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关于用《周易》筮占的记载共有十二则，引用《周易》文的五六处；《国语》中所载《易》筮的也有两条。这是最早的关于《周易》的记载。《论语》所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一条，是在疑信参半的范围中；而且那几句话，就算是真，也只说明孔子学过《易》，与《周易》本身的研究没甚关系。孔子引过“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而他却说“不占而已矣”，把《易》文当作谚语看待，也就是不把《易》当做占筮书，而当做修养书。我们要探讨《周易》最初在社会上的地位、一般人对于它的态度、它的性质是怎样的、与后来的《周易》有无不同的地方这些问题，我们就得把这十几则文章来做我们研究的史料了。
从《左传》、《国语》所载的来看，所筮之事，实在灵验极了。占婚嫁，占战争，占目前之行事，占将来之命运，吉吉凶凶，无占不灵。这很足以见到《周易》在当时社会所占的势力，足以吸引人的信仰，支配人的思想。又观伯廖引《易》辞以知曼满之必死，知庄子用《易》辞以推断晋师之必败，蔡墨引《易》辞以反证龙物之必有，韩宣子见《易》象而叹周礼在鲁，可见《周易》在当时亦渐渐为人所尊视，《易》辞有格言宝训的价值。在相信数术的先秦社会，《周易》以占验博得一般人的信仰；加以格言式的教训之价值，儒家专从这方面去寄托发挥他们的思想，所以《周易》的地位一天高似一天。这样的痕迹，我们可以约略找寻出来的。
其初，《周易》并不见得怎样为人重视。这一点，在别的先秦载籍中不见称引可以知道，就在《左传》所载的事实上也看得出来。记卜筮的，一定是先卜后筮，虽说卜筮往往符合，但到了吉凶不同的时候，如“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僖公四年《传》）。虽然有人说这是卜人偏袒龟卜，但卜人竟敢违反献公的意旨，说这类话，不能说毫无根据，有意诋《易》。“筮短龟长”的说法，恐怕是当时所公认的话，所以往往先卜后筮。不然的话，何以要先用繁难的龟卜，才用简便的筮占呢?若果《易》筮已经完全博得一般人的信心，龟卜早就该淘汰了，谁还去干这麻烦的事?就骊姬一事来看，正证明“筮短龟长”的话是不错。可惜我们没有看见筮占骊姬是怎样的一种“吉”。
我想《周易》之在春秋时代，还只是占书的一种，比较著名的一种，后来因为一则它用法简便，二则颇为灵验，三则它带有哲理的辞语，所以它的价值渐渐增高。龟卜因为繁难而材料又不易得，所以龟卜就不行，而被《易》筮夺取了它的地位了。
我们从《左传》、《国语》的记载中，约略知道下列几件事：
一 占法
《周易》本来是一种占书，这一点已无疑义，《左传》、《国语》可做证据。但《周易》究竟是怎样占的，这可是一个难以详考的问题。因为占法早已失传，《左》、《国》所载不过是所占之结果，而不是揲蓍的方法。后人所根据的，多半本之《系辞传》。《系辞》后出，不敢说它所载的就是春秋前后的方法，何况它又是一些杂乱笼统的话呢。
我们现在姑就《左》、《国》所载占筮之结果来看，大概有这么几种条例（相传之说，兹引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答问语）：
（1）一爻变，则以变爻辞占，如观之否（庄二十二年），归妹之睽（僖十五年），明夷之谦（昭五年）之类是也。
（2）数爻变，则以彖辞（即卦辞）占，如艮之八（襄九年），屯贞悔豫皆八（《晋语四》）是也。
（3）六爻皆不变，亦以彖辞占，如泰之八（《晋语四》）是也。
这些条例，是后人按所载加以推测的，能否得其本来之真相，那就不敢说了。例如第一条，赵汝楳早就提出反对，他说：
案：《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筮陈敬仲，遇观之否；闵公元年，毕万筮，遇屯之比；闵公二年，威公（实桓公）筮成季，遇大有之乾；僖公十五年，晋献公筮嫁伯姬，遇归妹之睽；僖公二十五年，秦伯筮纳王，遇大有之睽；襄公十五年，崔武子筮棠姜，遇困之大过；昭公五年，庄叔筮穆子，遇明夷之谦：皆以两卦之变爻占。然昭公十二年，南蒯筮，遇坤之比；哀公九年，赵鞅筮救郑，遇泰之需，乃止用本卦而不及之卦，则所用变爻亦不定。（《周易辑闻》附《筮宗》）
对于第二条，他驳《易数大略》“三爻变，以本卦及之卦彖辞占”之论：
案《晋语》，晋公子筮有晋国，得正屯悔豫；司空季子举“利建侯”，此以两卦《彖》辞占者。然《周语》，晋筮成公，遇乾之否，亦三爻变，乃引当时占书而不举《易》《彖》。（《筮宗》）
第三条“六爻不变”之例，他也提出异议：
案：《左传》昭公七年，孔成子筮立元，遇屯，不变，曰：“元亨。”此举卦《彖》为占者。然成公十六年，晋楚战，晋筮遇复；僖公十五年，秦伐晋，筮遇蛊：皆不变，皆不举卦《彖》。孔成子筮立絷，遇屯之比，乃一爻变，史朝举卦《彖》曰：“元亨。”则六爻不变者，不专以卦《彖》占；而一爻变者，反得举卦《彖》也。（《筮宗》）
依他这样说，则《左》、《国》所载，简直就找不出甚么筮占的方法来了。因为它本来没有一定的方法，有时这样说，有时那样解，后人要给它立几条原则来范围它，使人有所遵从，结果是失败的，倒不如让它空空洞洞，在有法无法之间，然后见得它的神灵。毛奇龄著《春秋占筮书》，极力推崇《周易》之占验，它引一段故事说：
东汉永建三年，立大将军梁商女为贵人，筮之……得坤 之比 ……当时解之者，但曰“元吉”“正中”而已。其后进为后，顺帝崩，进为皇太后，以无子，立他妃子，临朝，即冲帝也。冲帝崩，质帝立，又临朝。及兄冀弑质帝，然后迎桓帝立之，而于是有兄冀擅权，宦官乱政之祸。今占之，则坤五，后也。之比，而变刚，君也，临朝也，所谓“显比”者也（比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舍逆取顺”）。“三驱”，立三帝也。“失前禽”者，无子也，犹无前星也。“舍逆取顺”者，信宦官，杀忠良也（池案“舍逆取顺”，为《象传》之文，用以解“失前禽”之意者，并非爻辞）。其最可异者，一推自复（推《易》法，凡一阳卦俱从剥复来），以震初之刚 而易比五；一推自剥，以艮上之刚 而易以比五。震为长子，为兄；艮为门阙，为阍寺（俱见《说卦》）。合兄冀与宦官而皆与九五有参易之象，因之有弑帝乱政之祸。向使汉之太史知此，则必唾而去之矣。
若汉太史生在毛奇龄的时代，有史事可凭，他的聪明决不让毛氏；反过来说，若毛氏在东汉为太史，恐怕也止于会说“元吉”“正中”的话吧。无论如何，他决想不到“三驱”即“立三帝”，“失前禽”即“无子”；他也决想不到“舍逆取顺”一句《象传》的话，可以合经文一样地有大意义，是“信宦官，杀忠良”的解法。我们只能惊叹《周易》的神秘奥妙，却不愿责备汉太史之无知，因为《周易》实在是太神妙了，“广大悉备”，无所不包；它的变化是无穷的，它的取象是无限的，它的占筮又这么灵验，汉太史只有自叹不才，等毛奇龄先生在千百年后来替他解释。
从《左传》、《国语》中求占筮的原则已是求不到了，然而他们——春秋时代的卜官之流，所占又那么灵验，难道他们竟是信口开河，适逢巧合吗?这当然不是的。他们当时一定有他们的方法，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他们的方法或许有好些，我们现在考究不出来罢了。一种技术之能施用，流传社会，能够博得一般人的信心的，它当然有其施行的方法。虽然现在我们未必相信它，但当时则必是相信的。又春秋时所用的占法未必是原始的占法，正如秦汉以后的占法不一定是先秦的占法一样。然而春秋时代确会用《周易》来筮占，筮占又一定有筮占之法。它的方法，我们虽不能给它定出几条原则来，但我们可以综合他们所说的话来做一个结论。关于这一点，赵汝楳在《易雅》一书中已给我们说明过，他道：
夫儒者命占之要，本于圣人，其法有五：曰身，曰位，曰时，曰事，曰占。求占之谓身，所居之谓位，所遇之谓时，命筮之谓事，兆吉凶之谓占。故善占者，既得卦矣，必察其人之素履，与居位之当否，遭时之险夷，又考所筮之邪正，以定占之吉凶。（《占释》第九）
这是从《左传》、《国语》所载占验之事加以综合的解释的，这个解释很能揭出筮占变化的原则。《周易》的卦爻与卦、爻辞既然是死板板地限定了（春秋前后，大概还有其他卦、爻辞），则在占得同样的卦爻的，岂不是应有同样的吉凶才对。那末，占法未免太死板了；而事实上有时吉凶相反的，那更是得失无凭了，教人怎样去信?《周易》的占法，起先或许有过这样的缺憾，后来几经试验，事后参详，才知道占法原来不是这样简单的，必须从求占者其人其位，以及其时其事加以推求对照，与占辞是否相合，然后定得吉凶。并不是占得吉就一定好，要你能够消受得才成（如南蒯之将叛的故事）；占得凶也未必一定倒霉，要看时地而定（如重耳筮得国之事，与鲁将伐越，子贡与孔子之辩吉凶的故事，见《论衡》二十四《卜筮篇》）。这种因身因位、因时与事而定吉凶的占法，想是经过一番变化，较为进步的占法了。这里不妨再引《易雅》所举的例证来看看：
姑以卫孔成子所筮论之。孟絷与元皆嬖人婤姶之子，则身也。孟长，元次，则位也。襄公死，社稷无主，则时也。筮享卫国，则事也。筮元得屯，筮孟得屯之比，则占也。夫继体为君，将主社稷，临祭祀，奉民人，事思神，从会朝，而孟不良能行，成子虽不筮可也；疑而两筮之，皆得“元亨”，傥史朝以“元”为“长”，昧非人之义，而吉孟之占，是使跛躄为君，而蓍失其所以灵矣。
孔成子筮立孟，得屯之比，史朝以卦辞为占；毕万筮仕，亦得屯之比，辛廖兼本卦之卦两象为占：非卦同而占异也，立君与仕事之重轻已殊，孟絷、毕万之身与位时又殊，虽使百人千人同得此卦，其占乌乎而可同！
南蒯将叛，筮得坤“黄裳元吉”，子服惠伯以为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
晋文筮有晋国，得屯之豫。史以为不吉，司空季子以命筮之辞占之，曰：“吉孰大焉!”
是知吉凶无常，占由人事。固有卦吉占凶，卦凶占吉；亦有同卦异占，异卦同占：非参稽五物，无以得蓍之情而穷其神也。
看《左传》、《国语》所载，《周易》之所以那么灵验，断不是像一爻变用甚么占，数爻变用甚么占，不变又用甚么占，那样简单的几条条例所能济事的，必定要参稽这“身、位、时、事、占”五物才足尽筮占之能事，得筮占之妙窍，探《周易》之神奇。若果还不够，或许可以添上地方之“地”一项或其他；若果嫌“占”的一项在《左》、《国》中所说的卦“象”还不数用时，也可以仿照他的办法，再增添上去，如《说卦》所载以及九家逸象所云；这些似乎还不够，又不妨学学汉儒，再创造些八卦方位、纳甲、纳音、世应、飞伏等玩艺儿，只要把它解得通，说得灵。
二 卦象
《系辞传》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又曰：“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是《周易》最重要的东西。这是“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的。卦中合象，卦就是代表象的。《左传》、《国语》之言卦象的，如：
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庄二十二年）
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晋语》）
综计《左》、《国》所载，约有下列几种：
乾——天，天子，金，玉。
坤——土，马，母，众，顺，帛。
震——车，雷，兄，长男，足。
巽——风。
坎——水，夫，众，劳。
离——火，日，鸟，牛，公侯。
艮——山，“于人为言”，庭。
兑——泽。
屯——厚，固。
豫——乐。
明夷——日。
比——入。
随——出。
这些卦象，就是《说卦传》与《杂卦传》所完全采取而加以扩充的。古代所用的卦象，当然不止这些。《说卦》所说，并不是向壁构造，可以说它是实有所本的。就这简单的几条来说，一卦之中，已有几种取象，所取之象，范围亦广，从天文地理以至人事各方面都有了。八卦的关系，验以坤为母、震为男之说，似乎已经成为“一家”了。
三 变卦互体
《左传》、《国语》常说某卦“之”某卦，如观之否，屯之比之类；“之”者，变也。观之否，观卦的六四变为九四，成为否卦；屯之比，屯卦的初九变为初六，成为比卦也。
“变卦”与“卦变”不同：“变卦”从揲蓍而变；“卦变”是卦自为变。朱熹《卦变图说》谓：“凡一阴一阳之卦各六，皆自复姤而来；二阴二阳之卦各十有五，皆自临遯而来；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来；四阴四阳之卦各有五，皆自大壮观而来；五阴五阳之卦各六，皆自夬剥而来。”王应麟《困学纪闻》：“一卦变六十四，六十四卦变四千九十有六。……”钱大昕《潜研堂集》：“卦变之说，汉儒谓之‘之卦’。虞翻说《易》，专取‘旁通’与‘之卦’。‘旁通’者，乾与坤、坎与离、艮与兑、震与巽交相变也。‘之卦’则以两爻交易而得一卦。”从本卦中以两爻交易而得一卦之“卦变”，与从揲蓍的从此卦变至彼卦之“变卦”自然不同。汉儒之“之卦”与《左》、《国》某卦“之”某卦也是不同。《左》、《国》只言“变卦”，却没有用“卦变”之法。谈“卦变”当自汉儒始，其根源大概从卦、爻辞与《彖传》所说的“往来”、“上下”、“刚柔”以及损之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顾亭林《日知录》说）等推演出来（卦变之说，有驳斥者，见李惇《群经识小》）。
“互体”之说，普通是说二至四爻、三至五爻交互各成一卦；这个“互体”之卦，据说与本卦是很有关系的；一卦之义，包含了互体卦义；一卦之占，也要从互体卦上去推测。例如八卦之中除了乾坤是纯阴阳二卦外，如震（ ）有艮下坎上之互体，巽（ ）有兑下离上之互体是也。互体是汉儒用以附会卦象而释占的一种巧妙的方法。例如：
“遇观 之否 。……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
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杜注：“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风为天于土上”，何以是“山”，诚然难解；但卦象是这样，它却没有说明是互体；就是初、二、三、四、五、上等爻之名目，在《左传》、《国语》中也找不出来。然则二至四，三至五的互体说，那时候当然还没有，至少它不像后来的说法。又如：
遇归妹 之睽 。……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其 ，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服虔注：“三至五，坎；坎为血，血在坎上，故刺无血。三至五为坎；坎为月，月生西方，故为西邻。……三至五有坎象，水胜火，故为嬴败姬。……五至三有坎为水象。震为车，得水而脱其 也。”
这些都是望文附会的，原来并没有这种意义。最可笑的是坎既为血，何以又说“血在坎上”?换句话说，“血在血上，故刺无血”，这话通吗?
总之，《左传》、《国语》所载虽可以把互体说附会上去，但原来却没有这种说法。
四 卦爻辞释
《易经》的内容分两部分：一是卦画，是取象的；一是系辞，是辨吉凶的。“象”的部分，范围是可以推扩到很广，《易》学家是要把八卦来包笼森罗万象的，因为这几个符号虽简单，但它是很神秘的，你可随便把甚么附会上去，它是无所不容的。至于“辞”的部分，似较为有限制了，实实在在这么一句话，你不能把它放大了多少，你更不能去改变它。不过这也是比较的话而已，一句话有时也很可以有好几种的说法。像《周易》卦、爻辞那么古奥的话，有时教你把它分句读也有一句话作好几种的分法的，何况它的文义的解释。例如《周易》开卷第一句，
乾元亨利贞
你可以把它读作
乾：元，亨，利，贞。
穆姜的解释是这样读。你也可以读作
乾：元，亨，利贞。
《国语》司空季子的话与此相类。你又可以读作
乾元，亨，利贞。
《晋语》及《文言传》就有这个说法，《文言》说：“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但我们若把《周易》作文法比较的研究，又可以读成下式：
乾：元亨，利贞。
读法既然不一样，解释当然不同。现在我们试把《左传》、《国语》所载的与《易传》的解释比较一下。
我们就举这五段做例吧。其余若随之“元亨利贞”的解释，为《文言》所采用；明夷之谦（昭五年）卜楚丘之言，是没有可比较的。
我们比较各种解释，觉得《左传》、《国语》所载比《易传》为较详尽切实；其中最没意义的是《象传》的话，往往说了等于没有说。他的原因，我想是因为前者是卜官或于《周易》有研究的人所解释，故较为得当。而著《易传》的作者们，是儒家者流，他们本来是不大理会《周易》的，视为一种占书；但对于这本占书渐渐觉得他有说理的文章可观，有至理名言在内，儒家者流才注意它，终于把它拉拢来做了他们的经典，把它染上一层儒家的色彩。《彖传》作者大概还跟卜官之徒有来往，得到点传授，故所言尚觉不差。至《小象》（解爻辞）作者，简直是东施效颦，直抄爻辞而已。
《左》、《国》筮辞较《易传》所释为切当，还可以引一段话来证明：
《春秋》襄九年《传》，穆姜答史之言，与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词小异。以文势论，则于彼处为宜。以文义论，则“元”即“首”也，故谓为“体之长”，不得遂以为“善之长”。“会”者，合也，故前云“嘉之会也”，后云“嘉德足以合礼”。若云“嘉会足以合礼”，则于文为复，而“嘉会”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长人、合礼、和义而乾事，是以“虽随，无咎”。今删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于四语之上，则与上下文义了不相蒙。（崔述《洙泗考信录》）
崔氏要证明《文言传》“非孔子所为”，故揭出“作传者采之鲁史而失其义”之秘。实则《易传》之释《易》，都较《左》、《国》对筮辞的说解为差，这是时代不同的关系，我们是不能为《易传》讳言的。《易传》大部分出于儒家之手，儒家而肯为占书《周易》作传，已是颇后的事了，是当《周易》被尊为“经”书这一度变化之后的事情。被尊为经书的《周易》与作占筮用的《周易》是不同的：一个是数术时代，一个是哲理时代。因为时代有先后，所以解释就有异同；因为解《易》之人的派别不同，所以他们的观点就有差别。《文言传》之解“元亨利贞”，虽采自《左传》，而所以有不同者，并非“失其义”之过，实是时代不同、观念不同的缘故。其所变更的字句虽小，而其所受于时代的影响实大。再看“坤之比”一段，《左传》惠伯之所释，美有上中下之分，而“参成可筮”，《文言》则另有一番见解，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其口吻之差别，与思想之不同，可以概见。当然，不从占筮说，而从哲理说，则《易传》又有它的比较高深的道理在。《左》、《国》所载春秋时人对于《易》的说解，一面要顾到占筮，一面则引伸发挥；《易传》虽说解经，实则是借《易》来发挥他们的封建伦理思想，为统治者宣教，其重点已经转变了。
五 当时占书与卜者撰辞
《左传》、《国语》中所占之繇，跟《周易》之卦、爻辞大多相同，也小有出入。如归妹之睽，“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贶也”，今《易》辞作“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意义相当，无关宏旨。其中有完全不同的一条，是：
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僖公十五年）
蛊的卦辞，在《易》为“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卜徒父之言，既非其自撰之辞；玩其文，似引自占书，故杜注谓是“卜筮书杂辞”。又成公十六年《传》：
晋侯将伐郑……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䠞，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蹶王伤，不败何待！”
辞与《周易》亦不同，刘炫谓亦是杂占之辞（见僖十五年《正义》引）。
因为所占的与《周易》的卦、爻辞不一样，所以就说他是杂占之辞，或“筮书杂辞”。可见当时所用以占卜的，除龟蓍之外，当有别的占法、占书；或《周易》除现存的卦、爻辞之外，还有别的占辞。可惜我们现在已无法知道了。我们只知道，除《易》的卦、爻辞外，还有别的占辞；又知道，用《易》占的并不一定依照《易》辞，别的占辞与《周易》有同等的价值，有同样的灵验。
据《左传》、《国语》所载，还有一种特别的现象，就是卜官在筮时临时所撰之辞。如：
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闵公二年《传》）
杜注：“乾为君父，离变为乾，故曰‘同复与父’，见敬与君同。”筮者之辞，跟卦、爻辞很相类。又昭公五年《传》：
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
句法虽不像卦、爻辞，其性质与故事也很有点相近。《周易》卦、爻辞中，有些是含有故事性质的，如随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大壮六五“丧羊于易，无悔”，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蛊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等，都带有故事的背景的。这些辞语，若能明白其故事之底细，就容易解，否则说人人殊，聚讼难决。如“康侯”之“康”，成为“美名”（王弼注），“侯，谓升进之臣”（孔《疏》），而“箕子”变为“荄滋”了；而王亥“丧羊于易”的故事，王国维和顾颉刚先生的研究，比过去的《易》说高明得多（参看顾先生之《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见《燕京学报》第六期）。《左传》载成季与穆子之生之辞，若只载筮者之辞而不及故事的背景，则这些筮辞，恐怕永远没有人理会得出他们是怎么一回事。《易》卦爻辞就是卜官所记载的，其中有许多为我们所不容易了解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只见筮辞而没有见到这筮辞的背景。
1930夏，燕京大学
（载《古史辨》第三册《上编》）