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医经，《素》、《灵》以外，断推《八十一难》。然今之《素》、《灵》，实皆重编于唐人之手，羼杂脱误，确有可据。而唐前旧本，自宋以后，遂不可得见。唯《难经》则孙吴时吕广已有注解，行世最早，远在今本《素》、《灵》之先，是真医经中之最古者。其理论与《素》、《灵》时有出入，盖当先秦之世，学说昌明，必各有所受之，不可执一以概其余。其发明之最精而最确者，则独取寸口三部之脉，以诊百病虚实生死。视《素问》所谓天、地、人三部，更握其要。简而能赅，无往不应，宜乎举国宗之，遂为百世不祧之大经大法。斯其开宗明义，超出《素问》之上者，唯别称右肾为命门一说。几欲以肾中水火两事，分道而驰，大乖先天太极二气氤氤之至理，未免骈枝蛇足，而转以开后人纷纭聚讼之端，斯亦子书自成一家之恒例。揆之正理，固是瑕瑜互见，而要不失为独树一帜体裁，即其余大醇小疵，要亦时有可议者，唯在后学以正法眼善读之，何可遽以为古人咎？相传是书为秦越人所撰，证以《唐志》，固有明证，然《脉经》所引扁鹊诸说，多不在《八十一难》之中，而所引《难经》之文，又不皆属之于扁鹊，则昔时虽有是书，而尚不以为越人撰述之明证。且班史未著于录，则东汉时亦似尚未行世者，至《隋志》乃始有之，曰《黄帝八十一难》二卷，并不标越人之名。（《隋志》双行分注。又曰：梁有《黄帝众难经》一卷，吕博望注，亡。盖其时皆称之为《黄帝难经》，犹《内经》之例耳，亦不言越人。）至《旧唐书・经籍志》乃曰《黄帝八十一难经》二卷，而注以“秦越人撰”四字。至宋・欧阳氏《新唐书・艺文志》则迳称秦越人《黄帝八十一难经》二卷，是为近世共称越人《难经》之滥觞。要之，汉季定本可无疑义。所以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证《难经》已同今本，非如今之《素》、《灵》，俱编成于王启玄一手者，可以同日而语。其注是书者，以寿颐所见：吕博望本，《隋志》虽曰已亡，而明人王九思等集注《八十一难》，首列吕广之名，书中录存吕注不少，且录 杨玄操序文，明言吴太医令吕广为之注解。又曰吕氏未解，今并注释，吕注不尽，因亦伸之，是吕注固未尝亡也。（《隋志》注言《黄帝众难经》一卷，吕博望注，亡，未尝以为即是吕广。然博望疑即广之表字，当是一人。）王氏《集注》本，自吕广外，又有丁德用、杨玄操、虞庶、杨康侯四家。元・滑伯仁《难经本义》引用诸家，又有周与权、王宗正、纪天锡、张元素、袁坤厚、谢缙孙、陈瑞孙七家。其单行者，正统道藏本有宋人李子野《句解》，雍正朝有吴江徐大椿洄溪氏之《难经经释》，后又有四明张世贤之《图注难经》、云间丁履中之《难经阐注》，光绪中叶又有皖南建德周学海澄之氏之《增辑难经本义》。诸本至今并存，注家不可谓不多。然考其文义，绎其辞旨，大都望文敷衍，甚少精警，就中彼善于此，当以滑氏之《本义》，徐氏之《经释》，较为条鬯，而余子碌碌，殊不足观。盖伯仁、灵胎皆以文学著名，宜乎言之尚能亲切有味。本校课目，向有《难经》一种，实是中医鼻祖，不可数典而忘，顾直用成书授课，未免穿凿涂附，奚能切理餍心，且坊间伯仁《本义》，已不易得，而徐灵胎、周澄之两家，又皆无单行本。爰为汇集各注，释其精切不浮者，摘取入录，而删除其空廓无谓之语，参以拙见所及，为经文疏通而证明之，颜以笺字；间遇经文之必不可通者，必直抒己见，不欲转展附会，以盲引盲，则别以正字标之，因名之曰《难经汇注笺正》。所持理论，颇有与本经及各家注语显相歧异者，若以汉唐《经疏》体例言之，则违背本师，大犯不韪。然处此开明之世，自当阐发真理，冀得实用，何可苟同？况医乃人生需要之学，尤必以确合生理、病理为正鹄，则临证时乃有功效，讵能依附古说，姑作违心之论，致蹈于自欺欺人之嫌？须知《八十一难》本文，盖出于战国秦汉之间，各道其道，必非一时一人之手笔，所以诸条意义，各有主张，是亦诸子书恒有之体例，不必视为圣经贤传，遂谓一字一句不容立异，则是其所当是，而非其所当非，又何害于孔门各言尔志，举尔所知之义？非有意于挢同立异，妄炫新奇，导诸同学以离经背道也。尚祈世有通才，明以教我，匡所不逮，则不独寿颐一人之幸，抑亦举国学子之祷祀而求者已。
时在上元癸亥孟陬之月
嘉定张寿颐山雷甫叙于淅东兰溪之中医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