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垒元戎》原成书于1231年，完稿于1237年，为元代著名医家王好古所撰，凡12卷。是书以十二经为纲，首述伤寒，附以杂病。学术渊源以张仲景为本，参酌补充张元素、李东垣等法。选方则多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并附有自订的验方。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载，该书现存多种版本，归纳起来有12卷本和1卷本两类。经我们调研考证，认为12卷本系全本，为王好古所撰，而1卷本则仅摘录其要义，并非全文，为元代杜思敬所编辑，最早收入于《济生拔萃》。后《东垣十书》（丛书，收选李东垣等宋、金、元医家著作十种）明嘉靖八年（1529）辽藩朱宠瀼梅南书屋刻本在第三版时，在原收录《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脉诀》《局方发挥》《格致余论》《此事难知》《汤液本草》《医经溯洄集》《外科精义》等7种医著的基础上，又增附了《医垒元戎》《斑论萃英》二种，其中的《医垒元戎》亦为杜思敬所辑的1卷本。兹将这两类版本具体情况情况介绍如下：
1.12卷本
《医垒元戎》12卷本最早刊于何时，现已无法考证，但不会早于蒙古太宗九年（1237），目前国内现存的最早版本为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余姚顾遂刻本，12卷共8册，11行20字，单鱼白口，四周单边，现藏于山西省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信息中心、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次为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魏尚纯刻本，12卷共8册，10行20字，单鱼白口，双框，21.2cm×14.6cm。其中序有1页，卷1~2有78页，卷3~4有65页，卷5~6有86页，卷7~8有75页，卷9~10有113页，卷11~12有105页。现藏于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再有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屠本俊刻本，与魏尚纯刻本相同，12卷共8册，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后清乾隆年间刻《四库全书》时即以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屠本俊刻本为底本翻刻的，故两者基本相同。
1986年中医古籍出版社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全套97种，其中包括《医垒元戎》。日本弘化二年（1845）保生堂书塾有《医垒元戎》活字刻本，12卷共8册，11行20字，单鱼白口，四周单边，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图书馆。
2.1卷本
1卷本最早刊于元延祐二年（1315），仅摘录其要义，并非全文，为元代杜思敬所辑录。杜思敬（1235—1320），元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字享亮，又字散夫，号醉仙，晚号宝善老人，沁州长官杜丰第三子，侍忽必烈于藩府，为许衡弟子。由平阳道同知累迁治书侍御史、安西汴梁路总管、侍御史。至元二十八年（1291）任中书参知政事，大德十年（1306）任中书左丞。武宗即位，辞官家居，于延祐二年（1315）节录类编，辑成医书十九种，题曰“济生拔粹”（又作“济生拔粹方”）。延祐七年卒，年八十六，谥文定。关于《济生拔粹》的刊刻年代，一些文献工具书中记有此书的“元至大元年（1308）本”，其实至大元年，杜氏刚刚辞官回家，着手研读有关医书，尚未开始编书，岂能有《济生拔粹》一书刊行于世？其刊行年代应为延祐二年（1315）。杜思敬编辑《医垒元戎》时做了大量的删减，从12卷本压缩为1卷本，例如太阳证，王好古原立“王朝奉桂枝白虎问答、桂枝例、肺痿之源、仲景麻黄汤例、芎辛例、风论、活人葱白例、海藏五积论、痓湿暍三证、王朝奉刚柔二痓三药、海藏痓湿暍别法、活人发斑诸药、王朝奉斑论、王朝奉议论并方、芍药甘草例、东垣先生芍药甘草例、桂苓例、神术汤拾遗、单黄连加减例”等，而杜氏仅节录其中的金匮黄芪建中汤、大建中汤、易简杏子汤、大补十全散、易简胃风汤、海藏五饮汤等十五首方，这是由于杜氏编辑《济生拔粹》一书摘要辑录了金元时期多种医学著作，如《针经节要》《洁古云岐针法》《针经摘英》《云岐子脉法》《洁古珍珠囊》《医学发明》《脾胃论》《洁古家珍》《此事难知》《医垒元戎》《阴证略例》《伤寒保命集类要》《斑论萃英》《保婴集》《兰室秘藏》《活法圆机》《卫生宝鉴》《杂方》等，而《医垒元戎》仅是其中之一，为避免整本书的内容重复，故他对其做了一些删减工作。如阳证中的“桂枝一十四方、麻黄五方在后《保命集》内”而不复重录。值得一提的是，杜氏编辑时，并非单纯节录原文，他在篇后或方后多穿插自己的评说，如“太阳证”中“不可汗不可吐不可下”篇后，王好古原文：“前人说不可汗下吐三法，多在经后，读者往往遗之。此用药之大禁，必不可犯，今列之篇首，使人易见尔。”杜氏评说：“不可汗下吐三法，厉害非轻，前人多列经后。大抵医之失只在先药，药之错则变生。若汗下不差，则永无亡阳、生黄、蓄血、结胸、痞气及下痢洞泄、胁热、痢、痉、急劳等证生矣。其如此，故录大禁忌于前，使医者当疾之初不犯也。”海藏五饮汤，原文：“海藏云五饮虽胸膈、心下、胁间、膀胱、胃中、大小肠，脏腑不同，俱在身以前，故入阳明例。”杜氏评说：“海藏五饮汤，一留饮心下，二癖饮胁下，三痰饮胃中，四溢饮膈上，五流饮肠间，凡此五饮，酒后伤寒饮冷过多，故有此疾。”《医垒元戎》引洁古等他人论述时，有时语焉不详，杜氏能依据原著进行补入，如四物汤例下补入诸六合汤十余方。另外，杜氏在书末还附录千金种子法、搐鼻香二法。由于杜氏编《济生拔粹》时已年逾八十，“目力心思不逮前日”，故在引用中也经常出现缺漏之处，如“太阳证”中“不可汗不可吐不可下”篇，“阳已虚，尺中脉弱涩，复不可下之，宜小柴胡汤”原文中缺少“脉”字。“少阴病，膈上寒，干呕，不可吐，宜小半夏加橘皮汤、温中丸”原文中缺少“病”字。“脉浮大应发汗，宜柴胡桂枝汤，而反下之，为大逆”原文中缺少“而反下之，为大逆”一句等。《济生拔粹》元延祐二年（1315）刊本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残本，存1~6、11~19种），1938年上海涵芬楼曾据元刊影印，1册19页，12行25字，双鱼黑口单边，16.8cm×10.7cm，现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等多处。以后明·辽藩朱宠瀼梅南书屋于嘉靖八年（1529）刊刻《东垣十书》也收录了杜氏所辑的《医垒元戎》1卷本，与《斑论萃英》合为1册，10行17字，黑双鱼白口，无直格，双边，19.5cm×15cm，现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等多处。需要指出的是，《东垣十书》明·辽藩朱宠瀼梅南书屋刻本在第一、二版时均未收录《医垒元戎》，在第三版时才收录，同时还收录了王好古的另一本著作《斑论萃英》。《东垣十书》明嘉靖十七年（1538）詹氏进贤堂刻本（藏于黑龙江省图书馆）经我们考查，并没有收载《医垒元戎》。明·王肯堂、吴勉学辑《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时，也收录了杜氏所辑的《医垒元戎》1卷本，现存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刻本，与《医经溯洄集》《斑论萃英》合为1册，未见序，目录2页，正文42页，10行20字，单鱼白口，双边，19.9cm×13.7cm，现存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市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清光绪七年（1881）陈璞编《医学十书十二种》也收录了杜氏所辑、吴氏所校的《医垒元戎》1卷本，因此，《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所记载的“清刻本”，经我们考查，多系其中的一册，因前后内容遗失所致。此外，《陈修园医书四十八种》《陈修园医书五十种》《陈修园医书六十种》《陈修园医书七十种》《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均收录了杜氏所辑、吴氏所校《医垒元戎》1卷本，在民国时期有多种石印本，如上海文盛书局等。
本次整理研究，以日本弘化二年（1845）保生堂书塾活字本（以下简称弘化本）为底本，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魏尚纯刻本（简称嘉靖本）为主校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杜氏所辑一卷本为参校本，此外，对王氏著述引录《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类证活人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小儿药证直诀》《易简方》等文献，必要时以相应的医籍予以他校。同时按照总项目组所拟定的校勘体例，对《医垒元戎》全书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等文献整理研究。
王好古所处的金元时代，我国北方战争极为频繁，由于兵荒马乱，民众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外感热病广为流行，另一方面因饥饿、劳役、惊恐、寒温失调等，致内伤虚损病亦不少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有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均不能满足客观需要。所以有不少医家根据自己的实践体会，各自发挥新的见解，各张其说，各树一帜，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学说，形成各个不同的学派，出现了盛况空前的“新学肇兴”局面。王氏的两位老师张洁古和李东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了易水学派，王好古亦成为该派中的重要人物。易水学派的学术特点是以阐发脏腑病机及辨证治疗为中心，其理论渊源有三：其一，本源于《黄帝内经》。易水学派从张洁古到李东垣、王好古，对脏腑病机的探讨以及制方遣药，无不本于《素问》《灵枢》之所言，而自能化裁于其中。如言脏腑病机，汇集了《素问》中的“玉机真脏论”“平人气象论”“脏气法时论”“脉解”及《灵枢》中的“经脉”“邪气脏腑病形”“经筋”“本脏”等有关内容。其言药性理论也是根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气味厚薄、寒热升降的理论，以及“至真要大论”的“五味于五脏苦欲”之旨而发挥之。其二，受《难经》《中藏经》及《伤寒杂病论》的影响。如《难经》有“论脏病腑病治疗难易”专论，《伤寒杂病论》有“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专篇，《中藏经》更系统地叙述了脏腑的虚实寒热病证，对易水学派的影响尤大。其三，受唐、宋各大家的启示。其所倡导的脏腑辨证说，明显是受到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所列脏腑虚实病证、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所叙小儿五脏病证及五脏补泻诸方的启示。另外，唐代王冰《素问》释文及七篇大论的某些见解、刘完素的运气理论，对易水学派分析病机、指导制方遣药也有一定影响。
王好古作为易水学派的中坚人物，其学术渊源间接可说是受到上述诸因素的影响，但直接却是师承易水学派开山祖张洁古及被称为“补土派”的李东垣。在其《医垒元戎》中多征引二师之说。张元素阐发养胃之理，东垣师承而犹有发展，创脾胃之说。王好古在此基础上，又发明温补脾肾的观点，从实践中充实了“脾胃学说”。以后明代的张景岳、赵养葵，清代高鼓峰、吕留良等均从不断实践中予以发明，使其日臻完善，形成温补学派。
王好古对仲景十分仰慕，《医垒元戎》就是他对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研究的成果。王氏研究仲景学术，不同于一般医家的逐条注释，而是立足实践，阐发其学术精华，并弥补不足，颇多卓见，为宏扬仲景学术做出了许多贡献。
1.伤寒杂病合一
王氏认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互相贯通，其中的方剂既可治疗伤寒，也可治疗杂病，在临床上没有必要将伤寒、杂病划分。他在《医垒元戎》专列“论伤寒杂病分二科”时说：“世之治伤寒有法，疗杂病有方，是则是矣，然犹未也。吾谓治杂病亦有法，疗伤寒亦有方，方即法也，法即方也，岂有异乎？要当全识部分经络表里脏腑岂有二哉？以其后世才智之不及古也，所以分伤寒杂证为二门，故有长于此而短于彼者，亦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逮夫国家取士分科，为此宜乎？愈学而愈陋，愈专而愈粗也。试以伤寒杂病二科论之，伤寒从外而之内者，法当先治外，而后治内；杂病从内而之外者，法当先治内，而后治外。至于中外不相及则治主病，其方法一也，亦何必分之为二哉？大抵杂病之外不离乎表，伤寒之内不离乎里，表则汗，里则下，中则和，不易之法也，剂之寒、热、温、凉在其中矣。”因此，他主张《伤寒论》六经辨证不但适用于外感伤寒，也适用于内伤杂病。因此，他在《医垒元戎》中以六经为纲，以方剂为目，将《伤寒论》《金匮要略》《类证活人书》《卫生易简方》等书中的相关证候、方药合并讨论，内容包括伤寒、杂病、儿、妇、疮肿、目疾诸病。如太阳证中除列《伤寒论》麻黄汤、桂枝汤外，还收列了《金匮要略》治虚劳的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黄芪桂枝五物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并补充了《卫生易简方》中的建中汤、当归建中汤、杏子汤、芎辛汤、胃风汤等，《类证活人书》中的阳旦汤、解肌汤、麻黄葛根葱豉汤、知母麻黄汤、独活散、败毒散等，以及洁古的大羌活汤、自己的法白术汤等。王氏这种将伤寒、杂病合而为一的观点，扩大了六经辨证范围，给后人影响很大。如清代柯琴在《伤寒论翼·全论大法第一》中说：“仲景约法，能令百病兼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
2.探讨伤寒之源
王氏对伤寒的病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他在《医垒元戎》中设立“伤寒之源”专篇予以讨论。王氏依据《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旨，认为“内伤”（人本气虚）是伤寒发病的关键所在。他说：“冬伤于寒，春必温病。盖因房室劳伤与辛苦之人，腠理开泄，少阴不藏，肾水涸竭而得之，无水则春木无以发生，故为温病。至长夏之时，时强木长，因绝水之源，无以滋化，故为大热病也。伤寒之源如此。”说明肾虚在伤寒病因中所起的作用。此外，他师承东垣，认为脾胃内伤在伤寒发病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他说：“饮食不节者，或饥或饱或冷或硬。居处不时，或塞或通或劳或逸。阴阳太过者，隐相易之，形状或一或二。喜怒不常者，须心腹之逆满，或隔或痞，此皆伤于阴者也。旧有冬伏之寒邪在经，春夏之复伤而作，伤于阳者则邪气外并，伤于阴者则邪气内并，新伤引出旧伤也。”因此，他提出：“此伤寒之源，非天之伤人，乃人自伤也。”突出了内因在伤寒发病中的重要性。在论述伤寒的病因时，王氏还十分重视属于外邪中的雾露雨湿，认为雾露雨湿属清邪，可通过口鼻侵入人体，损伤脾胃阳气而成伤寒。他说：“霜降已后，春分已前，中雾露者皆为伤寒也。”其中王氏所谓的外邪可通过口鼻侵入的途径，对后世温病学派提出“温邪从口鼻而入”的启示颇大。
3.补充六经证治
仲景在《伤寒论》原书中所立的许多证治，包括“六经病提纲”等在内，有些过于简单。为此，王氏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补充。如《伤寒论》原书中少阳经，仲景立“口苦、咽干、目眩”为提纲，王氏从实践证实以上三症仅是少阳经的一般症状，故他又立“胸胁痛，往来寒热而呕，或咳而耳聋，脉尺寸俱弦”为主证，似为更加切合实际。同时，他还对《伤寒论》无方有证之条文进行补亡。如第324条“少阴病，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寒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这段经文，仲景未示其方，王氏施以生姜半夏汤，该方在《金匮要略》中治“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愦愦然无奈者”，两者病机相似，均属邪留胸中，故可同治。
4.突出伤寒“禁忌”
王氏非常重视《伤寒论》中的不可汗、不可吐、不可下“三禁”，他说：“不可汗吐一条三法，利害非轻，前人多列经后。大抵医之失，只在先药，药之错则变生。若汗下不差，则永无亡阳、生黄、畜血、结胸、痞气及下利洞泄、协热利、痉急、虚劳等证生矣，以其如此，故录大禁忌于前，使医者当疾之初不犯也。”故他在《医垒元戎》中单独设立“不可汗、不可吐、不可下”专篇，并将《伤寒论》中有关不可汗、不可吐、不可下的“禁忌”条文罗列起来，置于六经病证之前，使人阅读时易于见到而不忘。同时，王氏还补充了所谓的“三忌”（时忌、药忌、病忌），认为时忌即“春夏不宜桂枝，秋冬不宜麻黄”；药忌即”已汗者不得再发，已利者不得再泄”；病忌即“虚人不宜用凉，实人不宜用热，其所犯之剂，当从缓而轻”。这些均是经验之谈，在临床上确有其实用价值。
5.发挥仲景奥义
仲景著作中有些条文较深奥，读者往往一时难以通晓、洞达其旨。王氏特在《医垒元戎》列其研究《伤寒论》的读书心得数则，如“海藏论男子妇人伤寒同一法”“海藏评解利伤寒丸药杂例”“海藏水气问难”等，对指导临床辨证有一定指导作用。
6.灵活化裁方剂
王氏善于化裁仲景方剂，如理中汤在《伤寒论》中仅有8个加减法，但在临床运用中还嫌不足，故王氏在《医垒元戎》中补充了20余个加减法。如伤寒体虚结胸，心膈高起，理中汤加桔梗、枳壳治之；泄泻者，理中汤加橘红、茯苓各一两；溏泄不已者，理中汤加橘红、茯苓、附子各一两等。这种灵活变通施用经方，扩大了伤寒方的运用范围。此外，王氏按仲景的组方之意，善于在杂病中灵活地运用伤寒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