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对于传染病认识很早，从历史看，金元以前历代医家基本上都是以《伤寒论》为基础来对各种传染病进行辨证论治。金元以后，特别是在清代温热学派兴起以后，不少温热学派学者，反对以伤寒法治疗温病，这就掀起了伤寒与温病之间的学派之争，至今尚未结束。因此，如何正确理解中医学对于传染病的一般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伤寒与温病学派之争，使伤寒与温病学派能在中医理论基础上取长补短统一起来，我们认为这是在当前发掘继承整理提高中医药学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寒温之争源流概说
传染病一般均有发热，因此现代的所谓各种传染病，一般说来也都可以包括在中医学所称的热病之中。《素问》中的“热论”、“刺热论”、“评热病论”等篇，《灵枢》中的“寒热病”、“热病”等篇，均是讨论热病的篇章。《素问》中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等七篇，更是十分系统地论述了热病的病因、病机及其诊断治疗的原则。由于《内经》在《素问•热论》中明确提出来“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热病”。“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同时在《热论》中还提出了热病的六经传变及治疗原则。汉•张仲景继承内难，据此撰写了《伤寒杂病论》，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自此以后至宋以前，中医对于传染病的诊断疗治，基本上是以六经辨证为主，并没有什么大的争论。到了金代，刘完素根据《内经》热病之说，倡“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作寒医”之论，其弟子如马宗素、镏洪、常德、葛雍等大阐其说，于是温病便逐渐从《伤寒论》中分离出来，元•王履（安道）继河间之学，进一步提出伤寒温病要严格区分，他说：“夫惟世以温病热病混称伤寒，故每执寒字以求浮紧之脉，以用温热之药，若此者，因名乱实而䏼之人生，名其可不正乎？又方书多言四时伤寒，故以春夏之热病与秋冬之伤寒一类视之而无所别，夫秋冬之伤寒，真伤寒也、春夏之伤寒，寒疫也，与温热病自是两途，岂可同治”（《医经溯洄集•伤寒温病热病说》）。明•吴又可著《瘟疫论》也强调伤寒与瘟疫必须严格区分。他说：“伤寒与时疫有霄壤之隔……夫伤寒必有感冒之因，或衣单风露，或冒雨入水，或临风脱衣，或当檐出浴，随觉肌肤寒慄，既而四肢拘急，恶风恶寒，然后头痛身痛，发热恶寒，脉浮而数，脉紧无汗为伤寒，脉缓有汗为伤风，时疫初起，原无感冒之因，忽觉凛凛，以后但热而不恶寒，然亦有触因而发者，或饥饱劳碌，或焦思气郁，皆能触动其邪，是促其发也。不因所触而发者居多，促而发者。十中之一二耳。且伤寒投剂，一汗而解；时疫发散，虽汗不解。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能传染于人。伤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伤寒感而即发，时疫感久而后发。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伤寒投剂可使立汗；时疫汗解，俟其内溃，汗出自然，不可以期，伤寒解以发汗，时疫解以战汗。伤寒发斑则病笃，时疫发斑为外解。伤寒感邪在经，以经传经，时疫以感邪在内，内溢于经，经不自传。伤寒感发甚暴，时疫多有淹缠二三日，或渐加重，或淹缠五六日，忽然加重。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种种不同”（《瘟疫论•辨明伤寒时疫》）。到了清代，叶天士提出了新感温病的传入途径及传入后的变化，指出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并在诊断治疗上划分了卫气营血四个阶段。指出了“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同时还补充了温病诊断治疗中查舌、验齿、辨斑疹、辨白㾦等新的内容。并明确指出：“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温热论》）吴瑭继承叶氏，对叶氏医案加以整理并结合自己心得体会著《温病条辨》。他以三焦为纲分论温病，并把温病分为温热与湿温两大类从而确立了温病学说的理论体系。吴氏之说，风行大江南北：从而形成了温热学派。温热学派形成以后，受到了伤寒学派的坚决反对，因而就形成了伤寒与温热学派之争。
二、寒温之争的争论焦点
根据伤寒学说与温热学说的有关论述，伤寒与温热学派的争论焦点，主要是在伤寒可不可以包括温病和伤寒；伤寒论方可不可以治疗温病等两个方面。
伤寒学派承认温病是一个独立的疾病，但是认为它完全可以包涵在伤寒范围之中，也完全可以用张仲景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来对温病进行治疗。伤寒论中的白虎汤、承气汤、黄连阿胶汤、竹叶石膏汤、麻杏石甘汤、葛根芩连汤等，都是治疗温病的方剂。在温热学派未形成以前，这种论点即已为多数医家所主张。例如杨上善谓：“夫伤寒者，人于冬时，温室温衣，热饮热食，腠理开发，快意受寒，腠理固闭……五脏六腑受热为病，名曰热病。斯之热病，本因受寒伤多，亦为寒气所伤。得此热病，以本为名，故称此热病，伤寒类也”（《黄帝内经太素》）。王冰谓：“寒者冬之气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夏至前变为温病，夏至后变为热病，然其发者，皆为伤寒致之”（《黄帝内经素问•王注》）。张介宾谓：“伤寒者，中阴寒杀厉之气也，寒盛于冬，中而即病者。至春则名曰温病。至夏则名曰暑病。然有四时不正之气，随感随发者，亦曰伤寒”（《类经•疾病类》）。庞安时谓：“其即时成病者……名曰伤寒、其不即时成病，则寒毒藏于肌肤之间，至春夏阳气发生，则寒毒与阳气相搏于荣卫之间……名曰温病也。……其病本因冬时中寒，随时有变，病之形态耳。故大医通谓之伤寒焉”（《伤寒总病论•叙论》）。柯琴谓：“夫仲景之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该者广。虽以脉为经络而不专在经络上立说，凡风寒温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故以伤寒杂病合为一书而总名《伤寒杂病论》，所以六经提纲，各立一局，不为经络所拘，弗为风寒画定也”（《伤寒论翼·六经涵义》），“视仲景独于太阳篇别其名曰伤寒。曰中风、曰中暑、曰温病、曰湿痹。而他经不复分者，则一隅之举可以寻其一贯之理也。”（《伤寒论翼•全论大法》）。徐灵胎谓：“则此五者之病，古人皆谓之伤寒，与难经渊源一辙，后世俗学不明其故，遂至聚讼纷云，终无一是，是可慨也。其详往读热病论及伤寒论自知之”（《难经经释•五十八难注》）。温热学派形成以后，伤寒学派则更是以前人有关论述为依据。直斥叶吴三焦、卫气营血等为标新立异，对温热学派加以攻击。伤寒学派中，持此论点反对温热学派最力者，首推清•陆久芝。他说：“凡病之为风为寒为温为热为湿者，古皆谓之伤寒。乃人知风与寒为伤寒论中病。而于温与热谓不可用伤寒论中方，其意若同方既出于伤寒论。自是治寒方，必非治温法，岂有治温而用治寒方者。于是一遇温热病，无不力闢伤寒方，更无人知温热之病本隶于伤寒论中。而温热之方，并不在伤寒论外者”（《世补斋医书•卷二》）。“风寒湿温热皆在论中、论中之方可治风寒，亦治温热”（同上）。近人陆渊雷也持此论直斥温热学派之非。他说：“晋唐以前，凡流行发热之病，皆谓之伤寒，其范围至广，故内经言热病皆伤寒之类，难经言伤寒有五，有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仲景自序，称伤寒卒病论集，卒病者，卒然而病，犹西医所谓急性病矣，故伤寒论所集。不限于脉紧无汗之麻黄证，亦不限于杆菌为厉之肠窒扶斯，论中阳明病即赅括温热，少阳病亦赅括疟疾，他若小青龙证赅括大叶肺炎及其类似之病，理中汤证赅括慢性及结核性肠炎，而急性传染病之前驱症亦即伤寒太阳病也。由是言之，凡哆口谈温热，欲与伤寒对峙者，皆谬妄弗可以”（《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序》）。从上述可以看出，在伤寒与温病学派之争中，伤寒学派坚持伤寒可以包括温病，伤寒论方可以治疗温病，其理论根据就是《内经》中所提出的“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以及《难经》中所提出的“伤寒有五”。
温热学派认识则与伤寒学派完全相反，温热学派认为伤寒与温病完全不同，在病因方面，伤寒为寒邪，温病为热邪。在传入途径方面，伤寒由肌表入，为横传，所以伤寒分六经。温病由口鼻入，为竖传，所以温病分三焦。在治疗上伤寒用辛温，温病用辛凉、两者完全不同，绝对不能混称，并且认为伤寒论全部内容是为伤寒而立，不能治温病。温病学派的这种认识，在温病学派未形成以前，金刘完素即已提出：“余自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遵仲景法桂枝麻黄发表之药，非余自炫，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故经所谓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伤寒论第六》）。刘氏在此直接提出了寒温有别，不能用伤寒论方治今之热病。此外，刘氏还提出了：“病有暴热者，病在心肺。有积热者病在肝肾”（《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热论第十四》），“上焦热无他证者。桔梗汤……有实热能食而热者，胃实也。……有病久憔悴发热盗汗，谓五脏齐损……宜养血益阴”（同上），这是后世温热学派三焦辨证的起源。明以后的医家，认为温寒有别，伤寒论方不能治温热者更多。如：李士材请：“仲景方法为冬月即病之正伤寒设也。后世混将伤寒冬月之方。通治春温夏热之病。遗祸至今，未有能改”（《伤寒括要•伤寒总论》）。喻嘉言谓：“仲景书详于治伤寒，略于治温，以法度倶错出于治伤寒中耳、后人未解义例，故春温一证，漫无成法可师”（《尚论后篇·尚论春三月温证大意》）。吴又可谓：“仲景虽有伤寒论，然其法始自太阳，或传阳明，或传少阳，或三阳竟自传胃，盖为外感风寒而设，故其传法与温疫自是迥别。……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强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必十四日而瘥。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至死，比比皆是”（《瘟疫论•序》）。温热学派形成以后，温热学家更是据此大声疾呼。其明朗者，均据河间之论直认寒温有别，伤寒法不能治温病。如叶天士谓：“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后贤刘河间创议迥出诸家，谓温热时邪当分三焦，投药与苦辛寒为主，若拘六经分证，仍是伤寒治法、致误多矣”（《温热论）吴瑭谓：“若真能识得温病，断不治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朱彬谓：“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其书专为伤寒而设，丰尝遍及于六淫也，奈后世之医者，以治伤寒之法。应无穷之变，势必凿枘之不相入”（《温病条辨•朱序》）。柳宝诒谓：“冬月伤寒，邪由皮毛而入，从表入里。初见三阳经证……三阳不解，渐次传入三阴……初起悉系寒邪见象，迨发作之后。渐次化热内传，始有热象。故初起治法必以通阳祛寒为主，及化热之后，始有泄热之法，此伤寒病之大较也。若夫温病，乃冬时寒邪，伏于少阴，待春夏阳气内动，伏邪化而为热。由少阳外出……初起治法，则以清泄里热，导邪外达为主，与伤寒用药，一温一凉……此伤寒温病分证用药之大关键”（《温热逢源•论温病与伤寒病情不同治法各异》）。其含蓄者，一方面虽然也承认伤寒有五，温病可以包涵在伤寒之中。但另方面也认为伤寒论详寒略温，在治温方面，法有未备。实际上也是不同意完全以伤寒论方来治温病。如王孟英谓：“五气感人，古人皆谓之伤寒，故仲圣著论亦以伤寒统之，而条分中风、伤寒、温病、湿、暍五者之证治，与内经渊源一辙，法虽未尽，名已备焉”（《温热经纬·自序》）。程国彭：“仲景论伤寒而温热温疫之旨未畅”（《医学心悟》）。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伤寒与温病学派之争其焦点主要是在伤寒是否能包括温病在内和伤寒论方是否可以治疗温病等两个方面。伤寒学派认为伤寒可以包涵温病在内。伤寒论方完全可以用以治疗温病。而温热学派认识则与伤寒学派完全相反。
三、伤寒与温病学派之争剖析
“伤寒”、“温病”、“六经”、“三焦”、“营卫”、气血”等等，均源于《内经》。张仲景明确提出，其《伤寒杂病论》之作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伤寒论•序》）。吴瑭在所著《温病条辨》中也首列《原病篇》，篇中列《内经》原文十九条以为立论依据。这就是说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的理论基础都是根据《内经》。既然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的理论基础都是《内经》，那么，为什么寒温之争又是如此尖锐，冰炭不相容呢？为此，有必要从《内经》对传染病的一般认识，伤寒与温热学派处理传染病的异同，以及当前中医对传染病治疗的实践经验等三个方面加以剖析：
（一）《内经》对传染病的一般认识
1、关于病因病机：
（1）对于传染病的外因，《内经》认为主要是由于自然气候变化严重失常，人体感受此自然气候偏胜之气以及由此自然偏胜之气而产生的“毒气、即可发生疫病。对于传染病的内因，《内经》则认为主要与人体正气强弱密切相关，人体的抵抗力与传染病的发生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把它放在了决定性的地位。从而作出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精辟结论。伤寒学派完全继承了《内经》的病因学认识，强调了自然气候反常变化与疾病发生的关系。如所谓“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然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复舟……客气邪风，中人多死”（《金匮•脏腑经络先后并脉证第一》），同时也强调了人体正气在发病上的决定作用，如所谓“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同上），“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这和《内经》的病因学认识基本一致。温病学派也是一样。他们继承了《内经》之说，认为气运偏胜是温病发生的外因，“不藏精”、“正气虚”是温病发生的内因。吴鞠通在所著《温病条辨》中，首列原病篇十九条，明确指出：“叙气运，原温病之始也”。温病者，精气先虚”。强调留得一分正气，便有一分生理”。这些认识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的发展。可见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对传染病的病因学认识上是一致的，并无根本上的分歧。
（2）在病机认识方面，《内经》对于急性传染病的病机学方面的论述很多，其要者主要有病邪性质与传入途径以及病邪传入人体后传变规律等两个方面。在病邪性质与传入途径方面，《内经》认为外感邪气可以按风火湿燥寒加以分类，但总的来说可以按阴阳加以区分，即可以分为阴邪与阳邪两大类。其中属于气候季节而产生的致病因素称为阳邪，由饮食居住原因而产生的致病因素称为阴邪。由于季节气候原因致病者，《内经》称之为外感“六淫”，认为传染病以外感六淫而发病者居多。所以《内经》又特别指出；“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素问•至真要大论》）。由于饮食因素而致病者，中医学称之为“内伤饮食。”由于六淫之邪，首先作用于肺，临床上主要表现肺的症状。由于饮食之邪。首先作用在脾胃，临床上主要表现胃肠道症状，这也就是《内经》中所谓的“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脏则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素问•太阴阳明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继承《内经》的认识，并将“邪气”作了进一步的区分。《金匮要略》谓：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馨饪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张仲景已经认识到邪气有多种，分布很广泛，有的在上、有的在下（清邪、浊邪），毒力有大小（大邪、小邪），传入途径也有多种（居上、居下、从口而入）。传染病从呼吸道传入者固多，从口而入经过消化道而传入人体者亦不少。温热学派对病邪的性质与传入途径方面的认识和《内经》、《伤寒》、《金匮》基本一致。在病邪方面认为除六淫之邪而外，又提出“疠气”、“毒气”，并且认为“疠气”的流行又与四时不正之气有关，把“疠气”与“六淫”之邪密切结合起来。在传入途径方面明确提出从口鼻而入。吴又可谓：“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瘟疫论•原病》）。叶天士谓；“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外感温热篇》）。吴鞠通谓：“温病由口鼻而入”（《温病条辨•上焦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方面的认识是：外邪基本上可以分为“四时不正之气”和“疫疠之气”两大类。这两类外邪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其传入途径主要是从口鼻而入。其间吴又可虽然比较强调“杂气”，但他也认为，疠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说明他也承认四时不正之气与“疠气”在传染病中的综合作用。因此可以认为，在对外感邪气的性质及其传入途径方面的认识，从大的方面来看，伤寒与温病学派之间，认识上基本一致，并无根本的分歧。
在邪气侵入以后的传变及其与正气强弱之间的关系方面。《内经》认为传染病的发病以后在人体的传变过程与人体正气强弱密切相关，整个发病及传变过程，自始至终也都是一个正邪相争的过程，精胜则邪却、正气强盛能够抗御邪气则不会发病，即使发病，邪气进入人体也比较浅，临床表现也比较轻。反之就会发病，发病以后，邪气进入人体也比较深，临床表现也比较重，预后也较险恶。关于这一认识，《内经》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而《伤寒论》谓：“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瘟疫论》谓：“凡人口鼻之气，通夫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人，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气，自亦不及，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饱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害，又何异耶”。凡此说明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在这方面的认识都是继承《内经》的认识，也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传染病在人体的传变方面，《内经》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循五脏之序而传；循络经脏腑之序而传；循阴阳之序而传；循表里之序；循上下之序而传；循营卫气血之序而传等六个方面。后世各家在《内经》认识的基础之上，就其中某一传变形式加以突出，于是就形成了各种辨证。伤寒学派突出了《内经》中循阴阳之序而传的形式。于是就形成了伤寒学派的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温病学派突出了《内经》中对三焦、营卫气血的认识。于是就形成了温病学派的三焦、卫营气血辨证论治体系。两派在提法上虽有不同，但对传染病在人体的传变过程，总的来看却又都是：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阳入阴、由上到下。因此也就并无实质上的矛盾和原则性的分歧。
2、关于诊断治疗原则：
对于急性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从辨病论治方面来说，《内经》总的认识是传染病属于急性热病范围，因此《内经》以热论等为篇。但是由于热病的发生主要由于外感六淫，所以《内经》在热论的总称下，又分别以风、火、湿、燥、寒命名各种热病。并且在《素问》七篇大论中，比较详细地列举了风、热、火、湿、燥、寒等各种急性热病的临床表现及其治疗原则。这就是说《内经》对于传染病，基本上是按风、热、火、湿、燥、寒分类。因此在论中既提出了伤寒，也提出了温病。从七篇大论中所记载的寒病和温病的临床表现来看也是有区别的。例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少阴所至为疡疹身热……少阳所至为嚏呕，为疮疡……太阳所至为屈伸不利……为寝汗痉”。这里的少阴少阳主火主热，太阳主寒，说明了《内经》承认寒温有别。
《伤寒论》根据《内经》：“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以伤寒来统率各种热病。但是也承认温病、热病是一个独立的疾病，从论中所记述中有关临床表现来看也是有区别的，例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谓：“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又《金匮要略•痉湿病脉证治第二》谓：“太阳中热者，暍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说明伤寒学派也是承认寒温有别的。于此可以看出《内经》、《伤寒论》都并没有把寒温混同，也都是主张寒温有别。因此对于传染病的辨病论治方面来说，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在认识上并无分歧。
对于传染病的辨证论治，《内经》十分强调：“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同上），“盛者泻之，虚者补之”（同上），“用凉远凉，用热远热，用寒远寒，用温远温”（《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无盛盛，无虚虚”（《素问•五常政大论》）。伤寒学派在对热病的辨证论治方面也明确提出：“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温热学派在对热病的辨证论治方面也明确指出：“天地运行之阴阳和平，人生之阴阳亦和平，安有所谓病也哉。天地与人之阴阳，一有所偏，即为病也。偏之浅者病浅，偏之深者病深，偏于火者病温病热，偏于水者病清病寒，此水火两大法门之辨，医者不可不知，烛其为水之病也，而温之热之，烛其为火之病也，而凉之寒之，各救其偏，以抵于平和而已，非如鉴之空，一尘不染，如衡之平，毫无倚着，不能暗含道妙，岂可各立门户，专主于寒热温凉一家之论而已哉”（《温病条辨•上焦篇•第二条注文》）。于此可以看出，《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对于急性热病的辨证论治方面认识也是完全一致，并无根本上的分歧。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伤寒和温病在对于传染病的一般认识上是基本一致的。虽然在临床的具体辨证论治中，伤寒学派是以六经辨证，温热学派是以三焦、卫气营血辨证，但这只是方法上的不同，从理论上来说，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和根本上的分歧；兹就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中的一此基本论点，列表比较如下，以见伤寒与温病学派在理论基础上的一致性。
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基本认识比较表
伤寒学说 温病学说 比较
病原 外感寒邪 外感温邪 均属外感邪气
发病 外因：风气
内因：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 外因：感时令之气
内因：藏于精者，春不病温 均从外因内因即感邪和正虚来认识
邪入途径 多种途径，如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馨饪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 自口鼻而入 基本一致
初起侵犯器官 一般都有肺经症状，如鼻鸣、干呕、喘、咳 温邪上受
首先犯肺 基本一致
全身损伤情况 既伤阳，也伤阴 既伤阴，也伤阳 基本一致
辨证 以六经辨证，说明疾病传变由浅入深，以此概括临床证候 以三焦、卫气营血辨证，说明传变由浅入深，以此概括临床证候 基本一致
论治 原则 存津液 养阴保津 基本一致
论治 表证 病在表，可发汗
清热通便，以存津液 在卫汗之可也
清热通便，养阴生津 基本一致
论治 里证 实 寒化证温中，热化证养阴 阴竭者救阴，气脱者益气 基本一致
论治 里证 虚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湿为阴邪，非温不化。
挟湿者，喜刚忌柔 基本一致
论治 里证 挟湿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湿为阴邪，非温不化。
挟湿者，喜刚忌柔 基本一致
从附表可以看出，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在基本认识上是一致的，并无根本的矛盾和原则上的分歧。于此可以看出伤寒与温病学派之争，并没有充足的理论依据，看来之所以出现争论的原因，不过只是一个谁统谁的问题；发展和反发展的问题；百花齐放还是一家独鸣的问题；从学术上来说，意义不大。
（二）伤寒与温病学派处理传染病的异同
首先在对传染病的辨证方面，伤寒学派认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温病、有热病。以伤寒为纲来统帅风、寒、湿、温、热诸病。温热学派认为温病有九：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同时还在上焦、中焦、下焦辨证中附列寒湿，以温病为纲来统帅此九种温病及所附列的寒湿。就两派所述辨病的内容加以比较，其相同点是：两派在辨病上都是继承了《内经》的认识，即以风、热、火、湿、燥、寒六淫辨病为主，伤寒按风、寒、湿、温、热辨病，温病为九种温病加寒湿，从性质上看，有温、暑、湿、燥、寒（寒湿），基本上也是按风、火、湿、燥、寒辨病。其不同者是伤寒学派在辨病中缺乏燥病，而温病学派则明确提出了秋燥。关于燥病，《内经》中本来早就明确提出，认为凡属外感燥邪其主要临床表现是：咳嗽、咽干、皮肤干燥，或发为寒热，其作用部位主要在肺，这也就是《素问•天元纪大论》中所谓的“阳明所至为燥生”、“阳明所至为皴裂”、“燥胜则干”、“凡此阳明之政……民病嗌塞、寒热发、暴振慓”。《素问•五运行大论》中所谓的“在天为燥……在体为皮毛……在脏为肺……”。但是《伤寒论》中并没有谈到燥病。阳明篇中虽然有“脾约”之说及麻子仁丸之方，但同条明明是谈“胃实家”的阳明病，而且麻子仁丸也仍然是以泻下为主的方剂，因此可以说《伤寒论》中燥病缺如。温热学派明确提出了秋燥，《温病条辨》中并系统地论述了秋燥的三焦证治。尽管温热学派把《伤寒论》中燥病缺如的原因归之于《内经》，认为：“内经六气，脱误秋伤于燥一气，指长夏之湿为秋之燥。后人不敢更端其说，置此一气于不理”（《温病条辨•上焦篇•五十八条注文》）。认为刘河间首先提出了：“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喻嘉言首先创立了清燥救肺汤等论点，这些提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值得研究。但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书中补写了《补秋燥胜气论》，指出了凉燥的辨证论治，因而温热学派秋燥之说，继承了《内经》，补充了伤寒学派在辨病上的不足，则是客观存在。于此说明了在对传染病的辨病方面，温热学派在伤寒学派的伤寒有五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其次是在对传染病的证候性质、归类及处理上，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也有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例如对于“厥证”，《伤寒论》和《温病条辨》中均有记述。在“厥证”的病机上，《伤寒论》认为：“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温病条辨》认为：“阴阳极造其偏”。在“厥证”的分类上，《伤寒论》分为寒厥与热厥两类，《温病条辨》也分为寒厥与热厥两类。对于“热厥”，《伤寒论》认为是：“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因热致厥。《温病条辨》认为是“火极似水，热极而厥。两派在厥证的证候性质认识上可以说完全相同。但是在临床表现描述上和证候归类上及临床处理上两派则又有其不同之处。对于“热厥”，《伤寒论》中只描述了“发热肢厥”及“厥热来复”两个主要临床表现，把它列入厥阴病中，而《温病条辨》则明确提出热厥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即邪入心包络而为舌蹇肢厥；邪搏阳明，神迷肢厥，甚则通体皆厥；温病后期，阴亏而厥。认为上中下三焦均可发生。对于热厥的治疗，《伤寒论》只提到了“厥应下之”，而《温病条辨》则提出了邪入心包而为舌蹇肢厥者用芳香开窍，邪搏阳明，神迷肢厥，甚至遍体皆厥者，当用下法；温病后期，阴亏而厥者，则又当用育阴潜阳法，种种不同。又如“热结旁流”一证，《伤寒论》谓：“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可下之，宜大承气汤”（“辨少阴病脉证并治”）。《温病条辨》谓：阳明温病，纯利稀水无粪者，谓之热结旁流。调胃承气汤主之”（“中焦篇”）。两派对于“热结旁流”的证候性质的认识及处理原则，可以说完全相同。但是在证候归类上，《伤寒论》把它列在少阴病中，而《温病条辨》则把它列在中焦篇阳明温病之内。六经辨证中少阴病属于虚证，虚证而用下法，这就比较难解，所以后人只能用“急下存阴”来解释。阳明温病属于胃家实，用下法就比较容易理解。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的论著中，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但仅举上述两例来看，已可说明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在对于传染病的许多认识和具体处理方面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其不同处就是温热学派在许多方面，由于时代原因，较之《伤寒论》中的论述，更趋完善，有所发展。
再其次是从对传染病治疗方面的选方用药来看，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也有许多共同点及不同点。在选方用药上，温热学派选用了大量的经方。《伤寒论》中的各个代表方剂，几乎完全纳入了温热学派的三焦营卫气血辨证论治体系之中。以《温病条辨》为例，《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许多著名代表方剂，例如桂枝汤、一物瓜蒂汤、栀子豉汤、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小陷胸汤、半夏泻心汤、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小半夏茯苓汤、白虎加桂枝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小陷胸汤、五苓散、四逆汤、理中汤、茵陈五苓散、泻心汤、小柴胡汤、黄连阿胶汤、白头翁汤、复脉汤、桃仁承气汤、抵当汤、桃花汤、猪肤汤、甘草汤、桔梗汤、苦酒汤、小建中汤、黄土汤、小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葶苈大枣泻肺汤、鳖甲煎丸……等方，均被收入《温病条辨》之内。用法上也与伤寒学派基本相同。但是温热学派在广泛采用伤寒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后世的大量方剂，在选方用药上有所发展。如在中焦阳明温病的治疗选方用药上，一方面如同伤寒学派一样，用白虎汤或白虎加人参汤、三承气汤等以清里攻下。但另一方面又作了较大的补充，如在清里方面减味竹叶石膏汤、清营汤、清宫汤、化斑汤、加减玉女煎等方的运用；在攻下方面新加黄龙汤、宣白承气汤、导赤承气汤、牛黄承气汤、增液承气汤、护胃承气汤……等方的运用等等，都是在伤寒学派的选方用药基础上进了一步，特别是养阴生津方药，芳香开窃方药的创制和运用，更是补伤寒之未备，大大的丰富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范围。
（三）当前中医对传染病治疗的实践经验
伤寒与温病学派之争始于刘河间，继于吴又可，盛于叶天士、吴瑭，持续于今日。说明了温病学说的兴起，温热学派的形成，是中医治疗传染病的需要，一九五四年，河北石家庄地区首次系统运用温病学的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此后各地也普遍地以温病学说指导来治疗流脑、麻疹、猩红热、肺炎、腮腺炎、白喉、菌痢、肠伤寒、钧端螺旋体病、出血热、布氏杆菌病等等急性传染病，也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近年来，我国不少单位又对温病的卫气营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召开了全国中医内科急诊治疗学术交流会和全国“抗三衰”经验交流会。会议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以温病学说在临床具体运用方面为中心进行经验交流。所有这些，说明了温病学说的提出和温热学派的兴起，都并不是偶然的，温病学说是有很大的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它的出现是由于实践的需要，历史发展势所必然。
四、正确对待伤寒与温病学说
伤寒学说和温病学说都是我国古代医学家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是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加以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使它们都能为保证我国广大人民的健康更好地服务根据本文中所述有关内容，可以看出，学说，伤寒与温病学说，其理论基础均是《内经》，它们对于传染病的认识基本一致，并无根本分歧。伤寒学派根据《内经》所提出的三阴三阳学说，结合临床实践，发展成为了伤寒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一直到今天，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临床。温热学派则根据《内经》的三焦、营卫气血学说，同时吸收了伤寒学派中的经验教训，从另一角度出发，提出了温病三焦、营卫气血辨证论治体系，使得中医学对于传染病的防治，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有所提高，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因此，如何正确对待伤寒和温病学说，从中医基础理论上把它们统一起来，扬长避短，尽早地结束伤寒与温病学派之争。在当前具有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第三章《温病条辨》的基本内容
《温病条辨》一书，是温病学派著作中最系统、最完整、集大成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因此我们在本章中通过对《温病条辨》基本内容的介绍，概述其三焦，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这样还可以使读者在学习原文之前，对本书先有一个总体了解。
第一节 作者吴瑭生平及学术思想简介
一、吴瑭生平
吴瑭，字配珩，号鞠通，江苏淮阴人。其生卒年代，一般有两说：一说1736年—1820年（《中国医学人名志》、《中国医学史》、《中医各家学说》等），即清乾隆、嘉庆之间；一说1758年—1836年，即乾隆、道光之间。根据吴氏著述及多篇序文推算，以后说为可靠。吴氏曾有“丁已六月十三日，时年四十岁”之记载，因此，生于1758年是可信的；另据《医医病书》谓，戊子年（1828年），吴氏“年逾七十”，该书完成并自题于1831年，友人序于1833年，时吴氏尚健在。因此，1758年—1833年这七十五年间，吴氏肯定是在世的。所以吴瑭是生活在清代中叶，亦即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是一位享有高龄的著名医家。
吴瑭学医并无家传师授。十九岁时，他感亲人夭亡之痛，遂慨然废举子业，伏案苦读医书。二十六岁时来到北京，读了吴又可的《温疫论》，深受启发。他一面精研医经，细绎叶案，博览群书，一面临证体察，沉思渺虑。1793年前后，北京温疫大流行，吴瑭起治，活人甚众，从此医名大振。他痛感时医治温病毫无尺度、茫然无措，致使患者“不死于病而死于医”，遂发愤著书立说，以立温病之规矩。历时六年，写成《温病条辨》一书，系统论述了温病的证治规律。书成之后，广为流传，所谓“大江南北，三时感冒取有凭焉”。其后，他除数次返乡省墓并遊历于江浙一带而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前后达五十年之久。七十多岁时，著《医医病书》，一方面是为“生民死于俗医之不明道”而目击神伤，一方面则是为补《温病条辨》“未及内伤及杂症”之缺，1831年书成。1836年，吴氏逝世于北京。有其子、婿辈传其学。总之，吴瑭是一位发愤自学，具有丰富经验的医家，他的《温病条辨》一书，既是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针对“时弊”的感愤之作。
关于吴瑭的为人，记载不多，仅从他的论著，医案及友人记述中可以看出，他知识渊博，其“论甚豪，上下古今，了如指掌”，其医术高明，“所医者皆奇效”，“沉疴怪症，无不应手而愈”，伹是，由于其为人“心正口直，性刚气傲” ，“所论与他医不同”，为识者所叹服，也遭“医忌且诟”，因是而“毁誉不一”。他十分鄙弃那些以医术为手段妄抬身价、重索谢资、即骄且吝的“俗医”，斥之为“可耻之极”。而他自己，“原非至亲及穷乏者，不为立方”，而且“虽遇危疾，不避嫌怨”，总以治病救人为怀。总之，吴瑭不但是一位博学卓识、医术高明、敢于创立新说的医家，而且是一位具有高尚医德的医家。
吴瑭的著作共三种，全由本人手著。温病学专著《温病条辨》，成书于1798年。医论集《医医病书》，成书于1831年。《吴鞠通医案》，吴瑭去世后由金月笙据其手稿编次而成，于1856年付印，收集了吴瑭1794—1833年间三百多个医案。
二、吴瑭学术思想及其学术成就
吴瑭在治学方面，其学术渊源可概为二：一遵内经、宗仲景，法叶桂，兼取众医家之长；一是源于自己的临床实践。他说：“本论悉遵《神农本草经》、《内经》、《难经》、《玉函经》、《临证指南》，以及一生体验为准。诸家可参考而不可恃者也”。《温病条辨》首卷“原病篇”，把《内经》中有关论温、热、暑病的主要论述，一一摘录，详加注释，其中作了不少精辟的解释，足见其《内经》功夫之深。不仅如此，从引经十九条中还可以看出，《温病条辨》关于温病的辨证大纲，立法处方原则，无不悉本《内经》，这就使《温病条辨》一书的理论基础相当坚实。
吴氏十分重视运气学说，认为气候的异常变化，与温病的发病和流行密切相关。在药物性味立法组方上悉据《素问•至真要大论》所提原则。吴瑭宗仲景《伤寒论》为医门之“金科玉律”，在《温病条辨》一百九十八方中，其中用仲景原方三十余个，约占五分之一，如再加上加减方，所占的比例就更大了。就连《温病条辨》的体裁，也是仿效《伤寒论》，采取逐条明辨，言简易记的“条辨”形式。对仲景以下后世医家，吴氏主张参考百家，取其精妙，去其驳杂。其中对吴氏影响较大的医家有刘河间、吴又可、叶天士、喻嘉言。吴瑭论温病以三焦为纲辨证论治，虽可溯源于《内经》，但直接还是来自河间，所以他论：“温病……必从河间三焦定论”。吴又可对吴瑭的影响，可以说起过启蒙作用，甚至有过“专心学步”的阶段，如强调寒温迴异，寒少温多，脱却伤寒，单立温病，温疫自“口鼻而入”以及温疫的证治等，吴瑭显然是接受了吴又可的不少观点和经验。当然，对吴瑭影响最深的还是叶天士。《温病条辨》中的理法方药，不少是在叶案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和提高而成。他对叶氏推崇备至，把叶氏医案列为可遵可法的医经之一。他赞扬叶氏善用古方、善汇众善、“博而能精”、“精思过人”、“持论平和，立法精细”，“迥出诸家之上”，因此，吴氏一再表明，他就是要将这些散见于医案中的“散金碎玉”整理出来，“摭拾其大概，粗定规模，俾学者有路可寻”。光明磊落，毫无隐讳。对吴瑭学术方面有明显影响的还有喻嘉言。他吸取了喻氏治温疫要以三焦分证和逐秽解毒为要义的观点，所谓“宗喻嘉言芳香逐秽之说”。同时，他还同意喻氏认为《内经》脱简燥症之论，在书中专立“秋燥”一章。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吴瑭在治学方面是学有根底、善师众长的。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代替他自己的医疗实践和发挥创造，他在经历了温疫大流行的考验之后，才落笔写成《温病条辨》一书。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述：“瑭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然未敢轻治一人。……因有志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合成一书，名曰《温病条辨》”。这段自述，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吴氏的学术渊源。
吴瑭的学术思想，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一）力主发展进步，遵经而不泥古
吴瑭把医书分作两类：一类遵为“医经”者，如《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临证指南》。他认为，对医经必须深入学习，“务深究古法，循其规矩”。另一类为一般医书，他认为，多有一偏之弊，因此，主张“诸家可参考而不可恃者也”，反对“偏执一家一书以医病”。就是对可遵可宗的《内经》、仲景书、叶案，他认为，由于古今气候环境的变迁，方域的不同，医学的进步，也不能固守不变。他说：“学者必不可不遵经，不尊经则学无根柢，或流于异端。然信经太过，死于句下，则为贤者过之”。认为“信经太过则凿”，提出“择其可信者而从之，不可信者而考之”。他虽然尊崇并深研《内经》，但是，犹认为“可信者十之八、九，其不可信者一、二”。例如对《内经》所列许多热病禁刺的“死证”，吴氏认为，由于汤药的发展及其所长，死证亦有回生可活之可能，一再指出“药之得法，有可生之理”，提出：“留得一分正气，便有一分生理，只在留之得法耳”，创制了不少针对“死证”、益阴以留阳的有效方法。他认为《内经》有未述或述而未备者，主张补其所缺，述其未备。如认为《内经》脱却燥症，即引喻嘉言、沈目南论，参合个人经验进行了补充。对仲景书，他奉为金科玉律，但是也指出，仲景生活在气候寒冷的年代里，当时“伤寒颇多”，而由于气运的变迁，温病渐多而伤寒渐少，因此不能固守伤寒法来统治四时之病，不能“以伤寒一书，应四时无穷之变”，因此，作《温病条辨》以“羽翼伤寒”。在治疗方面，他一面大量采用仲景的大、小、调胃、桃仁诸承气汤而外，又创制了宣白、导赤、牛黄、增液、护胃承气汤，以及承气合小陷胸汤、新加黄龙汤等。对“热结旁流”者，不用大承气，而用调胃承气，对下后复聚者，提出不可纯施承气，或予增液，或予承气合增液。对复脉汤的加减化裁，更赋予了新的意义。对“阴吹”一证；吴氏认为证同而病因不同，治各有异，他说：“饮家阴吹，脉弦而迟，不得固执金匮法，当反用之，橘半桂苓枳姜汤主之”。就是对叶天士，也并不盲目崇信，指出：“叶氏博而能精，其不精者十之一二，如不识燥症，误用桑白皮之类”。还指出，叶氏立论甚简，其治多南方症，由于气候、地域不尽相同，亦不可拘执。他的许多著名方剂，虽源于叶案，但不少都有化裁和创新。综上所述，吴氏这种深研医经、认真继承而又力主发展创新的思想和实践，在吴氏书中非常鲜明突出，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二）力主寒温有别，阴阳水火各异，反对专主一家之言
吴瑭《温病条辨》基本论点之一是“寒温有别”，因而他认为在外感热病的治疗上，必须严格区分寒温，辨证论治，不能稍有所偏，他说：“天地运行之阴阳和平，人生之阴阳亦和平，安有所谓病也哉！天地与人之阴阳，一有所偏，即为病也。偏之浅者病浅，偏之深者病深；偏于火者病温病热，偏于水者病湿、病寒，此水火两大法门之辨，医者不可不知。烛其为水之病也，而温之热之；烛其为火之病也，而凉之寒之，各救其偏，以抵于平和而已。非如鉴之空，一生不染，如衡之平，毫无倚着，不能暗合道妙，岂可各立门户，专主于寒热温凉一家之论而已哉！瑭因辨寒病之源于水，温病之原于火也，而并及之”（《温病条辨•上焦篇•第二条注）。由于如此，所以他在温病的分类中提出了温病兼湿与不兼湿的问题；治疗中提出了“善刚忌柔”、“善柔忌刚”的问题；秋燥中提出了胜气和复气的问题；湿病中提出了“热湿”与“寒湿”的问题；温病病后调理中提出了益阴和复阳的问题等。吴氏这一基本论点，始终贯穿于全书的理法方药之中。这是在继承《伤寒论》的基础上，通过医疗实践，对中医外感热性病认识上的一个提髙、突破和深化。对这种发展和进步，应予充分肯定。
（三）创立三焦辨证，治温必究脏腑
吴瑭是一位深究辨证论治并作出了贡献的一位医家，他认为辨证准确是医生的第一要务，所谓“治病之必先识症也”。他甚至把《温病条辨》一书归结为“是书着眼处全在认症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不求识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强调“识证真，对病确，一击而罢”。在辨证方面，他认为无论内伤外感，除辨清寒热虚实润燥而外，必不可少的就是辨明病位，必究“所损何处”。他认为损伤部位不同，即使疾病的寒热虚实性质相同，在治疗上仍有很大差别。逐邪也好，扶正也好，必针对病所而投。在逐邪方面提出“凡逐邪者，随其所在，就近而逐之”，反对妄伤无过之地。在扶正方面，认为五脏六腑体用不同，因此各有补法，在温病辨证方面，在力主寒温阴阳水火疾病性质不同的前提下，他提出辨证必究脏腑病位，在继承《内经》按五脏辨治热病的基础上，取法于河间，提出辨治温病必以三焦为纲。后来，在《医医病书》中，又提出治内伤亦以三焦为纲。吴氏所述温病的三焦辨证纲领，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辨病变的部位和脏腑，即在上焦属心肺，在中焦属脾胃，在下焦属肝肾。二是辨证候性质。在上焦为表热证，在中焦为里热证，在下焦为里虚证；三是辨病程和病势，上焦温病为温病初期，病势轻浅，不治可传中焦；中焦温病为温病中期，是正邪相争的极期，不治可传下焦；下焦温病为温病晚期，属正邪相争的最后阶段，正气已虚。《温病条辨》谓：“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吴氏对温病的脉、证、治，均按三焦详加辨析，要求治上不犯中下，治中不犯下，并提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的著名原则。对内伤疾病的三焦辨证，他也强调按脏腑辨别病位，按脏腑的体用不同选方用药。他在《医医病书•治内伤须辨明阴阳三焦论》中说：“……必究上中下三焦所损何处，补上焦以清华空灵为要；补中焦以脾胃之体用各适其性，使阴阳两不相奸为要；补下焦之阴，以收藏纳缩为要，补下焦之阳，以流动充满为要。……补上焦如鑑之空，补中焦如衡之平，补下焦如水之住”。在辨明三焦的基础上，吴氏还进一步提出按脏腑体用阴阳不同分治。如对中焦寒湿，伤在脾胃，又详分伤脾阳、伤胃阳、伤脾阴，伤胃阴，辨证十分精细，论治丝丝入扣。不但论理法方药明辨如是，而且临床医案所治与所论相符。曹炳章讚吴氏医案谓：“为后学师范，堪作诊断术之专书”。吴庆坻在《吴鞠通医案》序中谓：“窃叹是书也，可以为医门之阶梯矣。其辨微也，分肌擘理，若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其纠缪也，若老吏讝狱，虽情譌万变，执吾法以绳之，而无所于挠”。于此可以看出，吴鞠通所创立的三焦辨证纲领，其实质在于强调对外感热性病必须按脏腑进行定位，并结合卫气营血辨证，才能对温病作出确切诊断。三焦辨证实质上是脏腑辨证在温病领域中的运用和发展。由于外感热性病的病理变化，既不可能脱离开气血，也不可能脱离开脏腑，因此，三焦辨证，不但适用于湿热类温病的辨证，也同样适用于温热类温病的辨证。如果认为卫气菅血辨证只适用于温热类温病，三焦辨证只适用于湿热类温病，显然是不够全面的，也是不符合临床实际的。
（四）温湿分类温病，用药刚柔有别
吴鞠通在温病辨证论治方面的贡献，除了立三焦辨证，强调温病辨证以脏腑定位而外，他还明确提出了从性质上以是否挟湿把温病分为温热和湿温两大类。他认为，温热一类属阳邪，易损伤人体阴液，因此以热盛伤阴为其主要病理变化；治疗则以清热养阴为治疗大法，吴氏谓之“温病之不兼湿者，忌刚喜柔”。湿温一类，属湿热合邪，湿为阴邪，易阻塞人体气机，损伤人体阳气。热为阳邪，损伤人体阴液，因此，湿温的病理变化要复杂得多。在治疗上，他指出气化则湿亦化，湿为阴邪，非温不化，吴氏谓之“温病之兼湿者，忌柔喜刚”。由此可见，把温病从性质上分为温热和湿温两大类，从脉证治方面一一记述并加以鉴别，这是吴鞠通的一大贡献。正如汪瑟庵先生所谓：“温热、湿温，为本书两大纲。温热从口鼻吸受，并无寒证，最忌辛温表散，但当认定门径，勿与伤寒混杂，再按三焦投药，辨清气血营卫不失先后缓急之序，便不致误。湿温为三气杂感，浊阴弥漫，有寒有热，传变不一，全要细察兼证，辨明经络脏腑气血阴阳，湿热二气偏多偏少，方可论治，故论湿温方法，较温热为多，读者以此意求之，无余蕴矣。热证清之则愈，湿证宣之则愈，……一为阳病，一为阴病”。这是对吴氏论点的充分肯定和高度概括。
（五）治温病重阴精，治内伤重阳气
吴瑭重养阴，已为医所熟知。这是因为他认为“病温者，精气先虚”。温属阳热之邪，最易伤阴。他说：“盖热病未有不耗阴者，其耗之未尽则生，尽则阳无留恋，必脱而死也”。“病温之人、精血虚甚，则无阴以胜温热，故死”。因此，他把津液的存亡，看作是温病或死或愈的关键所在，分别三焦，历列生津，增液、填精之法。但是他也重视益气。凡热之挟湿者，他认为“湿为阴邪，非温不化”，用药“喜刚忌柔”。尤其是对于寒湿一证，选用参、术、芪，姜、桂、附之品，不惟不忌，甚或必用。对內伤诸证，吴氏也十分重视阳气。他一再批评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带来的一偏之弊。他提出，除热病、妇人产后以及老人，多属阴不足而外，补虚应首重阳气，护胃气。他说：“惟热病之后，妇人产后，伤阴者十居八九。……盖阳能统阴，阴不能统阳。其它则伤阳居多，今人恣用补阴，爱用寒凉，伤阳益甚矣。古人云：阳不尽不死，人非阳气不生活。……即应当补阴之症，仍所以为恋阳计也。析薪为生火也，添油为明灯也。……从来最善补虚者，莫若仲景。……诸虚不足，小建中汤主之。……盖建中以调和营卫为扼要，以补土为主”。他还提出：“无论三因皆以胃气为要”。总之，疾病不同，重阴重阳有别，治温病，注重养阴，治内伤，注重养阳，无论内伤外感，统重胃气。
吴瑭在治学态度方面，除严肃认真以及前已述及既重继承又主创新之外，相当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人不隐善掠美，对己不文过饰非。在他的著述中，比较实事求是。他在讲到《温病条辨》的作用及对诸家评述时说：“诸贤如木工钻眼，已至九分，瑭特透此一分，作圆满会耳，非敢谓高过前贤也。至于驳正处，不得不下直言，恐误来学”。他十分厌恶那种力诋别人而又暗窃别人的坏学风。他在谈到喻嘉言等人时说：“……独恶其自高之见，各立门户，务掩前人之善耳。后之学者，其各以明道济世为急，勿以争名竞胜为心”。他本人学宗叶氏而直言不讳。一再指出叶氏之学“惜散见于叶案中，兹特为指出，以概其余”。吴氏论黄疸，学承罗谦甫；论燥，取论于喻嘉言、沈目南；这在《温病条辨》中均一一直述，汇众善而师之，扬之，对人毫无掠美隐善之心。而对目己之不足，也直述胸臆，如他对燥气的认识，始本于喻氏治温燥之论及方法，待书成之后，又感不合《内经》燥属秋金凉燥之气的认识，于是又作《补秋燥胜气论》一文附于其后，直录沈目南《燥病论》，给予了很高评价，并再三指出自己对燥气的认识，沿袭前人之旧，论述有偏，“乃不全之书，心终不安”，他说：“其误皆在前人谓燥不为病，又有燥气化火之说，瑭亦为其所误，故初刻书时，再三疑惑，辨难见于杂说篇中，而正文只有化气之火症，无胜气之寒证”。同时，对喻嘉言论燥作了相当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自己的失误，别人的高见，均直述不讳。这种不隐人之善，不掩己之过，光明磊落、认真求实的治学态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节 三焦、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
一、三焦、卫气营血辨证源流
前已述及，营卫、气血、三焦之说，首见于《内经》、《内经》以营卫气血来概括人体的生理作用及病理生理变化，以三焦来概括人体上中下所属的脏腑及其功能。由于外邪感人的传变过程，多是由外到内，由上到下，由表及里，由阳入阴，因此，从临床角度来看，其传变过程，也必然由卫而气、而营、而血、始于上焦，终于下焦。但是由于《内经》在对于急性热病的传变方面，并未以其辨证概念明确提出来。后世刘河间、喻嘉言等论著中，虽然也有三焦辨证的内容，但只能说是开其端，在具体应用上，也没有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到了清代，叶天士才明确提出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元参、羚羊角等物，入血则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药等物是也。若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耳”（《温热论》）。叶氏首先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急性热病在人体的传变过程，是始于上焦、循卫气营血之序而传。吴鞠通继承发展了叶氏之论，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三焦、卫气营血辨证论治，在其所著《温病条辨》中，以三焦为纲，结合卫气营血，对温热病的辨证论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于此形成了今天的三焦、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体系。
二、温病辨病与三焦、卫气营血辨证
(一）《温病条辨》中的辨病
凡属外感性疾病，《内经》均以风、火、湿、燥、寒五气、或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以统之。吴鞠通继承了《内经》、《难经》精神以及后世温热诸家经验，著《温病条辨》，论中基本上也是以六淫为纲进行辨病。吴氏在《温病条辨》中，将温病分为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等九种，同时在论述中又提出了寒湿。这就是说，《温病条辨》中在辨病方面，一共提示了十种疾病，兹根据《温病条辨》有关原文择要如下：
（1）风温：“风温者，初春阳气始开，厥阴行令，风夹温也”（《温病条辨•上焦篇•第一条》）。
（2）温热：“温热者，春末夏初，阳气弛张，温盛为热也”（同上）。
（3）温疫：“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同上）。
（4）温毒：“温毒者，诸温夹毒，秽浊太甚也”（同上）。
（5）暑温：暑温者，正夏之时，暑病之偏于热者也”（同上）。
（6）湿温：“湿温者，长夏初秋，湿中生热，即暑病之偏于湿者也”（同上）。
（7）秋燥：“秋燥者，秋金燥烈之气也”（同上）。
（8）冬温：“冬温者，冬应寒而反温，阳不潜藏，民病温也”（同上）。
（9）温疟：“温疟者，阴气先伤，又因于暑，阳气独发也”（ 同上）。
（10）寒湿：“寒湿者，湿与寒水之气相搏也，盖湿水同类，其在天之阳时为雨露，阴时为霜雪，在江河为水，在土中为湿，体本一源，易于相合，最损人之阳气”（同上）。
以上十种疾病，根据《温病条辨》总的精神来看，其发生在春季者曰风温，发生在春末夏初者曰温热，发生在正夏者曰暑温，发生在长夏者曰湿温、发生在秋季者曰秋燥，发生在冬季者曰冬温，由于感寒即发者曰寒湿。上述十种疾病的病名及其性质，基本上是在《内经》“春伤于风”、“夏伤于暑”、“长夏伤于湿”、“秋伤于燥”、“冬伤于寒”的基础上提出的，与《内经》“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及《难经》“伤寒有五”的认识基本一致。至于其余三种疾病，应该说这是对上述七种疾病的补充，意即上述疾病如果广泛流行者，即属温疫；毒邪炽盛，病情急重者即属温毒；疟疾本应属于湿温范围，但如发作不典型，但热不寒者，即名温疟；“寒湿”一病，吴鞠通虽然自谓“此书以温病名，并列寒湿者，以湿温与寒湿相对，言寒湿而湿温更易明析”（《温病条辨•中焦篇•第四十四条》）。但根据原书对寒湿的周详论述、是吴氏为表明寒温有别，独树一帆，出于策略，实则借此以求其全。可见，《温病条辨》中的辨病基本上仍然是在《内经》、《难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
（二）《温病条辨》中辨病与三焦、卫气营血辨证的关系
《温病条辨》的辨病已如上述，根据原书，上述疾病，每一种疾病又有一个三焦、卫气营血辨证的问题。兹从以下两方面看：
（1）《温病条辨》目录：①上焦篇，法五十八条，方六十四首。列病：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暑温、伏温、湿温、寒湿、温疟、秋燥。②中焦篇，法一百零二条，方八十八首，外列三方。列病：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暑温、伏暑、寒湿、湿温、（疟痢疸痹附）、秋燥。③下焦篇，法七十八条，方六十四首，图一首。共二百三十八法，一百九十八方。列病：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暑温、伏暑、寒湿（便血咳嗽疝瘕附）、湿温（疟痢疸痹附）、秋燥。
从以上目录可以看出，《温病条辨》中所列各种病，每一种疾病也都是一个三焦的问题，也就是始于上焦，终于下焦的问题。
（2）《温病条辨》三焦卫气营血证治举例：以上焦篇风温、温热、温疫、冬温证治有关条文为例，①“太阴温病，恶风寒，服桂枝汤已，恶寒解，余病不解者，银翘散主之”（《温病条辨•上焦篇•第五条》)。②“太阴温病，脉浮洪，舌黄、渴甚、大汗、面赤、恶热者，辛凉重剂白虎汤主之”（同上，第七条）。③“太阴温病，气血两燔者，玉女煎去牛膝加元参主之”（同上•第十条）。④“太阴温病，寸脉大，舌绛而干，法当渴，今反不渴者，热在营中也，清营汤去黄连主之”。（《同上•第十五条》。⑤“太阴温病，不可发汗，发汗而汗不出者，必发斑疹，汗出过多者，必神昏谵语。发斑者，化斑汤主之；发疹者，银翘散去豆豉，加细生地、丹皮、大青叶、倍元参主之。……神昏谵语者，清宫汤主之，牛黄丸，紫雪丹、局方至宝丹亦主之”（同上•第十六条）。⑥“太阴温病，血从上溢者，犀角地黄汤合银翘散主之”（同上•第十一条）。
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风温、温热。温疫、冬温等病，其在上焦时，可以出现卫分证，也可以出现气分证，也可以出现血气两燔证，也可以出现营分证，也可以出现血分证。这也就是说，在三焦辨证之中，同时又包含着卫气营血辨证问题，说明《温病条辨》中辨病与三焦、卫气营血辨证的关系的内在联系。
三、三焦、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纲要
（一）上焦温病
1、上焦温病的病位：
（1）上焦温病指各种传染病的初起阶段。《温病条辨》：“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上焦篇”•第二条）。
（2）上焦温病的证候性质属于表证。《温病条辨》：“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手太阴。”“肺者，皮毛之合也，独不主表乎”（“上焦篇”•第二条注文）。
2、上焦温病的主要临床表现：
（1）温热：《温病条辨》：“太阴之为病，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二寸独大，尺肤热，头痛，微恶风寒，身热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后热甚者，名曰温病”（“上焦篇”•第三条）。
（2）湿温：《温病条辨》：“头痛恶寒，身重疼痛，舌白不渴，脉弦细而濡，面色淡黄，胸闷不饥，午后身热，状若阴虚，病难速已，名曰湿温”（“上焦篇”•第四十三条）。
3、上焦温病的治疗原则：
（1）温热：治以辛凉解表。《温病条辨》：“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之训”（上焦篇•第四条•银翘散方论）。
（2）湿温：治以轻宣芳化。《温病条辨》：“轻开上焦肺气，盖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亦化也”（“上焦篇”•第四十三条注文）。
4、上焦温病各类疾病的治疗：
（1）风温、温热、温疫、冬温：
〔一般治法〕①邪在卫分，但咳，身不甚热，微渴者，用辛凉轻剂桑菊饮。②邪在卫分，但热，不恶寒而渴者，用辛凉平剂银翘散。③邪在气分，脉浮洪，舌黄，渴甚，大汗，面赤，恶热者，用辛凉重剂白虎汤。④养阴生津，用甘寒之剂雪梨浆、五汁饮。
〔变症治法〕①热甚气脱者，用白虎加人参汤。②热甚阴竭，气血两燔者，用玉女煎去牛膝加元参。③热甚出血者，用犀角地黄汤合银翘散以凉血散热解毒。④热入营分，舌绛而干，不渴者，用清营汤去黄连。⑤发斑者，用化斑汤。⑥发疹者，用银翘散去豆豉，加生地、丹皮、大青叶、倍元参。⑦神昏谵语者，用清宫汤，或用牛黄丸、紫雪丹、局方至宝丹。⑧邪入心包，舌蹇肢厥者，用牛黄丸，紫雪丹。对厥当细辨寒热，区分三焦，分别治之。⑨心烦懊憹者，用梔子豉汤。⑩痰涎壅盛者，用瓜蒂散吐之。
（2）温毒：
〔内治法〕咽喉肿痛、耳前后肿、颊肿、面赤者，用普济消毒饮去升、柴。神昏谵语者，可用安宫牛黄丸、紫雪丹、清宫汤。
〔外治法〕肿者用水仙膏外敷，破溃者用三黄二香散外敷。
（3）暑温：
〔一般治法〕：①大渴大汗、面赤、右脉洪数者，用白虎汤。②脉芤者，用白虎加人参汤。③脉弦细芤迟，身重而痛者，用东垣清暑益气汤，④无汗者，用新加香薷饮。⑤身重湿重者，用白虎加苍术汤。⑥轻症或余邪未清者，用清络饮。
〔变症治法〕：①汗多、脉散大欲脱者，用生脉散。②热入心营，时有谵语，烦渴、脉虚舌赤者。用清营汤、安宫牛黄丸、紫雪丹。③干咳者，用清络饮加甘草、桔梗、杏仁、麦冬、知母。④咳而有痰饮者，用小半夏加茯苓汤再加厚朴、杏仁。⑤吐血、舌白不渴者，用清络饮加杏仁、苡仁、滑石汤。⑥卒痉厥者，用清营汤，或少予紫雪丹。⑦手足瘈疭、肝风内动者，用清营汤加钩藤、丹皮、羚羊角。
〔伏暑治法〕：伏暑，即暑温过夏而发者。《温病条辨》谓：“长夏受暑，过夏而发者，名曰伏暑。霜未降而发者少轻，霜既降而发者则重，冬日发者尤重，子、午、丑、未之年为多也”(《“上焦篇”•第三十六条》）。意即在秋冬而出现暑温或湿温脉证者，即为伏暑。其治法基本同于暑温或湿温，所谓“证本一源”也。
（4）湿温：
〔一般治法〕头痛恶寒，身重疼痛，舌白不渴，脉弦细而濡，面色淡黄，胸闷不饥，午后身热者，用三仁汤。
〔变症治法〕①邪入心包、神昏肢逆，用清宫汤去莲心、麦冬、加银花、赤小豆皮、送至宝或紫雪。②喉阻咽痛者。用银翘马勃散。③哕者，用宣痹汤。④喘促者，用千金苇茎汤加杏仁、滑石。⑤身热疼痛而脉微弱者。用一物瓜蒂汤。
（5）温疟：
〔典型温疟治法〕用白虎汤加桂枝汤。
〔其他类型治法〕①癉疟用五汁饮。②肺疟用杏仁汤。③心疟用加减银翘散。
〔温疟与其他类症的鉴别要点〕①温疟以热盛挟表为特点。《温病条辨》谓：“骨节疼烦，时呕，其脉如平，但热不寒，名曰温疟”（“上焦篇”•第五十条）。癉疟以阴虚内热为特点。《温病条辨》谓：“但热不寒，或微寒多热，舌干口渴，此乃阴气先伤，阳气独发。名曰：癉疟”（“上焦篇”•第五十一条）。②肺疟以热而挟湿为特点。《温病条辨》谓：“舌白渴饮，咳嗽频仍，寒从背起，伏暑所致，名曰肺疟”（“上焦篇”第五十二条）。③心疟以热传心包为特点。《温病条辨》谓：“热多昏狂，谵语烦渴，舌赤中黄，脉弱而数，名曰心疟”(“上焦篇”•第五十三条）。
（6）秋燥：
〔温燥治法〕①初起用桑杏汤、桑菊饮。②稍重用沙参麦冬汤。③燥气化火，清窍不利者，用翘荷汤。④燥甚阴虚者，用喻氏清燥救肺汤。
〔凉燥治法〕①初起无汗用杏苏散，有汗用桂枝汤。②疝瘕痛者，用桂枝柴胡各半汤加吴萸楝子茴香木香汤。
5、治疗禁忌：
（1）忌辛温发汗。所谓：“温病忌汗，汗之不惟不解，反生他患”。但暑温无汗者不忌。①误汗伤阳：所谓：“汗为心液，心阳受伤，必有神明内乱、谵语癫狂，内闭外脱之变”。②误汗伤阴：所谓“汗为五液之一，未始不伤阴也。……温病最善伤阴，用药又复伤阴，岂非为贼立帜乎”？“风温咳嗽，虽系小病，常见误用辛温重剂销铄肺液，致久嗽成劳者不一而定。圣人不忽于细。必谨于微”。
（2）治上勿犯中下：病在上焦，取其轻清之品，所谓“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不但苦温在禁忌之列，初起亦忌苦寒。所谓“岂有上焦温病，首用中下焦雄烈劫夺之品，先劫少阴津液之理！知母、黄芩。亦皆中焦苦燥里药，岂可用乎”？“病初起未至中焦，不得先用里药，故犯中焦也”。在煎药方面提出，轻清之品不能久煎，所谓“肺药取轻清，过煎则味厚而入中焦矣”。
（3）禁升提：《温病条辨》：“禁升麻、柴胡、当归、防风、羌活、白芷、葛根、三春柳”。温毒用普济消毒饮，亦去升麻、柴胡，所谓“以升腾飞越太过之病，不当再用升也”。
（4）白虎四禁：《温病条辨》：“白虎本为达热出表，若其人脉浮弦而细者，不可与也；脉沉者，不可与也；不渴者，不可与也；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5）湿温三禁：《温病条辨》：“汗之则神昏耳聋，甚则目瞑不欲言，下之则洞泄，润之则病深不解”。
6、上焦温病的死证：
《温病条辨》：“温病死状百端，大纲不越五条：在上焦有二：一曰肺之化源绝者死；二曰心神内闭，内闭外脱者死”。又谓：“化源绝，乃温病第一死法也”。
(二）中焦温病：
1、中焦温病的病位：
（1）中焦温病指各种急性传染病的极期，由上焦温病传来，病位在胃与脾，同时又称阳明温病。《温病条辨》谓：“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第一条注文）。
（2）中焦温病的性质属于里热证、里实证。其挟湿者，亦以里湿热证为主。此外，《温病条辨》在中焦篇中还同时列出了寒湿。
2、中焦温病的主要临床表现：
（1）温热：《温病条辨》：“面目俱赤，语声重浊，呼吸俱粗，大便闭，小便溏，舌苔老黄，甚则黑有芒刺，但恶热，不恶寒，日晡益甚。传至中焦，阳明病也，脉浮洪躁甚……脉沉数有力，甚则肢体反小而实。……”（“中焦篇”•第一条）。
（2）湿温：《温病条辨》：“神识如蒙，舌滑脉缓”，“不饥不食，机窍不灵”。“热蒸头胀，身痛呕逆，小便不通，神识昏迷，舌白，渴不多饮”，“气壅为哕”，“脘闷，便溏，身痛，舌白”，“肿胀”、“疟”、“痢”、“疸”，“痹”(以上均见中焦篇）。
（3）寒湿：《温病条辨》：“痞结胸闷，不饥不食”，“腹胀，小便不利，大便溏而不爽”，“四肢乍冷，自利，目黄，舌白滑，甚则灰，神倦不语，……舌蹇语重”，“舌灰滑，中焦滞痞……面目倶黄，四肢常厥”。“舌白腐，肛坠痛，便不爽，不喜食”，“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身痛不休”，“霍乱兼转筋”，“腹中绞痛，脉沉紧而迟，甚则伏。欲吐不得吐，欲利不得利”（以上均见中焦篇）。
3、中焦温病的治疗原则：
（1）温热、以清、下祛邪，以养阴扶正为主法。
（2）湿温：以辛开苦降，芳香化浊淡渗利湿为主法。
（3）寒湿：以温中燥湿为主法。
4、中焦温病各类疾病的治疗：
（1）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
〔一般治法〕①凡见上述温热症征，脉见浮洪躁甚者，用白虎汤。②凡见上述温热症征，而脉见沉实有力者，用大承气汤。③凡肺胃津伤者，渴甚可用雪梨浆；复胃阴可用益胃汤、玉竹麦门冬汤。五汁饮、牛乳饮等，津液不足，增水行舟可用增液汤。
〔变症治法〕①脉浮而促者，用减味竹叶石膏汤。“脉促”，原注谓：“数而时止，如趋者遇急，忽一蹶然。”属热盛而伤及心阴，故仍用辛凉重剂透热于外，并加清心、养心之品。②属阳明温病里实证，轻证用小承气汤微和之。原注云：“诸证悉有，以非下不可，微则未至十分亢害，但以小承气通和胃气则愈，无庸芒硝之软坚也”。③肢厥、甚则通体皆厥者，用大承气汤。原注云：“阳明温病，面目倶赤，肢厥，甚则通体皆厥者，不瘈疭，但神昏，不大便，七、八日以外，小便赤，脉沉伏，或并脉亦厥，胸腹满坚，甚则拒按，喜冷饮者，大承气汤主之”。④“热结旁流”者，用调胃承气汤。原文云：“阳明温病，纯利稀水无粪者，谓之热结旁流，调胃承气汤主之”。⑤神昏谵语者，脉实用小承气汤；脉不实用牛黄丸或紫雪丹。原文云，“阳明温病，下利谵语，阳明脉实或滑疾者，小承气汤主之；脉不实者，牛黄丸主之，紫雪丹亦主之”。⑥痰涎涌甚者，用承气合小陷胸汤。原文云：“温病三焦俱急，大热大渴，舌燥，脉不浮而躁甚，舌色金黄，痰涎壅甚。不可单行承气者，承气合小陷胸汤主之”。⑦素体阴虚者，用增液汤；如用增液汤不下，可以用增液合调胃承气汤。原文云：“阳明温病，无上焦证。数日不大便，当下之；若其人阴素虚，不可行承气者，增液汤主之。服增液汤已，周十二时观之。若大便不下者，合调胃承气汤微和之”。
下之不通者。其证治有以下五种情况：①正虚者，用新加黄龙汤。原文云：“应下失下，正虚不能运药，不运药者死，新加黄龙汤主之”。②肺气不降者，用宣白承气汤。原文云：“喘促不宁，痰涎壅滞，右寸实大，肺气不降者，宣白承气汤主之”。③小便赤痛者，用导赤承气汤。原文云：“左寸牢坚，小便赤痛，时烦渴甚，导赤承气汤主之”。④邪闭心包者，用牛黄承气汤主之。原文云：“邪闭心包，神昏舌短，内窍不通，饮不解渴者，牛黄承气汤主之”。⑤津液不足者，增液汤或増液承气汤。原文云：“津液不足，无水舟停者，间服增液，再不下者，增液承气汤主之”。
下后治疗和调理：①下后以养胃阴为主。原文云：“阳明温病，下后汗出，当复其阴，益胃汤主之”。②下后脉浮洪者、白虎汤。脉洪芤者，白虎加人参汤。③下后虚烦不眠，心中懊憹者，用栀子豉汤。④下后热邪未全除者，用护胃承气汤或増液汤。原文云：“下后数日，热不退或退不尽，口燥咽干，舌苔干黑或金黄色，脉沉而有力者，护胃承气汤微和之；脉沉而弱者，增液汤主之”。“护胃承气汤服后，得结粪止后服，不便者，可再服”。⑤下后下证复现，只可与增液，不可与承气。原文云：“阳明温病，下后二、三日，下证复现，脉下甚沉，或沉而无力，止可与增液，不可与承气。”又云：“阳明温病，下后脉静，身不热，舌上津回，十数日不大便，可与益胃、增液辈、断不可再与承气也”。⑥下后退热，不可即食，原文云：“阳明温病，下后热退，不可即食，食者必复；周十二时，缓缓与食，先取清者，勿令饱，饱则必复，复必重也”。
阳明温病兼夹证的处理：①具前阳明温病症候，但不渴，舌绛者，用清营汤。②阳明发斑者，用化斑汤，发疹者，用银翘散去豆豉加生地大青叶元参丹皮汤。斑疹外出不快、内壅特甚者，可酌用下法，用调胃承气汤，得通则已。毒重者，加金汁、人中黄，渴加花粉，小便短加芩连。③小便不利者、加冬地三黄汤。原文云：“阳明温病，……小便不利者，甘苦合化，冬地三黄汤主之”。
〔治疗禁忌〕①温病禁纯用苦寒。原文云：“温病燥热，欲解燥者，先滋其干，不可纯用苦寒也，服之反燥甚”。苦寒虽可清热，但可化燥伤阴，属温热而需用苦寒者，可与甘寒同用，不可纯用苦寒，亦不可屡用苦寒。②温病小便不利者，忌用淡渗。原文云：“温病小便不利者，淡渗不可与也，忌五苓、八正辈”。③斑疹禁用升提、壅补。原文云：“斑疹，用升提，则衄；或厥，或呛咳、或昏痉，用壅补则瞀乱”。④下后不大便，只可与益胃汤，增液汤等，不可再与承气。⑤下后退热，不可即食，食必复，复必重。
（2）湿温、暑温、伏暑、疟、痢、疸、痹。
〔一般治法〕①因湿郁气阻、升降失司，表现为脘腹胀满、便溏、便泄、大便不爽，呕恶为主者，用一至五加减正气散。②因表里俱湿，脉缓身痛。汗出热解，继而复热者，用黄芩滑石汤。③内外合邪而表现的身热、身痛、汗多、自利、胸腹白疹者，用薏苡竹叶散。④以哕、呃为主者，用新制橘皮竹茹汤。⑤呕而不渴者，用小半夏加茯苓汤，呕而痞者，用半夏泻心汤加减。⑥因湿热困闭，表现为热蒸头胀，神识昏迷者，先用安宫牛黄丸开窃，再用茯苓皮汤分消湿浊。如系上焦湿温，里虚内陷而神识如蒙者。用人参泻心汤加白芍。
〔暑温证治〕温病之发生在夏令者，暑病之热多于湿者。①水结在胸，用小陷胸汤加枳实。原文云：“脉洪滑，面赤身热，头晕，不恶寒，但恶热，舌上黄滑苔，渴欲凉饮，饮不解渴，得水则呕，按之胸下痛，小便短，大便闭者，阳明暑温，水结在胸也，小陷胸汤加枳实主之”。②浊痰凝聚，心下痞，不食不饥不便者，用半夏泻心汤去参、姜、枣、草加枳实、杏仁方。③湿去热存，舌燥脉沉实者，用小承气汤。温病之挟湿者用药原则上喜刚忌柔，但应视湿热之多寡而进退。《凡例》中云：温病之兼湿者，忌柔喜刚，湿存热存之际，乌得不用柔哉，全在临证者善察病情，毫无差也”。此条即其具体运用例证，④邪在气分，舌滑微黄者，用三石汤。⑤邪气久留，热搏血分，舌绛少苔者，用加味清营汤。⑥神识不清，热闭内窍者，先与紫雪丹，再与清宫汤。⑦湿热并重，胸痞闷，潮热呕，烦渴自利，汗出溺短者，用杏仁滑石汤。
〔疟疾证治〕关于在湿温中列疟、痢、疸、痹者，已如前述。原文还谓：“本论之作，原补前人之未备，已有成法可循者，安能尽录。因横列四时杂感，不能不列湿温，连类而及，又不能不列黄疸、疟、痢，不过略标法则而已”。对疟疾的辨证论治，吴氏作了如下论述及补充：①疮家湿疟，忌用发散，苍术白虎汤加草果主之。②疟伤胃阳，胸中痞结者，用草果知母汤、加减人参泻心汤等。③疟伤胃阴，津液不复者，用麦冬麻仁汤。④脾疟，即表现为寒起四肢，腹满、腹泻、呕逆为主者，用露姜饮，或加味露姜饮；夹热者，用黄连白芍汤；湿重者，名湿疟，用厚朴草果汤。⑤正疟，即少阳疟（典型疟疾发作属于少阳），其偏寒重者，用小柴胡汤加减：其偏热重者，用青蒿鳖甲汤。⑥久疟者，用补中益气汤。
〔痢疾证治〕对痢疾的辨证论治，作了如下论述及补充：①在病因病机上，认为是湿热内蕴，夹杂食滞，气血不行所致，原文云：“湿热内蕴，夹杂饮食停滞，气不得运，血不得行，遂成滞下，俗名痢疾”。②痢疾初起，以清热利湿为法，小便短者用四苓合芩芍汤，或用滑石藿香汤，或用五苓散加寒水石。③痢疟挟表者，用活人败毒散。④一般情况下，可用加减芩芍汤、加味白头翁汤。⑤久痢可用人参石脂汤、加减附子理中汤、附子粳米汤、加减补中益气汤。⑥痢疾寒热互见者，用泻心汤；表里同病者，用加减小柴胡汤；阴虚内热者，用加减黄连阿胶汤。
〔黄疸证治〕黄疸属于湿温一类病证。原文云：“湿热不解，久酿成疸。”关于黄疸的辨证论治，《温病条辨》在前人论疸的基础上，作了如下论述及补充：①湿热发黄用栀子柏皮汤；湿热无汗或但头汗出，小便不利发黄者，用茵陈蒿汤。②夏秋之际发黄，一般以湿热为主。黄疸兼肿胀者，偏热者用二金汤、杏仁石膏汤；偏寒者用茵陈五苓散。③误用发表者，用连翘赤豆饮煎送保和丸。④提出阳黄与阴黄，可以互相转化，从阴黄而转阳黄者，可以按阳黄论治。原文云：“瑭于阴黄一证，究心有年，悉有罗氏法而化裁之（指罗谦甫用茵陈四逆汤治阴黄），无不应手取效。间有始即寒湿，从太阳寒水之化，继因其人阳气尚未十分衰败，得燥热药数帖，阳明转燥金之化而为阳证者，即从阳黄例治之”。⑤关于黄疸证治，《温病条辨》虽列入湿温论中，但吴氏极其推崇仲景，并对仲景治疸原则详加总结。在寒湿部分，又列出以茵陈四逆汤治阴黄，十分全面。
〔痹证证治〕对痹证的辨证论治，《温病条辨》在前人论痹的基础上，作了如下论述及补充：①指出痹证属寒者固多，属热者亦不少。所以《温病条辨》因载湿温而类及热痹。原文谓：“经谓：风寒湿三者合而为痹，《金匮》谓：经热则痹，盖《金匮》诚补《内经》之不足，痹之因于寒者固多，痹之兼乎热者，亦复不少，合参二经原文，细验于临证之时，自有权衡，本论因载湿温而类及热痹”。②痹证之属于湿热者，用加减木防己汤、宣痹汤、薏苡竹叶散等。③痹证之属于风暑寒湿杂见者，用杏仁薏苡汤。此方属苦辛温法，应列入寒湿类中，列此者，与前之湿热痹作为对待文字。
（3）寒湿：
〔一般治法〕①腹胀、小便不利，大便溏而不爽，用四苓加厚朴秦皮汤或五苓散；重者用附子理中汤去甘草加广皮厚朴汤。②腹痛、肢厥，用椒附白通汤。③吞酸、形寒、脘中痞闷，用苓姜术桂汤。
〔阴黄证治〕阴黄，以“面目俱黄，四肢常厥，”为临床特点用茵陈四逆汤、草果茵陈汤等治疗。
〔霍乱证治〕霍乱，以“既吐且利，寒热身痛，或不寒热，但腹中痛”为临床特点，用四逆汤、理中汤、五苓散等治疗。干霍乱用蜀椒救中汤或九痛丸治疗。
5、中焦温病的死证：
“一曰阳明太实，土克水者死；二曰脾郁发黄，黄极则诸窍为闭，秽浊塞窍者死”（上焦篇•第十一条注文）。
（三）下焦温病
1、下焦温病的病位：
（1）下焦温病指各种急性传染病的晚期，一般由中焦温病传来，病位在肝与肾，因此又称少阴温病。《温病条辨》谓：“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中焦篇。第一条注文）。
（2）下焦温病的性质为邪少虚多，正虚以阴虚、阴竭为主。其挟湿者，或为气阻，或为气虚，或为气阴两虚。《温病条辨》谓：“热伤气，湿亦伤气，……湿久独凝，至于下焦，气不惟伤而且阻矣”（下焦篇•第五十六条注文）。
2、下焦温病的主要临床表现：
下焦温病基本上亦可分为温热和湿热两大类„《温病条辨》中同时也对寒湿的临床表现，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1）温热：①身热面赤、手足心热甚于手足背，或夜热早凉。②口干舌燥，甚则齿黑唇裂。③心中震震，心中憺憺大动，甚则心中痛，或心烦不得卧。④手指蠕动，舌短，舌强，耳聋，痉厥。⑤神倦、神昏、烦躁。⑥战汗。⑦大便黄而易。⑧蓄血。⑨热入血室，⑩咽痛，咽喉生疮，语声不出。⑪舌绛而干，苔黄或苔少，脉或沉实、或燥盛、或虚大、或细促或结代，脉两至等等不一。
（2）湿温：①神昏窍阻，少腹硬满，大便不下。②三焦俱闭，二便不通。③气闭肛门坠痛，胃不喜食，舌苔白腐。④久疟。⑤久痢。
（3）寒湿：①舌白身痛，足跗浮肿。②痿弱不振，肢体麻痹。③先便后血，小肠寒湿。④寒疝。
3、下焦温病的治疗原则
（1）温热：育阴潜阳，定风。
（2）湿温：益气、清热、利湿。
（3）寒湿：温肾、助脾、行气。
4、下焦温病各类疾病的治疗
（1）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
〔一般治法〕①育阴复脉，以加减复脉汤为主方。用于下焦温病，热邪劫阴，表现为身热面赤，口干舌燥，齿黑唇裂，心中震震，耳聋，脉躁盛，脉结代，以及体虚病温，误治伤阴等。原文谓：“热邪深入，或在少阴，或在厥，均宜复脉”。②育阴潜阳，用一至三甲复脉汤，从急治；用专翕大生膏，从缓治。前者用于下焦温病，热深厥深或痉厥，暴虚易复者，后者用于肝肾伤阴，上盛下虚，久虚难复者。③育阴清热，用黄连阿胶汤、青蒿鳖甲汤、用于下焦温病，真阴欲竭，壮火复炽，心烦不得卧或夜热早凉无汗者。④育阴定风，用大小定风珠。用于真阴欲竭，虚风内动者。⑤育阴凉血，用犀角地黄汤。用于阴虚血瘀、大便黑而易者。⑥祛瘀通闭，用桃仁承气汤、甚则抵当汤。用于少腹坚满，小便自利，大便闭结或热入血室之属于瘀血在里者。⑦滋阴降火，用猪肤汤、桔梗汤、甘草汤、苦酒汤等，用于少阴温病水亏火旺，表现为咽痛、咽中生疮者。
上述下焦温病的治疗方法，临床运用时，必须注意正邪之间的关系。原则是：温邪尚盛者，先祛邪，邪少虚多者先扶正。原文谓：“壮火尚盛者，不得用定风珠、复脉。邪少虚多者，不得用黄连阿胶汤。阴虚欲痉者，不得用青蒿鳖甲汤”。“痉厥神昏，舌短，烦躁，手少阴证未罢者，先与牛黄紫雪辈开窍搜邪，再与复脉汤存阴，三甲潜阳，临证细参，勿致倒乱”。
〔变证治法〕①战汗。战汗是人体正邪交争的最后一战。战而汗出，示正胜邪，故“生”；战而汗不出，示正不胜邪，故曰“死”。对战汗的处理，提出三点：复脉汤热饮；虚盛者复脉汤加人参；保持患者绝对安静，勿事骚扰。原文谓：“但令静，勿妄动也。“总的精神是对正气不要有任何干扰，虚者注意扶正。②出血。大便黑而易，时欲漱口不欲咽，示出血。用犀角地黄汤凉血清热祛瘀补阴。③蓄血：少腹坚满，小便自利，夜热昼凉，示蓄血。用桃仁承气汤，甚则抵当汤，但须注意严格掌握指征，不可轻投。④热入血室。指妇人病温过程中，月经适来或适断，证见痉厥，神识昏乱，或余邪不解而见正虚证候。痉厥者用竹叶玉女煎；神昏者用加减桃仁承气汤；余邪不解而见正虚者，用护阳和阴汤或加减复脉汤加人参。
（2）湿温、暑温、久疟、久痢。
〔一般治法〕①湿蕴气阻，少腹硬满，大便不下，用宣清导浊汤清热化湿。②湿凝气闭，二便不通，用半硫丸温阳通闭。③寒湿气闭肛坠，胃不喜食，舌苔白腐者，用术附汤温肾助脾行气。
〔暑温、伏暑证治〕暑温为湿温之热多于湿者，伏暑为长夏受暑，过夏而发者。证本一源，治疗同于暑温。暑邪深入下焦，热暑必然伤阴，阴伤必然及阳，所以阳气亦见受损，暑必挟湿，因此，暑温晚期，亦即下焦暑温，必然是热、湿、阴虚、气虚互见，在治疗上除继续注意清热祛湿外，还要注意气阴两顾。原文谓：“暑温不列于诸温之内，而另立一门者，以后夏至日为病暑，湿气大动，不兼湿不得名暑温，仍归热门矣。既兼湿，则受病之初，自不得与诸温同法”。“凡热病久入下焦，消烁真阴，必以复阴为主，其或元气亦伤，又必兼护其阳”。①暑温晚期，以消渴为主者，或以肢体麻痹为主者，均为热盛伤阴，用连梅汤。方中除用黄连清热燥湿以外，其余均以酸甘复阴。热邪炽盛，烦燥神昏者，先与紫雪，再与连梅汤。若气虚者，加人参益气。②暑温晚期，正虚邪实，寒热互见，吐利，消渴者，用椒梅汤。该方即乌梅丸减味，原文谓：“此土败木乘，正虚邪炽，最危之候。故以酸苦泄热，辅正驱邪立法”。③上盛下虚，清浊交混，燥乱口渴，胃口伤残，气塞填胸者。用来复丹复阳。④伏暑、湿温、水结胸胁而胁痛者，用香附旋复花汤通络逐气。不解者，可间用控涎丹攻水。这是对《金匮》痰饮治疗上的补充，所述“香附、旋复，善通肝络而逐胁下之饮”，值得注意。⑤暑温晚期，阴液元气两伤者，以三才汤两复阴阳，而偏于复阴为多。
〔久疟证治〕疟在下焦，胁有块者，即属久疟。久疟的病机主要是“邪留正伤”。“胁下成块”的病机是“疟邪久扰，正气必虚，清阳失转运之机，浊阴生窃据之渐，气闭则痰凝血滞，而块势成矣。胁下乃少阳厥阴所过之地，按少阳、厥阴为枢，疟不离乎肝胆，久扰则脏腑皆困，转枢失职，故结成积块。属于所部之分”。因此，疟母应定位在肝胆，性质属正虚而气滞血瘀痰凝。①久疟以胁下痞块为主者，谓疟母，用鳖甲煎丸。②久疟以痛胀为主，属气血两虚者，用加味异功汤。③久疟以腹胀，呕水为主，属脾胃虚寒者。称“太阴三疟”，用温脾汤。④久疟以形寒嗜卧，舌淡脉微，属肾阳虚者。称“少阴三疟”，用扶阳汤。⑤久疟以气逆欲呕，劳则发热，胁下成块，属阴阳两虚者，称“厥阴三疟”，用减味乌梅圆。
〔久痢证治〕痢在下焦，即属久痢。久痢的病机是邪留正伤，正虚邪实，久痢的病位主要在脾肾，病性以寒湿为主，亦有湿热者。因此，对久痢的治疗，或温脾，或温肾，或阴阳两补，或燥湿，或固肠，或兼清利湿热。①温脾，可用加味参苓白术散，兼清热燥湿者用乌梅丸。②温肾，可用参茸汤，三神丸。③温脾温肾，用双补汤。④阴阳两补，用加减理阴煎，参芍汤、肉蓰蓉汤。⑤补阴，用人参乌梅丸。⑥固肠，用桃花汤、地黄禹余粮汤。⑦久痢患者，如确属正尚未大虚者，亦可间以利湿，清热为主进行治疗，可以用茵陈白芷汤、断下参湿汤、白头翁汤、加减泻心汤等，但应慎用。正未大虚的指征是“饮食不减”。
（3）寒湿
本篇指出，治下焦之湿，以护肾阳为主。其法有四：一曰温肾。原文谓：“使火能生土”。二曰利水，原文谓：“肾与膀胱为夫妻，泄膀胱之积水，从下治，亦所以安肾中之真阳也”。三曰升脾阳，原文谓：“脾为肾之上游，升脾阳，从上治，亦所以以水不没肾中真阳也”。四曰温肝，原文谓：“水能生木，水太过，木反不生，木无生气。自失其疏泄之任，经有‘风湿交争。风不胜湿’之文。可知湿土太过，则风木亦有不胜之时，故治厥阴之湿，以复其风木之本性，使能疏泄为主也”。
治湿的常用方法：温肾用鹿附汤，安肾汤等；助脾用术附姜苓汤、黄土汤等；温肝用橘半桂苓枳姜汤，椒桂汤、天台乌药散等。具体用法：肾阳虚，足跗浮肿者，用鹿附汤。脾肾阳虚者，用安肾汤。脾阳虚，肢体麻痹者，用术附姜汤；便血用黄土汤。肝寒气滞，爽饮停聚而阴吹者，用橘半桂苓枳姜汤。寒疝少腹痛者，用椒桂汤、或天台乌药散；属寒热错杂者，用大黄附子汤。
5、下焦温病的死证：
“在下焦则无非热邪深入，消烁津液，涸尽而死也。”（上焦篇•第十一条注文）
（四）温病愈后调理
1、药物调理原则：
（1）温病愈后在药物调理方面，一般仍以养阴为主，可用五汁饮、牛乳饮、益胃汤等。
（2）要因人而异，不能拘执于养阴一说。阳虚体质者要补阳，痰盛者要祛痰。如中焦阳气素虚，偶感温病，用药过剂或过于苦寒，以致中焦停饮而不能寐者，用半夏汤。阳气素虚，温病热退身凉冷汗出者，以桂枝汤复其阳。阳气素虚，温病愈后，舌淡面黄，不饮不食者，用小建中汤复中焦阳气。
2、饮食调理原则：
（1）温病解后无余邪，正气未大虚，不必用药，可以用饮食调理之。
（2）病人体虚，发病极重，又伤于误治，则应药食同调。
总之，温病愈后调理大要是：“温病后以养阴为主，饮食之坚硬浓厚者不可骤进，间有阳气素虚之体质，热病一退，即露旧亏，又不可固执养阴之论而灭其阳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