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医对高血压病的一般认识
一般在临床上所看到的绝大多数是些原因不明的原发性高血压病。故本文内容即以讨论原发性高血压为主要对象。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机能性神经性高血压，亦即普通的高血压病的早期，过去被称为特发性高血压。它的临床特征，并非由心脏、血管、内分泌系统和肾脏等所引起，而是局部的——个别器官及全身的循环调节障碍。此病通常可能全无症状，往往因进行体格检查时方才发现，有些患者诉述头痛、失眠、疲劳、精神不能专注、记忆减退等不明确症状。在中医方面，却把这些症状当做临床的重要依据。这种症状的观察，不仅中医在诊断上重视，西医也很重视。中医临床上常把一些精神紧张的表现作为高血压的症状，但大都停留在感性阶段。然而，我们在临床上没有广泛应用动脉压测量法以前，谁也不能有所区别这种特异的疾病——高血压。动脉压测量法的发明，仅是近百年事情，我们要从两千年的中医文献里寻找比较符合的治疗方药，毫无疑问，不能忽视这些实践中得到的认识。也就是说：要在中医原有基础上发掘，便不能离开经验，离开了它，便会造成盲目的侥幸试验，是不对的。
二、中医治疗高血压病的依据
中医既然没有高血压病这名词，无从援引前人学说解释，究竟凭哪些理论来诊断和治疗呢？首先应予指出的，目前国外用中药杜仲、夏枯草、黄芩、茺蔚子、桑寄生等治疗高血压病收到良好效果，也引起我国医药界的重视。国内药学专家不断地研究国产药物，认为当归、槐花、川芎、钩藤、地龙等也有降低血压作用，这些经过科学分析并通过动物试验或病例统计，自有可靠的价值，中医本来了解那些药物的性质和效用，因而从认识到的同一类型的药物又发展增添了龙胆草、天麻、豨莶草、黄连、牛膝、藁本、蚕豆花、白芍、决明子、臭梧桐……再将合乎理想的成方，如龙胆泻肝汤、二至丸、钩藤散、当归龙荟丸、磁珠丸、黄连上清丸等笼统搜集起来，应用于高血压病。
上述方药，大都是镇静和镇痛的，对中枢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方面，可能起着抑制血管运动中枢和扩张周围血管的作用。在中医说来大都是平肝降火药，前人常用于头痛、头晕、耳鸣、失眠、心悸、面红、脉弦、小便频数和四肢麻木等症。很明显，这些症状与原发性高血压病多相符合。但中医肝病的范围很广，除一部分是肝脏器官实质病变外，这里所说的肝病是指肝火、肝阳一类的证候群。风和阳的意义，即指证候的性质、部位和动态，多由性情急躁或情绪激动为其主因。因为《内经》上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将军与谋虑即性情急躁和情绪激动的互词，因而把它纳入肝脏范围之内了。这样的术语，应用到实践中去，似乎比较抽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血管运动中枢过度兴奋，以致小动脉痉挛来解释，或用大脑皮层神经失调来解释，这样形成的高血压是功能性的，当小动脉痉挛得以解除或神经系统得到调整和休息，血压就会恢复正常。那么，中医肝病里面，可能包涵着部分高血压病，但如果把高血压病全当做肝火和肝阳那是有问题的。
三、关键在于高血压病的后果
高血压病过程中，有的出现心脏衰竭，有的出现脑循环障碍或肾脏病变，其中，最为严重的，便是脑循环障碍，除了暂时性外，严重的可引起脑溢血。脑溢血似中医文献上的中风证，已为多数医家所承认，所以从中风的理论来发掘高血压病的中医疗法，就比较接近问题的根本。前人对中风证的学说纷繁，主要以感受风邪而起者为真中风；不因风邪发病而类似中风者为类中风。但类中风与真中风在意义上仍有些混淆，后人又有直截了当地称做非风，说明不是风邪致病。非风的名词，起自张景岳，张景岳根据刘河间、李东垣之说而来。刘河间说：“非外中之风。”李东垣也说：“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张景岳就把它肯定为非风，这对诊断和治疗上确具一定的贡献。虽然也有人指斥为好奇杜撰，但我认为是进步的。尤其中医对高血压病的研究，应从后果来探索其因素，实为最恰当的材料。必须说明，我们要发掘前人经验，不能单凭理论而不结合实际。中医在临床上有一定的辨证方法，这种方法是根据证候、追究病因、观察病变、明白转机，然后处方下药，故一般认为中医治疗是对症疗法，实在是原因疗法，不仅顾到现实，还要考虑到病势的发展。倘然对高血压病能够按辨证和治疗法则去处理，定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爰将景岳全书里非风的叙述，再择要节录如下：①中风证多见卒倒，卒倒多由昏愦，本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原非外感风寒所致，而古今相传都以“中风”名之，其误甚矣。故余欲去“中风”二字而拟名“类风”，然类风仍属风，仍与风字相近，恐后人不解、模糊。故单用河间、东垣之意，竟以“非风”名之。似乎使人易晓而知其本非风证。②无邪者，即“非风”衰败之属。本无痛苦寒热而肢节忽废，精神言语倏尔变常也。③凡此“非风”等证，其病为强直、掉眩之类，皆肝邪风木之化也。④肥人多有非风之证。
分析景岳的意见：首先中风不尽由于感受外风，不能混为一谈；其次，类风已有中风的症状，又当别论；只有类风以前的一节，却值得考虑。这一节毫无疑问，是我们研究高血压病的对象了。虽然景岳也主张“肝邪风木”之说，但包括肾亏阴虚等，比单纯地研究肝火和肝阳之途径显然有别。
四、前人临床经验的一斑
怎样从本质上认识高血压病，怎样掌握原有的辨证和用药法则，是中医治疗高血压的重要环节。单靠新发现的药效来应用于临床，不免是浅表的，也是近乎机械性的。少数中医为了不习惯使用单味药，又把新药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复方，按理说同样是治疗一种病的药物。然而新药的药理，有的用来扩张周围血管使血压下降；有的麻痹中枢神经而使血压下降；有的降压作用系抑制血管运动中枢和兴奋迷走神经的结果，其疗效及作用各不相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医方剂的组成，向来有君臣佐使的说法，离开了这一规律，便会发生有药无方之弊；再者降血压的新药大都是苦寒一类，在中医说来是否能多用、久用，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但要寻找中医治疗高血压病的资料作为标准，并不简易。清代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是一部临床实录，他在中风后而叙列的肝风多半是中风的前期证（即高血压病），似可采作研究高血压的对象。《临症指南医案·肝风门》共载37个病例，其中除温热病传变之外，属于内风的有22例，统计如下，详见表2-1、2-2。
表2-1 肝风22例症状的统计
其他症状：头胀、头痛、面赤、目珠痛、心中热、肤痒、牙关闭、肩背痛、腰膝酸软、口糜、呵欠、微呛等，均仅一次。
表2-2 肝风22例用药的统计
其他，仅用一次者有：白蒺藜、天麻、花粉、地骨皮、竹叶、丹参、牛膝、鳖甲、淡菜、旱莲、桑枝、胡麻、柏子仁、郁金、胆星、黄芪、桂圆、煨姜、青盐等。
此外，采用丸剂只有一次者，有枕中丹和龙荟丸。
《临证指南医案》里指出了不少治疗法：
息风、缓肝、清热、滋肾、养肝、和阳、润血、潜阳、镇静、辛泄、益气、安胃等。从总的来说，可分为三法：
随证加减法——益气、安胃等。
这些治法，只要检查上面两表所列症状和用药次数，加以对照，是非常符合的。
五、有待商定的处方问题
如上所述，今人对高血压病的诊断和治法，与前人非风和肝风的看法没有多大距离。最大的区别是今人赏用苦寒药而前人善用滋养药，今人或用刚烈药而前人必用柔静药。依照中医学说，苦寒药用于泻肝火（指一部分作用），但肝火所以旺盛是由于肾阴不足，因有“水不涵木”的术语，那么专泻其火而不滋其阴，无异舍本逐末；至于刚烈药的气味大都是辛燥的，辛燥的药物，不但会鼓动肝风，还能劫夺阴液，阴伤则风愈旺，犹如火上添油。故《临证指南医案》的总结是：“肝风之害，非攻消温补能治。”《景岳全书》说得愈加详细：“凡风证未有不因表里俱虚而病者也。非风有火感而病者即阳证也，火甚者宜专治其火，火微者宜兼补其阴。凡治火之法，但使火去六七，即当调治其本。然阳胜者阴必病，故治热必从血分，故甚者用苦寒，微者用甘凉，欲其从乎阴也。”
如果中医认为高血压病是一个风火的现象，想用苦寒或刚烈药来消除其症状，与过去西医专用抑制交感神经和扩张血管来治疗，没有什么异样。可以肯定说，只是应付一时的疗法，绝不是主要的疗法。中医向来重视“求因”和“治本”，既然认识到高血压病的主要原因是精神过度紧张，长久而强烈的激动，以及强烈的精神创伤等引起的一群症状，又都属于肝肾的范围，肾和肝又有如母子亲切的关系，那么滋肾养肝可能是合乎理想的一种基本疗法了。
因此，就我们的临床经脸和参考一般处理方法，拟订了两个方剂：
1.白芍6g，杭菊花6g，钩藤9g，白蒺藜9g，枣仁9g，牡蛎15g。
适用于原发性高血压病初期，有头痛、头晕、失眠、耳鸣、心悸、疲乏等神经功能障碍症状。
2.大生地12g，龟板15g，山萸肉4.5g，女贞子9g，麦冬6g，川石斛9g。
适用于服第一方后症状改善，加以巩固；或初期本无神经官能症状者。
同时，我们不放弃清热、潜阳的治标法，潜阳法已采纳在上面方内，清热的许多药物中也选择了一种作为辅助疗法。
单味药：黄芩，酒浸12小时，晒干磨粉，每次0.9g，日3次，开水或茶送服。
为什么专取黄芩呢？原因是在中医文献较有根据，《本草纲目》引东垣《兰室秘藏》小清空膏说：“小清空膏用片黄芩酒浸透晒干为末，每服一钱，茶酒任下，治少阳头痛，亦治太阳头痛，不拘偏正。”东垣所说的片芩即宿芩，是黄芩的老根，中空、外黄、内黑，也叫枯芩，与新根形细内实的子芩，也称条芩有所不同，这在应用时要注意规格，因为其功用不完全一样。
治疗高血压病，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仅仅两个复方和一个单味药所能解决问题的。我们的意见，也可说是中医共同的传统习惯，必须随症加减，才能应付裕如。加减的方法，中医师们最为擅长，不再噜嗦，主要是方剂的目标不要改变，增加的药品不要太多，造成喧宾夺主的现象，影响到将来的疗效总结。
最后，中医是讲科学的，对于高血压的病人应有耐性，患者本身对于日常生活中情绪波动，饭食宜禁也应配合进行，这些都是必需和必要的条件。
六、结论
我认为从中医原有基础上去发掘治疗高血压病的经验，比自己去摸索经验，要容易而且可靠，现把肤浅的认识提出来，虚心希望中西医同道们加以批评。
另外，国外一些学者曾经提出高血压病的四个原则，对我们也有启发：①基本性：应以精神、神经因素为基本去研究，这正是中医所说的“治本、治因”。②个别性：病人中有不同的神经类型。中医常有“因人制宜”及药物、剂量的加减，不同方剂的选择等。③广泛性：宜合理地、综合地运用各种药物及方法。中医也有针灸、按摩、内服外用药物、治标治本的多种方法。④系统性：应有长远的全面的医疗计划。中医说既要有总的治疗原则，又要有随症加减，能善始更善终。
以上这些，无疑地说明，在中医的理论中早已存在一些与此相类似的观点，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
［秦伯未.中医杂志，195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