，亦固其所。〔批〕（推想古人所以多此一派方藥之故，確是古人必有此種心理。）今者地日闢而生齒日繁，甘新伊涼，亦已人跡富庶，氣候日即於溫和，已與內地不甚歧異，而《玉機微義》所記，本是偶然，又何可據以為病理之常？況在荊豫徐揚之域，天氣和煦，地脈溫柔，本少嚴肅風景，更安能徒讀古書，妄用燥烈辛溫，以鑠真陰而耗人元氣？〔批〕（又是真情實理。）蓋所謂真中風者，既必以外有感觸寒風為準，則凡猝眩昏僕之未遇暴風者，自不得謬托於真中之名義，即不能妄用古人之成方。且果有如《玉機微義》之所云，則其人必肢冷脈伏、面白唇青，與猝暴之中寒病相等。古有參附湯、三生飲諸法，即為此證而設。當其暴僕僵絕之時，亦非續命諸方亦溫亦清者所能勝任而救急。惟內風陡動之候，間亦有真陽式微之脫證，身寒脈伏，或汗出如油、冷汗如珠、喘鼾欲絕，皆須參附大劑急起直追，庶可希冀什一。此其證情治法，頗與真中寒風者，同一理例，而實非外風外寒之病。參附主治，專在溫中，亦非續命諸方之泛而不切者可以幸圖一效。又有外觸暴風，邪入經絡，忽然口眼喎斜、聲音謇澀，而尚無神志昏昧、語言迷惘諸症，則果是外因風邪，按之病情字義，亦可謂之真中風。但僅是經絡為病，雖面目喎僻，而舉止動作，仍不改常，止須通經宣絡，兼以輕疏泄邪，亦易得效，尚無需於續命之桂附麻黃溫散太過。亦有猝遇邪風，口眼喎僻，而兼舌謇言糊，精神舉動頓失常度者，則其因雖是邪風外襲，而實則中無所主，根本暗搖，適以外風引動內風，亦當從內風主治，急急攝納潛鎮，固其本根，誤與疏風，其蹶立至，而續命等方，辛散溫升，均是大禁。此又明明兼有外風，而《千金》、《外臺》之通治中風諸方，亦復不能適用，更可證真中風之果屬外因者，實是不可多得。而恰合續命諸方之病情者，抑且必不一見。〔批〕（竟將古人真中風之病證方藥，一概駁斥淨盡，何其膽大乃爾。然似此層層辨析，而續命諸方竟無對藥之病，則亦不得謂作者之妄作聰明，蓋惟見得到乃說得出耳。）壽頤不敏，敢謂小風一證，自唐以前既一誤於止有外風而無內風；金元以下，又再誤於中經絡、中腑、中臟之三大綱，究竟皆是鑿空，百無一驗。所以自古迄今，凡百醫書，無一不有中風之方論，而亦無一不夢中說夢，囈語喃喃，此實吾國醫學中之絕大怪事。世果有讀書明理、潛心體驗之通人，必不河漢乎斯言。
第十節 論張伯龍之《類中秘旨》
壽頤按：張伯龍，名士驤，山東蓬萊人，著《雪雅堂醫案》，有《類中秘旨》一篇，二千餘言，援據西醫血沖腦經之說，而暢言其原委，最能發明此病之實在。習醫者必讀此，而始知前人所論，似是而非，皆不足據。若西醫之說，在彼以剖驗得之，固有確實證據，然習中學者，不能推測其所以然之故，則亦必不肯信。非得伯龍氏據《素問》「氣血並走於上，則為大厥」一條，以互證之，則是病之原理，必不足以標示天下。即西醫之說，彼亦止能言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斷不能語以《素問》大厥之旨。伯龍獨能融會而貫通之，始知中醫之說理真切，絕非新學之研究形色者，所可作一例觀也。伯龍此論雖若為是病別開生面，實則撥雲霧而見青天，始為世界放一光明景象，以此二千餘年迷離恍惚之中風一病，乃有一定不移之切實治法，豈獨談中醫者，從古無此經驗，即治新學者，亦萬萬無此理論、無此實效，功德及人，夫豈淺鮮？自謂秘旨，洵非虛語，然頤讀之而更有說焉。內動之風發源於氣火之上衝，固是不易之定理。惟自丹溪西北有真中風，東南為濕熱痰之說，印入人心，學者鮮不謂氣火上升之證，盛於東南，而必不可概西北。然自河間主火之說創之於先，而是病始有門徑可尋。今更得伯龍潛鎮之法繼之於後，而是病竟有捷效可據。河間北人，伯龍亦北人也，其亦可以悟徹此中真理，而不必拘拘於其人其地乎。伯龍於光緒中葉嘗來滬上，其《雪雅堂醫案》即以甲辰年活字版排印，小小兩冊，頗不顯於世，然似此精確不刊之名論，決不與草木同腐。壽頤以壬子之春，得見於友人齋頭，讀其論證處方，理法切實，而用藥亦朴茂沉著，頗覺北方渾厚氣象，隱隱然流露於字裡行間，顯然與江浙之輕靈者，迥然各異其旨趣，而是論之屏絕浮言，獨標真義，尤為二千年來絕無僅有之作。已將其醫案手錄一編，留待問世。（壽頤擬輯《古今醫案》，加以申義，名之曰《古今醫案平議》，已分類編纂，粗具條理，如傷寒、溫熱、雜病、女、幼、外、瘍諸科，各為一編，以免繁重。今傷寒溫熱及內風腦神經病兩種，已先脫稿，其餘諸科，尚未潤色完備。伯龍之《雪雅堂醫案》，則紹興醫藥學報社又重印行世）而於《類中秘旨》一篇，亦已參入拙見，間為訂正，以求至當。茲輯是編，即以舊稿稍稍整理，備錄如下。苟有同好之士，不以頤言為謬而辱教之，則豈獨鄙人之幸，抑亦國學存亡繼絕之一大關鍵也，企予望之。
張伯龍曰：類中一病，猝倒無知，牙關緊閉，危在頃刻，或見痰，或不見痰。李東垣主氣虛，而治法用和臟腑、通經絡，攻邪多於扶正，屢試少驗。（壽頤按：東垣之論類中，謂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此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逾四十，氣衰之際，或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疾，壯盛之時無有也。若肥盛者，則間有之，亦是形盛氣衰耳。治法當和臟腑、通經絡，便是治氣云云。雖能知其非是外風，然主氣虛立論，貌視之似亦探本窮源，誰得以為不合於理，實則最是浮泛之談。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無論何病，無不可以「氣虛」二字籠統罩上，冠冕堂皇，自欺欺人，最無意味。且果是氣虛，則治法自當以補氣為主，東垣一生，專以「補中益氣」四字為其全副精神，然試問昏瞀猝倒之時，氣升火升，痰涎壅塞，參耆升柴，是否可投？此在粗知藥理者，皆能知其不可妄試。〔批〕（駁斥氣虛之說，以為空話，乍聞之，未免可疑，然似此反復說來，又是確論。東垣其何以自解？）則不宜於益氣之治者，又烏得泛稱之為氣虛？蓋此病之火、氣、痰泛溢上衝，正《素問》所謂氣血並走於上之候，血與氣並，則為實焉。經有明訓，雖病本為虛，而病標則實，當此猝暴為變，治標為急，況乎標實本虛，正是反對，萬不能捨其現狀之壅塞於不問，而遠顧其根本之虛。則東垣所謂四十氣衰，形盛氣衰二層，縱能確合猝僕之本源，言之成理，而不能准此大旨，以為治療，是為玉卮無當，不適於用，不及河間主火、丹溪主痰之切實。〔批〕（更說到病是氣實，則東垣所謂虛者，真是夢中說夢，妄不可聽矣。）近有王清任之《醫林改錯》，用黃耆四兩為劑，加入通絡藥數味，謂能治此病，則即從東垣氣虛之說附會為之。不知耆能助其氣火之升、痰涎之壅，抱薪救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甚矣！紙上談兵，而全無真實體驗之為害厲也。即東垣所謂治法當和臟腑、通經絡之兩層，又與氣虛之旨各不相謀，且亦是泛辭，急病緩投，何能有濟？而東垣又有中血脈者以小續命湯加減，中腑者以三化湯通利等說，更謂養血通氣主以大秦艽湯、羌活愈風湯云云，皆是胡言亂道，信口雌黃，亦且與「氣虛」二字毫不相應。蓋既非外風，何以用續命、愈風之方？既是氣虛，何可又用三化湯之通利，而大秦艽湯、羌活愈風湯又何能養血通氣？可見東垣於此，竟無一線見解，所以議論忽東忽西，自矛自盾，徒為浮泛不切之言，拾他人唾餘，以取盈其篇幅，最為鄙陋。〔批〕（東垣此論，本是勉強敷衍，全無實用，今得如此說明，竟覺無一字不是荒謬。讀古人書，安得不自具隻眼？）惟俗學慕其金元大家之虛名，談類中者，恆節取其「氣虛」二字，自謂能讀東垣之書。姑申是議以告學者，而陋者猶有套用補中益氣之成方，以治肝陽上逆之病，則木已搖而拔之，適以速其蹶矣。亦知脾胃之虛，清陽下陷者，宜於升；而肝腎之虛，浮陽上泛者，必不可升耶？頤每謂金元四家，惟東垣之書文義最為不順，即其醫理，亦時有未盡清澈者。式觀此節所引，已可概見，伯龍於此，借作點綴，而隨手撇開是也）惟劉河間謂將息失宜，心火暴盛，腎水虛衰。丹溪又贊之曰，河間謂中風由將息失宜、水不制火者極是。余又參之厥逆一證，《素問·調經論》謂氣之所併為血虛，血之所併為氣虛，有者為實，無者為虛。今血與氣相失，故為虛焉；血與氣並，則為實焉。血氣並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氣復返則生，不返則死。〔批〕（伯龍之絕大發明，全從《素問》此節悟入，是讀書之得間處，讀者不可忽也。）此即今之所謂猝倒暴僕之中風，亦即痰火上壅之中風，證是上實，而上實由於下虛，則其上雖實，而亦為假實，縱其甚者，止宜少少清理，不得恣意疏泄。而其下之虛，確是真虛，苟無實證可據，即當鎮攝培補。（頤按：上實本於下虛。蓋謂虛陽之上升，即本於真陰之不足，原其始而要其終，謂之假實，似無不可。然當其氣火俱浮，痰涎坌湧之時，窒塞有餘，必不可仍以為假。蓋雖非外來之實邪，而為氣、為火、為痰，無一非實病之確據；降氣、清火、開痰，又無一非實病之治法。乃伯龍氏竟謂上實亦為假實，殊有語病，且「少少清理，不得恣意疏泄」兩句，亦欠斟酌。夫以氣火奔騰、濁痰窒塞之時，急急清理，猶虞不及，而顧可病重藥輕，養癰貽害，有是理乎？且病非外邪，識之既真，又何致有恣意疏泄之誤？伯龍此說，蓋猶認其尚有外來之邪，所謂「清理疏泄」四字，仍主外感，一面言之，殊可不必。至於「鎮攝培補」四字，一氣呵成，尤其不妥。氣升火升，鎮攝是也。若曰培補，則滋膩之藥，豈濁痰壅塞之時所堪妄試？此中分寸不可不知）〔批〕（伯龍此節，自有語病，假實真虛，兩兩對照，尤為不妥。總之欲用滋膩，而不悟其害，得山雷逐層洗刷，而病理之真情畢露，則伯龍之誤，亦堪共信，是真能為伯龍補過者，伯龍有知，亦當佩此諍友。）今西國醫家，以中風證為血沖腦氣筋之病，謂人身知覺、運動，皆主於腦，可以兔與鵲試之。余嘗以兩兔，用針錐傷其腦，以試驗此說之是否可信。一則傷其前腦，而即已僵仆不動，然自能飲食，越十餘日不死。一則傷其後腦，而時時奔走，遇物礙之則僕，而不知飲食，數日餓斃。因此悟及《素問》血氣並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之病，即今所謂中風猝倒、不知人事之病。益信西醫血沖腦氣筋之論與《素問》暗合，可以互相引證。〔批〕（此是實地試驗，而知覺、運動各有專主，闡發病情，猶在西人解剖之上。）蓋皆由木火內動，肝風上揚，以致血氣並走於上，沖激前後腦氣筋，而為昏不知人、傾跌猝倒、肢體不用諸症。〔批〕（此說最精，真是二千年來從未發明之秘。）（頤按：據伯龍此說，則前後二腦分司運動、知覺。前腦專主運動，故受傷則不能運動，而知覺未泯；後腦專主知覺，故受傷則知覺已失，而運動自如，考西人解剖之學，腦部之分析，界限頗細，不獨分為二部。然約舉之，亦以大腦、小腦分為兩種，大腦即前腦，小腦即後腦也。神經之說，治兩學者，皆謂導源於腦及脊髓，而分布於肢體百骸。凡全體之運動、知覺，無一不繫屬於神經而統之於腦，此其理之有可信者。但知覺之與運動二者，新學家亦皆渾融言之，尚不能分別統系，以何者專司知覺，何者專司運動。蓋解剖之能細細剖驗者，無非據屍體剖割，觀其支分派別，而其人已死，氣血俱停，徒具血肉之形骸，久失性靈之作用，更安能辨別其有生時之動作行為若何支配？此亦治解剖學者無可奈何之缺憾，而亦萬萬無術以補救此缺憾者也。〔批〕（說到解剖之學，必不能推測其生前之知覺、運動，治西學者，又有何說？）今伯龍氏能知前腦主運動，後腦主知覺，既據實驗得之，其說固自可信。然則昏瞀暴僕之中風，有或失知覺、或失運動之異者，即其氣火上升，迫血入腦，激亂腦神經之或在前、或在後耳。由是推之，而是病之或為口眼喎斜，或為語言謇澀，或為半身不遂，或為全體癱廢，皆其神經之震動，屬於何部，則其部之不用隨之。雖見症各有不同，而皆屬於氣血沖腦，神經為病。有以致此，所以病發暴戾，頃刻而來。無論何病，皆無此迅疾。則電學之作用，雖路逾萬里，間隔重洋，無不一氣呵成，此動彼應，捷於影響，此又證以科學原理，而萬無可疑者也）但木火上衝，有虛有實。其實者，如小兒之急驚，周身搐搦，用清肝通大便藥，一二劑即愈。（壽頤按：小兒之急驚，雖曰木火自盛，有似實證，要之幼稚之體，陰血未充，陽氣偏旺，俗稱小兒為純陽者，即以陰分不足而言，故有肝火暴動，激動熱痰，上擾生風，發為抽搐瘛瘲，甚則痙厥，俗名驚風。皆是內風自動，是以為病暴疾，與大人之猝然昏僕者不異，不得以大人之中風為虛病，而小兒之驚風為實病也。〔批〕（小兒之急驚，即是大人之內風猝動，證情、治法無不皆同。然古今醫家，尚無此直捷爽快語。）伯龍此說，似尚未允。惟小兒無情欲之病，其陰虛也，乃發育之未足，非戕賊之損傷，確與成人之陰虛者不同。是以伯龍云然，讀者不可以辭害意）其虛者，則真水不充，不能涵木，肝陽內動，生風土揚，激犯腦經，因而口眼喎斜，手足搐搦，口不能言，或為僵仆，或為癱瘓。余習醫十餘年，於此證留心試驗，實證甚少。〔批〕（實證甚少一句，殊未妥恰，觀注中為伯龍說明作意，乃始恍然大悟。）間或有之，亦止用清火藥數服可愈，斷不可再用風藥，再行升散，愈散則風愈動，因此而氣不復返以死者多矣。（壽頤按：此所謂實，乃指外感之實邪而言，以其風自內動，本無外感之邪，故曰實證甚少。然須知氣升火升，挾痰上壅，已無一而非實證；即清肝火而降氣降痰，又無一非實證之治法。伯龍之意，必以外感風邪謂之實證，而氣升痰塞，則不以為實，故曰間或有之，止用清火，不可再用風藥升散。其論實證自有語病，且因此而遂以氣升痰塞之實證並認為腎水之虛，乃有開手即用二地、阿膠之誤，讀者不可不察。又按：伯龍所謂清火藥者，即是清肝之藥，如羚羊角、石決明、真珠母、玳瑁、龍牡之類，非僅三黃、梔、翹、石膏等可知，即上文所謂小兒急驚用清肝之意。然亦必合之化痰潛降、鎮墜攝納，則氣、火、痰三者俱平，血不上衝，腦不受激，始有捷效）至於水虛而不能涵木，肝風自動，風乘火勢而益煽其狂飈，火藉風威而愈張其烈焰，一轉瞬間，有如山鳴谷應，走石飛沙，以致氣血交併於上，沖激腦氣筋者，當用潛陽滋降、鎮攝肝腎之法，如龜板、磁石、甘菊、阿膠、黑豆衣、女貞子、生熟地、蟬蛻為劑。微見熱，加石斛；小便多，加龍齒；大便不通，加麻仁。服一二日後，其風自息；三日後再加歸身，其應如神。（頤按：伯龍分虛實兩層，以肝火獨旺者為實，以腎水不足者為虛，雖有微別，卻無大異。蓋真陰若充，肝陽亦必不動，木之動，無不本於水之虛。但此病既發，多挾痰濁上擾，若顧其虛，即宜滋補，而滋膩之藥，皆與痰壅不合。伯龍既以虛實分條，則對於虛者，自不得不兼用阿膠、二地等藥。然試問痰涎上壅者，於此膠、地是否相宜？頤恐一經說明，即伯龍亦當覺悟。惟風火相煽，而並無痰塞者，或可用之，此乃至要之關鍵，不可不分別清楚者也）〔批〕（伯龍治法，尚是大醇小疵，而所述各藥，亦未盡精當。蓋初有發明，原是大輅椎輪，粗具形式，必賴有後起之人，琢磨一番，方能精切。今得此編，而細膩熨貼，無微不至，真是伯龍之莫大功臣。）此法用之於初起之日，無論口眼歪斜、昏迷不醒、熱痰上壅、手足不遂，皆效。若用小續命湯及四逆等法，則水源立絕。血之並於上者，不能下降，不可救藥。若以東垣氣虛之說，而用參、耆、術，則氣壅血凝，亦不能下降，勢必遷延日久，經絡窒塞，而成癱瘓。即再遇名賢，復用潛鎮熄風之法，亦不過苟延殘喘，而偏枯廢疾，終不可治矣。〔批〕（篤信好古者，必須熟讀此條，方不誤事。）
壽頤按：伯龍之論內風，援引西醫血沖腦之實驗，能推闡其所以沖腦之原委，藉以證實《素問》血菀於上，氣血並走於上之真旨，不僅吾邦之讀《素問》者從無一人悟徹此理，即談新學者，亦萬不能勘得如此切實。而治法以「潛鎮攝納」四字為主，醍醐灌頂，魂夢俱安，最是探驪得珠、擒賊擒王手段，懸之國門而不能增損一字者也。惟臨證之時，但當守此大旨以為準則，亦不必拘拘於此篇所述藥味。愚謂潛陽鎮逆，必以介類為第一主藥，如真珠母、紫貝齒、玳瑁、石決明、牡蠣之類，鹹寒沉降，能定奔騰之氣火，而氣味俱清，不礙痰濁，最為上乘。金石藥中，則龍骨、龍齒、磁石、石英、玄精石、青鉛、鐵落之屬，皆有鎮墜收攝之功。而平肝化痰，具有通靈之性情者，則羚羊角、猴棗，尤為神應。若草木類之木瓜、白芍、楝實，則力量較弱，可以輔佐，非專閫材也。若龜板、鱉甲，亦是潛陽沉降之品，但富有脂膏，已趨重於毓陰一路，必也水虧木旺，而無痰涎之上壅者為宜，有痰則己嫌滋膩，尚須審慎。若生地、石斛、玄參、黑豆之屬，皆清熱養陰之品，亦惟津傷熱熾而無痰者，均可採用。苟有痰塞，則甘寒黏膩適以助其壅滯，其弊不小。而人參、阿膠、雞子黃等，尤為滋填厚味，在真陰告匱，龍雷猝乘，已見目合口開、撒手遺溺脫證之時，非此戀陰益液和入大劑潛鎮隊中，亦難留戀陰陽，希冀什一。〔批〕（歷舉應用諸藥，而一一說明其實在之效力，始覺伯龍所述數味，未盡穩愜，此作者之金針度人也。）若其氣火升騰，挾痰坌湧，尚在本虛標實之際，未至真元欲脫者，猶恐滋膩助痰，非可輕試。或在潛降之後，氣火漸平，神志漸定，痰塞已開，胃氣來蘇之時，用以固陰益液，則即仲景復脈湯善後之法也。誠以此等厚膩性質，補陰有餘，礙胃實甚，且必暗助濁陰，反增痰氣負隅之勢，所以氣火方張、痰壅涎流者，萬萬不可妄試。若夫甘菊、蟬蛻，則輕泄外風，亦以疏達肝木，與桑葉、蒺藜、天麻、胡麻等相類，對於此證，止可為輔佐之品，皆非主任要藥。至於歸身一物，世俗無不視為補陰補血上品，其實脂液雖富，而氣烈味辛，走竄有餘，滋填不足，本是血中氣藥，非純粹補血之物。此病在浮陽上泛之時，惟鎮定為急，亦斷不能投此辛升溫散，擾之使動，豈不為火添油，為虎傅翼？〔批〕（謂當歸是辛溫上升，走而不守，亦藥性之實在，人所未必能知者也。）頤愚於此，不敢強為贊同。又此病之最著重處，在濁痰壅塞一層。蓋以陰虛於下，陽浮於上，必挾其胸中濁陰，泛而上溢，蔽塞性靈，上蒙清竅，以致目瞑耳聾、舌謇語塞、神昏志亂、手足不遂。若以中醫理想之詞，姑備一說，未始非濁痰窒塞經隧為病。是以昏瞀之時，痰塞涎流，十恆八九。愚謂潛降急矣，而開痰亦不可緩，則杏、貝、膽星、菖蒲、遠志、竹黃、竹瀝、二陳之屬，皆不可少，近多以猴棗治熱痰，甚有捷效。〔批〕（補出化痰一層，最是此病要藥。）又有龍腦、麝香，芳烈走竄，開泄無度，耗散正氣，消鑠真陰，抑且香燥之性，氣烈上升，反以助桀為虐，擾亂神志，逼痰入絡，釀成癲癇，不可妄試。而俗醫見其痰塞神迷，謬謂痰熱蒙其心竅，輒以局方蘇合香丸、至寶丹、牛黃清心丸之類，大香大開，反以助其氣火上激，何異藉寇兵而齎盜糧，必多一蹶不振，是即《素問》所謂氣不返則死者。固不獨氣虛欲脫之危候恐其耗氣而不可用也。〔批〕（說明香竄開竅之害，為世俗開一覺悟法門，亦此病之緊要關鍵。）（頤按：市肆中治小兒急驚風之通用丸散，價值奇昂，無非腦、麝之香燥走竄、開竅通絡為主。其意謂是熱痰壅塞，原屬閉證，閉者開之，芳香宣竅，本是正治，不知痰之塞由於氣之升，而氣之升，即是肝陽迫血上衝入腦為患，與脫證之元氣不支者相去止此一間，宜攝納而不宜開泄。誤與芳香，甚者即飛越散亡而不可救，其輕者亦使痰涎竄入經絡，抑且開門揖盜，導之直入心包，或為神呆肢廢，痼疾不瘳；或為癲癇纏綿，不時頻發。而昏瞀暴僕者，俗人亦誤認為閉塞之病，利於開竅，則氣火愈浮，腦經更亂，立蹶者多。即不然而神經之功用不復，喎斜癱瘓、神志昏迷俱不可治，皆此腦、麝之貴重藥有以致之，而普天下之病家皆不知，即醫者亦多未知此弊也，大可慨已）至若舌苔濁厚之實痰凝塞，則雖稀涎散、礞石滾痰丸、控涎丹、青州白丸子等之猛烈重藥，亦所不避。（頤按：此皆鎮墜下達之物，以治氣升、火升、痰升，正是對病要藥。苟在體質壯盛者，殊可無慮，不比腦、麝芳香，助其上升耗散，此藥理之有可憑，而亦藥性之確可信者。然俗醫皆不知，寧用彼而不用此，則以價貴之物，殺人無怨；而瞑眩之藥，救人無功。見識不真，與時俯仰，此醫道之所以闇昧，而枉死之所以接踵也。哀哉）〔批〕（慨乎言之！切中世俗心理，醫者能破除此等世情，乃可以任託孤寄命之重，然非識力到此地步，亦未易言也。）而伯龍於此，獨無治痰之法，雖其意專為陰虛之人設法，然陰虛於下，亦多痰壅於上，不備此法，終是缺典。且在既投潛降之後，即大勢已平，風波已定，可以漸投養液安神之時，亦必與順氣化痰之法相輔而行，方不致中氣無權，濁痰復聚。否則氣機不利，濁陰不開，雖得暫慶安瀾，亦必乘機竊發，一波乍平，一波又起。此又治內風之一大關鍵也。至謂誤用參、耆、術者，必至氣壅血凝，不能下降。良由參、術多脂，耆復升舉，濁膩之物，厚重不靈，則腦神經之功用不復，經絡窒塞，癱瘓不遂，終為廢疾，不可復愈，亦是確論。此頤所以謂東垣氣虛一說之全無真實體驗者也。奈何伯龍於此，反欲用生熟二地於病發之初，則滋填黏膩，必視參、耆、術為尤甚，且陰柔之性，更易助痰為害，而伯龍竟不覺悟，得毋明察秋毫而不能自見其睫？此則壽頤所不敢隨聲附和而阿私所好者矣。
伯龍又曰：西醫腦氣筋之說，蓋即《內經》所謂經脈、絡脈。但西醫剖割驗病，不知凡幾，吾中土無此殘忍。且彼有顯微之鏡，窺見癥結，故能分得清楚，知經絡之俱從腦中而出。蓋腦如樹根，筋如枝葉，根一動則枝葉未有不動者，此則西醫之長，吾中土之人所宜宗之者也。
壽頤按：西學腦經之說，其始譯西人之書者，譯之為「腦氣筋」。（咸豐時，江寧管氏譯英醫合信氏《全體新論》等書是）東瀛人則譯之為「神經」。今通稱之為「腦經」者，以其發源於腦，而分布於全體也。頤謂「筋」是附骨之筋，堅韌之質，所以連屬骨節而利機關者。今之譯西書者，謂之韌帶，乃一定之質，而無運行之性。〔批〕（認得真實，方能辨得清楚。）惟「經」字是經脈之經，吾國醫學本以十二經絡及奇經八脈為全體氣血循行之道路，則腦經司一身之知覺、運動，有運行傳遞之功用。以訓詁之學言之，當作「腦經」為長。知舊譯之作「腦氣筋」者，尚未盡穩愜，所以近人譯書，亦不復用。若東人之譯為「神經」者，則以其分布全體，而為知覺、運動之主宰，有神妙不可思議之意，其命名甚為允當。但中醫十二經絡及奇經八脈之說，本以血絡循環，周流不息言之，是全體之脈道。以言西學，則即譯書之所謂「發血管」、「回血管」（東瀛人譯為「動脈」、「靜脈」），乃發源於心房，以周行於全體者。而腦經則發源於腦及脊髓，以分支於四體百骸。考譯書謂腦之神經，共有十二對；脊髓神經，共有三十二對。皆是髓質，而主一身之知覺、運動，此西學之所謂血管及腦經之大旨，各是一類，不可混淆。伯龍此節，乃謂西醫腦經之說，即《內經》之所謂經絡、脈絡，又謂西人知經脈之俱從腦出，則伯龍氏未嘗以西人學說詳考之而誤會者也。
伯龍又曰：中風一證，腎水虛而內風動者多，若真為外來之風所中者，則甚少。此當分內風、外風二證。其外來之中風，「中」字當讀去聲，如矢石之中人。然外邪傷人，必由漸而入，自淺及深，雖有次第傳變，必有惡風惡寒見症，縱在極虛之體，萬無毫不自覺，而猝為邪風所侵，即已深入五臟，昏迷不醒之理，當有凜寒身熱，或手足麻木及疼痛等症。其內動之中風，則「中」字當讀平聲，是為肝風自中而發，由於水虧木動，火熾風生，而氣血上奔，痰涎猝壅，此即《素問》氣血並走於上之大厥，亦即西醫所謂血沖腦經之證。若激擾後腦，則昏不知人；激擾前腦，則肢體不動；激擾一邊，則口眼喎斜，或為半身不遂，左右癱瘓等症。是以猝然昏僕、左右喎斜、痰涎壅塞者，皆無凜寒身熱外感見症。即間有微見發熱者，亦斷無畏風惡寒也。此病而以古方中風之溫升燥烈疏散之藥治之，未有不輕病致重、重病致死者。蓋腎水本虛，根源已竭，而下虛上實，再以風藥燥藥煽狂飈之勢，鑠垂絕之陰，譬猶大木已搖，而颶風連至，安有不速其蹶者？所以除鎮攝肝腎之外，更無別法，始知河間屬火之說，最為允協。但火亦有二：有肝木自旺之火，如小兒之急驚風是也；有腎水不能制火之火，則即此病之類中風是也。〔批〕（如此兩層，分得不妥。）若東垣所云，中血脈則口眼喎斜，中腑則肢節廢，中臟則命危之說，皆是腎水不足、內風煽動之證。余統以鎮肝熄風養水之藥治之，若未誤藥於前，即如東垣所謂中血脈、中腑、中臟諸證，皆可十愈七八；且即已誤藥在先，而後用此法，亦可漸輕。故猝然昏倒之後，其輕者或即時而蘇，或閱一二時而蘇，此則正氣能勝，《素問》之所謂氣返則生者，即不用藥亦可。（頤按：此其眩暈猝僕之最輕者，然亦必陰虛陽冒，乃有此病，雖曰輕淺之證，可以不治，然竟不為調治，則陰愈虛而陽愈冒，勢必有漸發漸劇之慮。其治法亦仍不外「潛鎮攝納」四字，惟如此之證甚輕，必無痰壅一候，則伯龍所謂養水之法，厚膩滋填，乃可並用。如其有痰，則滋膩即不任受，亦在禁例）或有猝然暴脫，一蹶不醒者，則正氣已絕，《素問》之所謂不返則死者，亦不及治。（頤按：真元虛竭，龍雷猝乘，一蹶不振，固亦有之，但平居無事，而倉猝變生，竟為虛脫，亦不恆有。苟其痙厥暴作，而神志昏迷、目合手撒、蜷臥遺溲，亦宜潛陽戀陰，治如上法，惟最忌芳香開竅，泄散走竄，如腦、麝之屬。其冷汗脈絕、面白唇青者，則四逆、參附回陽之法，亦時有效。總之，證情雖屬危殆，苟有一線生機，亦必當竭力圖維，勉盡人力，決不可望而卻步，諉為不治也）〔批〕（藹然仁者之言。）所最宜審慎者，昏僕之後，有口眼歪斜、手足不遂等症，非用鎮肝養陰藥數十大劑，更無別法，此即劉河間所謂將息失宜，水不制火，及薛立齋、趙養葵所謂真水枯竭者，萬不能再用風藥，助桀為虐，以速其斃。其寸關脈大而兩尺弱者，即肝腎虛之明證，亦不可誤聽東垣而用參、耆、術以增其壅塞也。（壽頤按：內風上擾，氣升、痰升、火升之候，其脈皆寸關大而兩尺弱，甚者且有上溢入魚，而兩尺竟至不應者。蓋人之氣血，止有此數，有餘於上，即不足於下。《脈要精微論》所謂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為厥巔疾者，正為此病此脈描摹盡致。〔批〕（論脈精細，可與第二卷第二節參觀。）要知脈實於上，而其下乃虛，上實是主，下虛是賓。治是證者，必當先治其上之實，但能鎮而攝之，抑使下降，則氣火安潛，上盛之脈，自能平靜，而兩尺亦即有神。不當以其寸大尺弱，遽謂下虛，而投滋膩。伯龍能知參、耆、術之壅氣，而不知滋水養陰之弊，助痰增壅，其害尤在參、術之上，即其誤認上實下虛，雙管齊下，不分緩急標本之過，所以必將「鎮肝養水」四字，聯為一氣，終是理法未盡精密。而此節所引薛、趙諸家真水桔竭云云，是其致誤之源，蓋久讀立齋、景岳之書，而不自知其流弊耳）
壽頤按：伯龍此節，外風、內風之辨最是清澈，雖至愚之人讀之，亦能洞見癥結，觀於此而始知古今之論中風者，無一人不在五里霧中。其論中風之「中」字，當分平、去二音，以辨內外虛實。就字義而言，洵是精切不磨，確有至理，且亦切合病情，非穿鑿附會可比。但古人所以立此中風之病名者，本止以外感言之，《素問》及《傷寒論》之中風，是其明證，本與內動之風無涉。自漢唐之世，見理不真，遂令內外二因，不能分析，竟以內動之風，亦假託此中風之名義，不得不謂漢唐醫家不辨淄澠之過，當亦上古之談中風者所不及料。要知以內風而亦稱中風，已非古人所謂中風之真義。頤愚以為終當剔而出之，別定其名，曰內風，然後名正言順，顧名思義，即可恍然於病情之自有本真。若仍以中風為名，則雖加以音注，亦恐有混淆不清之慮。此則景岳張氏創立非風名稱，抹煞內動之風陽者，誠有可議。而伯龍氏欲讀「中」字為平聲者，雖有至理，然沿習已久，必難通行。況乎古今之用此「中風」二字者，本在外來邪風一面著想，以之移屬內風，實是張冠李戴。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可耳，更不必強與周旋，別生枝節，徒以淆惑後學視聽也。若謂內風之動，由於腎水虛，肝木旺，則至情至理，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者。惟壽頤則謂「腎虛肝旺」四字，必須分作兩層設法，然後病情之標本知有緩急可分，而治法之先後乃有次序可定。蓋腎水之虛，耗於平時，為是病之本；肝木之旺，肆於俄頃，為是病之標。急則治其標，緩則培其本，先聖儀型，久有明訓。〔批〕（筆曲而達，言明且清，似此分別緩急次序，而後病情治法，瞭如指掌。）且治腎之虛，須當滋養，非厚膩不能填根本之真陰；治肝之旺，須當清理，非潛鎮不能蕺龍雷之相火。兩法相衡，已難並行不悖，況乎火升氣溢，必挾其胸中固有之濁陰，氾濫上冒。所以此病之發，未有不痰涎壅塞、氣粗息高者。即使外形或無痰塞，而其實氣火俱浮，中脘清陽之氣，已為濁陰矇蔽，斷不能投以陰柔黏膩，助其窒滯。所以治此證者，皆當守定鎮肝熄風、潛陽降逆一法，而佐之以開泄痰濁，方能切合病情，以收捷效。不獨中古之剛燥陽藥皆如鴆毒，即立齋、景岳諸家之滋補陰藥亦在禁例。此固僅為肝旺之標病設法，而於腎虛之本，非惟不暇兼顧，亦必不能兼顧者也。必至氣逆已平，肝火已蕺，痰濁不升，脈來和緩，然後徐圖培本，以為善後之計。於是滋陰養液之法，始可漸漸參用，方能顧及病本之虛。若果不分次序，而於氣火升浮、痰濁窒塞之初，即用滋膩與潛陽並進，且以緩攝納之力、助濁陰之凝，一則縛賁育而使臨大故，一則藉寇兵而齎盜糧，適以僨事而有餘，罪且難辭，功將安在？〔批〕（申明滋膩之誤，說得婉婉動聽。）此則伯龍氏「鎮肝熄風」四字，固頤之所低首下心，服膺弗失者。而獨於其「養水」二字，不辨次序，即用生熟二地於乍病之初者，又頤之所最不愜意，而期期以為不可者也。惟間亦有真陰已竭，龍相猝升，霎時暴厥，而竟有脈微欲絕、目閉口開、面青唇白、痰聲曳鋸、氣息微續之諸般脫象，或且冷汗如油、頭汗如珠，而絕無肝陽見症，則必於潛降隊中，加入戀陰益液之藥，如人參、阿膠、雞子黃等，甚者且用參、附，此則為固陰回陽設法，以其陰陽俱脫，非此不可希冀於什一。其證情與肝火上升者，大是不侔。然此是極少之數，必不可執一以例普通之肝火。然即於此當用陰藥並治之證，而熟地亦尚不可同用，嫌其濁膩太甚，未免窒塞不靈，乃伯龍氏反以之通用於肝火升騰者，終不能不謂之千慮一失。〔批〕（此應用滋填以固其脫，雖亦兼痰壅一證，而與肝火之挾痰上湧者不同，非臨證功深者，亦必不敢遽投大補。抑知虛脫在即，非此不治，而補藥、膩藥，反能減少其痰塞，此則虛痰與實熱之痰不同，非有閱歷經驗者，不能道隻字也。）伯龍又謂肝木自旺之火為實火，腎水不能制火之火為虛火。而以小兒之急驚，屬於實火一類；大人之類中，屬於虛火一類。其意蓋謂小兒無情欲，則無腎虛，而大人類中一病，則有如東垣所謂多在中年以後者，故概謂之虛。要知小兒生長未充，即是真陰未足，所以肝木易動，多有熱痰風驚一病，其肝風之內擾，即為陰不涵陽之證，即與大人之內風無異，是不得分小兒、大人為兩類也。至若東垣之所謂中血脈、中腑、中臟三層，即本於《金匱》在經在絡、入腑入臟一節，以病情之輕重，而認為受病之淺深，固是吾國醫學家理想之能事，近今名醫，無不宗之，以為辨證立方之根據，究竟似是實非。所以成方均不甚妥帖，且對證用藥亦必百無一效。今則氣血並走於上之理，既已證明，則西醫血沖腦經之說，更得確據，而潛陽鎮逆之法，又皆切中病情，屢經實驗，則中經、中脈、中腑、中臟數條，固已大輅椎輪，不復適用，當然退處於淘汰之列。頤謂而今而後，皆當以氣血上菀，沖激腦經之說，正其名稱，而定其證治，凡中絡、中經、中腑、中臟之說，不能並存，亦且無庸更論矣。〔批〕（須將二千年舊習，盪滌無餘，真是醫學中革故鼎新一大作家。）
伯龍又曰：《素問》所論中風，皆指外邪而言，故漢唐風藥，皆主散邪。而其論病，並無神魂昏憒、直視僵仆、口眼喎斜、牙關緊閉、語言謇澀、失音煩亂、搖頭垂涎、痰壅曳鋸、半身不遂、癱瘓軟弱、筋骨拘攣、抽搐瘛瘲、汗出遺溺等症，可知此種見症，皆非外來之風，總由內傷，氣血懼虛，水衰火熾而發。惟《素問·脈解篇》謂內奪而厥，則為暗俳，此腎虛也。少陰不至者，厥也。此則明謂其精氣之內奪。喑，即聲不能出，言語謇澀也。俳，即肢體偏廢，半身不遂也。此河間地黃飲子及喻氏資壽解語湯二方之所由未也。〔壽頤按：「奪」字，即今之「脫」字。許叔重《說文》「奪」字說解曰：手持佳失之。是今所謂「脫失」之「脫」，非強取之「奪」字。惟《說文》奪失之本義，今本諸書已極少見，獨《索問》尚作此解，乃古義古字之僅存者。蓋六經古字，盡為所人所改，古形古義，多已無存，獨《素問》為技術之書，談經學者，從不顧問，而此「奪失」之「奪」字，猶存告朔之餼羊，最可寶貴。〔批〕（又是小學之精警語。）頤謂《素問》中之古字頗多，甚有六經及諸子百家所從未一見者，如「青如草茲」之「茲」，從二玄，其義為黑；「腸闢」之「闢」無水旁，其義為積，皆最古之正字正義，而諸書中已不復見，則皆為傳寫者改盡。惟《素問》猶偶一見之，而古今各家，競無一人能知此義，則小學固非唐以後人所盡通，而談醫之人，尤鮮通小學者矣。說詳拙著《讀素問隨筆》。若《脈解篇》之所謂內奪而厥，則為喑俳，少陰不至為厥，是指腎氣式微，不能上行，以致失音痿廢之病，即房勞過度，百脈廢弛，無氣以動，喑不能聲，乃腎氣下脫。而《素問》亦名之為厥，與大厥、薄厥、煎厥之陽盛於上者，其病情大不相侔。蓋厥之為義，逆也，不順也。故寒亦謂之厥，熱亦謂之厥。在《素問》一書，厥之為病，其狀多端，本非專為一種之病名，萬不能以少陰不至之厥，誤認與大厥、薄厥之厥同為一類。河間之地黃飲子是專為內奪而厥，則為喑俳，及少陰不至之厥立方，故以桂附回陽，萸戟溫養，麥味斂陰，其意極為周密。菖蒲、遠志，則為濁陰上泛、痰塞喘促者開泄之法，果是腎臟陰陽俱脫於下，其方自有神效。徐洄溪《醫案》治沈又高續娶少艾，忽患氣喘厥逆、語澀神昏、手足不舉，授以是方而愈。然洄溪且謂所見類中而宜於溫補者，止此一人。〔批〕（說明少陰不至之厥，與大厥、薄厥之厥，絕然不同，則地黃飲子自不能誤治大厥之病。然古今之讀《素問》者，皆不能知二者之同名異病也。似此心地分明，都是從古未知之秘，發明到此，直是媧皇煉石補天手段。）可見病情之巧合於地黃飲子者，極為難得，而昏厥喑俳、痰壅喘急之由於氣升火升者，則其病最多，誤用桂附地黃，為害又當何若？〔批〕（《王孟英案》中有地黃飲子治驗，可與洄溪老人後先媲美，而葉氏《指南》中風門、脫證門，模仿地黃飲子諸條，殊似未盡妥當。）而喻嘉言之資壽解語湯方，則其意仍以為外風入臟，所以羌活、防風尚是古人專治外風套藥，且桂附與羚角井列，於意云何，最不可解。蓋亦模仿唐人諸續命湯而為之，其實萬萬無此對藥之病。方下以為中風脾緩，舌強不語，亦是向壁虛構，自謂盡理想之能事，而不知天下無此病情。然似此海市蜃樓，最易淆惑後學，實是吾國醫學中之黑暗境界。惟喻氏於此方之後，謂腎虛舌不能言者，以此方去羌、防，加熟地、首烏、杞子、甘菊、麻仁、天冬，治之獲效云云，則即是腎氣下脫之證，所以桂、附、熟地、首烏、杞子，恰合分寸。然豈不與原方之治風入脾臟云云大相刺謬？須知嘉言定此加減之法，亦是模仿河間地黃飲子之意。然雜入羚角，又與下脫之虛證不合，且不用遠志、菖蒲，則濁痰上泛喘促者，又將何以治之？尚是模仿河間而失其神髓，固不若地黃飲子之自有一種病情可以得效也。蓋嘉言於此證之內因外因，為虛為實，全未了了，不過以意逆之，自以為是，其實大是隔膜，殊不適用。〔批〕（謂嘉言於中風一門，竟未知其內因外因，孰虛孰實，是他人所不敢言，而亦必不能言者，然豈獨嘉言一人在暗中摸索耶？）壽頤嘗謂嘉言之書，筆鋒銳利，言之足以成理，令人不能窺見其隱，是其生平之所長，可以先聲奪人，實則多是理想，殊少實驗。蓋此公是前明遺老，初非醫學專家，鼎革之後，遁跡於醫，又遁跡於禪，有托而逃，品行甚高，本不必以技術中之一席為重。若就醫言醫，頤終以為強詞奪理者太多，必非此道中三折肱之真實學問。（嘉言論溫病，附會經義，泥煞少陰，近賢陸九芝謂其有可殺可剮之罪，誠非苛論。然其《醫門法律》及《寓意草》，亦可理想之辭，未可盡信）若《素問》所謂煎厥、薄厥、大厥之證，則是氣血上菀，肝陽甚熾，勢焰方張，其忽然舌謇言糊、肢廢不用者，正是氣火上升，腦神經失其功用之候，正與腎氣下脫之無氣以動、喑不成聲者，一實一虛，極端相反，而謂可用桂、附、萸、戟等溫腎陽藥，以助其氣火之升浮，更可用冬、地膩滯，以增其痰涎之壅塞乎？然古人不知有腦神經之作用，恆有誤實為虛，亂投附桂者，其害人亦已不少。而庸流無識，一見音喑肢廢，謬謂少陰不至，輒欲以劉氏、喻氏之成方，倉猝誤投，助其氣火痰濁，一蹶不復，猶謂吾能善讀《素問》、善用古方，而病終不治者。則少陰不至，內奪而厥，本是極虛極壞之證，所以桂附回陽，尚是鞭長莫及，雖日殺數人，而終不自知其抱薪救火、焦頭爛額之咎，最是黑暗地獄。較之漢唐之慣用續命湯者，說理又精深一層，豈知玄之又玄，仍在五里霧中，癡人說夢。此地黃飲子、資壽解語二方，所以極少對藥之病，而浪用之於昏瞀暴僕者，未必皆效，甚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在他人不知有神經之病，其誤猶有可諉。而伯龍氏既發明之，奈何猶有此模糊疑似之見存於胸臆，則既誤少陰不至之厥與大厥、薄厥之厥同為一類，而復誤讀立齋、景岳、養葵之書，欲以滋填補腎治此大厥、薄厥之病，乃遂誤認地黃飲子可治少陰不至之厥者，亦可治此大厥、薄厥之厥，而竟不悟其一是腎陰下脫，一是浮陽上冒，病情既若天淵，下脫者自宜溫補滋填，上冒者惟有潛降鎮攝，治法亦如霄壤。則伯龍於此，尚未分析清楚，所以語氣含糊，實是不可為訓。須知血沖腦經之病，不可誤用地黃飲子等方。頤不敢不申一說，以為後學正告，且冀為伯龍補過者也〕〔批〕（反復申明地黃飲子之不可誤治肝陽上逆之厥，豈獨伯龍之功臣，直是河間之益友，而天下後世，病家之隱受其惠者，更不知凡幾也。）又讀《調經論》之「氣血並走於上，則為大厥」一節，然後知今之所謂中風，即《素問》之所謂大厥。景岳謂之非風，蓋由閱歷而來，可謂卓識。其論甚詳，大旨謂非風一證，多見猝倒不省人事，皆內傷積損頹敗而然，原非外感所致，古今相傳，皆謂中風，則誤甚云云。余謂此說甚是，惟所謂內傷頹敗，未能指實。余以閱歷驗之，不外河間水不制火，及立齋、養葵真水枯竭之論，故一概主以養水、熄風鎮逆之法，治效甚多。（壽頤按：內風病之論及腎水不足，真陰不能涵陽，是探本窮源之義，固不可謂其大誤。然病發之時，斷非補陰藥之可以療治。河間謂水不制火，心火暴盛，明明注重於火之盛，其治法與伯龍氏發明之清肝熄風同是一理。然自薛立齋、趙養葵輩，借用劉河間「水不制火」四字之意，一變而為真水枯竭，乃注重於水之虛。雖似同一論調，實已大變其旨，無非為六味地黃預為地步。至景岳而又有真水竭、真火衰及內傷頹敗之泛詞，皆以腎虛作內風暴動之門面語，一似欲治此病，非大劑補腎不可者，於是六味、八味、左歸、右歸，聽其隨筆亂寫，無不如志。既授庸醫以簡易之法門，而於痰涎上壅之時，直是落井下石手段。滋補黏膩，慘於鳩毒，夫豈河間發明水不制火者所及料？此則立齋、景岳之庸，養葵之陋，最是國醫之魔障，萬萬不可為治病之準繩。不謂伯龍高明，亦承其弊，尚以「養水」二字，與熄風鎮逆相提並論，有生熟二地滋陰之謬見，牢結胸中而不可解，此實薛氏、張氏有以誤之，而趙養葵之禍水，害人亦不淺也）景岳又言，凡非風證，古人書中皆謂氣體虛弱，營衛失調，真氣耗散，腠理空疏，邪氣乘虛而入，此言感邪之由。然有邪無邪，不可不辨。有邪者，即傷寒瘧痹之屬；無邪者，即正氣頹敗之屬。有邪者，或寒熱走注，或腫痛偏枯；無邪者，本無痛苦寒熱，而肢節忽廢，精神言語，倏忽變常。有邪者，病在於經，即風寒濕三氣之外侵；無邪者，病發於臟，所以眩暈猝倒、昏憒無知。有邪者，邪乘虛入，故宜於扶正之中佐以通經治邪之品；無邪者，救本不暇，豈可再用疏散以耗正氣乎！〔批〕（此等議論最是膚庸！一部《景岳全書》，皆可作如是觀。）
壽頤按：伯龍此條，本於景岳「非風」之篇，所敘神魂昏憒、直視僵仆、口眼喎斜、牙關緊閉等十三句，五十二字，在《素問》中風諸條，確無此等見症，是皆內動之風，毫無疑義。（其實皆血沖腦經之病，並非肝風內動所能致此）但景岳謂漢唐方藥，其論症中亦無此等，則殊不盡然。《千金》、《外臺》所載中風門諸方，其主治條下，羼雜似此諸症甚多，古籍俱存，斑斑可考，不能以一人之手，掩蓋天下耳目，使人不一翻閱古書也。惟古人用藥，則皆泄散外風，以及溫升燥烈，此漢唐之世，本無內風、外風之分，所以後人眼目，盡為之眩。而中風一門，方論雖多，竟無潛鎮泄降一法，專以安定內動之風陽者，誠是古人之缺典。至景岳而能知其非是外來之風，開門見山，一語破的，固是鐵中錚錚，庸中皎皎。獨惜其所論非風之證治一篇，止知表裡皆虛，當以培補元氣為主，無非為人參、熟地開闢銷路，昔人謂其庸醫之尤，亦非苛論。其亦知肝陽上僭，濁痰沸騰，黏膩陰柔諸物，如油入面，何能起病？則其說雖是，而其治實乖，利未見而害必隨之，亦與古方燥烈之殺人，同歸不治。〔批〕（景岳此論，終是瑕瑜互見。） 今者伯龍氏既創此鎮肝潛陽一法，破除二千年錮蔽舊習，已為此道大放光明。猶惜其開宗明義第一章，即用生熟二地，則於痰涎壅塞一層，不無流弊，此即為《景岳全書》所誤。觀其此節以內傷頹敗、真水枯竭等句鄭重言之，所以「養水」二字，遂列為人手第一要訣。究之治肝之標、培腎之本，不當雙管齊下，清濁不分。不獨立齋、景岳之膩補，不能奉為開手之南針，即河間之地黃飲子、西昌之資壽解語，亦必非通用之良法。頤謂既能悟徹氣血並走於上之真旨，則凡古人不切實用之成方，皆當摒除淨絕，一掃而空，免得反以熒惑後人，疑誤學者。〔批〕（不如此則不能斬除荊棘，獨闢康莊。）蓋其所新發明者，本是前無古人，又何必依傍前賢，寄人籬下，援引他家之門楣，以求增輝吾蓬蓽耶！伯龍於此，似尚有借重薛、趙、景岳之意，殊可不必。其末段引張氏有邪無邪之辨，雖似清切有味，然其意仍歸重於「真氣頹敗，救本不暇」八字，不脫溫補、膩補之陋，試問與血沖腦經之旨何涉？頤謂可一言以蔽之曰：外感之風，其病以漸；內動之風，其病以暴。固不必堆砌此浪費筆墨之浮辭，徒惹人厭。而伯龍氏必援引及之者，則其胸中固猶有滋陰一說在也。究竟肝陽上冒，氣火升浮，雖非外邪，而來勢洶湧，固急則治標之不暇，又何可迂遠圖之，詡詡然自以為是曰吾將以滋水養陰為培本之計？竊恐黏膩填塞，其氣之不返而死者必多矣。
伯龍又曰：類中之證，平居飲食言動如常，忽然傾僕不省人事，有逾時而即醒者，有閱數時而漸省者，有一蹶不復，越二三日而絕者，有不及一日半日而絕者。如曰外來之風，則必由輕而重，何以一發即至昏僕？如曰風邪暴烈，猝然入臟，則昏僕者必百無一生，何以亦有能醒者？則以其為內風自動之病也。內風自動，何以忽發忽愈，則以其腎水不能養肝，木動生風，激痰上擾，是以動而升則昏僕，靜而降則清醒耳。於《素問》所謂氣血並走於上之大厥，於西醫所謂血沖腦氣筋，信而有徵。蓋肝風內動，氣血上衝於腦，擾其後腦，則昏不知人；擾其前腦，在一邊則為半身不遂、口眼喎斜，在兩邊則為全身癱瘓。此時惟有鎮攝其肝，使不妄動，則上升之血亦降，並滋其腎，則木得水涵，可不再動。（壽頤按：既宗《素問》氣血並走於上立說，則西人血沖腦經之理，固已明白曉暢。其所以有能自愈自醒者，即《素問》所謂氣返則生之說。質而言之，氣血上衝，其氣火不能自降，則大厥不復，輕者乍升乍降，則厥而能醒。說到肝陽，已是探源之論，更不必再論到腎水不能涵肝一層，反致愈推愈遠，不能切合題面。乃伯龍必以「木旺水衰」四字，扭作一團，糾結不解，遂以鎮肝、滋腎兩法，併為一氣，清濁不分，終是賢者之過。頤謂氣血並上之時，鎮攝肝陽，使不妄動，則氣火俱潛，而上升之血自降，最是治此證者無等等咒。然必須合之開泄滌痰，乃為無投不利。至於滋腎一法，則為培本之計，是善後之良圖，使已降之氣火不再萌動。理雖相因，法不並用，必須分作兩路，層累而進，庶無遺害。若伯龍之雙管齊下，流弊滋多，學者不可不察）即有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等症，亦可漸愈。若誤治遷延，則上升之血凝滯不降，因而腦經窒塞，即成偏枯癱瘓等症，而其重者，皆不可救矣。故治此證而誤認外邪，妄用風藥升散，或誤信氣虛之說，而妄用參、耆、朮、桂，〔批〕（參、術尚能增其壅塞，則二地、阿膠又當如何？）其上升之血，無不窒滯不降。且肝風得燥烈之品，適以助其煽鑠；氣火得補益之力，反以增其壅塞。（壽頤按：滋腎膩補，何獨不然）則輕證變重，遷延成廢，而重證遂速其斃，甚可傷也。
壽頤按：伯龍此節，是承上文而申言之，未嘗別有發明，然其言亦多精當，故並錄之，以口眼喎斜、半身不遂之症，而用藥惟主鎮肝熄風。若言中醫理法，殊覺迂遠不切，惟《素問》氣血並上之厥，實與西人血沖腦之說，互為發明，則喎斜不遂，無一非腦神經之病。鎮潛肝火而收攝其上僭之勢，使氣血不升，則腦神經之功用，自然立見恢復，而宣絡行氣、通經活血諸舊法，皆屬皮相，而不能切中肯綮。所以古人成方，分證淪治，非不言之成理，制之有法，而引用古方，竟無一效者，其弊亦正在此。今以鎮逆攝納為口眼肢節病之治法，雖似距離太遠，而神經得所，覆杯成功。此非神而明之、別有會心者，萬不能悟徹此中真理，豈庸耳俗目、拘牽舊說、墨守古書之流所能夢見？壽頤循此法守，獲效已多，然亦非病起之初，開手合度者不可。〔批〕（至理明言，皆從古未發明之精義，讀者不可不熟玩而深思之。）伯龍謂誤治遷延，上升之血滯凝不降，腦經窒塞，輕者即是偏枯癱廢，不能復起，而重者則氣血坌湧，一厥不返，尤為不磨之論。此是治醫學者，從古未能發明之奧義，後有學者，皆當虔爇心香，敬祝南豐之一瓣者也。
伯龍又曰：偏枯一症，昔人謂右屬氣虛，左屬血虛。喻西昌則謂左右者，陰陽之道路，豈可偏執？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從左引右，從右引左，其理甚明，可稱卓識。〔批〕（左氣右血本是浮詞，然嘉言雖能闢之，而引陰引陽仍是空話，今能證之以腦神經之作用，則凡古人理想之辭，自當淘汰淨盡。）（壽頤按：昔人偏枯不遂，在右屬氣，在左屬血之說，本是無聊之極思，妄作聰明，武斷鄉曲，直是醫界中最卑劣、最譾陋之思想，初不值識者一笑，而俗人以為此是金元大家所發明，往往筆端援引，自命宏通，一盲群盲。壽頤見之，輒作三日惡。嘉言以左右陰陽氣血貫注之理折之，未嘗不名正言順，此是喻氏之聰慧勝人處。但所論治法，仍是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一片空話，毫無實用。今有腦神經之說，從根本決斷，則此種舊說，亦不必談矣）余按：《通評虛實論》曰，凡病消癉，僕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此是明言肥甘為病，包藏痰飲濕熱、陰虛陽虛等候，〔批〕（既知包藏痰飲濕熱，則自當兼用化痰清熱，而膩滯之味，胡可遽投？）並未嘗中於風邪。蓋膏粱之變，嗜欲之傷，脾腎已虧，肝木暗肆，痰濕內蘊，風從之生。劉、李、丹溪及立齋、養葵、景岳諸家，皆從此悟入，所謂治病貴求其本，而偏枯猝僕，固皆以虛為本也。（壽頤按：《素問》謂僕擊偏枯，肥貴人為膏粱之疾，則痰濕壅塞，皆在不言之中，固未嘗以為中風也。然因濕痰而生內熱，因熱而動內風。痰也，熱也，皆是實證。河間主火，丹溪主痰，皆從痰熱壅塞實證一邊著想，均是切近病情。而東垣乃以籠統泛浮之氣虛二字立說，舍見症之痰熱壅塞於不問，乃茫茫渺渺，溯其無形之虛，全是空話。至薛、趙、景岳一流，果然拿定虛字，皆用滋補以治實痰實熱，其謬何如！〔批〕（孰虛孰實，分得如是清楚，則河間、丹溪與東垣、薛、趙、景岳之優劣自明。）不意伯龍既知是病之血菀於上，血氣並走於上，而猶誤信薛、趙、景岳之謬，最不可解）繆仲淳亦宗陰虛內熱主治，謂陰衰火熾，煎熬津液，成痰壅塞，氣道不通，熱極生風，猝然僵仆，即內虛暗風也。治法初用清熱順氣開痰，〔批〕（清熱順氣開痰，是古人治法之最精者。）次則培本，或養陰，或補陽，以二地、二冬、菊花、杞子、胡麻、桑葉、首烏、柏仁、蒺藜、花粉、參、耆、歸、芍、鹿茸、虎骨、霞天膏、竹瀝、桑瀝、人乳、童便等，出入互調，自成機杼。（壽頤按：仲淳以此類滋補藥味，為第二步培本之法，則必在既用清熱、順氣、開痰之後，其熱已清，其氣已順，其痰已開，神志清明，血不上菀，狂飈已息，波瀾不興，而後培植根基，滋養陰液，是為正法，而無流弊。然細繹所述諸味，猶有竹瀝、桑瀝、童便等開痰泄降之藥，則其時所治之證情，猶可想見其痰熱未盡，而其第一層「清熱、順氣、開痰」六字之中，必不容有二冬、二地等滋黏膩滯之質羼雜其間，以緩其清泄開痰之力，此仲淳之見，自有分量，賢於薛、趙、景岳遠矣。而伯龍竟以二地、阿膠作為入手要藥，則中薛、趙輩之毒也）〔批〕（據仲淳用竹瀝、童便於第二步培本之時，知此時尚須開痰泄降之藥，則第一步清熱、開痰、順氣法中，必不容入二冬、二地等膩滯藥味，已在不言之中。讀古人書，能於無字中尋得其意，方有味外之味。）至葉氏《指南》中風一門，大率宗此。又《名醫類案》有虛風一門，《指南》有肝風一門，皆不外內虛暗風之旨也。
壽頤按：此節以虛字為主，乃推本窮源之論。風陽內動，由於陰虛木旺，本無可疑，但病本是虛，而病標則實，氣火皆浮，血菀於上，入手治法，必不能兼顧其虛，則斷不當兼滋其陰。《素問》所謂肥貴人膏粱之疾，固指富貴家聲色酒醴，戕賊真元，肥甘痰濁，窒塞清竅。頤謂陰虛之人，脾運不健，正多痰濕滿中，雖非富貴，而已無一非膏粱之疾，則內風上煽之變，正其濁痰逆湧之機，縱明知其病本在虛，而凡屬補虛之藥，豈氣逆痰塞者所能任受？伯龍乃用二地於猝僕之初，豈非大誤？此節偏戀戀於立齋、養葵、景岳諸家，則其未達一間之原因，其誤亦正在此。嗟乎！立齋喜用六味地黃，自謂泛應輒當，而養葵《醫貫》、景岳《全書》導其流而揚其波，幾如洪水之氾濫於醫界，庸夫俗子，無不喜其簡便易行，且能迎合富貴家之嗜好，而此道之黑暗，遂致不可復問。〔批〕（以六味地黃為迎合富貴家嗜好，雖語近於刻，其實確有此理。此洄溪老人所以謂立齋為庸醫之尤也。而養葵之《醫貫》，更不足道矣。）伯龍賢者，尚復墮其術中而不悟，則俗學誤人，真是不淺。其引繆氏以清熱、順氣、開痰與培本之法，分作兩層，則無此弊矣。至葉氏治案之中風、肝風二門，多清熱開痰之正治，且有時亦知潛陽之法，固較薛、趙、景岳為優，但不能無滋膩之弊，又時時喜用河間之地黃飲子，杜撰「濁藥清投」四字，自謂不礙痰塞，須知藥既濁矣，何故而能清投？邪說欺人，最是魔道。究竟河間是方，非氣升痰壅者所可妄用。洄溪案小沈又高一條，頗堪細玩。葉用是方，仍是渾侖吞棗，皆犯黏膩之禁。惟徐洄溪批《指南》，謂眩暈用清火養肝，固為正治，但陽氣上升，至於身體不能自主，此非浮火之比，古人必用金石鎮墜之品。〔批〕（洄溪獨提「金石鎮墜」四字，最是此證之無等等咒，非熟於《千金》、《外臺》者，不能知此秘奧。）其說與血沖腦經宜用鎮攝者，暗暗符合，此洄溪之高人一等處也。
第十一節 論張伯龍之所謂陽虛類中
伯龍又曰：北人類中多陽虛證，南人類中多陰虛證。陰虛之證治，已詳言之，而陽虛類中之治法，宜遵東垣之補中益氣及六君等為主，而順氣開痰佐之。〔批〕（順氣開痰」四字，是治氣火上升者必不可緩之要訣，伯龍論中，僅僅於此節一見，終嫌漏略。）前人治法頗詳，茲不復贅。昌邑黃坤載主以水寒土濕、木鬱生風。左半偏枯者，主桂枝烏苓湯；右半偏枯者，主黃耆姜苓湯。余曾治北方數人，初病即進此方，嗣以補中益氣收功。大忌風藥，而參必用真人參方效，高麗參、黨參皆無濟。
壽頤按：內風之動，皆由於肝木之旺，木火生風，是其常態，此固伯龍之所謂陰虛類中也。若陽虛而亦為類中，其道何由，殊難索解。蓋陽氣既虛，是為虛寒之候。既屬虛寒，則內風又何自而生？若曰真陽式微，而猝為外來之寒風所乘，則仍是漢唐之所謂中風。古人散邪溫中之方甚多，正為此證而設。然在伯龍之意，則固以彼為真中風也。且謂陽虛類中之治法，宜用補中益氣及六君為主，以順氣開痰為佐，則其證必非外來之風，而猶是內動之風。但風從內動，固無一非氣血並走於上之證，是為陽盛上僭。若曰陽虛下陷，而亦動內風，則其理安在？豈不與氣血上菀之原理大相刺謬？〔批〕（伯龍此節，別開一局，與血沖腦經本旨大相刺謬，本不可解，似此層層辨難，說理俱極圓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而其說必不可通。此壽頤之再四推敲，而終不能悟到類中之病，何以而有需於東垣補中益氣之法，並不能悟到補中益氣之方，何故而能治類中之病者也。且即以伯龍之言繹之，既曰以補中益氣為主，則必是清陽下陷之證，所以宜於參、耆、升、柴之升清。而又曰以順氣開痰佐之，則又明是氣升痰升之候，所以氣宜順而痰宜開，既欲其升，又欲其降，一主一佐，南其轅而北其轍，更是可駭。上下二千年，何得有如此之病理醫理？況乎內風暴動，多有氣急上奔，痰涎壅塞者，「順氣開痰」四字，固是治類中者必不可少之要義，乃伯龍於上文陰虛類中之證治，反復辨論，推闡極詳，而獨無降氣化痰一著，頤已視為缺典，再三糾正，不憚辭煩，至此條而補出此法，洵是要訣，何乃反與升提之藥並轡而馳？古人之混沌湯，當不若是，而乃謂古人治法頗詳，則不知其所指者，果是何法？若謂是漢唐續命之法，則古人為外風而設，伯龍早知其非內風類中之治。若謂是東垣所論氣虛之法，則伯龍又知參、耆、術之不可誤用。若謂是王清任黃耆四兩之法，則本從「氣虛」兩字，附會杜撰，豈足為法？而又引昌邑黃氏，以水寒土濕、木鬱生風立說，則黃氏一生，絕大學問，無病不用溫燥，「水寒土濕」四字，在黃氏書中，不啻千百，烏、附、薑、辛之藥，固坤載所俯拾即是者，所謂扶陽抑陰雲云，直是獨一無二之奇癖，不復可以醫理相詰責者，此公之言，何可為據！且伯龍於上節，能知古人論偏枯一症，分右氣左血之非，而於此又用坤載左右分治之說，出爾反爾，更是可疑。乃謂曾治北方數人，初病即進此方，而以補中益氣收功。今閱《雪雅堂醫案》兩卷，又未見有此方案，真是空談欺人，愚不敢信。或謂脾腎極虛而動內風之證，固亦有之，則土敗水竭，臟氣欲絕，肝失所生之母，木無附麗之土，亦必淬然暴動，震掉牽掣，不旋踵而痙厥隨之，此為絕證之肝風，一蹶而多不可救者。如小兒久瀉之有慢脾風，及久病易簧時每有抽搐震掉之變，則決非一派溫燥及補中益氣一方所能希冀於百一者，其非伯龍意中之所謂陽虛類中又可知。此外又有真陰告匱，而龍雷之浮焰飛越上升，亦令神志昏迷、手痙頭搖、筋掣目反，而即有面青脈伏、汗冷肢清、痰聲曳鋸之脫證者，此如電光石火，一閃即滅，亦可謂之陽虛類中，法宜戀陰固脫，合之潛降大隊，甚者又必參、附大劑，庶可挽救百中一二。此如上文頤之所謂戀陰回陽、潛鎮降逆之治，確是陽虛類中之一法，而亦非伯龍所謂補中益氣之證。總之見證治證，為陰為陽，宜升宜降，必當隨病論治，自有一定不易之權衡，必不能以其北人南人而先設成見。伯龍必以南多陰虛，北多陽虛立論，已覺膠柱鼓瑟，似非通人之議。〔批〕（膠執南北以論病情，終是刻舟術劍之故智。要知西學之所謂血沖腦者，本是全球皆有之病，非專為吾南人而言。）而又謂陽虛之治，必用真人參，若高麗參、黨參，則皆無濟。頤謂高麗參稟東方陽氣，其性微溫；遼參稟北方陰氣，其性微寒。《本草經》與《名醫別錄》，人參氣味，有微寒、微溫之不同者，即是遼參、高麗參之別。（人參氣味，或寒或溫，古今說解，殆如聚訟，頤如此分說，雖是創論，然實有至理，並非強作解事，姑為騎牆之說，以代兩造解紛。說詳拙編《本草正義》若治陰虛有火，固以遼參為宜；若治陽虛有寒，當以麗參為合。何以伯龍於陽虛之病反謂麗參無濟？此皆頤之所不敢附和同聲者，不容不辨。蓋此節理論，與上文發明血沖腦經之病，全不可通，且大是枘鑿不入。既知是病之由於氣血上菀，則此節必無印合之理由，不知伯龍氏何見而發此反常之論，真不可解。
第十二節 論今人竟以昏瞀猝僕為腦病之不妥
邇來西醫學說，日以洋溢，內風昏瞀之病，屬於腦經，已無疑義。即素習中醫而兼有新智慧者，亦莫不以西學家腦病之說為是。然須知此病發現之時，腦是受病之部位，而非釀病之本源。病源惟何？則肝陽不靖，木盛生風，激其氣血，上衝犯腦，而震攏腦之神經耳。故謂是病為血沖腦經則可，而直以是病為腦病則不可。近人醉心歐化，喜用新學名詞，徑稱此病為腦病者，實繁有徒。〔批〕（分出受病之部、釀病之源二層，則可知此是腦受激刺之病，尚非腦之自病，所以猶可治愈。則譯書之名為血沖腦經，頗能說出病之來源。而近人徑稱之為腦失血、腦溢血及腦血管破裂者，已失病理之真矣。）壬子年商務書館之《東方雜誌》第九卷第八冊，有袁桂生君《醫學正名議》一篇。（袁君名焯，江都人）謂醫學名詞當合訓詁之理，又謂中醫書之病名，其不合於今日之學理者，亦當改易，意在統一醫界之知識。所見甚大，頤極佩之。惟袁謂中風當易作腦病，又謂葉天士書中有肝陽、肝風等名，皆由當時不知有腦經之理，誤認腦病為肝病云云。其說極新，治西學家見之，當無不引為知已。然試思是病所以發生之緣由，殊覺僅知其為腦病者，仍是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非果能貫徹此病之真情者也。蓋當昏瞀猝僕之時，其病在腦，固是確而有據，然其所以致此昏瞀而猝僕者，非其腦經之本有是病也。伯龍氏所謂木火內動，肝風上揚，以致氣血並走於上，沖激其前後腦經者，最是至理名言，不可復易。所以潛陽鎮攝、平肝熄風之法，專治其氣火之上升而具有捷效，則此病之來源去委，信而有徵，固不得厭故喜新，竟謂前人認作肝病之誤。［批〕（此病惟治肝始能有效，而猶有以舊說肝病為誤認者，得毋顛倒黑白？蓋腦病是標，肝病是本。西國學者止知腦病，所以治此亦鮮捷效。）且諸風掉眩，皆屬於肝，及厥陰風木發為掉眩巔疾、目瞑耳聾諸說，皆出《素問》。則肝陽、肝風之為病，雖《素問》尚未直書是名，而自古以來，有此病情病理，固久為通國醫家所公認。前人書中，亦甚多此等名稱，又何得一概抹煞，強誣葉氏之誤，〔批〕（引據經文，更是確證，則袁氏此說，一似全未知中醫理法者，終是醉心歐化之誤。）壽頤前謂近人譯書，直稱此病為腦失血、腦溢血及腦血管破裂者，皆僅據解剖家發現之腦中死血而言，不若舊譯「血沖腦經」四字，尚能說出發病之淵源。若更以泛泛不切之「腦病」二字，認為真臟已得，而不復顧及肝火生風，上衝激腦之理，則尤令後學昧於病情。是欲正其名，而適使名之不正，甚非袁君正名之本旨。抑且人之腦髓，最為貴重，不容有病，病則必無易治之理。此血沖腦經之病，幸是氣血上升，激動為患，尚是波及之病，而非腦之自病，所以速治尚能有效，以其乍受震動，猶未大損，苟得氣火一平，即可恢復舊狀。而遷延失治，則神經功用，必難如常，所以日久之癱瘓偏枯、神志迷惘者，皆無復起之望，豈非腦經既傷，必不可治之明證？今乃欲定其名曰腦病，而竟廢棄舊時肝火、肝風之說，將使後之學者，不復知有氣火之上升，勢必並此一線可治之生機而置之不問，則必致患此病者百無一愈，寧不可痛？頤謂但能以新學說之「血沖腦經」四字，參合觀之，而病機更明瞭。若果離乎中醫舊學，則血何因而上衝，腦何因而致病，治彼之學者，既未聞其有切實之發明，又未聞其有簡捷之治驗，則何如守吾故步，尚有實效之為愈乎！蓋處此新舊競爭時代，固當採取新學說之實在發明，藉以輔吾舊學之不逮；必不能徒騖名詞之新穎，而竟以鄙夷舊學之精神。〔批〕（一再申明，此非腦之本有是病，所以可治。則新學家僅知為「腦病」二字者，寧非大誤？更說到不用中醫肝陽、肝風之說，則血之何以而上衝，腦之何以而致病？治新學者且不能明其理由，則今日之有此發明，賴有古人之「肝陽、肝風」四字。奈何是非倒置，清濁混淆，至於斯極。近來歐風東漸，少年氣盛者往往粗得新學皮毛，而即鄙棄國粹，視為無用者，讀此當知自反。）雖中醫之中風、類中等名，以訓詁之學理言之，誠有未盡穩愜者。然內風之動，病本於肝，則懸之國門，必不能增損一字。肝陽肝風，確鑿不移，何嘗有誤？不意袁君竟欲以腦病易之，亦徒見其新奇可喜，而不暇為此病細心揣摩，求其原理，則未免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不過為新學說樹一標幟，究竟於病情治療，非徒無益，抑且弊不可言。壽頤不敏，竊願為吾黨正告之。
第十三節 論時病雜病亦最多氣血沖腦之證
氣血上衝，激動腦神經，而為譫妄昏迷、瘛瘲抽搐，不僅猝然暴病之類中為然也。時病之陽明熱盛，或為昏憒譫言、痙厥屍寢，或為踰垣上屋、罵詈笑啼，在葉氏謂之逆傳心包，止有涼潤甘寒，大鑄六州之錯。至近賢陸九芝封翁，乃推闡仲師舊論，注重陽明，而歸功於白虎、承氣，生死肉骨，厥功甚偉。〔批〕（觸類旁通，此等見症，隨在多有，古今人皆未知是腦神經病，一朝揭破，益人智慧不少，當為普天下病家距躍三百。）陸謂胃熱神昏，治驗彰彰，誠無疑義，但《世補齋》文說明胃熱而致神昏之理，似尚猶未盡透徹。頤竊謂痰熱窒塞，地道不通，有升無降，是亦經文之所謂氣上不下，為厥巔疾，實即氣血沖腦之證。苟得大便暢行，痰熱開泄，氣火即隨之而下降，所以神識即能恢復，瘛瘲亦能安定，又是氣返則生之明證。此以中下實熱蘊結，致令氣血上升，雖與陰不涵陽、上實下虛之猝為昏瞀者證情不同，而同為氣火之上衝，則彼此若合符節。又有熱甚傷陰，津液告匱，以致虛陽上浮，激動神經者，亦有痙厥昏憒之變，則脈必無神，色亦不澤，舌必光紅殷紫，此則宜於甘寒涼潤，以救津液者，與承氣證相去天淵。而淺者不知，一見昏迷，不問脈症，不辨舌苔，止知增液清宮，苟是陽明實證，適以助其窒塞，敗不旋踵。此皆葉氏、吳氏三焦分條，以心熱居先之貽禍也。若夫雜病變遷，俱有昏迷譫妄、瘛瘲痙厥等症，則亦無非痰壅火升及實熱窒塞，或津液耗傷之三層，見症同而淵源絕不相同。斯辨證處方，大有涇渭之判。由此可知，氣血上菀，其證甚多，而二千年來，談醫之士，皆所未知。今者伯龍倡之於前，頤為之引申於後，雖臨證之時，用藥各有攸當，必不可執一不通，而其病理，莫不同符合轍。竊願好學深思之士，於此類似之證，一一細研究之。
第十四節 論陰寒之氣上衝，亦能激動腦神經而失知覺、運動，發為昏厥、暴僕、痙直、瘛瘲等症
血菀於上，使人薄厥，胥有陽焰之上升。以古證今，一以貫之，毫無疑義。即在陰虛液耗之時，亦是孤陽無依，陡然飛越，此皆西學家之所謂血沖腦也。然又有一種昏厥之證，面色唇舌，猝然淡白如紙，病者止知眼光昏黯，或覺唇舌微麻，肢體無力，而即傾僕無知，其脈或細或伏，四末亦必清冷，輕者少時自醒，甚者亦為痙直瘛瘲。此其脈症，純是陽虛見象，斷不能與陽焰上升、迫血入腦者一例論治。惟其陡然昏憒，知覺、運動頃刻皆泯，苟非腦經為病，何以迅速至此？西醫之學，謂是腦中無血之故，名之曰腦貧血，其治法則用興奮提神之劑，如勃蘭地酒之類，所以振動其血液，提挈其氣機，厥可回而脈可復。且謂是證與血沖腦者，一升一降，兩相對峙，必不可誤作一例論治。然其昏憒譫迷、痙厥抽搐之腦神經症，則固彼此一轍。頤初不解，其既無陽升，何故而亦能沖激及腦之理。尋繹西醫命名之義，蓋謂血液循行，不達於腦，所以陡然無覺。苟其人而脈伏不出，則血之不行，未為不確。然亦是全體之不行，豈僅僅腦之一部？且亦有脈不伏而痙厥者，又將何說以處之？豈果有脈行不停，而獨不上於頭腦之理？以此知腦貧血之名稱，恐於病情未必確當。頤竊以兒科慢脾風證反復尋思，而知其陰寒之氣上衝入腦，激動神經，有以致此也。蓋慢脾風之由於脾腎虛寒，脈症病情，皆無疑義。顧其所以痙直戴眼、抽掣瘛瘲者，古今說解，多謂寒在太陽，所以發痙，肝風猝動，所以抽掣，不知因寒而竟能動風，已無此病理可說，而比附於太陽寒水之經，仍是想像得之，無可佐證。其實此腦經為病，無非陰寒之氣上溢使然，所以溫養一投，有如旭日當空，群陰退舍，腦不受激，頃刻復常。此固病理之確有可憑，而治驗之鑿鑿可據者。〔批〕（此證現狀，頗與血沖腦經不異，惟脈理病由，適得其反，必不可仍謂之氣血上攻。乃以慢脾風之虛寒證互為印證，則寒氣上衝確乎不易，此又二千年來之醫家所不能知而不能言者。如此發明，豈獨前無古人？直恐後有來者亦未易尋蹤學步。）彼西醫之治腦貧血者，亦無非溫劑以勝陰霾之氣耳。伯龍氏之所謂陽虛類中，蓋亦指此種證情言之。然溫補則可，升提則不可。西醫之所謂興奮劑、提神劑，不過溫通流動性質，決不可與中藥之升麻、柴胡等量齊觀。但似此之神經為病，誠非上文潛鎮抑肝之法可以幸中。王孟英謂：凡勘一證，有正面，必有反面。壽頤廿年治驗，臨證漸多，始悟王氏此說，最是閱歷有得。醫家能以所見之症，一一與古人舊說細心對勘，則同中之異，大可尋思，頗覺此中自有真趣。即此肝陽上激之腦神經病，而竟有一種冰炭相反之陰寒者，同見一症，如其心粗氣浮，奚能悟徹此中至理？然試靜心思之，則仍是應有之實在病理，亦不得謂之怪不可識。惟其見症同而理由不同，則臨床療治之時，又豈可膠執成方、牢守板法？後之學者，果能於此大同小異之中，推敲其異苔同嶺之旨，則庶乎四千餘年之國粹，必有從此而愈闡愈明者，中醫二字，又何患乎恆為新學家垢病耶！
中風斠詮卷之一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