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医学对传染病的病因认识
中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从文献资料来看记载很早，早在三千年前，殷商时代甲骨文卜辞中就已经有疫病流行的记载，如甲骨文中记载：“武丁疾身，唯妣及它”、“武丁病齿，上帝可赐愈”等。说明殷人已从生活中发现了疫病流行现象。
到了西周时代(公元前1022—前770年)，古人已把疾病的发生、流行和季节气候变化密切结合起来。如《周礼•天官》谓：“春有痟首疾，夏有痒疥疾，秋有疟寒疾，冬有嗽上气疾。”《礼记•月令》谓：“孟春行秋令，则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这里所谓的“疫”，是指传染病的暴发流行。《说文》：“疫，民皆病也。”这里所说的“疟”，主要是指临床上表现为发热恶寒或寒热往来的一类传染病。说明当时古人已经看到了传染病的流行性、季节性。
战国、秦汉时代，在病因学方面，《内经》认为：一切疾病的发生都应该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传染病也不例外。《内经》中所论述的“中风”、“伤寒”、“温病”、“湿病”、“热病”、“暑病”、“疟”、“肠澼”、“霍乱”、“疫疠”、“痉”、“瘈疭”、“疸”等等，如以今天的认识来加以分析，其中绝大部分疾病都属于传染病的范围。而其中所说的“疫疠”，则又是指各种烈性传染病大流行时的总称。对于传染病的外因，《内经》认为主要是由于自然气候变化的严重失常，人体感受此自然气候偏胜之气以及由此自然偏胜之气而产生的“毒气”，即可发生疫病。如《素问•热论》谓：“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素问•生气通天论》谓，“因于露风，乃生寒热”。《素问•疟论》谓：“夫疟皆生于风”。《素问》，中讨论运气学说的《天元纪大论》等七篇大论，则更是把一切急性病与自然气候变化密切联系起来，认为风、热、火、湿、燥，寒等气候变化因素，就是一切急性病的外因，即使是“疫疠”，其毒气的产生也认为主要是由气候变化失调或时令严重反常所致。这就是《素问•刺法论》中所谓的“升降不前，气交有变，则成暴郁(疫)”。对于传染病的内因，《内经》，则认为主要与人体正气强弱密切相关，认为人体正气强者，邪就不能侵犯。反过来说，如果受邪致病，又必是由于其正气之不强，这也就是《素问•刺法论》中所谓的“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灵枢•百病始生篇》中所谓的“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正气是什么？对于传染病来说，“正气”主要指“卫气”。根据《素问•生气通天论》：“阳者，卫外而为固也”。《灵枢•本藏篇》：“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据此论点，则所谓“卫气”，应该是指人体抵抗外邪侵袭的能力。这也是说《内经》已经认识到人体的抵抗力与传染病的发生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把它放在了决定性的地位。并作出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精辟结论，这个结论一直到今天仍然贯穿到了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这是《内经》在传染病病因学方面的卓越认识和伟大贡献。
后汉末年，张仲景着《伤寒卒病论》，亦即现在通行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张氏著此书的动机，据其自序：“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痛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伤寒论•序》)。可见当时传染病流行，死亡率很高。在这部书里面记载的一些疾病，如“伤寒”、“中风”、“温病”、“湿”、“暍”、“痉”、“黄疸”、“狐惑”、“阴阳毒”、“疟”、“痢”、“霍乱”等等，现在看来大多属于急性或亚急性传染病的范围。对于这些疾病的病因，在《伤寒》《金匮》中均有比《内经》更为详细的认识和记述：一方面继承了《内经》的论点，强调了自然气候反常变化与疾病发生的关系。如所谓，“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复舟……客气邪风，中人多死”(《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也强调了人体正气在发病上的决定作用，如所谓：“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同上)“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但另方面又提出了金刀虫兽所伤以及食物、药物中毒的问题，如所谓“房室、金刀、虫兽所伤”(《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以及《金匮•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金匮•果食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等篇中所述食物、药物中毒等内容。
到了晋唐时期(公元280—907年)，以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和隋•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为代表作，在病因学方面，已经认识到了疾病之具有传染性可以互相染易者，而且不止于《内经》中所说的“疫疠”一种，其它急性热病如：“伤寒”、“温病”、“时气病”、“天花”、“麻疹”、“黄疸”、“痢疾”等等，亦均可以彼此染易或发生流行。如《肘后备急方》谓：“伤寒，时行，瘟疫三名同一种耳”。因而在《肘后方》中也就把伤寒、时气、温病方合为一类，在这一类方中并包括了“天行诸痢”、“毒病攻喉咽痛”、“时行病发黄”、“天行斑疮”。《诸病源候论》中“伤寒”、“时气”、“温病”诸候中也都分别有“人感乖戾之气而发病者，多相染易”的目似记载。在“疫疠候”中更直接提出了“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暑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的明确论点。《诸病源候论》伤寒病诸候中，载有“伤寒咽喉痛候”、“伤寒斑疮候”、“伤寒痉候”、“伤寒变成黄候”、“伤寒脓血痢候”、“伤寒上气候”……时气病诸候中亦载有“时气咽喉候”、“时气发斑候”、“时气皰疮候”、“时气脓血痢候”……。温病诸候中亦有“温病变成黄候”、“温病咽喉痛候”、“温病脓血痢候”……。疫疠病候中亦有疫疠皰疮候”。这些记载，虽然在《诸病源候论》中分列各篇，但是其所述内容则基本相同。于此可以看出中医学在此一时期中，不但已经认识到“疫疠”等烈性传染病可以传染流行，而其它急性病，如痢疾、黄疸、急性咽喉病、某些发疹性疾病、某些发热痉挛抽搐的疾病……，都可以把它们列入伤寒、时气病或温病之列，认为它们都同样具有传染性，可以互相染易，同属于急性传染病的范周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次，这一时期对于传染病的外因方面的论述上更加具体，例如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治卒中沙虱毒方”中所述：“山水间多有沙虱。其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著人，便钻入皮里，……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治卒中射工弩毒方”中所述：“江南有射工毒虫，一名短狐，一名蜮，常在山间水中，人行及水浴，此虫口中横骨角弩。啣以射人形影则病，其诊法，初得或伤寒，或似中恶，或口不能语，或恶寒热，四肢拘紧，旦可暮剧，困者三日，齿间血出，不疗即死”。“治卒为制犬丸所咬毒方”中所述：“凡制犬咬人，七日一发，过三七日不发则脱也，要过百日，乃为大免耳”。“治卒毒及狐溺棘所毒方”中所述：“人体上先有疮而乘马，马汗或马毛入疮中或但为马气所蒸，皆致肿痛烦热，入腹则杀人”。《诸病源候论》“生注候”中所述：“人有阴阳不调和，气血虚弱，与患注人同共居处或看侍扶接而注气流秽，染易得注，与病者相似，故名生注”。“死注候”中所述，“人有病注死亡。人至其家，染病与死者相似，遂至于死，复易旁人，故谓之死注”。“食注候”中所述，“人有因吉凶坐席饮，而有外邪恶毒之气。随食饮入五藏，沉滞在内，流注于外，使人支体沉重，心腹绞痛，乍停乍发，以其因食得之，故谓之食注”。类似上述记载，诸如水中昆虫(沙虱、射工)，有病家畜(病马猘犬)，病人(生注)，尸体(死注)，有毒食物(食注)等等，作为传染病的外因都描述得较为详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宋金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医学家们强调了五运六气与传染病的发病关系。气运与时行病密切相关，《内经》论之甚详，宋金元医学家们把运气学说具体运用于临床实践，无可厚非，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中不少论著过于机械地运用运气学说，例如《圣济总录》中推算了六十年运气所主的疾病。陈无择著《三因方》更根据六十年运气所主的病症分别开出了处方。这样作法实际上违反了《内经》的精神，不仅影响了有宋一代，而且也影响了金元明清，使得中医在对于传染病病因学认识，反而在前人的基础上退了一步。
到了明代(公元1369—1644年)，由于当时传染病的反复大疏行，丰富了人们对于传染病的经验，使得中医学对传染病的病因认识也有了不少新的看法，有的医学家们已经开始否认传染病的外因就是风寒暑湿燥火等气候偏胜失调的传统认识，而认为各种不同传染病的发生，均有其各种不同的特异性致病物质。在这方面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吴又可所著的《瘟疫论》。吴氏首先提出了“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而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余论则不然，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温疫论•原序》)，直接对古人所谓的“非时之气”提出质疑，并断然结论：“夫瘟疫之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温，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瘟疫论原序》)至于这个“异气”究竟是什么？吴氏也并不含糊，他在同书中明确提出：“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亦犹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气交之中有昆虫草木之不一也，草木有野葛、巴豆，星辰有罗计、荧惑，昆虫有毒蚊、猛兽，土石有雄硫硇信。万物各有善恶不等。是知杂气之毒，亦有优劣也，然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人恶得而知其气。又恶得而知其气之不一也。是气也，其来无时，其著无方，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其为病也，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名为大头瘟是也。或时众人咽痛，或时声哑，俗名虾蟆瘟是也。或是众人疟痢，或为痹气，或为痘疮，或为斑疹，或为疮疥疔肿，或时众人目赤肿痛，或时众人呕血暴亡，俗名为瓜瓤瘟、探头瘟是也。或肘众瘿痎，俗名为疙瘩瘟是也，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遍于一方，沿门合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非关脏腑经络或为之证也。夫病不可年岁四时为拘，盖非五运六气所印定者，是知气之所至无时也，或发于城市，或发于邨落，他处截然无有，是知气之所著无方也。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虽有多寡之不同，然无岁不有。至于瓜瓤瘟、疙瘩瘟，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頃刻而亡，此在诸疫中之最重者。……至于发颐、咽痛、目赤、斑疹之类，其时邨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症，甚合某年某处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治法无异，此即当年之杂气……此又不可以众人无有断为非杂气也”(《温疫论•杂气论》)。从吴氏这段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吴氏在当时确实已经认识到自然界中别有一种致病物质存在，而且还认识到这种致病物质的种类还很多，毒力大小也各不相同，依靠人体感官还不能直接观察到。它们各有一定的特异性，专入某脏腑、某经络。专发为某病，由于这种致病物质的毒力大小不同，所以其传染范围及对患者的生命危害就有大小不同。但是无论其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其病源均属于此种致病物质(杂气)而均为传染病的病原则一，不能认为某些疾病并无大的流行就否认它是传染病。吴氏的这种认识，从某种角度来看是卓越的。吴氏这种卓见的产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当时传染病流行，如他自己所述的：“崇祯辛已，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瘟疫论•原序》)客观环境对他有所启发；另方面也是由于他在临床中对病人观察细致，如他所述的“发颐、咽痛、目赤、斑疹之类，其时邨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考，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症，甚合某年、某处、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治法无异”(《温疫论•杂气论》)，“其年疫气衰少。闾里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时师皆以伤寒为名，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然则何以知其为疫，盖脉证与盛行之年所患之证，纤悉相同，至于用药取效，毫无差别，是以知疾疫四时皆有，常年不断，但有多寡轻重耳”(《温疫论•论气盛衰》)，认真观察分析患者临床表现，总结发病规律，这是吴氏产生这种卓越认识的原因所在。其次，在对于传染病的内因认识上，吴又可在其著述中也有其卓越的认识和新的见解。自《内经》以下都强调“正气”，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明代医家亦然，如张介宾谓：“疫气既盛，势必传染，又必于体质弱浊者，先受其气”(《景岳全书•卷十三•瘟疫》)，陶华谓：“邪伤真气，若近秽气而伤真气。正如墙壁不固，贼乃敢入，若正气既盛，则邪难侵矣”(《伤寒全生集•卷四•辨时气例第四十八》)，这些认识，从原则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无视外邪毒力的大小，一概而论，把所有传染病的发生，均皆责之于虚，恐亦不完全与事实尽合。在这方面吴又可的论点便觉得比较平正。吴氏谓：“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气，亦自不及，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异耶。若其年气来厉，不论强弱，触之即病，则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张溢，荣卫运行之机，乃为之阻，吾身之阳气，因而屈曲，故为热病”(《温疫论•原病》)。在这里吴氏一方面重视了人体“正气”在发病学中的决定作用，但同时又辨证地分析了正气与邪气之间的关系问题，亦即认为传染的发生与否，一方面固然取决于人体正气的强弱，但另方面也取决于病原毒力的大小和所感的深浅，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认识。不过在此也必须指出，吴又可虽然注意到了正气和邪气的关系，但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过份地强调邪气，因而在某些议论中也就不自觉地违反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原则。如他说：“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如蜓蚰解蜈蚣之毒，猫肉治鼠瘘之溃，此受物之气以为病，还以物之气制之。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嗟乎！即三法且不能尽善，况能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则病已，不恒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瘟疫论•论气所伤不同》)。这种只见病不见人的论点与中医学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毫无共同之处，应该说是错误的。除此以外，这一段时期对于传染病的流行性、季节性、地方性、适应性和免疫性方面，也均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对于天花和麻疹，已经认识到天花的发病季节多在春夏，麻疹的发病季节多在冬春，如万全谓：“痘……至春夏其毒乃发，传染相似，是谓之天行疫疠”(《幼科发挥》)，而且也认识到了天花和麻疹一人一生中只患一次，凡是已经患过本病的，即可终生免疫，不再发生。如钱乙谓：“至于疹子则与痘疮相似，但发过不再发也”(《小儿药证直诀》)，王肯堂谓：“痘疮一发不再发”(《证治准绳》)。对于疟疾不但认识到了它的地方性，而且也认识到了它的适应性，如王肯堂谓：“南人不以患疟为意，北人则畏之，北人而在南方发者，尤畏之”(《证治准绳》)，张介宾谓：“凡往来岭南之人及宦而至者，无不病瘴而至于危殆者也，土人生长其间，与水土之气相习，外人入南必一病，但有轻重之异，若久而与之俱化则免矣”(《景岳全书•卷十四•疟疾》)，明确指出了疟疾是南方地方病，新到疟疾流行区的人最容易患病，久居者则可以逐渐适应水土而较少发病，南方人对疟病的适应性较大，北方人对疟疾的适应小，这些认识都是细致深入观察的结果。
到了清代，温热学派兴起，其中如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均属大家。他们在继承前人、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传染病的病因认识又大大的进了一步。他们一方面继承《内经》之说，认为气运偏胜是温病发生的外因，“不藏精”、“正气虚”是温病发生的内因，并且强调了“正气存内，人邪不可干”。吴鞠通在所著《温病条辨》中，首列原病篇十九条，明确指出：“叙气运，原温病之始也。每岁之温，有早暮微甚不等，司天在泉，主气客气，相加临而然也”。“盖能藏精者，一切病患皆可却”。“要亦不能外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理”。王孟英在所著《温热经玮•自序》中亦明确指出；“夫此五气原以化生万物，而人或感之为病者，非天气有偶偏即人气有未和也”。另方面他们也承认引起时疫的某些异性致病因零。如吴鞠通在所著《温病条辨》中明确指出：“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若是，若役使然也。温毒者，诸温夹毒，秽浊尤甚也”(《温病条辨•上焦篇》)，“更有非其时而有其气，如又可所云戾气”(《溫病条辨，原病篇》)，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吴又可在古人论述基础上有其发展的一方面，但同时也批评了他有其局限的另一方面。如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明确指出：“检校四库全书，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细察其法，亦不免支离驳杂，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温病条辨•自序》)，按吴又可谓温病非伤寒，温病多而伤寒少，甚通。谓非其时而其气，未免有顾此失彼之诮”(《温病条辨•原病篇》)。吴氏把外因和内因密切结合起来，把气候变化和人体的生理及病理生理变化密切结合起来，把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密切结合起来，如他所谓的“盖时和岁稔，天气以宁，民气以和，虽当盛之岁亦微；至于凶荒兵火之后，虽应微之岁亦盛，理数自然之道，无足怪者”(同上)。“不藏精三字须活看，不专主房劳说，一切人事之能摇动其精者皆是，即冬曰天气应寒而阳不潜藏，如春日之发泄，甚至桃李反花之类亦是”(同上)。这些认识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医学对于传染病的病因认识，基本上是从正邪两方面来立论，外因是邪盛，内因是正虚，至于这个“邪”究竟是什么？由于时代科学条件的限制，古人只能从经验体会中把它归之于“六淫”。这里如从各种传染病的具体病原来说，虽然有其失于笼统的一方面，还有待于今后的提高。但是由于季节气候对于传染病的发生，例如季节气候与病原体的滋生和传播，与人体生理调节代偿防御能力的影响，确实密切相关。因此季节气候在传染病的发病学中的地位也就仍然占有其重要的地位和现实的临床意义。因此“六淫”致病之说，在当前仍然是外感病病因学方面的主流。值得我们认真地发掘继承，整理提高。
第二节 中医学对传染病的病机认识
中医学对于传染病病机的认识，一般大致均从邪气性质与传入途径的关系，邪气性质与临床表现及疾病定位的关系，邪入深浅与正气强弱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关于邪气性质与传入途径的关系问题
关于“邪气”的性质。《内经》主要是以阴阳来对邪气的性质进行分类，即“阳邪”和“阴邪”。《素问•调经论》谓：“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这就是说《内经》把由于季节气候原因致病或由于季节气候原因而产生的致病因素称之为“阳邪”。把饮食居处原因致病或由于饮食居处原因而产生的致病因素称之为“阴邪”。由于季节气候因素致病者，中医学称之为“外感六淫”，“六淫”属于天气，《内经》认为：“天气通于肺”，而“肺主鼻”，“在窍为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以《内经》认为“六淫之邪”其传入途径主要是通过人的鼻道而传入人体，这也就是《内经》中所谓的：“天牝从来”(《素问•刺法论》)。在传染病中，以外感六淫而致病者居多，所以《内经》又特别指出，“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素问•至真要大论》)。这就是说《内经》认为急性传染病多数都是由于外感六淫，外邪经人的呼吸道而进入人体之内。由于饮食因素而致病者，中医学称之为“内伤饮食”，“饮食”属于“地气”。《内经》认为，“地气通于嗌”，“谷气通于脾”，“脾主口”、“在窍为口”(《素问•太阳应象大论》)。所以《内经》认为：饮食之邪，其传入途径，主要是通过人的口而传入人体。这也就是说《内经》认为，传染病除了多数由于外感六淫、外邪经过人的鼻道传入人体发病以外，还可以由于饮食原因，外邪经过人的口腔传入人体而发病。由于六淫之邪，首先作用于肺，所以外感六淫之邪发病以后，临床上主要表现肺的症状。由于饮食之邪，首先作用在脾胃，所以感受饮食之邪发病以后，临床上主要表现胃肠道症状。这也就是《内经》所谓的“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脏则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素问•太阴阳明论》)。
张仲景所著《伤寒卒病论》在继承《内经》的基础上将“邪气”作了进一步的区分，谓：“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馨饪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这里所谓的“清邪”、“浊邪”、“大邪”、“小邪”、“馨饪之邪”，后世金匮注家虽然解释不尽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张仲景已经认识到邪气有多种、分布很广泛，有的在上、有的在下(清邪、浊邪)，毒力有大小(大邪、小邪)，传入途径也有多种(居上、居下、从口而入)。特别在“从口而入”这方面，《金匮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金匮•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发病中说得很多并且十分具体。这就是说张仲景认为传染病的发生其病邪是多种的，其传入人体的途径也是多样的。传染病外呼吸道传入者固多，从口而入经过消化道传入人体者也不少。 晋唐以后，《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对于“邪气”的性质区分更加细致，其传入途径也认识更多。上述各种论著中对于急性传染病的病邪性质认识方面，除了继承前人认识以外涉及面十分广阔，已如本文前节中所述，诸如昆虫、病毒、病人、尸体、有毒食物等等，均被列入传染病的致病外因之中。在传入途径方面，除了继承前人“从鼻”、“从口”的认识以外，更增加邪“从皮肤而入”的新认识。特别是在《诸病源候总论•注病诸候》中，把各种“注”病，多数归之于与病人或病死尸体接触有关。如“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有阴阳不调和，血气虚弱，与患注人同共居处，或看待扶接，而注气流移，染易得注，与病者相似，故名生注”，“人有临尸丧，体虚者则受其气”，人有染疫疠之气致死，其余殃不息，流注子孙亲族，得病症状与死者相似，故名为殃注”。这就是说晋唐以后，中医学在“邪气”的性质及其传入途径方面又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经验，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又进了一大步。
宋元明清时期医书中对于传染病所感“邪气”性质及传入途径方面，基本上继承了前人的认识，在病邪方面认为六淫之邪与“疠气”、“毒气”均皆存在。并且认为，“疠气”的流行又与四时不正之气有关，把“疠气”与“六淫”之邪密切结合起来。在传入途径方面认为主要是从口鼻而入，如朱肱谓：“一岁之中长幼症状多相似，此名温疫也。四时皆有不正之气，春夏亦有寒清时，秋冬或有暄暑时，人感疫疠之气，故一岁之中，病无长少卒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俗谓之天行是也”(《朱肱•类证活人书•卷六•四十六》)。张从正谓：“春之温病，夏之热病，秋之疟及痢，冬之寒气及咳嗽，皆四时不正之气也，总名之曰伤寒，人之劳疫辛苦者，触冒此四时风寒暑湿不正之气，遂成此症”(《儒门事亲·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陶华谓：时气者，乃天时暴疠之气流行人间，凡四时之令不正者，则有此气行也，若春应温而反寒，夏应热而反凉，秋应凉而反热，冬应寒而反温，此时行不正之气也”(《伤寒全生集•卷四•辨时气例第四十八》)。陈士铎谓：“瘟疫之证，其来无方，然而召之亦有其故，或人事之错乱，或天时之乖违，或尸气之缠染，或毒气之变蒸，皆能成瘟疫之症也”(《石室秘箓卷五•瘟疫治法》)。吴又可谓：“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瘟疫论•原病》)。叶天士谓：“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外感温热篇》)。吴鞠通谓：“温病由口鼻而人”(《温病条辨•上焦篇》)。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医学对于外感邪气的性质及其传入途径方面的认识是：外邪基本上可以分为“四时不正之气”和“疫疠之气”两大类这两类外邪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其传入途径主要是自口鼻而入。其间吴又可虽然比较强调“杂气”，但他在论中也明确指出：“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说明他也承认四时不正之气与“疠气”在传染病中的综合作用。因此可以认为中医学对外感邪气的性质及其传入途径方面的认识，自《内经》以下，至历代各家，从大的方面来看，认识基本上一致，并无根本的分歧。
二、关于邪气性质与临床表现及疾病定位的关系问题
中医学对于邪气性质与临床表现及疾病定位的关系的认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不同病邪有不同临床表现及作用部位《内经》中对于各种急性传染病的病邪，已如前述，主要是按“六淫”进行区分，而六淫之中的“暑”、与“火”、“热”基本上属于一类，所以《内经》实际上是以“风”、“火”、“湿”、“燥”、“寒”五邪分类关于五邪感人以后询临床表现及作用部位，《素问》中“天元纪大论”等七篇，论之甚详，“至真要大论”中“病机十九条”就是对不同病邪的不同临床表现及作用部位的总结性文字。《内经》中有关不同病邪、不同临床表现及作用部位的内容，加以归纳是：凡属外感风邪，其主要临床表现是：“诸暴强直”、“诸风掉眩，”其作用部位主要在肝。凡属外感火邪，其主要临床表现是：“诸胀腹大”、“诸病有声，鼓之如鼓”、“诸转反戾，水液浑浊”、“诸呕吐酸，暴注下迫”、“诸痛痒疮”、“诸热瞀瘈”、“诸禁鼓慄、如丧神守”，“诸躁狂越”、“诸逆冲上”、“诸病胕肿，疼酸惊骇”，其作用部位主要在心。凡属外感湿邪，其主要临床表现是：“诸痉项强”、“诸湿肿满”，其作用部位主要是脾。凡属外感燥邪，其主要表现是：咳嗽、咽干、皮肤干燥，或发为寒热，其作用部位主要在肺。凡属外感寒邪，其主要临床表现是：身冷、便溏、溲清，或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肢体拘急，其作用部位主要在肾。
自《内经》以下的历代各家对于不同病邪的临床表现及作用部位，虽然是有不断的发展和补充，但如仔细对照《内经》原著，这些内容《内经》中记载详尽。于此说明中医学在各种传染病不同病邪与其临床表现及其作用部位的关系]方面基本上是以《内经》人与天地相应及脏象的概念为基础，把风与肝的关系，火与心的关系，湿与脾的关系燥与肺的关系，寒与肾的关系密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后世医学虽然在具体提法上或有发挥，但从实质上来看，则并没有逾越《内经》提出的原则。
(二)六气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五脏之间的病变也可以相互转化
《内经》认为，风、热、火、湿、燥、寒之间是彼此相关的，相互影响的。《素问五运行大论》谓：“气有余，则制已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已所胜轻而侮之”。这就是说，六气之间，彼此相关，有胜有复，有乘有侮。因此任何一气变化反常，不论其系属于太过抑系属于不及，均可以相互影响，出现转化。例如：外感寒邪可以因寒生热转化为热病，也可以因寒生湿转化为湿病，也可以因寒收引拘急转化为风病，也可以因寒生燥转化为燥病。外感热邪可以因热生寒转化为寒病，也可以因热生湿转化为湿病，也可以热极生风转化为风病，也可以因热生燥转化为燥病等等。《素问•至真要大论》谓：“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即属此义。由于六气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六气又有其不同作用的部位。因此人体五脏之间的病变也就可以相互转化。《素问•玉机真脏论》谓：“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素问气厥论》谓，“五脏六腑，寒热相移”，《内经》中的这些论述，明显地说明了六气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五脏六腑之间的病变及临床表现也可以相互转化。由于如此，所以《内经》尽管认为不同病邪有不同的临床表现和作用部位，但是可由于转化的原因，所以又有不能机械地就病邪与临床表现及作用部位之词机械的对号入座，而必须在病机上所谓的：“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所谓求其属也”。《内经》中这一认识在对传染病的病机分析上十分重要，是中医学整体恒动观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三)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
中医学认为外感四时不正之气及疫疠之气均可致病，但是中医学又认为其中以外感寒邪又为其中要中之要。所以《素问•热论》明确指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这就是说一切传染病都可统属于伤寒范围之中。为什么外感六淫均可发病，而《内经》独以伤寒来统帅一切传染病？一般来说，每年的春季为传染病的好发季节。因而在上一年的冬季人体正气的强盛与否便与本年春季传染病的发生或流行与否密切相关。上一年冬季人体正气保养得宜，次年春季传染病的发生就可能减少。反之，则可能增多。而冬季中最易影响人体正气失常的就是由于冬季天气寒冷，易感寒邪，在感受寒邪发病以后而使人体正气不足，从而使人体容易在次年春季传染病流行时更加容易发病并形成链锁反应引起各个季节性传染病的流行。也就是说各个季节性传染病虽然各有其病因学上的特点，但从整个发病过程来看，从正邪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来看，冬伤于寒，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所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谓：“春三月，此谓发陈……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夏三月，此为蕃秀……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秋三月，此为容平，……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冬三月，此为闭藏……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素问•生气通天论》谓：“春伤于风，邪气流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温病”。《素问•金匮真言论》谓：“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吴鞠通注：“不藏精三字须活看，不专主房劳说，一切人事之能摇动其精者皆是，即冬日天气应寒而阳不潜藏，如春日之发泄，甚至桃李反花之类亦是”(《温病条辨•原病篇•注》)，均属此义。由于如此，所以《内经》在对于急性传染性发热性疾病的论述，虽然以《热论》、《刺热论》、《评热病论》等名篇，但一开篇就明确提出了，“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规定，把一切急性热病都概括在伤寒的统领之下。《难经》继承了，《内经》的这一论点，也明确的提出了：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五十八难》)。张仲景继承《內经》、《难经》的认识，也以伤寒为名撰《伤寒卒病论》，以伤寒来统帅一切急性热病。于此可以看出，《内经》以伤寒来统帅一切热病是从发病学的角度来提的，也是从传染病的病机角度来提的。它与后世论述的“瘟疫”、“时气”、“温病”等时行病的病因病机方面认识，应该说并无根本上的分歧和原则上的矛盾。
三、关于邪入深浅与正气强弱之间的关系问题
传染病的发病及发病后的传变，均与正邪之间的消长进退密切相关，整个发病及其传变过程，自始至终也都是一个正邪相争的过程。正气强盛，抗禦邪气，则不会发病，即使发病，邪气进入人体也比较浅，临床表现也轻；反之就会发病。发病以后，邪气进入人体也比较深，临床表现也重，预后也险恶。
关于邪入深浅及发病后的传变过程，《内经》认为，循五脏所主之序而传，循络经腑脏之序而传，循表里之序而传，由上至下、由下至上、循上中下三焦之序而传，由阳入阴、由阴出阳循三阴三阳之序而传，循卫气营血之序而传，等等，后世各家在《内经》认识的基础之上从不同角度加以发挥发展，于是在对于传染病的辨证论治方面就形成了伤寒及温病学派。
(一)循五脏所主之序而传
传染病在人体的传变过程，从脏腑角度来看，一般总是循五脏所主之序而传，所谓“五脏所主”，亦即五脏所胜，《素问玉机真藏论》谓“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即属此义，外感性疾病，由于“天气通于肺”(“阴阳应象大论”)外邪进入人体主要是“天牝从来。”(“刺法论”)，因此外邪进入人体以后的传变一般也就多从肺开始，然后循其所胜之序而传。这就是说，外感性疾病的传变规律是由肺传肝，由肝传脾，由脾传肾，由肾传心。《素问•玉机真藏论》中所谓的：“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于肺，名曰肺痹，发咳上气。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胁痛出食，当是之时，可按若刺耳。弗治，肝传于脾，病名曰脾风，发痒，腹中热，烦心出黄，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盅，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弗治，肾传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此病之次也”，明确指出了外感性疾病的传变过程及其相应的临床表现。不过也应该指出，这个外感传变次序，《内经》认为并不是绝对的，还要取决于人体正气的强弱及发病过程中的一些突然情况，所以《内经》在“玉机真藏论”中提出了上述传变过程以后，同时提出：“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此其道也”。这一段经文指出了本脏本气在病因作用之下偏胜时，即可直接由本脏传之于其所胜，如原文中所谓的，“怒则肝气乘矣”，也可以由于本脏本气在病因作用之下不及时而为所不胜之气所乘，因而表现出其所不胜之脏的临床表现。如原文中所谓的：“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质言之，也就是在外感病邪之后，一般地是循所主之序而传，但如外邪过盛或正气过虚，则又可以直接发病，不循所主之序而传，不循序的病，一般发病比较急重。
(二)循络经腑脏而传
传染病的传变过程，从经络角度来看，是循络经腑脏之序而传。《内经》谓：“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府，廪于肠胃。邪之始入于皮也。淅然起毫毛，开腠理：其入于络也，则络脉盛色变；其入客于经也，则感虚乃陷下；其留于筋骨之间，寒多则筋挛骨痛，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睏破、毛直而败”(《素问•皮部论》)。又谓：“邪客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入客于络脉，络脉满则注于经脉，经脉满注客于府脏也”。“风雨之伤人也，先客于皮肤，传入于孙脉，孙脉满则传入于络脉，络脉满则输于大经脉”(《素问•调经论》)。又谓：“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人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藏乃伤。此邪之从皮气而入，极于五藏之次也”(《素问•缪刺论》)。《内经》中的这些论述，说明了外感六淫之邪在人体中的传变规律是由皮肤而孙脉，而络脉，而经脉，而腑，而脏，循络经腑脏之序而传。循络经腑脏而传，说明了外感性疾病在人体的传变总是由外入内、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阳入阴、由轻到重，后人根据《内经》中这些论述，对临床某些急性病进行症候分类及疾病预后判断。
(三)循表里之序而传
传染病的传变过程，从表里角度来看，循表里之序而传。表里之名，首见《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外内之应，皆有表里”。从阴阳来说，外属于阳，内属于阴；从脏腑来说，腑属于阳脏属于阴。从经络来说，络属于阳，经属于阴。这也就是《内经》所说“外为阳，内为阴”“藏者为阴，府者为阳”(《素问•金匮真言论》)“太阴与阳明为表里”《素问•太阴阳明论》)。所以循表里之序而传，实际上也是由外到内，由浅入深，由轻到重。与循络经腑脏之序而传，完全一致。关于表里及循表里之序而传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与临床上辨证论治的准确性密切相关。《内经》明确提出：“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注，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治病之道，气内为宝，循求其理，求之不得，过在表里。”(《素问•疏五过论》)，这一段经文中所说的内容虽然涉及面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特别强调了“求之不得，过在表里”。说明了区分表里的重要性。
(四)由上至下、由下至上、循上中下三焦之序而传
传染病的传变过程，可以由上至下传，也可以由下至上传。什么情况下由上至下传？什么情况下又由下往上传？这与感受邪气的性质密切相关。《内经》把邪气分为阴阳两大类，外感风邪致病者均属阳邪。外感阳邪，一般均是由上至下传。饮食、起居失常或感受湿邪致病者，均属于内受阴邪。内受阴邪，一般均是由下至上传。这就是《内经》所说“喉主天气，咽主地气。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故阴气从足上行至头，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阳气从手上行至头，而下行至足。故曰阳病者上行极而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素问•太阴阳明论》)，“邪气在上者，言邪气之中人也高，故邪气在上也。浊气在中者，言水谷皆入于胃，其精气上注于肺，浊溜于肠胃，言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肠胃，故命曰浊气在中也清气在下者，言清湿地气之中人也，必从足始，故曰清气在下也”(《灵枢•小针解》)。在这里，上中下三个部位也就是“三焦”。关于三焦的部位和功能，是指上焦的部位主要是在胸中，中焦的部位主要是胃脘，下焦的部位主要是少腹。胸中属于心肺部位，胃脘属于脾胃部位，少腹属于肝肾部位。因此，这里所谓的由上至下传，由下至上传。也就是外感阳邪，由于“天气通于肺”邪自鼻入，首先是肺受邪发病，然后循脾胃肝肾之序由上至下传。内受阴邪，由于“地气通于嗌”邪自口入，首先是脾胃受邪发病，或上传于肺，或下传于肠，其传变是由下至上传。总之，传染病由上至下传或由下至上传，也就是循上中下三焦之序而传。由于传染病多发于春季，系属于外感风邪致病，因此，后世温病学派按三焦传变论述，如“病有暴热者，病在心肺……暴热上喘者，病在心肺，上焦热而烦者……有实热能食而热者，胃实也……有病憔悴发热盗汗、谓五脏齐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热论第十四》)如“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温热论》)如“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温病条辨•中焦篇》)等等。以上论述，其实都是根据《内经》“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以及三焦部位和功能的理论提出的。因此他们所论的范围也只限于外感风邪或温邪，仅属于《内经》中所论上下传变的一个方面。
(五)由阳入阴、由阴出阳、循三阴三阳之序而传
传染病的传变过程，从阴阳角度来看，是一个由阳入阴、由阴出阳之间的传变，这是渐变的过程，只有到了一定程度才能完全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内经》谓：“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素问•脉要精微论》)，又谓：“寒暑温凉、盛衰之用，其在四维，故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素问至真要大论》。这里的“微上”“微下”，“始于温，盛于暑”，“始于清，盛于寒”，都说明了阴阳之间的转归或传变，并不是突变的而是渐变的，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于阴阳之间都有一个量的问题。所以《内经》把阴和阳又都各分为三。这也就是《内经》中所谓的三阴三阳。所谓“三阴”，即一阴(厥阴)、二阴(少阴)、三阴(太阴)。三阳即一阳(少阳)、二阳(阳明)、三阳(太阳)。三阴之中厥阴阴气最少，少阴次多，太阴最多。三阳之中少阳阳气最少，阳明次多，太阳最多。由于如此所以从长的角度来说，其传变次序是一阴(厥阴)、二阴(少阴)、三阴(太阴)，一阳(少阳)二阳(阳明)三阳(太阳)。亦即阴阳之气从长的角度来看都是由少而多，由衰而盛。逐渐向相反方面转化；这也就是说《内经》中所谓的：“少阳之右，阳明治之，阳明之右，太阳治之，太阳之右，厥阴治之，厥阴之右，少阴治之，少阴之右，太阴治之，太阴之右，少阴治之”(《素问•天元纪大论》)，但如果从消的角度来看，则上述传变次序就完全相反。 其传变次序是三阳(太阳)二阳(阳明)一阳(少阳)，三阴(太阴)二阴(少阴)一阴(厥阴)，亦即阴阳之气从消的角度来看都是由多而少，由盛而衰，逐渐向相反方面转化。传染病的发病过程，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正邪相争的过程。“正气”从阴阳概念来说属于阳气。“邪气”从阴阳概念来说属于阴气。邪气盛意味着正气衰，正不胜邪所以邪气才能深入，这也就是一个由阳入阴的过程，阳气逐渐衰少的过程。与此相反，传染病的恢复过程，就是一个由阴出阳，阳气逐渐恢复的过程所以传染病的整个传变过程，也就是由阳入阴、由阴出阳。由三阳(太阳)而二阳(阳明)而一阳(少阳)而三阴(太阴)而二阴(少阴)而一阴(厥阴)。这也就是《内经》中所谓的：“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四日太阴受之……五日少阴受之……六日厥阴受之”(《素问•热论》)。张仲景根据《内经》总的精神加以寒善和补充，就成为后世所谓的“六经”传变学说。所谓六经传变，也就是由阳入阴，由阴出阳，这是《内经》阴阳学说在传染病中的具体运用。
(六)循卫气营血之序而传
传染病传变过程，从卫气营血的角度来看，大都循卫气营血之序而传的过程。《内经》以营卫气血来概括人体的生理作用及病理生理变化。所谓“营”，是指血液在人体经脉中的循环运转，《灵枢•营气》说：“精专者，行于经隧，常营无已，终而复始，”《灵枢•营卫生会》说：“营在脉中，”所谓“血”(或“精专”)，即人体中的血液。这也就是《灵枢•决气》说的：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人体中的血液是在人体血脉之中进行循环运转的，所以《灵枢•决气》说：“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素问•脉要精微论》说：“脉者，血之府也”。可见，“营”是指血液的运转，“血”是指血液的本身，营血属于一类。所谓“卫”，是指人体本身固有的生理调节代偿防御能力。这也就是《灵枢•本藏》说的：“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灵枢•营卫生会》说的：“卫在脉外”。《素问•生气通天论》说的：“阳者，卫外而为固也”。所谓“气”，是指人体的整个正常生理活动。这也就是《灵枢•决气》说的：“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落之溉，是谓气”。可见，卫是指人体的生理调节代偿防御能力，而气则是指人体的整个正常生理活动。因此卫气属于一类。因而营卫气血的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气血的概念。从阴阳的角度看，气属阳，血属阴，因而气血的概念，实际上也就是阴阳的概念。前已述及，传染病的传变过程，从阴阳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由阳人阴，由阴出阳的过程。从气血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由气分到血分，由血分转气分的过程。可见，一个由浅入深由轻到重的传变过程，也必然是一个由功能性损害到实质性损害的过程。这就是说，外邪传入人体之后，首先是人体的卫气产生反应，如果不能制止病邪的侵入，必然进一步进入气分，引起人体整个生理活动的损害，如果病邪继续深入，必须就再进一步进入营分，出现人体血液的循环运转的障碍，如果病邪再进一步深入，就必须进入血分，损害到血液的本身，由于“心主血” “心为君主之官”的原因，因此血液本身受病时由于“心病则十二官危”从而使疾病趋于危笃。但是，这个传变过程中，如果病邪侵入得到制止，则病情自然也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化，这也就是说，可以由营分向气分转化。叶天士所提出来的：“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入营犹可透热转气”。正是(内经》营卫气血学说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按照叶氏自己的说法也承认，“辨营卫气血”“与伤寒同”。说明了后世温热学派所谓的卫气营血辨证实际上仍然是在《内经》营卫气血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的。
第三节 中医学对传染病诊断治疗的认识
中医学对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认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辨病论治、辨病与辨证论治相结合两个方面。
一、辨病论治
中医学曾列举很多有关传染病方面的具体疾病。这些疾病有的是根据发病季节命名，如春温、暑温、湿温、秋燥、冬湿、伤寒等；有的是根据临床特点，如疟疾、痢疾等；有的是根据发病原因，如伤风、感冒、狂犬病、破伤风等。兹选择其中一般临床常见者。
列表如下：
病名 临床特点
中风 发热、汗出、恶风、脉缓（《伤寒论》）
伤寒 发热、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伤寒论》）
温病 “发热而渴，不恶寒”（《伤寒论》）
(风温） “初春阳气始开，厥阴行令，风夹温也”（《温病条辨》）
(温疫） “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温病条辨》）
(温毒） “诸温夹毒，秽浊太甚”（《温病条辨》）
(秋燥） “秋金燥烈之气也”，“燥伤肺胃阴分，或热或咳”（《温病条辨》）
(冬温） “冬应寒而反温，阳不潜藏，民病温也”（《温病条辩》）
湿温 “湿温者，长夏初秋，湿中生热，即暑病之偏于湿者也”头痛恶寒，身重疼痛，舌白不渴，脉弦细而濡，面色淡黄，胸闷不饥，午后身热，状若阴虚，病难速已，”（《温病条辨》）
(湿痹） “太阴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 “湿痹之后，小便不利，大便反快。”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痛，发热、身色如熏黄也”（《金匱要略•痉湿病脉证第二》）
中热 “太阳中热者，暍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
(暑温） “太阳中热，身热疼痛而脉微弱”（《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第二》）：“正夏之时，暑病之偏于热者也”、“形似伤寒，但右脉洪大而数，左脉反小于右，口渴甚，面赤，汗大出者，名曰暑温”（《温病条辨》）
疟疾 “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慓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其蓄作有时”（《素问•疟论》）
（寒疟） “先寒而后热也，病以时作，名曰寒疟”（《素问•疟论》）
（温疟） “先热而后寒也，亦以时作、名曰温疟”（《素问•疟论》），“温痘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金匮要略•疟病脉证并治第四》），“温疟者，阴气先伤，又伤于暑，阳气独发也”（《温病条辨》）
（瘅疟） “其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素问•疟论》），“令人消烁肌肉”（《金匮要略•疟病脉证并治第四》）
（劳疟） “凡疟积久不瘥者，则表里俱虚，寒邪未散，真真气不复，故疾虽暂间，小劳便发”（《诸病源候论•卷十一》）
（瘴疟） “此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其病重于伤暑之疟”（《诸病源候论•卷十一》）
（疟母） “结为癥瘕，名为疟母”（《金匮要略•疟病脉证并治第四》），“夫疟岁岁发，至三岁发、连月发不解。胁下有否”（《诸病源候论•卷十》）
痢疾
（肠澼） “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入五脏则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
（赤沃） (《素问•太阴阳明论篇》“岁金不及，炎火进行，……民病……血便注下”（《素问•气交变大论》），“岁少阳在泉，火淫所胜……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少阴之胜… …腹满痛溏泄，传为赤沃”（《素问•至真要大论》)
(赤痢） “赤痢，血色鲜红，或如蛇虫形而间有鲜血者，此属热痢”(《证治要诀》)
(白痢） “白痢下如冻胶，或如鼻涕，此属冷痢”（《证治要诀》）
(赤白痢） “赤白相杂，重者状如脓涕而血杂之。轻者白脓上有赤脉薄血”（《诸病源候论•卷十七》）
（久赤白痢） “久赤白痢者，赤白连滞，久不瘥也”（《诸病源候论•卷十七》）
（噤口痢） “噤口乃食不得入，到口即吐”（《医宗必读》）
(休息痢） “屡止屡发，久不愈者，名曰休息痢”（《医宗必读》）
霍乱 “呕吐而利，此名霍乱”（《伤寒论•辨霍乱脉证并治》)，“问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名霍乱，霍乱自吐下，又利止复更发热也”(同上）
(寒霍乱） “霍乱而下利不止者，因肠胃俱冷，而挟宿虚”（《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二》）
(热霍乱） “热亢则身热霍乱吐下，此热霍乱”（《医学纲目》）
(干霍乱） “干霍乱者、气痞于中，欲吐不得吐，欲泻不得泻”(《医学入门》）
(湿霍乱） “湿霍乱者，死者少。当吐利则所伤之物得以出、泄虽甚则止胃中水谷，泄尽则止矣”（《伤寒明理论》）
(转筋霍乱） “霍乱之症，轻者上吐下泻，两脚转筋。甚者偏体转筋，肚腹疼痛，手足厥冷”（《医学纲目》）
痉病 “痉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目俱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痉为病，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孪急，必齘齿”（《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病治第二》）
(刚痉） “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金匮要略•痉湿病脉证并治第二》）
(柔痉） “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名曰柔痉”（同上）
黄疸 “病黄疸，发热烦喘，胸满口燥……一身尽发热、而黄、肚热”（《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黄疸者，一身尽疼、发热面色洞黄（《诸病源侯论•卷十二》），“黄疸之病，……身体面目及爪甲小便尽黄”（同上）
(谷疸) “食谷即眩，……小便不通……身体尽黄，名曰谷疸”（《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酒疸) “心中懊憹而热、不能食，时欲吐，名曰酒疸”（同上）
(女劳疸） “额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热，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劳疸，腹如水状，不治”（同上）
(急黄） “卒然发黄，心满气喘，命在顷刻，故云急黄也”（《诸病源侯论•卷十二》）
(癖黄) “胁下满痛而身发黄，病为癖黄”（同上）
丹毒 “丹者，人身体忽然焮赤，如丹涂之状，故谓之丹，或发手足，或发腹上，如手掌大”（《诸病源候论•卷三十一》）
麻疹 “出疹之候，初热一日至次日鸡鸣时，其热即止，只有五心微热，渐见咳嗽鼻流清涕，或腹中作痛，饮食渐减，到申酉之间，其热复来。如此者四月，用手满按发际处甚热，其面上热少减二三分，咳嗽连声，面燥腮赤，眼中多泪，喷嚏频发，或忽然鼻中出血，至五日甚热，不发昼夜，六日早时，其疹出在两颊下，细细红点。至午时两手背并腰下及浑身密密俱有红点，七日普遍掀发。其鼻中清涕不流，喷嚏亦不行。七日晚两颊颜色渐淡，此验出疹之要法”（景岳全书•卷四十三》）
痘疹(天花） “痘疮大约之数，发热三日，报痘三日，起胀三日，贯脓三日，结痂三日”（同上）。“痘自起发之后，小者渐大，平者渐高，陷者渐起，外带微红，内涵清浆，以至贯脓之时，却要个个成脓，根脚红活，其形园满光泽”（同上）
恶核 “恶核者，肉里忽有核，累累有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此风邪挟毒所成，其亦似射工毒，初得无常处，多恻恻痛。不即治，毒入腹，烦闷恶寒即杀人”（《诸病源候论•卷三十一》）
破伤风 “夫腕折伤皮肉作疮者，慎不可当风及自扇。若风入疮内，犯诸经络，即致痉。痉者，脊背强直，口噤不能言也”（诸病源候论•卷三十六》）。“疮眼不合而风邪入之为破伤风之侯”（《证治准绳•杂病•第五册》）
猁犬病 “凡猁狗啮人，七日辄一发，过三七日不发，则无苦也。要过百日，方大免耳”。“凡被狗啮疮……则令人狂乱，如猁狗之状”（《诸病源候论•卷三十六》）
疠风 “疠者，有荣气热胕，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宿风”（《素问•风论》）。“病大风，骨节重，须眉落，名曰大风”（《素问•长刺节论》）。“大风病，……面色败，皮肤伤，鼻柱坏，须眉落”（《诸病源候论•卷二》）
沙虱病 “山内水间有沙虱，其虫细甚，不可见人，入水浴及汲水澡浴，此虫着身及阴雨日行草间亦着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时，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粟，以手摩赤上，痛如刺过三日之后，令百节疼强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五》）
水毒 “自三吴以东及南诸山郡山县，有山谷溪源处有水毒病，春秋辄得。……初得恶寒，头微痛，目匡疼心内烦懊，四肢振焮，腰背骨节皆强，两膝疼，或翁翁热，但欲睡，旦醒暮剧，手足指逆冷时肘膝”（《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五》）
伤风 “伤风之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象浮缓”（《时病论卷二》）
冒风(感冒) “恶风、微热、鼻塞、声重头痛、咳嗽、脉来濡滑”（同上）
阳毒 “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
阴毒 “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唾脓血”(同上）
喉痹 “喉痹者、喉里肿塞痹痛、水浆不得入也”（《诸病源候论卷三十》）
乳蛾 “乳蛾者，肿于咽两傍名双乳蛾，一边肿者，名单乳蛾”(《证治准绳•杂病第八册》）
白喉 “白喉证，恶寒发热，头痛背胀，周身骨节痛，喉痛或不痛，有初起即现白点，有二三日方现者，满喉皆白”（《急救经验良方》)
痄腮 “其状耳后红肿，头重体倦，发于耳后名发颐，发于腮边名穿腮，发于地阁下名穿喉”（《咽喉脉证通论》）
肺胀 “上气、喘而躁者、属肺胀”（《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
烂喉痧 “咽痛，憎寒发热，胸闷，口渴，有痧者，热势必壮”（《喉痧正的》)
上表中列病名共69个，仅属中医在急性传染病的临床诊断治疗中所常见者。临床上中医就根据这个疾病的不同特点来进行辨证论治，不同疾病有不同的治疗方药，这也就是现在有的人所谓的专病专方专药。例如：常山治疟；白头翁黄连治痢；茵陈蒿治黄疸；中风用桂枝汤；伤寒用麻黄汤；温病用白虎汤等等，均属于这种治疗。
二、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
中医学对于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学派，两大体系，一派是以《伤寒论》为理论依据的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一派是以《温病条辨》和《温热论》为理论依据的三焦、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尽管这两大体系在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是，以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为其诊治体系特色这一点上，两大体系是共同的。关于以《伤寒论》为理论依据的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本函授教材《伤寒论讲解》已作系统介绍；关于以《温病条辨》和《温热论》为依据的三焦、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我们将在总论第二章作扼要介绍，限于篇幅，此处从略。
第四节 中医学对传染病预防的认识
对于疾病的预防问题，中医学是高度重视的，早在《内经》中就巳经明确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自《内经》以下，至后世各家均有论述，对于这些认识，可归纳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持人体正气，是预防传染病的关键所在
所谓人体正气，即人体所具有的正常之气，也就是人体正常所具有的生理调节代偿及卫外防御能力，正气强则人体卫外的作用也强，即使感受外邪，也不一定就会发生疾病，反之则否，这也就是《内经》中所谓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
如何保持人体正气？一般说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顺四时”。所谓“顺四时”，即人体在生活起居方面，要与四时相应，“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人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明了顺四时在保持人体正气与预防疾病方面的决定意义；其二是“调七情”所谓“七情”就是喜怒悲思忧恐惊等精神情志变化，《内经》明确指出：“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素问·举痛论》)。说明了精神情志方面的重大变化，会损害人体的正气。正气被损害，其卫外的作用也就必然随之减弱，这就说明了“调七情”在保持人体正气，预防疾病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三是“节饮食”，所谓“节饮食”，即节制饮食。饮食失节可以损害人体正气，因而节制饮食也是保持人体正气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于“顺四时”、“调七情”、“节饮食”必须高度重视，绝对不能认为是一般泛泛之谈而等闲视之。
二、爱清洁、讲卫生、是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措施
前已述及，急性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中医学认为多属“秽浊”，因此，爱清洁、讲卫生是预防急性传染病发生的一个重要措施。早在唐代，孙思逊在《千金要方》中就指出：“常习不唾地”。亦即不要随地吐痰。明代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指出：“天行时疫传染 凡感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这也就是现在的煮沸消毒。清代余伯陶在《鼠疫抉微•避疫论》中指出：“避之之法，庭堂房室，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净，房内窗户，通风透气”。这些记述，说明了中医对于清洁卫生在预防传染病方面的高度重视。
三、药物预防
关于药物预防时疫，早在《内经》中就已经提出。《素问•刺法论》谓，“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炼白砂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气咽下，服十粒，无疫干也”。明•吴又可在《瘟疫论》中也提出，“凡遇天行时期，须迟出早入，房中常烧苍术，鼻孔唇吻涂雄黄末。口中嚼大蒜最良”。“闻邻里染疫，宜用贯仲置水缸内浸，用此水造饮食，亦能避瘟不染”。这些记述，说明了在预防传染病的发生方面，也十分重视药物预防。
四、重视隔离
前已述及，时疫的流行，与接触病人、尸体等有关，因此，中医学也提出了隔离的问题。《素问•刺法论》中明确指出，“避其毒气，天牝从来”。所谓：“避其毒气”，即避免接触毒气；“天牝”即鼻道，意即避免呼吸道接触毒气。《晋书•王彪之传》也有：“永和末，多疫疾。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的记载。说明在预防传染病的发生方面也十分重视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